五、人民感到自己已被出卖——10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五、人民感到自己已被出卖——10月31日—1月22日

　　然而，愤怒和憎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有酿成内战之势，从而使外患之上又添加内忧。
　　幻想一个接一个破灭了。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政府不想采取任何措施，它坐失时机，浪费给养，正在把我们领向绝路；一旦弹尽粮绝，就只好向普鲁士人打开首都的大门了。
　　我们知道，梯也尔跑遍了欧洲各国的宫廷，到处遭到帝王们的冷遇；使法兰西蒙耻，使共和国受辱。
　　我们知道，这样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只能是耻辱，在这位最狂暴、最凶残的反动派的代表和我们的仇敌国王们之间，只能进行导致人民失败的肮脏交易，而我们的祖国却还得为此支付定金。
　　就在巴黎，三四十万武装人员——大多数都在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和忠诚——陷于无所事事、无能为力的境地。看到这幅景象，真叫人不寒而栗。
　　两件灾难性的事件使形势急转直下，一件是布尔日战役失利，^[1]另一件是巴赞在麦茨投降。
　　政府就这两件灾难性的事件，撒了许多弥天大谎，从而证明它是事件的主使人。
　　麦茨投降的消息已由罗什福尔透露给了弗路朗斯，后者又告诉了费里克斯·皮阿。政府手中明明拿着麦茨投降的战报，却仍要在《政府公报》，上恬不知耻地否认投降的消息。第三天，它又无可奈何地派人把这个消息贴满巴黎墙头。
　　现在来谈谈10月31日。
　　我不打算叙述这一天的详情，因为我当时不在场，我只想讲我亲眼见到的事情。^[2]
　　因此，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报纸的报导和不时前来向我传递消息的几位朋友的叙述。但我要毫不含糊地指出的是，试图发动这场运动的优秀公民们有权这样做，他们掌握着真理，而倘若运动取得了成功，共和国和法兰西也就得救了。
　　因为没有计划，事先也没有很好地配合，更因为一些所谓的起义者不合时宜地宽宏大量，重犯了9月4日的错误，听凭那些已经落入手心的敌人逃之夭夭，运动以失败告终。政府胜利了，它趁机背弃了自己的一切许诺和誓言，甚至连几个小时前在市政厅召开的各区区长和副区长会上答应的立即举行市政委员会选举，现在也不算数了。
　　法夫尔和特罗胥之流取消了这次选举，代之以一次对政府的信任投票。既然胜者常有理，信任票自然不会少的。^[3]
　　一切都完了，彻底完了。
　　然而，行动总不会毫无效用的。10月31日的运动虽然失败了，却迫使政府组建了新营，中止了停战谈判，使巴黎被围之后还坚持了一段时间，至少为巴黎人民保全了面子。
　　人民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唯有坚持！
　　就这样，到了1月。人民的幻想——这个人民是最富于幻想的——一个接着一个地化为泡影。
　　起初，出击尚能取得胜利，后来也全都失利。由于实行面包定量供应，饥馑开始了。接着，由于定量供应的办法虽然夺走了居民一多半必不可少的食物，却没有引起抗议，也没有使任何人要求投降，政府感到无计可施，就用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草秸、燕麦、大米和豆荚皮做起面包来，这种面包，只有肠胃最结实的人勉强可以对付。
　　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国民自卫军反而更加坚决地要求大规模出击。
　　有的人说：“既然眼看就要断粮，那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必须破釜沉舟，把所有的精锐部队都集中起来，用到一两个点上，打开一个突破口，去和外省部队会合。”
　　把巴黎扔给留守的国民自卫军，巴黎也许会失陷，但这不要紧，因为二十万正规部队和新营以及他们的武器可以因此而得到保全，去支援甘必大组织的其它卫国部队。
　　我不知道这个计划是否切实可行，但它总比坐以待毙好，而我们流的血也许会比后来凡尔赛分子在五月份劫掠巴黎时少些。
　　正当这个伟大的城市里手持武器的男子汉们酝酿这个英勇计划的时候，正当他们要求抵抗到底，要求大规模出击，下定决心宁死不屈的时候，政府对正规部队动起手来了。
　　他们在前线部队和别动队中大肆活动，恣意进行瓦解军心和鼓吹怯懦的宣传活动。军官们心里明白，这将有助于他们的升迁，于是就向土兵们灌输抵抗无益的思想，让士兵们高喊“和平万岁！
　　他们走得比这还要远，竟然搞起这种更加卑鄙无耻的勾当来了：挑动正规军对国民自卫军的嫉妒和憎恨。他们说什么国民自卫军胆小如鼠，国民自卫军要求打下去只是为了每天领到三十苏去混日子。
　　政府故意让正规军滞留在前沿哨所，让他们挨跳蚤咬，让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却对他们说，国民自卫军不愿接防。实际上恰恰相反，国民自卫军不仅一直在请求派他们独自担当守卫城墙、碉堡和前沿哨所的任务，以便将全部正规军抽出，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还一直在大声疾呼，要求满足他们的愿望，允许他们在出击的时候和正规军并肩作战或担任突击。
　　长时间的造谣活动果然奏效，这种无耻的阴谋不久就有了结果。
　　每当国民自卫军前去值勤，高唱着爱国歌曲在别动队和正规军的队列前面走过时，没有一次不遭到辱骂、嘘声或戏弄。
　　士兵们朝他们喊道：“瞧，三十苏来了，要‘血战到底’的来了！”同时还高呼：“和平万岁！”
　　公民们则以“共和国万岁！”“打倒普鲁士人！”等口号回敬他们。
　　军队越来越恨巴黎人，巴黎人则越来越瞧不起军队，认为他们士气低落，不堪一击。
　　如此这般就到了1月19日。
　　投降是早已在政府会议上定了的，而且也许已同俾斯麦非正式地谈妥。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步伐，尤其是要防止愤怒的国民自卫军拒不接受投降的决定，而这一点确实是令人非常担心的，同时还要防止像10月31日那样，因国民自卫军的态度而使停战破产。
　　他们对此只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国民自卫军调往前线，让他们去出击，反正他们一直不停地要求出击，而且口气越越带有威胁性。
　　政府惯于用谎言和大话掩饰自己的怯懦，它也许真的以为别人也是怯懦的。
　　于是，政府就希望国民自卫军见到普鲁士人就退却逃跑，而一旦丢了脸，国民自卫军就会以感激的心情接受投降的决定。
　　何况，已经采取了各种必要措施，让国民自卫军战败，或者万一打了胜仗，也不让他们从中得到好处。
　　如果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就把国民自卫军收拾掉，这样就可摆脱掉那些碍事的人。
　　“啊哈！你们要打仗，你们要打普鲁士人，那好吧，弟兄们，为了来个一败涂地，现在已经万事俱备。由我们来左右，你们的努力只能是一种徒劳。冲吧，向前冲吧，找死去吧，让你们心满意足吧！你们早该出去了！”
　　这一天，巴黎的情景实在令人赞叹不已，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一清早，各区都以隆隆的鼓声集合队伍；天大亮时，新营从四面八方穿过市区。从水塔广场到蒙马特尔郊区的入口，马路上黑压压的排满了队伍。
　　人们在那里尽量大事声张，拖延时间，为的是让普鲁士人知道：马上就要对他们出击了，以使他们有所准备，采取对策。^[4]
　　这些新营军容威严，士气坚定。他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这样多。人人都把响应号召看作是与自己的荣誉攸关的事。妇女和孩子们也来了。有些年纪虽轻却已做了父亲的人，手里牵着孩子，妻子扛着枪，以减轻丈夫的负担。
　　到了出发的时间，父亲亲过自己的孩子，把他交给留守的某个邻居，然后就走入行列。妻子们有的是工人打扮，有的服装比较齐整，有的还戴着帽子，她们走在丈夫的身边，一直送他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她们大多脸色苍白，但谁也不拉后腿。你只要看到她们就会受到鼓舞，心里热乎乎的，让你有了克服任何动摇的决心。她们向即将捐躯沙场的丈夫，献上了一颗颗赤诚的心，献上了她们的一切。
　　她们的送别对做丈夫的是一种无言的叮咛：
　　“为国尽忠去吧，我也要为国出力！”
　　分手的时候到了，人们紧紧地拥抱，但没有眼泪；即便热泪盈眶，她们也强忍着，直到当兵的丈夫走远了，才泪落如珠，免得让丈夫见了心软。
　　凡是见过这支民军的人，日后见到别的军队时，都不免要感到恶心。
　　从走在这支士气高昂的队伍前列的军官中，我认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许多领导人，他们曾经组织人民捍卫劳动的权利，反对资本特权；当波拿巴驱使警察们高喊：“打到柏林去”时，他们曾经组织游行示威反对战争；而当共和国宣告成立，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充当弗拉加斯上尉们^[5]的鹰犬和雇佣兵，反而率领他们的战友和同志奔赴前线，用他们的行动表明，真正的勇气只有在正义感和责任感主宰的地方才能找到。
　　这次出来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国民自卫军英勇冲杀；他们在没有大炮、指挥不力，甚至遭到蓄意欺骗的情况下，——攻占了敌人的阵地，甚至使几个月来因受到挑唆而反对他们的那些正规军士兵，也对他们表示钦佩。
　　吓得惊慌失措的威廉当天就在凡尔赛打点起行装来了。不过，这是在没有想到特罗胥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
　　特罗胥大失所望，在大获全胜时急忙收兵，把既感到震惊，又感到愤怒的国民自卫军撤回巴黎。
　　国民自卫军不曾临阵脱逃！
　　国民自卫军打了胜仗！！
　　政府的那些可怜虫这下算是倒了大霉！
　　陷入绝望境地的特罗胥把报丧似的战报雪片一样撒满巴黎，催着要担架，要军车，要所有能弄到手的马匹和车辆装运伤员和阵亡官兵。
　　读着这些战报，谁都会以为遭到了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骇人听闻的惨败。
　　既然无法让儿子和父亲这些男子汉们害怕，就得想方设法吓唬吓唬妻子和母亲们。
　　妄费心机！她们也毫不动摇。
　　啊！人们怎能想到梯也尔之流竟对巴黎人民怀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
　　既然他们不知道恐惧为何物，既然他们面对危险和苦难付之一笑，那么要置他们于死地，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扼杀！
　　一句古老的俗话说，祸根不除，灾祸难消。我们将要看到，在五月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里，这句俗话是怎样变成大规模行动的。
　　国民自卫军撒回巴黎后，怒气难消，于是，整个巴黎万众一心，发出了震天的吼声：“打倒特罗胥！”
　　对政府来说，真是事与愿违。
　　通过这次出击，公民们对自己有了信心，从此之后，他们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同普鲁士人较量较量，因为事实已经作出了证明。
　　他们的勇气和胜利给10月31日的起义者撑了腰，给那些自围城以来始终认为只有动员人民才能克敌制胜的人撑了腰。
　　从这种普遍的情绪中，有几个人产生了一种作最后尝试的念头；三天之后，即1月22日，这个尝试失败了。
　　但是，要想很好地理解这次运动，必须把我尚未谈到的若干情况介绍清楚。
　　9月4日后，巴黎出现了一些政治团体，除了科尔德里的那几个人民团体外，主要的还有三个：共和联盟、共和国保卫者和共和同盟。
　　最早成立的是共和联盟，它的大多数成员是政变后散居各地的1848-1851年间的历届议会的议员。
　　共和同盟是从共和联盟中分裂出去的一个组织，其成员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至于共和国保卫者，则是在昂利·布里松的倡议下成立的一个组织。
　　这三个团体中，只有一个在1月22日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那就是共和同盟。
　　它的成员包括下列几位公民：德勒克吕兹，赖德律-洛兰，拉祖阿，库尔奈，勒费弗尔-隆西埃，托尼-雷维伊翁，阿尔蒂尔·阿尔努……等等。
　　这是一个活跃的团体。有德勒克吕茲参加，就足以说明它不是那种专务清谈闲聊的议会团体。
　　如同所有那些由著名人物——无论属于激进派或社会主义派——组成的团体一样，共和同盟也认为，唯有共和国取胜，法国才有救。
　　事实上应该看到，最不愿意听到谈论任何与普鲁士人调停的人，就是当年最坚决反对宣战、反对7月初愚蠢地举行示威的那些人。
　　我之所以顺便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辟谣，因为有人进行恶意诽谤，说什么参加过10月31日、1月22日运动和公社运动的人，都主张与法兰西的敌人媾和。
　　当年为了野心勃勃的王朝和波拿巴的利益打仗时，一切反动派始终满腔热忱，滑稽可笑的沙文主义情绪溢于言表。
　　而当问题变成拯救横遭侵犯、危在旦夕的法兰西时，自拿破仑三世垮台以来，唯有共和派、社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坚定不移，宁死不在师出无名的侵略者前面退让半分。
　　在共和同盟，在科尔德里，在国际的各个支部以及民主信念活跃的一切地方，到处都是一样，人们在寻找避免投降的办法，因为人人都已看出，作为特罗胥计划的必然结果，眼看就要投降，而这一投降有着阴谋反对共和国本身的种种特征。
　　共和同盟的成员在1月里组织了一个包括赖德律-洛兰在内的委员会，其任务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确切的军事形势，特别是要从留在巴黎的将军或高级军官中遴选一位取代特罗胥指挥防务的人。
　　委员会积极地完成了任务，数日后在同盟的一次会议上，赖德律-洛兰向我们口头报告了他所进行的工作和结果。
　　委员会一个不漏地访问了所有的将军。
　　它向将军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您同意接替特罗胥的军事指挥职责吗？”
　　“如果政府要签署投降书，您作何打算？”
　　对第一个问题，将军们的回答是：
　　“当然，特罗胥将军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本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指挥防务，充分利用积存在巴黎的物资，更好地调动巴黎居民的献身精神。可是，时至今日，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们已经不想为这种事态承担责任。太晚了，特罗胥已经输了，就让他输到底吧。”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不那么一致了。
　　包括著名的杜克罗将军在内的几个人回答说，一旦真的投降，到了一切都毫无指望时，他们“将挽救军队的荣誉”！
　　当被问及他们所说的挽救军队的荣誉何所指时，他们更加吞吞吐吐，支吾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不过，从他们所作的解释，尤其是从杜克罗将军所作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所谓挽救军队的荣誉就是派正规军在普鲁士人中间打开一个突破口，去和尚济将军的部队会合，而不能像巴赞将军在麦茨那样，交出武器弹药和人员。
　　总之，从这些回答中不难发现，即使特罗胥身边的那些将军，至少也承认特罗胥无能，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的勇气、爱国热情和才华，来挑起救国的重任，作最后的努力。
　　可是，特罗胥失却民心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只要随便提出一个军人的名字，这个军人就会马上被召来接替巴黎总督的职务。
　　当时群众是会迫使市政厅里的那些人作出这项任命的。
　　听取这个报告之后，会议认定：官方已毫无指望，唯有发动10月31日那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把领导权交给唯一敢打而且能打好最后一仗的革命武装，才能挽救危亡。
　　至于像杜克罗将军等人许下的挽救军队的荣誉这种诺言，任何人也欺骗不了，谁也不会相信。
　　波拿巴主义将军们的荣誉与正直的人的荣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我们再清楚不过了。
　　于是，我们以同盟全体成员的名义签署了一份声明。
　　声明要求选举一个市政议会，由这个议会负责领导军事行动和最后的救亡部署。^[6]
　　有人说为时已经太晚，既然投降已不可避免，就算我们能获得成功，结果也只能代人受过，把巴黎失陷的耻辱归咎于革命社会主义派。
　　这是可能的，而且我不否认，当时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绝望多于信心。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的责任是反对到最后一分钟，作最后一次的努力，我们应该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声誉，否则，到了在普鲁士人面前失败之日，我们也同样会身败名裂，贻笑大方。
　　人们也许会问，国家是否真的已经濒临绝境，我们是否可以如此行事。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7]巴黎的给养并非如同有人说的那样已经断绝。
　　一些知情人私下里说，粮食还可支持一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有可能组织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8]
　　另外，当甘必大在这同一时期问尚济将军时，他回答说：
　　“我还能坚持六个月。
　　坚持六个月，即使打败仗，法国也就得救了，因为普鲁士人需要每仗必胜，他们无法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有人说，甘必大主张打下去，而且有能力找到打下去的办法。
　　我们知道，法国的人力，财力和各种各样的资源远远不曾枯竭。
　　于是问题就变得很清楚了：一定要阻止签署可耻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法国自投罗网，而且还必然要把解除了武装的共和国交给人民的死敌，任其蹂躏。
　　为了达到阻止签约的目的，在进行长期抵抗、坚持到最后关头之后，不得已时可以牺牲巴黎；巴黎的抵抗对整个法兰西的抗战来说，就是个鼓舞，是个帮助。
　　巴黎如果失陷，法国不过少了一个堡垒，如此而已。而巴黎人民将会感到他们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了祖国，正像两个月以后奉献给革命一样。
　　公社控制了巴黎之后，甘必大^[9]握有全权，可以继续抵抗，并没有人逼迫他签订停战协定，使国家沦亡，共和国落入梯也尔手中……
　　何况，手中既然握有十五万兵员，他至少可以设法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成功的把握当然不大，但表面看来最不可思议、最没有指望的事，却往往得到最好的结果。
　　无论如何，任何结果都不会比政府已经决定的投降更槽。
　　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终于决定抵抗；声明通过之后，立即印成公告，并于1月22日清晨张贴在街头。
　　头一天，同郊区的若干代表以及国际的好几个支部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出兵支援。两点钟在市政厅广场集合的事也已约定。
　　勒费弗尔-隆西埃公民邀请德勒克吕兹和赖德律-洛兰以及另外几个人正午以后到他家中会面。
　　我若没有记错的话，他住在里沃利大街六十号。总之，从他家的窗子可以俯视市政厅广场，能够看清那里所发生的一切，而不必老早就到广场上去等候。^[10]
　　这次运动流产的原因之一是1月22日上午已经传开的两件消息，一是特罗胥辞职，一是弗路朗斯获释——他是头一天晚上被数名国民自卫军从马扎斯监狱救走的。
　　这两件消息大大改变了舆论的动向。
　　特罗胥的辞职平息了群众的愤懑，他们觉得，这件事是对他们正当的不满情绪的让步，于是就不再考虑其它，也不问问谁来接替特罗胥，就不到市政厅广场来了，而只是兴高采烈地一遍又一遍喊道：
　　“特罗胥不当巴黎总督了！”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得悉弗路朗斯获释的消息后，不免发起愁来，因为一听到弗路朗斯这个名字，他们就心惊肉跳。
　　他们突然预感到，这个正在酝酿的运动有着社会主义的倾向，而运动的性质如果仅仅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也许就部分地卷进去了。^[11]
　　人们希望资产阶级至少不要采取敌视态度，希望他们或是不闻不问，或是支持那些起来行动的人们。
　　所有这些美好的意向全被弗路朗斯的名字吓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一些人为特罗胥下台而高唱胜利，另一些人却因害怕弗路朗斯而返身回家，所以广场上的人寥寥无几，前来集合的国民自卫军也为数不多。
　　我到达广场的时候，大约是一点钟。除了一些看热闹的妇女和儿童外，只有一支国民自卫军部队，其中大部分隶属于第六十一营，蒙马特尔各营都有些人参加到这个营里来了。国民自卫军在拉祖阿的率领下行进着。^[12]
　　我夹在人群中等了大约半小时，没看到任何动静，就走进我们约定的会面地点勒费弗尔-隆西埃家中。
　　同盟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到场，其中有德勒克吕兹、库尔奈、埃·勒弗罗等人。
　　赖德律-洛兰虽然事先也已经约定，但并未前来践约。
　　过了一会儿，拉祖阿走了进来，后面跟着T…。^[13]T和德雷尔^[14]曾要求会见政府当局，但这与其说是想以代表的身份向政府陈述巴黎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倒不如说是想亲自了解一下市政厅的防卫情况；他们两人被带到了舍迭跟前。
　　舍迭声称市政厅内只有他一人，他听取了来人的陈述，答应把意见转告给政府，最后还表示，他已作好准备，要以武力对付武力。
　　T此刻告诉我们，市政厅已经派了重兵把守，内院支起了机关枪，楼梯的每一阶，上都站着两个布列塔尼别动队员，御座厅和所有通向广场的路口也都有布列塔尼别动队把守。
　　拉祖阿接着说，由于蒙马特尔国民自卫军的人数太少，当时他认为把他们调离广场较为稳妥，因为他们在那里随时可能遭到射击。
　　他于是把队伍帶到圣雅克钟楼旁边的小花园附近，让他们沿着栅栏排好；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是在那里目击的。
　　大概就在那几个人向我们介绍完情况的时候，或在此后几分钟，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我们当中有几位于是就下楼到广场去看个究竟。
　　引起骚动的原因是来了一队国民自卫军，他们由鼓手引导着从坦普尔大街进入广场，到市政厅的栅栏前站定。
　　这支队伍神态虽然坚毅，人数却也不多，大约二百人左右，^[15]他们是从巴提诺尔区来的。
　　还不到几秒钟的功夫，就听见市政厅那边传来一阵吓人的枪声，子弹飞向广场，打在来看热闹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身上。
　　即令是梯也尔，也不过如此而已。他的办法已经被用来对付屡教不改的巴黎人了。
　　这一卑鄙无耻的行径是如此出人意料，人群一下子被惊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一阵才想起逃命来。
　　但是，弹雨继续飞来，人群四散逃奔，被打死和打伤的人横七竖八倒在地上。^[16]
　　国民自卫军这时穿过广场来到维多利亚大街口上，他们停了下来，背靠着市政厅的那座侧楼，半面向左转，举起枪来，放排枪进行还击。
　　我从未见过如此临阵不慌、沉着镇静的队伍，即使是在当时那种义愤填膺、乱成一团的情况下，我仍对他们钦佩不已。
　　打了一阵排枪之后，国民自卫军分散隐蔽。半个小时之中，枪声激烈，然后停了下来，周围是一片死寂。^[17]
　　这就是1月22日的情形。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后来5月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的预演，这是长剧前面的一出小戏，帷幕刚刚拉起，悲剧还在后头。
　　作为一个当时在场亲眼见到所有细节的目击者，我声明，这次骇人听闻的、以手无寸铁的人群——我再一次指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为目标的枪击事件，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我声明，当时国民自卫军未先放一枪，而且有两名代表正在进行交涉，要求会见政府当局。
　　这是反动派对巴黎人民在围城期间的忠诚和苦难所作的第一次酬谢；后来维努亚、麦克马洪和加里费太太那位殷勤的丈夫手下的大兵们对巴黎的烧杀掳掠，其残忍程度竟使这第一次酬谢黯然失色，似乎把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了。
　　实际上，这是对巴黎人民的第一次警告：一旦战争结束，法兰西落入普鲁士人手中，共和国被乡下人控制，那时就该收拾他们了。
　　为了缔结可耻的条约，为了给肮脏的交易支付定金，法国公民的尸体被扔到了鲜血染红的大街上。
　　梯也尔已经拿到了小费，现在他要动手为凡尔赛议会打扫房间了。墙裙上已经溅上了人民的鲜血，梯也尔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当这一罪恶行径发生的时候，德勒克吕兹的失望是无法形容的。
　　他意志坚强，是个铁汉子，永不屈服，绝不后退，大家知道他现在已经牺牲。那一天他脸色苍白，微微颤抖，全身无力，连话也说不出来，他用双手捂着脸，不想看这个恶梦一样可怕的景象。
　　两个朋友架着把他带走了。
　　就在那里，他说了下面这句后来也向公社说过的话：
　　“倘若革命再次失败，我决不苟且偷生！”
　　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月22日，在市政厅里指挥的只有舍迭一个人！

^[1] 布尔日在巴黎附近，10月28日法军攻下布尔日后，特罗胥拒不增援，遂又被普军夺去。——译者

^[2] 我在前沿阵地染上重病，卧床不起。

^[3] 这一欺骗行径导致区长和副区长们纷纷辞职。

^[4] 潜入巴黎市内的普鲁士间谍不计其数。他们极少被逮捕，更没有一个被枪毙。
　　茹尔·西蒙尤其反对枪毙间谍，他流着眼泪宣称，他一贯反对死刑。他当然毫不费力就得到了支持，因为这里牵涉到的只不过是法兰西的敌人。
　　对于这些普鲁士好汉们，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完美无缺的恻隐之心，至少是和善人茹尔·西蒙不相上下的。
　　枪毙间谍？这太可怕了！应该枪毙的是巴黎的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孩子！

^[5] 弗拉加斯上尉：法国和意大利民间传说中的喜剧人物，喜欢自吹自擂的武士，一遇强敌便抱头鼠窜。作家戈蒂耶的一部小说曾以此人为主要人物。——译者

^[6] 下面就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份声明的全文：

共和同盟告巴黎人民书

　　巴黎军队节节败退，决定性的措施迄今无着，起初按兵不动，后来又指挥失当，定量供应严重不足，这一切看来都是为了削弱人民的斗志而精心策划的。
　　可是，人民要战斗，要胜利。
　　对抗人民的意志将会挑起内战，共和派希望竭力避免这场内战。
　　值此大敌当前，祖国危在旦夕之际，兵临城下、孤立无援的巴黎已成为拯救祖国的唯一可靠力量。
　　巴黎应该在公民中遴选人才，领导行政和防务。
　　巴黎应该采用常规的选举法进行选举，而不要采用喧嚣嘈杂的全民直接投票选举法。
　　共和联盟敬告全体公民：
　　祖国危在旦夕；
　　恳请巴黎选民于两天之内依人口比例选出二百名代表，组成最高议会；
　　请多里安公民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有关选举事宜。

　　（五十二人签名）

^[7] 3月18日后，当巴黎公社派人占领比伊滨河仓库及其分库时，找到了大量的面粉、小麦、马铃薯、大米、咸货……等等，足够巴黎全体市民食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食品虽然由于国防政府保管不善烂掉了很大一部分，但在公社存在的两个月中，仍然保证了公社的国民自卫军的供给，而且尚有剩余。
　　我们还发现，停战后英国送交巴黎市民的绝大部分粮食，也积压在国家仓库中。
　　必要时，我们可以找到上百个证人，他们亲眼见到过上述事实，而且随时准备作证。

^[8] 此外，人人都知道，为了抬高粮价，巴黎有些私人也囤积了不少粮食。当时应该严加没收，投入市场。在艰苦奋战的形势下，这样做本来应该是合法政府最起码的职责。

^[9] 当时巴黎人都以为了解甘必大，认为他也是主张抵抗到底的，而对他在外省的政治表现并不清楚。巴黎人尤其坚信，战争的胜利必然是人民的胜利，是共和国的胜利，因而也就是革命的胜利。
　　确实，法国如果战胜，显然决不会任命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议会；这个议会向普鲁士人投降之后，又疯狂屠杀法国人民。

^[10] 布朗基和他的朋友芮纳尔则呆在国民自卫军咖啡馆，该店位于里沃利大街转角，市政厅的对面。

^[11] 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巴黎特有的成分复杂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是革命派，却曾多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坚毅和正直。

^[12] 被选为第六十一营营长的拉祖阿，10月31日事件后被撤了职，他的案子在国家审判委员会中一直未作审理。1月19日，他带着军官的肩章，手持步枪，跟随自己的营队，像一个普通士兵那样冲锋陷阵。

^[13] 鉴于此人现在巴黎，我认为不便指名道姓。

^[14] 原“马赛曲”俱乐部经理，蒙马特尔区副区长。

^[15] 是马隆公民把他们集合起来的，他斜挂着肩带，由三名鼓手陪同，到巴提诺尔区的各条街上召集队伍。

^[16] 死伤共有五十人左右，其中有萨皮阿少校。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共和派，而不是另一个在布尔日审讯中被揭露的波拿巴分子萨皮阿。

^[17] 拉祖阿指挥下的国民自卫军在里沃利大街上推翻了三辆出租马车，堆成了一个不成形的街垒。
　　如今被流放在一座堡垒里的马莱兹欧公民是那天的英雄。他冒着弹雨打完了八十梭子弹，坚持到最后一个离开广场，他的军帽上弹孔累累，但他既未负伤，也未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