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六、投降——选举——夺炮——巴士底狱广场上的示威
1月22日之后的第六天，即1月28日，签署了投降书。
尽管这次叛卖早在预料之中，大家都在等着灾难临头，但投降的消息带来的痛苦仍然是巨大而深刻的。
街上的人群神情愕然。
我看到，街上有些女人在哭泣。
大群中流传着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水兵们拒不交出要塞，海军上将赛塞宁愿与要塞同归于尽也决不向普鲁士人打开大门。
听到这些离奇的传闻，有头脑的人耸耸肩膀，人民群众却坚信不疑，似乎这就是他们的最后希望之所在。
有人以为巴黎人生性好疑，俏皮尖刻，其实就全体来说，他们颇为轻信；但是必须说明，他们的轻信有其不同于一般之处，而且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才轻信。他们并不相信教会的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但他们相信诚实，勇敢和忠诚。
他们从未想到过可能会打败仗，可能有人叛卖，他们不知道伪善和怯懦为何物，他们以少见的激烈和固执拒不考虑这些。他们总是以善良的愿望揣度一切，对于一切丑行，起初他们总是不予置信。他们的豪爽气质使他们善恶不辨，使他们不相信世上还有小人。
倘若有人对他们说，某某是个坏蛋，他们迟迟不肯相信，唯恐上当受骗。倘若有人对他们说，某某是个英雄，他们立即信以为真，而且坚信不疑。
然而，当他们一旦产生了不信任感，不信任感便主宰着他们，使他们变得不合情理；他们指控一切，在他们眼里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他们就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不过，这种失却理智的情形是极为短暂的，不久他们的本性就又占了上风。
因此，当1月28日晚上巴黎人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时候，由于他们对水兵，因而也对其指挥官海军将领们深信不疑，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以为，海军上将赛塞也同他们一样义愤填庸、怒不可遏。
听说水兵们向普鲁士人交出阵地时心情不无遗憾，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指望他们的长官除了表示一下这种毫无意义的遗憾以外，还能再干点别的，那就未免过于幼稚了，何况他们的高级将领恐怕还不见得有这种遗憾心情呢！
无论是海军上将还是陆军上将，统统是一路货色！指望这些人能舍死忘生，哪怕仅仅指望他们采取某种行动呢，都完全是徒劳。
服从和指挥的习惯已使他们的道义感完全泯灭了，他们只有一种军人的荣誉感，而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荣誉。只要他们解下佩剑的行动在军法条文中能找到根据，他们的荣誉便完整无损，他们也就心安理得。
他们的勇气也很奇特，即所谓的军人的勇气。这种勇气表现为：在炮弹呼啸着从耳旁飞过时，连头都不低，但一旦城墙被轰开几个小小的缺口，这种勇气便立即化为乌有。
向他们要求另一种勇气和荣誉感，无异于要求主人豢养的奴才在完成份内的差事外，还要真心爱他的主人。——当然，例外总还是有的。
只要打扫了老爷的房间，洗刷了老爷的马匹，奴才就算尽到了责任，可以躲进厨房过他的酒瘾去了，至于老爷是否已经快要断气，那就不管了！
当一支队伍打出了一定数量的炮弹，也挨了一定数量的炮弹之后，这支队伍就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军官们就可以翘着胡子趾高气扬地在受尽屈辱、奄奄一息的法兰西废墟上漫步。
他们从梯也尔先生那里得到了薪俸、官阶和嘉许。
水兵们于是交出了要塞，海军上将赛塞把两手插进口袋，悄然离去，去向杜克罗将军报喜；杜克罗将军当然也少不了向他表示一番祝贺。
正规军在某些人的教唆下早已作好一切谁备，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这个结局；此时他们毫无怨言地放下了武器，走上街头，面对狂怒的巴黎人民，他们显得心满意足，并略带几分嘲弄的神情。
甚至可以听到一些士兵高声叫嚷，表示他们有多么高兴，“管它什么法国和法国人，说真的，我们还巴不得到德国去当俘虏呢，听人说，那儿的啤酒好极了”。[1]
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军官们向他们的士兵宣传的结果。
我不敢说所有的士兵全都堕落到这种不知羞耻的地步，但整个军队对缔结和约这件事，却只表现出一种十分满意的心情。
未来的凡尔赛军队的成员就是这些东西！
不过，他们没能神气多久，群众教训了他们，当他们不知羞耻到太不像话时，群众甚至还对他们动了手。所以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被制服了。
不到一个星期，士兵们那副寻衅惹事的神气，就换上了尴尬而且多少有些羞愧的表情。[2]
至于国民自卫军，对他们来说不存在缴枪不缴枪的问题。茹尔·法夫尔曾为此向“上帝和众人”请求宽恕。其实这种姿态完全是虚情假意，无非又想捞一点好名声。法夫尔非常明白，是否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既不取决于他，也不取决于政府的任何一位要员。诚然，后来他下令规定，国民自卫军可以保存武器，他自己也就心安理得地不再表示歉意了。但是从未有人认为，他之所以作出这项规定，是因为他还有爱国主义的荣誉感，或者说是出于他的善意和对国民自卫军的赞赏。不，他让步，只是因为他胆怯了。他不会不知道，巴黎人民绝不会交出枪支和大炮。法夫尔们所以把枪炮留给巴黎人民，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想把枪炮夺走，惹恼了的人民就会撕毁他们的投降书，让梯也尔—俾斯麦—法夫尔的阴谋归于破产。
人民还是有准备的，因此，几天之后，当他们听说普鲁士人第二天夜里要越过城墙占领爱丽舍宫时，十几万人半夜里手持武器，自发地前去迎战，决心以武力未退敌人，阻止他们侵占巴黎的土地。
要真正领悟这种大胆的、不守纪律的行动的高尚之处，首先得知道，它是——我还要再说一遍——自发的，政府和许多指挥官曾千方百计地阻挠这次行动；其次还要明白，此时要塞也已被普鲁士人占领，炮口已经对准巴黎市区。
当夜如果交了火，巴黎肯定会毁于一旦，十几万前去迎击敌人的巴黎人全都知道这一点，但谁也未被这种严重的后果吓倒。
在围城期间，确实多次出现过这种局势，当时如果有人告诉巴黎人民，只有毁掉巴黎，法兰西和共和国才能得救，那末，巴黎人民是会同意的。[3]
那天夜里普鲁士人没有开进城来，算他们走运。但是，他们对国民自卫军的举动是有所了解的，也许正因为他们了解这一点，后来他们在三月初占领巴黎时，才不敢过分放肆。
然而，由于操心选举，巴黎人的心思不那么专注了。尽管爱国主义情感受到的创痛并未减轻，他们的愤激之情却多少有些平静下来了。
如果说挽救法兰西的安全和军事荣誉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建立共和国至少还是可能的。
已经商定，在占领着法国三分之一领土的普鲁士人眼皮底下，在巴黎与全国不能取得联系的情况下，组织一个国民议会来决定和平与战争的问题。
俾斯麦给这次选举留下的时间少得可怜。选举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巴黎不了解外省的情形，外省也不了解巴黎的情形，却又听信了王党分子、波拿巴分子、教会人士和梯也尔分子对巴黎的种种诽谤。
彼此一无所知，双方的误解很深。
巴黎人错误地认为天下人的想法都同他们一样，这种可悲的幻想往往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巴黎人以为外省人也已经怒气冲天，决心不惜任何牺牲继续抗战。他们据以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就是巴黎报刊上登载的甘必大的火药味十足的声明。
与此相反，外省人却以为巴黎人全都胆小如鼠，以为共和党已经同普鲁士人媾和，而且早在10月31日或1月22日就想把巴黎交给普鲁士人。
此外，由于两军鏖战，农田被毁，农民已经厌战，一心想要和平。
帝国埋下的祸种，却在共和国结下了恶果。二十年来，帝国的唯一才干就是在城乡之间挖掘鸿沟，无止境地怂恿人们只顾自己，利欲熏心，并蔑视一切慷慨崇高的情操。
凡尔赛议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4]也唯有这种错综复杂而又特殊的背景，才能解释何以会选出这样一个议会，尽管这种解释并不能证明它是合理合法的。这个议会的无耻和无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连腐败透顶的提比略的元老院和英国的残阙国会[5]与之相比也不免大为逊色。
由于时间仓促和缺乏配合，巴黎的选举也情况不佳。但就选民的意向而言，这次选举表明他们想尽可能地改变政局，并具有对9月4日上台的那些人的作为一致表示反对的性质。
由于实行名单选举法，而名单上的候选人共有四十三名，结果选票极为分散。
检票在一片惊人的混乱中进行，这种混乱状况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或者说就是它制造的，因为它无疑可以从中捞到好处。检票持续了八天之久，逐日公布的选举结果，在最后二十四小时内突然以变魔术的速度改变了。
尤其是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的票，骤然猛增，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得目瞪口呆，不禁使人想起变出一堆堆面包来的奇迹。[6]
我已说过，选举结果不佳。但还是有几个军人当选，因为满腔爱国激情的人民相信这几个军人是反对投降、主张抵抗到底的，是会自始至终反对可耻叛卖的。
茹尔·法夫尔是所有政府成员中唯一当选的人。这个结果似乎难以解释，但当我们想起此人惯于作假时，也就不那么吃惊了。
事实上，政府的其它成员，没有一个人能在巴黎得到保住面子的票数。
他们在选民中没有威望，由于公众的鄙视，他们被扔进了污水沟。
否则茹尔·法夫尔又怎么能得到另眼相待呢？[7]
至于梯也尔，他的当选大概是真的，只不过他所得的票数比《政府公报》所公布的要少。
围城期间梯也尔不在巴黎，他不像九月政府的其它人那样激起公愤，而且事先就可以肯定，一部分资产阶级会投他的票。
再说，他虽未参加检票，但他的好友茹尔·法夫尔是检票的主持人。当一个人有了法夫尔那种交际手腕，当然会让自己的政治同伙沾点光，满足他的虚荣心的。
然而，巴黎的选举中也有几件引人注目的事，令人感到这次选举是3月18日伟大的公社运动的先兆。我这里说的是两位以国际工人协会成员的身份得到大多数票当选的工人，即马隆公民和托伦公民。还应该提到英勇而不幸的米利哀尔，他那炽热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在国际活动中的作用，尽人皆知，他也当选了。朗格鲁瓦也不应被遗忘，他从此便……！他之所以当选，不单因为他主张抵抗到底，还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早在帝国末期就参加了群众集会等活动。
几位与10月31日和1月22日的起义关系较深、反对特罗胥之流特别坚决的激进革命党人，如德勒克吕兹、费利克斯·皮阿、库尔奈、拉祖阿等公民也都以相当大的多数票当选。
布朗基没有当选，但他得了五万票。
维克多·雨果、路易·勃朗、加里波的都名列前茅。
雨果的当选，与其说是人们从政治上对帝国表示抗议，毋宁说是对他这位全国引以为荣的天才表示崇敬。
加里波的的当选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表明了法国人对一位在法兰西战败时拔剑相助的外国人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它也证明了在民主阵营内部，在世界共和国内部，各国人民在相互支援。
至于路易·勃朗这位1848年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那天投了他的票，这表明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有知人之明。路易·勃朗后来果然没有辜负资产阶级的信任。
罗什福尔的名次排得稍后些。
除了上述一些人之外，还有甘必大和兰克，他们因在最后几天内反对国防政府的斗争而得以在巴黎当选。
在外省的一些重要地方，人们还选出了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和茹尔·西蒙，因为远在外省的人以为这几个人是英雄，是优秀的共和派，是诚实善良的人。
所有持进步观点的当选代表，一律得到了如下必须绝对执行、必不可少的委托：投票反对媾和，要求对国防政府的成员提出起诉。
我们知道，留在凡尔赛的那些代表是如何信守他们的许诺的，他们投票感激凡尔赛军队置巴黎人民于死地，亲吻梯也尔沾满鲜血的双手。
选举结束之后，对普鲁士人的担心几天之内重新占了上风。威廉的军队占领爱丽舍宫的日子已经迫近，而巴黎人民仍不肯接受这种奇耻大辱。
突然有人传说，停放围城期间国民自卫军自行筹款铸造的大炮的停炮场，即格拉姆广场附近的空地，划在普军将要占领的地区之内。
经过核对，消息属实。
此事究竟是政府的预谋还是一时疏忽，难以确断。不管是预谋还是疏忽，国民自卫军决心保住自己的大炮。第四区的一个营队带头行动起来了。[8]在营长率领下，全营开赴格拉姆广场。尽管当天在此值勤的炮团长官小拉斯拜尔公民百般刁难，甚至施加威胁，[9]国民自卫军还是夺走了他们的大炮，人抬肩扛，穿过巴黎市区，把大炮拖到了孚日广场。
信号一经发出，立即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热潮，许多营队陆续开到停炮场，凭着双手，把属于他们的大炮拖走。
妇女和儿童也参加了行动。
由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军保护着的妇女们，牵着大炮一队队从大街上经过。一名军官骑在大炮上，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场面实在壮观，令人想起第一次大革命时振奋人心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一些水兵，甚至还有几名正规军士兵，被群众的热情所感染，在群众的积极宣传下转变了态度。也参加到行列中来了。
弹药也被搬走。由于缺乏运输工具，人们排成长队，手接手地传递着炮弹和子弹箱。
要知道，炮弹里都装有火药，只要有一位妇女因力气不足而失手，这些无畏的公民就会大批伤亡。有人告诉大家这很危险，根本没人理会，只不过引起一阵阵笑声而已。他们说，无暇顾及这些了，普鲁士人很快就要进城，一发炮弹也不能落到他们手中。[10]
除了已经停放在孚日广场的大炮和弹药之外，其余的都分散到郊外的巴提诺尔、蒙马特尔、伯尔维尔等地了。
不难看出，夺取大炮起初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性质的行动，只是为了不让大炮落入普鲁士人手中。而且政府也不曾试图反对这样做，即使它想反对，也反对不了，政府手里的一万兵员是不够用的。投降以来，巴黎实际上是属于国民自卫军的，惟有它能左右局势。
巴黎不再有政府了。九月政府的先生们已经跑到了波尔多。军队既没有威信，也没有武器。将军们受到普遍的鄙视，街上再也看不到一个警察；孚众望、有权威、说话算数的人，一个也没有了。
我们只有一个没有名称的权力机构，它的代表名叫大家先生。
有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似乎被人忽略了，所以我要格外予以强调，那就是，巴黎与驻在波尔多的政府既有地理上的距离，又有感情上的隔阂，巴黎当时已不受任何管束，完全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社事实上已经存在。
不错，这时巴黎的某个地方是有一位靠十二月政变上台的名叫维努亚的将军，可是他既无声望，又两手空空，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1月22日以后，特罗胥—法夫尔政府已经封闭了所有的俱乐部，查封了两家报纸，但其它的报纸这时仍在自由出版。叫卖报纸和张贴传单的自由丝毫未受限制。这件事，在巴黎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也唯有巴黎人能洞悉其中的奥秘。[11]
大街上高声叫卖报纸和小册子，墙上贴着耸人听闻的文章，针砭时弊的漫画，甚至还有布朗基署名的公告。
有几个星期，巴黎享受着彻底的、绝对的独立，前所未有的独立，那情形就像从一千零一夜的沉睡中醒来的那样。
其实，这种形势在围城初期已部分存在，但因那时大炮还在堡垒上轰响，人们的精神集中在军事形势上，很少注意政情。
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如同在过去一样，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没有发生谋杀、偷窃、斗殴或夜间哄闹事件。
各处的店铺都开门营业，商业开始复苏。
只有几家报纸故作惊人之语，硬说巴黎笼罩着一片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恐怖。这几家报纸是警察局的喉舌，是专门为政府预谋的罪行制造舆论的。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只是由于波尔多国民议会的那帮人诉诸暴力和威胁，昏聩狂暴而又不知羞耻地毫无作为，群众才在巴士底狱广场举行示威。
2月24日[12]这个纪念日正是一个机会。
那一天，一些营队的代表赤手空拳地来到七月柱[13]前，把旗帜和巨大的花圈放在柱脚。有人发表了演说。第二天情况有所发展，前来广场的营队更多了。
群众听到消息后也纷纷前来，他们站在一旁，看着国民自卫军列队而过，他们热烈鼓掌，跟着一道欢呼。入夜，广场上灯火通明。
不久，各个营队不再选派代表，而是全副武装，打着鼓，举着旗，全体出动。
到了广场，他们擂起战鼓。营队缓缓地绕柱一周，然后军官走出队列，把花圈交给站在平台上的群众。人们登着梯子把花圈对称地挂在柱子两侧，从柱脚一直挂到顶端。
不一会儿，柱顶就出现了一面红旗，高高飘扬在金色自由神的头顶上，下面挂着一块牌子，用大字写着：
世界共和国万岁！
每个营队都有人发表演说，有几个人讲得非常精彩。任何人的演说中都没有恫吓和火药味，所有的人都表达了同一的思想。他们讲到了巴黎和法国为之受苦的叛卖，但他们讲得最多的是民主，是世界共和国和各国人民大联合的原则，他们肯定这些原则，并为之欢呼。
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14]但我承认，那天我确实强烈地被感动了，而且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刚刚渡过了长达五个月的艰难的围城生活，冲锋陷阵的热情还在他们的胸中激荡，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还使他们激动得发抖，普军即将占领巴黎部分地区的消息使他们怒火中烧。我再说一遍，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群人，现实越是变得难以忍受，令人痛心，他们越是坚定地投入为争取未来而进行的斗争。
当德国正在对法国进行一场种族战争的时候，当威廉和他的臣僚毫不掩饰他们要扼杀法兰西的企图的时候，法国人想的是什么？巴黎人说的又是什么？
他们高呼世界共和国，他们高呼各国人民大联合！
俾斯麦用炮弹虐杀他们，而他们回敬给德国的却是自由、博爱！
对那些给他们带来死亡恐惧的人。他们报之以生的欢乐！
克虏伯大炮的炮口对准伟大的革命城市，他们却在弹雨之下宣扬人类友爱！
他们身受暴力之害，却崇尚正义！
他们已被封建的日耳曼战败，已被教会—保皇—反动分子卑劣地出卖，却仍在祈求绝对权利！
正当别人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彻底消灭他们，用谎言、诽谤和阴谋来对付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光明正大地筹划着全人类的解放。
更加可贵的是，凡此种种既不曾使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变得淡薄，也没有使这种感情趋于狂热。
他们认为，联邦只能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国家之间，只能建立在站立起来的、有自豪感的，有充分的自由和尊严决定自己事务的民族之间；所以，他们虽然像邀请俄罗斯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那样，邀请普鲁士人同他们一起站在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国际旗帜下面，他们却因此更加坚决，也要使俾斯麦的士兵们尊重法兰西的完整和巴黎的荣誉。
只要他们的双臂没有带上野蛮的征服者的铁链，没有打上耻辱的烙痕，他们就张开双臂欢迎整个民主世界。
不要说我言过其实，也不要以为我热情过度，我所讲的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是像我一样的成千上万的目击者所耳闻目睹的。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在2月24日所显示的一切，从今以后应该作为民主运动的伟大事件载入史册。
但是，这一切从未被人重视，现在仍然如此。
写书的人往往不自觉地被专制王权、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陈旧传统所束缚，他们总是着力描述少数杰出人物或个别团体的业绩和作为。
人们向我们喋喋不体地谈论科尔德里发生的事，这些人或那些人的想法和愿望，中央委员会的渊源及其组织过程中的波折，国际各支部的种种壮举——因为讲述者本人就是国际的成员。但是人们把大街上的人群、把数以百万计的用头脑思索、用双手奋斗的人一概抛诸脑后了。
革命是人民进行的，公社是人民创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也统统是人民的事业！
除了某些个人所完成的昙花一现的、往往是毁誉参半的业绩以外，还有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意志。
群众想的是什么？他们争取的又是什么？
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中努力探索并力求阐明的问题，这就是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
除了思想，我们不必再寻找别的东西，事实表明，可能有人因过激或无知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罪过，但人民孕育的思想，人民在长期的、无情的、没有喘息的斗争中为之牺牲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思想，是一种伟大的、正确的、崇高的、无可指摘的思想，总有一天，这种思想会取得胜利。
我们还可看到，人民已经完全成熟，应该享有他们强烈要求的自由，人民完全无愧于公社运动所代表的新理想。
因此，我自始全终以特别关注的心情注视着巴士底狱广场上的示威。这个事件起初并未引人注意，各种报刊开始时都对此缄口不言，后来派去了一些记者，但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场面，所以报纸对此也就像过去报道8月15日节那样[15]加以报道。
然而，我要再次指出，巴士底狱广场示威越来越引人注目，参加的人与日俱增，革命性日益明显。巴黎所有的营队都派了代表，所有的代表都到了广场。
这是巴黎对波尔多议会的保皇派阴谋的回答。
这些家伙们拒不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简直不能容忍共和国存在，他们对共和国横加攻击，因为他们以为共和国已经倒下，已经无力自卫了。法兰西的首都回敬给他们的，是对共和原则的一致肯定。
这也是军事失利后的一种自我安慰和报仇雪恨心情的表示。
凭借广大群众的本能——这种本能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其夺目的光彩和巨大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有所减色，这个在战场上打了败仗的民族奋起为革命思想的胜利而斗争了，她似乎已经懂得，只有宣传民主，传播权利和正义的伟大的原则，才能真正卓有成效地为自己雪耻。他们认为，法国能否得救就在于此了。因为，尽管法兰西领土被割，军力受创，只要她能够毫不懈怠地重新担当起世界民主倡导者和宣传者的角色，法国就能恢复失去的一切，就能重新站到世界的前列。
对军事上的失利，他们就这样力图以道义上的胜利堂堂正正地为自己报仇雪恨，并以此向敌人证明，他们高于敌人。
从2月24日上午一直到普军入城那一天，示威的规模一天比一天大。但我要再次指出，没有发生任何暴力行动，一丝一毫也不曾扰乱秩序——即使从最狭隘、最愚蠢的角度去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一切都集中在巴士底狱广场上进行。整个情景是一场庄严的宣誓，群众向所有的人保证为共和国去抗击任何敌人；这也是一场出色的宣传，二十万手执武器的群众，在七月柱前高声宣传他们的民主和社会信念；此时的七月柱已变成受难的祖国和面临威胁的人民主权的临时祭坛。
这个庄严的保证，巴黎人民始终信守不渝，但他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呀！
在人群中抓获的几个捣乱分子和密探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巴黎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警察的卑劣行径和侮辱，历届政府一直把警察当作工具，阴谋反对正直的人们，破坏他们的自由和尊严。
大部分资产阶级也不反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和平的群众运动。
店主们一般都以善意的神情，注枧着从门前走过的营队，晚上店铺歇业之后，他们就带着妻子儿女来到巴士底狱广场，加入到人群中去参加议论；为特罗胥和他的国防政府的同僚们或波尔多议会辩护的人竟连一个也没有。
只有博马舍大街上的一位酒店老板，拒不接待两名加里波的的志愿军，还企图把他们赶走，几名国民自卫军于是就封了他的酒店，把他的百叶窗钉死，还在上面贴了一张告示，宣布罪行和处置。
这一切干得干脆而果断，没有任何叫喊和不必要的骚动。
正规军士兵也有几名参加了示威，但人数很少；有人看见他们在人群中这边听听，那边望望，神情呆滞，似乎什么也不懂。
这些士兵的是非观念和文化教养确实极低，他们本来是无知的农民，被人逼着扔下犁仗，又被投进兵营，过着是非混淆、麻木不仁的生活。
他们就像是野生的果木，从未有人精心栽培使之开花结果，军队的纪律更使他们变得头脑空虚、行为卑贱。
只要再让他们闻闻火药味，让他们心生恐惧，并喝上几杯烧酒，[16]他们就会变成凶残的野兽。
同样缺乏教育，同样受着纪律管束的水兵，在文化教养方面却显得比他们略胜一筹。
水兵们较多地参加到群众运动中来了。
他们好幻想，经常看到新鲜事物，他们能像孩子那样高高兴兴地接受新东西。他们能较好地理解新鲜事物，思想比较开朗。
当时巴黎普遍存在一种忧虑，扭心国民自卫军同普军发生冲突。
协和广场上有许多石像，每个石像代表法国的一个大城市。不知是谁用黑纱把这些石像的面庞全都盖了起来。这件事令人激动，富有诗意。完成这个杰作的伟大艺术家是谁？他既是“无人”，又是“大家”。
尽管拼死抵抗的时机已经失去，郊区似乎仍然决心用枪弹来款待普鲁士人。在选举之前，拼死抵抗也许还能拯救共和国，拯救法兰西。现在波尔多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正式政府，而这帮吓得魂飞魄散的保皇派，肯定会毫不踌躇地伸手帮助俾斯麦，来摧毁巴黎这座革命的城市。现在若再进行抵抗，结果只能葬送巴黎，对谁也没有好处。
不如把革命军队完整地保存下来，等待时机，这样做会好得多。
现在巴黎人民又能够自如地掌握自己了；又有了意志，对义务又有了清晰的理解，因此一定要倍加小心保护这支队伍，不让它在暂时的障碍面前作无谓的牺牲。
所有进步分子都全力以赴地去说服群众，让大家保持冷静，避免与威廉的军队发生可能的冲突。
于是作出决定，让国民自卫军在划归普军占领的地区周围组成一条警戒线。由于把这项警戒任务交给了国民自卫军，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爱国激情，因而避免了一场暴风雨。
如果当时对国民自卫军有不信任的表示，他们肯定会有冒失的举动；让他们自己来约束自己，关注城市的存亡和荣誉，他们立即变得非常冷静和明智。
他们懂得并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从而把茹尔·法夫尔向普王许诺的普军对爱丽舍宫的占领，变成了普军的耻辱。
然而，我觉得空气非常紧张，群众态度甚为激烈，我以为波尔多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形势中的这个新的因素了。
政府不在巴黎，它通过密探了解巴黎的情况，但它却恬不知耻地封锁或故意歪曲获得的情报。
议会也远离巴黎。无论这个议会如何可鄙，人们总还设想，它一旦了解事实真相，就会作出些反应。
人们还不知道，议会已经打定主意要进行内战，而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人们也不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曾想拯救法兰西，而且已经拯救了共和国的荣誉，议会已经冷酷无情地把这支英勇的国民自卫军判了死刑——死刑一词，这里用的是本义，即指肉体上的消灭。
此外，民主派的首领们几乎全数在波尔多，坐在议会的左派议席上。
围城期间他们在巴黎，看到了人民群众的英勇献身精神，目睹了9月4日政府的种种卑劣行径和无耻叛卖；但是人们却没有想到，这些人也背叛了人民的委托，准备站在议会一边反对巴黎；而且在两个月以后，他们竟会在深及肩胛的血泊中投票感谢凡尔赛的刽子手。
尽管人们并未对这些左派的代表们寄于过分的信任，甚至也知道他们的意志薄弱，软弱无能，自私自利，野心勃勃，胆小如鼠，但却不曾料到他们竟会卑劣到这种地步，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毕竟曾要求过民主，谴责过当政者的专制和血腥镇压。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巴黎的代表们了解巴黎的真情，于是我决定前往波尔多；普军进城的当天我就离开了巴黎。
一到波尔多，我就发现，波尔多的人对巴黎的情况不了解，或是了解得很差，他们掌握的情况与事实出入很大。
我谈了情况，并且尽力让他们了解其中的意义。听我谈话的那些人中间，有少数人明白了或者愿意了解真相，其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德勒克吕兹。[17]
其他人对我颇为冷淡。看得出来，这些人已经坐稳了位置，如今巴黎人民突然来了这么一手，迫使他们从议会反对派的美妙世界中或多或少地走出来，他们当然感到不是滋味，长久以来，反对派这种地位遮掩着他们对权力的垂涎和种种亏心的勾当。
路易·勃朗、朗格鲁瓦、托伦之流希望留任议员，希望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这项由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和皮卡尔等人经营了二十年的有利可图又不担风险的营生。
巴黎人民的态度惊醒了他们的美梦。巴黎人的这种态度不是要迫使他们明确表态，并扯掉面纱，露出他们胆小怕事、毫无信心、自私自利的真面目吗？
巴黎突如其来的举动简直是胡来，把他们的小算盘打乱了，使他们的权术失灵了。
我还立即发现，左派非常虛弱，他们分裂成许多小集团，没有一个整体思想，没有计划，没有方向。这些小集团被控制在几个人手中，路易·勃朗就是其中之一，他扮演着主要角色，一种令人灰心丧气的角色。
此时此刻，他控制着左派，但他不曾控制过革命。这两句话就是对他全部行动的概括。
因此，他制定了一套计划，一直舍不得放弃，这套计划就是通过一系列无休止的可耻让步来建立一个共和国。由于路易·勃朗后来投靠了梯也尔，我们看到，这个计划便由甘必大重新捡起，加以发展并付诸实施了。路易·勃朗等人踩着成堆的尸体，爬到了杀人犯的脚下去吻他的靴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为梯也尔提供了支持，而历史将要说，他们向梯也尔交出了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正如德勒克吕兹对我说的，让议会听取合乎情理的发言是不可能的，发言者的声音很快就会淹没在叫嚷声中。
狡猾的人和老实的人都明白，站在沟里不沾泥是不可能的，清理阴沟的人有时会闷死在阴沟里。于是他们一个个退出了议会。
我在波尔多的头两天中，甘必大、兰克、罗什福尔、马隆、特里东、维克多·雨果先后辞职。
为了作最后努力而留在议会里的那些有胆识的人，不久也辞职了。
我发觉，对于主张共和的少数派不能再抱任何指望，而保皇的多数派却又十分令人担心，而且我又想起，梯也尔是特朗斯诺南大街惨案的策划人！[18]于是我伤心地离开了波尔多。
[1] 这些全是原话，我可以作证，因为这是亲耳所闻，所有我在本书中引用的话也都是亲耳所闻。
[2] 不过，这支军队中也有一些好小伙子，他们打心眼里同巴黎人民一样为祖国感到忧虑，想要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我本人就亲自为一名福尚博矿工出身的士兵作了安排，让他进了炮兵部队。这个人跟所有那些尚有荣誉感和爱国心的人一样，公开埋怨长官们的叛卖行径，而且提供了一大堆这方面颇能说明问题的详细情况。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叙述了。
[3] “要莫斯科，不要色当”，这句话当时在郊区广泛流传，在各个俱乐部里也博得阵阵掌声。（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逼近莫斯科，俄国将领库图佐夫率军主动撤出莫斯科，全城毁于大火。拿破仑进入空城，陷入困境，此后便一蹶不振。——译者）
[4] 甘必大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在外，如同有人在巴黎所做的那样，他在外省也保留了昔日帝国的全套机构，由于他拒不依靠真诚向往民主的人民力量，他必然把法兰西送给往日专制政权的阴谋家和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那些家伙。
直到选举的时候他才发布一道反对波拿巴分子的命令，但已经为时过晚，于事无补了，何况素以温和著称的茹尔·西蒙又宣告此项命令无效，结果除了保证了甘必大在巴黎当选外，毫无成效可言。
[5] 提比略，罗马帝国的第二个皇帝，生性残忍多疑。残阙国会，英王查理一世1640年召集的国会，1653年被克伦威尔解散。——译者
[6] 沙尔·弗洛盖向我们提供了这个细节，他去市政厅查询选举结果时发现，他得到的票数少计了一万票，后来他让人作了更正。
有其一必有其二。各种各样的差错不可胜数。
[7] 选举的那天上午，米利哀尔在《复仇者报》上公布了茹尔·法夫尔的诉讼档案，但为时已晚，没能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8] 以下细节全部绝对真实，我当时就在国民自卫军的炮队里，我身在现场，而且亲眼看到了这一切。
[9] 他甚至冒着在普军入城前夕挑起正规军同国民自卫军冲突的危险，向维努亚将军作了报告，要求增援。
我也应该证实，炮兵们不但不服从他的命令，大多数人反而帮助来人搬运他们负责看管的大炮。
[10]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巴黎人民蔑视危险和在危险面前表现的毫不在意的样子，以及他们在这种不寻常的场合里所特有的欢乐情绪，都是罕见的。
[11] 我每次使用巴黎人这个称谓时，当然指的是住在巴黎的人，而不是单指出生在巴黎的人。
[12] 1848年2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译者
[13] 巴士底狱广场上的自由柱是为纪念1830年7月革命中牺牲的战士于1833年-1840年间建立的，又名七月柱。——译者
[14] 世上最蠢的事莫过于政治上的感情用事。
[15] 8月15日，圣母升天节。——译者
[16] 这种事屡见不鲜，尤其是在1851年12月和1871年5月。
[17] 我未能见到费利克斯·皮阿。
[18] 1834年4月13日，里昂起义的消息传到巴黎，博布、特朗斯诺南等街上纷纷筑起街垒。次日，起义被镇压下去，士兵们闯入特朗斯诺南大街十二号，杀死了这所房子里的所有居民，其实这些居民并未参加起义。当时梯也尔任政府内政部长，策划和指挥了这次镇压活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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