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一次围城期间的巴黎人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四、第一次围城期间的巴黎人民

　　现在我们来简要地谈一下发生在围城期间的那些事件。既然已经知道演员的阵容，其实无须乎看戏，也可以知道戏会演得怎样了。
　　我不打算叙述围城期间的详情，概括起来无非是：在上面的是叛卖、无能、怯懦和对人民的仇恨，在下面的则是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对普鲁士人的仇恨、对共和国的热爱和对政府的蔑视。
　　巴黎人民本来是可以成为捍卫法兰西的真正战士的。
　　因为，如果说国防政府卑鄙无耻、罪行累累，如果说后来的巴黎公社虽然愿望纯正崇高，但也犯了严重错误，那未巴黎人民在七个月中却令人钦佩，始终像巨人一样，他们不仅满腔热情，而且确有政治抱负；这种政治抱负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永远是一盏光辉耀眼的指路明灯。
　　在叛卖、饥馑、诽谤和隆隆炮声之中，巴黎人民孕育了十九世纪伟大的思想，终于找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确切方式。
　　我们看到，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包围了区公所，要求发给武器，毫不吝惜地献出了精力和生命。前来报名投军的公民人山人海，致使满足报名的要求一时成了最大的困难。
　　说服他们耐心等待则是另一个困难。每当组成一个营队并分发武器后，未能如愿的人便大喊大叫，愤怒抗议。
　　每当车辆把枪支运抵区公所时，必须派军人看守，不然就会一抢而空，因为人人都想早一点拿到武器。
　　整个巴黎都毫不例外，贫民区更是如此。
　　确实，即使把银行的所有财宝摆在这群人面前，也不需要派人看守；同样，后来人民饿得饥肠辘辘时，整个巴黎也没有任何一个男公民或妇女出过一声怨言，谁也不曾要求投降。
　　全城有十万人可以征召入伍，凭着他们的高昂斗志，满可以转败为胜，从而鼓舞外省起来响应，共同把普鲁士人赶出国境。
　　六个星期就能使这支队伍变得训练有素。我们还记得，当政府在10月31日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不敢再拒不组织国民自卫军时，新营的军容何等壮观。组成后不到一个月，他们操练时的动作，就比正规军更整齐、更准确；尤其是他们的神态，威武、坚定，与大多数正规军和别动队那种萎靡不振、牢骚满腹的样子大不相同。
　　大家都说，一个国民自卫军士兵一天之内学会的东西，比一个正规军士兵一个月学的还多。
　　国民自卫军士气高昂，这种高昂的士气事事处处都起着作用。他们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懂得它的重要意义，每个人都决心为之奋斗。这支队伍不是一种消极的工具，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合作者。他们的勇敢也不单是因为遵守纪律和习惯于服从，这种勇敢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作为自由的人，他们自觉地献身于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一种义务。
　　巴黎被围之后，谁也不相信常备军了；这群乌合之众是高价收买来的奴隶，由一帮卑鄙无耻的军官指挥着，对他们来说，流血卖命是一种职业，一种维持生计和获得勋章的手段，他们镇压人民一向比抵御外侮更卖力气。
　　像维努亚那种人从12月2日事件中捞到的好处，何尝少于对普军打一场大胜仗，而他还省却了许多麻烦，不必像打仗那样受苦受累。
　　从此我们有了经验，是历史教育了我们。我们不会忘记，尽管政府和将军们从中作梗，尽管他们的士兵消极厌战，国民自卫军却把普鲁士人阻挡在巴黎城下长达五个月之久，以致茹尔·法夫尔虽然答应让出爱丽舍宫，普鲁士人却不能进驻，威廉和俾斯麦因而大受羞辱，始终耿耿于怀。
　　我们不会忘记，“法兰西最精锐的部队”^[1]在它所敬畏的普鲁士人注视下，炮击巴黎两个月后，用烧夷弹攻破了法兰西的首都，烧杀掳掠了整整八天。
　　起初，政府还夸下了海口。茹尔·法夫尔发了誓，说他“决不放弃”一寸土地，“决不放弃”堡垒上的一块石头；杜克罗后来也赌咒说，“如不能凯旋而归，宁肯战死沙场”，特罗胥虽然早已决定投降，却在投降前八天还起誓发愿地说什么“巴黎总督决不投降”！
　　不错，他于1月22日辞去了巴黎总督的职务，但这只能说明，他既撒了谎，又耍了花招。
　　岂但如此，他们还以一种参加比赛的欢乐心情竞相撒谎，就像是可以按件——我说的是谎言的数量——取酬似的。
　　10月31日信誓旦旦地答应要举行巴黎市政委员会选举，对参加过群众运动的任何公民都不予追究的，也是这几个人。但事隔不久，言犹在耳，他们就取消了选举，代之以有利于他们的全民表决，并把那些对他们的话信以为真的人投入了监狱。
　　说句公道话，法国还不曾有过一届政府像国防政府那样，有这么多极为阴险的江湖骗子。他们的所作所为，下流得出奇，就这点而言，他们将永远是出类拔萃的。
　　尽人皆知，这个政府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中，有一个伪证制造者，此人视撒谎为儿戏，对他来说，撒个谎，只不过如同开个无关紧要的玩笑一样。
　　这些连自己的名誉也视若粪土，恬不知耻地任意糟踏的人，怎么会去维护国家的荣誉呢？
　　让我们撇下这帮畜牲，回头看看街上的情况吧。在这里，伟大的人民正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但他们宁愿葬身巴黎废墟，也不肯背弃自己的义务。
　　谁都知道，巴黎是个灯红酒绿、光怪陆离、醉生梦死的城市，加里费和拉蒙迪尧在巴黎的时候，曾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妓院。
　　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光彩夺目，喧嚣而又欢乐。全世界的财富都在这里汇集。
　　比巴黎更大、更秀丽、地理位置更好——气候更加宜人、天空更加蔚蓝，天然情趣和人工景色更加引人入胜——的城市不止一个，但巴黎只有一个。
　　巴黎是法兰西思想的巨大实验室，是一个精力充沛、爱动感情的民族炽热和强健的大脑，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以令人惊诧的速度跳跃前进，有时重重地跌倒在地，站起来以后又跌倒，然后又飞速前进，而她每站起来一次，都以其慷慨地抛洒的鲜血标志着人类进步的一个新阶段。
　　巴黎的巨变简直就像神话，昨天还是帝国的乐园，今天已成为爱国主义的圣地，而明天她将变成一座革命的火山，勇往直前的岩浆将把充满特权和不公正的旧世界吞没。
　　只有亲眼见到这种互古未有的巨变，才能领悟它不同凡响的伟大和异乎寻常的壮丽。
　　二十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巴黎人民已经孱弱无力，病入膏育，因为这个城市显示在外的，只有美女、花花公子、声名狼藉的达官贵人、奴颜卑膝的教会、靠12月2日屠杀发迹的将军、施奈德控制下的立法院、滑稽可笑的参议院，以及加尼埃·德·卡萨尼亚克、德·本·达尔贝和卖身帝国的维尔麦桑之流；而今巴黎又恢复了本来面目，除掉了身上的污秽，在短短的时间里又站立起来了。
　　巴黎变成了一座军营，人民手持武器，日日夜夜警惕地守卫着城市。
　　不论是人行道、广场、大街、小巷，还是狭窄的路口，凡是能站下十个人的地方，都有公民在操练，他们不顾日晒雨淋，不顾大雪纷飞，总是满腔热情地坚持操练，从不懈怠。
　　令人惊异的是，巴黎人民不仅有着坚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体力之强健也使人惊诧不已。
　　他们当中有职员、小店主、店员和工人。一些人过惯了极少活动、不太劳累也无益于健康的生活，另一些人则因过度劳累而疲惫不堪；所以有的人胖得大腹便便，有的人瘦得皮包骨头，现在他们彻夜不眠，冒着罕见的严寒，通宵达旦地守卫在堡垒里，都能支持得住。任务是艰苦的；每人值班二十四小时以后，回家休息十二小时，再来值班的时候，仍然心情愉快，精神饱满。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他们大多数人穿得很单薄，既没有大衣，也没有羊皮袄，甚至连麦秸帘子也没有；他们像士兵那样，只靠政府“慷慨”地发给的粗布上衣和薄得透亮的长裤御寒。
　　有些人因此染病身亡，但绝大多数人却并未被这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累垮；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由最年轻、最壮实的人组成的新营，在短短的时间里练得威武雄壮。公众对此交口称赞，特罗胥却丧魂落魄。
　　除了种种劳累之外，不久食物又告匮乏，有时竟至颗粒无着。
　　事实上，由于政府对积存在巴黎的大批粮食始终不愿实行定量供应，也不愿意公平合理地免费分配给每一个公民——能够以向国库纳税的形式偿付自己所得一份的富人除外——所以没有多久，家境贫寒的人就难以为生了。
　　鉴于国民自卫军即将提出要求，国防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津贴，每人每天一个半法郎，其合法配偶每人每天七十五生丁。国防政府以为，这样一来问题就都解决了。
　　可是，工人的生计日蹙；在那种物价暴涨、连小康之家也不敢问津的日子里，工人和他们往往人口众多的家庭，每天唯一的生活来源就只有这两个法郎又二十五个生丁了。
　　这四十五个苏^[2]要用来购买市面上难得买到的柴和煤，还要支付各区区政府定时定量供应的那份肉和面包。手中的法郎少得可怜，根本无力购买，以致不少贫苦妇女把定量肉证转卖给富人，于是富人就多弄到好几份定量食品，而所费无几。
　　这些贫苦妇女说道：“我拿着这张肉证有啥用呢？证上的东西买不起啊！”
　　这些可怜的妇女，用卖证得来的钱买回一些食品碎渣和一星半点的煤，而当这点钱也用尽之后，便只得上贫民登记所去了。
　　政府本该采取行动，在眼看人民即将饿死的时候，不让百万富翁们仍然大摆筵席，^[3]不让商人们乘人之危大发国难财，但这样做不免带有民主色彩，所以政府宁可采取另一种办法，即大规模地举行耗费巨大而又令人沮丧的赈济活动。
　　不久，四分之三的巴黎居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就只有政府和私人的救济了。^[4]
　　确实，身患胃病的克拉马热朗先生因此就搞到了真正的里脊；市政厅的那些人也吃上了小牛肉和新鲜的黄油，而且一直吃到最后一天。^[5]
　　巴黎城里有三分之一的夫妻结婚时未曾履行法律手续。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有国民自卫军的“合法”妻子才有津贴，这岂不是太可气、太不公平了吗？我不止一次看到，规规矩矩的工人和老老实实的职员痛哭流涕，在大庭广众之下无可奈何地承认，孩子们的母亲，自己的终身伴侣，只不过是他的姘妇！
　　这些丈夫非得用这三十苏养活老婆孩子不可，否则妻小们就不得不到区公所附近去乞求施舍。
　　这些细节，早已众所周知，我之所以要再次提起，是想让大家明白，承受这些极端令人憎恶和沮丧的打击时，巴黎人民需要何等的忠诚和毅力；为了在敌人面前保持尊严和坚强不屈的姿态，从而赢得全欧洲的钦佩，他们又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
　　所以说，是人民，而且只是人民，才不顾一切地要进行抵抗，要誓死战斗到底。他们没有理会一些人为了消磨人民的斗志而蓄意制造的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
　　在一个被围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一个贫富悬殊极其显著的城市里，领导者的任务应该是促使所有的人参加战斗，唤醒爱国主义，鼓舞人心，激励士气。
　　巴黎全然不是这样，所有的战报和所有的官方声明，无一不是为了让人民泄气而精心编造的。
　　尤其是特罗胥的多次宣告，一句话就可概括：
　　——弟兄们，非死不可了！
　　这话既让人心寒，又让人发笑。我曾不止一次地暗自思忖，如此容易激动、富于想像、充满热情的巴黎人民，一般人认为动辄垂头丧气的巴黎人民，怎么对付得了这种境遇。
　　恰恰相反，他们远没有垂头丧气，情绪反而一天比一天高涨。种种坏消息、艰难困苦和失败，都更加坚定了他们不战胜毋宁死的决心。
　　他们对政府感到恼怒，嫌它无能、怯懦，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怯懦便能结束这种艰苦的生活，这一点他们是连想也不曾想过的。
　　越是逼他们投降，他们越要坚决战斗。
　　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特罗胥带着胜利的神情宣布说，普鲁士人就要开始炮击了，这时巴黎人感到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喜悦，因为对于秉性好动的巴黎人来说，令人恼火的按兵不动比最惨痛的不幸更叫人难以忍受。
　　炮击、这是新鲜事儿，是一种行动……当然，这是从反面来说，但无论如何，毕竟是一种行动。
　　第九区区公所里聚集着一大群人，我在那里读到了下面这个公告。
　　一个工人喊道：“他们要炮轰我们了，轰吧！这再好不过了，我们还能暖和些呢！”^[6]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
　　德国人不了解法国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法国人从精神上崩溃。
　　炮击时，巴黎居民镇定自若。人们并不愿意遭受炮击，但是炮弹打上门来了，那就欢迎吧！
　　于是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人们竟然要苦苦哀求，请男女老少们不要跟在炮弹后面跑，不要成群结队地到炮击区去。
　　炮击区的居民不愿意转移，直到房屋被炸毁以后，他们才离去，即便到了这时候，也还有人留在那里。
　　在面包房门口排着长队的全是妇女，当阵阵炮弹飞来时，她们连动也不动。
　　炮弹落在几步开外的地方，谁也不躲。
　　“瞧，普鲁士人给我们送李子来了！”有人打趣道，于是大家笑了起来。
　　炮击使报纸更加引人人胜，让巴黎人目睹了一幅使他们不能不激动的壮丽场景，还让巴黎的顽童们有了活干：炮弹落到哪里，他们就拣到哪里，然后拿去卖钱。炮击的效果不过如此而已！
　　特罗胥的运气实在不好！
　　此外，巴黎人民这种轻松欢快的心情，受到了一些糊涂虫的指责。这些人认为，严肃是深奥的表现，迟钝是天才的特征；但他们忘记了，最笨的畜牲偏偏最严肃，牛就是这样。其实这种轻松欢快的心情正是法兰西精神突出的特征。
　　这种精神在巴黎人身上表现得尤其出色，甚至可以说令人赞叹不已。欢快为无畏增添了某种可爱的因素，使它更具魅力；一个人完成一项庄严的使命时面带微笑，则既显得很有风度，又丝毫无损于使命的神圣。
　　让那些讨厌的道德标准见鬼去吧！它束缚人们的手脚，把一切都搞糟了。说到头来，这些只不过是假道德罢了。
　　谁想把这种欢快的英勇精神说成是轻浮，就让他说去吧。不正是由于这种可贵的轻浮，人民才一跃而超越了几个世纪，并且标志着将来全人类都要经历的阶段吗？
　　不错，他们跌倒了，那是因为他们在跑，他们在飞。而你们呢？你们在爬，当然不会像他们那样跌倒。可是，倘若没有他们在你们前面留下的脚印，你们能找到道路吗？如果他们未曾以自己如注的鲜血染红陷阱，你们能不掉进去吗？
　　围城期间，我多次见到，后来在凡尔赛的枪弹下英勇捐躯的宁死不屈的公社社员们苦于没有战斗行动，只好在弹痕累累的城墙上玩瓶塞取乐。^[7]或者在弹雨下跳舞吟诗：
　　大家来跳卡尔玛纽拉，歌声万岁，万岁歌声，万岁万岁大炮声。^[8]
　　要想对围城期间的巴黎有个全面了解，一定要谈谈妇女，尽管她们受的苦不知要比男人多多少，但她们的表现却令人十分钦佩。
　　她们有了在围城期间的表现，才有日后在公社期间英雄的业绩。
　　在勇敢、无私和英雄主义等方面，妇女们都堪称典范。
　　当丈夫、情人、儿子、兄弟冒着普鲁士人的炮火走上前沿阵地的时候，作为妻子、母亲、姐妹，她们是痛苦的；在必须为无米之炊，不得不胡乱弄些难以下咽的东西充饥时，作为主妇，她们是痛苦的。她们忍饥挨饿，呆在无米无柴的家里，膝下围着因缺乏活动和食品而日渐瘦弱的孩子；冬天，她们半夜就起床，不管刮风下雪，都要到面包铺门前排队，有时从凌晨四点一直等到中午。虽然如此，妇女们却从没吐过一句怨言。
　　可是，在长时间的等待中由于劳累过度、精疲力竭而昏倒的妇女却不止一个。
　　妇女们也要求抵抗到底，也要求大规模出击。
　　丈夫倘若在妻子面前，那是绝不敢表现犹豫，或流露害怕和苟且偷生的心情的。
　　打了败仗的某个营队回来时，遭到妇女们的唾骂，妻子们到大街上来羞辱自己的男人。
　　这个营队此后就变得英勇无比。
　　在救护车上，在子弹横飞的前沿哨所里，在大炮轰击下的食堂里，到处都能见到这些忠心耿耿的妇女——这些被《费加罗报》称为“公社社员的娘儿们”的妇女。她们不曾有一个人要求投降。
　　她们竟也求仁得仁。
　　凡尔赛对她们的处置如同对她们曾与之同甘共苦的丈夫一样，统统杀死，——妇女们也惨遭屠戮。
　　这就是第一次围城期间的巴黎人民。

^[1] 梯也尔语。

^[2] 一法郎合一百生丁，五生丁合一苏。一译者

^[3] 1872年3月21日的《激进报》写道：
　　大家知道，围城期间有很多人饿死，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布雷邦的朋友。布雷邦的朋友什么也不缺，恰恰相反，他们有的是美酒佳肴，可以大吃大喝。这帮人一共是十四个，都是些老相识，是常在一起嘻嘻哈哈、饮酒作乐、吟诗聊天的酒肉朋友。
　　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每月聚会两次。这些人走在街上，旁若无人，在排着长龙等在面包房和肉铺门前的可怜的妇女群中横冲直撞。看着脸色苍白的孩子和在泥泞中踽踽独行的老人，此情此景会使他们食欲大振。他们迈着哲学家那种轻快的步子，来到蒙马特尔大街，得意洋洋地推开布雷邦的大门。在断炊的巴黎，正当国民自卫军勒紧裤带时，他们这帮人在布雷邦这里已是酒足饭饱，正感到肚子发胀，不得不把扣子一个接一个地解开。
　　打炮了。炮弹倾泻在左岸，这些先生们安然无恙地呆在右岸，正在一瓶接一瓶地要着香槟酒。开瓶时塞子飞到了天花板上，好像开始了另一场炮击。瓶声砰砰，笑语阵阵，他们真有些乐不可支了。
　　人们是不会忘记这类事的。心脏或许缺乏记忆，肠胃却不。这些先生们也执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巴黎造币厂铸造了一枚高成色的金牌，价值三百法郎，献给他们的东道主、挚友、恩公，那位为了他们的肠胃而大显神通的布雷邦。
　　金牌的正面刻看：
　　巴黎被围期间，我等一如既往，依例在布雷邦先生处聚餐，半月一次，席间从未有过身陷二百万生灵被围孤城之感。1870-1871。
　　金牌的背面刻着：

　　献给保尔·布雷邦先生
　　厄内斯特·雷南 Ch.爱德华
　　P.德·圣维克多杜罗
　　M.贝尔特罗丁·贝特兰
　　Ch.布朗马雷
　　舍雷尔 E.德·贡古尔
　　杜梅尼 T.戈蒂耶
　　A.奈弗采 A.艾布拉尔

　　镌刻在金牌上的这十四个名字将会告诉我们的后代，哲学家雷南先生，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先生，小说家贡古尔先生和评论家保尔·德·圣维克多先生在公众受难的时候是如何宽慰他们自己的。

阿尔弗雷德·德贝尔勒

^[4] 第四区的居民多数是中产阶级，区内共有三万二千选民。在这个区里，接受救济的人竟有二万五千人。在那些贫民区里，这个数字高达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九。

^[5] 为了让茹尔·西蒙太太能够喝上牛奶咖啡，花了一大笔钱养着一群母牛。市政厅地下室里偷偷宰杀母牛及其它家畜供政府要员享用，这些事已在公社时期查证属实。

^[6] 原话照录。

^[7] 旧时的一种游戏，将钱币置于瓶塞上，从远处以石片击之。——译者

^[8] 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民歌。——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