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三、政府要员——特罗胥、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费里……等等
昂利·罗什福尔于10月31日辞职；甘必大一开始就离开了巴黎到外省去组织防务。这两人之外，政府要员还有特罗胥、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皮卡尔和茹尔·费里。剩下的人，除了多里安，就不值得一一列举了。多里安确实具有不少优秀的品质，他肯干、有组织能力，而且大公无私；但他在政治上毫无作为，而且他的气质也难以与他的其它品德相提并论。
在这五个篡夺了人民胜利果实的窃贼中，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是耶稣会教义[1]的忠实信徒。
特罗胥是军人，是天主教徒，又是布列塔尼人。这就是说，他生来就是人民、共和国和民主的敌人。凡是当今人民的愿望，他无一不加以反对。
被一些人捧上政府首脑宝座并主持巴黎防务的，就是这么一个人。
有时候，小小的权术却像是一种才华。
就人品而言，特罗胥是愚蠢的化身。但他的愚蠢不表现在外面，他不是那种傻气十足地炫耀自己，致使人们一望而知是个蠢人，因而对他加以提防的笨蛋。
特罗胥是乡下的那种笨蛋。这种人外表高深莫测，内里愚不可及，笃信圣母玛丽亚。他的虚荣心很重，显得虔诚而带病态，迟钝而又怯懦，有时显得笨拙、昏聩、粗俗，有时又喜怒不形于色或忧郁沮丧。这种虚荣心折磨着他自己，使他像一个老处女那样，由于孤独和孱弱而变得乖戾，最终成为一个无赖。
不仅如此，此人还毫无头脑，对神甫唯命是听；最糟糕的是，他既优柔寡断，又十分固执，他以阴暗的心理看待一切，在他眼中，障碍和麻烦比比皆是，什么事情都难于办成。他只想到障碍和麻烦，头脑里再没有别的念头；他思路迟钝，总是在琐碎的事务中打转转，事事碰壁而又不知回头。他主意已定，绝不打胜仗，因为胜利将使军方的判断遭到否定。此外，他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基督教的教义还使他认为犯上作乱是弥天大罪，而普鲁士人正是一条棍棒，是上帝用来惩罚罪孽深重的巴黎的。
在这一切的后面，原来是教会！
在上述各种因素之外，很快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巴黎人民不喜欢特罗胥，不相信特罗胥，而特罗胥对巴黎人民也怀有一种仇恨，这是伪善者和爱虚荣的人所特有的仇恨。他不露声色、引而不发。此人背信弃义，但有耐心等待，一旦时机到来便绝不容情。这个新因素使我们所说的特罗胥的种种特征变得更加突出，并起了激化的作用。
肩负着拯救巴黎重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特罗胥的后面站着茹尔·法夫尔。茹尔·法夫尔是个伪证制造者，不久他身上就溅满了米利哀尔的鲜血，因为后者揭发了他的伪造行径。[2]
法夫尔是一个有灵论者、神秘主义者，而且也是天主教徒，常去教堂忏悔、领圣餐。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姘居；为了发财致富，他在自己的两个私生子的出生证上都作了假。[3]
茹尔·法夫尔长期蒙骗公众舆论，所以我承认至今尚未把他看透。
不过，他在四月里昂诉讼案中的行径，人们还是有所了解的，他当时和他的律师同行们闹翻了。
他在1848年的所作所为，人们也是了解的，那时他怀着刻骨的仇恨，卑鄙地追捕社会主义党人。
人们知道他在选举中击败了罗什福尔，也知道他全仗波拿巴分子的支持，才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
最后，某些共和党人对他不光彩的私生活也很了解，只是为了不使他们的共同旗帜沾上污点，才对此秘而不宜。
教会和杜伊勒里宫里的人也都掌握着他的隐私。
茹尔·法夫尔就是在这些看不见的线的控制下进行活动的。
他干得十分漂亮。他对帝国不痛不痒地骂几句，用以取悦自由资产阶级。他也给教会一些甜头；而教会心里明白，只要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有朝一日它是会被当成同伙的。
除此之外，茹尔·法夫尔还是个爱发火、好嫉妒的人，他是一个善于辞令的律师，一个狂热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他看来，共和国只能是清客、银行家和官僚们的政府，只不过不必像君主政体时提供皇室经费罢了。
所以，9月4日把他搅得六神不安，把他从最称心、最舒适的位置上曳了下来。
作为立法院的左派领袖，他必然期望帝国存在下去；他确实也希望如此。因为帝国给了他重要的地位，而就他的勇气和才能而论，他是根本不配这种地位的。
茹尔·法夫尔这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明灯，由于每年作三、四次演说，竟像一颗一等亮星那样在议会的上空闪烁。
他的虚荣心，他的钱包，他对人民的蔑视，无一不从议会中得到了满足。
他日子过得悠然自得，不冒风险，坐收民心，占着本应由胜过他百倍的人占的位置。
帝制如能延续，别的姑且不论，他那些狂热的欲望之一——我要说的是他对年轻人的嫉恨和眼红——就能得到极大的满足。
他这种卑鄙的欲念在宫廷中是尽人皆知的。因此谁都明白，当他看见甘必大这颗新星突然升起时，他的痛苦是难以名状的。后起之秀甘必大的声望使这位老朽大为恼火，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因为他见惯了的是人们对他的敬仰和顶礼膜拜。
在议会里，他对甘必大笑容可掬，但我怀疑他对甘必大曾有过一时一刻的好感。
后来他同罗什福尔——也是一个青年——较量的时候，也把罗什福尔视若不共戴天的仇敌。
即便他所害怕的只是失去自己的宝座和看到一些不见经传的人物登台，仅此一点，也就足以使他憎恶革命了。
大部分以搞政治为职业的老政客，那些有其名无其实的反对派，都像掉进奶酪堆里的老鼠那样，对其身边出现的一些有了名气的竞争者，怀有卑鄙的恐惧和敌意。因为这些竞争者给他们的职业带来了较多的热情、真诚和才干，他们根据时代的实际需要和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新的设想，所以老家伙们的地位就有难保之虞。
在这方面，帝国使法夫尔大为宽心。这个私生的、人为的、腐朽的政权所需要的，恰恰是这样一个私生的、人为的、腐朽的反对派。帝国绝不会允许另一种反对派存在。茹尔·法夫尔衣袋里装着特许证，带着杜伊勒里宫常任供应员——麻痹人的自由主义和掺了假的共和主义，他那里一应俱全——的头衔，他是不怎么害怕别人和他角逐的。
9月4日那天被推进市政厅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并且还授权给他，让他在心怀恶意的欧洲和打定主意要置我们于死地的普鲁士人面前代表法国。
他和特罗胥一样，把人民当作比普鲁士人还要可怕、可恨的敌人，把革命当作首先要制服的对手。
他和特罗胥一样，一旦发现惟有动员人民才能赢得胜利，因而这个胜利必将是人民的胜利时，他宁可要失败；他进而制造饥馑，终于将巴黎拱手让人。
这两个人之外，就轮到茹尔·西蒙了。茹尔·西蒙也是个狡诈之徒，但属于另一个类型。
茹尔·西蒙的狡诈，既不同于特罗胥之表现为低能，也不同于茹尔·法夫尔之表现为既嗜利又虔诚。他和他们完全不同。茹尔·西蒙生来就是个狡诈之徒，犹如有人生来就是诗人一样。事实上，狡诈不仅是教会精心熏陶的结果，而且是一种天性，一种气质，是智力的一种存在方式。
如同一切狡诈的人那样，茹尔·西蒙是冷酷无情的，但举止温文尔雅；他笑里藏刀，口蜜腹剑，爱报私仇，总是全神贯注地追求一个目标。
对于茹尔·西蒙来说，这个目标便是权力。
不过，他的野心虽大，却并不十分自负，他审时度势，也甘于充任反动派的奴才角色。他在梯也尔手下当过教育部长，在麦克马洪任内出掌过内政部。
为了保住这个位置，任何出尔反尔、卑鄙无耻的勾当他都干得出来。
帝国行将崩溃时，埃米尔·奥利维耶打开了一个缺口，茹尔·西蒙和他的左派同事们依稀瞥见了当部长的机会。他本想毫无反感地去接受这个职位。
9月4日革命爆发了，老谋深算的茹尔·西蒙思忖了一番，认为大概不会因此而当不成部长。
梯也尔、波拿巴、奥尔良、尚博尔、麦克马洪，现在都一落千丈了。
值得弄到手的东西，就不能让它得而复失。
茹尔·西蒙在帝国时期的历史，就是一部替穷人募捐而发了横财的慈善家的历史。在议会中，他因辞令逊于茹尔·法夫尔和甘必大而默默无闻，他也未曾非要在讲坛上为自己捞取名声不可。
他于是另辟蹊径，找了一条可以赚饯的路子。他开了一爿铺子，这项生意，他的那些同事是不大会来打扰的。他一味清谈沙龙社会主义，靠工人的贫困和《女工》和《儿童》等书籍（多卷八开本，售价5法郎）赚钱。这些著作使他深受资产阶级的欢迎，他们都来买他的书，而工人并不读这些书，所以他在工人心目中的声誉并未受到损害。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
尘世之上，如此俗不可耐地为现世利益奔命的人，除教会人物之外，就只有这位唯灵论哲学教授了。
谈谈上帝，谈谈不朽的灵魂和信徒的义务，这永远是生财之道和谋求美满姻缘的捷径。
这个办法甚至胜过在交易所里搞投机倒把和经营新奇货物，既不担风险，也无需纳税，即令把戏被拆穿，也不会受到法律追究。
一个人只要呆在反对派里，就俨然是个完人，而一旦脱离了反对派，他就把那些要求公正并自称受了害的人，或是流放，或是处死。
茹尔·西蒙从头到尾照着这个路子行事，任何一个环节也未曾疏忽。
他同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同属一个类型，终日形容惨淡；所有的巴黎人都还记得，无论是政变之前每次走进大学课堂，或是政变之后登上某个讲坛时，他总是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
在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个念念不忘1848年的过激分子对他心存怀疑外，茹尔·西蒙非常巧妙地蒙骗了他所有的公众；只是到了帝国临近末日时，这些人才开始醒悟。
茹尔·西蒙这幅画像已经基本完成，只差最后一笔了。
临近8月末的时候，好斗的公众再也不离开立法院的四周或讲坛了，他们到那里去打听消息，听国防部长八里桥向议会宣读满纸谎言的电报，向左派议员探询形势的真相。
有一天，在波旁宫的院子里，茹尔·西蒙朝我走来。他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
“请你告诉你所有的朋友，告诉郊区的工人，形势完全无望了；不消八天，普鲁士人就要兵临城下。”
我回答他道：
“要想让人相信并且产生预期的效果，这类消息单是宣布一下是不够的，你应该设法加以证实，并且说明消息来自何方，出自何人之口。’
“你可以告诉大家，消息出自我茹尔·西蒙之口，我以信誉担保消息真实可靠。”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在讲坛上宣布这些消息？这关系到整个法兰西，应该让整个法兰西都听到，应该让任何人都不怀疑。事关救国大计，如果你知道，你就讲，不过要像人民的代表那样讲。”
“在立法院里我不能讲。”他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开了。
奥秘何在呢？因为，说不定会出现奇迹，波拿巴王朝或许会奇迹般地得救；果真如此，茹尔·西蒙在帝国面前可就无法洗刷了。
接替奥利维耶当部长的一切希望也就会变成泡影！
相反，他的上述做法，由于装出了一副多少已同郊区工人一样感到愤懑，并且参加了他们的革命行动的样子，就保住了他在左派中间的有利地位。
万一这个行动失败了，几句空话能留下什么痕迹？
倘若人民胜利了，那就会有人出来作证：民主派茹尔·西蒙当初是同人民站在一起，并敦促人民起来行动的。
说到厄内斯特·皮卡尔，就是另一种类型了，他的特点已不只是狡猾奸诈，而是厚颜无耻。
我们应该为厄内斯特·皮卡尔说句公道话，他从未干过欺世盗名的勾当。
他所答应的事几乎从未超过他想做的。他不曾像他的同事们那样，在选举前夕轻率地同革命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而选举过后又立即随随便便把协议撕毁。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资产阶级投石党人最典型的代表，但是他谨慎；他还活像是巴黎的一个经纪人，甘愿受罚也要揶揄政府，但绝对无意把它推翻，甚至连希望政府有所改进的心情都不甚强烈。
作为当局的代表，部长们不免常常惹得巴黎的资产阶级恼火，所以资产阶级也就喜欢挖苦一下这些部长。
巴黎的资产阶级像那些喜欢寻花问柳的丈夫，他们用小刀戳毁婚约，却无论如何也不愿听到离婚这个字眼。
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妻子，向妻子的女婢和住在六楼的年轻女邻频献殷勤；但是，他们的妻子意味着一笔相当可观的嫁妆，夫妻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利益联系，所以这些丈夫最后总是以回到妻子身边了事。
巴黎的小业主都是这样，但皮卡尔准确无误地反映了这类反对派的面貌，他们干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嘲弄，一种毫无结果的恶作剧而已。
皮卡尔肥胖臃肿，大腹便便，但毕竟是个才思敏捷的人；他是那种享有盛名却又极端无耻的利己主义者的绝妙典型。
不难想象，这样的人不会有那种能把战争进行到底、宁可葬身巴黎废墟也绝不投降的英雄气概。
他天性害怕枪声，十分讨厌炮弹，憎恶燕麦和病牛瘦马的肉；排炮轰鸣，他只感到万分的恐怖，丝毫不觉得振奋。
巴黎人民不相信法夫尔、西蒙、特罗胥之流的共和主义，但认为他们是爱国的；即使他们不是民主派，也不是革命派，但仍然希望他们至少还是法国人。
对于皮卡尔，人们不抱任何幻想，知道他一害怕就会交出巴黎，而且知道他马上就要害怕了。但是，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于是大家都说：
“不管怎么样，他只有一票。”
皮卡尔果然不出人民之所料。
在政府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进行无谓的、危险的抵抗，要求停战；直到他后来改口要求投降的那一天为止，他一直要求停战。
世上可巧有一些天赋甚高的人，对他们来说，恐惧只能影响食欲，皮卡尔就天赋甚高，他头脑并没有发昏。他把财政部长的美差弄到了手，这个美差自然没有使他倾家荡产。另外，他还通过自己兄弟经营的报纸赚了大钱——他提前十二小时向他的兄弟透露电报和消息，有时还透露他的同事们的决定。
总之，他是国防政府中最有能耐的人，他离开国防政府时并不是两手空空，因为即使是在最后一个月的大饥馑之后，他仍然是脑满肠肥。
他本想从慷慨大方的拿破仑三世那里谋个大臣职位，所以当巴黎的革命把这个肥缺变成一个有荣誉但充满危险，而且要求献身的岗位时，他是没有理由感到高兴的。
皮卡尔之后，就该说说茹尔·费里了。
谁都认识茹尔·费里。他的外貌像个咖啡馆侍者。他因为在奥尔良派的《时代报》上嘲弄了奧斯曼，因而名声大噪。选民们之所以投他的票，只是因为不喜欢波拿巴分子阿道夫·盖鲁和天主教徒科尚。
费里在立法院里属于左派，其实这和属于右派一样，毫不吃亏。
在市政厅里，他只有一个念头：当塞纳省省长。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了那么两天半。
当巴黎沦陷，凡尔赛得势之后，他又变成了凡尔赛分子。
有人告发费里在巴黎的供应物资上做了手脚，说在巴黎人傻里傻气地忍饥挨饿，为保卫共和国和法兰西而战时，他竟不顾他们的死活，中饱私囊。
他曾当过大使，迟早有一天他会当部长。
离主要角色很远的后台，还有一个小人物，就其身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一定要大家认识认识他，这样可以使这幅肖像画的寓意比较完整。
此人就是克拉马热朗。矮胖的身材，苍白的面孔，宛然一个圆滚滚的柱脚；纽伦堡式的脸庞上，好像涂着一层稀奶酪；一脸的傻相，而内里比外表还要傻。
挑选特罗胥去指挥战事的那些人，把专门研究屠宰场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克拉马热朗。
他的岳父是国防政府中的一个人物，知道这位贤婿肠胃不好，所以安排他去管屠宰场，以便他在围城时间能够善自珍摄。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的才能、胃病和忠诚。
按照规定，各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每周在市政厅举行一次会议，由埃蒂安·阿拉戈主持，讨论有关巴黎行政管理方面应该采取的最佳措施。
会上很快就提到食品和公平合理地进行分配的问题。克拉马热朗先生被询及此事时，大概地报了一下巴黎现有的肉用牲畜数量。
因为缺乏最起码的照料，这些牲畜大部分都得了病，据克拉马热朗估计，至多可敷五、六个星期之需。
我提出询问，[4]不得已时可供食用的马匹数量是否已经统计出来。
下面是克拉马热朗先生回答的原话：
“老天爷，这事我们连想都没想过。马匹很难统计，何况数量微不足道，不值得为此自找麻烦。”
可是，在巴黎被围的五个月中，全城居民有三个月左右是靠马肉活下来的。
由此可见，马肉当时是主要的食品，是四分之三巴黎人唯一可靠的食品。
这就是克拉马热朗的才干。
现在再来看看他的胃病。
几天之后，会议讨论了立即实行肉类定量供应、计口分配的办法。[5]
克拉马热朗先生反对采取这项措施。他说，有的人肠胃虚弱，不是任何部位的肉都能消化得了的。
他补充道：“至于我嘛，我的胃病严重，食量很小，我情愿要一小块里脊，也不要一大块质地差的肉。因此，应该按质论价，任人选购。再说，既然定量供应必然通过提价来实行，而提价既可降低消费量，又不违反商业自由的原则，也不会给政府增添麻烦和大量的工作，又何必对肉类实行定量供应呢？”
事实上，这样做就只能听凭投机活动猖獗，肉价就会贵得只有百万富翁、政府大员和克拉马热朗先生才敢问津。
其余的人要么活活饿死，要么去啃自己的拳头。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种用提价来限量的办法，在政府会议上早就有人多次提出，政府对此也颇感兴趣；对于未能采纳这种办法，政府也深感遗憾。
然而，肉类终于还是实行了定量供应，尽管晚了一些。
可是，由于把马肉忘了，于是到处出现了卖马肉的小铺。居民们纷纷抢购，以使饭菜丰富一点。
在一段时间内，马肉的浪费是惊人的。
格雷波公民[6]和我一同来到克拉马热朗先生的办公室，向他反映这种情况，并告诉他，必须把定量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马肉，否则马肉不久就会搞光；那时，被围的巴黎就将失去主要的并且是最好的食品。[7]
这一次，克拉马热朗先生可真的发怒了。
他嚷道：“肉铺里的肉已经够我们受的了，要是再对马肉实行定量供应，又是一大堆麻烦，这不是明明要把我们累死吗？马肉让他们愿意怎么卖就怎么卖吧！只要不再有人找我谈马肉就行，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
这就是他的忠诚。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这些小事，无非是想说明，掌管我们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主宰政府的又是什么情绪。
从特罗胥到克拉马热朗，全都是一丘之貉。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类领袖和官员的管理下，巴黎人民在重围中坚持了五个月之久，在百年不遇的寒冬中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不曾有过一刻松懈，不曾吐过半句怨言。
[1] 耶稣会教义（Jésuitisme）在法文中同时有虚伪狡诈之意。此处系一语双关。——译者
[2] 有人说，茹尔·法夫尔先生未曾明确地要求凡尔赛的刽子手们处死米利哀尔。这是可能的，因为他无需如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需明言，彼此即可心领神会；而这类区区小事，自然是不必启齿的。
可是，正因为如此，他就理应设法使米利哀尔免遭杀害，何况米利哀尔根本未曾参加公社政府。
当一个人本来能够制止一桩谋杀，但因他与被害者有私仇而任其惨遭毒手时，其罪恶并不比自己动手杀人轻些。
一句话：这更加卑鄙。
还需指出的是，因曾向米利哀尔提供文件而被判处一年徒刑的拉吕耶，突然染上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死在圣贝拉吉狱中。
茹尔·法夫尔跟他的仇敌真是无缘得很哪！
[3] 他在法庭上当众供认不讳。要是我们不知道他曾在下令围困巴黎的那个政府里充任部长，我们就会感到奇怪：他怎么没在普瓦西露面呢？
[4] 我是以第四区副区长的身份参加会议的。
[5] 会议是在第一区区公所举行的。
[6] 第四区区长。
[7] 马肉确实不错；当时因为饲草昂贵，大家都用小麦和面粉喂马；政府深知此情，却放任不管。不久，巴黎人就只得以燕麦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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