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1981年 6月）

第五章 谁都能分得一杯羹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局势不利于革命进攻，而只有利于仅仅“阻止法西斯潮流”。这一路线不是偶然产生的。斗争的大潮即将席卷西班牙，并将余波传达整个世界。1935年底,右翼各势力闹翻了，这导致西班牙国会的解散，以及新选举的举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选举特别自信，完全地期望着能稳固它的基础，成为反动派不容置辩的中心。
　　在人民群众的政党团体方面，一个面向选举的人民阵线形成了，包括了几个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党、代表加泰罗尼亚工业家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党、社会党人、共产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半托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代表大资产阶级与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其它共和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联盟和巴斯克的分离主义与自治主义政党形成了一个中心。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尽管没有官方地表明其选择,但他们也支持了人民阵线。这一联盟的纲领基本上完全是共和派长期以来的要求：小规模的工业和土地改革（不包括再分配），教育模式，采取措施振兴工业。它也包含了人民群众热情支持的要求：释放阿斯图里亚斯的政治犯。
　　当1936年2月16日的选举临近，数百万人投票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并支持人民阵线。而遭到动摇的右翼联盟以不大的差距败选。然而，选举结果仅仅是个开始。如同事实证明的那样，共和派的纲领比人民群众的情绪保守的多，群众立刻开始利用起选举胜利提供的机会。就在第二天，大批人群来到巴伦西亚的监狱，强迫释放了那里的政治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小城奥维耶多和西班牙的许多其他地方，群众的要求在任何法律通过之前就已付诸实践了。
　　贫农和农忙季短工席卷了很多大地产，强行占用了它们。这些 asentamientos（译注：西班牙语，意为定居点）——合作耕种的没收土地——开始出现在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但很快蔓延到全国其它地方。
　　罢工也增加了，其中包括许多反法西斯的政治性罢工。在几天内，罢工者就达到了450000之多。
　　与之同时到来的是发生在每个街道、每个城市的政治辩论、斗争和群众集会。一个资产阶级的观察家说：“有几万个这样的集会，而工人向宣布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并号召他们像俄国工人那样做的演讲者热情鼓掌。”[20]五月一日，19000名青年社会党人穿着制服在马德里街头游行，喊着号召“红军”和“工人政权”的口号。
　　西共的影响虽然仍相对较小但在迅速增长，此时西共已经站到了斗争的前列。人民群众，就像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所说的那样，“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而是革命的途径,占领土地和城市机关，将它交到共产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左翼共和派手中。”[21]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和其他共产主义代表在国会中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把土地交给贫农（当然,这只是把已经发生的分地行为合法化）。
　　西班牙共产党目前的道路是特殊的。它还不像日后一样是对事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力,苏联的利益也还没有直接参于进来。它用某些方式支持人民群众暴风骤雨般的斗争，但同时，它也开始了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某些“反法西斯”元素的漫长蜜月，特别是与阿萨尼亚身边的团体。
　　军方的政变计划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右翼报纸和政治家不断地暗示和威胁着，政变的计划正在进行。当前掌权的阿萨尼亚集团推动着与法西斯将军纠集的部队达成协议。事实上，胡安·马里沙尔（Juan Marichal）——阿萨尼亚著作的编纂者承认，应对军事行动的准备“在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苦闷的心中并没有极左派的态度和行动那么重要”。[22]阿萨尼亚在对吉尔·罗勃勒斯的私人谈话中写道，他告诉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你的朋友应该给我一点自信的空间，他们不应该给我找麻烦,我在另一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23]
　　阿萨尼亚采取了一些行动，这被认为是要缚住政变分子的手脚。弗朗哥被派往加那利群岛（然而，他在那里轻而易举地建立了对他的主要支持者——摩洛哥人为主的非洲军团的安全而便捷的指挥）。戈代德将军被派往巴利阿里群岛（他在那里最终指挥了加泰罗尼亚的部队），而莫拉将军被送往潘普洛纳（那里是君主派支持者的基地,并且跨过瓜达拉马山脉，正对面就是马德里。）
　　正如一个右翼历史学家嘲笑的那样，政府自认为它拥有“从上面对军队的控制，最有效的方法是基于军队中的等级纪律的运作。”[24]尽管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及其支持者（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如此地幻想和自我欺骗，但它并没能实现这种控制。

将军们的行动


　　在七月初，统治阶级的各派系停止了他们已经长得足够达成一个行动方案的互相暗害。长枪党和君主派的骨干制造了大量的爆炸和暗杀，试图让局面“失稳”，并且激起群众对“法律和秩序”的渴望。
　　到目前为止，群众运动正被共和派和左派的组织者限制着，工会和每个主要政党都创建了民兵，其中组织最完善、发展最迅速的是西共的（金托）第五团。卡瓦列罗的社会党报纸《澄清》打出了巨幅头条：”武器！武器！武器！”作为群众对武装的呼唤。但这是共和派不会去做的，就像他们中的一个所说的：武器在群众的手中将会“孕育无法想象的政治危险”[25]
　　群众跃跃欲试，但这些政策迫使他们转为防御，等待资产阶级下命令让他们行动。7月17日，弗朗哥做出计划，乘一架英国领事驾驶的飞机逃出他在拉斯帕尔马斯的流放地。
　　18日，梅利利亚的摩洛哥驻军发动了进攻；同时，弗朗哥在法属摩洛哥降落，并发言： “军方已决定在西班牙重建秩序……”
　　从全国各地的兵营，并且经常在与“共和派”市长和当地政客早有预谋的合作下，军队开向工会和政党的总部、工人阶级的棚户区、市政厅和其他战略要点。在每个城市，有时多达数十万的人群，走上街头要求武器。最终，一些武器被分发给了人民，而另一些人则挖出1934年起义失败后埋起来的枪支。但是无论有没有武器，只要在群众大量走上街头，采取攻势的地方，法西斯的部队就很快发现他们被切断和瘫痪了。在巴塞罗那，几十万人与军队做着悬殊的搏斗，一排人倒下了，后面一排很快又顶上去。在马德里，士兵在蒙塔尼亚的兵营被逮捕和处决了。
　　将军们本指望使用最少的部队采取迅速的暴力行动。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有时陷入犹豫——他们被反动的政府官员的“官方的支持”承诺所愚弄，或者被武力展示所吓倒，或者犹豫不决时只是尾随在共和派官员之后……但只要在人民群众蔑视“资产阶级法权”的地方，他们就立即开展行动，把军队粉碎在兵营中。

　　（原文此处有张图）

　　主教们和弗朗哥的将军们陶醉在互相的致意和祝福中。西班牙的军队和教会——都有着大批冗官冗员——是统治阶级的两个主要支柱。
　　在法西斯派往西班牙各地区的八个师中，有三个被分配了进攻和镇压首都的重要任务。当这些计划被群众奋起粉碎，他们能指望的只有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占领军，所谓的非洲军，按计划他们将在南部港口登陆，一路向北打到首都。然而，西巴亚的水手，绝大多数都有工人阶级背景，深受民间工人阶级暴动的鼓舞。当马德里海军部通讯中心的一个报务员发现了军官的计划，他给所有船只的无线电人员发了电报，这让一切都乱了套。船上军械库的保管人员夺取了武器，把他们发给了水手。军官们与船员之间爆发了血腥的战斗。7月20日下午5时，战舰海梅一世号向“解放了的”通讯中心发出电报：

　　“我们遭遇了船上司令和军官们的顽固抵抗，并迫使他们屈服。在战斗中打死了一个上校和一个中尉……紧急请求指示如何处理尸体”[26]

　　反抗者为共和国夺取了几乎所有的舰队，把将军们在摩洛哥仅有的可靠和稳固的力量与他们的战略目标：西班牙隔绝开来。几千人的部队已经乘坐意大利和德国的飞机越过海峡，这是这些部队的第一次大规模干涉。舰队里的起义者给弗朗哥的部队建立了决定性的障碍。
　　政变的阴谋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主要的人口中心、工业区、最富有的农田都在人民手中；政治上来说，这个国家分裂了，很大程度上等待着各方势力的攫取——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将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合流，各个政党的力量在各地区都各不相同。

马德里的人民战争


　　马德里成为了非洲军团和共和国的第一个交锋地。许诺给将军们的德国援助取决于首都的陷落；共和派，也确定了他们的“英国战略”，相信别的欧洲“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会来帮助他们，只要能坚守住马德里。从纯粹技术性的角度，马德里是极重要的公路、铁路和通讯中心，也是许多军事物资的主要储存地。
　　部队的部署是防御性的：在马德里卫戍的正规军，许多还是忠于共和国的，被派往瓜达拉马的通道防御莫拉；其他的部队被从巴达霍斯和莫西亚召来。在民兵方面，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被用于防御。每个镇都组建了部队，但是他们的行动没有总体计划。他们勇敢战斗，但是一再地被外籍军团迂回，包抄和歼灭。民兵沿着公路防御性地聚集起来，有利于撤退，但这样他们就陷入了炮击和被飞机扫射的危险。
　　11月 6日，弗朗哥的一万人部队打进了马德里的外围郊区，还有同样数量的预备队正在迅速尾随而来。西班牙共产党尽管还没有作为城市中最大的政治力量开始马德里保卫战，但很快发展成为了其领导力量。事实上，如果党要在共和国中发挥任何进一步的领导作用，它就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项任务。此外，马德里将被人民战争所保护，城市外围已经面临组织完善且装备精良的法西斯军队，它除了一百万居民的抵抗意志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以拉戈·卡瓦列罗为首的政府部长们，几天前就撤离了，他们把米亚哈将军指派为“防御军的司令”。政府“人民部长”的首要成员匆匆地在清早离开，以“避免留下逃跑的印象”。然而，他们还没跑到塔兰孔郊区，就被愤怒的无政府主义“玫瑰纵队”（Rosal Column）截住，威胁说要以逃兵的罪名处死他们，他们急忙赶回城里去了。当天晚上，他们乘飞机离开了。
　　此时，政府煞有介事地命名的“防御军”只存在于卡瓦列罗的脑海里。米亚哈给政府官员，包括那些负责军用库存和人员的官员的电话，基本上没人答复，其他的只是笑着给米亚哈打了个招呼就挂断了。米亚哈陷入绝望；他知道城市里只有一万把步枪，每把枪只有十发子弹。
　　在陆军部，军事总指挥和六个高级顾问逃跑了。《真理报》通讯记者，米哈伊尔·科尔佐夫, 描绘了事态的糟糕场景：

　　“我来到陆军部……走上台阶，进入大厅。空无一人！在楼梯平台上，两个老雇员像蜡像一样坐着，穿着制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好像还在等着部长敲铃叫他们进去…… 一排办公室……所有的门都大开着……我走进战争部长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往下还是一排办公室——中央总参谋部及其各分支；中央前线总参谋部及其各分支；军需部门及其各分支；人事部门及其各分支。所有的门都大开着。吊顶灯亮着。桌子上都是丢弃的地图,档案，通讯，铅笔，写满笔记的便笺。空无一人！”[27]

　　全世界都认为弗朗哥的胜利指日可待了。温斯顿·丘吉尔预言“西班牙的混乱局面“一周内就会结束。”美国投资的马德里电话公司的经理为迎接”新政府”准备了花圈。
　　但米亚哈打给西共第五团的电话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复。金托第五团已发展到了至少60000人的规模。它不仅有军事部队，还有街区组织（block organization），以及全民动员组织防御和后勤工作的计划。委员们被组织起来清除第五纵队的代理人（这个词来自马德里，法西斯的四个纵队逼近马德里，而第五个纵队“在城内”）。几天之后，在战斗中，米亚哈收到卡瓦列罗的电报，要求送回遗落在首相府的银器。米亚哈回信：“我们留在马德里的还要吃饭！”
　　群众又一次奋起反击入侵者：至少五万男女民兵筑成了一堵人墙，工会的部队——铁道工、理发师、建筑工、一个艺术家和摄影师的营；一个运动员营；一个妇女营参加了塞戈维亚桥的苦战。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组建了工兵单位——爆破兵，在反坦克作战中表现出色。
　　以“打倒理智，死亡万岁”的残忍怪异的标语而臭名昭著的外籍军团的精英部队，现在发现他们被阻挡在了城市的边缘。短兵相接的血战在大学城的楼层之间展开，但民兵们不会后退（据说一个部队向指挥部询问如有必要，该撤退到哪里，回复到：“到墓里。”）
　　给缺乏经验的民兵造成最大伤亡的是坦克、飞机和炮兵。一开始，没有多少反坦克的武器。一个美国的报纸严肃地报道了西班牙民兵发明的新型反坦克设备“echando conjones al asunto”（字面意思就是，“将球放在行进路线上”），这就是一个又一个战士对坦克的答复。民兵有意识地模仿在马德里各处上映的苏联电影，埋伏在敌人坦克的必经之路上，让它们靠经到几英尺之内，然后扔出黄色炸药。
　　随着由共产国际组织的第一批国际纵队的到来，战士们学会了如何挖掘堑壕以及如何更科学地对付坦克和炮兵。国际纵队的影响让马德里人充满了斗志。巴黎公社营（主要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埃德加·安德烈营（德国人和不列颠人）、东布罗夫斯基营（波兰人）的有纪律性的干部，高唱着国际歌，举着拳头穿过街道。还有其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标志：巨幅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挂满了城市，特别是马德里人在法西斯军队疯狂进攻时庆祝俄国革命的时候。此外，每分钟的战况都播送给莫斯科，用扩音器播放给聚集在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的群众。
　　国际纵队带来的不仅是帮助——他们带来了军事训练。一方面，他们来自那些不像西班牙而是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因此他们很多都是退伍士兵。也有很多人，是另一种退伍士兵：参加过1919年的匈牙利起义，或德国的巷战等等。
　　英国人在巴黎公社营中的小规模队伍来自牛津和剑桥，这些英国上层学校的课程中包含一些有用的军事教育。这些人成为了珍贵的老师，但他们在带来必要的技术性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一条日后被西班牙共产党全面接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十一月的日子里，以及在之后的几场共和国击败了包围首都的企图的主要战斗中,群众在战争中展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丰富的创造力。一个共产主义工会的领导人的描述是典型的：“当他们收到第一批苏制坦克时，车组必须迅速地训练；这在苏联是一件专业的事，要花上一年。马德里的出租车司机踊跃参加。这与开出租车很像，只是你用的是两条履带而不是轮子。懂三角学的人被拉来操纵测距仪，而测距仪被拆掉了。同样的，无线电接收台也被信号旗取代。原来放电台的地方现在多放了三发炮弹。苏联顾问难以置信地看到车组只训练了四十天。他们看到出租车司机在完美的队形中操作着坦克，一副见了鬼的样子。”[28]
　　必须拼凑出一个军火工业来——可是在一个每天受到地毯式轰炸的城市，它能放在哪呢？一个城市工程师列出了使用尚未完成的马德里地铁隧道的计划。当许多小工厂被搬迁到这个区域时，共和国拥有了大概是世界上最安全，也是最奇特的兵工厂。
　　前线最终在市郊稳定了下来。接下来，东南面的哈拉马峡谷战役和北部的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也陷入了僵局。除了人民群众以外没有任何依靠的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最光辉的成就。但这也是这个党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领导。从此开始，如同它依赖资产阶级政策一样，西共也走上了资产阶级的战争路线。


注释

[20] 大卫·卡特尔，如前引用，第39页。

[21]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13页。

[22] 同上，第37页。

[23] 同上。

[24] 同上，第14页。

[25] 同上，第 43页。

[26] 亚瑟·H·兰迪斯，如前引用，第127页。

[27]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269页。

[28]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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