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1981年 6月）

第六章 “他们就没想要政权”



　　“他们就没想要政权。”此话简直可以作为人民阵线时期和内战期间西共的墓志铭了。这一总结，在之前被引用过的与毛的谈话中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数不清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说法——“罪恶的”西共无情地夺取了政权。结果事实是，虽然西共在与共和国中那些想向佛朗哥投降的资产阶级势力的斗争中相当无情，而且为了防止这些势力获胜，他们当然也参与了政府内部的许多争斗，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允许行事范围内进行反佛朗哥战争而已。尽管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失败了，但这种从属地位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反佛朗哥战争。换句话说，即使是在反对西班牙资产阶级和西班牙国家的主要力量的战争中，他们也在为维护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而斗争。1934年，西共在当时共产国际影响下采用的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在这条道路失败后，他们走上了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路线。与此同时，群众被资产阶级自己逼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中去了。
　　1964年康生的评论中似乎表达了毛泽东的观点，值得在此拓展引用：

　　“《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毛：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毛：没有用。）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他们打仗也是 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29]

　　这些评论的核心并不是说西班牙必须经历一个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恰恰是适合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条件的，之后才会过渡到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显然，西班牙的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民主任务要完成，特别是与西班牙国内被压迫的民族和农村的半封建残余势力有关；但同时也必须清楚，西班牙既不是个以封建为主的国家，也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这里与当年处于落后但仍经历了民主阶段的俄罗斯有一些类似，虽然它当时不是新殖民地国家。）这里的重点是，将西共的战略制定为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夺取政权，这是根本错误的。
　　由于西共在西班牙没有制定一份革命计划（这与我们的目的相去甚远），所以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必须去解决。内战并不像西共宣称的那样，代表着“佛朗哥集团对西班牙合法政权的叛乱”。西共又“忘记”了与它在制定议会道路时“曾经忘记”过的一样的东西：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对人民群众的专政，这种专政虽然有时披上了议会民主的伪装，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法西斯主义者自己也生动演示了这一列宁主义的真理——当人民阵线的议会多数派和共和国本 身被证实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矛盾时，他们就直接使用于陆军、海军、警察等来镇压反对派，并建立新统治方式。
　　换句话说，无论人民阵线的选举结果如何，即使不去考虑人民阵线的纲领只是一系列改革且毫无革命性而纯粹是民主问题——还是那句话，无论人民阵线的纲领是怎样，资产阶级仍然拥有军队，以及警察、法院、官僚机构等此类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再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手中依然拥有权力。
　　佛朗哥和其他将军在1936年 6月发起的既不像西共所说的那样是“暴动”，也不是“叛变”，其实这只不过是用来给反佛朗哥武装披上某种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术语而已。法西斯分子并没有推翻国家——实际上他们是国家主要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且高效的使用这些力量。他们当然不代表一个与以前统治共和国的阶级所不同的阶级。这些法西斯主义行动事实上表明了他们其实在企图改变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并让西班牙在国际帝国主义关系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一旦资产阶级撑过了一段近乎瘫痪的时期，他们就发动了这场与群众革命利益的目标截然相反的内战，无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战斗——内战在此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虽然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但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却对革命的无产阶级非常有利，因为西班牙资产阶级已经无法以共和制形式进行统治，也无法强施法西斯主义 的统治形式。不过，因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危机在西班牙出现了一个集中点，所有帝国主义 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做准备而进行的争斗，使西班牙的无产者们不可能像其他时期那样 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了。虽然没人能保证西班牙无产阶级能够成功夺取政权，但我们有充分 理由认为他们本可以发动一场争取政权的战争，即使这场战争不会成功（也可能会成功）,但它至少会改变欧洲的政治气候并影响整个世界，也会构成一场革命的有力彩排。
　　西班牙工人阶级面临的中心任务和主要斗争形式是打败佛朗哥。这构成了西班牙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或子阶段，无论在佛朗哥战败后，西班牙革命还可能要经过或不经过什么其他阶段。当然，也有一些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不得不加以团结，或者中立化，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他们主要是那些传统上团结在共和国旗帜下的人。但是,即使继续高举共和国的旗帜，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佛朗哥的军队是正确的——而且在共和国至少象征着，例如，反对西班牙国家内部的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还主要代表一种“斗争中的秩序”，这里借用列宁的话，是一种临时的、有条件的军事联盟，为了坚持反对佛朗哥的国内战争，而不是一种要得到主要巩固的国家形式。
　　基本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及其战略盟友是否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建立社会主义，即使无产阶级在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之前不得不与更多的临时同盟分享政治权力——或无产阶级的领导层是否会试图将斗争限制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上，以防得罪被他们当作同盟的人。问题是，对于这些同盟，无产阶级是领导它们还是被它们领导，这个领导是否能团结所有可被联合起来的人向消灭剥削压迫的方向前进，将这作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国际斗争的一部分，或还是为延续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形式而战斗——它的“民主”形式,这种形式已被数百万人证明是无法忍受的。
　　佛朗哥的“叛乱”提出了权力的问题。西共的“左派”批评家、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并没有抓住这点。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决心实行一种战时经济主义，集中力量夺取土地和工厂，建立合作社，而不考虑战争的核心问题。他们的计划要求夺取地主、资本家的财富，反对夺取政权，实际上与小业主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革命斗争必须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反对佛朗哥的内战，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士坚持认为,战争必须让位于“革命”——例如，不加区别地夺取“富人”的财富，不考虑谁能被争取过来参加反对佛朗哥的战争，谁能被中立化，还有，任何军队和经济中的集中命令都是错的，而不管为了进行战争还需要什么——这些都不是革命性质的，尽管被无政府主义者所吸引的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中普遍存在着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尽管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许多成员实际上“背叛”了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而为革命而战。
　　西共确实掌握了战争的中心，但 “他们就没想要政权”。后一点，也是决定性的一点，他们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共同之处，尽管西共在这方面的计划更倾向于改革，在精神上缺乏革命性。他们不把战争看作是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孤立和消灭敌人力量的一种方法。他们的全部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战争中必须处于休息状态，战争不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而是革命斗争的一个插曲，只有在佛朗哥战败以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重新建立以后，革命斗争才能继续进行。
　　将毛泽东谈话中所表达的观点与可能是西共最著名的领导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热情之花”的观点进行比较：

　　“如果共产党试图在一个被性质如此特殊的内战分裂了的西班牙内夺取政权，并在一个迎合希特勒、准备二战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夺取政权，那只是一种罪恶的冒险主义。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在人民阵线的所有盟友都推到一边，从而为法西斯势力和国际反动势力公开干预西班牙扫清道路…在这种性质变化之前，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会平静地坐视不管……”[30]

　　迅速升入西共领导地位的前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这样说：

　　“有人说，在这个阶段，我们要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说我们在搞欺骗……然而,同志们，我们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而且是为议会民主制共和国而战……我们知道，假如我们在这个时候错误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甚至在胜利以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里——我们将在我们的祖国内不仅看到法西斯侵略者，而且在他们身边还会看到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他们已经明确地指出，在目前的欧洲形势下，他们是不会容忍我国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31]

　　另一位西共领导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也极其明确：

　　“现在工人运动的目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说我们参加战争有社会动机。我们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保卫1931年 4月14日建立，并于去年2月18日〔通过人民阵线的选举〕恢复了的民主共和国。”[32]

　　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西共领导层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马统工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即无产阶级应该把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力量作为其斗争的主要目标）用作靶子，似乎唯一的替代选项就是彻底投降并追随这些力量。即使斗争的直接目标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阶级对主要反动阶级的某种形式的专政），即使阶级斗争的目标必须加以调整，以便团结一切能够团结起来反对佛朗哥的人，但如此承诺“在胜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将继续是一个“民主和议会制共和国”，是把西班牙各民族和受其压迫的人民推入这个已经证明是地狱的共和国。此外，虽然西班牙的帝国主义邻国不能完全联合起来站在革命的一边，但与此同时——同为“议会和民主共和国”—— 的英国和法国对西班牙共和国所采取的态度本身就完全暴露了这些政府的阶级性质；尽管饱受帝国主义利益之争的折磨，但他们显然更喜欢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当然,这样的政府不会容忍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无法容忍除了屈从于某个列强利益的，得到了完全巩固的资产阶级专政以外的任何政府——但是，无产阶级从何时起又曾被资产阶级容许的东西束缚住过!
　　随着世界大战的临近，帝国主义政府受到了危机的冲击，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他们的回旋余地和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储备越来越狭小。墨索里尼政府似乎是西班牙革命最强大的敌人，但仅仅几年之后，它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垮台了。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当然存在着严重的危险——但它也把整个帝国主义体系拉伸到了极限，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毛从中国革命的角度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西共和共产国际却把这种情况视为不能在西班牙进行革命的借口。
　　就西共的领导人而言，显然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工人政党以往的历史中并非是完全陌生的：面对紧要关头带来的严重危险和巨大机遇，他们只看到了危险，并在政治上向资产阶级投降——特别是向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势力投降——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领导反对西班牙统治阶级的军事斗争。（我们将看到，共和国的其他势力，尤其是阿萨尼亚周围的势力，愿意直接向佛朗哥投降。） 西共的投降与共产国际在西班牙所采取的路线相吻合并受其鼓励，这条路线是从共产国际对整个事件所采取的路线上出发的。

“英国战略”


　　1936年底，在成功地保卫了马德里之后，斯大林连同他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给当时的共和国政府首脑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

　　“西班牙革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与俄罗斯革命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这是由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国际形势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很有可能在西班牙，议会方式将被证明是比在俄罗斯更有效发展革命的手段……不应该拒绝共和政府领导人，相反，他们必须被吸引并向政府靠拢。最重要的〔此处强调〕是确保政府得到阿萨尼亚及其集团的支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克服犹豫。这是必要的，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把她看作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并借此避免他们的公开干预，这对共和制西班牙来说是最大的危险。”[33]

　　这里所说的是：革命者决不能做任何可能冒犯英国和法国的事情。斯大林并没有从一个普遍的理论角度出发，说明西班牙可能会看到第一次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他也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已经与资产阶级开战了。在原则上，他呼吁与英帝国主义有关的阿萨尼亚势力保持团结，至少在策略上保持某种团结，尤其是在战场上结成联盟，这并不一定是错误的。这一过程可能类似于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亲美的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侵略者（尽管应该记住，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主要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一场内战）。但斯大林说的远不止这些。他说，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斗争必须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这些必要是什么？“西班牙的敌人”的“公开干预”。撇开“西班牙的敌人”这个提法不谈（这个提法充满了大国沙文主义——毕竟，西班牙国家本身也压迫其他国家） ，他指的是西班牙的哪个敌人？意大利和德国已经在进行干预，尽管德国干预程度较轻。他认为“最大的危险”是英国和法国也会干预吗？这不太可能，斯大林也不太可能是这样想的。坦率地说，这里“最大的危险”是一场苏联支持的革命或西班牙公开的革命斗争可能会给苏联通过与英国和法国结盟来保卫自己的战略带来的危险。
　　归根结底，斯大林的路线是，保卫苏联和世界革命是一样的，世界革命为了取得进步,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服从于保卫苏联。共产国际和苏联保卫了共和国，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害怕它，并努力摧毁它——但与此同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反对西班牙的革命。这条路线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世界形势和保卫苏联采取全面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
　　革命的目的要从党的鼓动中消失，要放弃群众独立的革命准备。为什么这样？“关键是寻求欧洲民主国家的合作，特别是英国的合作，”西共在加泰罗尼亚的姐妹党秘书长胡安·科莫雷拉解释道。“在民主国家集团中，决定性的力量不是法国，而是英国。科莫雷拉还说：“党内同志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并缓和他们当前的口号。”[34]然而，事实是，西共所要求的并不是对革命斗争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而是彻底放弃革命斗争。
　　这一路线遵循了苏联的外交战略，即试图使俄罗斯和英法集团结盟直接对抗德国。1935年，苏联与法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纸面联盟；正如科莫雷拉所说，关键是要让英国同意这样一项协议。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计划中的联盟。它成为了西共的反动政策，通过证明西班牙共和国中没有帝国主义者所害怕的事物，哪怕西共在西班牙有着重要影响力，以此来使英国放弃佛朗哥。
　　然而，英国是在为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着想，而事实证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并不涉及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反对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对英国来说，其中牵涉到的远超它在西班牙的利益——这些利益都要让位于英国的整体利益，尤其是要为他们孤立和击败德国，这个英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的计划创造最有利条件。
　　例如，温斯顿·丘吉尔最初热切地期待着佛朗哥的胜利，但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德国的影响力有所上升，西班牙革命的“危险”因西共及其盟友的错误领导而减弱，丘吉尔改变了立场，说：“佛朗哥完全有权站在他这边，因为他爱他的国家。此外，佛朗哥是在保护欧洲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我，我是英国人，我更喜欢错误事业的胜利。我更希望对方获胜，因为佛朗哥可能会让英国感到不安或威胁到英国的利益，而其他人则不会。”[35] 但是尽管如此，英国仍继续奉行“不干涉”的政策，包括组织对共和国的海上封锁，防止它从国外接收武器，而佛朗哥继续接收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量武器输送和军队。为什么？因为对英国来说，它试图阻止意德同盟的发展，并争取意大利加入其集团，或至少使之中立——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将德国束缚在与苏联的战争中，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与德国发生直接冲突——这远比意大利是否会趁着英国利益的损失增加其在西班牙的影响力重要得多。
　　英国甚至还参与了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而阿比西尼亚或多或少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1936年初，英国人在地中海推动与意大利缓和关系，地中海是英帝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为此，英意海军签订了一项协议，并在内战期间正式生效。特别是在内战之前，赢得或至少使意大利中立的想法并不是一种无果的希望（尽管它显然没有成功，至少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意大利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奥地利和整个地中海地区已经存在利益冲突。与此相符，英国人并不打算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的干预——他们对佛朗哥试图恢复“秩序”、阻止革命病毒蔓延到可能感染整个欧洲的努力丝毫不会感到不快。
　　在西班牙，英国与意大利的交易和英国与德国的交易大不相同。在这次大规模的干预行动中，意大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与德国达成了默契，包括派遣大量地面部队、飞机和装甲部队。相比之下，德国只派遣了秃鹰军团机群和大量物资。由于德国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干预，英帝国主义者得以实施避免与德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政策，同时对德国保持警惕（以及佛朗哥和德国的交易）。就德国而言，它确实保持了距离。但是它的政策并不比英国的政策更消极。相反，通过允许意大利在西班牙干预中占据前线，它希望这场不可预测和多变的战争将使英国和意大利进一步分裂，而不是让它们走到一起。
　　总的来说，英国既不反对佛朗哥的胜利，也不反对意大利的干预，尽管英国对德国的影响仍持严峻且日益增长的保留态度。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但又不是敌对）的立场。从英帝国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直截了当的佛朗哥的胜利，而是某种帝国主义式的妥协。英国及其在西班牙的政治代表一直在推动一项强权协议，将西班牙划分为势力范围，如果战争陷入僵局，这一协议很可能就会达成。（事实上，令希特勒极为反感的是，西班牙在二战期间仍然保持中立——尽管是亲法西斯的。）
　　这是推动英国成立所谓的不干涉委员会的动机。25个大小帝国主义国家最终加入了这个委员会，当然也在这个委员会内努力加强它们自己的世界地位；这个委员会变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论坛，用来讨论导致世界大战的各种手段。然而，正如法国在柏林的指控所说，“委员会及其权力……是英国人的发明。”因此，委员会的目的是阻止武器和志愿人员流入共和国，并给予佛朗哥及其意大利盟友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从而给予其行动自由。它做得非常有效，切断了除来自苏联和墨西哥以外的大多数国家的武器。该委员会还为英国与意大利的勾结（以及争斗）提供了一个平台，重点关注它们在地中海地区的黑帮式“和解”。意大利不是国联的成员；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委员会是在国联体系之外设立的。
　　不干涉委员会也成为英法之间争斗的一种形式。法国提出了建立一个不干涉委员会的想法。但其动机与英国人截然不同——它真诚地想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人民阵线（包括法国共产党）领导着法国政府及其所谓的“进步思想”，也不仅仅是因为佛朗哥的胜利会让它的老对手意大利在法国南部侧翼呈现来势汹汹的姿态。法国帝国主义者似乎也对整个“绥靖”政策感到不满。英国的西班牙政策，就像它在那个时期的所有战略举措一样，会加强德国和意大利，即使这是为了让德国与苏联对抗，法国也迟早会遭受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次和最大的战争打击。法国希望委员会的外交“控制”将使意大利和德国难以援助佛朗哥——或者至少非常尖锐地揭露轴心国的口是心非，以便于法国将获得执行自己政策的自由。
　　因此，法国偶尔开放边境，将物资通过法国运往共和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墨西哥输送武器。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主导政策是建立在英法协约的基础上的，这种政策由社会党的莱昂·布鲁姆小心翼翼地执行。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布鲁姆向共和国运送了一些武器之后，一名法国记者从英国发来报道说：“在这里没有很好的记录。”[36]英国人是不会允许这种援助的。到1936年12月，很明显英国已经在这场隐蔽的战争中“吃掉”了法国人。法国人最初提出的不干涉虽然松散，但却是真诚的，后来却被英国人拿来当作掩护和对付共和国的武器。布鲁姆说：“我们的一些希望和期待已经落空了。”[37]
　　美国并不是不干涉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这符合它自己的“中立”战略，即希望看到它的帝国主义对手和苏联在美国介入即将到来的冲突之前被削弱。然而，就像其将来的盟友一样，美国对佛朗哥持“中立”态度。美国石油公司向佛朗哥提供了大部分燃料。没有这些燃料，就不会有成功的入侵和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运送佛朗哥军队纵横西班牙的卡车通常也由美国提供。当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利用其对严格中立的郑重声明，试图阻止美国公民为共和国而战。（后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开始成为佛朗哥的主要支持者，并最终成为在西班牙的主要外国势力——这一发展让人们看到了美国在内战期间“中立”背后的帝国主义欲望。）
　　与此同时，即使是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在西班牙问题上都动用了最自私自利、最彻底的反动手段，共产国际为了赢得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使其符合苏联的总体政策，它也竭力把西班牙内战描绘成一场主要是针对法西斯侵略者德国和意大利的伟大的爱国战争，全世界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侵略者。1936年10月，共产国际驻西班牙首席代表陶里亚蒂宣布：“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具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性质。这是一场拯救人民和国家脱离外国奴役的战争，因为叛军的胜利将意味着西班牙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堕落，意味着西班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解体，意味着西班牙人民被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奴役。”[38]
　　这样，共产国际为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所做的工作，可能是历史上最广泛的世界范围的运动之一，但它建立的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扭曲了世界人民对西班牙人民的支持,使之成为支持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而不是坚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对世界革命取得的进展给予支持。
　　战后，倾向西共的社会党人德尔巴约这样说道：“我们几乎每天并且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幻想着，也许有新的理由去指望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恢复理智，卖给我们武器。然而这种希望终是虚幻。”[39]

摩洛哥的背叛


　　当然，西共很少认为，出于“国际主义”的原因，即为了苏联与英国和法国的联盟,西班牙的革命必须被搁置。相反，他们认为，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是“西班牙人民”的唯一出路。摩洛哥的例子最鲜明地暴露了西共所依附的是帝国主义。
　　战争结束时，超过13.5万名摩洛哥士兵在佛朗哥麾下作战。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可能是决定性的。起初，他们是唯一可靠的大型部队，之后继而是法西斯分子最有效的突击队、狙击手和突击队员。但从一开始，摩洛哥民众就反对，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起来武装反抗佛朗哥——只有哈里发和大维齐尔与将军们保持友好关系，而主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则是敌对的。为什么摩洛哥人不能被中立或争取过来呢？为什么共和国没有宣布摩洛哥应该无条件独立？
　　甚至在将军们行动之前，阿卜杜·克里姆阵营的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向人民阵线政府发出了一系列的呼吁。1936年秋天，两位领导人穆罕默德·哈桑·乌扎尼（Muhammed Hassan al-Ouezzani）和奥马尔·阿卜杜勒贾利勒（Omar Abdeljalil）访问了西班牙共和国，承诺在摩洛哥组织反对佛朗哥的活动，作为交换，他们要求自治权，就像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做的那样。但是他们被拒绝了，并被送走了。为什么？
　　西共的官方历史抱怨道：“如果西班牙的社会党领导人能够把自己从‘不激怒英国和法国’的病态中解放出来……如果他们能够对摩洛哥的民族主义愿望采取明确和积极的立场，那么佛朗哥就会面临最困难的局面。”[40]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是虚伪的扯淡。
　　的确，尤其是与阿萨尼亚集团结盟的社会党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要对拒绝摩洛哥代表团的要求，甚至拒绝他们在西班牙议会举行听证而负责。但人们不禁要问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为何表现得像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西共自己为何没有继续推动摩洛哥独立？
　　对于西共来说，另一条不同的、革命的道路有着肥沃的土壤。党在摩洛哥有反对殖民战争的历史，而摩洛哥的小党（曾经是西共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个分支）自己领导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发生的。（甚至在西共和共产国际的背叛之后，一些摩洛哥革命者仍然参加西共第五团和国际旅的战斗，表现出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在整个内战期间，党并没有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后来当西共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共和国的进程时也是如此。即使在第一个人民阵线政府纲领中，摩洛哥问题也只是作为“引进民主政权”[41]的要求出现的（这是含糊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而西共甚至没有围绕这一点建立公众舆论。德尔巴约提出了一个软弱的借口：摩洛哥士兵“完全不受任何民主性质的政治宣传的影响。”[42]
　　问题不在于摩洛哥人民对革命“免疫”。问题是共和国的领导层反对它。社会党害怕“激怒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所争取的是维护现存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不仅包括这些列强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还包括西班牙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包括它的殖民地,以及西班牙统治阶级在西班牙和国外的一切吸血行为。
　　随着对佛朗哥的内战，历史把革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与许多其他势力一起投入一场共同的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势力在内战中是分裂和对立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但是，让这些势力的观点和利益来决定战争的进程，然后又抱怨说，正是他们亲帝国主义的“病态的痴迷”阻碍了西共履行最基本的革命义务——西共的这种提法是不能成立的。事实是，西共打着保卫苏联的旗号，倒向了帝国主义阵营。

巴塞罗那和革命高潮的退潮


　　如前所述，佛朗哥的政变是在大规模的革命高潮中发生的（部分是对革命高潮的回 应）。佛朗哥上台后，这一高潮有了质的飞跃，资产阶级秩序的瓦解解放了千百万群众,他们起来采取主动，打倒了摇摇欲坠的统治阶级。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们已经描述了群众的兴奋情绪和他们的英雄行为，这些行为一度堵死了佛朗哥军军。
　　这种革命高潮没有持续下去。从1936-1937年的冬天开始，尤其是在第二年的春天,西共领导了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行动。到了第二年冬天，民兵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式的军队。当然，如果佛朗哥被击败，民兵组织将不能继续作为主要的军事力量，但是西共的选择比民兵组织更糟糕。8月，许多农民合作社被强制解散。严重的问题是，贫农占领了土地，政治上疏远了许多较富的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本不必被赶去佛朗哥那边，但西共的选择是让忠于共和国的富农和地主来决定农村政策。
　　工厂里的工人“集体”被扼杀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他们的老板和佛朗哥一起逃到安全的地方，工人“集体”被政府接管。当然，“工人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每个工厂的工人成为其所有者，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必须有更多的中央控制，但西共的选择只是派遣官僚或老板，限制工厂里的工人委员会，使其充其量只能“赢得生产之战”。
　　与这一切有关的是关于战争进程本身的低落情绪在人群中扩散，这种情绪与战争进行的方式不无关系——战争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本身的行为。
　　5月发生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的事件给第一段革命时期的画上了句号。当时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加泰罗尼亚民族政府）试图清除无政府主义者和由马统工党领导的 “集体”，他们控制了电话交换机，这使政府的反对者可以自由决定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 其他地区之间的通信。（马统工党支持托洛茨基路线，与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势力绝不联合，尽管出于复杂的原因，作为曾经托洛茨基追随者的该党领导人，后来转而反对托洛茨基。）
　　这可能是整个西班牙内战中最具争议的事件，在当时是臭名昭著的，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 “反斯大林主义者”的著名热点案例。我们当然不打算在这里重温它。但是，必须用几句话来描述共和国区域内战争的政治进程。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西共在加泰罗尼亚的姐妹党，由西共、社会党和其他政党组成）组织的警察和安全部队试图驱逐控制电话交换机的人，这导致了枪战，战斗蔓延到整个市中心地区。这场战争持续了5天，双方共数百人死亡。
　　我们无法在此解决这一争论，即这是否是西共的蓄意挑衅，以制造一个借口来消灭加泰罗尼亚反对它的力量，就像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直到今天所宣称的那样；或者是由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和特别是马统工党发起的挑衅，他们试图立即推翻共和国，而马统工党背后有某些佛朗哥代理人的鼓动。坦率地说，并不能排除双方都有些道理的可能。（应该指出的是，特别是在佛朗哥能够而且正在利用北部前线的军事优势的情况变得明确之后，西班牙的大多数主要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强烈反对巴塞罗那起义。还应当指出，不管反革命分子和实际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所起的作用如何，许多工人和其他被卷入反对保安部队的斗争的人，驱使他们的无疑还是对西共和资产阶级势力企图制止革命高潮的义愤。）
　　关键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路线（出于类似的原因）是反革命的。西共非常正确地指出了阿拉贡前线附近的死寂，在那里，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领导的民兵部队没有对法西斯分子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从而让佛朗哥的军队自由地分割了共和国地区。但是西共并没有用什么更具革命性的东西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几乎不加掩饰的改良主义和军事上的被动主义。它只是与加泰罗尼亚的小实业家和富裕的葡萄种植者以及他们在西班牙各地的同行结盟，以恢复所有这些被混乱破坏之前的状态。看看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尤其是在巴塞罗那事件之后，真的可以说西共的路线更好吗？
　　巴塞罗那事件之后，共和国政府公开迅速向右翼靠拢。曾被西共奉为偶像，被记者称为“西班牙的列宁”的左翼的社会党人鼓动家卡瓦列罗被抛弃了。他的总理职位被胡安·内格林取代，后者是一位与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关系密切的更右翼的社会党人。来自社会党内的极右分子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曾威胁称，如果允许摩洛哥代表团向议会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将辞职。西共的策略是让内格林和普列托加入，借口这是加强作战活动所必须的——然而，一度负责战争活动的普列托，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如此确信佛朗哥终将胜利，又如此不愿意对佛朗哥的军队发起任何真正的反击，以致后来成为狂热反共分子的西共领导人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声称，西共威胁向大众揭露这一切来约束他。[43]
　　无论西共真实情况如何，它清楚地表明了它所提倡的是什么样的人和路线。任命这些人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取悦英国。这种以争取胜利的名义而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诈骗和公开的对战争努力的放弃，不能不使群众更加沮丧。特别是在平民中，政治生活和活动逐渐流失。战争只成了士兵的事情，而且越来越多的士兵不再是志愿者，而是被征召入伍的人。
　　特别是在农村，许多人明显得出结论，不管发生什么事，结果都是一样的。在那里,革命的政治工作和革命的土地政策的失败是共和国最大的弱点之一。在被佛朗哥军队占领的地区，佛朗哥为他的大部分军队征募和使用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其他人。为什么西共没有在这些阶层中开展在佛朗哥后方的工作——尤其是为什么它没有依靠他们开展游击
　　战？因为共和党人（和英国）害怕大规模农民革命的想法，即使它以民主而非直接的社会主义任务为中心，但仍然会释放出革命的洪流。西共没有依靠贫农和农村劳动者，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赢得他们加入在农村联合中间阶层的政策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西共反而成为了农村中私有财产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依赖中农（他们大量加入了西共）和小地主,从战争一开始，就反对贫农武装起来夺取土地。因此，本应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活跃起来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却保持被动并被佛朗哥利用起来。
　　事实上，正是对共和党人的全面追随才是共和国失败的最直接原因。阿萨尼亚被西共和斯大林认为是共和国最重要的资产，而他从不相信有可能战胜佛朗哥——他也不希望看到曾经是西班牙资产阶级统治支柱的军队被另一支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军队所摧毁，而这支军队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在现实中，他和普列托以及围绕他们的势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现对佛朗哥的有条件的投降中，这符合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指示。
　　“从战争一开始，”阿萨尼亚著作的编辑胡安·马里沙尔写道，“他就认识到，他唯一可能的角色是象征性地制止革命暴力，但作用非常有限。”[44]正如阿萨尼亚本人在战后的一封信中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人不知道，从1936年 9月起，我尽一切可能去促成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因为击败敌人的想法是一种幻想。”[45]
　　在整个战争期间，西共和这些共和派之间一直在斗争，阿萨尼亚和普列托尽其所能，一方面限制西共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另一方面与佛朗哥协商解决方案。就其本身而言，西共利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这是这些共和派所缺乏的），以及通过西共获得的苏联武器的王牌，来控制阿萨尼亚和普列托，直到这些势力最终向佛朗哥投降。
　　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西共与共和派势力做出一些妥协是完全错误的，不论这些为了击败佛朗哥而联合起来的共和派势力是多么的优柔寡断。但是完全依靠他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西共只为群众建立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背叛——就是说，不是因为所有那些动摇的人都要投奔佛朗哥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才能使他们不投降，或者即便他们投降也能确保革命免于失败的必然。


注释

[29]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

[30] 苏谢尔·埃莱纳，如前引用，第 401页。

[31] 爱德华·马莱法基斯·E，《西班牙的土地改革与农民革命》，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市，1970年，第216页。

[32] 《工人世界》，1936年8月8日。

[33] 引用自伯内特·博洛滕，第160页。这封信首次出现在1939年 6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并有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传真进行验证。该信件的部分内容出现在西共的美国首席辩护士那里。在那里，它被不诚实地编辑和美化。

[34]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164页。

[35] 托马斯，《西班牙内战》，哈珀与罗出版社，纽约，1971年，第 822-823页。

[36] 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西班牙革命与内战》，MIT 出版社,剑桥，1970年，第540页。

[37] 同上。

[38] M·埃尔科利（陶里亚蒂），《西班牙革命的特殊之处》，《共产国际》,第16期，1936年10月，第15-23页。

[39]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170页。

[40] 亚瑟·H·兰迪斯，如前引用，第191页。

[41] 大卫·卡特尔，如前引用，第57页。

[42] J·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克诺普夫出版社（Knopf）,纽约，1940年，第124页。

[43]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 447页。

[44] 同上，第158页。

[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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