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势力集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1981年 6月）

第四章势力集结

　　三十年代的前几年，西班牙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了临界点。
　　某些事件就是这方面的象征，例如，1933年在卡萨斯维雅斯（Casas Viejas）村对无政府主义领导的农民和短工（bracero）起义的残酷镇压。这里的群众起义是一场规模更大的造反的一部分，他们占领了村子附近用来饲养斗牛的的肥沃土地。在共和国政府对农民和短工的猛烈报复中，国民警卫队的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着，屠杀了所有住户，并烧毁了他们的房屋。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包括在工人阶级政党在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焦点,反映出反对第二共和国政府的愤怒和厌恶情绪在不断高涨。
　　卡萨斯维雅斯的事件表明，西班牙虽然由金融资本主导，但仍以农村社会为主，在这里土地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即使到了内战爆发时，66%的人仍住在农村。这其中包括一支庞大的、慢慢燃烧着的农业无产阶级——150万人的农忙季短工——在南部广袤的大庄园工作，其土地延伸到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拉马杜拉。这些工人靠夏天的收入仅够生存，而这样的生活使他们一年中有五六个月不得不失业。大量的人（因而）被无政府主义者所吸引。
　　小农也存在于整个农村，他们的可怜的土地在每一次他们的短期租赁安排失效时都被进一步分割。只有在纳瓦雷和其他一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中产阶级才勉强维持了自己的生活——这些构成了教会和君主主义社会运动的基础。
　　但是，在二十世纪撼动和分裂西班牙社会的社会运动中，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先锋——在1917年2月俄国革命后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中，在反对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在20世纪20年代头三年的起义和造反中（西班牙历史学家称之为“三年布尔什维克期”）。这个阶级的人数增长得很快。到了1930年，超过26%的国民是工业工人，相比1910年翻了一倍。
　　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俄国革命是西班牙无产阶级中特别具有催化作用的革命因素。作为一位反动的历史学家，卡特尔（Cattell）不得不承认：

　　“标志、术语和方法都是从俄国革命中照搬过来的，但并没有考虑西班牙共产党。对于一个没有共产党员的村庄来说，按照俄罗斯的模式反抗并建立一个苏维埃并不稀奇。他们常常举起锤子和镰刀，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而不提起西班牙共产党。同样的，俄国的电影和革命英雄主义故事吸引了大众，因此俄国小说和电影放映也很普遍。”^[13]

　　正如卡特尔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对俄国革命的极大尊重和热情，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运动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是这种自发的运动和革命情绪，也对西班牙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共和派

　　在1935年一个寒冷的晴朗秋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望着窗外的人群在马德里郊外的科米利亚斯镇（Comillas）平缓的山丘上无休止地流动着。超过 40万人因为这次演讲聚集了起来，这是西班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会议。红旗与共和国的三色旗交织在一起,数十万人中有许多是工人。阿萨尼亚的演讲呼吁这些群众反对每个人都能看到即将到来的法西斯主义，并团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帜下。

　　共和国“必须完全摧毁那些现在奴役人民的有钱阶级特权……今天的整个欧洲都是民主与其敌人之间的战场，而西班牙也不例外。你必须在有短处、有缺陷、有过失和错误的民主和恐怖的暴政之间做出选择。已经没有选择了。我们已做出了选择。在西班牙，人们听到关于独裁的轻浮和虚荣的言论。我们发现它是令人厌恶的，不仅是因为教义，而且是因为经验和良好的判断力……”^[14]

　　臭名昭著的傲慢的阿萨尼亚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后被判入狱——尽管他刻意与起义保持了距离。（尽管如此，政府在监禁他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不理智的行为——虽然阿萨尼亚也曾表示，如果起义成功他将有可能参加总统竞选。）阿萨尼亚在第二共和国担任总统头两年、在最近三个“左翼共和党”政党的合并中担任领袖，已成为了西班牙学习英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杰出象征。
　　共和派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团体。他们的经济核心可以在这个国家的小实业家身上找到，而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把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加泰罗尼亚人，看作是天然的盟友。1934年，阿萨尼亚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政党“爱斯圭拉”（“左翼”）描述为“西班牙仅存的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巴斯克资产阶级与共和主义者有着矛盾的关系。由于与英国关系密切，它与马德里方面存在矛盾，对共和主义者自然怀有同情。但西班牙六大银行中有五家位于毕尔巴鄂，这反映出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大资产阶级的联系肯定比加泰罗尼亚人更加紧密。）
　　与小实业家结盟的是城市中不剥削小资产阶级的专业职业者、白领、文官、教师、学生等，他们的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繁荣时期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受到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压制。知识分子尤其清楚地表达了所有自称为共和主义者的群体的利益。知识分子们在马德里的阿特尼诺（Ateneo）等文学沙龙会面，敲定了一个方案，公开表达对“英式议会制度”的赞赏，表达了对工业的需求的呼声，特别是对教会进行了抨击，因为它的普遍落后和对教育和上层建筑其他的部分和控制直接阻碍了知识分子的道路。
　　阿特尼诺成为了共和主义运动的中心。在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之初，有传言说阿特尼诺的图书管理员在书中存放了枪支。在这里，阿萨尼亚，阿特尼诺的秘书，将一些在内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聚集在他周围。
　　共和主义者也倾向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来往。例如，在科米利亚斯的演讲中，阿萨尼亚认为，“西班牙的实力太弱，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冒险性扩张……”是对大资产阶级的一种警告，告诫他们不要打破自己作为英国人的初级合伙人的地位，阿萨尼亚长期以来一直持有这种立场。（事实上，阿萨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鹊起，当时他领导了大规模的游行以支持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反对统治阶级公开支持德国。）
　　然而，尽管与西班牙大资产阶级存在这些尖锐的矛盾，共和主义者与西班牙大资产阶级也有很多共同点。尽管1931年西班牙共和国的建立伴随着革命的大张旗鼓，但第二共和国的最初几年只不过是共和党人和西班牙统治者之间的粗暴合作。这几年也可以使用列宁对克伦斯基政府同样简洁的描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他还说了其他与第二共和国也很吻合（的话）：“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国家〕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15]
　　第二共和国的头几年只不过是这样试图“降服”共和主义者的企图，以把他们当作对付群众的缓冲器。但到了1935年，随着危机撕裂了社会上所有的实际矛盾，这一安排破裂了。蜜月结束了；阿萨尼亚在科米利亚斯的演讲是战斗的宣言。
　　从他们的历史可以看出，共和主义者反对即将到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但他们也反对与现有秩序进行革命性的决裂。当在科米利亚斯的演讲结束时，成千上万欢呼的人群举起紧握的拳头，以示革命的敬礼，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象征。阿萨尼亚注视着，拒绝回礼,转身离开了讲台。

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与共和派崛起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党，该党在世纪之交在马德里的印刷工人和其他熟练工人中诞生。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有着相似的长期的机会主义历史：为了他们所代表的人在社会中争取一席之地，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斗争……而且只要利基市场出现（利基市场是在较大的细分市场中具有相似兴趣或需求的一小群顾客所占有的市场空间），就会开放合作。以拉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为例，他后来成为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起义计划中的主要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事独裁时期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并在第二共和国早期担任劳工部长。
　　社会党与共和主义的政治联系在党内官僚机构中卡瓦列罗的传统对手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在巴斯克银行家奥拉西奥·埃切维里亚的赞助下，普列托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上升。然而，这两位政治家的社会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商业风格的普列托不同，卡瓦列罗代表了该党的工会基础，这一工会基础在马德里和西班牙中部地区最为强大。卡瓦列罗自己的职业生涯将是煽动者；随着与共和派的直接联系越来越少,同时一直在与更激进的新北方联盟（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联盟）进行竞争，拉戈·卡瓦列罗被迫这样做，并确实维持了自己的社会基础。
　　1934年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标志着社会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过去的18个月里,该党的党员人数翻了两番，其中近一半是贫中雇佣农民联合会的成员。尽管如此，社会党人仍然主要代表阶层相对较高的工人，甚至比以前更多地代表小资产阶级，但这些群体已被1933年可怕的危机压垮，并对第二共和国的残酷镇压政策不再抱有幻想。简而言之,社会党及其基础已经变得激进。他们愿意采取最极端的措施，但目的仍然是共和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

　　社会党人开始吸引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他们对共产国际有公开的崇敬之情。他们主张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是与西班牙共产党（PCE）的合并。（在此期间，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合并，两党青年团体最终于1936年初合并。）当这些势力确实合并了后，西班牙共产党将会如何“训练”它们，我们将在稍后讨论。这里的重点是，社会党人的变化反映了群众情绪的根本转变。这里发生的事情要比（如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多得多，“拉戈·卡瓦列罗在监狱里读过马克思。”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包括或多或少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AI,Federacion Anarquista Iberica）和它所领导的更具有工团主义的工会（全国劳工联合会，the CN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在1934年10月的事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因为他们的追随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动的起义（有三个主要的起义）中筋疲力尽，此外，毫无疑问，他们有自己的机会主义理由不参加1934年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尽管如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蔓延，以及社会党人的激进化和苏联的巨大声望，都是群众运动性质变化的一个重要晴雨表。
　　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南部的农村半无产阶级中兴起，当他们被招募到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厂时，也把它带了进来。它在这些纺织厂和其他的小工厂中蓬勃发展，这些工厂通常不到100名工人，往往只有20名左右的工人。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渔民、伐木工人和农村劳工中也很盛行。这些条件特别有利于工厂（和农场）被工人作为自治的经济和政治单位接管和管理。正如无政府主义领袖伊萨克·普恩特所写的那样，“没有必要发明任何东西，去创造一种新的有机体系。组织未来社会经济生活所围绕的组织核心已经存在于当今社会;行会和自由市场……”^[16]
　　这一学说在本质上是保守的，更接近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它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认为没有必要改造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与其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抛弃阶级和阶级差异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不如说是主张一个工厂接着一个工厂、一个农场接着一个农场进行“解放”，工人和农民将通过（合作）自己创业来“解放”自己。
　　无政府主义的路线有许多可批评之处，但无可争辩的是，他们的工作精神和作风更多地挑战群众，比社会党人的毛绒衬衫工会主义和即将出现的共产党“可敬的反法西斯主义”要叛逆得多。为什么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不会被理想所吸引，就像无政府主义者杜鲁蒂在接受加拿大记者范·帕森采访时所表达的，比共产党在战争期间所作的更具革命性的声明那样：

　　“范·帕森：如果你们〔无政府主义计划〕取得胜利，你们将坐在一堆废墟上。”
　　“杜鲁蒂：我们一直住在贫民窟和墙上的洞里。我们会知道适应一段时间的。你也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也可以建设。正是我们在西班牙、美国和世界各地建造了这些宫殿和城市。我们工人，可以建造其他的来取代它们的位置。我们一点也不怕废墟。我们将会继承地球。这一点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可能在它离开历史舞台之前就把它的世界炸得粉碎。而我们的心中承载着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正在成长，就在现在。”^[17]
　　没有什么比列宁的训诫更能让人想起的了：“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18]

　　然而，问题在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而且大体上反对马列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成为了包括社会党人的各种改良主义走狗的尾巴，它的成员从“左”的方面批判西班牙共产党，但其方式集中在战术上，而忘记了政治权力。

长枪党和重现瓜分世界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世界的瓜分成为一个问题，每一个帝国主义者都不顾一切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重新瓜分世界。西班牙在寻求这样的重新瓜分的同时，也成为更强大的掠食者野心的一部分。
　　对于各大强国来说，在西班牙的影响力是能够统治欧洲的关键。在西班牙的一席之地将使对立的两大集团都能从对方的侧翼反攻。德国将能够包围法国，而英国将保留西班牙与地中海的联系。
　　除了如此重要的战略角色外，西班牙和西班牙殖民地还为各大强国提供了其他优势。伊比利亚半岛和各殖民地在四个地方都面对着大西洋的贸易路线，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直布罗陀通道。此外，德国视西班牙为重返非洲的可能垫脚石（事实上,战前德国对西班牙的经济渗透主要集中在西班牙的摩洛哥，而不是半岛本身）。最后，当然还有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出产的优质铁矿石，它会以低廉的价格方便地进入欧洲的工业。
　　从西班牙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这样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开辟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1932年，在圣胡尔霍将军未遂政变之后，西班牙军方已经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进行了接触，而从那时起，这种联系逐步加强。阿尔丰西（Alphonsine）和卡列斯特（Carlist）两党的君主主义者都访问了意大利；这些政党的准军事部队甚至在意大利接受训练。对西班牙资产阶级来说，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与意大利的联系是“出路”。意大利可以提供军事力量和可靠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是西班牙统治者所不具备的，但却是镇压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所迫切需要的。与此同时，意大利人可能会成为撬开甚至打破英帝国主义控制的撬棒。此外，其有理由希望，一场新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尤其是英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美国）的战败——可能意味着西班牙能够实现现在被剥夺的势力范围和资本积累机会。
　　在内战期间与意大利建立联系并公开提出法西斯独裁形式思想的几个团体中，长枪党注定要成为佛朗哥统治下的主要政党。该组织成立于1933年，由西班牙工业中央办公室主席胡安·马奇资助，当然还与资产阶级有其他重要的联系，这一点从其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身上可以看出，他是20世纪20年代转向军事独裁者的资产阶级儿子。1936年2月的选举中，教会赞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EDA）惨败，随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大部分成员都涌向了长枪党。
　　当时，长枪党的计划比西班牙统治阶级的大多数团体都要超前，但尽管如此，它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恢复秩序”、“根除马克思主义”，以及实现所谓的西班牙“帝国意志”。其他更稳固的势力不愿意做的事情，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不愿意做的，长枪党却全心全意地做了：它与英国帝国主义者较量，谴责当前的世界瓜分，以及西班牙在世界中的地位。它的计划要求建立“Hispanidad”，一个帝国主义的“统一西班牙”，从拉丁美洲一直延伸到菲律宾。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西班牙统治者长期以来在前殖民地保留着重要的利益，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他们在拉丁美洲的文化联系。但现在，长枪党提议抓住世界局势的结合点，在筹码上大捞一笔。

西班牙共产党

　　阿斯图里亚斯叛乱也为西班牙共产党（PCE）的崛起和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西班牙共产党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保持着较小的规模，而且在路线上很不稳定。但是从党在叛乱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开始，在随后的动乱和斗争中，西班牙共产党不断扩大，直到战争期间，它成为了共和国进程中唯一最为重要的影响力。
　　党成立于1921年，是一个大约有1万名青年革命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中分离出来的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它经历了一段实际的非法时期，在此期间，它的人数减少到了大约 800人。1931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明了至少到1933年年底为止党的路线：它将通过争取无产阶级直接斗争的组织领导，“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这些斗争，特别是经济斗争，将直接导致推翻“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19]
　　总的来说，当时党内有一定的革命潜力，如1927年在卡塔赫纳发生的由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西班牙共产党干部领导的水兵起义。然而，尽管西班牙共产党没有跟上的早期路线上的许多变化和矛盾，但可以说，西班牙共产党很早就陷入了“左”的经济主义的泥潭，尾随着群众争取改革和反对镇压激烈的斗争，希望由此能带来革命。与当时的大多数共产国际政党一样，西班牙共产党看到了一条通往革命的真正的梦想之路：随着危机的结束，“数百万人将自动觉醒，并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幻想”，随着民众越来越多地将西班牙共产党视为他们当前斗争的领导者，所有其他力量很快就会公开反对民众，并彻底暴露出来。对资产阶级来说，跳起了快步舞——危机会把它沿着直线推下去。
　　到1935年，当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农民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赢得了社会基础时，当社会党人的人数激增时，当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挑战马德里和其他地方“负责任的工会主义”的核心时（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大本营加泰罗尼亚失去了很多支持），阿萨尼亚能够在科米利亚斯动员近50万人，对这种机械而狭隘的思维方式是多么令人震惊啊! 西班牙共产党似乎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国际“储备”——它有能力，也有必要到国外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以支持自己的统治。
　　问题不在于西班牙共产党的规模之小和相对孤立决定了它的命运。在西班牙引起轰动的世界大事的迅速发展，很快为一个以革命路线为指导的政党在西班牙的未来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深刻影响世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尽管他们被经济主义削弱得如此之弱，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转变成一个有能力扮演这一角色的政党，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他们已经积累了将其推向错误的方向的强大惯性。但是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就像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共产国际政党一样，随着“左倾”经济主义路线不会导致革命变得越来越明显，被放弃的是革命的目标，虽然革命并没有从党的纲领中消失，但至少被扔进了不确定和无意义的未来。
　　如果说西班牙已经准备好撤退的话，那么退一步的号令就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吹响了，虽然它是在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但它巩固并宣布了共产国际领导层早些时候制定的路线。
　　这条路线的影响是很广泛的，很深远的，而且是非常糟糕的。如本刊其他部分所载的美革共文件所述：

　　“特别是随着法西斯独裁形式的崛起（1933年），德国共产党被彻底击败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层中出现了强烈的防御和失败主义倾向。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特别是对苏联的进攻，公开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右倾变得占据主导地位——促进了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一切服从于对苏联的防御等，其程度比以前更大了……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1935年）,以及这条路线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知道，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列宁主义关于“保卫祖国”的立场的根本否定。这整个路线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1935年 6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西班牙共产党要求在一个不温不火的五点改革方案的基础上组建一个人民阵线联盟（甚至不包括西班牙共产党以前提出的更具革命性的民主要求，如摩洛哥独立和土地革命），它被设计为对共和派和英法帝国主义来说可接受的。正当西班牙的阶级斗争接近沸点时，西班牙共产党决定以抗击法西斯主义危险的名义成立一个选举党。

注释

^[13] 大卫·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55年，第22页。

^[14] 弗兰克·塞奇威克（Frank Sedwick），《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悲剧》,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哥伦布市，1963年，第152页。

^[15]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5页。

^[16]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543页。

^[17] 费利克斯·莫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New Park Pub，伦敦，1963年，第390页。

^[18]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9页。

^[19] M·埃尔科利（陶里亚蒂），《西班牙革命的特殊之处》，《共产国际》,第16期，1936年10月，第1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