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资本论》

（一）阵痛

　　马克思没有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因为在他看来，完成他的主要著作（他认为他过去所写的都不过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要比参加任何代表大会对工人说来都更为重要。他这里考虑的是从1866年1月1日开始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辞和誊清工作。开始时工作进行得极为迅速，因为他“在长期的阵痛之后，当然愿意享受一下犊之乐舐”。
　　这种阵痛所延续的年份几乎比生理上孕育一个婴儿所需要的月份多了一倍。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说：或许从来没有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他曾一再为他的著作定下完成的期限：在1851年是“五个星期”，在1859年是“六个星期”。但是这些计划都被打破了，因为他的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无比的认真态度，不断地驱策他去做新的探索。甚至他的最忠实的朋友的执意规劝也未能使他在这方面有所动摇。
　　1865年年底这部著作便已写成，但完成的只是一大堆草稿，除了马克思自己以外，这是任何人——甚至恩格斯——也不能为之加工付印的。从1866年1月到1867年3月这一期间，马克思从这批浩瀚的草稿中去粗取精，把《资本论》第一卷加工成为一件精美的“完整的艺术品“。这是他的卓越的工作才能的辉煌证明，因为在这一年又三个月期间内他经常闹病，有时（例如，1366年2月）甚至是致命的险症累累的债务压得他“头昏”，最后，筹备“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
　　1866年11月，第一批原稿寄给了汉堡的民主著作出版家奥托·迈斯纳，这人曾经出版过恩格斯论普鲁士军事问题的小册子。1867年4月中旬，马克思亲自把其余的原稿带到汉堡。迈斯纳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稍事谈判之后就把一切问题都谈妥了。在等待初校祥期间——书是在莱比锡刊印的——马克思到汉诺威去访间他的朋友库格曼，在那里受到好客的库格曼一家的极其殷勤的款待。马克思在库格曼家里度过了几个幸福的星期，他自己认为这是“在生活的荒漠中所遇到的最美丽和最使人流连的绿洲”。他所以有这种好兴致，一部分也是由于汉堡社会的有教养的人士对他表示了尊敬和同情，而这在他原是极少遇到的。4月2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与我们所想像的大不相同·…… ，尤其是在“有教养的”官场中。恩格斯在4月2 了日的回信中写道：“我总觉得你为之纹了那样长时间脑汁的这部可诅咒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只要你不丢开它，你就永远不会、也不能摆脱困境。这个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拖垮了你的身体、精神和财力，所以我很理解，当你现在摆脱了这个梦魔，你一定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尤其是当你发觉你所刚刚重新进入的这个世界已不像先前那样阴暗的时候。“写到这里，恩格斯表示了要迅速摆脱“倒相的商务”的愿望。他写道，只要忙于商务，便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而自从他担任公司的首脑并担负更大的责任以来，他的情况变得更遭了。
　　马克思在5月7 口的信中关于这一点回答说：“我希望并且深信，一年之后我能底得一个像样的生活，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没有你，我永远不会完成这部著作。要知道，每当我想到你主要为了我而把你那卓绝的才能浪费在商务上面，使它埋没，此外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烦恼，我的良心就总是感到噩梦一般的重压。” 当然，一年之后或者任何其他时候，马克思从来没有“赢得一个像样的生活”，而恩格斯也不得不再搞几年‘倒相的商务”，但地平线上毕竟开始比以前明朗一些了。在汉诺威的时候，马克思给他的一位拥护者、矿业工程师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写了一封久拖未复的回信，这位迈耶尔原住柏林，不久前移居美国。这封回信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冷漠无情，。他写道：“您一定很不满意我，如果您知道您的那些来信不仅使我感到很大愉快，而且是我在那极端痛苦的时期的真正慰藉，您一定会更加不满意我。每一想到我把一位有高度原则性的人材争取到我们党的方面来，我就感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补偿。而且，您的那些来信充满了对我个人的最亲密的友情，而您会了解，我这同整个世界（官方世界）进行残酷斗争的人，对这一点是决不会估计不足的。那末，我为什么没有给您回信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徘徊在坟墓的边缘。因此，我必须把我能够工作的每一分钟用来完成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但愿这个说明已经足够使您谅解。我嘲笑那班所谓‘讲求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只有禽兽才会漠视人类的苦难，而只关心自己。但是，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著作（哪怕是仅仅完成初稿）就死去，我就会认为我是真正不实际的。”
　　在这种兴致勃勃的情况下，马克思接到一位他所不认识的律师瓦尔涅波尔德转达给也的一个消息，说俾斯麦想利用他和他的卓越才能来为德国人民效力。马克思很重视这个消息，但是他自然没有为这种诱惑所陶醉；他的想法是和恩格斯一样的：“这个家伙的思想方式和眼光的特点是：用自己的尺子来衡量一切人。”但是，以马克思素常的冷静而论，他是不会相信瓦尔涅波尔德的话的。当北德意志联邦还没有最后建立起来，而卢森堡事件所引起的对法战争的危险又只盛是刚刚过去的时候，俾斯麦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起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来结怨于刚刚转到自己阵营来的资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他的助手布赫尔和瓦盖纳已经是抱着极端猜忌的态度了。
　　在返回伦敦途中，马克思不是同俾斯麦本人，而是同他的一个亲属发生过一段小小的奇遇。他曾经以不无喜悦的心情把这段奇遇告诉给库格曼。在轮船上，有一位以军人气派引起他注目的德国小姐，向他询问伦敦车站的一些情况。她要等待几个小时才能坐上她要搭乘的列车，于是马克思就以骑士的风度向她建议，同她一起游览海德公园来消磨这段时间。“结果知道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是俾斯麦的内侄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过几个星期。她认识很多军人，因为在我们的‘勇放的军队’中有不少出身于这个家族的‘英武的近卫军人’。她是一个愉快而有教养的姑娘，但是骨子里浸透了贵族气味和普鲁士精神。当她知道她己落到‘红色人物’手中的时候，她是吃惊不小的。”但是，这位小姐并未因此而失去她的兴致。她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亲切的短信，以“孩子般的尊敬”向她的骑士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因为他对“一个未经世故的女孩子”做了种种的照护，而她的双亲也为她还能在旅途中遇到好人表示高兴。
　　马克思在伦敦完成了自己的著作的校对工作。甚至这一次也不免要对印刷的缓慢有所抱怨，但是到了1867年8月16日夜二时，马克思终于向恩格斯报告说，最后一个印张（第49 印张）的校样已经校对完毕。“这样，这一卷算是完成了。只是靠了你，这才成为可能的没有你为我所做的自我牺牲，我是决不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地拥抱你问候你，我亲爱的、忠实的朋友！”

（二）第一卷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章中重新综述了他在1859年发表的一本书中关于商品和货币所做的闸述。这样做不仅指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为求完备，而且也是因为，甚至最聪明的人也不能完全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而这也就是说，在叙述中，特别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是存在着缺点的。
　　当然，那些咒骂《资本论》第一章的“含混的神秘主义”的德国学者们，是不属于这种最聪明的人之列的。‘初看起来，商品似乎是一种极平常的、毫不新奇的东西。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知道，它是一种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性和神学的诡秘性的极古怪的东西。作为使用价值……它毫无神秘之处……例如，用木头做成一个桌子时，木头的形式就改变了。不过，桌子仍然是木头，仍然是一种普通的可感觉的东西。但是，这个桌子一且成为商品，它就变成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东西了。它不仅用四只脚站在地上，而且在所有其他商品面前用头倒立着，并且在它的木头头脑里产生出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离奇得多的幻想。”这种写法使所有的“木头头脑”大为不满；这班人虽然能够大盘发明超感性的奇想和神学的诡计，却从来不能创造一件像可触摸的普通木桌这样的感性实物。单就文笔而论，这第一章实际上是马克思作品中的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他接着就探讨了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假如在商品流通中是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货币所有者怎么能在按照商品价值买卖商品时从流通中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呢？他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面，货币所有者在商品市场上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商品，而这种商品的消费乃是一种新价值的泉源。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是作为活的工人而存在的，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同时也为了维持自己一家的生活以保证在自己死后劳动力的延续，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生产这种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是劳动力的价值。但是，以工资形式支付的这个价值，大大小于劳动力的购买者能够从劳动力榨取的那个价值。工人的剩余劳动，亦即工人超过为补偿他的工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剩余价值和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泉源。工人的无偿劳动养活着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员，而我们生活子其中的整个社会制度便是建立在这上面的。
　　但是无偿劳动本身并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独有的特点。自从存在有产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以来，一无所有的阶级总是必须提供无偿劳动。只要社会的一部分人独占着生产资料，工人——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就必须在维持他们的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之外提供超额的劳动时间，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雇佣劳动是自从社会划分为阶级以来就存在的那种无偿劳动制度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的形式。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个历史的形式，必须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它。
　　货币所有者只有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才能把自己的货币变为资本。所谓“自由的”有两种含义：一是他必须作为自由的人，可以像支配自己的商品一样来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二是他必须没有可以出卖的任何其他商品，没有实际应用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一贫如洗。自然界既不产生货币和商品的所有者，也不产生除了劳动力而外一无所有的人。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界本身所创造的，也不是一切历史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往的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更古老的社会生产形态死亡的产物。
　　商品生产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据以产生的历史前提。现代资本的历史开始于16世纪时现代世界贸易和现代世界市场的产生。庸俗经济学家脚幻想，从前某个时候有过一批勤劳的优秀人物积累了财富，而大批没有出息的懒汉则终于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别无他物可卖。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正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凭借一知半解把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说成是工人的解放，而不说成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一样。工人虽然不再像奴隶和农奴那样本身就是生产资料，但是同时他们也不再像独立经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在论资本原始积累一章中以英国历史为例所详细描述的那样，广大人民群众被人家用各种强暴的残酷的方法剥夺了土地、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自由的工人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资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它从头到脚都沾满着从它的每个毛孔里渗出的血和秽物。而当它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但把工人从运用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分离开来，而且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
　　雇佣劳动跟以往的各种无偿劳动方式不同之处，就在于资本的运动是无限的，而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在那些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这种剩余劳动是为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所限制的，而且在这些社会形态中不会从生产方式本身产生出对剩余劳动的无限需求。在产品的交换价值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形态中情况就不同了。资本作为依靠别人劳动的生产者、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在强大有力、贪得无厌和卓有成效方面超过了以往一切建立在直接强制劳动之上的生产过程。对资本说来，重要的不是劳动过程本身，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价值增殖过程，即交换价值的生产，因为资本可以从交换价值中取得大于它所投入的价值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贪欲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以需要的满足为限度，而交换价值的生产则没有这种限度。正像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也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价值形成过程一直延续到资本以工资形式付出的劳动力价值为另一个与它相等的价值所补偿的时候。超过了生产的这个阶段，价值形成过程就变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即价值潜殖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商品生产过程就变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着的。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表现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可变资本转化为劳动力，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出自己本身的价值，此外还再生产出一定的多余部分，即本身可以变化、数量可多可少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就这样为自己开辟了研究剩余价值的明确道路。他揭示了斌余价值的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上各自起了不同的、然而是决定的作用。
　　绝对剩余价值是由子资本家在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所生产出来的。只要可能，资本家会把每一工作日延长到二十四小时，因为工作日越长，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相反地，工人却清楚地感觉到，他在为抵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之外所做的每一小时的劳动，都被人家不公平地剥夺了。他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来体验，过长时间的劳动意味着什么。围绕着工作日长度所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刚一登上历史舞台时起就开始了，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而且不管他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竞争总是迫使他把工作日延长到人类劳动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儿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除了工作、吃饭、睡觉以外还能像人一样地生活。马克思对英国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做了极其动人的描述。这个内战是从大工业诞生时起开始，而以十小时工作日法的颁布告终的；而大工业曾促使资本家去打破自然和风习、年龄和性别、白昼和黑夜为剥削无产阶级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所从得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作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社会阻碍，阻止了工人通过跟资本家间的自由契约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出卖给资本家，从而使他们陷于死亡和奴隶之境。
　　相对剩余价值是为了增加剩余劳动，通过缩短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创造出来的。在那些产品决定着劳动力价值的工业部门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为此必须不断地变革生产方法，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在论述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各章中所做的历史的、经济的、技术的和社会心理的综述，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是最丰富的知识宝库。马克思不仅指出机器和大工业为工人造成了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下也不曾有过的贫穷状况，而且指出机器和大工业在不断地使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时，也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做着准备。工厂法是社会对自己的生产过程的反自然形式的第一个自觉而又有计划的反作用。这种立法在调节工厂和作坊中的劳动时，原来不过表现为对资本剥削工人的权利的干涉。
　　但是，事实的力量很快地迫使立法进而调节家庭劳动并且浸入亲权领域，从而立法被迫承认，大工业在破坏旧家族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经济基础时，同时也在破坏旧的家族关系本身。“旧家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瓦解不管如何可怕和可厌，但因大工业在家庭的范围之外，在社会的有组织的生产过程中给妇女和少年儿童以极重要的地位，故而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一个更高的形态，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看成是绝对的，和把古罗马的家庭形式、或者古希腊的家庭形式、或者东方的家庭形式看成是绝对的，是同样荒谬的。但这种种家庭形式依次继起，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系列。同样显然，由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个人组成的工人总体，虽然在它的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是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下，是毁灭和奴役的祸源，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为人类发展的泉源。”机器在把工人贬低为自己的附属品的同时，也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可能性，从而使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得到无愧于人的发展，而这一点是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根本做不到的。
　　在阐明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合理的工资理论。商品的价格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出现在商品市场上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而劳动则是通过劳动力这个商品的消费而产生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不可分离的尺度，但它本身并没有价值。然而表面看来，劳动却似乎由工资偿付了，因为工人总是在完工以后才得到自己的工资的。工资这个形式抹去了工作日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一切痕迹。这就发生了与奴隶制下和反的情况。在奴隶劳动的情况下，甚至奴隶只是用来补偿自己生活资料价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亦即实际上只是为自己而劳动的那一部分工作日，看来也似乎是为主人的劳动。表面看来，他的全部劳动都是无偿的。相反地，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甚至剩余劳动亦即无偿劳动，也表现为有偿的。前者是财产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后者是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白白的劳动。由此可见，——马克思说道，——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的形式，亦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的形式，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真实的关系，造成了截然相反的关系的假象，然而不论是工人或资本家的一切法律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骗局以及它所造成的一切关于自由的错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诡辩，却都是建立在这种表现形式上的。
　　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是工资的两种墓本的形式。马克思根据计时工资的规律，证明了所谓工作日的缩短必然招致工资降低这种别有私图的论调的空虚。事实恰恰相反．工作日的暂时的缩短会降低工资，而长期的缩短则提高工资，工作日越长，工资也就越低。
　　计件工资不过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它在工场手工业全盛时代广泛流行，而在英国大工业的“狂飙”时期曾是延长工时和缩减工资的杠杆。计件工资对资本家极其有利，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劳动的监督成为多余的，而且为克扣工资和玩弄种种欺骗创造了许多机会。相反地，它却使工人受到很大损害，如：似乎能提高工资，实际却趋向于降低工资的过度劳动所造成的折磨，工人之间竞争的加强和团结的削弱，特殊一类的寄生者即中间人介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从支付的工资中为自己捞取相当大的一部分，等等。
　　剩余价值和工资间的关系，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断地为资本家再生产着资本，而且不断地再生产着工人的贫困：一方面是占有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一切劳动工具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为了赚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而被迫向这些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大众，这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至多刚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和养活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的新的一代。但是，资本不只是简单地再生产它自身，它还不断地扩大和增殖，马克思在第一卷的最后一篇中便探讨了这个“资本积累过程”。
　　不仅是剩余价值产生自资本，而且资本也产生自剩余价值。每年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有产阶级之间进行分配，被他们作为收入耗费掉，而另一部分则作为资本积累起来。从工人阶级榨取来的无偿劳动，现在又被用来作为进一步榨取更大量无偿劳动的手段。在生产之流中，原来预付的一切资本，同直接积累起来的资本，亦即同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剥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不管它仍然掌握在积累资本的人手中或是别人手中——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趋于消失的量。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上的私有财产的规律，通过自己的内在的、必然的辩证法转化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商品生产的规律似乎使所有权建立在自己的劳动之上。平权的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曾经是对等的。取得别人商品的唯一方法是出让自己的商品，面自己的商品是只有靠自己的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现在，所有权在资本家方面表现为占有别人无偿劳动或其产品的权利，而在工人方面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本身的产品。
　　当现代无产阶级开始看破事情的底细，当里昂的城市无产阶级开始敲起替钟，而英国的乡村无产阶级开始纵火的时候物，庸俗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节欲说”。按照这种学说，资本似乎是由于资本家的“自愿节欲”而产生的。马克思像拉萨尔在他以前所做的那样，痛斥了这种学说。实际上，资本的积累全靠工人的被迫的“节欲”，全靠把工资强制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积累基金。这就是对工人的“奢侈’生活所发的慨叹，为石工们在某天早餐时喝了一瓶香槟酒所作的无穷抱怨，以及基督教社会改良家为工人拟定的廉价食谱和资本家的诸如此类的非准攻击的真正来源。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资本的增大包含着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大。如果资本构成保持不变，如果一定量的生产资料经常需要有同量劳动力使之运转，那末显然，劳动力的需求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基金就会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且资本的增加越迅速，它的增加也就越迅速。正像简单的再生产不断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关系本身一样，资本积累也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说，在一个极端上再生产着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在另一极端上就再生产着更多的雇佣工人。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扩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扩大是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在工人自己的日益增大的并以日益增长的规模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绝大部分都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他们自己手中，使他们得以扩大自己的消费的范围，并更充裕地筹措衣服、家具等的消费基金。可是，这一切丝毫不会改变工人所处的从属地位，正像丰衣足食的奴隶仍然是奴隶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工人必须提供一定量的无偿劳动，即使无偿劳动的数量可能减少，但决不能减少到威胁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程度。如果工资提高得超过这种程度，那末获取利润的刺激便会减弱，资本的积累便会弛缓，直到工资重新降低到与资本增殖的要求相符合的水准为止。
　　然而，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只有当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不变的时候，雇佣工人为自己制造的黄金锁链才会松弛和减轻。实际上，随着资本的积累，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中同时也发生一个伟大的革命。不变资本靠减少可变资本而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它里面的劳动力的量增长得更快，对劳动的需求不是与资本的积累成正比例地增如，而是相对地减少。资本的积聚也以另一种形式产生这样的作用，这种积聚与资本的积累无关，而是资本主义竟争的规律导致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结果。一方面，在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所吸引的工人，与追加资本的量相对而言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周期地以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却越来越多地把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一脚踢开。这样就形成了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即超过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劳动人口——产业后备军。在不景气时期和平常时期，产业后备军所得的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它没有固定的工作或者依靠社会救济过活。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总是削弱在业工人的抵抗力，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
　　产业后备军是积累的必然产物，亦即财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反过来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力。随着积累以及伴随它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增大了，这种膨胀力需要大量的人，以便在不缩减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的条件下把他们一下子投到其他市场或新的生产部门去。现代工业的特异的生活过程，即复苏、生产高涨、危机和停滞这样一种间有小的波动的十年周期的形式，就是以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形成、多少被吸收和重新形成作为基础的。社会财富、运用中的资本以及资本增殖的规模和力量越大，从而，劳动人口的绝对量和它的劳动生产力越大，相对的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多。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是随着财富力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产业后备军比现役劳动军越大，那些贫困跟劳动的痛苦成反比的工人阶层的人数也就越多。最后，工人阶级中的乞丐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多，官方公认的赤贫者也就越多。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的规律。
　　这个规律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向。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的发展，规模口益广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科学在技术上的有意识的应用，土地的有计划的共同开发，劳动资料向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的转化，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联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实现的节约，也跟着发展起来。掠夺并垄断这一转变过程一切利益的大资本家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同时，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却在日益增加，而且，人数不断扩大的、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愤您也日益增长。资本的垄断变成了同它一起并在它之下发展起来的那个生产方式的侄桔。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了，剥夺者将被剥夺。
　　那时，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将重新恢复起来，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己经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恢复起来，这个基础就是：自由工人的协作，他们对土地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当然，实际上已经建立在社会生产之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侧，远不像建立在单个人的本人劳动之上的分散的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所有制那样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和痛苦的过程。在后一种情祝下，问题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在这里，是人民群众将剥夺少数掠夺者。

（三）第二卷和第三卷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遭到了和第一卷同样的命运。马克思曾经希望这两卷能在第一鉴之后很快出版，但是过了许多年他也没有把它们完成付印。新的日益深入的研究、缠绵的疾病以至死亡，使他未能把整个著作彻底完成，而只得由恩格斯从他的朋友的未完成的遗稿中编成后两卷。这些手稿是一些笔记、梗概、札记．既有理路连贯的篇章，也有只供研究者本人利用的简短草稿。总之，这是从1861年到1878年这一长时期（尽管其间有过一些久暂不一的中断）中所进行的巨大脑力劳动的成果。这些情况说明，我们不应到《资本论》后两卷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上一切最重要问题的完满的现成的答案，而只应去寻求一部分这祥的问题的提法，以及有关应该按照什么方向去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指示。正像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一样，他的这部主要著作也不是包含着一成不变的最后真理的圣经，但它却是启发进一步的思考、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和为真理而斗争的不竭的泉源。
　　这些情况也说明，为什么第二卷和第三卷在外观上、在文采上，不像第一卷那样完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虽然如此，由于撤开了叙述形式方面的一切考虑而直接论述思想，它们却比第一卷给予许多读者以更大的享受。从内容来说，这两卷是对第一卷的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是理解整个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它们还没有改写成通俗的形式，以致广大受过教育的工人仍然不知道它们。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财富是从哪里产生的？利润的泉源是什么？在马克思以前，这个问题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解答的。
　　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的“科学的”卫道者，那些甚至在一部分工人中也受到尊敬和信任的人，如舒尔采一德里奇之流，用一整套多少“似乎正确的，辩护理由和狡猾骗术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财富，说它是为了“酬报”企业主“慷慨”提供的生产资本而不断提高商品价格的结果，是对企业主所冒的“风险’的补偿，是对企业主“精神领导”的报酬，等等。这一切解释都不外想把一些人的富有和另一些的贫穷说成是“公道的”，从而也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者，特别是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往往把资本家的致富说成是纯粹的欺骗，甚至是借助于货币或生产过程的无组织而对工人进行的盗窃。由此出发，这些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空想的计划，设法通过废除货币和“组织劳动”等等来消灭剥削现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了资本家致富的真正根源。他既未打算替资本家的财富辩护，也未谴责他们的非正义，而是第一个指出利润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落入资本家的钱袋的。他用两个决定性的经济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第一，工人群众都是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无产者，第二，劳动力这个商品现在具有这样高的生产率，以致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出远远多于在这时间内维持劳动力本身的存在所必要的那个数量的产品。由于客观历史发展所造成的这两个纯经济的事实，无产者的劳动所创造的果实就自然而然地落入资本家手中，并且随着雇佣劳动制度的保存，必然地积累成巨额的、不断增大的资本。
　　因此，马克思不是把资本家的致富解释成对资本家的想像中的牺牲和善行的某种酬报，也不是解释成通常意义下的欺编和盗窃，而是解释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从刑法观点看来完全合法的交易，这种交易也遵守着其他一切商品买卖所遵守的那些法律。为了充分揭明这种给资本家带来黄金果实的‘无可非难的’交易，马克思彻底发展了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所发现的价值规律，换言之，就是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并把它应用于劳动力这种商品。价值规律以及马克思从这一规律推演出来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的规律，换言之，即对雇佣劳动的产品如何在没有暴力和欺骗的情况下自然地分为工人的微薄的生活费和资本家的不劳而获的财富这一事实所做的说明，——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这一卷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阐明了只有消灭劳动力的出卖即雇佣劳动制度，才能消灭剥削。
　　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面，我们始终置身于劳动的场所，即个别工厂、矿山或现代农业企业中。马克思在这里所得出的结论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都是适用的。虽然他所谈到的仅仅是作为整个生产方式的典型的个别资本，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一卷时，我们就可以弄清楚每天产生利润的情况，透彻地识破剥削的底蕴。在我们面前是堆积如山的、还浸透着工人汗水的刚刚出厂的各种商品，我们可以从它们身上清楚地分辨出为无产者的无偿劳动所创造，而又像整个商品一样合法地转化为资本家财产的那一部分价值。我们在这里亲手触到了剥削的根。
　　但是，资本家的收获这时还没有运到仓库里去。剥削的果实就摆在那里，但还是采取着对企业主说来不适用的形式。只要资本家仅仅以商品堆积的形式占有这些果实，他就不会对自己的剥削感到高兴。他不是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奴隶主和中世纪的封建统治者，掠夺劳动者仅仅是为了维持他本人的奢华生活和供养自己的宫廷。对资本家说来，为了除开维持“符合自己身分的体面生活”以外还能不断增加自己的资本，必须把他的财产变为叮当作响的钱币。为此，必须把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商品，连同包含在其中的剩余价值一起卖掉。商品必须从工厂仓库和农业仓库运销市场，资本家跟随着商品从办公处走向交易所，走向店铺，而我们也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随着他走向这些地方。
　　在演出资本家生活的第二幕的商品交换领域里，资本家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堡垒里，他是一个主人。那里有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计划性。相反地，在商品市场上却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亦即所谓自由竞争在支配着一切．在这里，谁也不关心别人，谁也不关心整休。然而，资本家正是通过这种无政府状态感觉到自己在一切方面对其他人、对社会的依赖。
　　他必须同自己的一切竞争者步调一致。如果他超过绝对必要的时间才卖掉自己的商品，如果他没有储备下足够的货币来及时地购买原料和一切必需物品以免企业在这段时间里停顿下来，如果他不设法使出售商品后重新回到自己手中的货币不被闲置起来，而投到有利可图的方面去，那他就必然要大倒其相。跑得最慢的坎狗咬：如果他不设法使他在作坊和商品市场之间的经常往来中的业务也像在作坊本身中一样顺畅地进行，那末不管他怎样“认真地”剥削工人，他也得不到通常的利润。他“理应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将丢失到什么地方去，只是不在他的钱袋中。
　　然而，单是这些还不够。资本家要想发财致富还必须生产商品即有用物品。但是他必须按照社会所需要的那个数量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那些种类的商品。否则商品就会卖不出去，而隐藏在商品里面的剩余价值也将落空。但是个别的资本家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谁也不会告诉他，在一定的时候社会究竟需要多少商品和什么样的商品，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无计划、无政府的社会里面！每个个别的企业主也处于同样的状态。但是从这种混沌、错杂中仍然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它既能保证资本家的个别业务和他们的致富，又能保证整个社会的需要的满足和它的延续。更确切地说，从市场的一团混乱中，从它的无计划的自发性中，必须产生出：第一，个别资本的不断循环，即生产、销售、购买和重新生产的可能性，而且，资本要不断改变自己的面目，从货币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反过来又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这些阶段必须互相呼应．必须有货币的储备，以便随时利用市场行情进行购买和弥补企业的日常开支。另一方面，随着商．钻的出售而逐渐收回的货币必须立即重新加以运用。个别的资本家初看起来似乎是彼此完全无关的，在这里却实际上结成了伟大的兄弟芳系，因为他们彼此经常地通过信用、银行制度贷放所需要的款项，同时借用储存的货币，从而使个人和社会都能不间断地进行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能把信用说成是“便利商品交换”的巧妙制度，而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第二卷中则附带地说明：信用不过是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的两个生活阶段——生产阶段和商品市场阶段——之间的纽带，同时也是各个资本的貌似独立的运动之间的纽带。
　　第二，必须在个别资本的错综混乱中，保持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不断循环，同时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生产资料和工人阶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的日益增殖，即社会总资本的不断增长的积累和运动——始终得到保障。自亚当·斯密时起一百年来，马克思第一个在他的著作的第二卷中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放在规律性的牢固基础之上，虽然并没有彻底给以解决。他指出了，怎样从个别资本的无数错综混乱的运动中形成某种整休；这个整体的运动怎样不断地摇摆于高度的景气和危机时的崩溃之间，以及怎祥在重新恢复正常的关系以后不久又破坏这种关系。在这一切情况下，社会本身生活的维持和经济的进步对现代社会说来不过是一种手段，它的真正目的是资本以日益巨大的规模实现递进的积累。
　　但是，资本家的“荆棘丛生的道路”并不到此为止。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利润转化为货币以后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如何分配卤获物。有各种各样的集团对此提出了要求，如在企业主之外有商人、银行家和土地所有者。他们都曾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帮助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或工人所制造的商品的贩卖，因此都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利润。但是，利润的分配是一个比初看起来远为微妙复杂的课题。因为，当利润刚刚从工厂产生出来时，各个企业主之间，依企业种类的不同，在所获得的利润方面确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在某个生产部门中，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得极为迅速，因而资本在最短期间内便连同增殖额一起收回了。它迅速地重新发挥机能并提供新的利润。在另一个部门中，资本在生产中占用许多年，要在长时期以后才带来利润。在某些生产部门中，企业主不得不把自己资本的大部分投入死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昂贵的机器等等，这些东西不管对榨取利润如何必要，它们本身并不带来任何东西，并不产生利润。在另一些部门中，企业主可以花极少的费用把自己的资本主要用于雇用工人，而每个工人都是给企业主生产金蛋的勤劳的母鸡。这样，在利润的生产本身中，在各个资本家之间就产生很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在资产阶级社会眼中，比起收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独特的‘分配”来，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公道”。那末怎样在这里确立卤获物的一种平衡、一种“公道的”分配，使每个资本家都能得到“自己的一份”呢？这一切问题是不能通过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分配来解决的。和生产一样，分配在现社会中也带有无政府的性质。在这里，根本谈不到可以称之为社会措施的任何真正的“分配”，有的只是交换、只是商品流通、只是买卖。但是，每一类剥削者和每一个剥削者之间，怎样仅仅通过他们之间的盲目的商品交换，来取得从资本统治的观点看来是“公道的”、为无产阶级劳动力所创造的那一部分财富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回答了这些间题。马克思在嫩第一卷中分析了资本的生产和利润的生产的秘密，在第二卷中叙述了资本在工厂和商品市场之间、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运动，而在第兰卷中则研究了利润的分配。他在进行这种研究时仍然遵守了同样的三个基本条件：( 1）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遵循着确定的、经常起作用的、虽然是没有为当事者所意识到的规律，( 2）经济关系不是建立在掠夺和盗窃这种暴力方法之上的，( 3）某种社会理性对于整体的有计划的作用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以透彻的逻辑性和明晰性仅仅从交换的结构，换言之，从价值规律和由盛此而推演出来的剩余价值规律，引伸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现象和关系。
　　通观马克思的这一著作的整休，可以说，包含着关于价值规律、工资和剩余价位学说的第一卷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而第二、三卷则展示了这一基础之上的各层建筑。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比喻来说，第一卷揭露了社会机体的制造生命汁液的心脏，而第二、三卷则说明了整个机体直到表皮的血液循环和营养。
　　在后两卷中，我们随着内容来到了与第一卷完全不同的境界。在第一卷中我们是在作坊中，在劳动这个社会的深层矿并中探索了资本家致富的泉源。在第二、三卷中我们是在地面上，在社会的正式舞台上走动。在这里，出现在前合上的是货找、银行、交易所、银钱业、“穷困的地主’及其优虑，在这一切当中根本没有工人出场。实际上，工人在他自己饱受剥削以后，对于在他背后演出的这一切是漠不关心的。我们只是在晨光熹微中工人成群结队地奔赴工厂和暮色黄昏中工厂吐出他们的长长行列时，才在生活中，在吵嚷忙碌的大群生意人当中看到他们。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不可理解，资本家在获取利润方面的私人优虑和在瓜分赃物方面的相互争吵对于工人又有什么关系。但是，《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在透彻理解现代经济结构方面，实际上是和第一卷同样必要的。当然，这两卷对于现代的工人运动来说不像第一卷那样具有决定的根本的历史意义。但是，它们包含着对于无产阶级在实际斗争中的精神武装说来具有无可估量价值的丰富真知灼见。我们现在仅仅举两个例子。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如何能够从许多资本的错综混乱的运动中获得正常营养的时候，自然地涉及了危机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这里会有关于危机的有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论述，这里只有一些附带的提示。但是熟悉这些提示对于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说来是会有很大益处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家，特别是工会的鼓动家总是断言，危机的产生首先是由于资本家的短见，因为资本家根本不愿意理解，工人群众是他们的最好的主顾，而只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就足以获得有购买力的主顾并消除爆发危机的危险。这己经成了它们的宣传鼓动的口头禅。
　　不管这种见解如何流行，它毕竟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用下面的话驳斥了这个见解：“说危机起因于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这完全是一种同语反复。除了乞丐或‘编子’的消费，资本主义制度只承认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承认有其他种类的消费。商品不能卖出，这不外就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购买者即消费者……如果有人想给这种同语反复以更深刻的论据，说什么工人阶级在他自己的生产物中所得的部分过小，因而只要他们能够得到生产物中较大的一份，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能够提高，他们就可以摆脱不幸，那末我们只要指出一点来回答就够了，即每次危机来临之前都有这样一个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工资总是普遍提高，而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年生产物中用于消费的那个部分中的较大一份。照这些有着简单的（I）健全的人类理智的骑士看来，这样的时期应该是反而把危机推得更远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一些不以人的餐意或恶意为转移的条件，这些条件只能使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幸福，而且这幸福不过是预报危机的海燕罢了。”
　　实际上，第二卷和第三卷使我们能够极深刻地洞察危机的本质。危机不过是资本的运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运动在追求积累、追求增殖的发狂股的、贪而无厌的冲动的驱使下，通常总是很快地突破消费的一切界限，不管消费怎样由于403 某一个别社会阶层购买力的提高或由于获得了完全新的销售市场而急速地扩大。因此，应该抛弃那种隐藏在通行的工会宣传背后的思想，即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协调，而只是由于企业主的短见才看不到它。同时也应该放弃医治资本主义的疾病——它的经济无政府状态——的任何希望。雇佣工人争取提高物质生活的斗争，在自己的思想武库中有着千百种真正精锐的武器，而无须乎借助于理论上不通和实践上暖昧的论据。
　　另一个例子。马克思在第三卷中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始终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不管资本在怎样千差万别的条件下投入各个生产部门，它照例总是带来所谓“通常的”利润。初看起来，这个现象似乎同马克思自己所做的那个说明，即资本主义财富来自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是相矛盾的。确实，那个把较大一部分资本投入死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怎样会和他那投入这方面的资金很少、因而能够役使较大量活劳动的伙伴获得同样多的利润呢？马克思极其简单地解答了这个谜。他指出，利润的差别怎样由于某些商品按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另些商品按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而拉平，并形成一切生产部门所共同的“平均利润”。资本家口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自觉的协议，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似乎把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汇总在一起，然后和睦地分配剥削的总收获，使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的资本量得到相应的一部分。因此，个别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完全不是池直接剥削所得的利润，而只是他的全体伙伴所得利润中他应该分得的那一份。“以利润而论，各个资本家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而相互发生关系的。在这个公司里面，每个般东所应得的那份利润，是按照资本的百分率平均分配的，因此，不同的资本家的利润，只是依他们投入这个共有企业的资本量，依他们参与这个共有企业的股数……而有所区别。”看来似乎千燥无味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真知灼见啊！他多么清楚地揭明了资本家的阶级团结的坚固物质基础：资本家们在日常斗争中是彼此敌对的兄弟，而对工人阶级则形成一种共济会式的团体，这个团体在对工人的总的剥削上是有着最深切和最自私的利害关系的。资本家当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经济规律的作用，但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万无一失的本能，他们却理解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以及这些利益跟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发的理解在历史上的历次暴风雨中始终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科学地阐明和论证了的、工人的阶级自觉，要更加坚固和可靠。
　　这两个信手拈来的简短例子表明，《资本论》的后两卷包含着多少足以启发有文化的工人去思考和加深认识的丰富宝藏，有待人们去加以普及。这两卷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却比任何现成的真理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它们启发思考，促进批判和自我批判，而自我批判正是马克思遗留给后世的学说的最基本的要素。

（四）《资本论》的遭遇

　　在第一卷完成之后，恩格斯曾希望马克思在“摆脱了这个梦魔”之后能够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希望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没有改善多久，而他的生活也依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认真地考虑过要迁居到生活费用远为低廉的日内瓦去，但是命运却使他不得不仍然留在伦敦，留在大英博物馆的宝藏旁边。他想为自己著作的英译本找一个出版人，同时在第一国际的运动走上健全的轨道以前，他不能也不愿意放弃对它的精神领导。
　　他的二女儿劳拉和“学医的克里奥洛人”保尔·拉法格的结婚是他家的一件喜事。他们二人在1866年8月就已经订婚了，但是双方商定要在未婚夫完成医学教育以后再考虑结婚。拉法格因参加列日的学生代表大会而被巴黎大学在毕业前两年开除，他因国际的事情来到伦敦。作为蒲鲁东的拥护者，他本来跟马克思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只是由于礼貌的关系才拿着托伦的介绍信去马克思家里。但是发生了常常发生的事。马克思在二人订婚以后写信给恩格斯道：“这位青年起初总是纠缠我，但不久就把这种眷恋从老子移到女儿身上。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因为他是从前的一个殖民地种植场主的独生子。”马克思告诉他的朋友说，拉法格是个漂亮的、有教养的、性格刚毅的、体格健壮的青年，是喊个很不错的人，只是过于娇生惯养，并且过于“天真”。
　　拉法格生于古巴岛的圣地亚哥，但九岁时便来到法国。他从他的黑白混血的祖母身上继承了黑人的血液。他自己很喜欢谈到这一点，而他的暗淡的肤色和端正面孔上的一对触目的大眼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混血也许就是拉法格的某种固执性格的来由，马克思有时为他的这种固执而半带恼怒地嘲笑他的“黑人脑壳”。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善意的嘲弄的语调，只是表明他们彼此相知之深罢了。对马克思来说，拉法格不但是一个给他的女儿创造生活幸福的佳婿，而且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得力助手，是自己的精神遗产的忠实保护者。马克思当时主要关心的是他的书能否成功。1867年11月2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我的书的沉默使我焦躁不安。我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德国人是好样的。作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的仆从，他们在这方面的功绩的确使他们有权不理睬我的著作。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不懂得宣传。但是，我们必须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的外交和成功的秘诀。但是，像我们这些只能活一次的人，也许会等不及就死去的。”
　　这段话里所流露出来的焦急情绪虽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毕竟并不完全正确。
　　当马克恩给恩格斯写这封信的时候，书还刚刚出版不过两个月，而在这样短的期间里是不能写出什么内容充实的评论的。如果问题不是在于评论的内容充实，而只是在于“轰动一下”, ——马克思认为这在开头时对于影响英国是最为必要的，——那末恩格斯和库格曼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也不能责备他们做得过于死板。他们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争取到在许多资产阶级报纸上刊登书籍出版的简讯或者转载序言。他们甚至迎合时尚，准备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广告：预告要在《Gartenlaube》（《凉亭》）杂志上刊登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性文章和马克思的肖像。但是马克思本人请求他们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我认为这种作法有弊而无利，并且有损科学工作者的尊严。迈耶尔的百科辞典编辑部许久以前来信要我寄给他们一份传记。我不但没有寄给他们，甚至连信也没有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 恩格斯为《凉亭》写的文章——作者自己说它是一篇“急就的和非常粗糙的东西”- 后来刊登在约翰·稚科比的机关刊物《Zukunft》（《未来报》）上（这个报自1867年起由格维多·魏斯在柏林出版）。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一段奇特的遭遇场。李卜克内西曾把它删节后转载在《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民主周刊》）上，这引起恩格斯的不客气的指责：“小威廉小威廉现在竟堕落到不敢说拉萨尔抄袭了你，而且抄错了。这就阉割了整个传记。为什么还要把它刊登出来，——这就只有他自己明白。”大家知道，李卜克内西是完全赞同传记中被删去的那段话的，但是他不愿得罪刚刚脱离施韦泽并且正在帮助建立爱森纳赫派的拉萨尔派集团。可见，不仅是书，甚至文章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但是，如果不是在最初几个月，那末总是在不久之后，马克思终于盼到了儿篇关于他的书的好评。例如恩格斯在《民主周刊》上，施韦泽在《Soc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约瑟夫·狄慈根在《民主周刊》上发表的评论。恩格斯是不消说的，马克思也承认施韦泽虽然有个别错误，但确是钻研了这部书，并且能够理解它的中心思想，至于狄慈根，马克思只是在自己的书出版后才第一次听到他，马克思称赞他有哲学头脑，虽然没有对他做过高的评价。
　　1867年第一次出现了“专家”的评论。这就是杜林。他写了一篇评论马克思著作的书评，刊载在迈耶尔辞典的《附录》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这篇书评并没有抓住《资本论》中的新的基本因素。不过大体上马克思并没有对这篇评论感到不满。他甚至说它是“很有礼貌的’，虽然他也推测到，杜林写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出于对书的兴趣和同情，无宁说是出于对罗雪尔和其他大学权威的恶意。恩格斯则从一开始就对杜林的文章不大满意，而这一点表现出他比马克思更有远见。事实很快地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杜林不久就改变态度，不遗余力地来攻击马克思的书了。
　　马克思在其他“专家”那里的遭遇也并不是愉快的。甚至八年以后，在这班老爷们里面，还有一个人谨慎地隐匿了姓名，煞有介事地宣布说，马克思作为一个“自学者”，在科学方面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既然有诸如此类的评论，那末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在谈到这班人时通常所用的那种辛辣语调了。不过，他也许过多贵怪了他们的恶意，而较少责怪了他们的无知。他的辩证方法的确是他们所不理解的。一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甚至那些不乏善意和经济知识的人，对马克思的书也感到难于理解，而相反地，那些在经济学性方面修养很差并且多少敌视共产主义的人，只要曾经很好地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便都极其热情地谈论这部书。例如，马克思曾经以不公正的严厉口气谈到弗·阿·朗格的一本关于工人问题的书, 因为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作者曾详论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写道：“朗格先生对我大加赞扬，目的只是为了显出他自己的重要。’朗格的目的绝对不在这里，他对工人问题的诚挚的关心是毫无怀疑的余地的。但是马克思的下面这个说法却是完全正确的，即．第一，朗格对黑格尔的方法一窍不通，第二，他尤其不理解马克思应用这个方法的批判方法。朗格的确把问题头足倒置了。他说，拉萨尔对待黑格尔的思辨方法要比马克思更为自由和独立，而马克思的思辨形式是同他的哲学典范的手法极为接近的。他认为，在该书的许多部分中，例如在朗格所不大重视的价值理论方面，这种形式是勉强地套到所论述的主题上去的。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曾把第一卷赠送给他）关于第一卷的评论尤其奇特。1859年以后二人问的友谊仍然保持着，虽然中间由于一些第三者的缘故也曾发生过隔阂。这时年近六十的弗莱里格拉特已由于他所经管的银行分行的倒闭而赋闲，于是他打算回德国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笔大家都知道的社会赠款足以使他安度晚年。他给老友写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二人即未再通信——对年轻的拉法格夫妇的婚事表示了诚恳的祝贺，对增给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也表示了同样诚恳的感谢。弗莱里格拉特写道，读过这本书使他深受教益并且得到最大的乐趣。他认为，书也许不会马上获得极大的成功，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它的影响将更为深远和持久。“我知道，莱茵河畔的许多商人和厂主都对《资本论》极为赞赏。书将在这些人当中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它还将成为学者必备的参考书。”的确，弗莱里格拉特曾说自己仅仅是一个“灵感式的经济学家”，而且不管是对于“黑格尔还是黑赫尔”，他是终生都抱有反感的。但是他毕竟在伦敦这个世界贸易的中心住了大约二十年，因此他只是把《资本论》第一卷看成是青年商人的指南，至多也只是把它看成是有用的参考书，这确是一件十分可惊异的事。
　　卢格的评论却完全不同。虽然他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并且没有任何经济知识，但他曾经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写道：“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给各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和衰亡、阵痛和可怕的苦难岁月投射了灿烂的、有时是令人目眩的光辉。关于无偿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关于对曾经为自己工作的工人的剥夺，以及关于未来对剥夺者的剥夺的研究，都是经典式的。马克思学识渊博，有着卓越的辩证法的才能。这部著作超出了许多人士和报刊作家的水平，但毫无疑问地它将深入人心，并且尽管它的构思宏大，甚至正是由于构思宏大，它定将发生强烈的影响。”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也做了类似的评论，但是由于他自己的思想发展情况，他不大重视作者的辩证法，而无宁重视“书中有着大量极其有趣的，无可争辩的，虽然是使人战栗的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他的道德哲学：没有生活上最必要的东西，也就没有道德的必要性。第一卷的译本最早出现在俄国。早在1868年10月12日．马克思就在信中告诉库格曼，一个彼得堡的出版家给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他的书的译本已在印行中，并且请他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作为里封面的装饰。马克思不愿意在这件小事上拒绝自己的“好朋友们”即俄国人。他觉得这是一种命运的讽刺，因为他用三种文字——德文、法文和英文——对俄国人不倦地连续斗争了二十五年，而他们却总是表现出是他的“同情者”。他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俄国那样得到畅销。但是他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件事，他说这纯粹是一种追求西欧最极端事物的“贪食症”。
　　但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译本直到1872年才出版，但它是一件严肃的科学工作，马克思本人在译本完成后也承认它“译得很出色”。译者是以笔名“尼古拉一逊”闻名的丹尼尔逊，最重要的几章是勇敢的青年革命家洛帕廷翻译的。1870年夏天洛帕廷拜访马克思以后，马克思曾这样描写他说：“他有灵活的、批判的头脑，愉快的性格，像俄国农民一样地刻苦，他对什么都感到满足。” 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是根据如下的理由许可译本的出版的：“虽然就信仰来说作者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整本书都表现出十分肯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考虑到该书的叙述并非任何人都能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又具有科学的、数理的论证形式，因此本委员会认为该书可免于法律追究。”译本在1872年3月27日间世，到5月25日就销行了一千部——全部印数的三分之一。
　　同时法译本也开始出版，它和大体同时出版的德文第二版一样，都是分册出版的。法译本是约·卢阿在马克思本人的大力帮助下翻译出来的。这对马克思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抱怨说，还不如池自己亲自翻译来得轻松。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认为法译本有着甚至可以与原书媲美的独立的科学价值。
　　《资本论》第一卷在英国不像在德国、俄国和法国那样成功。关于它，只在《Saturday Reviow》（《星期六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评，赞美它的行文，说干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在马克思笔下获得了独特的魅力。恩格斯为《Fortnightly Review》（《双周评论》）写的一篇长文，尽管与该刊编辑部有密切关系的比斯利曾为争取它的发表而大力奔走，但终于被编辑部以“过于枯燥”为理由退稿了。马克思对英译本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英译本在他生时终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