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国际的创始

（一）成立
（二）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
（三）同施韦泽的决裂
（四）伦敦第一次代表会议
（五）德国战争
（六）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成立

　　1864年9月28日，拉萨尔死后几个星期，在伦敦圣马丁大厅的一次大会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它不是一个人的创造物，不是“头大身小”的空头组织，不是亡命的密谋者的帮伙，它既不是虚无缥缈的幽灵，也不是一个怪物，像资本家的御用文人所一再昧着良心臆造的那样。它无宁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渡形式，而按照历史的本质来说，这个形式正如它是暂时的一样，也是必然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自身内部的矛盾，在创造现代国家的同时又在破坏着它。这种生产方式把民族矛盾推到极限，同时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着一切民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民族矛盾是不能解决的，而要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所大肆宜扬和吹嘘的那种民族和睦的一切尝试，都在碰到这个矛盾时一一破产了。大工业虽然侈谈民族间的自由与和平，但正是它把全世界变成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大兵营。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失，它的内部矛盾也将消失。当然，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在民族范围内实现的，所以各国无产阶级首先要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陷入那种将使资产阶级关于国际自由和平的一切梦想迅速彻底幻灭的无情竞争。工人一旦认识到，——工人的阶级意识一旦觉醒也就会立即认识到，——他们必须消除自己队伍内部的竞争，以便能够胜利地抵抗资本的优势力量，那末再进一步他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必须把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也同时消除，必须同心协力来摧毁资产阶级的国际统治。
　　因此，国际主义倾向很早就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在利令智昏的资产阶级看来是所谓不爱国、没有教养和缺乏理解力的那种东西，恰恰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必要条件。虽然这个斗争应该并且能够解决民族倾向和国际倾向（资产阶级是要永远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疲于奔命的）之间的冲突，但是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毕竟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支魔棍，能够把艰难险阻的栈道转眼间化为坦途。现代工人阶级必须在历史发展为他们准备好的条件下进行斗争，这些条件不是单靠猛烈的冲击就能突破的，而只有按照黑格尔所说的“理解便是克服”这句话的精神去理解了它们，然后才能克服它们。
　　但是，这样的理解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极其困难。这就是，立刻就显示出国际倾向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开始，往往是和大民族国家的建立恰恰同时发生并且互相交错着的，而这种情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在《共产党宣言》宣告一切文明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之后几个星期，便爆发了1848年革命。这个革命在英国和法国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敌对的力量直接对垒起来，但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则只是引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当然，无产阶级当时已经积极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因而它完全正确地认识到，虽然争取独立的斗争根本不是它的终极目的，却毕竟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正是无产阶级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提供了最英勇的战士，当然，无产阶级当时已经积极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因而它完全正确地认识到，虽然争取独立的斗争根本不是它的终极目的，却毕竟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正是无产阶级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提供了最英勇的战士，而且这个运动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像《共产党宣言》作者出版的《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莱茵报）所给予他的那种有力支持。但是，民族斗争自然要把国际主义思想推到后面，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开始求助于反动的刺刀之后。在意大利，工人互助团体开始在马志尼的旗帜下组织起来；这个旗帜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但至少是共和主义的。而在较为发达的德国，从魏特林时代起工人们就已认识到自己事业的国际共同性，但正是由于民族问题，产生了将近十年的阅墙之争。
　　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则不同，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工人运动兴起时，国家的统一早就确立了。早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国际主义思想便已盛行于这两个国家：巴黎被认为是欧洲革命的首都，而伦敦则是世界市场的中心。但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在无产阶级失败以后，国际主义思潮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挫折。
　　六月战斗的可怕的流血耗去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波拿巴专制的铁碗则扼制了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三月革命前的宗派主义旧态复萌．在这种宗派主义的一团混乱中判然地划分出了两个派别，而革命的因素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就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两个派别分道扬镳了。前一个派别汇集于布朗基周围；布朗基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想通过少数坚决分子的大胆奇袭夺取政权。强大得不可比拟的后一个派别处于蒲鲁东的思想影响之下，蒲鲁东入以他的发放无息贷款的交换银行和其他教条式的实验，只是使无产阶级脱离了政治运动。马克思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谈到这个派别时说，它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
　　宪章运动失败后，在某些方面与此类似的运动也曾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发生过。已达垂暮之年的伟大空想主义者欧文虽然健在，但是他的学派已经退化为一种宗教的自由思想。此外还产生了金斯莱和莫利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虽然这种社会主义和它的大陆上的模拟品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也站在一切政治斗争之外，只限于做做教育和合作事业的普及工作。甚至先于法国而在英国产生的工联所属的工会，也对政治漠不关心，而只限于满足工人的眼前的要求．50年代的狂热的工业活动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越地位更加促进了这一点。
　　虽然如此，英国国土上的国际工人运动是极其缓慢地逐渐沉寂下去的。直到50年代末期还可以看到它的佘辉。“民主派兄弟协会”继续存在到克里木战争，甚至当这个组织最后消失的时候，又产生了国际委员会，以及后来主要由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努力而创建的国际协会。这些组织当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但是毕竟表明国际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熄灭，而还在迸发着微弱的火花，只要有阵阵烈风吹来，就很容易然成燎原之火。
　　1857年的连续的商业危机，1859年的战争，特别是1860年后北美合众国南北各州之间爆发的内战，就是这样阵阵的烈风。1857年的商业危机使波拿巴在法国的威信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打击，而企图用对外政策方面的冒险来转移这次打击的尝试也遭到失败。十二月的英雄所招来的魂灵早就不由他来控制了。意大利的统一运动超出了他所希望的范围，而法国的资产阶级也不满意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之役所取得的有名无实的胜利。于是他想到要给工人阶级的活动以较大的自由，借以压制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气焰。因为第二帝国能否继续存在，老实说就取决于他能否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相互威胁之下。
　　当然，波拿巴考虑的不是政治方面的让步，而是工会方面的让步。在法国工人中享有较大威信的蒲鲁东既是第二帝国的反对者（虽然他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可以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同时又是罢工的反对者。然而正是这一点触犯了法国工人的切身利益。尽管有蒲鲁东的告诫和取缔结社的严厉禁令，在1853 到1866年这一期间却有三千九百零九名工人因参加七百四十九个团体而受到刑事法庭的处分。模仿凯撒的波拿巴先是赦免了这些被判罪者，然后又支持把法国工人派到伦敦去参观1862年世界博览会一举。他的作法无疑地要比德意志民族联盟同时实行的同样的“妙策”更为实际。代表是由同业工人选出的。在巴黎为一百五十种行业的工人设立了五十个选举站，总共向伦敦选送了二百名代表。费用的一部分是自愿捐助的，而主要部分则是由国库和市库津贴，它们各自拨出二万法郎。代表们回来之后获准发表详细的报告，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超出了纯业务的范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可算是一件国家大事，它甚至引起那个惴惴不安的巴黎警察局长的慨叹。他说，皇帝与其开这样的玩笑，不如立刻废除结社的禁令。
　　实际上，工人并没有对他们的这位自私自利的保护人表现出他所希望的那种谢意。他们只是给了他理应得到的酬报，在巴黎的1863年选举中，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只得到八万二千张选票，而反对派的候选人则得到十五万三千张选票。然而在1857年的选举中，政府曾得到十一万一千张选票，而反对派只得到九万六千张选票。一般认为，这样的变化只有一小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离心离德，而主要地是由于工人阶级态度的改变，因为工人阶级正是在假波拿巴开始向他们献媚讨好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开始时还只是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旗帜下。这种看法为1864年巴黎补选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证明，即有六十个工人提出了一个名叫托伦的雕版师做候选人，并且发表了预言社会主义复兴的宣言。宣言中说，社会主义者当然已从过去的经验学得了许多东西。1848年时，工人还没有制定明确的纲领，他们信奉某一社会理论与其说基于自觉，无宁说基于本能。现在他们已经抛弃了浮夸的空想而要求社会改革。作为这样的改革，托伦要求出版和集会自由，废除取缔结社的禁令，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取消宗教预算。
　　但是，托伦总共只得到儿百张选票。蒲鲁东完全赞同宣言的思想，但是反对参加选举，因为在他看来，投空白票是对帝国的一种更强烈的执议。布朗基主义者认为宣言过于温和，而具有自由色彩和激进色彩的资产阶级则除了少数例外，大都嘲笑和奚落工人的独立行动，虽然托伦的竞选纲领还没有使资产阶级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这一切都和在德国同时发生的情况极为类似。受到这种情况鼓励的波拿巴决定再前进一步：1864年5月颁布的一项法律虽然还没有废除组织工会的禁令（禁令直到四年以后才废除），却废除了Code pénal（刑法）中禁止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而联合的条款。
　　在英国，禁止结社的法令虽然早在1825年就废除了，但工会的存在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还毫无保障，广大的工会会员在政治上没有选举权，而这种权利本来是会有助于废除那些阻挠他们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的法律的。夺去了无数人的生计的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他们面临着危险的肮脏的竞争：每当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资本家就威胁着要从法国、比利时、德国或其他国家输入工人。特别使工人不安的是美国的内战。这个战争所引起的棉花恐慌，使英国纺织工业的工人遭到极深重的灾难。
　　于是，工会从消极的状态觉醒了。新工联主义产生了。它的代表人物是一些最大的工会的几个有经验的领袖。这些领袖就是：机器制造工人阿兰，木工阿普尔加斯，细木工鲁克拉夫特，石工克里梅尔，鞋匠奥哲尔，等等。他们承认政治斗争对工会也是必要的，并且集中注意力于选举改革。他们是由激进派政治家布莱特担任主席的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声势浩大的集会的推动力。大会对帕麦斯顿企图偏袒南方奴隶制各州而干预美国内战的计划掀起了猛烈的抗议。后来这些工会领袖又在1864年春加里波第访问伦敦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
　　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促使国际主义思想重新抬头。早在1862年世界博览会期间，法国工人代表团和英国工人之间就曾举行过“联欢会”。两国工人的联系由于1863年的波兰起义而更加紧密。波兰问题一早就在西欧文明民族的革命分子中深受同情。对波兰的瓜分和压迫，使得东欧三强变成一个统一的反动力量。波兰的复兴将是对俄国在欧洲的霸权的一个致命的打击。“民主派兄弟协会”便经常为1830年波兰革命纪念日举行盛大的庆祝，借以向波兰人民表示热诚的敬意，同时总是带有这样一种含义，即自由民主波兰的复兴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前提。1863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伦敦的一次有法国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波兰的集会上，强烈地鸣响着社会的音调。这个音调也是由奥哲尔担任主席的英国工人委员会为感谢法国工人参加纪念波兰的集会所致贺词的基调。贺词指出，英国资本家用输入外国工人的办法强加给英国无产阶级的肮脏竞争，只是因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缺乏有组织的联系才成为可能的。
　　这篇贺词由比斯利教授译成了法文。他在伦敦大学教历史，曾为工人阶级建立了许多功绩。贺词在巴黎的工厂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以致决定向伦敦派送一个代表团表示答谢。1864年9月28日，伦敦委员会在圣马丁大厅召开了欢迎这个代表团的大会。会议是由比斯利教授主持的，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托伦宣读的法国工人的答词是以响应波兰起义开头的：“波兰又为血迹斑斑的尸衣所理盖，而我们仍然是无力的旁观者。” 它接着要求在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倾听人民的声音。必须摧毁资本的专制统治。分工把人变成机器般的工具，而如果没有工人的团结，自由贸易势将造成一种工业上的农奴制，它要比法国大革命所推翻的农奴制更加残酷无情。全世界的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给这种罪恶的制度设下一道道不可克服的障碍。
　　埃卡留斯代表德国工人在谈论中发言。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根据英国工会活动家惠勒的提议决定选出一个有权自行加聘委员的委员会，并且委托它起草一个国际联合组织的章程。这个章程的有效期截至第二年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时为止，届时代表大会会将对它做出最后的决定。委员会选举出来了，它是由许多英国工会活动家和外国工人事业的代表者组成的，其中也有德国工人的代表，他在报纸的报道中列在最后，他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二）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

　　在这以前马克思已经不积极参加这种活动了。法国人勒留贝邀请他做德国工人的代表，并建议他从德国工人中推荐一个发言人。马克思推荐了埃卡留斯，而自己则在出席大会时默默无言地坐在演说台上。
　　马克思对自己的科学工作的意义是有足够的估计的，他认为这种工作要比那些一开始就毫无希望的结社游戏更为重要；但是只要什么事情是对无产阶级有益的，他就随时准备放下自己的工作。这一次他看到了“真正的力量”的出现。他以同样的口气写信给魏德迈和其他朋友说：“刚刚成立的国际工人委员会……不是不重要的。它的英国委员大都是此地的工会领袖，即伦敦的直正的劳工大王，他们就是为加里波第举行盛大欢迎会，并在圣詹姆斯大厅召开大会（布莱特担任主席）阻止帕麦斯顿所准备的对美宣战的那些人。委员会中的法国委员是一些不大出名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是巴黎居领导地位的“工人”的直接代表。
　　委员会同最近在那不勒斯召开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各团体也建立了联系。虽然我许多年来一直拒绝参加任何‘组织’, 但是这一次却接受了建议，因为在这样的组织里是大有可为的。” 马克思看到，“工人阶级显然正在复活”，并且认为自己的最高义务就是为工人阶级开拓新的道路。
　　万幸的是，由于种种外部的情况，思想领导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选出的委员会吸收一些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的机构，使得委员人数增加到将近五十人，其中一半是英国工人。代表人数次于英国的是德国，有十名委员，其中的马克思、埃卡留斯、列斯纳、罗赫纳和普芬德过去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法国有九名代表，意大利有六名，波兰和瑞士各二名。委员会成立以后就选出了负责起草纲领和章程草案的小组委员会。
　　马克思也被选入这个小组委员会，但是由于生病，或者由于没有及时接到通知，他几次未能出席会议。在这中间，小组委员会的委员、马志尼的私人秘书沃尔弗少校、英国人威斯顿、法国人勒留贝虽然用了许多力量来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但是无所成就。马志尼虽然在英国工人中有很高的声望，但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工人运动太不熟悉，所以他的草案不能使有经验的英国工会活动家感到满意。他不理解并因而厌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的纲领至多只是唱一唱早就为60年代初的无产阶级所超越了的社会主义高调。他的章程草案也是过了时的精神的产物。它是按照高度集中化的政治密谋团体的传统写成的，因此它既违反英国工联的生存条件，也违反整个工人国际协会的生存条件。国际工人协会与其说应该掀起新的运动，无宁说应该把各国已经产生、但仍然处于分散状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联合起来。勒留贝和威斯顿提出的草案也同样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
　　因此，当马克思接手这件工作时，整个工作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他决定尽可能不留下“原案中的一行字” ，并且为了完全不受它们的约束，起草了一个致工人阶级的宣言草案。这一点是圣马丁大厅的集会事先完全没有考虑的。在这个草案里，他先是回顾了1848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然后比较简洁明了地叙述了章程本身。小组委员会立刻接受了他的提案，只是在序言中加进了一些有关“权利、义务、真理、道德和正义”的词句。但是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他成功地使加进去的这些词句不致造成任何危害。后来，总委员会也一致热烈地通过了宣言草案和章程。
　　比斯利后来有一次在谈到这个成立宣言时说，它可算是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事业的最有力、最令人信服的叙述，但是它的篇幅却只有短短的十二页。宣言一开头就指出了这样—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工人阶级的贫困程度在1848年到1864年这一期间并未减轻，虽然这一时期按工业发展和贸易增长的程度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令人信服地用英国关于无产阶级贫困状况的蓝皮书上的可怕的统计材料，同财务大臣格莱斯顿炫耀英国这一时期实力和财富“令人陶醉的”增长的预算演说中的数字进行了对比。然而这种增长仅仅反映在有产阶级的生活上面。宣言以英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况为例揭露了这种惊人的矛盾，因为英国是欧洲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同时它也指出，在大工业有所发展的欧洲大陆一切国家，这种矛盾尽管带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色彩并且规模较小，但是同样都存在着。
　　实力和财富的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到处都只限于有产阶级。只有少数工人，例如在英国，得到稍高的工资，而且就是这一点也为物价的普遍上涨抵消了。“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总是每下愈况，这种情况至少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阶级沿着社会阶梯的步步上升恰成反比。无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善，新殖民地的开拓，向外的移民，市场的扩大，自由的贸易，或是这一切的总和，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存的这种弊窦百出的基础上，劳动所产生的任何新的发展都必然要加深社会的对立并加剧社会的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为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用虚幻的希望来迷惑别人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俄死人的现象在大英帝国首都几乎已成为社会通例。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的特色，就是被称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其规模日益扩大，其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宣言接着评述了50年代工人运动的失败，指出这个时代也有它的积极意义的特征。它特别强调了两件重大的事实。首先是法定的十小时工作制以及它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的有益结果。通过立法限制工时的斗争直接牵涉到一个重大的斗争，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工人阶级所所主张的通过社会监督调查生产之间的斗争。“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靠了合作运动，靠了少数勇敢的、没有得到任何外力支持的人所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赢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这些伟大的社会实验价值，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那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也是可能实现的，他们证明：为了顺利进行生产，劳动工具决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应该让位给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但是，只限于偶然的尝试的合作劳动还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垄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那些自命清高的贵族，那些资产阶级的空谈慈警家，甚至那些迂腐的经济学者，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曾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却异口同声令人作呕地对它大肆吹捧了。”只有当合作劳动发展到全国的规模时，它才能拯救群众。与此相反，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当然要至死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垄断，使之永世长存。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义务。
　　工人似乎已经理解了这个义务，因为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都同时觉醒，并且同时力求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工人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因素之一一一人数，但人数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忽视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鼓舞他们在一切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的分散的努力全都遭到失败。这种认识促使在圣马丁大厅召开的大会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政府的对外政策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时，他们又怎么能够达到这个伟大目的？使西欧免于在大西洋彼岸进行一次可耻的十字军征讨以永远保持和推广奴隶制的，不是统治阶级的明智，而是无产阶级对他们那种罪恶的狂妄行径所进行的英勇反抗。上层阶级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和白痴般的冷漠态度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地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就给工人阶级指出一个任务，他们必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密切注视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以便在可能时用一切办法来反抗它。如果不可能防止这些勾当，就应当团结起来同时举行示威，使私人关系所应遵循的那些道德和正义的简单准则成为约束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和《共产党宣言》——样，这个宣言也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的。
　　章程一开头就列举了一系列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归结为如下各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新的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所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如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作为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追求的伟大目的。先前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做的一切努力，由于每个国家的各个工人集团之间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团结不够而总是没有收到效果。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和一个民族的课题，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课题，它只有靠这些国家的有计划的合作才能解决。在这些清楚明快的论述之后，紧接着的是马克思不得已加进正文里面的关于正义和真理、权利和义务的“说教式的”笼统词句。
　　协会领导机关是由参加协会各国的工人组成的总委员会。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由在圣马丁大厅选出的委员会执行总委员会的职权。它的职权就是：负贵各国工人组织之间的国际联系，使每一国家的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收集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材料，把具有共同意义的问题提供一切工人团体讨论，在发生国际冲突时组织参加协会的各团体同时和一致行动，定期公布报告，等等。总委员会由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大会决定总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总委员会有权增添新的委员，有权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开会的地点，但无权延迟召开大会的时间。参加国际的各国工人团体仍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任何独立的地方性团体都可不受限制地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同时也指出了总委员会顺利进行工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各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应尽可能统一为由一个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
　　说总委员会是一个“伟大的头脑”的发明是不正确的，但在它产生的时候的确有一个伟大的头脑立即给它指出正确的道路，使它免于长期地彷徨歧途，——这对国际说来是一个幸运。马克思所做的不过如此，而且他也不愿做得更多。他所起草的宣言和章程的无比卓越之处，就在于它们完全是从当时的现实情况出发的，同时正如李卜克内西曾经中肯地指出的，它们和《共产党宣言》——样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最后结论。
　　但是，成立宣言和章程不同于《共产党宣言》的不仅仅是形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使重新兴起的运动能够再一次发出旧时的豪言壮语，还需要一些时日。目前需要的是‘内容强硬而形式温和’。”宣言的任务实际上是不同的：它的目的是要把欧洲和美洲的彼此分歧很大的一切工人组织联合成为一支大军，并且，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提出一个对英国的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德国的拉萨尔派都不关门的纲领。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他把科学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作为工人联合行动必然结果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发展上面。
　　但是马克思的希望很快就受到了严酷的考验：他刚刚开始为国际集合力量的工作，他就不得不同最能理解国际的原则的欧洲的一个工人阶级发生一场严重的冲突。

（三）同施韦泽的决裂

　　有一种由来已久但并不美妙也不真实的传说，说德国的拉萨尔派曾拒绝参加国际，并一直对它抱着敌对的态度。
　　首先，很难理解有什么理由会促使他们这样做。他们的严格组织（自然，他们很重视这种组织）丝毫没有受到国际的章程的损害，他们对于成立宣言也能根据自己的信念从头到尾加以同意，特别是谈到合作劳动的那一部分：只有当合作劳动发展到全国规模并得到国家资金的支持时，合作劳动才能拯救群众。
　　实际上，德国的拉萨尔派从一开始就对国际完全抱着同情的态度，虽然国际．成立时他们正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拉萨尔死后，遵照他的遗嘱的推荐，伯恩哈特·贝克尔当选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但是他的无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个联合会于是全靠党的机关报《Soc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维持局面，而这个报是从1864年年底起在约·巴．冯．施韦泽的思想指导下出版的。施韦泽是一个情明强干的人，他极其热心地争取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报纸撰稿，聘请李卜克内西为编辑（虽然没有任何人强迫他这样做），并且在他主持的报纸的第二和第三号上就刊载了成立宣言。
　　固然，从巴黎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寄送通讯的莫泽斯·赫斯，曾怀疑托伦的独立性，说他是冒充红色煽动家的日罗姆·波拿巴所住的巴黎皇宫中的座上宾。但是施韦泽只是在得到李卜克内西的明确同意以后才发表了这封信的。当马克思对此表示不满时，施韦泽索性更进一步，规定今后一切有关国际的稿件都由李卜克内西亲自编辑。1865年2月15日，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将提出一个决议案，声明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同意国际的原则，并且保证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国际代表大会。联合会所以不能在形式上加入国际，只是因为德意志联邦的法律禁止不同团体的联合。施韦泽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答复，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开的声明中拒绝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
　　从这种情况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同施韦泽的决裂，与有关国际的意见分歧毫不相千。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声明中坦率地说明了造成决裂的原因。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路过《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在柏林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的任何要求。但是他们儿次要求该报至少要用对待进步党所用的那种同样勇敢的言词，来对待政府和封建专制的党派。他们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策略，使他们不能继续为该报撰稿。他们提醒说，他们曾在《Deytsche_Brüsseler-Zeitung》)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为回答《Rheinischer Beobachter》（《莱茵观察家》) 而谈到过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人政党对这种骗局的态度，因为《莱茵观察家》建议无产阶级同“政府”结成“联盟”来反对“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甚至现在也认为这里所说的一字一句都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策略是同这种“联盟”或“普鲁士政府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拉萨尔曾想用登高一呼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德国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当他的这个希望落空以后，拥有数千会员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受到两个敌人的夹击，而其中的任一敌人都是强大得足以把它粉碎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年轻的工人政党从资产阶级那里除了顽固的憎恶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从而狡猾的外交家俾斯麦那里，只要他想推行他的大普鲁士政策，那末至少可以指望他对人民群众做出某些让步。施韦泽对这种让步的价值和目的都未存任何幻想。但是当德国工人阶级组织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合法存在条件的时候，当它没有真正的选举权而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又听任官僚的专断的时候，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样猛烈地攻击两个敌人，那末运动就不可能向前发展。只有挑拨一个敌人去反对另一个敌人的策略才是比较正确的。只有从各方面来维护年轻的工人政党的独立性并经常使工人群众意识到这种独立性，才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必不可缺的条件。
　　施韦泽就极力推行这种政策，并且获得了不小的成就。要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哪怕找到片言只字带有同政府“联盟’反对进步政党的味道，也是徒劳的。如果联系着整个的政治发展来考察一下施韦泽当时的公开活动，那是可以发现一些错误的（施韦泽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它的政策基本上是明智的、前后一贯的：这个政策所迫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决不能设想这个政策是听命于俾斯麦或其他任何反动派的。
　　施韦泽毕竟有一点胜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是他确切地了解普鲁士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透过有色眼镜来看这个现实，而李卜克内西又不能胜任他理应担任起来的报道者和传达者的角色。李卜克内西是应红色共和主义者勃拉斯的邀请于1862年返回德国的，勃拉斯也是从流亡中归国，并创办了《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北德总汇报》)。但是，李卜克内西刚一进入编辑部，就发现勃拉斯已把报纸出卖给俾斯麦的政府。李卜克内西立刻退出了该报。在德国土地上的这第一个遭遇，甚至从生活方面来说对他也是极其惨痛的，因为他又像在长年的亡命生活中一样流落街头了。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因为革命事业对他说来总是高于个人利益的。然而，同勃拉斯的这段遭遇，却妨碍了他对德国的新形势毫无成见地做出判断。
　　李卜克内西回到德国的时候，仍然是一个1848年式的老牌革命家，是《新莱茵报》所理解的那样的革命家，因为在该报看来，社会主义理论，甚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仍然占次要地位，而主要的同题是人民反对衰朽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李卜克内西虽然完全理解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但是对于这一理论的全部学术内容却从来并不熟悉。他在长年的亡命生活中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到处探寻革命运动的萌芽，用来判明国际政治的大局。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鄙弃易北河东岸一切事物的莱茵省人，对于普鲁士国家是极其轻视的，南德人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的态度尤其如此，因为它在革命年代只在巴登和瑞士境内工作过，而这两个地方正是外省政治的策源地。在他的眼里，普鲁士仍然是三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的附庸，它全靠卑劣的收买手段来抵抗历史的进步。他认为，只有先清除了普鲁士，在德国才能谈得到阶级斗争。李卜克内西没有认识到，50年代的经济发展也改变了普鲁士国家，它已具备种种条件，足以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一事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因此，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不可能长期保持意见的一致。在李卜克内西的眼里，施韦泽发表五篇关于俾斯麦内阁的文章是做得太过火了，这些文章虽然老练地把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大普鲁士政策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相提并论，但是却包含着一个“错误”，就是把莽撞的大普鲁士政策描写得过分生动，以致使人觉得几乎是在颂扬这个政策。马克思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在2月13日给施韦泽的信中说，虽然甚至可以指望普鲁士政府最无耻地玩弄生产合作社的把戏，但是决不能指望它会废除取缔结社的禁令，因为这会给官僚政治和警察统治打开一个缺口。马克思在这里只是忘记了一点，即正如他在反驳蒲鲁东时所令人信服地阐明过的，不是政府支配着经济关系，相反地，是经济关系支配着政府。几年以后，俾斯麦的内阁就被迫废除了取缔结社的禁令。施韦泽在2月15日的回信里——在这封信里施韦泽保证促使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并且再一次强调有关国际的一切稿件今后均由李卜克内西独立编辑，——着重指出，对马克思可能给予他的一切理论上的教示他均乐于听从，但是要正确解决日常策略的各种实际问题，就必须站在运动的中心并熟悉全盘情况。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跟他决裂了。
　　但是，这一切分歧和龃龉只有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不幸的阴谋才能充分加以解释。拉萨尔的这位老友当时为了纪念曾经从无穷的耻辱中拯救了她的生命的人而犯了一个重大的过错。她想把拉萨尔创立的组织变成一种把导师的每一言词都奉为神圣的盲从的宗派，而且甚至不是导师所实际说过的言词，而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对这些言词的解释。从3月10日恩格斯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这种胡作妄为达到了何等程度。这封信在略微谈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立之后说道：“但是，首先，这个报已经开始宣扬对拉萨尔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迷信，而我们当时便已确实知道，拉萨尔跟俾斯麦的关系要比我们所意料的远为密切（哈茨费尔特老妇人曾经向李卜克内西谈到这一点，并且要求他按照这个精神行事）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真正的联盟，这种联盟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拉萨尔不得不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去，在那里表示赞成把这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而俾斯麦则含糊地约定要实行某种普遍选举制，并且比较明确地许诺了结社权、社会性质的让步和国家支持工人合作社，等等。愚蠢的拉萨尔没有得到俾斯麦遵守诺言的任何保证，——相反地，当他一旦变得碍事，俾斯麦就会毫不客气地把他投入监狱。《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诸公虽然明明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却仍然越来越热心地宣扬对拉萨尔的迷信。而且，这班人还屈服于《Kreuzzeitung》（《十字报》）的瓦盖纳的威胁，在俾斯麦面前讨好献媚，等等，等等……我们已经发表了随函附寄的声明并且退出了该报，李卜克内西也跟我们一起退出了。”。很难理解，熟识拉萨尔并常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怎么会相信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无稽之谈。但是，既然他们相信了这种无稽之谈，那末他们离开拉萨尔所创始的运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然而，他们的离开并没有对这个运动发生实际的影响。甚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老盟员，例如，曾经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以那样的辩才维护过《共产党宣言》的原理的勒泽尔，也表示赞同施韦泽的策略。

（四）伦敦第一次代表会议

　　这样，拉萨尔派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新的协会。另一方面，协会在英国工会和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当中征求新会员的工作，开始时也进展得极为缓慢。
　　只有工会的少数领导人理解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且，就是这些人似乎也只是把国际看做达到工会目的的手段。但是，这些人至少在各种组织间题方面有着许多实际经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则既没有这种经验，又对工人运动的历史本质缺乏明确的理解。新的协会面临的任务是极其巨大的，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有巨大的耐心和顽强的努力。
　　马克思当时虽然常为病魔缠扰，并渴望使自己的主要学术著作尽速告一段落，但是仍然表现了高度的耐心和毅力。有一次他叹息说：“搞这种鼓动工作，最糟的就是一参加它就得占去很多时间。他还说，国际以及与国际有关的一切事务，像“恶梦“一样压在他的身上，而如能摆脱这个重担，他就会感到轻松愉快。
　　但是这一点已经办不到了，因为常言说得好：有善始必有善终。实际上，如果负起这个重担不能比摆脱这个重担使他得到更大的满足和愉快，那他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了。
　　事情不久就清楚了：马克思是整个运动的真正的“首脑，。这决不是他自抬身价。他极度轻视任何廉价的声望。和那些尽量在人前装腔做势而实际上什么也不干的民主主义者的作风不同，他宁愿在幕后工作，也不愿出头露面。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协会的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哪怕仅仅具备一点点为展开协会的如此广泛的宣传工作而必须具备的那些稀有的品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清楚透彻的认识，追求必要的东西的毅力，满足于可能的东西的足够的忍耐，对误入歧途的人的错误的宽容和对积重难返的无知的铁面无情。在这里，马克思能够在比革命时期的科伦更加广泛得多的领域内发挥他通过教育和领导工作来点得人们敬仰的无比才能。
　　这样的运动在创始时所必不可免的种种私人的争吵和纠纷费去了他的“极多的时间”。意大利的、特别是法国的会员制造了许多无谓的麻烦。在巴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代表者之间从革命年代起就形成了深刻的分歧；无产者不能忘怀文人的屡屡的背叛，而文人则把一切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工人运动看成是异端。而且，在波拿巴的军事专制的压迫下，由于工人阶级为波拿巴的密探所四面包围，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没有通过自己的报刊或组织来互相联系的任何机会，因而在工人阶级内部猜疑之风也大为盛行。为了这只“法国锅子”的喧腾，国际总委员会花去了不少宝贵的夜晚并做出了许多冗长的决议。
　　对马克思来说，他同国际的英国支部打交道的工作是比较愉快和有成果的。英国工人曾为反对英国政府袒护北美合众国叛乱各州的干涉行动进行了斗争，并且在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总统时向他致函庆贺。马克思起草了这封“工人阶级的忠诚的儿子“的贺信，说他”通过解放被奴役种族的崇高无比的战斗，肩负起领导这个国家的使命。“他说，只要美国的白人工人不理解奴隶制玷辱了他们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未经本人同意便被出卖的黑人面前夸耀有权出卖自己和选择自己主人是白人工人的无上特权，他们就不能为自己争得真正的自由并帮助欧洲弟兄的解放斗争。然而，内战时期的鲜红的血海已经冲垮了这些障碍。贺信是怀着对事业的明显的同情和爱写成的。当然，像莱辛一样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总喜欢带着轻蔑口吻的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不得不亲自起草贺信（这比写有内容的著作远为困难），为的是使这类作品所惯用的词句至少有别于庸俗的民主滥调。林肯完全看到了这种差别：他用极其友善而亲切的语调写来了回信，这使伦敦的报刊大为惊异，因为“老人”照例只是用几句客套来答复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的贺信的。
　　“就内容来说“，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当然要比贺信重要得多。这个报告是1865年6月26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议上为了驳斥某些委员所主张的一种见解而做的。按照这种见解，工资的普遍提高不能给工人带来任何益处，因而工会是有害的。这种见解来源于一种错误的论断，即认为工人的工资决定商品的价值，如果资本家今天开始支付五先令的工资而不是四先令，那末明天他们就会由于需求的增长而把原来价值四先令的商品按五先令出售。尽管这种见解及其庸俗而肤浅，然而马克思却认为，要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问题都给外行人解释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课程在一个小时内讲完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却极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给工会帮了很大的忙。
　　国际的最初的重大成就首先应归功于为争取英国选举改革而展开的运动。马克思早在1865年5月1日就写信给恩格斯说：‘改革同盟已经为我们所掌握。在十二个人（资产者六人、工人六人）组成的小小委员会中，所有的工人都是我们总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埃卡留斯）。我们已经击败了资产者想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一切妥协企图……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途径使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那末我们的协会不动声色地为欧洲工人阶级傲出来的事情，就将比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所能做出来的更多。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指望成功。’ 5月3日恩格斯回信说：“国际协会在短时期内的确不动声色地征服了巨大的领域。但是，现在它能埋头于英国的工作，而不去纠缠于法国人的无谓争吵，这是好的。你终究会从失去的时间得到酬报。”然而，不久就发现，这成功也有它坏的一面。
　　马克思大体上认为，预定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公开1 之表大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他不无理由地担心，在大会上会发生口舌之争。费了很大的力气（这特别是由于法国人的反对）, 他才征得大家的同意，暂不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一次非公开的预备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只召集各主要委员会的代表来筹备未来的大会。作为必须事先达成这样的协议的理由，马克思举出了英国的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法国已经爆发的罢工，以及由于比利时刚刚通过的关于外国人的法令而不可能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情况。
　　伦敦代表会议从1565年9月25日开到9月29日。总委员会出席会议的代表除了主席奥哲尔、总书记克里梅尔和几名英国会员以外，还有马克思和他在国际方面的两名主要工作助手——埃卡留斯和荣克。荣克是瑞士的钟表匠，定居英国，同样精通德、英、法三种语言。法国的代表有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赞（他们后来都脱离了国际），以及马克思从18 48年起的老友席利和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的英雄和烈士的瓦尔兰。来自瑞士的是代表法、意工人的订书匠杜普勒和代表德国工人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他过去是制刷工，现在是不倦的革命鼓动家）。比利时的代表是塞札尔·德·巴普，他过去是排字学徒工，后来学医并成为医生。
　　会议首先研究了协会的财务状况。原来，第一年度总共收入不过三十三英镑。关于固定的会费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只是决定为宣传工作和代表大会经费筹集一百五十英镑：在英国筹集八十英铸，法国四十英镑，德国、比利时和瑞士各十英镑。这个预算当然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阿堵物’从来不是国际的动力。多年以后，马克思用沉痛的幽欧口吻说，总委员会的财务是不断增长的负数，而几十年以后恩格斯写道，总委员会所拥有的大都只是债务，而不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国际的几百万”，大概，从来也没有过一个组织用这样少的钱做了那样多的事。
　　总书记克里梅尔做了关于英国情况的报告。他说，大陆上的人们以为，英国的工会都很富裕，并且能够帮助对它们自己也有好处的事业。但是，它们受到自己的烦琐的规章的限制，不能超出给它们设下的狭隘界限。除了少数个人以外，它们都完全站在政治之外．要它们关心政治是很困难的。但某种程度的进步还是可以看到。几年以前它们还甚至听不进国际代表的话，现在则友善地接待他们，听取并赞同他们的原则。英国的工会第一次接受了同政治有着某种关系的组织。弗里布尔和托伦报告了法国的悄况，说那里对国际抱着同情的态度。除了巴黎以外，协会还在卢昂、南特、埃尔伯夫、凯思和其他地方征集了会员，卖出了大量的会员证，年会费为一点二五法郎，但收入都花费在设置巴黎中央常务局和代表的旅费上面了。法国代表们安慰总委员会说，还有希望卖掉剩余的四百张会员证。他们抱怨大会的延期，认为这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同时也诉说了工人对波拿巴的警察制度的恐俱。他们说，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先给我们看看你们能够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再加入。
　　贝克尔和杜普勒关于瑞士的情况报告说，虽然那里在代表会议前六个月才开始宣传工作，但是情祝极其顺利。在日内瓦有会员四百人，洛桑有一百五十人，维维也有同样数目。会员每月会费为五十辨士，但是这两位代表说，会员都加倍缴纳，因为他们都充分意识到必须用会费来帮助总委员会。当然，瑞士代表并没有带来什么钱，他们只是安慰说，如果不是花在旅费上面，他们就会有相当大的一笔款项。
　　比利时刚刚进行了一个月的宣传工作。但是，巴普报告说，那里已经吸收了六十名会员，他们每年至少必须缴纳三法郎会费，其中三分之一将扣除作为总委员会的经费。
　　至于说到代表大会，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议于1866年9月或10月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地点得到一致通过，但召开日期由于法国人的坚持而提前到5月的最后一周。法国人还要求，凡是持有会员证的人都有权出席大会并参加投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他们对普遍选举权就正是这样理解的。经过一场热烈的争论之后，才通过了特别为克里梅尔和埃卡留斯所主张的、只有代表才有权出席大会的制度。
　　总委员会所拟定的大会日程是极其广泛的：合作社问题，缩短工时问题，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问题，工会的过去和将来，常备军对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影响，等等。这一切都一致通过了，只有两项议程引起了意见的分歧。
　　其中的一项不是总委员会提出的，而是法国人提出的。他们要求把“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运动的影响．作为一个特别的议题列入日程。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以及马克思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可以极其清楚地从马克思纪念蒲鲁东的一篇文章的儿句话中看出来。这篇文章是几个月前在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这也是马克思在施韦泽的机关报上刊载的唯一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写道：“但是，在法国的条件下，当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必须把信教看做是自己优越于18世纪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脚和19世纪德国无神论的标志时，蒲鲁东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曾是一个很大的功绩。如果说彼得大帝以野蛮战胜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餐东则尽其所能地以词藻战胜了“法国人的空谈。”英国代表也警告要提防这“不和的苹果”，但法国人终于以十八票对十三票通过了自己的提案。
　　另一项引起争论的议题是总委员会提出的。它涉及了马克思所特别重视的欧洲政治问题——·“必须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独立，借以阻止俄国对欧洲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法国人特别不同意这个议题。他们说，为什么要把政治间题和社会问题混在一起呢？为什么要在灾难临到自家门前的时候，去为遥远地方的事劳神呢？为什么要在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英国政府同样发生不良影响的时候，偏偏制止俄国政府的影响呢？比利时代表塞札尔·德·巴普特别坚持这种意见。他认为，波兰的复兴只对三个阶级有利，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和僧侣。
　　这里极其清楚地反映出蒲鲁东的影响。蒲鲁末曾几次反对波兰的复兴，——最后一次还是在1863年波兰起义的时候，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悼文中所说的，那时蒲鲁东对沙皇表现了愚蠢而无耻的颂扬态度。相反地，这次起义却重新激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年代便对波兰抱有的同情。他们本想借起义机会发表一个共同宣言，但是这个意愿终于未曾实现。
　　他们对波兰人的同情决不是无批判的。1863年4月21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必须说，只有水牛才会对1772年的波兰人抱有好感。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贵族都已人格扫地，有的甚至失去了智慧，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条，认眼为唯物主义就是饮食男女，就是在赌博场中赢钱或是靠下流无耻的行径取得奖赏。但是还没有一国的贵族愚蠢到像波兰的小贵族那样，把卖身投靠于俄国当做自己的拿手戏。” 但是，当俄国国内还谈不到革命的时候，唯有波兰的复兴才能削弱沙皇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认为对波兰起义的残酷镇压，以及沙皇专制制度在高加索的进展，是1815年后欧洲历史的最重大事件。他在国际成立宣言叙述对外政策的那一部分中特别强调了这两个事件，并且很久以后还痛心地谈到托伦和弗里布尔对这项议案的反对。但是，在英国代表的帮助下，他到底打破了这种反对：波兰间题仍然列入了议事日程。
　　代表会议上午在荣克主持下举行非公开的会议，下午在奥哲尔主持下举行半公开的会议。在非公开的会议上已经弄清楚了的问题，在公开的会议上由更广泛的工人群众来讨论。巴黎的代表们发表了关于代表会议的报告和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议程在巴黎报刊上得到了热烈的反响。马克思曾以显然是满意的日吻谈到这一点：“使我们的巴黎人感到尴尬的是，恰恰是他们所不愿意要的那一节关于俄国和波兰的文字，引起了最大的轰动。”十二年后马克思还以满意的心情谈到法国著名历史家昂立·马丁关于代表大会的整个议程、特别是关于这一节所作的热烈的评述。

（五）德国战争

　　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国际的事业。这给他个人造成了不愉快的结果：他由于无暇谋生，因而生活重新陷入窘境。
　　7月31日他就不得不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一家人两个月来全靠典当维持生活。“老实说，我宁肯切掉我的大拇指，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每一想到半生过着依赖别人的生活，哪简直感到心灰意冷。在这种时候，能够使我振作起来的唯一思想，就是我们俩人是分工合作的，而我的任务是把时间用在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务方面。的确，以我的情形而论，我目前的住房是太贵了，而且这一年我们的生活也比过去任何时候过得都好。但是，这也是使我的孩子们能够保持种种的交谊和关系，从而使他们的前途有所保障的唯一方法，至于应当使他们在饱经优患之后哪怕得到短期的补偿，那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从纯商人的眼光看来，过一种纯无产者的生活在现在说来也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是我们夫妻两人，或者女儿都是男孩，那倒也无所谓。我想你也定会同意这种看法。”恩格斯立即给了他所需的帮助，但是几年之内马克思还是重新陷入了穷困和琐碎的生活操劳的夹攻之下。
　　几个月后，由于洛塔尔·布赫尔在1865年10月5日的来信中提出的一个既奇妙又出乎意料的建议，马克思有了一个新的谋生的门路。在布赫尔流亡伦敦的年代，马克思没有同他发生任何关系，更不用说友谊关系。当布赫尔在流亡者的小圈子中占有了一个独立的地位并且加入乌尔卡尔特派成为他的一个热烈拥护者以后，马克思仍然对他保持着极端批判的态度。相反地，布赫尔则在波克罕面前极力赞扬马克思论福格特的书，并且想在《AllgemejnB Zeitung》（《总汇报》）上写一篇评论此书的文章，但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实现：这也许是由于布赫尔根本没有写，也许是由于奥格斯堡的报纸不肯发表。普鲁士大赦以后，布赫尔返回祖国并在柏林和拉萨尔作了朋友。1862年他同拉萨尔一起来伦敦参观世界博览会，并且通过拉萨尔的介绍结识了马克思。马克思觉得他是一个“文雅的，虽然有点颠三倒四的人……”。马克思不相信布赫尔同意拉萨尔的“对外政策”。拉萨尔死后，布赫尔供职于普鲁士政府，因此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痛斥他和洛贝尔图斯说，“这帮柏林、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出身的无赖有多么下流！“
　　现在布赫尔给马克思来信说：“先谈谈业务！”《Staatsanzeiger》（《国家通报》）希望每月有一份论述金融市场（当然也包括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不可分的）动向的报告，问我能不能推荐什么人来傲这件事。我答复说，没有人能比您更胜任这个工作。因此，他们要我向您洽谈这件事。文章的篇幅完全由您自由决定，总之是越透彻越详尽越好。至于内容，不消说只能完全遵循您的科学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圈（haute finance），而不是考虑到编辑部，最好让事情的本质仅为专家所理解，以避免引起争论。”接着又谈了几点业务上的问题，并回忆了他同拉萨尔一起的郊游。用布赫尔的话来说，拉萨尔之死对他始终是个“心理学的谜”，并说，如马克思所知道的，他又在重温他的初恋——文牍生涯。“我从来不同意拉萨尔的意见，他总是把发展的进程想像得过于迅速。自由主义政党在它消亡以前还要换过几次皮；因此，凡是还有志在一生中为国家效命的人，都应该归附政府。”信在问候了马克思夫人和各位小姐、特别是最小的一位以后，以如下的套语做了结束：“以最高的尊敬和忠诚向您致意”。
　　马克思在回信中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足以更确切地知道，他在信里写了些什么，以及他对布赫尔的来信做何想法。他在接到这封信以后立刻就到曼彻斯特去，无疑地在那里跟恩格斯商谈了这件事。在他们两人的通信中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件事，在马克思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只顺便提过一次这个建议。但是十四年后，当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杀事件发生后提交帝国议会，但为议会所否决。
　　从那时起，报刊上就常常讨论这样一个同题：俾斯麦是不是想通过布赫尔的信来收买马克思。1865年秋天，当迫近眉睫的普鲁士同奥地利决裂的危险为加斯坦条约所暂时缓和时，俾斯麦的确如他自己所用的狩猎的比喻，想把“一切能吠叫的狗都放出去’。当然，他是一个十分顽固的易北河东岸的容克，不能像迪斯累利甚或波拿巴那样向工人运动讨好献媚。大家知道，他虽然同拉萨尔亲自交谈过几次，却对拉萨尔抱着十分可笑的想法。但是在他手下有两个比他更善于处理这种微妙问题的人，——这就是洛塔尔·布赫尔和海尔曼·瓦盖纳。瓦盖纳当时极力想把德国工人运动拉入自己的圈套，但只是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身上收到了一点效果。然而，作为容克党的思想领导者和俾斯麦的老友，瓦盖纳早在三月革命以前就比布赫尔占有一个更独立的地位。布赫尔则全靠俾斯麦的好意关照，因为官燎们都把他当做不招自来的无赖加以白眼，而国王也因为18 48年的事情对他根本不予理睬。此外，布赫尔还是一个性格极其软弱的人，用他的朋友洛贝尔图斯的说法，是“一条没有骨头的鱼”。
　　因此，如果布赫尔的信有收买马克思的意思，那末这也当然不是在俾斯麦事前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真正有过收买的企图。马克思利用布赫尔的信来反对1878年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这种作法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巧妙的一着。但是这也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布赫尔的信看做是收买的企图，更不能证明它的确是这样一个企图。布赫尔十分清楚地知道，马克思自从跟施韦泽决裂以来，一时在拉萨尔派那里是极不受欢迎的。此外，在一份最枯燥无味的报纸上每月刊登一篇关于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的报告，显然也未必是缓和对俾斯麦政策的普遍不满、尤其是使工人拥护这种政策的适当方法。因此，布赫尔保证说，他把自己的流亡时期的老友介绍给《国家通报》的负责人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用意，这是完全可信的。当然，这里有一点保留，即如果是进步的自由贸易论者，那末负责人一定会加以拒绝。布赫尔在遭到马克思拒绝以后，又去请求杜林．杜林最初接受了，但很快也谢绝了，因为该报负责人根本没有表现出布赫尔所如此为之吹嘘的那种对“科学信念’的尊重。
　　马克思为国际和他自己的科学著作所做的繁重工作，使他在生活上备尝艰辛，而比这更坏的是他的健康的日益恶化。1866年2月10日恩格斯写信给他说：“为了摆脱这个可恶的痛，你确实应该稍微合理地安排一下。暂时放弃夜间工作并且过一种比较规律的生活吧。” 马克思在2月13日回信说：“昨天我又躺下了，因为左腰上又生出一个恶性的痈。倘若我多少有点钱，也就是说＞一O ，来供养我的家属，倘若我的书已经完成，那末即使我今天或明天被抛到剥皮场去，换句话说，一命呜呼，我也会毫不在乎的。但是在上述情况下我还做不到这一点。”
　　一星期后恩格斯接到一个可怕的通知：“这一次可真有生命的危险。我的家人还不知道我的病情的严重。倘若再照这样发作三四次，我就要完了。我非常消瘦，并且衰弱得很厉害，但不是在头部，而是在腰部和腿部。医生说得完全对，过度的夜间工作是此病复发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不能告诉这些先生们——告诉他们也是无济于事的——迫使我养成这种恶习的原因。” 但是恩格斯还是坚持要马克思到马尔盖特海滨去休养了几个星期。
　　马克思在马尔盖特很快就恢复了饱满的情绪。他在给女儿劳拉的一封充满快乐心情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我没有住在公离或旅馆里，而是住在私人家里。因为住在旅馆里总免不了要有当地的政务、家庭的丑事和邻里的纠纷来腻烦你。但是我还是不能像第河上的磨坊主那样唱道：‘我不管别人的事，别人也不管我的事’，因为这里究竟还有我的聋得像木头一样的房东太太和她的患慢性暗哑症的女儿。但是她们都是极好的人，殷勤而不惹人厌烦。
　　我自己已经变成一根逍遥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出去游逛，呼吸新鲜空气，十点钟就睡觉，什么都不读，更不写，进入了佛家视为人间极乐的涅槃之境。”马克思在信的末尾跟他的女儿开了一个玩笑，暗示了他家中的一件已经酝酿成熟的大事：“拉法格这个该死的小鬼还在用他的蒲鲁东主义折磨我。除非我敲碎他的克里奥洛人的脑壳，他大概是不会安静下来的。”
　　正当马克思在马尔盖特休养的时候，笼翠着德国上空的战争阴云发出了第一道闪光。4月8日俾斯麦同意大利缔结了对付奥地利的攻守同盟，并在第二天向联邦议会提出了在普选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德意志议会，以便由德意志各邦政府共聚一堂讨论全联邦改革的提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间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他们对德国的现实悄况非常隔膜。他们的判断游移不定。4月10日恩格斯在谈到俾斯麦召集德意志议会的提案时写道：“只有像他这样的蠢材，才会相信这对他会有丝毫的帮助……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殴斗的地步，那末事件的发展将破天荒第一次取决于柏林的态度。柏林人倘若及时行动，那末形势可能好转——但谁能信赖他们呢？”
　　三天以后，他重新对事件的发展做了极其清楚的预测：“看来，德国的市民在稍加反抗之后是会同意这点的（即接受普遍选举权），因为波拿巴主义终究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越来越看得清楚，资产阶级没有亲自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凡是寡头政治不能像在英国这里这样为了得到优厚酬报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一种波拿巴式的半专政便成为正常的形式，这种半专政甚至违反资产阶级本身的意志去谋求资产阶级的重大物质利益，但根本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去捍卫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例如，俾斯麦先生现在就接受了民族联盟的纲领。当然，是否实行这个纲领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俾斯麦未必会由于德国市民的反抗而倒台。” 然而，按照恩格斯的意见，俾斯麦实际上将在什么问题上栽跟头呢，——这就是奥地利的兵力。本涅狄克无论如何是比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更优秀的一位将军，奥地利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普鲁士求和，而普鲁士则不能迫使奥地利如此，普鲁士的每一个胜利均将招致波拿巴的干涉。
　　马克思在给他的一位新交——汉诺威的库格曼医生的信中，几乎用同样的话描述了当时的形势，库格曼早在1848年还是一位青年的时候，就非常景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留心收集他们的一切著作。但是直到1862年，他才通过弗莱里格拉特的介绍结识了马克思并且很快就成为知己。马克思在一切军事问题上都丝毫不加批判地完全听信恩格斯的判断，这在他说来无论如何是绝无仅有的事。
　　比对奥地利的实力估计过高更使人惊异的，是恩格斯对于普鲁士军的内部情况的看法。这种看法之所以更加使人惊异，是因为他曾在自己的一部卓越著作中，以资产阶级民主空谈家望尘莫及的洞察力论述了造成普鲁士宪法纷争的军事改革。他在5月25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要是奥地利人有足够的聪明不采取攻势，那末普鲁士军队内部一定会发生变乱。普鲁士士兵还从来没有像在这次动员中那样情绪不稳。可惜我们仅仅知道一小部分实情，但是已经足以确信这样的军队不能进行攻击战。“6月11日他又写道“在这次战争中，对普鲁士人说来，后备军是和1806年时的波兰人一样危险。同样占全军三分之一以上的波兰人还在交战以前就把整个事情弄得一团糟。不同之处在于，后备军将不是在战败之后开小差，而是发动叛乱。”这是在科尼格列茨会战前三星期时写的。
　　科尼格列茨会战驱散了这一切云雾，在会战的第二天恩格斯就在信中写道：“你对普鲁士人怎样看法？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利用了初战的胜利……在八小时内打完这样的决战还是史无前例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要打到两天的。但是针发枪是一种厉害的武器，而且这班小伙子的确打得很猛，这是我在这样的平时军队中从未见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会犯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但是当事实本身迫使他们必须承认什么的时候，他们从来不闭眼不看事实而坚持己见。普鲁士的胜利使得他们瞠目结舌，但是他们很快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起指导作用的恩格斯，在7月25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综述：“我觉得目前德国的情况十分简单。自从俾斯麦借助于普鲁士军队极其成功地推行资产阶级的小德意志计划以来，德国已在确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承认这个既成的事实。
　　这件事情的好的一面，就是情况变得简单了，而由于消除了各小邦首都的争吵，同时至少加速了发展，因而革命就更容易发生了。德意志议会毕竟完全不同于普鲁士议会。所有的小邦都将被卷入运动，地方割据这种最恶劣的影响将不再存在，各个党派也终将成为真正全国性的党派，而不再仅仅是地方性的党派。“两天以后马克思对此冷静地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坏事情也应当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加以接受。但是，在这初恋的日子里，离开得远些毕竟是愉快的。”
　　同时，恩格斯以绝非赞许的口吻写道：“李卜克内西老兄成了狂热的奥地利拥护者……”毫无疑问，正是李卜克内西从莱比锡给《Frankfurter Zeitung》（《法兰克福报》）寄去了一些“激昂的通讯”。这个致王公于死命的报纸已经走得这样远，竟致指责普鲁士人无礼对待“可敬的黑森选帝侯”，并且敬仰可怜的瞎子维尔夫。柏林的施韦泽基于同样的原因并且使用同样的词句，表述了跟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同的见解。可怜的施韦泽由于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直到今天还引起那些虽然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却对他们尊崇备至的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的义愤。

（六）日内瓦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够按照计划在决定德国命3 怡运的科尼格列茨会战时期召开。虽然这个新协会成立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有了迅速得多的发展，但它还是不得不把会期再一次推迟到9月。
　　日内瓦开始成为协会在大陆上的最重要的中心。那里成立了罗曼语系支部和德语区支部，并且都创办了自己的党机关刊物，德语系支部的机关刊物是《Vorbote》（《先驱》）——是由老贝克尔创办和主编的月刊。它的六卷的年刊本直到现在仍然是国际史的最重要资料。《先驱》自1866年1月开始出版，自称为“德语系支部的中央机关刊物”，因为德国的结社法阻碍在德国本国成立支部，这就使得国际的所有德国盟员都把日内瓦看做他们的中心。由于同样的理由，日内瓦的罗受语系支部也对法国国内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比利时的工人运动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Tri bune du PeuPIe》（《人民论坛报》）；马克思承认这家报纸也和瑞士的两家报纸一样是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但是，他不承认巴黎出版的一家或几家自命为维护工人利益的小报是党的机关报。固然，国际的事业在巴黎也逐渐得到顺利的开展，不过在那里与其说已燃起焦熊之焰，无宁说刚爆发出星星之火。由于完全没有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很难建立起运动的真正中心，而波拿巴警察的暖昧的宽容态度，对于工人的斗志与其说起着鼓舞的作用，元宁说起着麻痹的作用。另一方面，势力强大的蒲鲁东主义是不适于巩固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的。
　　蒲鲁东主义在时而出现于布鲁塞尔、时而出现于伦敦的“青年法兰西”这一组织中闹得特别厉害。1866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法国支部，激烈地反对总委员会把波兰间题列入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他们用蒲鲁东的口气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俄国解放了自己的农奴，而波兰的贵族和僧侣一直拒绝给自己的农奴以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想到用复兴波兰的办法来削弱俄国的影响呢？在德国战争爆发时，国际的法国会员，甚至总委员会的法国委员，正如马克思有一次说过的，也用“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引起了多次无益的争吵。他们认为一切民族都已衰老，并且应当分解成小的“集团”，然后这些小的“集团”再组成“联盟，，但不是国家。“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mutualisme 〔相互扶助〕向前发展的时候，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段嘲讽之词是马克思首先针对着他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说的，这两人虽然后来都成了他的东床佳婿，但是初时他们作为“正统的蒲鲁东主义者”曾经使马克思颇感不快。
　　英国的工联始终是国际的主力。马克思也抱着这样的看法，他在1866年1月15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对于能把这个唯一真正庞大的工人组织吸引到运动中来深感满意。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几个星期以前在国际的思想指导下在圣马丁大厅为选举改革而召开了一次大会。1866年3月，格莱斯顿的辉格党内阁提出了一个选举改革法案。但是，甚至格莱斯顿自己党内的一部分党员也觉褥这个法案过于激进，于是内阁因这些党员的退出而垮台。迪斯累利代之而组成了托利党的内阁，这个内阁企图把选举改革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于是选举改革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马克思在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1849年以来在英国看到的比起来，规模是非常巨大的，这完全是由‘国际’一手组织的。譬如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主要人物鲁克拉夫特先生就是我们委员会的委员。”在有两万人聚会的特拉法加广场上，鲁克拉夫特号召大家去到“我们曾经斩掉一个国王的头颅”的白厅公园去开大会，之后，在海德公园的一次有六万人聚会的群众大会上，几乎酿成一次公开的起义。
　　英国的工联完全承认国际在这次几乎席卷全国的运动中的功绩。在设非尔德召开的工联代表会议做出了如下的决议：“代表会议对国际工人协会以兄弟情谊联合世界各国工人的功绩深表谢忱，并最恳切地建议有代表出席会议的所有工会都参加这个组织，因为代表会议确信这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进步和利益极为重要。”不久便有许多工会参加了国际，但是这种精神上、政治上的胜利并没有在同样程度上成为物质上的胜利。参加国际的各工会自行决定缴纳会费的多少，甚至完全不墩会费。而且即使缴纳会费也为数甚微。例如，拥有五千会员的鞋匠工会每年只缴五镑会费，拥有九千会员的木匠工会每年只缴两镑，而拥有三、四千会员的泥水匠工会每年总共只缴一镑。
　　马克思不久就不得不承认，在“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又暴露出“英国的一切运动所固有的那种可诅咒的传统性质”。还在国际成立以前，工联就为了选举改革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发生了关系。当运动开始显示出有获得巨大成果的希望时，这种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了。过去愤然加以拒绝的那些“让步”，现在也被看成是对斗争的公道的酬报。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个运动缺少旧时宪章运动的那种火热的精神。他责备英国人没有能力同时做两样事情，选举改革运动越是蓬勃发展，伦敦的领袖们对于“我们内部的运动”就越是冷淡。“我们在英国发动起来的选举改革运动，几乎断送了我们自己。” 马克思由于去马尔盖特养病，未能亲自参预这个运动，这也使得运动的这种发展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阻碍。
　　《workmans advocate》（《工人辩护士》）周刊给他增加了许多工作和麻烦。这个期刊在1865年的代表会议上被改为国际的正式机关刊物，并从1866年2月起改名为《Commonweal th》（《共和国》）。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的管理委员会．这个报纸经常在财政上遭到困难，因而不得不依靠拥护选举法改革的资产阶级的支持。马克思始终极力抵制资产3 拐阶级的影响，同时也反对围绕编辑部领导权的竞争。埃卡留斯一度任该报编辑，在《共和国》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反对斯图亚特·穆勒的有名论战文章。马克思在他写作这篇文章时给了他许多帮助。尽管马克思做了种种努力，正如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所说的，《共和国》终于部分地由于经济的原因，部分地由于政治的原因，暂时变成了改革运动的机关报。
　　由于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对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分担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担心这次代表大会“会在全欧洲面前出丑”。由于法国会员坚持代表大会应该按照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在5月底召开，所以马克思想亲自去巴黎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这个日期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则认为，这件事完全不值得马克思去冒落入波拿巴警察罗网的危险，因为马克思在那里是会孤立无援的。只要能够避免出丑（而这终究是完全可能的），那末是否能够通过什么有益的决议，那倒是次要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对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来说，任何这样的示威都将是丢脸，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示威在欧洲人看来也是如此。
　　难题终于解决了，这是因为日内瓦方面没有做好筹备工作，因而决定把大会延期到9月。除了巴黎以外，其他各地都同意了。马克思本人不打算亲自出席大会，因为他的科学著作不许可他再中断下来。他认为，完成这部著作要比他亲自参加任何这样的代表大会对工人阶级说来都更为重要。但是他仍然花了许多时间来设法使代表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他为伦敦的代表拟定了一份备忘录，并且故意把它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可以由工人直接进行协商和采取共同行动，并可以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提供直接的养料和动力”。比斯利赞扬成立宣言的那段话，对这个备忘录也是适用的，即：在短短几页之中就把国际无产阶级当前最主要的要求无比透彻明白地表达出来。主席奥哲尔、总书记克里梅尔，以及埃卡留斯和荣克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到日内瓦去，而后两人的审慎是马克思首先可以信赖的。
　　大会由荣克主持，在六十名代表参加下从9月3日开到9月8日。马克思觉得代表大会“整个说来比预料的来得好”。只是对“巴黎的先生们”做了辛辣的评论。“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佳。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从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通过法律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着并且现在还在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一一他们实际上是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是把它按照蒲鲁东的精神加以理想化罢了！”此外，他还以同样的精神，用更加尖锐的字眼，谈到其他一些事情。
　　马克思的评判的确是十分严厉的，但是几年以后，曾经亲自积极参加大会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关于当时笼罩着大会的那种混乱状态发表了一也许是更为尖锐的意见。差别只是在于，贝克尔没有因为法国人而忘掉德国人，也没有因为蒲各东主义者而忘掉舒尔采一德里奇主义者。“为了从这些善良的人的热烈祝贺中脱身出来，要对他们浪费多少殷勤的礼节啊。”《先驱》上面关于大会的报道当然完全是用另一种笔调写的，但是这些报道是应当用某种批判的眼光来读的。法国人的代表人数较多，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委托书，他们虽然能言善辩，但是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他们关于国际只接受体力劳动者而不接受脑力劳动者为会员的提案，也和关于把宗教问题列入协会纲领的提案一样被否决了。这样一来，这个荒唐的想法就永远波消除了。他们提出的一个没有多大害处的提案被通过了，这就是关于研究国际信贷以便将来在国际直属下按照稼冉东的主张设立中央银行的提案。糟糕的是通过了托伦和弗里布尔的一项提案：废除妇女劳动，因为它是“败德之道”，妇女的园地应当是在家庭之内。但是，甚至瓦尔兰和其他法国人也反对这项提案，结果它只是同总委员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各种提案一起通过，而后者实际上使前者化为乌有。此外，法国人还在决议的某些地方偷运了蒲鲁东主义的一些零碎的私货。马克思对于歪曲了他所苦心拟定的大会纲领的这些荒谬篡改感到十分痛心。但是不难看出，他对大会的整个进程还是感到满意的。
　　马克思只是在一个问题上遇到了特别使他感到难过的挫折，这就是波兰问题。有了伦敦代表会议的经验以后，这个问题在给英国代表拟定的那个备忘录中是小心翼翼地加以说明的。备忘录中说，欧洲工人所以应当提出这个问题，这特别是因为统治阶级不管怎样伪装关心各个民族，实际上却在压迫它们，而贵族和资产阶级又总是把背后的那个黑暗的亚洲强国看傲是对付工人阶级进攻的最后靠山。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复兴波兰，才能使这个强国不致为害。德国是仍然作为神圣同盟的前哨，还是成为共和主义的法兰西的盟友，都将取决于这一点。只要这个欧洲的大问题得不到解决，工人运动就总要因为受到阻挠而中断和停步不前。英国人极力支持马克思的提案，而法国人和一部分罗曼语系的瑞士人则同样吸力反对这个提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贝克尔的提案，贝克尔本人虽然赞同马克思的提案，但是他希望避免因这个同题而公开分裂。通过的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说：国际反对一切暴力统治，因此它力求消除俄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复兴波兰。
　　除此而外，英国代表的提案取得了全线上的胜利。临时章程只做了不大的修改就通过了；成立宣言没有经过讨论，但是从此以后国际的所有决议和声明都把它当作正式文件加以引用。总委员会改选了，会址确定在伦敦。总委员会负责收集有关国际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统计资料，并且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编制有关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报告。为了筹集总委员会的经费，决定每一会员在下一年度要额外缴纳三十生丁的特别会费，大会还建议在会员证费以外每年向总委员会会计处缴纳一便士或半便士的固定年会费。
　　在大会的一些纲领性的声明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劳动保护法和工会的决议。大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到保护劳动的法律。“工人阶级要求这种法律，这决不会加强政府的权力。相反地，工人阶级可以把现在用来对付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工人阶级可以借助于一般的法律，争取到依靠个人的孤军奋斗所争取不到的东西。代表大会认为，限制工作时间是一个必备的条件，没有它，则无产阶级的一切求解放的努力都将遭到失败。为了恢复工人阶级的体力和健康，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在智力上得到发展，能够过社会生活并从事社会政治活动，限制工作时间是必要的。代表大会建议把八小时当做工作日的法定限度，这八小时必须规定在白天的固定时间以内，使这段固定的时间能够包括八小时的工作和饭前饭后的休息。八小时工作日应当适用于所有成年的男女工人，而年满十八岁就应算是成年。为了保护健康，不得实行夜班工作，必不可免的例外情况须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妇女必须特别严格地免除夜班工作。此外，应该根本不许妇女从事一切危害她们健康或有损她们品德的劳动。
　　代表大会确认现代工业吸收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的倾向是一种有益的和进步的现象，尽管在资本的统治下这种进步所采取的形式是丑恶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的儿童应该从九岁起就成为生产劳动者，正像每一个成年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遵从下面这条普逾的自然规律一样，即：他要吃饭就必须工作，并且不仅用脑工作，而且也用手工作。大会建议在目前的社会中把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级，即从九岁到十二岁的儿童，从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和从十六岁到十七岁的少年，并且对他们加以分别对待。在工场或家庭劳动中，第3 沁一类的工作时间限定为每天两小时，第二类四小时，第三类六小时，而且至少应该给最后一类以一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但是，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必须和教育结合起来，而教育则应该理解为如下三个部门：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技术教育应该教授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科学原理，同时使正在成长的一代学会最基本的劳动工具的实际应用。
　　关于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它们的活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会是无产阶级用它所拥有的唯一社会力量即人数来对抗资本的集中的社会权力的手段。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会就是必要的。而且，工会必然要力求通过国际的联系来扩大和推广自己的活动。工会在对抗资本的不断侵害当中，不知不觉地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的重心，正像中世纪的地方自治团体成为资产阶级的这样的重心一样。工会在劳动和资本间的日常斗争中不断进行小规模的战争，从而作为消灭雇佣劳动的有组织的手段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迄今为止工会的活动过分局限于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今后它不应脱离本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只有当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确信，他们的目的不是狭隘的和自私的，而相反地是争取千百万被压迫者的普遍解放的，那时候工会才能得到最大规模的发展。
　　日内瓦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不久，马克思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打算再做一次他对之寄托很大希望的尝试。1866年10月13日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英国工联伦敦委员会（它的书记奥哲尔是我们的主席）此刻正在讨论是否要把它的名称定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要是它这样做，那末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将转到我们这边，而我们也就能够把运动大大推向前进。” 但是工联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它虽然对国际抱着充分友好的态度，但是仍然决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工联史家的记载是翔实的，那末工联委员会还曾拒绝国际的代表参加自己的会议。国际为了把大陆上的一切罢工的情况迅速通知给工联，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还在最初几年，国际就已经知道它将来会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知道这些成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它毕竟有理由暂时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马克思在他那部恰恰在当时完成的巨著中心满意足地指出，和日内瓦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巴尔的摩全美工人代表大会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作为工人摆脱资本主义栓桔所必须实现的第一个要求。
　　马克思认为，凡是黑种工人还带着奴隶烙印的地方，白种工人就不能获得解放。但是，消灭了奴隶制的美国内战的第一个果实，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这个运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扩展到加利福尼亚以至整个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