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国际的全胜时代

（一）英国、法国、比利时
（二）瑞士和德国
（三）巴枯宁的鼓动
（四）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五）巴塞尔大会
（六）日内瓦的纷争
（七）《机密通知》
（八）爱尔兰大赦和法国全民投票

（一）英国、法国、比利时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前不久，即从1867年9月2日到8 月11日，国际在洛桑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这次大会不像日内瓦大会那样盛大。
　　总委员会在7月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多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个通告极其枯燥无味地概述了国际成立第三年的活动。只有瑞士方面报告了运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不过，比利时的运动也在不断发展，那里对马尔舍恩罢工工人的血腥镇压推，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愤慨和激怒。
　　此外，通告还历述了妨碍在各国进行宣传的种种情况。其中谈到，1848年前对研究社会问题表现出那样深切的关心的德国，现在已经完全埋头于统一运动。在法国，由于工人阶级只享有有限的自由，以致尽管国际曾经积极支持那里发生的罢工，却没有在那里获得可以预期的扩展。通告这里指的是1867年春巴黎铜匠的大规模罢工，这次罢工后来发展成为争取罢工自由的原则性斗争，并以工人的胜利结束。
　　通告对英国也做了温和的责备，指出它只顾埋头于选举改革，而暂时忽略了经济运动。但是选举改革已经完成了。迪斯累利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了比格莱斯顿的原案稍为广泛的选举改革，也就是说：被迫给予城市的所有房客以选举权，而不管他们所付的房租多少。因此，总委员会表示希望，英国工人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认清国际的有益作用的时候了。
　　最后，总委员会谈到了北美的协会，说那里的工人已在一些州里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接着通告强调指出，每个支部无论大小都有权选派一名代表出席大会，会员超过五百人的支部，每五百人可以选派一名代表。大会议程中列入了下列问题：（1）工人阶级的国际采取哪些实际手段才能为工人的解放斗争创立一个共同的中心？（2）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利用他们给予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贷款来促进自身的解放？可见，议程大致涉及到了共同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附带任何备忘录来说明议程的各个细节。埃卡留斯和乐器工人杜邦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到了洛桑。杜邦是负责法国方面的通信书记，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工人。他由于荣克未出席而担任了会议的主席。出席代表共七十一人。德国代表中有库格曼、弗·阿·朗格、路德维希·毕希纳和拉登道夫——勇敢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的猛烈反对者。罗曼语系国家的代表占了绝大多数，除了少数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以外，出席的都是法国人和讲法语的瑞士人。
　　蒲鲁东派这次在总委员会以前很久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三个月以前他们就拟定了大会的议程，其中规定要讨论下列问题：作为社会相互关系的基础的互助，相互服务中的平等，信用和人民银行，相互保险设施，男女的社会地位，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作为法的监视者和维护者的国家，刑法，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十个问题。结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详加叙述，因为这一切既和马克思毫无关系，而通过的那个有些自相矛盾的决议也始终不过是一纸空文。
　　大会在实践性质的问题方面比在理论问题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它批准了总委员会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确定会员每年的会费为十生丁或一格罗申，并且规定如期交纳会费是选派代表出席每年的代表大会的条件。其次，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说，争取工人阶级社会解放的斗争同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而争取政治自由是第一件绝对必要的事情。代表大会非常重视这项决议，甚至决定要每年重申这项决议。最后，它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自由同盟”也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这个同盟是不久前从激进资产阶级当中产生的，并且在国际刚刚召开过第一次大会之后就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该同盟想骗取信任的种种尝试，国际大会用一个简单的纲领性声明答复说：只要对我们自己的目的有利，我们将乐于支持你们。
　　奇怪然而也许完全自然的是，这次开得不大成功的大会比前一次大会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引起了远为巨大的重视，虽然前一次大会是在德国战争余波未息的时候召开的。例如，英国报刊，首先是埃卡留斯为之写通讯的《Times》（《泰晤士报》），密切注视了洛桑大会，虽然它们对第一次大会根本未加理会。当然，资产阶级报刊少不了要嘲笑一番，但是总的说来对国际的态度却变得越来越严肃了。马克思夫人在《Vorbete》（《先驱》）上写道：“当人们拿这次大会同他的异母弟和平大会比较的时候，这种比较总是有利于长兄的，人们把国际看做动人心魄的命运悲剧，而把和平大会只是看做一出滑稽戏。”马克思也为此感到欣慰，虽然洛桑的争论不能使他满意。“事情在向前发展着……而且我们没有经费！在巴黎有蒲鲁东的阴谋，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的阴谋，在伦敦有心怀嫉妒的奥哲尔、克里梅尔和波特尔，在德国有舒尔采一德里奇和拉萨尔分子！我们可以十分满意了！” 但恩格斯则认为，洛桑通过的一切决议都是一文不值的，而只有总委员会留在伦敦一事是重要的。的确，问题的本质正在这里，因为从国际成立第三年起，它的平静发展的时期就结束了，而接着到来的是火热斗争的时期。
　　洛桑大会结束后不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导致极重大后果的冲突。1867年9月18日，在曼彻斯特发生了芬尼亚社社员挤白昼武装袭击运载两名被捕的该社社员的警察囚车的事件：他们用武力打开了囚车，释放了两名被捕者，并开枪打死了押送的警官。没有发现真正的肇事者，但是从大批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中挑选出几个人来加上了杀人的罪名，并且把其中的三个人绞死了，虽然在极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中并没. 14 有举出任何不利于被告的确凿罪证。这个事件在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且发展到“芬尼亚社骚动”的地步．12月间芬尼亚社社员在克勒肯维尔区（伦敦的一个几乎居民全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监狱墙边进行了一次爆炸，炸死了十二个人，伤百余人。
　　国际本身跟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毫无干系。至于克勒肯维尔区的爆炸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它加以谴责，说它是一件使芬尼亚社社员本身受到最大损害的大蠢事，因为它减弱甚至完全打消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事业的同情。但是英国政府镇压奋起反抗对爱尔兰祖国的长期无耻压迫的芬尼亚社社员的方式本身，即把他们当做刑事罪犯来对待这件事，不能不激起一切有革命思想的人的愤怒。还在1867年6月，马克思就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帮卑鄙无耻的家伙竟把对待政治犯不比对待谋杀者、拦路强盗、伪币制造者和男色者更坏这一点，当做英国的人道主义来宣扬哩！“恩格斯则更加激动，因为莉希·白恩士（忍格斯在她的姐姐玛丽死后己经把爱悄转移到她身上）是一位热烈的爱尔兰爱国者。
　　但是，马克思所以对爱尔兰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还有着比同情被压迫民族更为深刻的根源。他的研究使他得出一个信念，即爱尔兰人的解放是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必要前提，而英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又是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只要英国地主寡头仍然保持着爱尔兰这个巩固的前哨，要推翻它就是不可能的。一旦爱尔兰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一旦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亦即获得自治，那末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是英国大地主）的事业就远比在英国容易，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民族问题，爱尔兰的大地主不像在英国那样是民族的传统官方代表，相反地，他们是人民的不共戴天的压迫者。只要英国军队和英国警察一离开爱尔兰，那里立即就会爆发土地革命。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它在把爱尔兰完全变为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向英国市场供应肉类和羊毛的牧场方面，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的。但是，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目前的经济制度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理由。由于租地的日益集中，爱尔兰不断把过剩人口投向英国劳工市场，从而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工资的降低以及物质和文化状况的恶化。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都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英国无产阶级和爱尔兰无产阶级。普通英国工人都把爱尔兰工人当做自己的竟争者加以仇视，对他们摆出统治民族一员的身分。这样，他们就成为贵族和资本家反对爱尔兰的工具，并且加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自己的统治。英国无产者对爱尔兰工人抱着宗教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往时美国奴隶制诸州的白种工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爱尔兰人也连本带利地加以回敬。爱尔兰人把英国工人看成是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同谋者和愚蠢的工具。这种敌对关系又受到报刊、僧侣、滑稽杂志，总之，受到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的蓄意煽动，使得具有组织性的英国工人阶级陷于软弱无力。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祸害也横越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妨碍了英美无产阶级的任何诚恳而真挚的合作。如果说国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加速英国这个资本的世界首都的社会革命，那末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国际必须在任何地方都公开站在爱尔兰一边，而总委员会的任务则是要唤起英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说来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和人道的间题，而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在往后的几年中也为完成这个任务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正像他把波兰问题（这个间题自日内瓦大会以来就从国际的日程上消失了）的解决看做推翻俄国霸权的杠杆一样，甚至当工人中的那些想在下届选举中当选为议员的“阴谋家，（马克思甚至把总委员会前任主席奥哲尔也归入“阴谋家，之列）利用爱尔兰问题作为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借口时，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没有动摇。格莱斯顿想利用当时轰动一时的爱尔兰问题作为竞选口号来重新掌握政权。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请愿书，——当然是毫无结果，——抗议在曼彻斯特对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处以死刘，指责这是一种法庭谋杀行为，并在伦敦组织了维护爱尔兰权利的一系列公众集会。
　　总委员会的这些活动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满，同时也招来了法国政府对国际的打击。波拿巴一连三年袖手观望国际的发展，为的是用它来恫吓不服管束的资产阶级。当国际的法国会员在巴黎成立理事会时，他们曾就此李向巴黎警察局长和内务大臣递了呈文，但是没有得到二者的答复。同时，波拿巴也不惜玩弄卑鄙的诡计和欺骗。例如，当日内瓦大会的文件由于害怕波拿巴邮政机关的暗检室而委托一位归化英国的瑞士人携交总委员会时，法国边境警察从信使那里窃走了这些文件，而法国政府则对总委员会的申诉置之不理。但是伦敦外交部迫使法国政府受理了申诉，于是法国警察不得不退还赃物。此外，“副皇帝”鲁埃尔也碰了一个钉子：他表示：只要法国会员在日内瓦大会上宣读的宣言“加上几句对如此关怀工人的皇帝的感谢之词”，他就同意宣言在报刊上发表。但是这一点遭到了拒绝，虽然法国会员一直非常谨填地避免刺激这个伺机而动的野兽，甚至因此引起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怀疑，以为他们是隐蔽的波拿巴分子。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因此而乱了章法，竟至像某些法国作家所说的那样参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帝国的一些无关痛痒的示威。不管怎样，波拿巴同工人阶级的决裂是有它的更为深远的原因的。1866年的毁灭性危机所引起的罢工运动，其规模之大使波拿巴感到不安。其次，当1867年春天法国和北德联邦之间由于卢森堡交易而有爆发战争危险的时候，巴黎工人在国际的影响下同柏林工人交换了和平宣言。最后，法国资产阶级要求“为萨多瓦复仇”的喧腾叫嚷使推勒里宫产生了用“自由主义的”让步来封住资产阶级嘴巴的恶毒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认为借口发现国际巴黎理事会是芬尼亚社阴谋的中心而给以致命的打击，可以做到一箭双雕。理事会成员突然遭到夜间搜查，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密谋的迹象。为了使这次捕风捉影的打击不致过于出丑，只好对巴黎理事会加以法律迫究，罪名是它作为拥有二十名以上会员的团体，没有经过必要的批准手续就进行活动。3月6日和20日对国际的十五名会员提起了公诉，法庭判处他们每人一百法郎罚金，并决定查封巴黎理事会。上级法院批准了这个判决。
　　但是在这以前又发生了新的事件。检察官和法官本来对待被告极为温和，托伦也代表全体被告做了口气十分和缓的辩护。但是初审过后两天，即3月8日，新的理事会成立了，这个公然的嘲弄打破了波拿巴的最后的幻想。5月22日，新理事会的九名理事被法院传讯，他们在领袖瓦尔兰进行了出色而又措词尖锐的辩护之后各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这样一来，帝国就同国际公开对立起来，而法国支部则从这次跟“十二月的屠夫’的最后的公然决裂汲取了新的力量。
　　国际同比利时政府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沙勒罗瓦矿区的煤矿主对工资微薄的工人的不断虐待激起了工人的暴动，然后矿主又动用武力来镇压赤手空拳的群众。在一片惊心动魄的恐怖之中，国际比利时支部挺身出来维护惨遭迫害的工人，在报刊和公众集会上揭露对工人的惨重剥削，救援死伤工人的家属，并替被捕工人进行法律辩护，使他们得以被陪审员宣判无罪。
　　比利时司法大臣德·巴拉对此进行了报复。他在比利时议会会议上疯狂辱骂国际，威胁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国际，特别是禁止国际不久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国际的会员没有为这种威吓吓倒，他们在一封信里答复说，他们不会屈从一个人的命令，并且不管司法大臣对大会采取什么态度，下一次大会将在布鲁塞尔召开。

（二）瑞士和德国

　　几年来促进国际莲勃发展的一个最有力的杠杆，是1866年危机在一切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引起的普遍的罢工运动。
　　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号召过罢工运动，但是只要什么地方发生了这种运动，总委员会总是通过建议和行动促进工人的胜利，发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精神。它解除了资本家手中的一个得力武器，使资本家不能靠从外国输入劳动力来打击罢工工人。不仅如此，它还使敌人的不自觉的援军变成自己的勇于自我牺牲的盟友，它善于向它影响所及的每个国家的工人说明，支援外国的阶级兄弟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也符合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国际的这项活动非常有益，使它在全欧洲获得的声誉甚至超过了它实际拥有的实力。由于资产阶级世界不愿意理解甚至确实不能理解罢工扩展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因而他们把罢工看成是国际秘密策动的结果。资产阶级把国际看成是毒蛇猛兽，每当发生罢工便想置国际于死地。每一次大罢工都变成了维护国际生存的斗争，而在每一次这样的斗争之后国际的力量总是得到新的锻炼。
　　1868年春天在日内瓦爆发的建筑工人罢工，以及从同年秋天一直延续到次年春天的巴塞尔染丝绸工人和绦带工人的罢工，就是这类罢工的典型例子。日内瓦的建筑工．人为了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开始了斗争，厂主要求工人退出国际，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罢工工人立刻拒绝了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并且依靠总委员会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所给予的援助，终于贯彻了原来的要求。巴塞尔的趾高气扬的资本家做得更加愚蠢：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一个绦带厂的工人在秋季集市最后一天按照惯例休假几小时。他们对工人说：“不听话的就滚蛋。”有一部分工人没有服从，于是第二天厂主便不顾解雇要在两周前预先通知的规章，借着警察的帮助把他们逐出了工厂的大门。这种粗暴的挑战激怒了巴塞尔的工人，于是一场持续数月的斗争爆发了，最后竟发展到瑞士州政府想用军队和某种类似戒严状态的措施来威吓工人的地步。对巴塞尔工人的这种粗暴的迫害，很快就证明其目的也在于摧毁国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们不惜采取残酷的手段：不把住房祖给失业工人，面包商、肉商和杂货商不向他们赊卖物品。他们甚至做出这样可笑的事来，如派人到伦敦去调直总委员会的经费状况。“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他们定会首先去调查使徒保罗在罗马的银行存款了。” 这是马克思在嘲笑《泰晤士报》把国际的分会比做早期基督教教团时说的话。但是巴塞尔工人始终坚定地忠于国际，并且在资本家终于屈服时在市场广场举行盛大游行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巴寒尔工人也从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得到了慷慨的支援。这次罢工掀起的浪潮波及到国际刚刚在那里站稳脚跟的美国；1848年亡命美国任音乐教师的弗·阿·左尔格已在纽约占据着贝克尔在日内瓦占据的那种地位。
　　国际所领导的罢工运动，首先为自己在德国开拓了道路。在此以前，在德国只有一些分散的支部。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经过长期的斗争和纷乱之后，已经成长为一个卓越的组织并且仍在继续顺利地发展，特别是在它的会员选举施韦泽做自己的领袖之后。施韦泽还是北德联邦议会爱北斐特一巴门选区的议员，他的老对头李卜克内西是萨克森的施托尔堡一施涅堡选区选出的联邦议会议员。不久他们二人就由于民族问题上的对立立场而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施韦泽追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科尼格列茨战役所造成的基础之上。李卜克内西则反对北德联邦，认为它是非法和暴行的产物，必须首先加以摧毁，为此甚至可以把社会问题暂时放到次要地位。1866年秋，李卜克内西促成了萨克森人民党（它提出了一个激进民主的纲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的建立，并且从1868年年初开始在莱比锡出版它的机关刊物《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民主周刊》）。萨克森人民党的成员主要是萨克森工人阶级的代表。这一点有利于把它同德意志人民党洲区别开来，因为在后者中，除了少数几个像约翰·雅科比那样的正直的思想家以外，还有法兰克福的交易所民主主义者、士瓦本的主张分立的共和主义者，以及认为俾斯麦驱逐几个中小诸侯是对权利的罪恶蹂躏并因而感到义愤填房的战士们。萨克森人民党跟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保持着远为良好的睦邻关系，工人协会联合会是进步资产阶级在拉萨尔刚一出头露面的时候为了对抗他的鼓动而成立的。但正是在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奥古斯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把他看做自己的忠实战友）当选为这个联合会的主席之后，这个联合会向左转了。
　　《民主周刊》第一期就指出施韦泽是争取社会民主事业的一切先进战士所鄙弃的人。这在当时说来已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自从三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同施韦泽合作以来，施韦泽在力图按照拉萨尔的精神来领导德国工人运动方面片刻也没有动摇过，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领导也就没有那种墨守拉萨尔的一言一句的宗派主义。例如，他在李卜克内西之先并且比他更为切实地向工人宣传《资本论》第一卷，1868年4月，他亲自向马克思请教有关普普士计划降低铁类关税一事的意见。
　　就是作为总委员会负责德国方面的通信书记，马克思也不能拒绝回答大工业区选出的工人议员向他提出的问题。而且，马克思对施韦泽的活动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虽然只是在遥远的地方观察着施韦泽，但是他也看出施韦泽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有着何等“无可管议的智慧和毅力”，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一些会议上把他说成是自己党内的人，而根本没有提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之点。
　　这样的分歧之点依然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没有消除他们对施韦泽的不信任。他们虽然已不再怀疑他同俾斯麦暗中勾搭，但是认为他同马克思接近意在排挤李卜克内西。他们未能打消这样一个想法，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宗派”，而施韦泽首先想有一个“自己的工人运动’。但是他们始终承认，施韦泽的政策要比李卜克内西的政策更有远见得多。
　　马克思认为施韦泽无疑是当时德国工人阶级领袖中最有头脑和最有魄力的一个人，并且认为只是由于他，李卜克内西才注意到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独立工人运动的存在。恩格斯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这个家伙”远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理解一般政治形势和对其他党的态度，并且更善于阐明自己的思想。“他把‘比我们老的一切党派都一律称做反动的一帮，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对我们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他也承认1866年战争及其后果摧毁了一些小王国，打破了王朝正统性的原则，动摇了反动势力，并且动员了人民，然而他现在仍然攻击其他后果，如捐税的重压等等，并且在对待俾斯麦的态度上，正如柏林人所说的，要比例如李卜克内西对待前王公的态度远为”得体“在另外一个场合，恩格斯曾谈到李卜克内西的策略，说他十分讨厌李卜克内西每周都要重复的这样一个训诫：“只要联邦议会、瞎子韦耳夫和宽厚的黑森选帝侯不恢复原位，只要离经叛道的俾斯麦不受到符合王朝正统性原则的严厉惩罚，我们就不能进行革命。”当然，恩格斯在激动之中是有些夸大的，但是这番话也道出了许多真理。
　　马克思后来曾说，人们过去相信，基督教神话所以能在罗马帝国时代产生，只是因为当时没有发明印刷术。实际上恰恰相反。能在转瞬间就把自己的捏造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它们在一天之内所制造出来的神话（资产阶级蠢材们都相信这些神话并加以传播）要比过去一百年间制造出来的还多得多。几十年来人们——而且不仅是“资产阶级蠢材”——相信的一个神话就特别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段话的正确，这就是据说施韦泽想把工人运动出卖给俾斯麦，而直到后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才使工人运动重新走上了正路。
　　事实恰恰相反。施韦泽曾坚持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而《民主周刊》则向那些拥护“有权势的前王公”的分立主义者和维也纳的自由主义勒索者频送秋波。这种策略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倍倍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由于革命在内部较弱的奥地利要比在内部较强的普鲁士更容易获得成功，所以当时希望奥地利能够战胜普鲁士。但是这种解释是事后编造的，而且不管对这种解释做何评价，在当时的文献中是看不到这种解释的任何痕迹的。尽管马克思跟李卜克内西有私人的友谊而对施韦泽有私人的不信任，他却丝毫没有忽略事情的真实情况。他在回答施韦泽所提出的降低铁类关税何题时虽然形式上极为含蓄，但在实质上却是详尽透彻的。于是施韦泽实行了他三年前就已考虑成熟的一个计划，在1868年8月末在汉堡召开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猫上提议参加国际。由于当时存在着关于结社的联邦法律，这种参加只能限于发表一个关于团结和同情的声明，而且不能正式地参加。马克思曾被邀请作为来宾出席大会，以便向他表达德国工人对他的科学劳绩的感谢。马克思虽然对施韦泽的事先的函询表示承诺，但是终于没有到汉堡去，尽管施韦泽曾就此事向他再三催请。
　　马克思在感谢“盛情的邀请’的信中说他由于总委员会筹备布鲁塞尔大会的工作而未能成行，但是他“满意地”指出，代表大会的议程包含了构成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真正出发点的那些问题：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争取法定的工作日长度和争取工人阶级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在这封信中钟祝贺拉萨尔派放弃了拉萨尔的纲领。但是，实际上很难想像拉萨尔会反对议程中的这三个项目。
　　马克思在感谢“盛情的邀请’的信中说他由于总委员会筹备布鲁塞尔大会的工作而未能成行，但是他“满意地”指出，代表大会的议程包含了构成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真正出发点的那些问题：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争取法定的工作日长度和争取工人阶级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在这封信中钟祝贺拉萨尔派放弃了拉萨尔的纲领。但是，实际上很难想像拉萨尔会反对议程中的这三个项目。
　　施韦泽本人在汉堡大会上的行动表明了他同拉萨尔的传统的事实上的决裂：尽管他遭到强烈的反对，但由于他提出了信任的问题而终于迫使大会批准了他和他在议会中的同事弗利切于9月末在柏林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以便建立工423 人阶级的以罢工为目的的广泛组织。施韦泽从欧洲的罢工运动吸取了很好的教训。他没有对它做过高的估计，而是清楚地认识到，愿意完成自己使命的工人政党不应听任自发的罢工无秩序地进行。因此他主张建立工会，但是在有关这些工会的存在条件方面犯了错误：他想在这些工会中建立一种存在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严格纪律，为的是让工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从属于工人联合会的辅助军。
　　马克思曾经警告他要避免犯这种重大错误，但是没有收到效果。在二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中，施韦泽的信全都保存了下来，马克思的信则只保存下1868年10月13日的一封，但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封马克思的这封信虽然从形式上看来，从对待施韦泽的态度的诚恳上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对施韦泽成立工会的计划却极力加以反对。但是马克思的批评所造成的印象，由于马克思称拉萨尔所创立的联合会为“宗派’并认为它必须决心溶合于阶级运动而有所减弱。施韦泽在他写给马克思的最后一封回信中公道地指出，他一直力求同欧洲的工人运动采取一致的步调。
　　在汉堡大会几天以后，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在纽伦堡召开了大会。这个大会也对时代的特征有了理解。它由多数票通过了国际的章程的基本条款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采用《民主周刊》作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从此少数派永远消失了。其次，多数派否决了创立国家监督下的工人老年保险储金会的提案，主张成立工会合作社，因为经验证明这种合作社最便于通过自己的储金会帮助年老、患病和流浪的工人。设立这种合作社，不像诉之于罢工中展开的劳资斗争那样有力。汉堡大会认为参加国际的理由在于一切工人党派的利益的共同性，而纽伦堡大会则对这个问题提得不那样明确。几周以后，《民主周刊》用黑体字报道说，德意志人民党在斯图加特代表会议上通过了赞成纽伦堡纲领的决议。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之间也接近起来，而马克思为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极力在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进行公正的斡旋，但是没有成功。纽伦堡的联合会以各种不成理由的借口拒绝派代表出席施韦泽和弗利切在柏林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虽然如此，出席大会的人数却很多，并且成立了许多“工人组织”，这些组织联合成为实际上由施韦泽领导的“工人组织联合会”。
　　纽伦堡联合会也根据倍倍尔所拟定并且比施韦泽的章程更为符合工会运动生存条件的章程，创立了一个名字过于堂皇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此后他们一再提议同施韦泽的联合会联合甚至合并，但是每次都遭到严词拒绝。对方驳斥他们说，你们首先破坏了统一，因此你们不必再用关于协调一致的建议来企图恢复已被你们破坏的这种统一，如果你们确实希望统一，你们可以参加现存的“工人组织联合会”，并在这个组织内部争取你们认为需要的那些改革。
　　马克思虽然未能阻止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但是他毕竟确认了它的两个派别都参加国际。他产生了要在当前条件下把总委员会会址在次年一年内暂设日内瓦的想法，因为工人组织虽然人数不多，但各处都已初步划定了自己的主要活动范围。对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气恼也促成了他的这个想法。法国人支部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吵嚷得很厉害，并且自于为小丑皮亚宣传暗杀波拿巴一事喝采而给国际造成了许多麻烦知。由于总委员会极力制止它的胡闹，它也同样大吵大叫，不满总委员会的“独裁”，并且决意要向布鲁塞尔大会控告总委员会。
　　幸亏恩格斯坚决劝阻了马克思，没有让他采取这个冒险的步骤。恩格斯说，不应该由于少数儿个蠢人的缘故，就把事业交给一些虽有善良的意愿和可靠的嗅觉，但没有领导运动的才能的人。运动的影响越是巨大并日益波及德国，马克思便越是应该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确，不久后正是在日内瓦发现，单靠善良的意愿和嗅觉是不够的。

（三）巴枯宁的鼓动

　　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6日到1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
　　这次大会虽然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人数都多，但仍然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比利时人占了出席人数的一半以上，法国人占了五分之一左右。在十一名英国代表中有六名是总委员会的代表，除了埃卡留斯、荣克和列斯纳以外，还有英国工联代表鲁克拉夫特。瑞士只有八名代表，德国总共三名，其中还有代表科伦支部的莫泽斯·赫斯。得到出席大会的正式邀请的施韦泽因正值有几宗审判案件待处理而未能成行，但是他通过书面声明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拥护国际的宗旨。据施韦泽说，只是由于德国的结社法令，联合会才未能正式参加国际。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各派了一名代表。
　　从大会的会议上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国际在它创立以来的第四年中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壮大。蒲鲁东派在日内瓦和洛桑对工会和罢工所抱的反对态度，现在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是他们仍然通过了一项关于“交换银行”和“无偿贷款’的纯学院式的决议，虽然埃卡留斯引证英国的经验，指出蒲鲁东主义的这些药方在实践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赫斯则援引马克思在二十年前所写的驳斥蒲鲁东的著作，指出它们在理论上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蒲鲁东派在“关于财产的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根据德·巴普的提议，通过了一项附有详细论证的冗长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在一个具有良好组织的社会中，采石场、煤矿和其他矿场以及铁路都应该属于整个社会，亦即属于未来的按正义原则组成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到来以前，矿场、铁路的经营应转交给工人协社，但必须保证遵守公共的利益。土地和森林也应该在遵守同样的保证的条件下归整个国家所有，并交给农民协会去经营。最后，运河、公路、电讯——·总之一切交通工具均应继续保持社会公有。虽然法国人强烈反对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大会只是决定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再度讨论这个问题，大会召开地点选定了巴塞尔。
　　据马克思自己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起草布鲁塞尔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但是他对大会的进程并未感到不满——这不仅因为像在汉堡和纽伦堡两地一样，工人阶级在这里也对他的科学劳绩表示了感谢，以致无论从个人来说还是从事业的利益来说都给了他很大的满足，而且也因为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对总委员会的一切控告都被大会驳回了。但是他把大会的一项有关日内瓦大会时便已提出的问题的决议称为“胡说八道”，这个决议说，应该用普遍停止工作、即各国人民罢工的办法来阻止战争的威胁。他最没有理由反对的一项大会决议是同不久后在伯尔尼召开自己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自由同盟的彻底决裂。这个同盟曾向国际建议联合，但是从布鲁塞尔得到一个冷淡的回答：它没有合理的存在理由，它应该劝告自己的盟员参加国际的各支部。
　　曾经出席和平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布鲁塞尔大会前几个月参加国际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特别坚决地主张这种联合。在联合的建议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企图怂恿和平自由同盟通过一个旨在摧毁一切国家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各国的自由生产团体的联盟的纲领。但是他依然是少数派，在这个少数派中也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巴枯宁依靠这个少数派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同盟虽然提出了整个加入国际的任务，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在一切人的普遍平等和道义共同性的伟大原则基础上研究各种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
　　还在《先驱》9月号上，贝克尔就报道了这个同盟，说它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它影响所及的其他一切地方建立国际的支部。但直到四年以后，即1868年12月15日，贝克尔才请求总委员会接受该同盟参加国际。这是在同样的427 请求遭到比利时和法国的联合委员会拒绝之后提出的。一周之后，即12月22日，巴枯宁从日内瓦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的老友！……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关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而嘲笑我们当中那些在民族的或纯政治的事业的羊肠小道上迷失了方向的人。我现在做的，正是你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着手的事情。自从我在伯尔尼大会上同资产者郑重而公开地诀别以来，我就除了工人的世界以外再不知道有其他社会、其他环境。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这就是我认为必须说的一切……” 对于这一段话的真诚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的。
　　几年以后巴枯宁在同马克思进行激烈斗争时对马克思和捕鲁东所做的比较，最足以深刻地说明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关系。他说：‘马克思是一位极其严肃、极其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他比蒲鲁东有着巨大的优点，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蒲鲁东虽然极力想摆脱古典唯心主义的传统，但他终其生是个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而正如我在他死前两个月向他说的，他有时为圣经所左右，有时为罗马法所左右，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他的最大的不幸，就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自然科学，从来没有掌握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有着一种常常给他指出正确道路的天才本能，但是他的思想的坏习惯，亦即唯心主义的习惯，却不断地使池陷入旧的迷误。结果他陷入了一种常见的矛盾―—一个经常同唯心主义的幽灵搏斗的强有力的天才、革命的思想家，却一直没有力量战胜这个幽灵。” 巴枯宁关于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
　　紧接着巴枯宁描述了他眼里的马克思的性格。“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的。他提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即历史上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都不是原因，而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伟大而富于创造性的思想，但发现这一思想的荣誉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另外有许多人在他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一思想，甚至曾经部分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但是只有马克思才给了它以科学的论证，使它成为自己的整个经济学说的基础。另一方面，蒲鲁东对自由有着远为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当蒲鲁东还未醉心于教条和形而上学时，他有着革命家的真正本能，他崇拜撤旦并宣布了无政府。马克思在理论上很可能创立一种更为合理的自由学说，但是他却缺乏蒲鲁东的那种本能。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权威论者。” 巴枯宁对马克思的评论就是如此。
　　谈到他自己，巴枯宁从这种比较得出结论说，正是他实现了这两个学说的最高度的统一，发展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使它摆脱了一切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渣滓，并以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它的基础。但这不过是巴枯宁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骗罢了。他远远地走在蒲鲁东前面。他优于蒲鲁东的地方，是他有着更高的欧洲文化的教养，而且远比蒲鲁东更能理解马克思。但是他不像马克思那样精通德国哲学，也不像马克思那样仔细研究过西欧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而且，对他说来，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要比蒲鲁东不熟悉自然科学更加是致命的。巴枯宁的理论修养上的这个缺点固然是由于他在萨克森、奥地利和俄国的监狱以及西伯利亚的雪原中度过许多大好年华而造成的（这对他说来是个极大的光荣），但这个缺点也并不因此而缩小。
　　“撒旦的化身，——这既是他的力量的表现，也是他的弱点的表现。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有一段出色而中肯的话给我们揭示了巴枯宁的这个爱用的宇眼的含义：“米哈伊尔犯过许多过错和罪恶，但是他身上有着一种胜过他的一切缺点的东西，——这就是他精神深处的那种永远起作用的原则。” 巴枯宁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他像马克思和拉萨尔一样具有使人倾听自己意见的天才。对于一个除了自己的智慧和意志以外一无所有的贫穷流亡者说来，能够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国——奠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初步基础，这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功绩。但是只要看一看这些国家的名字，就立刻可以看出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深刻区别。他们两个人都预见到革命的迅速来临。但是研究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的马克思把大工业无产阶级看做是革命军队的核心，而巴拈宁则把希望寄托在大批脱离了阶级队伍的青年身上，寄托在农民群众甚至流氓无产阶级身上。虽然他一直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作为一位科学思想家比他站得更高，但是他却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犯“老一辈革命家”所特有的那种错误。不过他能安于自己的命运，认为科学尽管是生活的指针，但毕竟还不是生活本身，而只有生活才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
　　仅仅根据二人最后的决裂来判断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无论对巴枯宁说来还是对马克思说来都同样是荒谬的，甚至是不公平的。追溯一下他们二人在三十年中间不断的聚散离合，这从政治上、特别是从心理学．上说来要远为引人入胜。两人都是从青年黑格尔派出发的：巴枯宁是《德法年鉴》的教父之一。他以前的庇护者卢格同马克思决裂的时候，他曾站在马克思一边。但是当他后来在布鲁塞尔了解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宣传的看法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并且在几个月后开始热心地投入海尔维格的义勇军向德国的冒险进军。不过他后来认识到这种热狂的愚鑫，并且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此后不久，即1848年夏天，《新莱茵报》指控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这个错误是由于该报收到两个不同来源的消息而引起的。《新莱茵报》以使巴枯宁完全感到满意的坦率，公开地承认了这个错误。马克思和巴枯宁在柏林会晤时重新恢复了他们旧日的友谊，《新莱茵报》也在巴枯宁从普鲁士被驱逐时极力替巴枯宁讲话。后来，该报又严厉地批判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但是在前言里说明“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并且明确地承认他是从民主的动机出发进行活动的，他在斯拉夫问题上的迷误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此外，这篇文章的作者恩格斯在反驳巴枯宁时，在主要论点上也犯了错误，因为尽管奥地利的各斯拉夫民族仍然有它们的历史前途，恩格斯却否认它们有这种前途。马克思和恩格斯比任何人都更早并且更热烈地赞扬了巴枯宁参加德勒斯顿五月起义的革命行动。
　　巴枯宁在从德勒斯顿退却时被捕，并被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军事法庭先后判处死刑，后来两处的死刑都被“从宽”改处幻。为终身苦役；最后，他被引渡给俄国，在那里的彼得保罗要塞度过了许多可伯的苦难岁月。这期间，有一个疯狂的乌尔卡尔特分子又在《Morning Advertiser》（《晨报》）上指控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猫，并且硬说他根本没有押在监狱里。除了赫尔岑、马志尼和卢格以外，马克思也在这家报纸上对此提出抗议。由于不幸的巧合，这位巴枯宁的诽谤者也姓马克思。有少数人知道这一点，虽然这位绅士在有人要求他在报刊上公开自己的姓名时顽强地拒绝这样做。这种姓名的巧合后来为假革命家赫尔岑利用来进行卑鄙的阴谋．1857年，巴枯宁从彼得保罗要塞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逃跑，然后经日本和美洲到了伦敦。这时赫尔岑欺编他说，马克思曾在英国报刊上揭发巴枯宁是俄国奸细。这是造成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后来的多次反目的那些挑拨离间中的第一次。巴枯宁脱离欧洲生活已有十年多，因此他在伦敦首先接近跟他毫无共同之处的赫尔岑之流的俄国流亡者，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他的泛斯拉夫主义（如果一般地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方面，巴枯宁也始终是个革命者，而赫尔岑则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下用对“腐朽的西方”的咒骂和对俄国农民村社的神秘祟拜，在事实上替沙皇制度效劳。想到赫尔岑在巴枯宁饱受苦难的青年时代曾经怎样帮助过他，那末巴枯宁在赫尔岑死去以前始终同他保持私人的友谊关系这一点也就无可非议了。巴枯宁早在1866年就在写给赫尔岑的一封政治绝交信中指责说，赫尔岑想不通过政治变革就达到社会变革，并且只要国家不去触动大俄罗斯的村社，就准备原谅国家所做的一切，甚至认为俄国的村社不仅是俄国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救星，而且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救星。巴枯宁给了这种幻想以非常有力的批判。
　　但是，巴拈宁在逃出西伯利亚之后，开始是住在赫尔岑家里，因此和马克思没有来往。尽管如此，他却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发表在赫尔岑的《钟声》上。这就尤其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的特点。
　　在巴枯宁第二次流窝伦敦的时期，亦即在国际创立的时候，马克思曾经首先打破僵局去访问巴枯宁。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使巴枯宁相信，他不仅不曾毁谤他，而且曾极力反对这种毁谤。二人分手时已经和好如初。巴枯宁非常赞赏国际的计划。马克思在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巴枯宁向你问好。他今天已经去意大利，他现在就住在那里（佛罗伦萨）………我必须说，我十分喜欢他，比过去更喜欢他……
　　我认为，大体上他是十六年来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更加前进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但是，巴枯宁欢迎国际的那种热忱并没有保持多久。旅居意大利期间，“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又在他身上觉醒。他所以选中这个国家，不仅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和生活费用低廉，——更不消说德法两国当时已经拒绝他入境，——而且也由于政治上的理由。他认为意大利人是斯拉夫人反对奥地利警察国家的天然同盟者，而加里波第的英雄业迹则早在西伯利亚时期就曾激发起他的幻想。在他看来，这些业迹是革命浪潮高涨的第一个证明。当他去意大利的时候，那里有着大批的秘密政治团体。他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些随时准备参加任何密谋的堕落的知识分子，经常处于饿死边缘的农民群众，以及永远飘流不定的流氓无产阶级，特别是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他是在佛罗伦萨住了不久就到那不勒斯去的，并且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在他眼里，这些阶级是革命的真正动力。他把意大利看成是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爆发社会革命的国家。但是他很快就不得不承认这种看法的错误。那时马志尼的宣传还盛行于意大利，而马志尼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的暧昧的宗教口号和严格的集中倾向，只是为了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寓居意大利这段期间，巴枯宁的革命鼓动采取了更加明确的形式。由于理论修养的不足以及过分灵敏的头脑和拨辣的活动力，巴枯宁总是为周围环境的影响所左右。马志尼的宗教的、政治的教条主义，更加助长了他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引起了他对一切国家政权的否定态度。同时，他认为是争取普遍变革的先进战士的那些阶级的革命传统，也对他的喜爱密谋和地方暴动的倾向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巴枯宁所创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秘密团体最初只有意大利人参加，主要是为了反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令人庆恶的资产阶级空谈”。但是不久这个团体就扩大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为了这个秘密团体，巴枯宁于1867年秋迁居日内瓦，企图首先影响和平自由同盟。当这一步失败以后，他开始寻求参加国际的道路，虽然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内一直对国际根本不感兴趣。

（四）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虽然如此，马克思却仍然对这位老革命家保持着友好的感情，并且反对自己周围的人对巴枯宁已经发动或准备发动的各种攻击。
　　这些攻击来自西吉兹蒙德·波克罕。他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曾在马克思同福格特的斗争中以及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对马克思有过许多帮助。但是，波克罕有两个弱点：他自认为是一个有才气的作家，虽然他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俄国人怀着莫名其妙的憎恨，其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赫尔岑对德国人的同样莫名其妙的憎恨。
　　波克罕首先攻击了赫尔岑，在1868年初的《民主周刊》最初几期上写了许多文章把赫尔岑骂得狗血喷头。当时巴枯宁虽然早已和赫尔岑决裂，波克罕却仍然攻击他是赫尔岑的“哥萨克兵”，说他是“否定的化身”，把他和赫尔岑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波克罕从赫尔岑的著作中知道，巴枯宁在许多年前曾经发表过一个“卓越的论点’，说“积极的否定是一种创造力’，于是波克罕义愤填膺地问道：在俄国国境的欧洲这一边是否有什么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呢，这是否会引起成千上万的德国小学生的轰笑呢。善良的波克罕由于幼稚而根本没有想到，巴枯宁的那句当时颇为流行的名言“破坏的欢乐就是创造的欢乐’，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年鉴》的一篇文章” 中的，那时巴枯宁还生活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里，并且正同马克思和卢格一起创办《德法年鉴》
　　无怪乎马克思对这一类调调儿内心深感厌恶，并且极力反对波克罕企图利用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反驳巴枯宁的一些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极其符合于波克罕的意图的”）来论证自己的胡说。马克思要求波克罕不要利用这些文章来侮辱巴枯宁，因为恩格斯是巴枯宁的老友。恩格斯也提出了抗议，因而波克罕的计划未能实现。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也请求波克罕不要攻击巴枯宁，但他得到了一封“严厉的回信”: 波克罕，正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以“他所特有的委婉语调’声明。他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同贝克尔保持友谊，并将继续给他金钱上的帮助（不过为数极少），但二人的通信必须从此绝口不谈政治。马克思虽然和波克罕十分要好，但是认为他的“嫌俄病“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甚至当巴枯宁已经参加过和平自由同盟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马克思本人也一直和巴枯宁保持着友谊的关系。和平自由同盟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给巴枯宁寄去一本亲笔签名的《资本论》。由于没有接到一个字的答谢，马克思在由于其他事情而写给日内瓦的一位俄国流亡者的信中，还探询过“老友巴枯宁”，虽然对于巴枯宁究竟是否还是他的朋友也表现了几分怀疑。巴枯宁在12月22日的一封信里回答了这个间接的问询，他在这封信中保证，他要走马克思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那条战斗的道路。
　　但是就在巴枯宁给马克思写信的那一天，总委员会已经决定拒绝贝克尔关于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国际的提议。马克思是这一决定的倡议人。他已经从《先驱》上知道了同盟的成立，但是他一直认为它不过是日内瓦的地方产物，是个死胎，是根本无足轻重的。他了解老贝克尔，知道他虽然喜欢搞小圈子，但是个完全可靠的人。现在贝克尔寄来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同时写道，同盟的目的是补足国际所缺少的“理想主义”。这种大言不惭的态度，正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在总委员会中，“特别是在法国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而总委员会立即决定拒绝这个请求。马克思受托起草这个决议。马克思在12月18日“后半夜，写给恩格斯的一封征求意见的信，证明了他本人当时仪也是有点气愤的。他还说：“这一次波克罕是正确的”。使他气愤的与其说是同盟的纲领，无宁说是它的章程。纲领宣布，同盟是信奉无神论的，它要求消灭一切宗教迷信，用科学知识代替信仰，用人的公道代替神的公道。接着，纲领要求各个阶级和两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而且建议从废除继承权开始。它还要求两性儿童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发展才能的同等手段，即享受扶育和教养以及在科学、工业和艺术的一切领域受教育的平等。最后，纲领反对不以工人战胜资本为直接和间接任务的任何政治活动。
　　马克思对这个纲领的评价是很坏的。不久之后他把它称为‘陈词滥调的杂烩”, “无聊的废话，故弄玄虚的和只求暂时效果的荒谬臆想的集大成。但是在理论问题上，国际有必要在开始时表现较大的宽容，因为它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于通过自己的实际活动制定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国际的组织，作为一切实际活动取得成功的前提，对国际说来尤为重要。而巴枯宁的同盟的章程则企图以贻患无穷的方式进入这个组织：该同盟虽然宣布自己是国际的一个分支，并完全承认国际的章程，但是却想建立自己的特殊组织。它的创立者们在日内瓦成立了临时的中央委员会。按照同盟的计划，应当在各国设立全国执行局，以便由它筹建地方组织，并设法使这些组织参加国际。在国际的年度大会上，作为国际分支的同盟的代表想要在另外的会场单独召开自己的公开会议。
　　恩格斯立即坚决反对这种提议，因为这样会形成两个总委员会和两个代表大会。而一遇机会，设在伦敦的实际的总委员会就会同设在日内瓦的“理想主义的，总委员会发生冲突。在其他问题上，恩格斯建议要冷静行事：急躁的行动会不必要地刺激工人（特别是瑞士工人）中的许多庸俗分子，并将给国际造成损害。应该冷静而又坚决地拒绝这些人，告诉他们，他拐，们既然选定了一个特殊的领域，那就应该等一等，看看他们在这个领域能够搞出什么名堂来。而暂时是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一个团体的成员成为另一个团体的成员的。关于同盟的理论纲领，恩格斯也觉得他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槽的东西。他说，巴枯宁看来已成了“一头不折不扣的蠢牛“。不过这种字眼并不表明他对巴枯宁怀有什么特别的敌意：例如，马克思就曾在信中骂他的忠实友人贝克尔为“老糊涂”。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非常喜欢在他们的亲密无间的通信中使用这类荣誉头衔的。
　　这时马克思已经平静下来，并且提出了总委员会拒绝同盟参加国际的决议草案。不论就形式或内容来说，这个答复都是无懈可击的。这个答复指出，问题是由同盟的几个创立者预先决定了的，因为他们作为国际的会员曾经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共同决定拒绝国际同和平自由同盟的合并。贝克尔只是在这一点上间接地受到轻微的指责。实际上，拒绝的理由不外是，在国际内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组织的存在，必定会成为破坏国际本身的组织的手段。
　　有人说贝克尔曾因这个决议而激怒，这是完全不真实的。比较可信的是巴枯宁的这样一个说法，贝克尔从一开始就反对建立同盟，但是他的意见为他所属的秘密团体以多数票否决了；他虽然想保持这个秘密团体，要它的成员在国际内部按照这个秘密团体的精神进行活动，但是为了避免纠纷，他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加入国际。不管怎样，设在日内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用一个新的建议来回答了总委员会拒绝它加入的决议，即只要总委员会承认同盟的理论纲领，就可以把同盟的支部改为国际的支部。
　　在这中间，马克思接到巴枯宁在12月22日写来的一封好意的来信．但是他的疑虑使得他没有重视这种“温情的态度”。同盟的新建议也同样引起了他的怀疑，但是他没有为这种怀疑所左右，而只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做了回答。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于1869年3月9日决定不把讨论它所属的各个工人政党的理论纲领列为自己的任务。由于各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它们的实际运动也以极不相同的各种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国际所推动的行动的一致，各国支部的各种机关刊物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以及全体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可以逐渐地为整个工人运动制定出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而目前，总委员会的任务只应该是注意各个工人政党纲领的一般倾向是否符合国际的总方针，亦即是否符合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任务。
　　在这方面，同盟的纲领包含着足以引起危险的误解的词句。所谓各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会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那种劳资协调。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和国际的伟大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但是由于从上下文意看来，“各阶级平等“字样出现在同盟纲领中只是出于笔误，所以总委员会相信同盟一定会放弃这种暖昧的词句，那时同盟支部改为国际支部也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如果这种改变能够实现，那末按照国际的章程，各新支部的所在地和会员人数应该上报给总委员会。据此，同盟按照总委员会的希望改正了引起异议的词句。6月22日同盟通知总委员会，说它的组织已经解散，并已建议自己的各支部改为国际的支部。总委员会以一致通过的决议接受巴枯宁领导的日内瓦支部加入国际。巴枯宁的秘密团体虽然表面上解散了，实际上却仍然存在着，不过在组织形式上已不大严格罢了。巴枯宁本人也仍然按照同盟的纲领进行活动。从1867年秋天到1869年秋天，巴枯宁住在日内瓦湖畔，有时住在日内瓦，有时住在维维和克拉莱恩，并且在瑞士的罗曼语系工人中有巨大的影响。
　　这些工人所处的特殊生活条件在这一方面帮助了巴枯宁。为了正确判断当时的形势，不应忘记国际当时还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的理论纲领的党，正如总委员会致同盟书中所承认的，国际还容许各种各样的倾向在自己队伍中存在。甚至今天也可以从《先驱》上看出，就连这个伟大组织的热心而卓著功绩的战士贝克尔，也从来不大关心理论问题。因此，在国际的日内瓦支部里也有两个极不相谋的派别。一派是所谓"fabrique“（厂工），按日内瓦方言的意思是指珠宝工业和钟表工业中工资优厚的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当地人，另一派是所谓“gros metiers“（粗工），主要是建筑工人，他们儿乎全是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这些人只是靠不断的罢工才争到了勉强可以忍受的劳动条件。前者拥有选举权，后者则没有这种权利。但是厂工，由于人数不多，不能在选举中独力取胜，因此在选举上非常倾向于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对粗工，说来则不存在这种诱惑，他们无宁说更欢迎巴枯宁所宣扬的那种直接的革命行动。
　　巴枯宁在犹拉的钟表工人中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宣传园地。他们不是制造奢侈品的熟练工人，大部分在家中工作，而美国机器的竞争经常在威胁着他们的原已悲惨的生活。他们零零落落地散居山中，不适合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即使他们适合于这种运动，过去的惨痛经脸也迫使他们对政治畏缩不前。最初有个医生库勒里在他们当中替国际进行宣传，他是一个具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对政治问题缺乏研究。他不仅要工人同激进派，甚至要工人同纽沙特尔的怀有君主制思想的自由派在选举上实行联合，而且工人总是因这种联合而上当。库勒里的政策彻底失败以后，犹拉的工人找到洛克尔的工业学校的一位青年教师詹姆斯·吉约姆作为自己的新领导者。他在思想上完全同工人打成一片，并出版了地方小报通过它来宣扬关于人人自由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理想。当巴枯宁第一次来到犹拉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土壤已为他的播种完全做好了准备，但是当地的穷人对他，恐怕较之他对他们发生了更加强烈的影响，因为从这时起巴枯宁对一切政治活动的遗责比过去厉害得多了。但是瑞士的罗曼语系各支部之间暂时还是和平相处的。如1869年1月，主要在巴枯宁的坚持下，它们组成了联合委员会，并开始出版大型周刊《平等》。巴枯宁、贝克尔、埃卡留斯、瓦尔兰和国际的其他著名成员都参加了该刊的工作。罗曼语系的联合委员会向伦敦的总委员会建议把继承权向题列入巴塞尔大会的议程，这也是由巴枯宁发起的。巴枯宁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讨论这类问题是国际的大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总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然，马克思把这看成是巴枯宁的挑战，但是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五）巴塞尔大会

　　在1869年9月5日和6日于巴塞尔召开的年度大会上，国际对自己成立以来的第五年的活动进行了检阅。
　　这一年是成立以来的几年中最生气蓬勃的一年，是“资本和劳动间的游击战” 即罢工频繁暴发的一年。欧洲的有产阶级在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些罢工，说它们不是由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资本的横暴引起的，而是由国际的阴谋引起的。
　　于是，以武力扼杀运动的毒辣阴谋便日益抬头。在英国，事情甚至发展到罢工的煤矿工人同军队发生流血冲突的地步。在法国卢瓦尔煤矿区的里卡马利附近，醉酒的士兵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有二十名工人——其中有两名妇女和一名儿童——被枪杀，大批工人受伤。但是，最可恶的事情发生在比利时，即马克思起草的义正词严的总委员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模范的大陆立宪国家，地主、资本家和教士的别有天地的小小乐园”。宜言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支援那些在塞兰和波利纳日两地的屠杀中成为贪得无厌的利润欲的牺牲者的人。宣言说：“比利时政府以不减于地球环绕太阳旋转那样的准确性每年屠杀工人。”
　　血的种子为国际准备了丰盛的收获。1868年秋天，英国第一次根据新选举法进行选举。这次选举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对改革同盟的片面政策的替告。没有一个工人代表当选。“大财主们”胜利了，格莱斯顿又掌握了政权。但是他并不想认真改变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方针或迎合工联的正义要求。这给新工联主义注入了新的力量。在1869年于北明翰召开的工联年会上，工联代表极力劝导王国的有组织的工人参加国际。这不仅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一致的，而且因为国际的原则能够保证地球上一切民族之间的和平，1869年夏天，英国和北美联邦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于是总委员会给美国全国工人联合会寄去了一封由马克思起草的号召书，里面说道：“现在轮到你们来阻止这次无疑会把大洋两岸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拖后一段时期的战争了。”号召书得到了大洋彼岸的热烈响应。
　　法国的工人运动也顺利地向前发展着。对国际的普察迫害照例总是促使它的拥护者更为增加。在许多次罢工当中，由子有总委员会的参预和帮助而成立了工会。不管国际的精神在这些工会中是如何强烈，要禁止它们是不可能的。在1869年的选举中，工人虽然还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是他们支持了提出极端激进的竞选纲领的资产阶级极左政党的候选人。他们这样做至少间接地造成了波拿巴在大城市中的惨败，虽然这种努力的成果暂时再次落到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此外，第二帝国已开始摇摇欲坠，它从外部受到1868年秋天从国内赶走了女王伊萨贝拉的西班牙革命的沉重打击。
　　德国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在那里，波拿巴主义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正在加强。民族问题引起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成了刚刚开始发展的工会运动的严重降碍。施韦泽由于他为工会鼓动选择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而陷入困境，因而不能再恢复他从前的威信了。对他的诚实所加的毫无根据的频繁攻击，使他的一些拥护者也终于不再信任他，而他自己要搞一次小小政变的粗忽失策，则使他本来还不大动摇的声望遭到了严重的危险。
　　结果，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少数派分裂出去，同纽伦堡联合会一起组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党员按照建党地的地名自称为“爱森纳赫派”。两个派别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二者对国际采取了大体相同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形式，因为它们都不得不考虑德国的结社法令。当李卜克内西抬出国际总委员会来反对施韦泽（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非常不满。他们虽然也欢迎“拉萨尔教会的解体过程，，但是当另一个派别还完全没有同德意志人民党分手，至少还同它在个别问题上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卡特尔关系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派别也感到莫知所措。他们仍然认为施韦泽作为一个论客要超过他的一切对手。
　　只是在1866年奥地利战败之后才产生的奥匈工人运动更加团结一致地发展起来。拉萨尔派在那里完全没有什么影响，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总委员会在向巴塞尔大会所做的年度报告中说的，广大群众都团结在国际的旗帜周围。
　　因此，大会是在极其有利的前景下召开的。虽然大会只有七十八名会员参加，但是比以往历次大会都更具有“国际的”气派。大会总共有九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代表总委员会出席大会的照例是埃卡留斯和荣克，此外还有两个最有名望的英国工联代表——阿普尔加斯和各克拉夫特。法国派出代表二十六人，比利时五人，德国十二人，奥地利二人，瑞士二十三人，意大利三人，西班牙四人，北美一人。李卜克内西代表新的派别爱森纳赫派，莫泽斯·赫斯代表柏林支部。巴枯宁除了法国的代表委托书以外还有一份意大利的代表委托书，吉约姆则代表洛克尔。大会仍然由荣克主持。
　　大会会议首先讨论组织问题。根据总委员会的提案，大会一致决议劝告所有支部和参加国际的团体，要像总委员会几年以前就做过的那样，废除主席的职位，因为工人组织不应当保持君主制的、权威的原则，甚至在主席一职纯属名誉职位的地方，这种职位也包含着违反民主原则的因素。另一方面，总委员会建议扩大它自身的权限，它主张总委员会应该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以前开除任何违反国际的精神的支部。这个提案通过了，但是加了一条限制，即凡是设有联合委员会的地方，在开除支部以前应该征求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巴枯宁和李卜克内西都热烈拥护这个提案。这在李卜克内西说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巴枯宁说来则不然：不管他有什么机会主义的考虑，他这样做是违反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的。十分可能，他是想借助于魔王来战胜小鬼，指望总委员会支持他反对一切在他看来纯属机会主义的议会政治活动。只有李卜克内西的一篇攻击施韦泽和倍倍尔参加北德联邦议会的著名演说，可能是对巴枯宁的这种观点的支持。但是马克思不赞同李卜克内西的演说，因而巴枯宁的打算落空了；他很快就认识到，违反原则总是要自食其果的。
　　在大会应该讨论的理论问题中，土地公有问题和继承权问题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头一个问题实际上在布鲁塞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前一年解决得更加顺利：大会以五十四票的多数决定社会有权把土地转为公有，然后又以五十三票的多数承认这种转化必须符合社会的利益，少数派大都在投票时弃权：反对第二个决议的总共有八票，而反对第一个决议的只有四票。关于如何实现这个决议，代表们发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结果决定将这个问题延至下次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彻底讨论。
　　关于继承权问题，总委员会拟定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以马克思所特有的才能把国际的基本观点归纳为几条原理。和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法律一样，继承法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七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和法律上的结果。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的原因，相反地，奴隶制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当生产资料变为公有的时候，继承权，就其具有社会意义的部分而论，将自然地消失，因为一个人只能把他生前所占有的东西留给他的后人。因此，废除那种使少数人终生有权攫取其他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制度，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目的。宣布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正像希望在保持目前的商品交换的状态下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规一样，是荒谬的。这在理论上将是不正确的，而在实践上将是反动的。继承权只有到了过渡时期才能加以改变，因为那时候，一方面社会的现时经济基础还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却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为彻底改造社会实行准备措施。作为这样的过渡措施，总委员会建议扩大遗产税和限制根据遗嘱的继承权。这种继承权比家族继承权更是一种迷信，因为它更能加强私有制的基础。
　　与这种观点相反，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提议把废除继承权列为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但它只是用了一些抽象的陈词滥调来论证自己的提案，诸如“特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公平”、“社会秩序”等等。在相当短的讨论过程中，除了埃卡留斯以外，比利时人德·巴普和法国人瓦尔兰也都发言赞同总委员会的报告，而巴枯宁则替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辩护，因为他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精神上的父亲。他支持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似乎是基于实际的理由，而其实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由。他硬说不废除继承权就不能实现公有制，说倘若剥夺劳动者的土地，他们是会反抗的，而如果废除继承权，他们会感觉不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直接触犯，因而土地私有绷制会逐渐地消亡。在对小组委员会的提案进行记名投票时，有三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十三票弃权，七人缺席，在对总委员会的提案进行投票时，有十九票赞成，三十七票反对，六票弃权，十三人缺席。可见，二者都没有得到绝对的多数，因而问题的讨论也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
　　巴塞尔大会无论在资产阶级世界还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都比以往的大会唤起了更热烈的反应。资产阶级学者带着恐惧和幸灾乐祸的心情判明了国际终于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性质，大会关于土地公有的决议在无产阶级当中博得了一片欢声。日内瓦的德语系支部发表了一篇告农民的宣言。这篇宣言马上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波兰文和俄文，并且迅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巴塞罗那和那不勒斯成立了第一批农业工人的支部。在伦敦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上成立了土地和劳动同盟如：总委员会有十名委员参加了这个同盟的委员会，同盟的口号是“土地归于人民！“。
　　在德国，德意志人民党的“高尚的骑士们”疯狂地反对巴塞尔大会的决议。这种情况开始时使李卜克内西感到惊慌，迫使他声明爱森纳赫派不受大会决议的约束。幸亏人民党的怒不可遏的骑士不以此为满足，而要求爱森纳赫派干脆拒绝大会决议，于是李卜克内西终于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希望的那样跟这个党决裂了。但是他最初的犹豫动摇对施韦泽是有利的。施韦泽多年来就在全意工人联合会中“宣扬”土地公有制。但是马克思以为他只是现在才进行这种宣传，并且只是为了嘲弄自己的敌手，因而说他的行为是“无耻”的。恩格斯则抑制着自己对这个‘恶棍”的愤怒，这至少因为他承认，施韦泽总是在理论上“极其机警地”保持着十分得体的态度，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一当问题涉及到理论观点，施韦泽的对手就会被打得体无完肤。
　　同时，拉萨尔派不仅在组织方面是团结得最紧密的德国工人政党，而且在原则方面也是最先进的。

（六）日内瓦的纷争

　　巴塞尔大会关于继承权的争论是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拱一种情神上的决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这次争论固然没有得到确定的解决，但它所采取的方向与其说对马克思有利，无宁说对马克思不利。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被深深刺痛了，并且准备以有力的打击来摧毁巴枯宁，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对巴塞尔大会的经过是完全满意的。当时马克思正同女儿燕妮在德国休养，并于9月25日从汉诺威写信给女儿劳拉说：“我为巴塞尔大会的结束和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一点感到高兴。每当党‘带着它的一切创病’公开登台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担心。没有一个演员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上层阶级的愚蠢弥补了工人阶级的错误。不管我们经过多么小的德国城市，到处都有地方的小报满载这次‘可怕的大会’的消息。”
　　巴枯宁也和马克思一样大体上对巴塞尔大会的经过感到满意。有人说他曾想用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提案打倒马克思，并通过这个理论上的胜利争取把总委员会的会址从伦敦迁往日内瓦，而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便在《平等》周刊上更加猛烈地攻击总委员会。这种武断的说法一再被人重复着，致变成了真正的神话。其实，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巴塞尔大会以后，巴枯宁根本没有在《平等》上写过一行字；巴塞尔大会以前，亦即在1869年7——8月间，他诚然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但是要在他的大量文章中找到敌视总委员会或马克思的任何痕迹都是徒然的。例如，论述“国际的原则”的四篇文章是完全符合这个伟大的组织所立脚的根本精神的。如果说巴枯宁在这些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议会迷”对无产阶级议员的致命影响表示了某种担心，那末第一，这种担心自那时以来已得到充分的证实，第二，这种担心比起李卜克内西在同一时期对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所做的猛烈攻击来要温和得多。
　　其次，即使巴枯宁对继承权的见解是想入非非的，但他毕竟有权要求对它加以讨论，因为国际的历次大会上都讨论过比这更为离奇的提案，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些提案的提出者有什么阴谋诡计。至于说他想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这种责难，也为他的下面这段简单明了的话粉碎了：“谁也没有向他说过这种话，谁也不能向他说这种话，因为只要有人提出这种办法，我首先就会尽全力反对这种办法，因为我认为这种办法对国际的未来是致命的。诚然，日内瓦各支部在极短的时期内就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笼罩着日内瓦的还是一种过于狭隘、过于特殊的日内瓦精神，这是不适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移到那里去的。而且，只要欧洲现有的政治结构继续存在，伦敦就显然仍日是总委员会唯一适当的所在地，只有疯子和国际的真正敌人才会企图把总委员会迁往其他城市。”
　　但是有人认为巴枯宁从来就是个撒谎家，他们会说巴枯宁的这段表白不过是事后编造的遁词。但是这种可能的反驳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巴塞尔大会之前巴枯宁就已决定在大会之后从日内瓦迁居洛加诺。他决定这样做是由于某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他的经济状况极为困准．他的妻子正在临产，因此他决定搬到洛加诺去等候她的分娩。他打算在那里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他的一个名叫柳巴文的年轻崇拜者为他找到了一个俄国出版人，，这个出版人答应为他的翻译付一千二百卢布的稿费，并且预付给他三百卢布。
　　由此可见，所谓巴枯宁在巴塞尔大会前后曾经采取的各种阴谋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这次大会毕竟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味。在波克罕的嫉使下，李卜克内西当着一些第三者的面宣布，他有证据证明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巴枯宁在巴塞尔召开了公意审判会，要李卜克内西在审判会上提出他的指责的根据。李卜克内西根本提不出这种根据，于是审判会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虽然如此，经过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流亡生活之后过于喜欢猜疑到处有奸细的李卜克内西，还是诚恳地向巴枯宁伸出了和解的手，巴枯宁也诚恳地握了他的手。
　　使巴枯宁尤其难堪为是，几个星期之后，即10月2日，莫泽斯·赫斯在巴黎的一家报纸上又提出了老一套的毁谤。作为出席巴塞尔大会的德国代表的赫斯，曾经答应要著文叙述大会的内幕，并因此谈到巴枯宁的“阴谋”，说他曾经打算推翻国际的原则基础，并把总委员会从伦敦拉往日内瓦。他说，这些阴谋已在巴塞尔被粉碎了。赫斯在结尾的地方表示了卑鄙的怀疑，说他虽然不怀疑巴枯宁的革命观点，但这个俄国人是施韦泽的思想上的近亲，而施韦泽正是在巴塞尔被德国代表们指责为德国政府的被揭露了的好细的。在巴枯宁的思想和施韦泽的思想之间根本看不出任何“近亲”关系，因此这种攻击的恶意就更加显而易见。而且就为人来说这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当然，巴枯宁如果不去理睬这篇荒唐透顶的文章，那就再聪明不过了。但是，对他的政治上的诚实的不断怀疑使他激怒，特别是对他的越来越阴险的暗中攻击使他尤其不能自持。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此他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但是由于激愤而写得过长，以致连他自己也知道不会为《觉醒报》所接受。他非常猛烈地攻击了“德国的犹太人”，不过把拉萨尔和马克思这样的“巨人”从波克罕和赫斯之流的小人中区别了出来。巴枯宁决定把这篇长篇论战文章当做阐述自己革命信仰的一部巨著的序言，并把它寄给巴黎的赫尔岑，要他代为物色一个出版人。他还为《觉醒报》写了一个较为简短的说明，附在这篇文章里面。但是赫尔岑担心这个说明也不会为报纸所接受，因此亲自写了一篇替巴枯宁辩护的文章来反驳赫斯。于是《觉醒报》不仅刊登了这篇文章，而且附上了一段使巴枯宁感到十分满意的编者按语。
　　但是，赫尔岑对巴枯宁的长文是非常不满意的。他反对攻击“德国的犹太人”，并且对于巴枯宁不攻击马克思而攻击没有多大名气的波克罕和赫斯特别感到惊异。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在10月28日回信说，虽然他也认为马克思是整个论争的祸首，但是由于两个原因而原谅他，甚至称他为“巨人”。第一个原因是正义。“抛开他反对我们的一切卑污行为不谈，我们，至少是我，不能不承认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功绩，因为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诚实地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将近二十五年，而在这方面他无疑地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他是国际的最初的创立者之一，而且可以说是主要的创立者。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绩，不管他怎样反对我们，我今后也将永远承认这个功绩。”
　　接着，巴枯宁说他对马克思的态度也墓于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他不会容忍我，而依我看来，除了他自己和他的亲近的人以外，他也不爱任何人……马克思在国际中无疑是个有用的人。他至今在国际中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坚定、最聪明、最有影响的支柱，——是抵制任何资产阶级思潮和意向对国际的侵袭的一道最坚固的防壁。如果我为了报复私怨而打击甚至削弱他的无疑有益的影响，那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可能而且肯定会发生的是，不久我就不免要同他进行斗争，但不是为了私怨，而是为了原则问题，为了他和他领导的英国和德国的党所热烈捍卫的国家共产主义。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万事都有它的时机，而现在时机尚未到来。”
　　最后，巴拈宁举了一个策略上的理由，说这个理由阻止了他，使他没有攻击马克思。如果他公开反对马克思，那末就会有四分之三的国际会员成为他的敌人。反之，如果他反对马克思周围的那一伙穷极无聊之徒，就会有大多数人站在他一边，而马克思本人也会感到高兴，或者如巴枯宁在他的法文信中用德文所说的，也会“幸灾乐祸”。
　　写过这封信后不久，巴枯宁就迁到洛加诺去了。由于忙于个人事务，他在巴塞尔大会之后滞留日内瓦的几个星期当中，几乎没有参加当地的工人运动，甚至也没有为《平等》周刊写过一行文章。接替他的编辑职务的是罗班和裴隆，罗班是一年前迁居日内瓦的比利时教师，裴隆则是一个在巴枯宁之前就担任过该刊编辑的珐琅画工。他们两个人都是巴枯宁的同道，但是无论文章和作风都跟巴枯宁截然不同。巴枯宁极力要启发和唤起粗工，从事独立行动，认为粗工远比厂工更富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对他们的做法甚至跟他们自己的委员会也是背道而驰的，更不消说跟厂工相矛盾了，厂工虽然在粗工罢工的时候也支持他们，但是却从自己的这种无可争辩的功绩做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认为粗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跟着他们走。巴枯宁反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分等政策”这种客观危险时所说的话，甚至直到如今也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巴枯宁所以同这种危险做斗争，特别是因为厂工有着跟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妥协的根深蒂固的倾向。反之，罗班和裴隆则认为能够调和并掩盖厂工和粗工之间的这种不是巴枯宁所制造、而是来源于社会对立的矛盾。这使他们二人经常处于动摇状态，因而既不能满足厂工也不能满足粗工，而只会为各种各样的阴谋大开方便之门。
　　当时住在日内瓦的一个俄国流亡者尼古拉·吴亭就是玩弄这种阴谋的能手。他在60年代初曾参加过俄国大学生的风潮，当情况变得危险时，他逃亡国外，靠着他那做烧酒专卖承包人的父亲给他的一笔可观的年金——据说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法郎——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个无聊的空谈家靠了这笔钱取得了一个单靠他的才智所永远得不到的地位。但是，他也只是在是非场中取得了这种成就，而在这种场所，正如恩格斯有一次所说的，“有正业的人是永远比不过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的”。吴亭最初投奔巴枯宁门下，曾经受到巴枯宁的坚决斥责。巴枯宁离开日内瓦给了他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能够用造谣中伤的办法来打击他所憎恨的这个人。他为这个高尚的目的所花的力气并没有白费。随后他就拜倒在沙皇的脚下，哀求恩赦。沙皇也表现出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1877年俄土战争时，吴亭成了沙皇的军需品供应人，靠了这，他比他老子的烧酒生意赚了一笔更大的钱，虽然这笔钱肯定并不比他老子给他赚的钱更干净。
　　罗班和裴隆虽然为人诚实，但是难以置信地庸碌无能，这就使吴亭更容易达到愚弄他们的目的。最糟的是，他们正是在那些讲法语的瑞士工人关心得最少的问题上对国际总委员会发动了攻击。《平等》周刊抱怨总委员会过多地关心爱尔兰问题，没有为英国建立联合委员会，并且没有解决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争论，等等。这一切都是跟巴枯宁毫不相于的。如果说这种攻击看来似乎为巴枯宁所赞同并且是由他授意的，那只是因为罗班和裴隆是他的信徒，而詹姆斯·吉约姆的小报也持同样的论调。
　　在1870年一月一日除了日内瓦以外只发给罗曼语系各联合委员会的内部通告中，总委员会反驳了罗班的各种攻击。这份措词尖锐的通告紧紧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总委员会拒绝在英国另外建立联合委员会所依据的那些论据，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重视的。总委员会指出，虽然革命运动可能首先从法国开始，但是只有英国才能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英国是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全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唯一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几乎支配着国内全部生产，而广大居民群众都是雇佣工人的唯一国家；是阶级斗争和通过工联的工人阶级组织达到相当的普遍和成熟程度的唯一国家。最后，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支配地位，英国在经济方面的任何革命都将直接影响到全世界。
　　因此，英国具备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缺乏概括的能力和革命的热情。总委员会的任务就在于给它贯注这种精神和热情，而总委员会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从最有势力的伦敦资产阶级报纸的抱怨也可看出。这些报纸抱怨说，总委员会毒害英国工人阶级的民族精神，把他们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如果在英国建立联合委员会，由于它介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总委员会之间的地位，它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总委员会也将失去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杠杆的影响。把这个杠杆完全交到英国人手里，并且用空洞的喧嚷来代替踏实的、不声不响的工作，这将是愚蠢的。
　　但是这份通告还没有送到目的地，日内瓦方面就发生了变故。《平等》周刊编辑委员会里原有七名委员是巴枯宁的拥护者，只有两名是他的反对者。由于一件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多数派提出了信任问题，于是发现采取骑墙政策的罗班和裴隆是摇摆于二者之间的。少数派得到了联合委员会的支持，多数派的七名委员退出了编辑部，其中也有老贝克尔。在巴枯宁居住日内瓦期间，贝克尔曾同他保持着友谊关系，但是根本不赞成罗斑和裴隆的做法。此后《平等》周刊的领导工作就转到吴亭手中了。

（七）《机密通知》

　　当时，波克罕仍在进行他的反对巴枯宁的活动。
　　2月18日，他向马克思诉苦说，约翰·雅科比出版的《Zukunft》（《未来报》）拒绝刊登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是一封“关于俄国事务的大而无当的信，是由杂七杂八的东西凑合起来的莫名其妙的大杂烩”。同时，波克罕引证卡特科夫的话，怀疑“巴枯宁过去在金钱上有些不清白”，而卡特科夫虽然在青年时代曾是巴枯宁的同道，但是后来投入了反功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怀疑都没有加以重视，恩格斯以哲人的冷静态度说道：“借钱在俄国人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一个俄国人不会因为这种事去责备另一个俄国人”。马克思在把波克罕的阴谋通知给恩格斯之后接着写道，总委员会必须决定是否应该把里昂的一个叫里沙尔的人（此人后来确实被发现是叛徒）开除出国际。他还说，里沙尔除了盲从巴枯宁并因而过分卖弄聪明以外，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上次的通告似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瑞士和法国都开始有驱逐巴枯宁派的事情发生。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分寸，我要留心不让做出不公道的事来。
　　“同这种良好愿望截然相反的是，马克思在几个星期以后，即3月28日，通过库格曼给爱森纳赫派不伦瑞克委员会发去了一份《机密通知》这份通知的主要内容就是总委员会于一月一日仅仅发给日内瓦和瑞士法语系各联合委员会的那个通告，通告已经达到了它的实际目的，甚至引起了马克思所谴责的“驱逐”巴枯宁派的行动。很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不顾这种不良后果而把这个通告发到德国去，何况德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巴枯宁的拥护者。
　　更难理解的是，马克思在他的《机密通知》中给通告增添了序言和结语，而这些东西远比通告本身更能引起“驱逐”巴枯宁的行动。序言一开头就痛斥巴枯宁，说他最初企图钻入和平自由同盟，但是他在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里一直被人当作“可疑的俄国人”而受到严密的监视。他的荒唐的纲领在这个同盟中道到破产以后，他参加了国际，想把国际变成他的个人目的的工具。为此，他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而当总委员会拒绝承认这个同盟时，他宣布这个同盟已经解散，但实际上同盟依然在巴枯宁的领导下存在着。他极力想用其他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力争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巴塞尔大会的议程，想借此在理论上战胜总委员会，从而为总委员会迁往日内瓦打下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巴枯宁组织了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想保证自己在巴塞尔大会上获得多数，但是他既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提案，总委员会也仍然留在伦敦。“巴枯宁可能把他的种种的个人的投机都寄托在这件事情的成功上面，因此对这次失败深感懊恼”，这种懊恼就表现为《平等》周刊对总委员会的攻击，而总委员会在1月1日的通告已经对此做了回答。
　　接着，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逐字逐句地重述了通告，并且指出：还在日内瓦接到通告以前日内瓦方面就发生了危机，罗曼语系的联合委员会不赞同《平等》周刊对总委员会的攻击并拟将该刊置于严格监督之下，此后巴枯宁就离开日内瓦去提辛。“不久赫尔岑就故去了。自从妄想成为欧洲工人运动领袖时起便同自己的老友和庇护人赫尔岑脱离关系的巴枯宁，在赫尔岑死后忽然对他大加顷扬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赫尔岑本人虽然颇为富有，却每年从俄国国内同情他的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得到两万五千法郎的宣传费。靠了自己的赞美歌，巴枯宁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因而也就继承了‘赫尔岑的遗产’, ——尽管他对继承制度是深恶痛绝的……。” 同时，在日内瓦已经形成了一个年轻的俄国流亡者的团体，他们都是一些忠于自己的信念的学生。同泛斯拉夫主义做斗争，是他们的纲领的主要点。据马克思说，他们想作为一个支部参加国际，并且暂时委托马克思做他们的出常总委员会的代表，这两个建议都被接受了。同时他们宣布，他们将在最近的将来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把戏——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将很快被揭穿。《机密通知》就到这里结束了。
　　无须一一列举的。马克思对巴枯宁的遗责越是严重，这种谴责也就越是缺乏根据。这首先是指关于巴枯宁贪图赫尔岑遗产的怀疑。在俄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党每年给赫尔岑两万五千法郎的宣传费。这个无稽之谈的一点微小事实的根据是，有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巴赫美齐也夫在60年代设置了一笔两万法郎的革命基金，由赫尔岑来管理。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巴枯宁有意将这笔基金装进自己的腰包。尤其不能根据巴枯宁在罗什弗尔的《Marseillaise》（《马赛曲报》）上为纪念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后来政治上的敌手所写的诚恳的文章而断言这一点。根据这篇文章，至多只能责备他的多情善感，而这种多情善感，也跟巴枯宁的其他一切缺点和弱点一样，正是和一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所一般固有的那些特性冰炭难容的。
　　从《机密通知》的结语就可以看出，是什么东西使马克思陷入了迷误。一切虚假的消息都是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委员会，换言之，吴亭或者假手吴亭的贝克尔报告给他的。至少从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可以推断，对巴枯宁的最恶劣的猜疑，即谴责他霸占赫尔岑的遗产一节，是贝克尔提供给马克思的消息所引起的。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都跟下述情况对不拢来，这就是贝克尔虽然在一封保存下来的给荣克的信中抱怨日内瓦的混乱状态、“厂工”和“粗工”之间的纠纷，以及“罗班之流的神经质的虚假热情和巴枯宁之流的顽固头脑”，但是最后却赞扬了巴枯宁，说他“变得好些并且有用些了”。贝克尔和俄国流亡者们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给国际的这个新支部的具有公私两种性质的回信中，认为最好绝口不提巴枯宁。他说，俄国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波兰人，换句话说，就是劝告俄国人帮助欧洲从它的邻人手中解放出来。他幽默地答应做青年俄罗斯的代表，并且说，一个人永远不能料到他会搭上怎样奇妙的伙伴。
　　尽管用了这种开玩笑的口吻，但是显然马克思对于国际开始吸引俄国革命家这件事深感满意。否则就很难理解，他怎么会听信崇昧生平的吴亭对巴枯宁的这种猜疑，因为在这以前，当他的老友波克罕向他谈到这点时他是不相信的。由于一种奇妙的偶合，就在那时巴枯宁受了一个俄国流亡者的欺骗。他把这个流亡者看成了预报即将来临的俄国革命的海燕，甚至让自己牵连到一场冒险中去，这场冒险比他的动荡的一生中的其他一切风险都更加便他的声名濒于危殆。
　　写过《机密通知》之后几天即4月4日，在拉绍德封召开了罗曼语系联合委员会的第二次年会。在这次年会上事情闹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前由总委员会批准参加国际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要求参加罗曼语系联合委员会，并请求准许它的两名代表参加大会的工作。吴亭反对这个请求，并且猛烈攻击巴枯宁。他说同盟的日内瓦支部是巴枯宁的阴谋的工具，但是他受到吉约姆的极其坚决的反对。吉约姆是个胸襟狭隘的狂热分子，他后来对马克思所犯的罪，并不下于这时吴亭对巴枯宁所犯的罪，但是就教养和才能来说他毕竟跟他的可怜的对手有天渊之别。他以二十一票对十八票的多数获得了胜利。但是少数派拒绝服从多数派的意志，于是大会分裂为两部分。因此，两个大会同时召开，多数派的大会决定把联合委员会的会址从日内瓦迁至拉绍德封，并把《Solidarite》（《团结报》）改成联合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报预定由吉约姆在诺恩堡出版。
　　少数派为自己的捣乱行为进行辞解，说什么多数派实际上纯粹是偶然产生的，因为出席拉绍德封大会的只有十五个支部，而仅仅日内瓦一地就有三十个支部，并且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这些支部都不愿意同盟支部参加罗曼语系的联合委员会。反之，多数派则坚决主张联合委员会不能拒绝接纳总委员会所已经接纳的支部。老贝克尔在他的《先驱》上说，这一切争吵实际上都是荒谬的并且是由于双方缺乏兄弟感情而引起的。主要以理论宣传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不需要参加一国的联合会，何况人们认为这个支部是早为日内瓦人所厌弃的巴枯宁的阴谋的工具。尽管如此，只要它希望参加联合委员会，那末对此加以拒绝或者把是否接纳它的问题变成分裂的导因，就是一种气量狭小的幼稚的表现。
　　但是事情并不像贝克尔所想的那样简单。虽然分裂后的两个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也有许多共同点，但正是在曾经引起日内瓦的纷争的那个基本问题上却是分歧的。多数派的大会捍卫“粗工”的观点。它拒绝一切只通过国家来实行社会改造的政策，因为所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国家都不过是根据资产阶级法律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都只能加强现存制度，并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与此相反，少数派的大会则捍卫“厂工”的观点，它反对不参与政治，认为这有害于工人运动，并且主张参加选举，说这并不是因为参加选举可以解放工人阶级，而是因为工人代表参加议会是进行宣传的良好手段，从策略上考虑不应加以轻视。
　　拉绍德封的新联合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承认它为罗曼语系联合委员会的领导者。但是，总委员会没有答应这个要求，并且在6月28日决定，得到日内瓦大多数支部支持的日内瓦联合委员会仍然保持它原来的职能，建议新联合委员会采用某种地方性的名称。这个决定是相当公平的并且是由新联合委员会自己引起的。但是它却拒不服从，并且大肆攻击总委员会的专断和“权威主义”。结果，除了不参与政治的口号以外，又加上了关于国际内部的反对派的第二个口号。
　　总委员会于是就同拉绍德封的联合委员会一刀两断了。

（八）爱尔兰大赦和法国全民投票

　　1869年年末到1870年年初的那个冬天又是马克思为各种疾病折磨的时期，但是他至少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为金钱焦虑的困境。1869年6月30日，恩格斯摆脱了“倒霉的商务”。他在半年以前就曾问马克思，一年三百五十英镑是否足够生活开支之用。恩格斯想同公司的合伙人商定，在五六年内每年支给马克思这个数目。两个朋友之间的通信没有透露，他们最后究竞是怎样商定的。不管怎样，恩格斯己经完全保障了马克思的生活，并且不仅是在五六年内，而是直到马克思逝世。
　　在政治方面，两个朋友当时在爱尔兰问题上下了许多功夫。恩格斯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的历史，但是可惜他的工作成果没有出版。马克思则极力敦促促总委员会支持爱尔兰人要求对那些被违法判刑并在狱中备受虐待的芬尼亚社社员实行大赦的运动。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在这个运动中的坚定精神和豪迈气概表示敬意，谴责了格莱斯顿的政策，因为格莱斯顿不顾他在选举中许下的诺言而拒绝实行大赦，或者提出一些对腐朽政府的牺牲者和爱尔兰人民说来是侮辱性的条件。总委员会猛烈抨击这位首相，斥责他虽然身居要职，却公然对美国奴隶主的叛乱高声喝采，而现在又向英国人民宣扬服从的必要性，其次，他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的一切行为都是他在迫使他的敌手保守党人下台时曾对之大加责难的那种“侵略政策”的真正产物。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的活来说，总委员会像以前攻击帕麦斯顿一样坚决地攻击了格莱斯顿。马克思写道：“流亡在这里的煽动家们喜欢从远方安全无事地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但只有当着暴君的面这样做时，对我说来才有魅力。”
　　马克思的长女在爱尔兰运动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使他特别感到高兴。由于英国报刊对狱中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的虐待顽固地保持沉默，于是燕妮·马克思用她父亲在50年代用过的笔名威廉斯向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投寄了几篇文章，她在这些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自由英国对待政治犯的情况。这些发表在当时大陆上可能是销行最广的报纸上的揭露性的文章使格莱斯顿极为狼狈：几个星期后大多数在押的芬尼亚社社员就都被释放并到美国去了。
　　《马赛曲报》因极其大胆地打击摇摇欲坠的帝国而蜚声欧洲。1870年年初，波拿巴把自由派空谈家奥利维耶提升为首相，想借这种对资产阶级的让步来破釜沉舟地拯救一下自己的沾满血污的统治。奥利维耶实行了所谓“改革”，但是临死的猫也要捉老鼠，波拿巴要求用全民投票来为这些“改革”举行一次真正波拿巴式的洗礼。奥利维耶有一种唯唯诺诺的弱点，他甚至嘱咐省长们要为全民投票的成功展开“猛烈的”活动。但是波拿巴的警察比这位头脑简单的空谈家更懂得怎样使全民投票获得成功。投票前夕，警察发现了一件据说是国际的会员谋杀波拿巴的莫须有的爆炸阴谋。奥利维耶特别因为事情牵涉到工人而怯儒地躲到警察背后。法国全国都对国际的知名的“领导者”进行了搜查和逮捕。
　　5月3日，总委员会匆匆地对这种卑劣行为提出了抗议，并且声明说：“我们的章程规定本协会的所有支部必须进行公开的活动。即使章程中对这一点没有明文规定，至少无产阶级协会的本质本身是与任何形式的秘密结社不相容的。倘若构成每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并且创造一切财富的工人阶级，亦即所有的政府、甚至篡夺者的政府都自称为其代表的那个阶级要进行反政府的活动，那末它就会像阳光之对黑暗一样地公开进行这种活动，因为它充分地自觉到，除了它以外再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力……
　　我们的法国各支部所受到的迫害，显然不过是与全民投票政策有关的诡计。” 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这种卑鄙的手法再一次达到了卑劣的目的：“自由的帝国”以七百万票对一百五十万票的多数得到了确认。
　　但是在这之后，有关爆炸阴谋的臆造便烟消云散了。虽然警察扬言曾经在国际会员那里发现了密码簿，但是在这个密码簿中除了个别人名如拿破仑和个别化学名词如硝化甘油之外根本没有查出任何东西，而这些东西甚至向波拿巴的法庭提出都显然是过于荒唐的。因此国际的法国会员只被加了一个参加秘密的亦即未经官准的团体的罪名，并且因为是重犯而受到法律处分。
　　铜匠沙伦——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社员——在这次做了出色的辩护。辩护之后，于7月9日对一些人做了判决，其中最高的刑罚是监禁并被夺公权一年。但是与此同时，法兰西爆发了一场从地面上扫除第二帝国的暴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