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了恩格斯〔尼·谢·鲁萨诺夫〕

我认识了恩格斯

尼·谢·鲁萨诺夫

　　谢尔盖也夫斯基这个名字时常引起我的一些个人的回忆，这些往事也许是大家所感到兴趣的。1890-1891年我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1]撰写俄国经济生活评论时选用了这个笔名，当时拉甫罗夫撰写纯粹有关政治问题的论文，用的是谢明·彼得罗夫这个名字。我们都被老李卜克内西邀请为这份当时激烈反对政府的社会主义报纸撰稿。他直接邀请了拉甫罗夫，而我是通过拉甫罗夫被邀请的。《前进报》大约每隔两星期就交替地刊登拉甫罗夫的或我的文章。据我们从远方所做的判断，我们的文章都受到德国社会主义读者的重视。
　　由于某些原因，我的一篇文章甚至获得特别的成功。我在《前进报》上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论述了俄国经济实况，包括饥荒的状况，我加以概括，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使饥民忍无可忍的专制制度将不得不禁止（虽非出自本意）从俄国输出粮食，因为千百万居民已经濒临绝境了。但是，沙皇政府却竭力辟谣，说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惟恐这些谣言会影响它的财政政策，因为它当时正在同外国特别是同法国商借贷款。
　　在同一期《前进报》上（我记得大概是在1891年8月）刊载了一篇我写的并且有我署名的社论^[2]，同时也转载了不久前俄国半官方的辟谣，以及彼得堡发出的关于突然颁布“暂时停止输出谷物、面粉及其他食物”的命令的电讯。在政治动态栏中，编辑部对这个电讯作了评论，并且满意地指出：俄国官方人士以及他们的德国官场的好友正在继续掩饰饥荒情况，欺骗欧洲公众，说禁止输出粮食的消息全是沙皇政府的敌人的恶意造谣；“我们的撰稿人谢尔盖也夫斯基”对事态独具慧眼，早就揭破了这一掩耳盗铃的欺骗政策……
　　从此以后，俄国谢尔盖也夫斯基同志就被《前进报》的读者誉为严肃诚实的记者。这一点我是在几个月后，即1892年春天在下述情况下受同志们委托到伦敦会见恩格斯的时候，亲自体会到的。
　　在大批人民死于饥荒的黑暗的俄国，只有一线光芒在扩大、在燃烧，这就是人们都关心公众的利益，反政府思想日益增长……即使有人主动地想稍微帮助一下灾民，沙皇政府也要反对，这只能使反抗情绪越来越强。在社会主义组织和革命组织中正在产生一个希望：努力帮助人民，同时在这基础上团结国内一切积极力量，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政治革命对于当前饥荒以及防止它将来复发，都是一剂对症良药……
　　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地谈论必须一致行动，甚至谈到暂时联盟的问题……而深切关怀俄国饥荒和反抗情绪增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想促使双方接近。
　　倍倍尔特别支持这个计划，于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局就建议劳动解放社^[3]和我们的小组^[4]各自选派全权代表，交换意见；倍倍尔还表示，如果俄国同志乐意他出席代表会议，他准备参加。起初，问题似乎已经谈妥，会谈定在伦敦恩格斯的住宅中举行，马克思主义者派普列汉诺夫，我们的小组派我参加会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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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为什么这个计划落空了，我不很清楚。但普列汉诺夫和倍倍尔都没有来开会，在约定的时间到恩格斯那里去的只有我一个人。
　　老实说，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太不痛快。这次远行使我认识了像恩格斯这样的伟大人物。
　　这次见面的某些详情细节使我永远牢记不忘。
　　我被引入一所靠近某个公园^[6]的宽敞的住宅，走进了一个光线很好的大房间。两三个男人坐在那里喝淡色啤酒，稍远些，靠近窗子，有一个年轻的妇女，有人告诉我，这是考茨基夫人。
　　男人们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用英语交谈，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年长的人，在他那张刚毅的脸庞的下巴上留着灰白的胡子，他一听到我的姓名，就走过来同我紧紧握手。
　　“我是恩格斯”，他用英语说，“关于你我已略有所闻。我的朋友拉甫罗夫有信给我说你要来了。”然后他问我喜欢用哪种语言和他谈话。
　　我说我喜欢用法语，这时在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要向恩格斯倾述我对他由衷的尊敬。当时我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那好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激情也完全消失了。因此我能正确估计这个站在桌旁面对着我的历史人物的作用。
　　“恩格斯公民，请允许我这个俄国社会主义者向你表示衷心的颂扬，你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的朋友，现在你仍然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精神领袖……我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你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非常重视你的意见，你的每一部新作品刚刚问世我就阅读……看见你就好像觉得马克思依然活着，你是马克思的化身……”
　　高大的人笑了，作了个手势打断了我的话：
　　“噢……噢……噢……年轻的同志！……够了，在我们社会主义者中间，干吗要这么互相恭维呀？我们就不能更坦率些吗？你这段演讲辞大概也使你喉十舌燥了……请坐下来，喝杯啤酒润润嗓子。”恩格斯让我坐在他旁边。
　　这时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和恩格斯两个人，当然还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坐在窗旁在一心一意地整理散在她面前小圆桌上的信件、小册子和书籍。
　　恩格斯非常关切地向我打听我们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所得到的关于俄国饥荒的消息，询问“拉甫罗夫小组”——他这样称呼我们的计划。他总的来说还是很亲切的，但他强调“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活动”，并把这种活动同他们的反对者的“政治浪漫主义”相对比……
　　他说：“除了少数人，你们俄国人还根本不理解你们本国的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学对于你们还是抽象的东西，因为你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卷入工业发展的漩涡，而工业发展却会赶走你们头脑中关于经济生活进程的各种抽象观点……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资本主义的齿轮已深深嵌入俄国的经济……可是你们在很多场合还没有放弃那些陈旧的观点……然而，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你们的过失，意识总是落后于存在的……”
　　恩格斯突然很快地站起来高声说：
　　“来吧，我从马克思以前的俄文藏书中找一段读给你听……我把他的大部分俄文书籍都分给了能够更充分利用它们的机构和个人……但是我自己也留下了一些……”
　　恩格斯亲热地请我同他到邻室去，这一间房也是同样明亮宽敞，从那些固定在墙上的长书架上，可以看出这是个藏书室。恩格斯像刚才那样很快地走近一个书架，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取出一本封面很旧的书给我看，那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早的版本之一。
　　在我那当时记忆力还很不错的头脑中，就像有人揿了一下按钮，我忽然想让恩格斯知道：我们这些“政治浪漫主义”的牺牲品多少也读过一些东西，多少也知道一些东西：
　　“亲爱的公民，看来你是想从这本书中找一段念给我听，是吗？你打算向我介绍的那一段，还是让我自己来念吧。”
　　恩格斯用一种友爱的、稍带嘲笑的眼光打量我一下：

　　“那就请念吧！”他把书递给我。
　　我把书合上，开始背诵：
　　……读过亚当斯密的作品，
　　他成了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
　　也会有条有理地向你说明：
　　国家怎样才能繁荣昌盛，
　　它靠什么才能继续生存，
　　为什么当它拥有天然的^[7]产品，
　　竟会不需要珍贵的黄金。
　　对他父亲怎么也想不清^[8]，
　　还依然以抵押田地为生。

　　“Donnerwetter!［见鬼！］……Potztausend［奇怪！］……”恩格斯用德语叫了几声。“真见鬼，让你猜对了……对的，对的，这正是我想念给你听的那一段。你怎么会知道就是这一段呢？”
　　“联想。”
　　“怎么联想的？”
　　“很明显，你是想引一些材料给我看，说明俄国生活落后是必然的。我看到你拿出《叶甫盖尼·奥涅金》，就立刻想起，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正是引用了这一段，而且引的是俄文：

　　对他父亲怎么也想不清，
　　还依然以抵押田地为生。

　　他用这两句来表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不适用于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社会……”
　　恩格斯眼中嘲笑的神情完全消失了，流露出深厚的友爱。
　　“噢，你真是个很细心的读者，鲁萨诺夫公民，你是什么时候读《批判》的？”
　　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马克思思想在俄国传播的问题，我告诉恩格斯，我个人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很早就有机会读到他的卓越的朋友的主要著作……
　　恩格斯满怀兴趣地听我叙述，他只打断过我一次：
　　“你为什么没有和普列汉诺夫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有些受不了。我知道，劳动解放社^[9]的人在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们谈起“老民意党人”时总是十分反感，使他们对我们很不信任，似乎我们都是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空想家和旧式阴谋家。我向恩格斯简单地回答了几句，并且尽量表明了我们观点的分歧所在。
　　话题又回到俄国和它的现状。我和恩格斯评论俄国经济生活的某一事实，这时又发生了意见分歧。看来，恩格斯在勉强地抑制着愤怒，他叫道：
　　“你最好去读一读《前进报》上那位谢尔盖也夫斯基的论文。他经常为这份报纸写文章……他显然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说的完全就像我说的一样。你没有看过谢尔盖也夫斯基的文章吗？”
　　我感到相当困惑，但又有些高兴。犹豫了一会儿后，我就说（应该承认不是很有勇气地说）：
　　“看过的……甚至就是我写的……《前进报》上的谢尔盖也夫斯基就是我，这是拉甫罗夫劝我在发表某些作品时所用的笔名。”
　　恩格斯突然一阵大笑：“我实在不懂你们这些俄国人，想必你们的脑子隔成许多小间，同一个人在一些问题上十分聪明，而……”
　　恩格斯停了一停。
　　“不必客气，公民，在另一些问题上十分愚蠢。对吗？”我微笑着点明了一句。
　　“而在同样性质的其他一些问题上却几乎什么也不懂。”恩格斯结束了他的话。
　　我必须保卫鲁萨诺夫，不能让他被谢尔盖也夫斯基的声望所压倒，我应该向恩格斯说明，为什么谢尔盖也夫斯基的论文和我那时对问题的评论似乎是矛盾的……
　　恩格斯同我亲热地分手时，很惋惜我这次没有见到普列汉诺夫和倍倍尔，他希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意党人在反饥饿、反政府的斗争的基础上最终能结成联盟。他要我把他用法文写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短信转交给拉甫罗夫，在这位罕见的语言天才的信的末尾竟然是用俄文写的。

^[1] 《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

^[2] 指1891年8月13刊登在《前进报》第187号第1版上的文章《俄国的饥荒》。

^[3]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

^[4] 作者指的是在拉甫罗夫周围形成起来的“老民意党人小组”。

^[5] 指未能实现的“劳动解放社”与“老民意党人小组”合并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为促其实现，该党准备拨出必要的经费。两个俄国革命者小组之间的商谈拟于1882年春在伦敦弗·恩格斯、奥·倍倍尔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参加下进行。

^[6] 瑞琴特公园。——编者注

^[7] 普希金原文是“普通的”。——编者注

^[8] 普希金原文是“父亲对他怎么也想不清”。——编者注

^[9]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