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沙·拉波波特〕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沙·拉波波特

　　普鲁士政府为了恭候俄国王储，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的莅临，逮捕了10多个俄国革命者，包括我和我的妻子范妮·拉特讷（还有当时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我们务必在24小时内离开首都，因为未来的沙皇不允许我们在此逗留。
　　请注意，就在我们被捕和被驱逐前，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铅印的”东西，聘请我们当友好普鲁士国家的“情报员”，月薪400马克。我们如果受聘，那就表明我们有资格在这个因王子殿下光临而感到幸福的首都住下去。当局对我们这些不愿当普鲁士间谍的人，正在敞开着亚历山大广场监狱的大门，以及普鲁士本国监狱的大门。
　　我决定从那里出发，途经伯尔尼，前往伦敦，到英国博物馆去工作。彼·拉·拉甫罗夫为我写了一封短信，信中不乏溢美之词，他介绍我去见各国社会主义组织两年前庆祝了七十寿辰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1820年）。
　　到了伦敦，我当然赶紧利用彼·拉·拉甫罗夫为我写的那封短信。当时，恩格斯住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一所独家居住的楼房里。恩格斯非常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谈话时显得十分轻松而友好，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了。当时我27岁，只有少数朝夕相处的年轻的民粹派才知道我。当时我毫无名气，他这样盛情地，可以说亲密无间地款待我，当然使我受宠若惊。在首次拜访时，恩格斯告诉我：“我们坐在这里，说不定格尔曼·洛帕廷就会破门而入。”
　　这一番话暗指著名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洛帕廷曾多次企图从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逃跑。当时，他正在什吕谢尔堡。
　　后来，恩格斯邀请我就在那几天晚上再去看他一次。第二次到他家时，他要我和他一起到他楼上的工作室和书房里去，在那里，我见到了（到底是这一次还是另一次，我记不清了）爱德华·伯恩施坦、爱琳娜·马克思和她的丈夫艾威林，还有奥地利的一位女同志路易莎·考茨基。
　　恩格斯性情活泼，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真使我万分惊讶。他身材修长，看上去很健康，简直像一个爱开玩笑的、手里端着葡萄酒或啤酒讨论问题的老大学生，而不像一个已经72岁高龄的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理论家。他说话生动，甚至滔滔不绝，对事件、书本和人物的评论，既有批判力又富有幽默感。
　　我还记得他有这样一些谈话和评论。在哲学问题上，我当时还持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和海姆·希尔托夫斯基一起参加了青年社会革命者小组），我想听听恩格斯如何解答“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这时，恩格斯走到他那宽敞的书架前，把基尔霍夫的《物理学》递给我，叫我看其中关于“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状态”的那一节。
　　有一次我偶尔谈起马克思哲学“论据不充分”，至于我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那天恩格斯勃然大怒，并挖苦地说：“这种思想只有在俄国大学生的头脑里才会有。”但恩格斯很快就心平气和地说：“您还要什么？您已经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有了摩西和那些先知！不妨研究一下嘛！”他还建议我在下次会面时可以向他提出关于“意识形态”形成方面的问题，并答应给我证明现有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和唯物主义根源。
　　我再一次去拜访恩格斯，请他给我解释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不假思索地给我讲解欧洲当时的经济情况，讲了一个多小时。无论是他所谈的细节还是他的全部思路，我现在一概记不清了；我只清楚地记得，他认为，清教徒的复活崇拜是同英国公民的节衣缩食有联系的。
　　恩格斯不停地阐述了大量的事实和观点，讲了生动有趣的“一课”，然后他问我：“现在您该相信了吧？”我自信是康德、黑格尔和德国其他泰斗们原著的年轻读者，于是大胆地回答：“所有这一切联系都是可能的，但是还应该证明它是否是必然的。”这一次，恩格斯并没有生气，也许他认为我这个青年康德分子是一个可鄙的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
　　当天晚上，或者是另一个晚上，我们转到了其他话题。我这个狂热的社会革命者想要知道恩格斯对老李卜克内西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见记录，大概是在第206页上）有什么看法，该声明称“革命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暴力几千年来一直是一种反动的因素”（这是我凭记忆引证的）。恩格斯明确声明不赞同他的观点，并且说：“马克思和我始终是革命家。”他愤然地补充说：“李卜克内西什么都说得出来。”（这句话是很有趣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老李卜克内西的关系并非一贯融洽。）听了这句话，我大为震惊，总也不能忘怀。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巴枯宁。恩格斯有点同情地说：“他懂黑格尔，”但接着又说：“在斗争中，他是不择手段的。”（这时他宣布不同意巴枯宁的斗争方式）。
　　关于拉甫罗夫，恩格斯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是一个可爱的折衷主义者。他甚至想要我们同巴枯宁和解。”
　　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是不错的，认为他敢于斗争，思维明确，不像拉甫洛夫那样折衷调和。
　　恩格斯认为奥古斯特·孔德是“一头蠢驴！”（我大吃一惊。）
　　对洛策和当时的德国哲学以及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浅薄之见，恩格斯的评语几乎是一样的。“黑格尔以后，谁也没有在‘逻辑学’方面提供一些积极的（或者是意思相同的另一种说法——沙·拉波波特注）东西。”
　　在谈到马克思时，他说：“所有独到见解，我们的全部学说都来源于马克思。我并没有什么特殊发现。”（这是大意，不是原话。）
　　当我提到《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问题时，恩格斯指着一大摞手稿，建议我读一读，哪怕读一行也好。但我一个字也看不出来，自己根本无法辨认。恩格斯说：“现在您该明白了吧，仅仅整理原文这项工作就多么不易啊！”
　　至于其他话题，我已想不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人物了。我还记得，他当时正在研究关于俄国公社的文献。
　　当我再去伦敦时，马克思的这位伟大的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

1927年10月23日于巴黎

　　再说几句：我保证我的这些片断回忆都是事实，因为它们经常在我的脑际萦回，最后，我还想起一下这些情况。
　　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想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我们更喜欢共产党人这一称号。这只是为了迎合德国的警察制度而已。”“伦敦的晚报已经出卖给美国资本家了。”——恩格斯对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以及同他厮混的那一帮人非常反感。他很重视俄国革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上面我已经提到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哀叹自己的记忆越来越差，他说“现在我的记忆力只能靠理解力来弥补了”，还说，认识了新东西，旧东西就忘了。当时，我们略微提了一下俄国运动。我得到的印象是，当时他对格·瓦·普列汉诺夫这样一批人寄托了全部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