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恩格斯的谈话〔阿·沃登〕

和恩格斯的谈话^[1]

阿·沃登

1

　　我早就想到伦敦去住一段时期，直到1893年3月中，由于在洛桑教数学赚到足够的钱，这个愿望才实现了。我曾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研究英国哲学史，而英国博物馆是最适合做这一工作的地方。
　　我请求格·瓦·普列汉诺夫给我写几封介绍信（不仅是给伦敦的俄国人的），他答应为我写信给斯捷普尼亚克和伯恩施坦，而且还要写封信给恩格斯本人。
　　我感谢他的这种盛情，并请他告诉我，同恩格斯谈话最好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但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立刻严格地考我，问我是否熟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要我完善扼要地说明主观主义者-民粹派，又考问我是否熟悉《资本论》第二卷（那时他的助考人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也大声说应该让我休息一会儿）和蒲鲁东（不能利用《哲学的贫困》），最后又问我是否知道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杜宾根学派、施特劳斯，最后还外加考问关于黑格尔的全部学说……维拉·伊万诺夫娜也加入了这场“彻夜祈祷式”……第二天，格·瓦·普列汉诺夫交给我一封给恩格斯的信^[2]并祝我一路平安……
　　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我在英国博物馆里替他尽量多做些《神圣家族》的摘要。至于我到伦敦后应去哪些地方，他也给了我许多非常宝贵的指示。
　　我刚到伦敦就弄得身无分文；在我离开维多利亚车站到海德公园休息的时候，我的钱包被人偷了。我只好立刻去找《自由俄国》的办事处，我在那里遇到了瓦·切尔克佐夫，他热心地代我找到一个便宜的房间，甚至还替我借到一些钱。很快我就收到从巴黎，后来又从俄国汇来的借款。
　　当天我就把格·瓦·普列汉诺夫托我转给恩格斯的那封封口的信寄出去了，我还请恩格斯告诉我，如果他认为可以的话，什么时候去看他才不会打扰他的工作。我是用英文写的。恩格斯的回信和此后给我的信也都是用英文写的^[3]。
　　我在等候恩格斯的回信期间，曾去看过斯捷普尼亚克；他给了我一封去英国博物馆的介绍信。后来，我所以能够在伦敦住了4年（1896年至1900年），也是由于得到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介绍……
　　我在伦敦的三个月（从1893年4月到7月初）中，至少到恩格斯家里去过十次，他每次都要特意邀请，不是口头邀请就是写信邀请。

2

　　必须指出，我同恩格斯在一起从第一次拜访直到分别始终感到十分随便和自然，和别人在一起却很少这样。
　　路上我把要说的话都想好，寻思最恰当的句法结构；但这都是多余的。恩格斯谈锋甚健，在他面前我感到毫无拘束……
　　显然，我想最好还是听听恩格斯的讲话。但我有时也不得不说一些，不是说一两个词，而是一些完整的句子；我必须扼要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对于理论纲领的许多观点，但是，恩格斯不是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我“考试”，而是通过随便的说话，相信我对德国思想史的详情细节有兴趣，这才让我看马克思的手稿。
　　此外，恩格斯关心俄国问题，不仅对它的经济问题，而且对各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很感兴趣，例如俄国人读马克思的哪些著作，《资本论》读者的一般修养如何，他们读哪些空想主义者的作品。恩格斯对俄国各地以及首都的自由主义流派，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具体形式，对民粹主义的美文学，对俄国的文艺批评（他很重视这方面的卓越的代表人物），都很感兴趣。
　　恩格斯认为通过《资本论》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并不合适的，因为马克思的这本书是写给有一定修养的读者看的。恩格斯批评了《资本论》的通俗本。
　　恩格斯在给我的第一封非常亲切的信里说，他希望我最近随便哪天晚上到他那儿去。
　　我第一次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先让我看看他的一只大雄猫，然后向我问起普列汉诺夫、维拉·伊万诺夫娜、拉甫罗夫。他善意地讽刺了拉甫罗夫。他很重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也不亚于拉萨尔”）并且询问他的著作计划，认为他的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著作和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美文学的论文都写得很中肯。
　　然后恩格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必要的工作就是认真研究俄国的土地问题；如果有大量的材料加以阐明，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取得崭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论就土地占有形式和土地使用形式的历史来说，或者就运用和检验经济理论，特别是级差地租学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他谈到每天都在期待他所尊敬的俄国记者丹尼尔逊的著作，但是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他的书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恩格斯认为俄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最好由普列汉诺夫自己来研究，并且认为他应该认真地研究，而不是写一些论战性的文章。
　　当我正要转达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时，伯恩施坦来了，他邀请我立刻到他那儿去。我准备告辞，但被留下吃晚饭，这时恩格斯讲了3月前的那段时期和1848年革命时期的几件事情。
　　分别的时候，恩格斯建议我们在最近再谈一谈俄国的土地问题，他答应他完成了最紧急的任务——写完几封信，就请我到他家里去。
　　我们谈话主要是用德语。恩格斯思考问题是非常认真的，以下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每次谈话后他总要仔细核对他所引用的话，要是发现有不确切的地方，他常常很快就在给我的短信中加以更正。例如，恩格斯有一次说，特卡乔夫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巴枯宁派的思想，后来他急忙写信给我说，他在门德尔森那儿弄到了原著，相信他是把这个糊涂虫同那个糊涂虫搞混了；我记得他在用英文写的那封信里用了一个德文字Konfusionsrat［糊涂虫］……
　　第二次谈话时恩格斯直接问我，普列汉诺夫有没有让我带口信给他。我转告了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我还说，普列汉诺夫不得不自卫，他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由这些原理所得出的实践结论不受民粹派的歪曲。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抱怨，恩格斯微笑着引用了一句拉丁谚语：“Quis tulerit Gracchos de sedition querentes?”［“谁会去听格拉古弟兄对叛乱的抱怨呢？”］甚至还用俄语说：“谁得罪普列汉诺夫，得罪别人的不正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吗？”……
　　我急忙说，民意党人^[4]实际上是仇视普列汉诺夫的，因为他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5]，因为他看透了吉霍米罗夫。恩格斯说，他和许多同志都很喜欢巴黎代表大会上的这篇演说，但是他认为把吉霍米罗夫和民意党人，即使是和格·洛帕廷混为一谈，也是不应该的……
　　然后恩格斯说，他在等待我“照例”对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的那封信^[6]的意思提出问题，他说他不明白，这封信到底什么地方不清楚，因为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自己和恩格斯的主张，即西方社会民主党获得政权，同时俄国也进行政治革命和土地革命，这是很重要的。此外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raison d’ être［存在的理由］……

3

　　有一次，恩格斯要我扼要地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和民粹派在哲学上的意见分歧。在谈到“社会科学中的主观方法”时，他皱起眉头，并且要我不要再谈拉甫罗夫了……但是当我重复普列汉诺夫关于尼·伊·卡列也夫的著作的评论时，恩格斯引我到书橱前，把马克思从作者那里得到的那篇关于法国农民问题的学位论文拿给我看，并说马克思和他都认为这篇著作写得非常实事求是，建议我（也建议普列汉诺夫）注意这篇文章，尽管这位可敬的历史学家对一些原则问题，甚至方法论问题还不太清楚。我当时不得不承认恩格斯是正确的，我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恩格斯说他很想sachliche［客观地］读一读《新时代》^[7]上对主观主义者民粹派的反驳意见……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作品。当我表示对这些早期作品很感兴趣的时候，恩格斯起初很不好意思。他还提到马克思在大学生时代也写过诗，不过这些诗不见得能使人感到兴趣^[8]。然后他问，马克思的哪些方面和他的哪些早期作品引起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的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大的兴趣。难道有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摘录^[9]（在他看来这是“旧货”中内容最丰富的）还不够吗？
　　我把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尽快出版马克思全部哲学遗著和他俩合作的著作的理由，全都说了。恩格斯说，这一点他早已听某些德国人说过不止一次，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确对这堆“旧货”感到兴趣，但是他请我真诚地回答一个问题：对他（恩格斯）来说，究竟哪一件事更重要——是要他在一生的余年出版那些40年代的旧的政论文章的手稿，还是让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
　　我无言以对，恩格斯简单地向我讲了马克思这些手稿（《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
　　然后，恩格斯很感兴趣地问道：俄国人除了读叔本华这样的“时髦哲学家”的著作，还读哪些哲学家的著作？我一提到新康德主义者，他就问我读过黎尔的著作没有，对科亨和纳托尔普有什么意见。当我谈到黎尔嘲笑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时，他立即活跃起来，给我读了一篇关于自然哲学的十分精彩的讲稿，他说在黑格尔的笨拙晦涩和矫揉造作的表述中隐藏着丰富的内容。
　　我利用这个最好的机会提醒恩格斯，应该拯救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至少是最主要的一些著作，使它们不致湮没，因为一本《费尔巴哈论》究竟是太少了。恩格斯说，为了真正探究过去的这一段情况，就需要对黑格尔本人发生兴趣，但是今天任何人，说得更确切些，“不论考茨基，或是伯恩施坦”都对他不感兴趣。
　　然后恩格斯谈到自己和鲍威尔兄弟的关系，认为《对黑格尔的末日的宣告》^[10]一书根本不值得一提。
　　在后来的几天里，恩格斯请我一早到他家里去，他给我一个放大镜，要我一篇又一篇地读马克思的手稿：《圣麦克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详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有关布鲁诺·鲍威尔的几页，恩格斯不时地抽出来放在一边，他自己要用，因为他想再读一遍，打算在鲍威尔之后亲自写一篇对早期基督教历史根源的较详细的评论^[11]。他认为《神圣家族》里关于鲍威尔的材料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
　　后来恩格斯坦白地说，他本来以为他让我独自用放大镜读这些手稿，在他再走进来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在手稿旁边睡着了，如果我假装很感兴趣，那我一定会非常无聊而忍不住要溜之大吉。然而他发现我正在专心阅读那些经过仔细誊写的手稿，正在辨认马克思的笔迹（他的特里尔的拉丁语教员很欣赏这种笔迹）；于是他就帮助我做这项对我来说确是很困难的工作。起初我还因为占用这位热心的人的时间而感到抱歉，后来我却发现恩格斯常因回忆往事而十分兴奋……关于《神圣家族》，他做了一些口头上的说明，允许我将这些说明转告格·瓦·普列汉诺夫。他还准许我扼要地叙述《圣麦克斯》，但不要凭记忆直接引用原文。他给我几本《德国年鉴》^[12]和《德法年鉴》^[13]让我带回家去看。
　　我指出“自由人”和“批判的批判”的某些观点同俄国的主观主义者的思想有明显的相同之处，这时恩格斯说，这并不是由于俄国的知识分子无意识地重复了德国三月以前时期的思想，而主要是由于拉甫罗夫，甚至巴枯宁，直接承受了这些思想。

4

　　当我准备离开伦敦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向恩格斯告别，他在回信中亲切地邀请我再去看他一次。
　　那一次的谈话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恩格斯问我是否对希腊哲学史感兴趣，然后就答应给我讲讲马克思的第一篇哲学著作。他不看手稿，但非常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4]，不仅随口引证卢克莱修和西塞罗的著作，而且还引证许多希腊人（第欧根尼·拉尔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克雷门等）的文章。然后他要我注意，伊壁鸠鲁的关于因果联系的观点，通常被解释为他实际上不主张他的信徒们去“认识事物的原因”，其实在伊壁鸠鲁的观点里，虽然原始的表述是很幼稚和笨拙的，但仍可看出他号召从各个方面来研究因果联系，只要它们不同基本原理相抵触。恩格斯也弄不懂为什么人们还满足于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此人连康德观点中最主要的东西也讲不出来。
　　我问，马克思是否一度是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恩格斯回答说，根据这篇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的差别的学位论文，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在他创作的初期就已经精通黑格尔的辩证法了，不过他在研究过程中还没有迫切感到要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代替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就在那时，他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方面，而且就在黑格尔学说中最强有力的方面，即思维的历史方面，已经脱离黑格尔而完全独立自主了^[15]。黑格尔并没有改造伊壁鸠鲁体系的内在辩证法，而是轻蔑地批评了这个体系。马克思改造了伊壁鸠鲁体系的内在辩证法，但也没有把它理想化，他认为，和亚里士多德体系相比，它的内容是空洞贫乏的。
　　恩格斯详细地给我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拉萨尔在这方面迥然不同，因为前者立刻显示出脱离黑格尔而独立自主的精神，后者则尚未摆脱与黑格尔的师徒关系。
　　恩格斯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哲学是关于思维的学说。他说其余的一切说法都只有历史上的意义，早就成为陈词滥调了。恩格斯认为企图用黎尔的批判主义的术语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还提到马克思打算继续研究希腊哲学史，甚至后来还常同他谈论这件事，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对唯物主义体系有什么偏爱，他主要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研究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和康德的辩证法。
　　告别时恩格斯给了我一本尼-逊的《概论》^[16]，说他自己还没有时间好好地读这篇论文……
　　最后，恩格斯说他希望在俄国很快出现一批坚毅的领袖……
　　恩格斯托我向普列汉诺夫转达他的友善的劝告：普列汉诺夫应该主要从事科学著述，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述，这是值得他去做的，但不是写论战性的文章，而是研究一些实际问题……
　　临别时，恩格斯希望我在科学研究和创作方面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始终要拥有更多的论据，而不限于引用别人的……
　　在恩格斯那里，特别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时常遇见他的老朋友和到伦敦来看他的人。1893年5月1日的夜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和门德尔森从恩格斯家里出来时已经是黎明了。5月的这次饮宴特别令人愉快。大家唱着庄严的法国歌曲《马赛曲》。在伦敦，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们嘴里唱出来的这首国歌与当时在法国唱出来别有异音。当我无意中用德语唱起《马赛曲》时，恩格斯向我耳语：
　　“为什么你要唠叨拉萨尔的伪造品呢？”

^[1] 这篇回忆文章是作者应《马克思主义年鉴》之约撰写的。题目是《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作者回忆了1893年初同恩格斯的会见。

^[2] 格·瓦·普列汉诺夫没有告诉我他写给恩格斯的信的内容，直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发表这封信的前几天，我才读到这封信。——作者注

^[3] 可惜，1893年秋天我在巴黎时把恩格斯给我的这些信都烧掉了，因为当时有人告诉我警察局的暗探几分钟后就要来搜查。这次搜查大概是由于我收到《自由俄国》从伦敦寄来的一个大包裹，这个大包裹不仅引起海关，而且也引起法国当局的注意，尽管我认为寄来的这些出版物（主要是70年代的）只能当作古董，并没有现实的意义，搜查的暗探威胁我，由于在我这里查出了一本关于18世纪法国革命史的专题著作而要把我驱逐出境，并认为我戴蓝色眼镜应受到审判，因为这副眼镜使我的面貌带有“虚无主义的神情”我要求他们拿出禁止在法国研究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的法律根据，至于眼镜的颜色，我请暗探先生们同我一起到眼科医院去弄清楚我当时到底应该遵从谁的指示。——作者注

^[4]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

^[5] 普列汉诺夫在1889年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运动只有成为工人的革命运动才能获得胜利。”

^[6] 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40-146页。）

^[7]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是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

^[8] 我把恩格斯和我的谈话详细地告诉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向我说明了我所不理解的恩格斯不好意思的原因。普列汉诺夫说，恩格斯大概以为我指的是他的那些诗篇，因为某个德国人曾扬言一定要找出那些诗篇。——作者注

^[9] 指卡尔·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4-61页）。

^[10] 指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于1841年在莱比锡匿名出版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

^[11] 指弗·恩格斯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57-483页）。

^[12] 《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的名称在莱比锡出版，1841年7月至1843年1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名称出版。该杂志在1841年6月以前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普鲁士哈雷负责编辑，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在德累斯顿负责编辑。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

^[13] 《德法年鉴》（Deut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14] 指卡·马克思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102页）。

^[15] 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恩格斯谈到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时候，我应该把话题引向“更有意义的”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我表示我不能放弃享受听恩格斯叙述马克思第一篇哲学著作的乐趣……恩格斯还说，他希望我能了解一下，并告诉他，是否某些著作中有与马克思的见解多少相近的观点。——作者注

^[16] 尼·弗·丹尼尔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