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冶·朱利安·哈尼

　　大多数人拿起这份报纸，还是第一次看到上面这个名字。可是他却是无产阶级先驱战士中最早和最优秀的几个人之一，早在1848年以前，他就已经是一名先驱战士了。如果他今天还一直参与解放事业（因为他还活着），用他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新世界反对旧世界的斗争，全心全意地参加战斗，争取他所渴望的新时代，那末他即便不再冲锋陷阵，也一定是个统帅和像天神将军一样的战略家，因为他本人就曾经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战斗过。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我刚到伦敦不久的时候。关于宪章运动我虽然在1848年3月德国革命以前听说过很多，并读过许多有关文章。但是自从1848年4月10日的那次群众集会^[1]（或者说真正的高潮）失败之后，我奔忙于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以致于很少关心英国，而那时的英国看来也暂时失去了革命运动的势头。宪章派的代表人物我只知道奥康诺，可是他已经完全消沉。老一辈的领袖人物，如洛维特^[2]、弗罗斯特、斯蒂芬斯等人，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一天，马克思对我说：“今天晚上哈尼要在宪章派会员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们一定得去听听！”在这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哈尼这个名字。
　　这时候我打听到，哈尼是除了厄内斯特·琼斯之外，在当时年轻的宪章派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一个。当时琼斯由于1646年4月的一次演讲，还没有完全“坐满”两年的监狱。哈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把《共产党宜言》作为纲领，并且从1842年以后就和恩格斯有联系；他和马克思有联系是在1848年以后。
　　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和其他一些亲近的朋友们一谈论起他来，就没个完，说他有新闻记者的天赋、善辩的口才，还有他的热情而坚强的性格和明确的原则性。
　　集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英国的欧文主义者们^[3]建筑了这一类的大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在丹麦街，反正是离流亡者居住区很近的地方，要不就在流亡者居住区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英国人的集会。大会还没有开始，我们就进去了。这时候，一个衣着朴素、看上去有三十来岁、中等身材、面庞尖削的男子向我们走来，和马克思握手。当马克思把我的名字介绍给他并把“Mr.Harney〔哈尼先生〕！”介绍给我的时候，他也和我握握手。大厅里已坐满了人，因此没有闲聊的时间。我们约定在会后再见面。于是哈尼登上讲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他的讲演。他讲了政治形势，讲到把宪章运动剩下的队伍重新集合在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红色旗帜之下的必要性，说有必要在英国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位看上去沉静持重的人在我面前突然变了模样：眼睛好像散发着灼热的火光，双臂兴奋地挥动着，脸部的表情极其生动地反映出这位讲演者的思想感情，以致使他那些奋激的富有魅力的言辞显得无可辩驳。哈尼是一位了不起的演说家，而那时又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说得清楚明了，没有浮华的词藻，不作别出心裁的修辞，然而表达中肯，令人信服，并且形像生动。他特别具有地道的英国人所具有的辩论才能，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间更是令人感到亲切。
　　当今在德国，对英国人和一切英国的东西咒骂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咒骂英国人的德国民族，那末我们就能发现，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印象。我不想在这里给他们唱赞歌，我只是想说，像哈尼这样的男子只有在英国的土地上才能产生。理想主义与求实精神相结合，健全的理智与牺牲的勇气相结合，高尚的意志与坚定不移的决心相结合——这就是英国的典型……
　　他是一名战士。倘若今天宪章派能得以新生（这也正是他所梦想和热烈追求的），那末他一定会不顾八十岁的高齢立刻奔向革命的总部。但愿他直到今天对他毕生献身的事业仍然有着年轻人那种火一般的热情。
　　就是在那次集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哈尼，会后我们和他谈了一阵子。由于我当时英语还相当差，我在交谈时说得不多（一般说来，我当时还不习惯口头表达，但是我已经能完全听懂别人的谈话了）。当马克思半开玩笑地把我这个志愿兵介绍给他之后，他也开始不断地和我这个“志愿兵”攀谈。这时候我发现哈尼也十分了解欧洲大陆的形势和那“疯狂”年代的几次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的后果。
　　从那一个夜晚以后，我就常常见到哈尼。在我寄居伦敦期间，我和他交往甚密。
　　企图给宪章派灌注社会主义的血液而使其恢复青春的尝试失败了。哈尼在伦敦也无法生活下去，于是移居到泽西岛，在那里主办一家报纸。从此以后，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七十年代末，我从马克思那里得悉，哈尼在美国很有影响（马克思在去世前一直和哈尼有书信往来）。在这期间我还错过一次与哈尼见面的机会。一直到去年我到英国来作巡回讲演旅行，在艾威林的家里看到哈尼的照片时，我才得知他还活着，并且还在英国，住在离伦敦不远的利奇蒙特。当时我们打算在我回国以前去拜访他一次，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如愿，而我从此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62年，他在动身去美国之前到伦敦来看望我们；而我当时也正整装待发，准备回到德国去。

摘自《真正雅可布》（Der Wahre Jacob），斯图加特版，1897年2月16日，第276期（增刊），第2385-2386页。

^[1] 1848年4月3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再次向国会递交新的请愿书，并预定在4月10日组织群众前往国会示威，支持请愿。4月10日晨，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集合在肯星顿广场，准备向国会进发。这时，政府在伦敦全市实行武装戒严，决定以暴力手段对付工人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形势异常紧张。在此紧要关头，以奥康诺为首的宪章派领袖惊慌失措，他们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力劝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人解散回家。哈尼和琼斯也支持奥康诺的主张，群众斗志立刻瓦解。部分工人群众虽仍勇往直前，但在军警的弹压下也纷纷散去，4月10日的大示威终于半途而废。——中译者

^[2] 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1800-1877）出身木匠，英国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宪章运动的参加者。他是欧文的信徒，认为工人的解放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只需争取普选权，并以“公正、有力的舆论”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就能逐渐实现。1836年6月，他领导一部分工人和手工业者创立“伦敦工人协会”，宣布要以各种合法手段革除统治阶级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各种反动立法，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使社会一切阶级都获得平等的地位。1837年6月，该协会拟定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六点要求。1838年5月8日，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此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中译者

^[3] 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出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