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8．1954年至今：列斐伏尔、科莱蒂、阿尔都塞和杜纳耶夫斯卡娅
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要人物对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讨论不仅在法国和美国，而且在意大利都在继续进行，在德国也有较小规模的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法国再一次经历了最为广泛的讨论，不仅有列斐伏尔，而且有罗歇·加罗迪（Roger Garaudy）、路易斯·阿尔都塞，更简单地说，还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美国，杜纳耶夫斯卡娅出版了《黑格尔笔记》的第一个英译版，并且对它们作了大量的批判性分析。卢西奥·科莱蒂把《黑格尔笔记》介绍给了意大利读者，然而在西德的讨论就相对少些，只有伊林·费切尔的著作在这方面成了一个例外。尽管这些理论家们从各种不同的传统来讨论列宁《黑格尔笔记》的意义，但是在这同一时期，人们对于《黑格尔笔记》的兴趣绝没有赶上人们对于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兴趣。在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家中，只有杜纳耶夫斯卡娅真正把《黑格尔笔记》作为她的全部理论工作的中心，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广泛的著作。这些理论研究在1986—1987年对列宁对黑格尔的评价作了一个尖锐的批判性分析中达到了顶峰，刚好在杜纳耶夫斯卡娅逝世之前。
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列斐伏尔和加罗迪
梅洛-庞蒂在其《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1955）中，在简短的带有争论性的题为“真理报”（Pravda）这一节中讨论了列宁。出于公正，梅洛-庞蒂在这里把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加以对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随后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宪章”。在梅洛-庞蒂看来，这本书已经“重新确立了前黑格尔的认识论”[1]梅洛-庞蒂尖刻地评论说：“然而，人们并不明白一种前黑格尔的，甚至前康德的异端邪说，怎么能够引入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去”（61）。梅洛-庞蒂也提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他写道，“这种对黑格尔的思考几乎没有使《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那种简单的‘异端邪说’受到影响”（61），但他没有进一步展开这个观点。由于从未认真地研究过《黑格尔笔记》，于是他便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卢卡奇来反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已经成为官方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后来，他对卢卡奇随后改变了自己在1923年的立场转而捍卫他称之为哲学上的“列宁主义”而感到失望。
梅洛-庞蒂的这本书表示他不仅与法国共产主义决裂，而且与在很多政治问题上继续支持共产党的让-保罗·萨特决裂。法国共产党迅速对这本书作出回应，于1955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的主要的理论家们对这本书进行了粗暴的、无情的批判，撰写的批判性文章以极具倾向性的标题“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幸”（“Mesaventures de I' anti-Marxisme”）于1956年出版。这个时期法国共产党的首席哲学家罗歇·加罗迪，在主旨演讲中，不出所料地指责梅洛-庞蒂是“唯心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并且还指责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这次会议自始至终都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经典表述而加以捍卫；梅洛-庞蒂的概念则被公开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列斐伏尔较为简短的稿子冷嘲热讽地集中攻击梅洛-庞蒂只是一名象牙塔里的教授，并以泛泛地号召在座的广大青年“要成为革命者”（106）[3]而结束。卢卡奇寄来并在大会上宣读的简短稿子把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攻击为“错误的和过时的”（158）。他把梅洛-庞蒂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由列宁并从列宁才开始的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发展”（159）对立起来。虽然梅洛-庞蒂至少在他书中简要地提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是已经提到的这些众多的共产党哲学家却没有一个人提到它们，相反，他们最后全都总结说要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来捍卫。即使法国共产党的出版机构正好在1955年这同一年出版了“官方”版本的列宁《哲学笔记》，并且对梅洛-庞蒂的书所进行的攻击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回答后者对列宁的批判，情况也的确如此。因此，包括列斐伏尔在内的党的理论家们都含蓄地接受梅洛-庞蒂的主张，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代表列宁主义。根据苏联批准的列宁主义的官方版本，它确实被斯大林发展成了一个教条。
但是，像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这样严肃、独立的哲学家也有要认真研究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问题。虽然他们有时也愿意直接研究马克思，他们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周围，从而挑战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但是他们对用严肃的方式来对待列宁的著作，甚至是他的《黑格尔笔记》都明显不感兴趣。当遇到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的时候，他们通常把这一领域留给了官方“列宁主义者们”。
在同一个月中，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Cahiers du Communisme）给了加罗迪讨论刚刚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的任务，但绝不能把它与梅洛-庞蒂对它的批判联系起来。苏联授意的这个版本与居特曼和列斐伏尔1938年的版本不同，除了列宁论黑格尔的文本之外，它还包括列宁论其他哲学家的许多文本，而居特曼和列斐伏尔1938年的版本则局限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一位忠诚的党的理论家——埃米尔·博蒂盖尔利（Émile Bottigelli）为1955年的法文版写了前言。[4]加罗迪的冗长文章是对《哲学笔记》所作的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阐释。他把这本著作置于“实践任务向列宁提出的哲学问题”之中，尤其是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的写作以及建立一个正直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正确策略。[5]
加罗迪根本没有像列宁在笔记中那样认真地研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也没有引证列宁的话，就向读者宣称道，“列宁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的对立（133）。他也引用了列宁的表述，这个表述几乎是直接引用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关于实践理念的观念，即“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然后，无论是彻底忽视还是刻意回避黑格尔，尽管这种表述来源于黑格尔，加罗迪在对列宁主义关于“实践”的含义与黑格尔的“抽象认识”（140）进行比较的时候，把它扭曲为列宁对黑格尔的抨击。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对于同一段话，加罗迪的解读与卢卡奇和列斐伏尔的解读有分歧。在列宁《哲学笔记》的实际文本中，关于实践优越性的表述是在大段摘录黑格尔《逻辑学》后的一个旁注，在这段话中，黑格尔认为实践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SL818-819；CW38：212-213）。然而，加罗迪并没有指明黑格尔著作中直接就有实践概念，暗示只是列宁强调实践概念并对黑格尔展开批判。加罗迪的文章第二部分赞扬了毛泽东、斯大林、恩格斯和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对辩证法概念的贡献。
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唯一一次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讨论是列斐伏尔的《列宁的思想》（1957）。[6]这部著作中有80页论述列宁的哲学思想，但是这章在形式上既不同于列斐伏尔在其《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对列宁的讨论，也不同于列斐伏尔和居特曼1938年为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笔记》所写的导论。在《列宁的思想》一书中，对列宁与黑格尔关系的讨论更是悄无声息，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则作了较为冗长的论述。
论列宁和哲学这章只有不到一半的篇幅用于讨论《黑格尔笔记》。列斐伏尔写道：从总体上看，《哲学笔记》“这份材料的内容在很多地方都缺乏联系，人们的兴趣都集中在黑格尔的段落，尤其是《逻辑学》的段落。但是，把《逻辑学》的段落孤立起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他的段落为列宁论述《逻辑学》作了准备、注解或深化，它们本身就是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深刻而丰富的研究——即使是并不完整的一段”（162）。这可能是对他和居特曼的《黑格尔笔记》版本所作的一种含蓄的自我批判，这个版本只是出版了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本身，而不是像莫斯科的编者从1932年以来逐渐形成的版式：把许多根本不同的列宁论述哲学问题的各种笔记混在一起，以“哲学笔记”为题作为一卷发表，其中一些笔记早至1895年。
列斐伏尔把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讨论放在最后，然而他似乎把《黑格尔笔记》看作列宁哲学思想的顶峰，尽管他从未直接这样说过。列斐伏尔不断地提到马克思1858年的信，这表明他想要写一部篇幅不大的论述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著作，显然，这样一本著作从未写过，列斐伏尔认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给马克思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东西：这些笔记对马克思无暇以顾的方法论和逻辑学作了详细的阐述”（186）。
列斐伏尔认为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得出了三个一般的结论：①有必要把黑格尔的神秘主义与他认识理论的逻辑方面的内容区别开来。②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忽视了这一点。例如，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什么也没写。③尽管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是不存在的，但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尤其是他的绝对唯心主义，最终却非常接近于唯物主义。列斐伏尔在《列宁的思想》中自始至终都专注于列宁在笔记中对黑格尔本质概念的探讨：“我们已经知道，分析必须抛弃表象以抓住本质。科学认识本身就是对本质的把握。拒绝本质观念的人同时甚至也拒绝了规律的观念”（187）。在这段论述的一个脚注中，他补充说：“一些哲学家因此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本质主义’，以反对存在主义”（187）。列斐伏尔进一步声称，列宁（和黑格尔）批判了绝大多哲学家都没有把现象看作包含着“现实的无数奥秘”（188）。因此，对列斐伏尔来说，本质才是真正的现实。他举了下面这，个例子：“革命是社会历史的一种暴力现象，似乎没有规律”，然而“每一次革命都有其（辩证的）规律”（190）。
列斐伏尔重视本质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他重新回到早期与居特曼合著的著作的主题上来。这些著作包括他们的《被神秘化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ée）（1938）以及他们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书所作的导论（1938年；写于1935年）。他写道：“固定化、拜物教的外观成为一个神秘的、难以忍受的现实……资产阶级民主包装、掩饰和保护了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人们将其推至极限，如果人们只是接受其词句，那么矛盾就会出现并且必须在外观与现实之间予以解决。因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不仅仅是维持无产阶级组织（工会，政党，等等）合法性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它们也能成为向社会主义飞跃的一种原则和一个可能的途径”（195）。在理论层面上，这几段文字似乎与我早些时候所引用过的他所主张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有细微的差别。他在一个脚注中揭示道，“这段文字是伽利玛版的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前言，它写于1935年”（195）。
列斐伏尔论列宁和哲学这章的倒数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相对与绝对，无限与有限”。在这里他接受这个观点，即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尤其是对列宁主义来说，“一切都是相对的”（195）。历史的和社会的规律随着历史环境而变化。另外，列斐伏尔引用列宁的话，大意是我们自己的认识反映自然界，我们“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而是“只能永远地接近这一点”（197；也可参见CW38：182）。因此，对列宁（和黑格尔）来说，“人们可以说，绝对在其内心最深处发现了相对，相对正好是在绝对的怀抱里”（197）。
列斐伏尔这章的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反映论和概念论”。在这里他提出，黑格尔关注的是理念，而马克思和列宁则相反，他们关注的是自然：“对黑格尔来说，绝对的原则是理念。对马克思来说，甚至更清楚地说是对列宁来说，这种绝对的原则、具体的普遍性是自然（物质）”（201）。不过，列斐伏尔注意到，列宁并没有因黑格尔关注理念而不假思索地加以拒绝，并且“找不到足够强烈的词句来赞美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的术语中，他把理念称做自然”（201）。
的确，列宁并没有一味强调黑格尔对本质的讨论，而且列斐伏尔引述了列宁的话，大意是说，在黑格尔《逻辑学》和《小逻辑》两部著作的概念论中，论理念的部分都是对“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202；也可参见CW38：192）。论理念的部分并不在论本质这编中，而在《逻辑学》的第三编——“主观逻辑，或概念论”中。列斐伏尔这里引用列宁的笔记，大意是说关于绝对理念的这节“除了辩证法方法这个主题之外，几乎不包含别的内容，尤其是唯心主义的内容”（202；也可参见CW38：234）。相反，对包括卢卡奇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而言，绝对理念却是黑格尔著作中最为唯心主义和最为无用的部分。
然后，列斐伏尔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列宁对辩证法的一个定义：①必须从概念的关系与概念的发展去考察概念本身，②矛盾的规律，③分析与综合的统一。然而，列斐伏尔现在似乎抗拒如此简单的定义，注意到了“列宁并不满意这个定义，他用16个要素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203）。更为重要的是，当列斐伏尔在总结中写道，在列宁看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是相对的”（204）时候，他也极大地远离了一切粗陋形式的唯物主义。因此，列斐伏尔最后对于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非常接近于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描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
然而，正如早些时候所注意到的那样，论列宁和哲学这一章，对列宁早期的、更加狭隘的唯物主义著作，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进行了很多讨论，这部著作似乎同《黑格尔笔记》相矛盾或遭到驳斥。然而，列斐伏尔在这里没有作这样的区分。因此，列斐伏尔给读者留下了列宁论辩证法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个是1908年的列宁，坚持粗陋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把观念看作对“物质”的复制；一个是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中的列宁，接近要求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统一起来。显然，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共产党没有探讨这种二元性的空间。
不久之后，有着30年党龄的列斐伏尔被开除出党。他出版了一本800页的自传性质的论著《总结和其他》（La Somme et le reste）（1959）作为回应，这本著作中对党有许多尖锐的批判。他也进一步对列宁和黑格尔作了一些评论，第一次公开指出列宁在遇到黑格尔之后思想上的重要变化：“直到19141915年他才认真阅读或研究了黑格尔。并且，如果人们客观地加以思考，就会注意到《谈谈辩证法问题》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列宁的思想变得灵活、有生气……一句话变得辩证了。直到1914年，第二国际破产之后，列宁才真正懂得辩证法。”[7]列斐伏尔在一个脚注中补充道：“这里，我们明白了斯大林主义者对《哲学笔记》保持极度沉默的意思了，斯大林主义者长期以来赞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把《哲学笔记》撇在一边”（85）。自从列斐伏尔第一次研究《黑格尔笔记》，以来，为公开表达这个观点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列斐伏尔也强调了列宁《黑格尔笔记》的不完整性，认为“它们不是一个完整系统的阐述”（86）。在他的自传性著作中，列斐伏尔也从《黑格尔笔记》和他与居特曼为法文第一版所写的导论中引用了几段重要的话。他总结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论黑格尔《逻辑学》的笔记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他暗示性地补充说：“只有审慎地加以注解并且像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文本进行分析的那种精确方法才能”对列宁思想上的变化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498）。[8]列斐伏尔本人并没有从事这样的工作。相反，在1958年被开除出党后，他转向了其他领域，包括研究日常生活和详尽论述他自己的既不同于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观念。最终，他成为20世纪60年代激进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9]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影响
杜纳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一次用英语严肃地讨论了列宁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她也第一次出版《黑格尔笔记》的英译本。[10]杜纳耶夫斯卡娅翻译的简写本，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这本书的一个25页的附录发表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她试图为《黑格尔笔记》的英译本找到一位美国出版商，但结果却是无功而返。[11]由于篇幅的限制，附录中删除了列宁对黑格尔的大段摘录，仅仅能复制列宁的大部分评注以及引用黑格尔《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标准的英文版页码注释。另一篇附录包括杜纳耶夫斯卡娅翻译的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两篇重要短文：《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以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样，在英语世界中，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第一次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共同出现。这部著作也有马尔库塞所写的一篇带有赞赏性但又带有批判性的序言，马尔库塞写道，除了卢卡奇的著作和少数法国评论家的著作以外，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成为“一种公式化了的技术方法，或者是一种图式化了的世界观。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著作抛弃了这些歪曲以及类似的歪曲，并且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基础上即在人道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8）。马尔库塞还写道，他赞同这本著作第一部分“对马克思著作进行理论阐释的全部要点”（12），但同时他既不同意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和俄国革命的解释，也不同意她关于当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开始就讨论了黑格尔和法国大革命，还简要论述了黑格尔的绝对，运用黑格尔具有生命力的绝对否定这个概念来批判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她特别提到了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安德烈·日丹诺夫1947年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且对他试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40）这种新的辩证规律来代替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讨论。然后杜纳耶夫斯卡娅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把它与“人道主义和《资本论》中的辩证法”（103）联系起来。在这本著作的后半部分，她讨论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和俄国革命，并且在“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215）这一范畴下讨论了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她自始至终都在人道主义的、以主体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把这些反抗的新形式概念化。
研究列宁《黑格尔笔记》这一重要章节的标题是“第二国际的崩溃和列宁思想上的突破”。杜纳耶夫斯卡娅写到，一战前，列宁和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依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但是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其先前反战立场的“背叛”所震惊，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战争。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试图为他自己在理论上总结这次背叛的原因并重新调整他自己的思维，因为列宁曾接受过他们这么长时间的领导，所以对社会民主党的批判必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这种意识形态完全崩溃的客观原因是什么？……面对革命运动内部出现的反革命，迫使列宁去寻找一种能够重建自己理性的哲学。他开始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成为显著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他的《哲学笔记》显示出，他是如何彻底地重组他关于唯物主义或经济力量与人的主体力量之间关系的观念、关于科学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观念”（168）。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是他最重要的思想转折点。它把1914年之前的列宁与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像《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这样的重要理论著作的作者区分开来。
杜纳耶夫斯卡娅也写到，在列宁刚开始研究黑格尔的时候，他对自己运动这个范畴感兴趣，但也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表示了怀疑，发誓要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她认为，这一点在后来发生了变化，并且到了“黑格尔研究结束的时候”，他反而写道“聪明的唯心主义”（169）。在第二国际的全盛时期——这也适用于列宁——辩证法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词句，在其最基本的观念上，本质上是康德的而不是黑格尔的：“矛盾的概念是那种相互并存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对立的概念还没有超过康德的二元论——好像黑格尔从来没有用这种观念即任何一个事物本身都是一个矛盾，是一切运动的基础来摧毁康德的二元论似的”（170）。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黑格尔笔记》是对列宁早期著作的突破，“完全是重新运用哲学唯心主义的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在1908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曾经为这种庸俗唯物主义大开绿灯”（171）。列宁说不研究“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且推断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她把这段话解释为不仅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家普列汉诺夫的尖锐批判，而且也是一种自我批判：“他对自己也（像对待普列汉诺夫一样）同样是毫不宽容，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他也毫不留情”（171）。
她认为，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有助于他从理论，上重新总结其经济和政治理论。在1914年之前，列宁接受了像希法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在本质上以一种渐进的、进化的方式描述了资本的集中：“然而此时（1916年）列宁甚至都不再把垄断看作连续发展的一部分，而看作一种通过矛盾，通过向对立面转化的发展。竞争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垄断”（170；黑体为作者所加）。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产生于这种转化了的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此外，杜纳耶夫斯卡娅还写道：“正如竞争向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转化一样，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向自己的对立面工人贵族转化”（171）。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垄断、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的概念形成了一个辩证的整体，一个与他的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绝对有联系的概念化的整体。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所有这些使人们对列宁的民族解放概念有着新的认识，也使人们对他与其布尔什维克同伴布哈林就这个问题进行争吵有着新的认识。她写道，列宁1914年后的所有著作都“充满着辩证法”，包括列宁批判布哈林不懂得辩证法的“遗嘱”。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这就使人想起他们1916—1917年关于民族自决的争论，那时布哈林写到，民族解放的口号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是乌托邦的和有害的，因为强大的国家必然要吞并弱小的国家。因此，对布哈林来说，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才是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回答。
列宁尖锐地抨击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12]的正是布哈林的这种观点。但列宁反而为那时爆发的爱尔兰民族起义而欢呼。杜纳耶夫斯卡娅把这与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对立面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加强了资本主义，而且也造成了新的主体力量：“布哈林完全无视这个事实，即理论上的争论使革命的辩证法本身处于危险的境地……列宁正在寻求能够决定最终目标的新的起点。列宁从两个方面确立了这种起点：①民族国家的独立斗争；②工人阶级本身的分化”（175；黑体为作者所加）。对杜纳耶夫斯卡娅来说，布哈林的帝国主义概念缺乏一种列宁提出来的与他早些时候的黑格尔研究有联系的辩证法观点。杜纳耶夫斯卡娅写到，由于对民族问题置之不理，布哈林预见到的不是下一次革命浪潮，而是斯大林对苏联少数民族的沙文主义政策。
在题为“组织形式”的这一章中，杜纳耶夫斯卡娅研究了列宁从《怎么办？》到《国家与革命》中关于组织和自发性观点的变化。虽然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前一部著作进行了批判，但就像她对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样，并没有对之置之不理。但与此同时，她强烈地认为，列宁在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写作的这后一部著作更具代表性。她对《国家与革命》的讨论一开始就大段引用黑格尔《逻辑学》。她认为列宁在1914年之后，正是以这种“辩证的思考”（187）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关于巴黎公社的那些著作。另外，在1917年春天的事件的影响下，包括工人对苏维埃的重建在内，列宁得以得出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在理论，上详细加以阐述的直接民主的观念。她在那里写道，“列宁现在看到，在他那个时代的需要时粉碎官僚主义”（191）。
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她的讨论中完成了两件事：①她把《黑格尔笔记》作为列宁哲学思想上的一种突破概念化，明确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区别开来；②她从这种突破中得出列宁随后帝国主义的观念、民族解放的观念以及国家和革命的观念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撇开十年前约翰逊-福雷斯特派所做的大量的、没有公开出版的成果不说，还没有谁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内容进行如此广泛的讨论。以前的讨论，甚至是卢卡奇和列斐伏尔表示赞同的讨论，也趋向于脱离列宁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来孤立地考察《黑格尔笔记》。在那个时期英语世界中的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笔记，《黑格尔笔记》的部分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附录第一次出版，也有助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列宁的这种全新的分析之上。然而，出版社并不知名，并且麦卡锡主义者（the McCartyite）横行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对这本书进行评论者极少，也不是在重要的学术或知识杂志上加以评论的。[13]
这本书在英国受到了更为严肃的对待，英国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强调要以《黑格尔笔记》为中心来重新认识列宁。一个匿名的评论者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这样认为：“杜纳耶夫斯卡娅女士的书最新颖之处，同时也是最具有争议之处是她对列宁的研究。她把列宁《哲学笔记》一部分译文囊括进来……并把它描述成列宁思想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14]这位评论者写道，虽然“这个观点有一些论据”，但是，从鼓吹“训练有素的党组织”到近乎于“无政府主义”的变化，列宁思想中总是有许多不同的方面。不是像杜纳耶夫斯卡娅这样，把《国家与革命》中的激进民主的观念追溯到列宁的黑格尔研究，该评论者认为，在那里发现的“极端反政府的立场”不需要与《黑格尔笔记》联系起来，但能够单独归因于“列宁1914年所经历的震惊”，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并且“在逻辑上接受了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国家社会主义观念”。另外一份更加具有肯定性的评论是由埃里克·赫弗（Eric Heffer）所写，他是工党左翼的一名成员。赫弗写道，从这本书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社会主义者有必要“坐下来认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必要再一次研究黑格尔，正如当社会主义运动在1914年的危机中崩溃的时候列宁所做的那样”，以便克服被他视做在保守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所遭遇到的同样严重的危机。[15]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那时还是一名学生，他在另外一则评论中写道，该书描述了一个“重新评价列宁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能够从早期强调先锋队操纵到后来更加关注“自发性”中“发现列宁思想上的变化”，他进一步认为，“这个变化与我们称之为的列宁向黑格尔的转变相一致”。[16]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夕把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问题提上了英语世界中激进理论的议程。
以官方莫斯科版为基础的列宁《哲学笔记》英文版在1961年终于问世，与所有这样的官方版本一样，这个版本把《黑格尔笔记》和许多附加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在英印混血儿共产主义者克莱门斯·杜特（Clemens Dutt）翻译的版本中，《哲学笔记》不是作为一部单独的著作出版的，如同德语和法语的版本一样，而是作为45卷本的《列宁全集》的第38卷，也没有怎么改变该著作在英语世界中相对来说仍然不为人知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美国共产主义哲学家霍华德·塞尔萨姆（Howard Selsam）在几个方面对笔记作了评论。在1963年为《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塞尔萨姆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描述为受到了“洛克感觉主义”（Lockean senationalism）[17]的感染，从而暗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黑格尔笔记》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同。然而，塞尔萨姆也谨慎地与黑格尔保持着距离，认为列宁1914—1915年在“怀疑黑格尔掩饰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批判的唯物主义特征”（52）之后，也阅读了亚里士多德。他对列宁肯定黑格尔和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也作了一些总体评价。然而，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著作不同，他没有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与列宁后来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并且也没有在笔记和列宁的早期著作之间存在着某种突破的概念。
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杜纳耶夫斯卡娅继续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进行研究，作为她的《哲学与革命》（1973）的一部分，这本书对《黑格尔笔记》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她写了许多笔记和草稿，包括一些篇幅相当大的对《黑格尔笔记》进行系统研究的笔记和草稿。[18]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其他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极为罕见[19]，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情况有所改观，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过来的那一代左派知识分子开始热烈地讨论流派众多的黑格尔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意大利：对卢西奥·科莱蒂的批判
1958年意大利版的列宁《哲学笔记》由一家意大利最重要的、独立的左派出版社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Feltrinelli Editore）[20]出版。意大利第一版刊登了一篇内容丰富、长达150页的导言，题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这篇导言是由年轻的共产主义哲学家卢西奥·科莱蒂所写。科莱蒂的长篇导言十年后作为他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第一部分予以重印。[21]科莱蒂已经写了一篇关于贝内代托·克罗齐和黑格尔的学术论文，但据他本人所述，他通过研究列宁的著作，尤其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22]
不同于葛兰西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列宁论黑格尔的著作感兴趣，科莱蒂的著作，连同他的导师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的那些著作，代表一种用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黑格尔主义进行反攻。科莱蒂的列宁《哲学笔记》的导言直接对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的讨论不是很多，而是集中攻击一般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他批判左派提出的“对黑格尔的解释”，大体的意思是“黑格尔的哲学在原则（革命的）与结论（保守的）之间存在着一个（假定的）矛盾”。[23]当他研究马克思的时候，他把精力集中在1843年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而不是集中在更加重要的、富有争议的更加黑格尔化的1844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上。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把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聚焦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哲学上。
在他的导言中，甚至在题为“列宁与黑格尔”这简短的20页中，他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真正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相反，却专注于列宁早期论黑格尔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点更加接近科莱蒂自己的观点，更加倾向于批判和贬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讨论了青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1894）这本小册子中对黑格尔的排斥。科莱蒂写道，对黑格尔的这种批判表明，“对社会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思想关系必然意味着是对客观现实的逃避”，并且必须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这将会“使社会科学化”（155）。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就是一种“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终结和清除门话残余的唯物主义”（156）。科莱蒂认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根源于马克思的那些“我们称之为社会学的著作”（159），这些著作完全与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和神学化的历史决定论”（160）相对立。提到历史决定论可能是批判葛兰西。然而，科莱蒂没有完全拒绝青年马克思。例如，他指出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有异化的观念以及人和自然相统一的观念。
当科菜蒂提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部“比初看上去似乎要复杂得多的著作”（162）。他赞同德拉·沃尔佩的观点，即马克思的辩证法更多的是继承了伽利略而不是黑格尔。[24]科菜蒂在这部著作中写道，列宁主张——按照伽利略的正确观点来看——一种“实验的、辩证的方法”（163）。用这种方式直接把辩证法的方法与实验科学的方法联系起来，这正是一种恩格斯式的观念。科莱蒂写到，在列宁看来，自然科学家是天然的辩证论者。
然而，在这一点上科莱蒂也批判了列宁。虽然列宁向我们阐述了关于物质的理论，但是科莱蒂坚持认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缺乏“一种真正的、准确的关于科学规律的理论”（164）。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认为列宁过于轻视由经验批判主义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因此，“列宁不明白（或者没有彻底研究）理性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165）。然而，科莱蒂并没有倡导走向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是他所排斥的，并直接对葛兰西进行批判。科莱蒂写道，葛兰西对这种状况负有部分的责任，即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分解为”“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165）。
正是在这里，科莱蒂终于提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他发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同样在继续解构马克思主义：“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对《哲学笔记》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判断，至少是部分地证实了我们的判断”（165）。他对列宁声明要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感到“困惑不解”（166）。科莱蒂写到，黑格尔所有的重要范畴在本质上都是神学的，怎么可能对它们进行唯物主义的阅读？他认为，这个问题是由恩格斯引起的，恩格斯试图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简单地运用于物质世界。
在《黑格尔笔记》中与科莱蒂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列宁在那里用完全支持黑格尔对康德的所有批判和强烈地赞同黑格尔的流动性观念，来取代康德主义即“辩证法外在于时间和空间”（167）。这个批判似乎预示着科莱蒂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马克思而转向康德。在这里和在著作的其他地方，科莱蒂都避免回答人们经常提出的观点，即更加深刻地扎根于历史之中的是黑格尔的哲学而不是康德的哲学，正如人们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所看到的那样。[25]
科莱蒂简单地抓住了列宁在其论亚里士多德的笔记中似乎要捍卫亚里士多德而反对柏拉图唯心主义这个事实，但是他总结说，即使这样也没有解决由《黑格尔笔记》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不管怎样，绝对没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即《黑格尔笔记》对黑格尔的评价与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和我所引用的其他著作中对黑格尔的评价相去甚远……年后，对于处在生命最后关头的列宁来说，〔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已变得如此具有内在性和根本性，以致他敦促再度繁荣黑格尔研究，并成立了研究《逻辑学》的俱乐部……仍有必要对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加以分析”（169）。在这个意义上，科莱蒂的确面临着既要公开支持列宁的思想，而同时又要拒绝黑格尔的两难。他通过与《黑格尔笔记》保持距离来解决这个两难。另一方面，在意大利文第一版的导言中，他几乎没有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进行全面的分析。事实上，他的导言相对来说很少讨论那些笔记。甚至也没有提出这些笔记与列宁1914年之后的重要著作之间联系的可能性问题。
1968年，此时科莱蒂已经离开了意大利共产党，重新回到对列宁阅读黑格尔的批判上来。他在一篇抨击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的文章中就是如此，在这篇文章中他含蓄地把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与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阅读联系起来。[26]然而，科莱蒂这里的批判与他早些时候在1958年所作的批判一样都不是全面地否定列宁，因为在同一时期他也热情洋溢地称赞《国家与革命》，正如在第6章中所讨论的那样。[27]
1969年科莱蒂出版了长篇巨著《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Ilmarxismo e Hegel），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重印了他1958年为《黑格尔笔记》所写的导言。在这部著作的后半部分，科菜蒂再次对黑格尔作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批判，他把黑格尔与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联系起来。他分析了《黑格尔笔记》中的一段话，列宁在这段话中似乎欣然接受黑格尔的运动和自己运动观念（CW 38：141），这是《逻辑学》中题为“矛盾律”这部分讨论的内容。在这里他指责列宁忽视了该段话更后面一点的地方黑格尔提到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的证明”（SL442）。据科莱蒂的观点，黑格尔的整个讨论实际上并不是关于自己运动的，而是关于上帝的，他指责列宁对此的忽视：“正如人们所能看到的那样，列宁对这几页的‘阅读’基本上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试图’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黑格尔，而后者正好在这里……否定物质的。”[28]科莱蒂进一步写道，这样的一种阅读“意味着黑格尔无论在哪里谈论上帝都不会被关注”（25），他也声称列宁的阅读是跟随着恩格斯的。就其要点而言，科莱蒂这里的观点是相当粗陋的：既然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在某些方面根源于宗教的范畴，黑格尔因此就是一个宗教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这就忽视了黑格尔思想中历史的、哲学的和批判的维度，这个维度不仅是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点，也是马克思本人的关注点。
科菜蒂也批判了被他视为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错误解释，他把卢卡奇的立场与列宁的立场联系起来：“这与我们在列宁那里所发现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两者都公开赞扬黑格尔的‘物质的辩证法’，确信它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然而，他们抛弃了‘上帝、绝对、纯粹的理念，等等’，好像所有的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假象’……他们由此把已经产生的一种‘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矛盾归咎于黑格尔”（60-61）。在对黑格尔著作进行解释方面，除了先前提到一般问题以外，在这里科莱蒂的看法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看到的那样，列宁并没有完全抛弃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恰恰相反，他在快到笔记的结尾处写道，《逻辑学》绝对理念的这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并且“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CW38：234）。正是在《黑格尔笔记》的早期阶段，在他阅读绝对理念这一章之前，列宁写到他将小心地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上帝和绝对。科莱蒂没有提到，列宁在阅读的结尾处又在强调“黑格尔逻辑学的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并且“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CW38：234）。在这个意义上，科莱蒂理应把列宁的立场看作比卢卡奇的立场更糟，因为卢卡奇倾向于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神秘的和僧侣的东西而加以抛弃，科莱蒂也是如此。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对“唯心主义一唯物主义”的指责，同样可用来反对青年马克思，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写道，他自己的观点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29]在他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中，甚至在他对引起这个问题的整篇文章《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讨论中，科莱蒂都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30]
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其他段落中，科菜蒂再次称赞了他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更加经验和科学的立场。他也断言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比在《黑格尔笔记》中更少批判康德。科莱蒂认为，在前一部著作中，列宁暗示在康德和唯物主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而列宁在后一部著作中则改变了这种观点：“正是这个观点在《笔记》中被完全抛弃了，在这里，列宁总是或几乎总是赞同黑格尔而反对康德”（84）。在他对列宁最严厉的批判中，他写道：“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列宁非批判性地坚持和接受了黑格尔对智力和无矛盾原则的破坏，以便使得他能够系统阐述柏格森（Bergson）唯灵论的非理性主义……实际上，这里所阐明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最具有代表性的话题的拼凑，并虚幻地想象为是一种新的、更高形式的唯物主义”（163）。在这段中，科莱蒂也把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的立场与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主题联系起来，齐美尔认为“‘生命’是不可理解的，它不是思维所能理解的，因为生命是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因而它是总体，而思维，或至少理性范畴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概念，因而不能‘认识宇宙生命的纯粹本质’”（163）。在这个意义上，科莱蒂继续并深化了他1958年对《黑格尔笔记》的批判。
与我稍后即将要讨论的阿尔都塞的立场不同，科莱蒂的立场至少具有一致性的优点。他从不讳言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批判，把笔记看作脱离了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因此他含蓄地表明了我在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列宁的思想在1914年后有一个突破。最大的问题是，科莱蒂所持的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由于在本质上是非批判性的和非辩证的，因而不仅与列宁的黑格尔主义相对立。而且与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观念相对立。在批判阿尔都塞对于《黑格尔笔记》的理解时，我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然而，阿尔都塞的立场在许多方面与科莱蒂相类似。
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莱蒂承认他的科学形式的唯物主义不仅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而且甚至与马克思成熟的著作中的黑格尔基础不相容，从而走上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他放弃了他早期在政治问题上极“左”的立场，这个立场使得他在20世纪60年代赞扬《国家与革命》中的革命民主的观念，把它与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对立起来。[31]
战后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伊林·费切尔
鉴于20世纪60年代西德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积极分子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兴趣，人们可能会希望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会在德国得到广泛的讨论。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年长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中年青的新左派理论家都倾向于撇开或忽视列宁的著作，包括那些论黑格尔的著作。学生运动重新点燃了人们讨论20世纪20年代以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的兴趣，这些重要著作包括阿多诺、霍克海默、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马尔库塞、列斐伏尔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即使在这之后，情况也仍然如此。然而，在很长一段期间内，只在东德出版了列宁《哲学笔记》的德文版，并在封面上印有斯大林的肖像，这可能不利于引起西德独立的左派分子对这本著作的兴趣。[32]
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都没有研究过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他们最著名的学生尤里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没有研究过。他们的另一位学生奥斯卡·内格特的确编辑过一本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著作的文集，他被人们认为比哈贝马斯更“左”一些，并且在学生运动中也有一些影响，但是内格特的文集并没有来自或关于《黑格尔笔记》的文章，相反，却专注于德波林主义者（the Deborinists）与机械论者（the mechanists）之间的争论，[33]该文选是由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理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祖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于1969年出版的。内格特给他的长篇导言加了一个颇具倾向性的标题“作为一种合法化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论斯大林主义哲学的起源”。这个导言甚至没有提及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著作或者是关于它们的争论。在这一时期，另一位第二代批判理论家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为普列汉诺夫新版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Lenin as Philosopher）写了一个导言，这一新版包括科尔施1938年对《黑格尔笔记》的尖锐抨击。[34]
就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置之不理的这种倾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伊林·费切尔的著作是个例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他写了大量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述并且先后在图宾根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费切尔写了一篇关于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人道主义概念的博士论文，从而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引发对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讨论。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tismusstudien）杂志的一位编辑，这本杂志是1933年以来独立的德国知识分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本杂志。他经常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发表文章反对苏联和东德对马克思著作的歪曲。1960年，费切尔发表了一篇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更接近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观点而不是列宁著作中的观点，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作了认真的研究。[35]
在探讨笔记之前，费切尔在总体上对列宁的著作作了几点批判。他写道，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甚至也包括恩格斯和列宁最好的著作在内——的主要错误在于，把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为“全部的哲学和政治问题的科学的万能钥匙，它——像现代自然科学——能够为确实可靠的实践结果提供基础，并且成为少数能干的‘专家’所掌握的可靠工具’”（42）。在费切尔看来，这会导致其他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写道，列宁先锋队政党的概念“对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种非辩证的说明”（42）。其次，列宁“对这种关系作了唯心主义的说明，并把党（理论）提升为最为重要的和包罗万象的因素”（43）。第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反映论以及他“对‘唯物主义’的片面强调”导致了“一个非辩证的认识论”（43）。费切尔也尖锐地批判了诸如考茨基和希法亭这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机械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个问题源于恩格斯“以一种相当混乱的方式调和了”（63）黑格尔的概念和实证主义的概念。这种调和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在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的成分很快就彻底消失了”（63），这种倾向被斯大林主义所接受并且更进一步被庸俗化。
然而，关于列宁，费切尔写道：“与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相比起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69）。他引证了列宁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著名的要义。在费切尔看来，列宁对黑格尔比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黑格尔更感兴趣，这首先是因为他的革命的观点。他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希望跟随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工具”用于“坚持和捍卫唯物主义”（70）。在费切尔看来，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的研究是在认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
列宁在竭力“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他经常惊讶地指出黑格尔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与此同时，列宁对黑格尔思想的彻底的统一性和广泛性印象深刻，或许他在那里暗自发现了全面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哲学的一种模式……因此，列宁并没有把逻辑学仅仅理解为一种主观的思维规律的学说，相反。他把它视为隐藏在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的〔理性的〕事物背后的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即客观物质世界中运动和规律的法则以及主观的意识形式的法则。（72-73）
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已经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富有意义的方面。
也有一些重大缺陷。一个问题是列宁仍然囿于在本质上是非辩证的党的领导观念。而“青年马克思简单地想要把思想的火花（哲学）送给无产阶级”（73），有助于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地位并进行革命的实践，列宁则想要指导群众的领导权。另外一个问题是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粗陋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是前康德的认识论，并且甚至缺乏那种哲学的“批判性立场”（75）。费切尔通过把列宁早期关于先锋队政党和粗陋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与他1914年后的著作结合起来而认识到这两点。他没有讨论《黑格尔笔记》中那些众所周知的论断如“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CW38：212），这种论断似乎远远超越了任何粗陋的反映论。因此，费切尔并没有真正提出1914—1915年列宁在思想上的一种可能的突破，而列斐伏尔、杜纳耶夫斯卡娅以及科莱蒂则已经提出了，尽管他们提出的方式极其不同。[36]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国：阿尔都塞、加罗迪及其他人
1960年后，在法国另外一个参与讨论的重要小组是加罗迪、路易斯·阿尔都塞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加入这场争论的其他一些人。阿尔都塞在身患精神病十年之后于1990年去世，虽然他生前一直都保留着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但是一些追随他的年轻人在20世纪60年代加入了毛主义派（Maoist groups）。在英语世界中，人们更为熟知的是他提出的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的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概念以及他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念，阿尔都塞也经常评论列宁的著作。由于阿尔都塞对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讨论最为严肃，也是对这种研究的主流观点的全面反驳，因此，我会深入批判他的观点，我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也是对本书尤其是第一部分所阐发的核心观点的一种辩护。
与列斐伏尔不同，阿尔都塞试图把列宁和黑格尔分离开来。他渴望人们把他当作研究列宁的权威，同时也是研究马克思的权威，这一点可以在他第三本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列宁和哲学》（1969）的标题上看出来。当对这部著作作了一些扩展于两年后以英文出版的时候，即使是在这部扩展版本中，九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专门讨论列宁，他仍然保留着这个标题。事实上，这部著作另外两篇文章引起的讨论比他专门论述列宁的文章所引起的讨论要多得多，这两篇文章一篇是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篇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第一部著作《保卫马克思》（For Marx）（1965）中，阿尔都塞不仅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对黑格尔的著作表现出一种充满敌意的反感：“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本质要求首先要考虑到严谨，即马克思主义概念内涵的严格性……一劳永逸地把它们与其怪影区别开来……在当代，一个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更加特别重要的怪影就是黑格尔的阴影。要驱除黑格尔的这种怪影，我们需要更多一些马克思的光芒。”[37]像这样一个要“驱除”黑格尔“阴影”的观念表明，在这一时期阿尔都塞是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激烈反对黑格尔的人。
考虑到他认为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威胁，那么对于列宁和黑格尔的关系阿尔都塞作了极其不同寻常的解读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他对列宁和黑格尔的看法几乎完全淡化列宁得益于黑格尔，即使是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中。因此，与科莱蒂的著作一样，阿尔都塞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代表着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被清晰地加以阐明的更加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击。他从三个方面发起了反击：①反对青年马克思，②反对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以及③反对列宁得益于黑格尔。我们在这里最为关注的是第三个方面。
在一篇后来被收进《保卫马克思》书中、题为“论唯物主义辩证法”（1963）的文章中，阿尔都塞讨论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暗示列宁批判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太黑格尔化。他写道：“列宁自己批判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外在地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科学中的‘例子’”（170）。在这一句的脚注中，阿尔都塞把引自列宁《黑格尔笔记》的两段话联结起来。阿尔都塞引自列宁的第一段是：“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现成地搬用。要挑选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观念的神秘主义：这还要做大量的工作”（170；也可参见CW38：266）。他引用的第二段是：“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对立面的同一’，阿尔都塞注）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170；也可参见CW38：359）。阿尔都塞进一步写道：“对概念的外在应用从来不与理论上的实践画等号”（170）。因此，他向我们表明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是说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的错误在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僵化地应用于现象。
不幸的是，就阿尔都塞的观点来说，更严密地考察讨论中的文本，就会发现阿尔都塞引用列宁的话完全是断章取义。对列宁的第一段引用，大体的意思是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这根本不是针对恩格斯或普列汉诺夫的，而是引自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笔记，是批判黑格尔关于古希腊哲学的观点。
第二，前面所引用的批判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是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中说的，这段话几乎不是批判他们过于信赖黑格尔，相反，列宁责备他们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请允许我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全文引用这段被讨论的内容：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认识论”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CW38：359）
这一段有点混乱，尤其是因为有很多插入语（而且有时还没说完），但第段（阿尔都塞没有引用）一开始就把矛盾的概念作为“辩证法的实质”。列宁提到了几位哲学家，但是既然被讨论的只是黑格尔，人们应当注意到列宁写道，“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把矛盾视为辩证法的实质。从全文来看，这里并不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而是对他的辩证法概念的赞赏。在第二段中批判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然而，在这段话中，这里是对黑格尔的批判吗？这里不仅不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且整段读起来似乎更是对黑格尔论辩证法的赞赏，并且批判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的理解没有达到黑格尔所理解的程度，尤其是关于至关重要的矛盾的观念。
列宁《黑格尔笔记》中另外一段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可以证实这种解释，这一段也是在他对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的讨论中。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1000页……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没有说什么！！”（CW38：277）。列宁根本不是批判普列汉诺夫过于直接地应用黑格尔，而是批判他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黑格尔。因此，这再一次表明，阿尔都塞对列宁文本的解读的确是有很大问题的。
阿尔都塞不像列斐伏尔这些人对马克思1858年没有完成阐述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而感到遗憾，他写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解决了他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并且“从来没有花时间”来写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因为“他的理论发展并没有这种必要”（174）。为了支持这个观点，阿尔都塞再次引用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Logic）（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175；也可参见CW38：319）。这种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列宁写下这段评论，意思是说应当努力弥补这项空白，广泛地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他写道：“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CW38：180）马克思的《资本论》。然而，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阿尔都塞在《列宁和哲学》中设法把这段话甚至解读为是对黑格尔的否定。
阿尔都塞并非对矛盾范畴不感兴趣，相反他专注于矛盾这个范畴，他写道：“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事物的矛盾概念”（217）。然而，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他没有提到大家公认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列宁得益于黑格尔。为了反对他所理解的黑格尔的抽象，阿尔都塞提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具体”（206）。事实上，阿尔都塞的整个矛盾概念似乎从毛泽东的《矛盾论》（1937）这篇文章中获益最多。尽管先前少量引用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中不太重要的文本，但是在整部《保卫马克思》这本著作中，阿尔都塞从来没有讨论过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引用过列宁《黑格尔笔记》中的重要文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罗歇·加罗迪是法国共产党的首席哲学家和《列宁全集》法文版的编辑。特别是在列斐伏尔被开除出党之后，加罗迪在许多方面是阿尔都塞在党内的理论竞争对手。此时，加罗迪已经离开了他早期粗陋的唯物主义而走向一个更加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唯物主义。在1968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列宁》，这本小册子对《黑格尔笔记》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并且它至少已经部分地回答了阿尔都塞，尽管它并没有提到阿尔都塞。加罗迪在《列宁》中写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列宁在1915年满怀热情地加以研究”[38]的文本，并用同样的方式研究了马克思本人早期对黑格尔的关注。在1955年党内对梅洛-庞蒂展开批判时期，加罗迪宣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具有创新性，而现在他则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他写道，1914年之前，对于“辩证法的解释”，列宁“坚持考茨基的观念”（39）。加罗迪也写道，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一样，“在斯大林时代，已经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与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解释不相一致”（40）。
关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创新性，加罗迪主要提出了两点。①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其粗陋的反映论不同，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深刻理解，使列宁能够把黑格尔对直接性的批判融入唯物主义中去”（40）。他也指出了列宁尖锐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以一种“庸俗的”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式对康德进行的批判，因为，在列宁看来，普列汉诺夫从未认真地研究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②加罗迪写道，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导致列宁”以青年马克思的精神“重新评价了唯心主义”（43-44），这里也暗示列宁和马克思更加接近黑格尔，而不是费尔巴哈。他引用了列宁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系的论述：“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45；也可参见CW38：276）。对加罗迪来说，“列宁已经深刻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观念”（49）。加罗迪继续把列宁在他研究黑格尔期间所提出的辩证法的新观念和他的《帝国主义论》（1916）联系起来，他写道，在这里，“辩证法的方法被列宁应用于经济分析”（50）。和杜纳耶夫斯卡娅一样，他把列宁1914年之后的辩证法新观念视为列宁与布哈林争论民族自决问题的根源。不幸的是，加罗迪只是极其简要地阐发了这些观点，没有怎么详细分析列宁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黑格尔笔记》。
在同样喧嚣的1968年，阿尔都塞作为重要的演讲嘉宾也出现在久负盛名的法国哲学年会（Société Francaise de Philosophie）一年一次的学术讨论会上，他在那里宣读了一篇题为“列宁和哲学”的文章，第二年作为一本书出版。
[39]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都塞再一次讨论了较早前讨论过的一些主题，但是他聚焦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不是他的《黑格尔笔记》。然而，阿尔都塞的文章几乎没有重复加罗迪及党的其他理论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对列宁的刻板讨论。这篇文章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与哲学这个概念断裂的激进观念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一种详尽诠释的基础之上。
[40]
阿尔都塞一开始就描述说，法国的理论哲学（academic philosophy）多年来不仅不愿研究列宁，而且不愿研究用德语写作的那些重要思想家，如马克思、弗洛伊德、黑格尔，甚至康德。他也提到，在法国国内，“极少数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德和迪尔凯姆坚决反对”理论哲学（28）。在阿尔都塞看来，理论哲学之所以敌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①“它不能容忍哲学应当从政治中汲取一些内容”的观念，并且②“它不能容忍哲学也可以是理论的对象，如是客观认识的对象”（32）。此外，“哲学必须承认它只不过是政治利益的表现”，并且“列宁碰巧第一个这么说”（33）。这是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粗陋的、教条的观念即列宁的哲学党性观念所作的一种毫无疑虑的、文雅的表述，这个观念也是阿尔都塞在这篇文章最后所回到的一个观念。
如同他在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样，阿尔都塞采用了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识论的断裂”的概念，在对马克思非常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所作一种反哲学的解读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40）。第十一条提纲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基于他对这条提纲的看法，阿尔都塞根本反对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包括卢卡奇和葛兰西努力创造的“一种哲学，一种后黑格尔的‘实践哲学’”（44）。他从这里开始走向了他称之为列宁的“真正的哲学主题”（47）：①哲学“不是一种科学”（48）；②但是，“哲学与科学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51）；③哲学被列宁（正确地说是在阿尔都塞看来）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这“等于从本质上说哲学没有历史”（54-55）。这样，尽管有深刻的理论论述，但我们还是又回到了恩格斯式的陈旧教条，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节点。
如果阿尔都塞因此对任何一点唯心主义都加以反对的话，那么，他也会同样尖锐地批判经验主义，正如他再三地从《怎么办？》中引用列宁的申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52）。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阿尔都塞发现他自己“反经验主义和反哲学”（51）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这种观点要面临列宁《黑格尔笔记》质疑的问题，《黑格尔笔记》是关注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对列宁哲学上的实践所作的奇特解读中，阿尔都塞把列宁的主要贡献看作试图“防止唯心主义哲学攻击科学的实践，防止意识形态攻击科学”（61）。最后，我们再次谈到哲学的党性问题——对阿尔都塞来说，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政治斗争中的“所有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念（64）。他再一次拒绝了任何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哲学的观念：“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是科学”（67-68）。通过参加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一种（新的）实践的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的实践”（68）。
关于列宁和哲学的这篇长篇论文的显著的缺点是，它几乎没有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并且也没有对它进行认真的探讨。当这篇论文第一次在法国哲学学会宣读的时候，伊波利特正好也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也是伊波利特当年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关于列宁，我认为，紧接着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之后就是《哲学笔记》。首先，我熟悉《哲学笔记》，并且在我看来，似乎列宁对黑格尔表现出来极度的钦佩，他摘录黑格尔的那种令人惊讶的方式与他阅读阿贝尔的方式同样令人惊奇，在阅读阿贝尔时他在页边的空白处（写道）：“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走开。”至于黑格尔，他在页边的空白处说得很深刻：关于本质论，他评论说，黑格尔在偶然和必然之间能从容应对〔va bien〕，因为在深流和外观之间，外观对解释事物是非常重要的。[42]
阿尔都塞对于这种挑战没有直接作出回应。只是回到了哲学上的党性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种陈词滥调上来。列宁的核心贡献“根本不是在于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也不是在于《哲学笔记》……而是在于他研究马克思的文本之中，在于他的经济分析的著作之中，尤其是在于他的政治著作之中”[43]在这个关键时刻，阿尔都塞似乎试图完全回避列宁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即人们认为正是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写到，如果不首先钻研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要的经济著作《资本论》。
可能是为了回答伊波利特的批判，阿尔都塞在1969年写了一篇题为“黑格尔之前的列宁”[44]的短文，这篇重要短文首先是1968年提交给法国哲学学会的一篇简短的论文提纲。在这篇短文中，他显然努力为自己辩护以反对他使列宁“阿尔都塞化”的指控，他非常谦虚地说：“所有这些思想或明确或含蓄地都能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找到。我所做的只是使它们更加清晰化”（108）。
既然他此时在谈论列宁和黑格尔，所以他不能像他在1968年的演讲中所做的那样，完全回避列宁-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可以用历史悠久的斯大林主义编辑们的方式来贬低列宁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性，斯大林主义的编辑们制造了一个名为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大杂烩，把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同的有关哲学问题的文本合并起来，以大量的不相干的材料来掩盖《黑格尔笔记》。阿尔都塞一开始就强调，在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费尔巴哈的简短的笔记（12页）写于“列宁阅读黑格尔之前”。这是把列宁和黑格尔分离开来的第一步，他写道：“因此，列宁阅读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108）。然后，他完全跳回到1894年，他断言，当列宁在24岁时，就断然拒绝黑格尔“空洞的辩证公式”（110；也可参见CW1：164）。事实，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引自列宁而是引自他在1894年的对手米海洛夫斯基。[45]阿尔都塞强调，“理解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方式，首先是阅读和理解《资本论》”，并声称早在1894年列宁就已“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了它”（110）。
现在，阿尔都塞开始要讨论他试图分离列宁和黑格尔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即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联系的著名论述。阿尔都塞引用了这一论述：“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10；也可参见CW38：180）。为了有效“解构”列宁文本，阿尔都塞提出了四点主张，力图用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这段论述。
1.阿尔都塞写到，从字面上来理解列宁的这断论述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列宁在1914年之前还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他认为这种观点不值得讨论。正如较早前所表明的那样，其他几位评论家恰好重视这段论述并认为1914年之后列宁的思想出现了一种断裂，阿尔都塞对此极力加以否认，正如他极力主张马克思的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存在着一种断裂一样。
2.他紧紧抓住“《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这句话不放，并且说，列宁的意思是说，要用黑格尔的《逻辑学》来理解《资本论》的第一章，“因为不仅在术语方面，而且在阐述的顺序方面，《资本论》第一章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111）。这样，他试图把列宁的论述局限于第一章，同时认为第一章相对来说不重要而不予理睬。这又再次公然不顾其他评论家包括《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卢卡奇，甚至是1872—1875年法文版《资本论》的前言中的马克思。马克思写道：“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方法……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46]因此，不同于阿尔都塞，马克思似乎非常重视第一章，尤其针对法国读者来说。
3.阿尔都塞最大胆的一步是企图颠倒列宁的论述，认为这样理解更有意义：“列宁没有必要为了理解黑格尔而去阅读他，因为他已经理解了马克思。考虑到这一点，我冒昧地提出我自已的一个绝对的要义：‘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112）。就其反黑格尔主义及其致力于严肃的理论研究来说，这则要义的确是阿尔都塞式的，但是，它没有回答在一战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之中时列宁为什么还如此坚持不懈地研究黑格尔。
4.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笔记》实际上毕竟只是笔记，很多部分仅仅是“慨括刚刚阅读的内容”而不是“评价刚刚阅读的内容”（113）的笔记。然而，这个主张远不足以解释列宁《黑格尔笔记》中众多黑格尔主义的论述，这些表述似乎不是概括而是分析和评价，包括要完全理解《资本论》必须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段论述。
阿尔都塞现在想要向我们表明，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黑格尔的含义是什么（115）。它意味着不只是单纯地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用“物质取代理念”（113），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114），它要求最大限度地拒绝黑格尔，汲取“一些适当的成果”（113）。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大意是“然而，这些东西中（黑格尔的思想，或它的部分）十分之九都是些外壳、皮屑”（113；也可参见CW38：154）。虽然，列宁的确在他的《黑格尔笔记》中偶尔作出了这样的论述，但是列宁从黑格尔那里做了大量摘录，以至于在摘录了“皮屑”之后还剩下很多东西。另外，应该注意到，列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只不过大约才看到黑格尔整个文本的一半而已，随着对《逻辑学》研究的深入，他对黑格尔的评价越来越高。
阿尔都塞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题为“列宁感兴趣的是什么？”，涉及两个问题。①阿尔都塞的确承认列宁在阅读《逻辑学》的时候部分地接受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但是他仍然认为列宁在1914—1915年的观点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观点之间没有重大区别：“列宁是从科学的观点、科学的客观性及其相关的对象的物质存在性的观点出发，运用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来批判康德”（119）。这就是列宁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中所获得的全部内容吗？许多人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当列宁进入《逻辑学》最后一部分“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的时候，在那里他在尖锐地批判康德的同时似乎也接受黑格尔的主体性概念。
②最为重要的是，阿尔都塞毫不畏缩地承认“列宁对绝对理念这一章充满兴趣，也把它看作最唯物主义的一章”（120）。阿尔都塞如何才能把他自己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唯心主义与列宁在《逻辑学》最后一章中对黑格尔绝对的理性主义的迷恋调和起来呢？这个观点又是相当的复杂：阿尔都塞写道，与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人道主义不同，“在论绝对理念这章中能够发现一个无主体的过程”（121）。这是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只不过是绝对的方法……绝对仅仅是过程的观念”（121）。反人道主义的阿尔都塞在这里所感兴趣的当然是这种“在现实和科学认识中都是一种无主体的过程”（123）的观念。他总结说，如果此时再加上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124），那么就能够从黑格尔绝对理念中“获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观念”（123）。
然而，这样一种观点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在绝对理念这章的第一段中，黑格尔关注“自由的、主观的概念，它是自为的，并且因此具有人格”（SL824）。这个概念充满着主体性，是整个这一章的核心。[47]第二，阿尔都塞发现了一个客体，根据最后一章论绝对理念，这个客体消除了全部主体，因而《逻辑学》是以无主体的过程而告终。我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更可取的。马克思用一种与阿尔都塞完全相反的方式描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特征，把已经吸收了客体性的主体性作为核心概念：“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48]当然，对阿尔都塞来说，马克思的这类著作是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定位应用到他自己的科学观点上或许更加贴切：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前黑格尔主义的。
总之，值得肯定的是，阿尔都塞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概念和马克思辩证法概念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观念作了最具创造性和最复杂的批判。尽管他是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影响而著称，以在马克思思想中相应地提出了认识论断裂的观念而著称，但是，他对列宁的研究也是其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他在这里甚至顽固地否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表达出来的粗陋唯物主义时期和《黑格尔笔记》时期列宁在思想上有任何断裂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批判缺乏科莱蒂较早前探讨的那种探索性及其开诚布公的个性。科莱蒂承认列宁思想上有一种断裂，但却对列宁1914年后转向黑格尔表示强烈反对。阿尔都塞一段时期以来，试图把争论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粗陋性与《黑格尔笔记》的深刻性之间的对立转移到列宁——就此而言，也包括马克思——是否完全与哲学决裂。但这恰好是争论他们与黑格尔完全决裂的另外一种方式。如果马克思已经与黑格尔彻底决裂的话，为什么那时列宁在1914—1915年这么长的时间内还认为有必要回到黑格尔呢？阿尔都塞甚至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49]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也有其他人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了新的讨论。在1970年，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的学生米夏埃尔·勒维发表了一篇论列宁1914年之后理论研究的文章。[50]勒维虽然没有提到阿尔都塞，但似乎是回应了他的一些观点，勒维写道，早期列宁在哲学上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错误地“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潮流”（132）。勒维认为正是1914—1915年黑格尔研究所引起的列宁思想上的这种“断裂〔coupure〕”导致了1917年四月提纲的激进主义。
勒维写道，列宁1914年与之决裂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前辩证法的”（138），因为它坚持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把客体置于主体之上，把辩证法简化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历史规律持一种抽象的自然科学观念，并且倾向于把现象还原为彼此分离和截然不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们看作一个广阔的、总体性的体系。列宁在其黑格尔研究之后有几点创新。首先，他开始严格地区分了“愚蠢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物主义，尤其是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机械唯物主义。第二，他从单一线性的因果性转向辩证的因果性观念，把原因和结果视为交互作用的过程。第三，他得出了历史发展是一种辩证的而非进化的观念。第四，他自己远离那种僵硬的历史规律或科学规律的观念。第五，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总体性概念之前，列宁就提出了总体性概念。勒维写道，在所有这些方面，列宁都把自己从“第二国际的虚假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从第二国际对他自己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42）。他正在走向1917。勒维进一步写道：“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对《黑格尔笔记》的哲学内容‘本身’的研究，而是对它们的政治结论的研究”（142），因此不能超出这种整体上的实际水平来看待他对列宁论黑格尔的分析。他认为，1917年列宁的立场不仅与改良主义决裂，而且与1914年之前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
1974年，法国的黑格尔学者盖伊·布朗蒂-邦汝出版了《黑格尔和俄国哲学思想》（Hegel et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en Russie）一书，该书有一章是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在这本书中，盖伊·布朗蒂-邦汝企图淡化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辩证法问题上的差异，认为在用唯物主义观点阅读黑格尔矛盾理论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的确提出了很多辩证法的观念。因此，他感到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是“过分的”。[51]盖伊·布朗蒂-邦汝也提到这个事实，即在1922年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文章中，列宁强烈要求青年研究普列汉诺夫，并且认为“这两个人之间的对立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对立而不是哲学上的对立”（273）。
盖伊·布朗蒂-邦汝也赞成列宁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基本上具有连续性，他写道，列宁1914—1915年的笔记“无疑极大地丰富了”（273）他在19世纪9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对黑格尔的看法。他认为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批判和驳斥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且俄国读者会毫不犹豫地注意到这种现象……人们先阅读黑格尔的文本，然后再去阅读列宁的文本——这无论如何都是唯一有益的读书方法——常常留下列宁刚刚曲解了黑格尔的印象”（282）。然而，列宁没有曲解黑格尔。盖伊·布朗蒂-邦汝认为，之所以经常产生这种疑虑，是因为在笔记中，列宁没有对黑格尔真正进行评论或总结，而是“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并且也使用黑格尔文本来阐明后者（283）。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阿尔都塞的观点为一方和以列斐伏尔、加罗迪以及卢卡奇的观点为另一方，在这两者之间他力求避免“片面的”和“毫无意义的对立”（284）。至于列宁的全部遗产，他写道，“人们惊奇地注意到，一位如此清楚地说过不全面研究黑格尔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人”，竟然还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317）。总之，布朗蒂-邦汝在总体上对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性进行辩护的同时，他也相当多地承认阿尔都塞和其他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提出了一种早期列宁和晚期列宁加上普列汉诺夫的综合体，使《黑格尔笔记》中新的和最具有创造性的方面变得模糊不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列宁和黑格尔的争论在法国似乎逐渐平息下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争论也是一样，因为知识分子的焦点转移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到了20世纪90年代，零星地有一些对较早前关于列宁和黑格尔探讨的回顾，这种探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的批判
自从1970年至今，在美国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从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开始，杜纳耶夫斯卡娅就一直在写作《哲学与革命》（1973），这是一本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它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作为全书论证的中心，以至于作者写道，“自从列宁去世后，马克思主义运动陷入了理论上的空白”[52]。该书中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以前曾简要地发表在《目的》第一期上，《目的》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创办的一份杂志。[53]在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左派立场之前，《目的》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把卢卡奇、科尔施、阿多诺、本雅明（Benjamin）、梅洛-庞蒂的著作以及许多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介绍给英语世界，再后来，该杂志几乎转向了新保守主义的（neoconservative）立场。杜纳耶夫斯卡娅1970年在《目的》上对列宁的评价与她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中的立场有点不同，因为在后一部著作中，她批判了她所谓的列宁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这种认识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列宁从未公开发表过《黑格尔笔记》。她认为，1915年之后尽管列宁在公开声明中几次暗示要重新对待黑格尔，但是他留下了一份矛盾的遗产，十月革命后他又同意在俄国重新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把自己与早期那种机械论的著作区别开来。
在受到杜纳耶夫斯卡娅研究列宁和黑格尔强烈影响的那段时期，《目的》的创办人保罗·皮科内（Paul Piccone）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题目是“要理解列宁的哲学”（“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enin's Philosophy”），发表在《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上。这是新左派的活动分子所创办的另外一份理论杂志，这些活动分子中一部分人所持的立场十分接近C. L. R.詹姆斯。这篇文章发表在《激进美国》的“列宁-黑格尔”专刊上，主要是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进行了批判。皮科内在文章中一开始就辩称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写道：“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背景中，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列宁的哲学，并把列宁的哲学作为克服这种危机的一个尝试。”[54]皮科内进一步认为，“把列宁早期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和他后来辩证的列宁主义区别开来是势在必行”（9），他不仅举了《黑格尔笔记》的例子，且还援引了列宁1922年要求建立一个“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之友协会”（20）的例子。他还写道：“即使列宁已超越了粗陋的认识论，即使列宁的政治纲领展现了一种至今仍无法超越的活生生的辩证法，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他陈旧的早期思想重新加以系统阐述，当他在世纪之交发现马克思主义碎片化时也放任自流”（20）。皮科内进一步写到，像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这样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要接上这些线索但是失败了，这导致他得出结论说：“当代新左派的主要任务正是从这些理论阐述中断的地方继续前进，以推进具体政治实践的发展”（20）。皮科内及其《目的》大多数同事们的一些立场几乎马上改变了，尤其是不再试图批判地运用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尽管如此，这段简短的插曲表明，在美国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同在法国的讨论一样，都紧跟着更加广义地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以及1968年后对革命哲学的探求。
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把对列宁的研究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即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新直接回到黑格尔并加以批判性运用：“因为现实的转化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是至关重要的，当历史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的时候，当既定的社会遭到破坏并且一种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得以建立的时候，在危机和过渡的全部时期内，黑格尔哲学一次又一次地复活了。”[55]她特别提到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
她在自己的著作中考察黑格尔最唯心主义的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发现了一个“作为新开端的绝对的否定”（3）概念。杜纳耶夫斯卡娅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最抽象的地方也是最具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地方：“在黑格尔那看起来是最抽象的地方，似乎紧紧关闭了通向整个历史运动的大门地方，恰好是注入了辩证法的血液——绝对的否定——的地方”（31-32）。尤其是在这本书中，她把黑格尔的绝对这个总概念更加充分地阐述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在研究列宁之前，她也研究了《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揭示。在研究了列宁之后，该书还对三位后来的激进理论家托洛茨基、毛泽东和萨特进行批判，这个批判是在考察当代非洲革命、东欧的起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之前。虽然把黑格尔绝对否定的概念作为整部著作的新的根基，但是，这部著作的转折点是题为“认识上的震撼和列宁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这一章。列宁一方面被描述为追随马克思那一代中唯一认真研究黑格尔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理论家，他的哲学的矛盾心态又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埋藏黑格尔研究，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
正如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那样，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在辩证法问题上对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因为当列宁读完《逻辑学》开头部分，他对黑格尔就变得越来越沉迷了，他不再小心谨慎地并且决心要用唯物主义观点阅读黑格尔，相反，他经历了“承认黑格尔辩证法是革命的这种震撼”（97）。他开始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当作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当作一种相互反对的关系，并严厉批判“庸俗唯物主义”（98）。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笔记中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01）这句话体现了这种新的看法。
杜纳耶夫斯卡娅也认为，这最后一句话和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必须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句更有名的话以及列宁“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评论结合在一块，显示了一种深刻的自我批判，同时也正好显示列宁远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摄影理论（the photocopy theory）的程度”：“在黑格尔那里，列宁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统一获得了一种全新理解。正是这种新理解随后渗透到列宁1915年以后的哲学、政治、经济和组织的著作之中”（103）。列宁甚至没有抛弃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他写道，绝对理念这章也是论述辩证的方法，而且“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列宁发现，在《逻辑学》的结尾，当他谈到逻辑理念向自然界的过渡的时候，黑格尔反而是与“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的黑格尔研究不仅超出了他同时代的那些理论家，而且超出了恩格斯，以她的观点看来，恩格斯受制于“机械唯物主义”（105）。
然而，《哲学与革命》也极其尖锐地、集中地批判了列宁在“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这种批判通常被忽视了：“列宁并没有打算发表他的《哲学笔记》，这表现了他在哲学上的矛盾心态……一种这种最令人困扰、完全矛盾的双重观点：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庸俗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断（公开）地提到辩证法”（106-107）。另外，在谈到1914年之后列宁公开阐述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即1922年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这篇文章时，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列宁哲学遗产的两重性是显而易见的”（117）。她之所以提出两重性是因为在那篇讲话中，列宁不仅提倡要研究和讨论黑格尔的重要著作，而且还建议青年人开始研究普列汉诺夫，他在笔记中认为其本质上是一位非辩证的理论家。
因此，列宁就被挑选出来作为马克思去世之后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继承者，然而与此同时，列宁的遗产充满着矛盾，因为他从来没有公开地解决其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歧。杜纳耶夫斯卡娅在这章中认为，不仅是在民族问题的争论中，而且在列宁的“遗嘱”中，我们都可以在列宁对布哈林的评论中看到列宁在革命辩证法上所取得的成就，列宁在“遗嘱”中说到，布哈林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辩证法。与左派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布哈林的这种争论表明，1914之后列宁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对改良或其他政治问题，而且也包括与其他左派革命家之间的争论，这些左派革命家固守那些列宁认为是抽象的、非辩证的观念。[56]
到了20世纪80年代，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的批判更加尖锐。在《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1982）中，她认为：“尽管列宁是孤独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在1914年转向了黑格尔研究，然而他对深刻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守口如瓶，这个事实实际上是证明了哲学在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处于从属地位。这也说明列宁并没有打算公开表明他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陈旧的机械论立场决裂，从而削弱了下一代的新的创造性活动。”[57]她写道，列宁对黑格尔的探讨没能公布于众“显示”了马克思之后那代“马克思主义深陷经济主义泥潭的程度”（116），这也包括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之后的那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被经济因素所遮蔽。在这里，重点不再是列宁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理论上的空白，而是开始于恩格斯的“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 Marxism）的观念，按照作者的观点，恩格斯掩盖了马克思著作中的辩证法的基本结构。
在其早期著作中，杜纳耶夫斯卡娅强调列宁《黑格尔笔记》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之间的差异，而在20世纪80年代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的尖锐批判中，则把列宁的矛盾心态作为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这种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把经济主义凌驾于辩证法之上。另外，她在这本著作中还批判了列宁，说列宁最终没有把他对黑格尔的研究和一种新的组织概念联系起来。即使是在提出了更新的、更富有辩证的帝国主义概念、民族问题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和革命的概念时，他也都始终坚持着这种非辩证的和精英化的先锋队政党概念，直到他去世。然而，与一些自发性批判不同，杜纳耶夫斯卡娅在这里不仅关注分权化和自发性，而且关注组织和辩证的哲学之间某种形式的联系。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她一直面临的一些问题，而在20世纪80年代，她更加紧迫而具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986—1987年期间，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其最后的著作中，不仅彻底批判列宁没有发表《黑格尔笔记》，存在着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而且彻底批判了笔记本身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她的批判是以她在1953年对列宁阐述《逻辑学》最后几段的批判为基础的，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探讨了她1953年的批判。但是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方面，她在1986—1987年的观点却是全新的。在为一本未完成的、暂时命名为“组织辩证法和哲学”（"Dialectics of Organization and Philosophy"）这本著作所作的草稿和笔记中，她对《黑格尔笔记》的这种解释作了进一步发挥。其中一篇草稿在她死后作为其《哲学与革命》的新版前言发表，这篇草稿总结了她1986—1987年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的批判。她写道：“现在，我改变了对列宁的态度，特别是关于《逻辑学》第三部分第二章‘认识的理念’部分。”[58]
这里涉及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阅读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仅仅停留在“绝对理念开头的地方”（xxviii）。当列宁开始阅读黑格尔这部著作最后一章的时候，他满意地引用了黑格尔的这种观念，即“绝对理念，本来就是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的同一，两者每一个就其自身说，都还是片面……”（SL824；CW38：219）。虽然列宁对绝对理念这章做了大量笔记，但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专门针对该章内容所进行的研究却非常少。列宁这里的笔记大多数是在总结他早些时候的思考，正如在解释辩证法十六要素时那样。她认为正因为如此，列宁遗漏了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尤其是，他在十六要素中把黑格尔的重要范畴“否定之否定”曲解为仅仅是“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xxxix；也可参见CW38：222）。她进一步写道：“除了马克思本人之外，所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忽视了整个否定之否定的问题”（xxxix），这显然包括列宁在内。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结尾并没有认真探讨黑格尔的否定概念，相反他却过于关注实践的观念。他对黑格尔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观点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以这种赋予实践以特权的方式来理解这个观点，从而忽视黑格尔关于“实践的理念还缺少理论理念的环节”并且只是“意志”（SL821）这样重要的论述。显然，由于这一点，列宁在笔记中从《逻辑学》走向了《小逻辑》靠近结尾论意志或意愿〔Wollen〕这部分内容。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黑格尔“《逻辑学》中并没有”的论意志这节内容“为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着迷于第二章‘认识的理念’打开了大门，这一章最后宣称实践高于理论”（xxxvii）。她继续写道，这就“使得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践’高于理论，并且在其范围内不是把‘意志’作为任性而是作为行动，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黑格尔”（xxxvii）。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和马克思之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就回避了一处黑格尔最详尽地阐述辩证法的文本即绝对理念这章，黑格尔在这章中对《逻辑学》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某种东西导致他们认为实践高于理论。这种缺陷的严重后果就是断然拒绝了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所包含的这种自我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陷入了唯意志论，至少是在他《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结论部分。她在这里的解释与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观点形成尖锐对立，我在上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卢卡奇强烈地赞同列宁对实践的强调。
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论黑格尔的第二个批判来自于她1953年的观点，即列宁在《逻辑学》的结尾部分过分地强调了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过渡。列宁写道，黑格尔在这段中与“唯物主义近在咫尺”（CW38：234）。黑格尔在这一段中也谈到了向精神或心灵的这种非常唯心主义的过渡，列宁显然是遗漏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在1953年对列宁能如此轻易地遗漏这种过渡感到奇怪，她认为这种过渡能够把读者引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那里，她发现了她所认为的黑格尔革命辩证法的最为完善的形式。[59]在1986—1987年间，杜纳耶夫斯卡娅再次通过《逻辑学》与《小逻辑》之间整个文本的差异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线索。和《逻辑学》不同，在《小逻辑》中，黑格尔仅仅提到了从逻辑向自然的过渡（并不是向精神的过渡）。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写道：“理念……自己决定让它的特殊性环节……直接性的理念，作为它的反映，自由地外化为自然”（EL¶ 244）。紧接着在黑格尔《小逻辑》中的附释中有一个相似的表述，这也是整部著作的结束语：“我们从理念开始，现在我们又返回到了理念的概念了。……我们所借以开始的是存在，抽象的存在，而现在我们达到了作为存在的理念。但这种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EL¶ 244）。正是《小逻辑》中最后这句话——“这种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列宁在页边的空白处加以引用的这句话，结束了对《逻辑学》的讨论，并称赞黑格尔由逻辑向自然的过渡是接近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来看，列宁这次是过于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通过片面地运用《小逻辑》，再次严重地曲解了黑格尔。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她主要强调的是列宁回避了向理念或精神过渡这个问题，但是她也质疑列宁把自然理解为唯物主义，并把列宁的富有价值的观点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观点进行对比。[60]
因此，对杜纳耶夫斯卡娅来说，列宁对黑格尔绝对理念这章的阅读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倾向于唯意志论的实践概念以及用一种过于狭隘的唯物主义的方式来阅读黑格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对列宁的整个《黑格尔笔记》置之不理，因为她仍然把《黑格尔笔记》看作论述解放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文本。
较早的时候，她批判了列宁在写作《黑格尔笔记》之后没有能够重新思考他的组织概念，然而，在1986—1987年，她的批判更加尖锐。这是她对列宁的辩证法概念进行批判的第三个重要方面。仅仅在她去世几天之前所写的谈及她正在写的书的笔记中，她既批判了列宁的先锋主义（vanguardism）的概念，也批判了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概念：“1987年，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势在必行的紧迫性现在表明，这些年来，没有被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涉足的领域就是组织理论、哲学和组织的辩证法。这包括列宁和卢森堡，列宁的确研究了哲学，却没有研究政党，而卢森堡的确研究了自发性，却没有研究哲学。我们曾经摆脱了精英政党一大步，的确是一种决裂，我们为什么还问只有政治上的这种决裂而没有哲学上的决裂就足够了吗？”[61]在这里，杜纳耶夫斯卡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辩证法与组织的关系，她在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这种新型关系，但在其未完成的著作中她试图更加明晰地进行表述。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冲突再一次成为她阐述其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1987年她对列宁的看法与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看法相比，她对列宁的批判已经变得更加尖锐了。
总的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黑格尔笔记》所作的超过了五十年的批判性评价，是这些笔记发表以来最严肃的研究成果。在她的著作中，列宁的《黑格尔笔记》鲜活地存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和问题之中，即使是《黑格尔笔记》受到非常尖锐的批判之时。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五十多年来，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内一直都是一部具有争议性并被广为讨论的著作。杜纳耶夫斯卡娅甚至公然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她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概念结合起来，她的这种阐释已经成为争论中的一方。列斐伏尔、加罗迪和费切尔的立场更接近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杜纳耶夫斯卡娅那样如此广泛地运用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来进一步阐发他们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争论的另一方是科莱蒂和阿尔都塞的反黑格尔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性。虽然在美国也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的”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关于列宁《黑格尔笔记》意义的争论已经成了这场争论的重要内容。既然如此众多的、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对争论“东方”马克思主义（“Eastern”Marxism）的奠基人列宁的著作感兴趣，那么当然要对提出这些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进行讨论。
然而不幸的是，除了杜纳耶夫斯卡娅以外，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把《黑格尔笔记》和列宁后来论述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国家和革命的著作分离开来，用这样一种方式研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甚至像卢卡奇和列斐伏尔这样重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1914年遇到黑格尔之后列宁在思想上的突破轻描淡写。在对《黑格尔笔记》的阅读中，他们放在首位的是列宁关于实践的观念，而不是列宁对黑格尔诸如主体性、自己运动和意识这种唯心主义范畴的关注。这些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是极其重要的，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和黑人运动中同样也是极其重要的。
尽管在列宁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但是列宁在其1914年之后的著作中，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领域从欧洲和北美范围内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扩展到包括像中国、印度和伊朗这样一些国家在内的20世纪早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辩证法的一种重要形式。当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这种联系的时候，辩证法的正当性与主体性的新形式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也就没有了。所有这些都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辩证法具体化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产生影响。通常，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向了哲学和文化领域，切断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中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有色人种、青年以及妇女运动的联系。反过来，这些运动也丧失了那种可以从源自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解放哲学中所获得的洞察力。这些运动所面对的通常是马列主义的先锋主义这种被裁剪了的、反辩证法的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那种通常被掩盖、扭曲和复杂化的历史悲剧，通过梳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我把它揭示了出来。
[1]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 Joseph Bien (Evanston, Ill.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orig. French edition 1955]), pp. 59-60. 以下引自该英文版的参考页码都在文中标注。
[2] Roger Garaudy, et al. , Mésaventures de l'Anti-Marxisme(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6), pp. 8-9. 以下引自这个版本的参考页码都在文中标注。关于这种乏味争论的英文介绍，请参阅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erwar France, pp. 174-179, and Kelly, Mordern French Marxism, pp. 89-93。
[3] 一年前，列斐伏尔的《列宁哲学》就发表在法国共产党的刊物上：La Pensee 57 (Sept. -Oct. 1954), pp. 18-36。在这里，列斐伏尔被列宁关于唯物主义、政党等的思想所吸引，以至于他在这篇相当乏味论文的结尾处悲叹道：“我几乎没有时间谈谈《哲学笔记》”（第35页）。
[4] V. I. Lenin, Cahiers Philosophiques, trans. Lida Vernant and Emile Bottigli. intro. Emile Bottigelli (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5), 这个版本使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在法国重新发行，居特曼和列斐伏尔的版本在纳粹占领期间已被销毁。1967年伽利玛出版社重印了居特曼和列斐伏尔这个版本。在他被开除出共产党后，列斐伏尔抱怨说，列宁《哲学笔记》1955年党的这个版本根本“没有提到第一版”。参见Lefebvre, Lu Somme et le reste, p.85。
[5] Roger Garaudy, "Les 'Cahiers Philosophiques' de Lenine," Cahiers du Communisme32 (Jan. -Feb. 1956):131.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6] Henri Lefebvre, Lu Pensee de Lenine.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7]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 85.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8] 法国共产党当局像早些时候对待梅洛-庞蒂一样，也对列斐伏尔的著作作出粗暴的反应，委托吕西安·塞弗（Lucien Sève）写作《列宁主义的导论：两次尝试》（Introduction au Leninisme: deux essaies）（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0）。在200页论列宁的著作中，塞弗从来没有想到要提《黑格尔笔记》，他再一次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来抨击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塞弗指责列斐伏尔是唯心主义，因为他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都视为列宁重要的假设（第143-144页），所有当时（在1961年！）引用的像斯大林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日丹诺夫这样的“权威”，甚至在那时的苏联都不足为信。
[9] 关于列斐伏尔后来发展的情况的介绍，请参阅Arthur Hirsch, The French New Left (Boston: Beacon, 1981)。也可参阅社会学家、以前是列斐伏尔的学生皮埃尔·兰茨（Pierre Lantz）于列斐伏尔1990年逝世以后发表的纪念文章，"La Poiésis de la Praxis: Henri Lefebvre," L'Homme et la Société104 (1992): 111-120。
[10] Raya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8). 以下对这个版本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
[11] Marxism and Freedom, pp. 326-355. 事实上，这个版本的译著已经以油印的形式作为新闻与通信委员会的第一个小册子发表过，这个委员会是由杜纳耶夫斯卡娅在约翰逊-福雷斯特派解体之后于1955年创办的。这本小册子也第一次出版过她1953年关于黑格尔《绝对》的通信。参阅“Extracts from Lenin's Notebooks（第一次英译本），”Philosophic Notes （Detroit: News and Letters, 1955），也收进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第2431-2466页。
[12] 参阅第5章对列宁民族解放观念的更为详尽的讨论。
[13] 参见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在《产业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1958年5月17日）上发表的评论，该杂志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虽然汤普森的评论通常表示赞同，但同时也抱怨“作者沉浸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写的段落很长并带有黑格尔主义所特有的那种模糊不清”。在《新闻与通信》（News & Letters）中也有讨论，这份报纸是在杜纳耶夫斯卡娅帮助下创办的。在前共产主义者伯特莱姆·沃尔夫（Bertram Wolfe）论列宁和黑格尔的这篇资料贫乏的文章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美国学术界中流行的探讨列宁的方式，这篇文章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共同赞颂战争和暴力。沃尔夫的文章把美国经验主义对黑格尔的敌视和对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冷战式攻击结合在一起。参见Wolfe, "'War is the Womb of Revolution': Lenin "Consults' Hegel." Antioch Review16, no. 2 (1956): 190—197.
[14] "Marx's Heirs and Antecendent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ugest 21, 1959.
[15] Eric S. Heffer, review of Marxism and Freedom, The Socialist Leader, September 13, 1958.
[16] Alasdair MacIntyre, "The Algebra of the Revolution."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later New Left Review), Autumn 1958, 在法国，吕贝尔在一篇评论性矩文 "Idéologie et Politique,"L'Année Sociologique10 (1960): 191—197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吕贝尔也关注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待列宁的态度，但是他尖锐地加以抨击，他认为杜纳耶夫斯卡娅企图“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调和列宁的理论与政治实践”，对此他并不赞同。他写道，这是“以天真地取消列宁主义关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人格化的政党及其领袖的作用的思想为代价”而得出的（第195页）。
[17] Howard Selsam, "Some Comments on Lenin's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 Studies on the Left3, no. 2 (Winter 1963): 45. 进一步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也可参见塞尔萨姆（selsam）的"Lenin's Notebooks," Mainstream, April 1962, pp. 61-64。在这一时期，塞尔萨姆和哈里·马特尔（Harry Martel）编辑了一本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Reader in Marxist Philosophy）（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3），该文集在附录中有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内容节选。另一篇附录则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然后，几乎所有“重要的”节选都摘自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8] 尤其要参见Dunayevskaya. "Lenin o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Notes on a Series of Lectures." 也可参见她为写作《哲学与革命》而做的关于列宁和黑格尔的笔记和草稿，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4261 - 4268, 12528-12606, 13210- 13229。
[19] 一个例外就是C.I. R.詹姆斯的同事马丁·格拉贝曼（Martin Glaberman）所写的一篇短文，"Lenin vs, Althusser, " Radical America3, no. 5 (1969): 19-24.这篇文章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与阿尔都塞的“回到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走近通常的科学方法”对立起来（第23页）。
[20] Lenin, Quaderni filosofici.
[21] Lucio Colletti, Il marxismo Hegel(Bari: Editori Laterza, 1969)，《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英文版（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只是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也没有他为《哲学笔记》所写的导言。
[22] 关于这一点，参见Martin Jay, Marrism and Totality，该著作最为详尽地用英文总结了科莱蒂的著作。也可参见A. Anthony Smith,“Hegelianism and Marx: A Reply to Lucio Colletti," Science and Society50, no. 2 (1986): 148-176。
[23] Colletti, Il marxismo e Hegelp. 89.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我要感谢已故的玛格丽特·克罗恰尼（Margaret Crociani），她长期是米兰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我翻译了这部著作的部分内容。
[24] 关于这一点，参见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25] 关于这一点，尤其要请参见伊波利特在其《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中论黑格尔和法国大革命的论文。
[26] 参见Colletti, "From Hegel to Marcuse," in his FromRousseau to Lenin: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p. 122-123。
[27] 参见Colletti, "Lenin's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pp. 219 -227。
[28]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p. 25. 原文就有省略号。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29] Marx,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p. 313.
[30] 例如，参见科菜蒂为《新左派评论》主编的《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Karl Marx: Early Writings）（New York: Vintage, 1975）所写的长篇导言，第7-56页。
[31]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32] W. I. Lenin, Aus dem Philosophischen Nachlass: Exzerpte und Randglossen (Berlin: Dietz Verlag, 1949).
[33] Abram Deborin/Nikolai Bukha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ed. Oskar Neg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
[34]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其他地方提到了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的这一表述，即马克思没有留下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学，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请参见Schmidt,"Zum Erkenntnisbegriff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Walter Euchner and Alfred Schmidt, eds. ,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Kapital"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anstalt, 1968), p. 43.
[35] Iring Fetscher, "Das Verhältnis des Marxismus zu Hegel," Marxismusstudien3 (1960)：66—169. 这是作为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arx and Marxism）（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而用英文予以出版的。以下所有参考页码都根据英文版直接在文中标注。
[36] 到了1969年，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西德版终于出版了，托马斯·迈尔写了70页长的导言。迈尔曾经和费切尔一起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过。参见Lenin, Heftezu Hegels Dialektik(Munich: Rogner & Bernhard, 1969)。迈尔在这篇导言中认为，一方面，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是有缺陷的，因为列宁创造了“两个孤立的要义，而没有说明它在理解黑格尔文本中的意义”（第66页），并且列宁坚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黑格尔。另一方面，迈尔发现列宁在讨论“概念论”时，他又“放弃了现实纯粹客观的教条”，“用一种类似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中的阐述方法，暗示要协调从主体／客体到实践的关系”（第70页）。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尔穆特·弗莱舍尔（Helmut Fleischer）为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争论》（Das Argument）写了一篇文章，对《黑格尔笔记》的这个版本很是不屑，他在这篇文章中问道：“作为一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何才能与列宁这样的人站在一起？”（Das Argument85[1974]：285）。同样，西德新左派领导人倾向于对列宁不屑一顾，甚至当他们以赞赏的口气在讨论卢卡奇和科尔施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也是如此。参见Bernd Rabehl, Marx und Lenin(Frankfurt: Verlag fur das Studium der Arbeitterbewegung,1973),尤其是第307页，以及参见Rudi Dutschke,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sse zu stellen(Berli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1974）。也有几本更加学术化地研究列宁和黑格尔的著作：KarlG.Ballestrem, Die Sojetische Erkentnismnetaohysik und ihr Verhltnis zu Hegel (Dordrecht:D. Reidel,1968),这是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概况的著作；Pedrag Grujic, Cicerin, Plechanov und Lenin: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Hegelianismus in Russland(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1985），这是一本相当全面的讨论著作，不幸的是，这本著作论述列宁时倾向于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黑格尔笔记》合并在一起；Alfred Schaefer, Lenins Philosophieren: Ein Kritik SeinesVermachtuisses(Berlin: Verlag Arno Spitz.1986），这总体上是带有鄙视和敌意的一本书，但这本书确实讨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被列宁所省略的内容。
[37]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Vintage, 1970 [orig. French edition 1965]), p.116. 随后的参考页码都是根据英文版在文中直接标注。这本著作是一本论文集，这些论文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第一次发表在法国的杂志上。引用的几句话摘自阿尔都塞的文章《矛盾与多元决定》（“Contradica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1962）最后一段，这篇文章是这本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格雷戈里·埃利奥特（Gregory Elliott）的《阿尔都塞：理论之曲径》（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London: Verso, 1987）用英文对阿尔都塞的著作作了详尽的、赞同性的但也是批判性的概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为数众多。尤其参见Jacques d' Hondt. "La Crise de I'humanisme dans le marxisme contemporain" (1968) in his De Hegel à Marx(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de France, 1972 ), pp. 21 -228; Raya Dunayevskaya, "Critique of Althusser's Anti-Hegelianism." News & letters14, no. 8 (October 1969): 5, 7; Alfred Schmidt, History and Structure, trans. Jeffrey Herf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1 [orig. German edition 1917]); John O'Neill, For Marx against Althusser and Other Essays(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nerica,1982)。
[38] Roger Garaudy, Lenin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p.39. 随后的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明。我自己把它翻译成英文。
[39] 这篇论文以及保罗·里克尔（Paul Ricoeur）、让·瓦尔（Jean Wahl）和让·伊波利特对这篇文章的批判性回应都发表在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caise de Philosuphie 62, no. 4 (Oct.-Dec. 1968): 127-181。阿尔都塞的论文很快作 为一本小册子《列宁和哲学》（Lenine et lu Philosophie）（Paris: Éditions Maspero, 1969）出版了，但并不包括这篇批判性回应。第二年，该书有了英译本，也没有这篇批判性回应的文章，但增加了阿尔都塞在1968—1971年期间所写的另外七篇文章，尤其是那篇著名的被广为讨论的文章《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收录在由本·布鲁斯特（Ben Brewster）翻译的《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1）这本书中。随后的参考页码都根据该英文版直接在文中标注。
[40] 我在第1章中已经讨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文本和核心观点。
[41]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p. 5. 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条提纲通常被理解为要拒绝哲学，但从文本来看，实际上不能清楚地确定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批判前半句的。
[42]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caise de Philosophie, pp. 171-172. 阿贝尔·雷伊 （Abel Rey）是法国科学哲学家，列宁在1908—1911年期间阅读了他的著作并作了批注，这些批注被收进了《哲学笔记》。在《全集》（英文版）的第38卷第461页有伊波利特提到的关于“羞涩的唯物主义”的论述。
[43] Bulletin, p. 174.
[44] 这篇短文出版的次序令人奇怪：首先，是1970年在德国的《黑格尔年鉴》（Hege-Jahrbuch）中出版，然后在1971年阿尔都塞著作《列宁和哲学》的英文版中出版，最后是在法国1972年《列宁和哲学》的第二版中出版。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会在文中直接标明参考页码，这些参考页码都是根据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英文版中的《黑格尔之前的列宁》这篇文章。关于这点以及阿尔都塞著作出版其他方面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埃利奥特撰写的精彩传记《阿尔都塞》（Althusser），第344-345页。
[45] 我在第1章中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46] Marx, Capital, vol. 1, p. 104. 黑体强调是后来添加的。
[47] 杜纳耶夫斯卡娅在1953年《关于黑格尔绝对的通信》中关注绝对理念这章中的主体性观念，该通信在其《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环节》（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中重印（第33页）。
[48] Marx,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p. 315. 有趣的是，杜纳耶夫斯卡 娅早在1964年就写文章论述毛泽东的“主观主义”，例如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the Great Leap Forward）中的“主观主义”。她认为，主观主义“没有考虑到客观条件”。她写道，这与马克思的“已经‘吸收’了客体性的主体性”的概念形成对比，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可追溯到他1844年对黑格尔的批判。她把这个概念视为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深刻阐述（参见Marxism and Freedom. 2d ed. [New York：Twayne, 1964], p.327）。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经常被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解释所吸引，毛泽东的解释被杜纳耶夫斯卡娅和其他人称之为“主观主义”。毛泽东在1937年《矛盾论》这篇文章中写道：“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了”（Four Essays on Philosophy[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8], pp. 58-59。阿尔都塞把这一观念扩展到“根据意识形态运转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Lenin and Philosphy, p.145)。在阿尔都塞看来，人道主义的主体概念是这类意识形态概念的一种典型例子，它使当今的制度合法化。然而，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可以说阿尔都塞的一种作为无主体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本身就是孤立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狭隘主体性的一种表述，这种主体性既没有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客体性，也没有吸收战后时期新的解放运动例如青年、妇女以及黑人运动的客体性。
[49] 阿尔都塞在1970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到列宁和哲学这个问题上来，但是，他的很多观点被一位具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所接受。勒古出版了一本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这本著作也简要地探讨了《黑格尔笔记》。他认为列宁仅仅用黑格尔来加强对康德的批判.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经作了这种批判。请参见Lecourt, Une Crise et son enjeu(essuie sur la position de lenine en philosophie) (Paris: Éditions Maspero, 1973)。
[50] 米夏埃尔·勒维在其《革命的辩证法》（Dialectique et révolution）（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1973）中重印了1970 年的文章(第113-150页)。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51] Guy Planty-Bonjour, Hegel et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en Russie 1830—1917(The Hague: Martinus Nihpff, 1974), p. 262.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52]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25.
[53] Raya Dunayevskaya, "The Shock of Recognition and the Philsophic Ambivalence of Lenin," Telos5 (Spring 1970)：45-57. 也可参见杜纳耶夫斯卡娅后来的文章《黑格尔主义的列宁主义》（“Hegelian Leninism”），载于1970年《目的》国际会议的论文集Towards a New Marxism, ed. Bart Grahl and Paul Piccone (St. Louis: Telos, 1973), pp. 159-175。后面这篇文章尖锐地批判了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与列宁的辩证法概念形成对照。
[54] Paul Piccone,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enin's Philosophy," Radical America4, no.7 (September 1970): 6.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皮科内写道，在他对《黑格尔笔记》的讨论中，“我非常感激杜纳耶夫斯卡娅，她更加充分地阐述了这些同样的观点”（第10页）。
[55]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xv.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56] 在这同一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一位理论家安德鲁·菲伯格（Andrew Feenberg）批判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认为列宁基本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参见 Feenberg,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in Lenin's Thought,"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siphy of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1, no. 1 (1975): 58- 64。
[57] 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2), p. 176. 以下参考页码都根据这个版本直接在文中标注。
[58] Dunayevskaya, "Introduction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xxvi. 随后的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59] 请参阅杜纳耶夫斯卡娅1953年的通信，发表于她去世后出版的著作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环节》（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
[60] 关于这一点，参见 Raya Dunayevskaya, "Why Phenomenology? Why Now?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either to Organization, or to Philosophy, not Party? 1984—1987,"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 10887。她在此 对比了列宁的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与马克思以及萨特的自然概念。这些笔记是杜纳耶夫斯卡娅于1986—1987年为她计划中的著作《组织和哲学的辩证法：“政党”与自发产生的组织形式》所写的超过200页材料的一部分。也可参见她在《哲学与革命》这本著作中对列宁把从逻辑向自然过渡视为走向唯物主义的观念的含蓄批判（第37页）。
[61] Dunayevskaya, "Presentation on Dialectics of Organization and Philosophy of June 1, 1987," in 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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