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列宁的矛盾遗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结论：列宁的矛盾遗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从1914—1915年黑格尔研究中，列宁在思想上得出一种创新的辩证法概念，这种辩证法概念使列宁超越了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如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甚至是卢森堡等人所坚持的更加粗陋化的唯物主义，1914年之前在列宁自己的著作中也能发现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1914年之后，列宁的黑格尔研究有助于说明列宁围绕着诸如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国家和革命等这样问题所提出的一些创新的政治和经济概念。我已经指出，如果要对列宁1914年之后的理论活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必须把辩证法、政治学、经济学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看到列宁的黑格尔研究对他后来对诸如对立面的转化、主体性、自己运动和自我意识等这类范畴的运用持续产生影响，也对列宁运用黑格尔具有辩证的内在联系的普遍和特殊概念持续产生影响。我已经提出，所有这些都是列宁帝国主义辩证法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因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世界经济客观的新阶段——他称之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包含着新的对立面和矛盾，产生了一种主体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已经提出，他的理论模型不仅描绘了高度集权化和军事化的国家，而且以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描绘了劳动人民主体性的新形式，在他看来，这种主体性的新形式是从其内部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概念也是辩证的。因此，在1914年之后列宁的理论活动不断地关注主体的因素，对于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不寻常的。最后，我提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他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必要直接以黑格尔为基础，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家——从卢卡奇到列斐伏尔，从杜纳耶夫斯卡娅到科莱蒂和阿尔都塞——都有重要的影响，即使通常是潜在的影响。
　　那么，当我们在21世纪前夕着手处理全球资本主义问题的时候，列宁的思想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模式吗？不，不是，部分地是因为——仅仅部分地是因为，当今的情形不同于列宁时期的情形，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列宁思想之所以不能成为我们的一种模式，是因为这个理论甚至在当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在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中，列宁提出的辩证法概念确实有新突破——例如可以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格言中看出这一点——然而最终还是强调实践高于理论，唯物主义优于唯心主义，并用这种方式削弱了《黑格尔笔记》中一些更具原创性的概念。其结果就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禁锢在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Engelsian Marxism）之中。由于列宁没有公开他的黑格尔研究，由于列宁继续非批判地公开提及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尽管在笔记中他已经批判了他们的辩证法概念，这种矛盾心态还是被进一步强化了。
　　其次，列宁的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这一对辩证法概念可能最具有原创性，不幸的是，正如它是原创的一样，这对概念从来没有在辩证法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充分地加以阐释。它仅仅在政治层面上被理论化了，即使在政治层面上，就其实际体现来说，它的进程也极不平衡。因此，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爱尔兰、印度、中国和伊朗等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同样重要。然而，在旧俄帝国的疆域之内，尽管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the Baltic countries）在十一月革命后的确获得了独立，但是其他地区，如中亚、高加索、乌克兰等并没有获得独立，它们不得不等到1991年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才获得独立。
　　第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概念尽管在1917—1918年发表之时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但是当列宁思想中的先锋主义和来自，上层的纪律这些较为陈旧的概念在内战时期加以重申的时候，它还是很快地被抛弃了。先锋队的党是一个列宁在1914年之后没有重新加以思考的重要概念，是一个没有受到列宁在黑格尔研究中所提出的辩证理性批判的重要概念。列宁理论研究中的这些缺陷所留下的充其量只是一份矛盾的遗产，当斯大林及其同伴引导苏联向极权社会过渡的时候，他们大量利用这些矛盾的遗产。
　　然而，列宁的思想僵化了吗？它对于当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吗？对于这种观点必须加以拒绝。大约30年前，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一场关于俄国革命遗产的会议上发言，阐述了她所认识到的诸如列宁思想所具有的持续的重要性：

　　可能更加容易引起争论的是不发达国家中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联合。这些国家中，“人剥削人”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口号和具体的关键点，就像它最初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那样。曾经一度存在于西方的“希望的灯塔”现在就在那里。我认为，这种希望绝不是一种对于和平的渴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决定性转移的渴望。圣·贾斯特（St. Just）在卡尔·马克思很久之前就提出了同样的期望：“穷人是真正的力量”（被压迫的人终究是真正的力量）。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驳斥了这个观点，从来没有穷人的革命。但是谁又能否认圣·贾斯特的话所具有的巨大而有效的吸引力呢？^[1]

　　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和由敌对的超级大国所点燃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在非洲产生了赤裸裸的饥荒，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则听任国际银行家严厉计划的摆布。由于共产主义的垮台，马克思主义在很多人的眼里已经不足为信，最近正走向衰落，而宗教激进主义作为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不断地加入进来，把被压迫人民的怒火引向错误的方向，这不仅发生在中东，而且发生在南亚。然而，我认为，只要第三世界仍然遭受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诸如列宁民主解放概念这样的思想就会继续具有吸引力。
　　当我们快要进入21世纪时，世界还充满着饥荒、残酷的征服战争和生态危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形式中充满着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同性恋恐惧症以及阶级偏见。起初，西方资本主义从1989—1991年共产主义危机和垮台中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但是在今天，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不稳定性不仅使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遭受痛苦，而且也使较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遭受痛苦。诸如洛杉矶的反抗运动，德国新纳粹的暴力和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自由民主派无法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制止种族灭绝政策等，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这场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它们导致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种族上的和政治上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真的能够对抗法西斯主义吗？这个体系真的能够为工人阶级提供比紧缩，不断下降的生活水平和日益加深的异化更多的东西吗？这类问题把我们带回到黑格尔、马克思和辩证法那里。正如杜纳耶夫斯卡娅20年前、在20世纪60年代后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改造现实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所以当到达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时候，当已经建立的社会遭到破坏并且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正在奠定的时候，在一切危机和过渡的时期里，黑格尔哲学都会再三地复活。”^[2]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危机，我坚信更进一步地向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这种回归将会重现并正在重现。
　　鉴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极大的诋毁，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垮台，而且是因为后结构主义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也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然而与此同时，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也遭到了削弱。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最近几年对黑格尔研究的兴盛，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中。然而，即使在今天，对黑格尔那本出了名困难和深奥的《逻辑学》的细致研究远远比不上对《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尽管我们知道马克思1844年对《精神现象学》的精彩批判并没有完成，但是对《逻辑学》的研究，即使是马克思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因此，我已经说过，如果批判地加以考察，列宁研究《逻辑学》的著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对黑格尔进行了原创性的和独特的阅读。尽管他有时错过了黑格尔著作中的重要观点，毕竟列宁与这本专家们需要花数十年才能试图掌握的著作接触的时间还是相当短，但是，作为革命的思想家和领导者，他一生都用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心要点，而黑格尔辩证法的提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和领导者，列宁的经历和地位也使得他能够把其黑格尔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如帝国主义、革命、国家以及民族解放等联系起来。如果说他最终更多的把黑格尔理解为一名实践哲学家，甚至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因为把列宁的观点作为与那种坚持把黑格尔思想看作是神秘的体系而封闭在象牙塔中的那些人的观点相抗的武器，也是很重要的。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也可以用来平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倾向于退回到哲学与文化的领域，而把政治和经济让给那些缺乏辩证法基础的理论家们。
　　今天，有些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期间对马克思进行猛烈攻击之后又向马克思的一种回归，同样地，非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也是如此。似乎这种反思多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程度联系在一起，也与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中西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多党民主的彻底失败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国家中，并没有出现所预告的那种民主与文明社会的兴盛，而是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最著名的就是在俄国1993年选举中，大量群众投票支持反犹太人（the anti-Semitic），用列宁的话“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Great- Russian chauvinist）来称呼乌拉奇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是很贴切的。
　　二十多年来，法国一直是一大批马克思的左派批判家的诞生地——从福柯（Foucault）到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从鲍德里亚（Baudrillard）到利奥塔尔（Lyotard）——今天甚至在法国这些思想家中在国际上最著名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突然在其著作《马克思的幽灵》（Les Spectres de Marx）中号召要重读马克思。部分学者把《马克思的幽灵》比做20世纪50年代萨特在《方法问题》（Search for a Method）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但是差别之一在于，不同于萨特，德里达明确地拒绝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差别是，德里达并没有把为马克思的辩护和为斯大林主义的任何歉意联系在一起，萨特则把两者联系起来了。然而，德里达的姿态与萨特的姿态相类似，因为他强烈地、公开地、令一些人感到震惊地争辩说，在危机重重的当今世界马克思是一位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家。他反对今天的“主流话语”（dominant discourse），在这种主流话语中，“马克思死了，共产主义死了，它的理想、它的话语、它的理论和实践都死了，这是一件好事”，在这种主流话语中，也随处都能听到这样一种不断重复的声音：“资本主义万岁，市场万岁，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又回来了。”^[3]在这里并不只德里达一个人。最近在法国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的新书，这使得一位哲学家在法国的重要报纸上评论说：“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没有用了，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中，永远消失了……相反，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很可能是开启了从哲学上理解一位作家的大门，这位作家毫无疑问〔曾经是〕非常有名但却很少得到研究。”^[4]尽管通常在亲商业（pro business）的主流媒体中几乎没有人谈论马克思，但是在英语世界里还是可以重新看到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兴趣。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批判受到了广泛而友好的欢迎。^[5]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直接认真探讨马克思的新作^[6]。
　　重读列宁论述严格意义上的辩证法的著作和论述革命的辩证法的著作能够促进这些探讨。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列宁的著作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重新建构辩证法的第一次重大尝试。的确，列宁在1914—1918年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涉及要对像帝国主义和国家这样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但是这也意味着要回到黑格尔的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黑格尔著作称为“一切辩证法的源泉”。^[7]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列宁为其时代对《逻辑学》作了认真的阅读，正如卢卡奇稍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论证的那样，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核心和最持久的东西。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的研究揭示了对辩证法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如何得出一个更加广泛、更为全面的主体性概念，这个概念在1916年在唤醒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就已经反对那种仍然借口传统马克思主义陷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劳动形而上学”（Eurocentric metaphysics of labor）而对它进行批判的观点。
　　此外，列宁对严格意义上的辩证法和革命的辩证法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阅读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共产主义的（the post-Communist）、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反思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任何不研究马克思之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不仅包括列宁，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哲学家和理论家如托洛茨基、卢森堡、考茨基、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和列斐伏尔——而直接回到马克思的企图都是不恰当的，只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对马克思的幼稚理解。列宁在其理论研究中阐明了很多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的矛盾：自发性与组织的必要性，结构性的经济变化与人权机构（human agency），历史的唯物主义与辩证的唯心主义，特殊性与普遍性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努力寻找解决方法，然而功亏一篑。
　　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基本上都司空见惯地把列宁看作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者，是作为领导的先锋队政党的发明者；或者将其看作一位高超的革命策略家，1917年在谋略上胜过他所有的政治对手；或者将其看作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奠基人。这些观点都不重视这本著作所展现出的完全不同的列宁形象。这种描述通常忽视了列宁是一名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他的思想对其政治实践具有影响。即使当人们更加严肃地看待列宁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时——无论是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理论还是关于反殖民革命和基层工人运动的理论——对他的理论工作的考察通常还是与1914—1915年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提出的辩证法的总概念相分离。这种研究揭露并批判了黑格尔深刻的辩证观，这种黑格尔主义辩证观在列宁人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十年间，在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中曲折前行。

^[1] Hannah Arendt, "Comment,"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A Symposium, ed. Richard Pipes (New York: Doubleday, 1969), p. 449. 雅各宾派领导人圣·贾斯特的话引自他1794年2月26日的一次演讲。

^[2]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xili.

^[3]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de Murx: L'état de la dette, le truril du deuil et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83), p. 90.

^[4] Roger-Pol Droit, "Sous le marxisne, la liberté?" Le Monde des livres, Dec. 3, 1993，这篇文章的标题“马克思主义之下是自由?”(“Underneath Marxism, Freedom？”)似乎是暗示1968年巴黎学生一边把铺路石投向警察或当作路障，一边不停地高喊着的幽默的抗议口号：“铺路石下是海滩。”

^[5] 例如。我指的是对诸如史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New York: Guiford, 1993）这类著作的大量评论和讨论。

^[6] 例如参见1993年出版的下列著作: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 's Critical Theo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Bertell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93); Fred Moseley, ed. ,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1993).

^[7] Marx, Capital, vol. 1, p. 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