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第三部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7．从20世纪20年代到1953年：卢卡奇、列斐伏尔和约翰逊—福雷斯特派
在这一章中，我将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一些重要讨论进行考察，主要是考察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首先，我认为，列宁《黑格尔笔记》之所以相对来说不为人所知，部分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热衷于列宁早期论述辩证法的粗糙唯物主义著作，而不是列宁深奥的、创新的、开拓性的《黑格尔笔记》。第二，我将表明，像安东尼奥·葛兰西、卡尔·科尔施、格奥尔格·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亨利·列斐伏尔、C.L.R.詹姆斯和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等这样一些重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到1953年的确都对《黑格尔笔记》进行过探讨，只不过是探讨的深入性和开创性的程度不同。第三，可以看出，除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都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避而不谈，就像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那样。尽管批判理论家和存在主义者们都热衷于马克思-黑格尔的关系，但情况的确如此。我希望通过对这种世界性讨论的考察，既有助于阐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性，也有助于解释迄今为止列宁《黑格尔笔记》相对来说不为人知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列宁和黑格尔
在列宁论黑格尔的著作中，有几本在列宁生前就为人所知，尤其是1921年这篇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实质性讨论的论工会的文章以及1922年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号召对黑格尔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然而，《黑格尔笔记》在列宁生前一直没有出版，并不为人所知。1915年《谈谈辩证法问题》短文在列宁逝世后一年即1925年出版了，但是这没有直接提到《黑格尔笔记》，因为编者错误地，认为那是1914年之前的作品。这篇短文最初不是与《黑格尔笔记》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联系在一起。
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一次在苏联出版是1929年，这一年对于自由的思想争论来说是不幸的一年，因为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战胜最后残存的反对派即由尼古拉·布哈林领导的右派反对派的一年。列宁的《摘要》第一次发表在《列宁文集》〔Leninski Sbornik（Lenin Miscellany）〕第9卷上，《列宁文集》是对列宁全集的增补，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出版。[1]对《逻辑学》的摘录和评论总共超过150页，这些笔记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列宁在1914—1915年间对黑格尔研究的深度和严肃性。
在接下来的1930年，列宁1915—1916年另外一些论黑格尔的笔记，加上其他一些论哲学的笔记，这其中大部分笔记是关于黑格尔以外的哲学家的，作为《列宁文集》第12卷出版。这一卷包含有另外大约80页的关于黑格尔的笔记，主要是关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再加上1915—1916年间大量其他的、篇幅更短的笔记和评论，其中包括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简短笔记（大约9页），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批判莱布尼茨的笔记（大约12页）以及关于费迪南德·拉萨尔探讨希腊哲学的著作的笔记（大约15页）。这样，把1914—1916年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中和黑格尔无关的最大篇幅大约有15页，而关于黑格尔的笔记总共大约有230页。
在1930年的这一卷中还包括200多页1914年之前关于哲学问题的各种材料，范围从1895年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的一本笔记，一直到1903—1911年所做的关于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其他笔记，后者大部分是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联系。增加的这部分内容是要弱化列宁1914年向黑格尔的回归，其中四分之三甚至不是笔记，而仅仅是列宁做过旁注的著作和文章的复制。这种感受在后来对这些笔记的编辑中更加明显，当《列宁文集》的两卷哲学本被合并成题为“哲学笔记”的一卷本时，其导言中几乎没有提到黑格尔。
1927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也第一次以俄文在各地出版发行。但是在苏联，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讨论被淹没在对恩格斯没有完成的科学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持续争论中，《自然辩证法》是1925年在俄国出版的。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对列宁《黑格尔笔记》所作的一点探讨是与俄国哲学界的其他争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阿布拉姆·德波林周围组成的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家们的确对直接研究黑格尔有些兴趣，但是他们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甚至更有兴趣。早在1925年，德波林就在俄国重要的哲学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摘要发表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全文发表《黑格尔笔记》一直拖延到1929年。这种拖延引起了德波林派的不满。与他们在苏联哲学界的对手不同，德波林派遵照列宁1922年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建议，号召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黑格尔辩证法，而把他们的对手称为“机械论者”[2]。与此同时，可能是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太黑格尔主义化的指责，德波林派加入1924年开始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恶毒攻击。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德波林派在苏联哲学界一度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3]这样的主要的政治家同时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持的观点更加接近机械论者，他们仍然具有广泛影响，直到他们被斯大林剥夺领导权。
甚至当苏联哲学家们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评论时，其重点也是列宁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理解，而不是他在1914—1915年间研究黑格尔时提出的新观点。[4]用20世纪20年代关于列宁与黑格尔关系的这些争论都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进行的，即哲学上的争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与政治派别相分离的。直到1929年或1930年，哲学上的“党性”往往意味着仅仅是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坚持布尔什维克的具体观点，更不用说是坚持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或者布哈林主义的观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并在苏联的哲学杂志上进行辩论。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开始用德文或其他西方语言出版的时候，哲学探讨在俄国被斯大林有效地终止了。在1929年利用德波林派攻击其对手布哈林是机械主义者之后，斯大林在1930年开始转向攻击德波林派，称他们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这既指他们对黑格尔感兴趣，也是指德波林过去是孟什维克。
从此开始，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专制方法扼杀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机构和刊物上大多数独立的学术争论。斯大林的新任首席哲学家M.B.米丁（M. B. Mitin）断言说：从今以后，成为辩证法源泉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我们党对辩证法娴熟的实际应用”[5]。正如大卫·乔拉夫斯基所尖刻评论的那样：“但现在只有斯大林和他顺从的中央委员会具有这种必不可少的全面的世界观，较小的哲学家将要等着被告知什么时候实践需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6]这妨碍了在俄国对列宁和黑格尔的关系进行任何富有意义的深入讨论。在这同一时期，从1927年开始，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论述哲学和辩证法的官方“列宁主义”的文本在世界共产主义范围内被广泛地翻译和传播。在这同一期间，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像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一样，在苏联和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被人们遗忘。然而在这同一时期，这些文本在西方开始引起了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作家的兴趣。
甚至在那之前，即在20世纪20年代，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曾试图在意大利发起一场有关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在1924—1926年间，葛兰西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列宁研究黑格尔的短文[7]，其中就有《黑格尔笔记》中的重要的论文片断——《谈谈辩证法问题》。不幸的是，葛兰西在1926年被墨索里尼逮捕入狱，《黑格尔笔记》全文三年之后开始在俄国出版。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对《黑格尔笔记》感兴趣：《黑格尔笔记》直到1958年才在意大利发行，卢西奥·科莱蒂附加了一篇反黑格尔主义的导言。[8]
列宁的《哲学笔记》自1932年出版了德文版之后，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出版要迅速得多。虽然《哲学笔记》在西方并未到处都引起人们如对马克思《1844年手稿》那样的讨论，但是从那时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还是对这些笔记作了认真而深入的讨论。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描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影响：
黑格尔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全面恢复，它们在欧洲范围内重新成为现实并不是偶然的，比如说在1917—1923年间，首先是由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其次是由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第三，我认为就是稍后一点是在葛兰西具体的哲学分析之中使之成为现实的。此外，在这期间，出现了梅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施坦，甚至在那时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马克思主义仅仅被当作实证主义的理论科学也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在1923年之后，辩证思想的这种复兴随后就中止，很显然这也是因为革命也告一段落：我们知道随着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在1925—1926年之后，就不再有任何革命的迹象了。
[9]
实际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远比戈德曼所了解的要多，但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年表中是如何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的中心位置上。
既然列宁远比卢卡奇、葛兰西这些人著名，既然莫斯科官方以及其他版本的列宁著作用各国文字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为何那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相对来说鲜为人知呢？答案就在于大量出版的列宁著作和论述列宁的著作中，在于苏联的评论家们及其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作家们强调的方式上，他们都强调列宁早期的机械论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有这些对列宁的极大赞扬诸如“原创的”、“创新的”、“伟大的”、“天才”等充斥于列宁的官方版出版物和评论上，而《黑格尔笔记》由于不符合已成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机械论和科学化的观点而几乎被遗忘。[10]如同马克思《1844年手稿》一样，对《黑格尔笔记》进行最为认真和探索性的讨论主要是在苏联之外进行的。这些讨论正是我要谈到的。
列宁和黑格尔在中欧：科尔施，卢卡奇，布洛赫
尽管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卡尔·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都于1923年在德国出版，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广为人知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这两本书都没有直接提到那时尚未出版的《黑格尔笔记》。然而，这两本书是在列宁1914年回到黑格尔的基础上写成的，至少部分地是这样，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列宁第三国际的青年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列宁曾几次公开表达自己回到了黑格尔。这正好是在1922年5月他中风之前，这次中风几乎使他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直至1924年1月去世，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他能够说话和写字，主要是在1922年底。
科尔施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列宁提到黑格尔，科尔施引述了列宁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写的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中的一句话，作为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篇文章的格言。摘自列宁的这段话是：“我们应当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11]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最后一段中，科尔施再次引用列宁的文章，他写道：“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取消政治活动的必要性，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活动也没有取消精神活动的必要性。”[12]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列宁和黑格尔，这本著作比科尔施的著作出版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在卢卡奇的著作中，仅仅是在帝国主义理论和先锋队政党的概念上对列宁作了富有意义的讨论。[13]
传统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和共产国际的当权派对卢卡奇和科尔施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持一种敌视的态度。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上尖锐地点名攻击了卢卡奇和科尔施。尽管那时他们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比较接近已经退出了共产国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如安东·潘涅库克，季诺维也夫在随后臭名昭著的发言中把他们与社会民主党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修正主义者”：
格拉齐亚代伊（Graziadei）同志在意大利出版了一本书，重新收入他过去所写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他还是一名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不受惩罚地畅通无阻。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做同样的事情……在德国党内也有类似的倾向。格拉齐亚代伊同志是位教授，科尔施同志也是一位教授（插话：“卢卡奇也是位教授！”）。如果我们再多几个这样的教授来编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我们将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的共产国际中出现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14]
尽管德波林和他的同事们自己对黑格尔感兴趣，但是他们还是很快加入到了对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武断攻击中去。
卡尔·科尔施
1930年，那时的科尔施已经被德国共产党开除，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他的哲学观点，但是科尔施还是在他再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时所写的长篇导论中回应了他的批评者们。到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在关于先锋队政党的理论和关于辩证法问题上都已经演变为公开地反对列宁。在这篇导论中，科尔施指控列宁仍然停留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范围内，“尽管列宁及其同伴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说过什么，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抛弃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15]因此，对于1930年的科尔施来说，1923年他曾经引用过的列宁对黑格尔的评论现在仅仅被看作“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的孤立言词。他把1924年的这场哲学争论总结为一场“在俄国已经正式被神圣化了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所作的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像他自己一样所谓的已经“与这种神圣化解释相背离的唯心主义、康德批判认识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16]之间的争论。
为什么到了1930年对列宁遗产的看法出现了这种明显的改变呢？这当然可能是科尔施在1923年引用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观点，只是他对俄国同志的一种处世之道，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把列宁看成是一位辩证的思想家。也有可能是，1926年他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德波林和其他人对他的恶毒攻击都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从而使科尔施到1930年开始反对列宁。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对于科尔施1930年的批判而言同样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理论性问题：列宁早期的机械论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1927年开始用德语和其他西方语言出版，并立即在共产主义者之间广为流传。[17]实际上，这是科尔施在1930年引用的唯一一本列宁论辩证法的著作。因此，对科尔施来说，可能正是1927年前只能在俄国找到的列宁这本最机械论的著作开始掩盖了在1923年给科尔施以启迪的列宁于1914年之后所写的论黑格尔的短文。科尔施在题为“列宁的哲学”的文章中似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的时候，“与其说是遭到了公开的反对，还不如说是人们漠不关心，甚至更加尴尬的是，在那些本应是最值得珍视的对该书喝彩的人们中间，有一种是出于礼貌上的过意不去”。[18]科尔施在1930年对列宁进行批判时并没有意识到列宁有更为完整的《黑格尔笔记》，这个笔记直到1932年才在德国出版。这样，科尔施拒绝承认列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似乎主要是基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基础上，他并没有读到《黑格尔笔记》。[19]
《列宁的哲学》是科尔施对列宁论辩证法所作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探讨，在这篇文章中，科尔施的确简单地研究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尽管他低估了笔记的重要性，并且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他主要的出发点。关于《黑格尔笔记》，他写道：“最近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发表的列宁开始于1914年的哲学文章显示了特别重要的新意，即在列宁生平的最后阶段和在他去世之后，列宁‘唯物主义的哲学’中具有黑格尔的哲学思想。”[20]然而，与他在1923年的立场不同，那时科尔施认为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在这里他既强调黑格尔哲学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强调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正如帕特里克·古德认为的那样，后一种观点符合20世纪30年代科尔施的观点，即在俄国革命中，“列宁主义仅仅是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21]
根据这个思路，科尔施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及其对俄国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作了最后的定论：
以前被否定的
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这种迟来的全面的流行，是与明显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正式要求的资产阶级旧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列宁主义对它的接受相一致……这样，不仅是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思想的整个循环，而且是从霍尔巴赫（Holbach）到黑格尔所有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整个循环，实际，上都在俄国主导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时期被重复着，它经历了从普列汉诺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列宁采用18世纪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到列宁重视黑格尔以及19世纪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聪明的唯心主义”，并用来反对先前的18世纪哲学家的“不聪明的唯物主义”。
[22]
因此，俄国的发展阶段仅仅处于西欧19世纪的水平上。俄国革命只相当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黑格尔在思想上效仿这场革命对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批判。在科尔施看来，列宁于1914年开始转向黑格尔，如同1923年一样，不再被视为是西欧通向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道路的组成部分，相反，这只不过是落后的俄国经济和哲学发展的一种表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1938年，科尔施兜了一圈又回到了他1923年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不仅是对列宁而且是对黑格尔所表达的观点。到了20世纪30年代，科尔施既否定列宁又否定黑格尔。另外，他把最新出版的马克思《1844年手稿》贬低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从他为一个学者型的出版商所写的《卡尔·马克思》（1938）一书中可以看出。[23]因此，科尔施否定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也就是一般地远离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视，总而言之，这也远离了他自己在1923年帮助开创的一个新时代。
格奥尔格·卢卡奇
卢卡奇在处理列宁和黑格尔问题上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科尔施，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卢卡奇甚至在匈牙利共产党完全被斯大林化[24]之后仍然留在党内并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卢卡奇在1945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苏联。1924年他对列宁的高度评价包含很多问题——他对自己早期“左”的共产主义观点的自我批评以及列宁关于党、帝国主义和国家与革命的概念——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未把列宁描述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甚至都没有研究列宁和黑格尔的问题。即使他称赞列宁是“自马克思以来在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并且写道“对列宁政策的分析总是会把我们带回到辩证法的方法问题上来”，但是卢卡奇在结论中还是强调列宁只是一个实践的辩证论者：“列宁主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要更加走近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要变得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具有实践性。”[25]
因此，认为列宁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了开创性的贡献并不是卢卡奇强调的重点。人们并不清楚，不去讨论列宁和黑格尔是否仅仅是对恶毒攻击《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一种谨慎的反应，或者这是否表明卢卡奇私下也认为列宁是辩证论者。当然，卢卡奇应像科尔施一样，至少能够注意到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公开表明有必要直接研究黑格尔，但他也可能还不知道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的全部内容。然而，这里的问题远不是卢卡奇对列宁论黑格尔的著作缺乏了解，或者是担心人们如季诺维也夫会加以攻击，因为正如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在卢卡奇阅读过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迟至1967年，他才声称《黑格尔笔记》是他写作《青年黑格尔》（1948）的主要灵感。卢卡奇对列宁的笔记持有一点保留意见。在卢卡奇1924年论列宁这部著作的再版后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卢卡奇在后记中再次强调说，“在列宁看来，即使是最一般的哲学范畴……都要不断与实践相适应，如同对它作理论上的论证一样”（96）。他还写道：“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经过多次冒险与警察周旋后，列宁来到瑞士，刚一到达，他就决定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这个‘假期’来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无论是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还是向面包工人请教意见，纵贯其一生，列宁总是在学习之中”（97-98）。在这里，《黑格尔笔记》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有趣的自传史料来处理，而不是当作一部辩证法领域中的重要的理论著作。
卢卡奇在其第二部论辩证法的重要著作《青年黑格尔》中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进行了讨论。这部著作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及其以前的著作。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对卢卡奇著作的主题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列宁仅仅研究了从《逻辑学》（1812—1816）开始的黑格尔的后期著作。尽管如此，卢卡奇可能还是认为《青年黑格尔》部分地受到了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启发，至少按照一本关于卢卡奇生平和思想的书来说是这样的，这本书由他以前的学生伊什特万·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所写。在卢卡奇1929—1931年间的传记年表中，梅萨罗斯写道：
在莫斯科，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梁赞诺夫向他展示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全部打字稿，这对卢卡奇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一时期，他开始知道了列宁的《哲学笔记》，这本笔记1929—1930年间发表在《列宁文集》第9卷和第12卷上。这些著作同样也对于他改变自己对黑格尔的观念、他对认识论的“主体-客体关系”的观点以及艺术工作和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观点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26]
1931—1933年，卢卡奇住在德国，但后来为逃避纳粹回到了莫斯科。对于卢卡奇的1933—1935年间，梅萨罗斯写道：“他一直在写作《青年黑格尔》（1937—1938年冬天完成）：这个计划是在他根据（马克思1844年的）《巴黎手稿》和《哲学笔记》来重新思考他早期的哲学观点这一期间构思的。（也是在柏林，在1931至1933年间，他就开始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写作，但进展不是很大。）”[27]尽管梅萨罗斯认为《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8年，但它第一次出版却是在1948年由著名西方出版社欧罗巴出版社（Europa Verlag）出版。1954年即斯大林去世之后一年，《青年黑格尔》的第二版第一次在东德出版。卢卡奇在这版的前言中写道：“本书完成于1938年秋末。”[28]
卢卡奇并没有提到从1939年开始他所遭受的更为严重的迫害，包括1941年他被当作“托洛茨基主义代理人”而在莫斯科遭到几个月的逮捕。毫无疑问，这一直是那几年他没有出版这本书的最大因素。尤其是该书在东德出版之后，受到了斯大林主义哲学家的猛烈攻击。对于这些斯大林主义哲学家来说，正如伊林·费切尔所描述的那样：“敌人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掩盖下试图把唯心主义的特洛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偷运到处于困境的苏维埃唯物主义城堡。”[29]
我这里所关注的事情是，卢卡奇《青年黑格尔》有一个篇幅简短的章节，这很可能是中欧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第一次试图处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青年黑格尔》是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著作之一，它或许是与《历史与阶级意识》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卢卡奇所关注的是如何阐述和分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密切联系，从而克服保守的黑格尔学者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片面观点。
卢卡奇主要是在题为“劳动和目的论问题”这篇简短的章节中讨论了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他采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论目的论这一章的早期版本，这是黑格尔在1805—1806年提供的讲义，当时他的《精神现象学》快要完成了。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黑格尔的目的论概念涉及人类活动产生的内在的因果性观念，在黑格尔成熟的《逻辑学》中，“目的论首先与机械性对立，在机械性那里……其中并没有表现任何自身规定”（SL734）。
卢卡奇继续讨论黑格尔《逻辑学》目的论这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把人类劳动与理念发展联系起来，黑格尔这一段中的关注点是犁，认为“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SL747；CW38：189）引用了这段话。卢卡奇指出，列宁把这段话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联系起来。因此，卢卡奇强调说，在《逻辑学》中，对黑格尔来说，“目的论、人类劳动以及人类实践”（349）都是超越机械论的狭隘界限的概念。
在引用了《黑格尔笔记》中另外几段列宁把黑格尔的论述“翻译”成“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论述之后，卢卡奇指出，列宁在这里的讨论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相联系的。卢卡奇写道，在《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巨大成就就是发展了被旧唯物主义所拒绝的现实的‘能动的方面’”（350）。因此，卢卡奇似乎一谈到唯心主义就立刻采取自我保护，以免受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断受到的把他自己的著作看作唯心主义的攻击。
在这点上，卢卡奇引用了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对《逻辑学》中题为“善的理念”这部分的讨论。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一部分正好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之前。卢卡奇再次强调了黑格尔思想中的活动的概念，在那里发现了他现在所说的“实践高于理论理念的具体优越性”（350）。尽管接着卢卡奇提到了黑格尔文本中另外一个重要观念——“实践的理念还缺少理论的理念的环节”（SL821），这句话列宁并没有摘录——列宁在这里总体上强调的不是从实践到理论的理念的运动，恰恰相反，列宁所强调的仅仅是实践。卢卡奇也认同这一点。
卢卡奇钦佩地概括了列宁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对黑格尔来说，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式”，以及“因此，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时，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CW38：212，217）。卢卡奇对这段简短的讨论总结说：这所有都表明，对黑格尔来说，“尤其是最终原因和人类的经济行为的联系以及——由此扩展开来——一般人类实践……才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东西”（351）。在这里，实践的概念、活动的概念在整体上辩证法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并且只有在行动或实践的意义上，唯心主义才有积极意义。因此，尽管讨论展开的框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在这里确实是离卢卡奇早期认为列宁比马克思更加“实践”的观点不远了。
在《青年黑格尔》其他顺便提到列宁《哲学笔记》的地方，卢卡奇的确以一种至少是暗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进行某种批评的方式谈到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问题。他把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篇文《谈谈辩证法问题》作为例子，引用了列宁的话，大意是说“从粗陋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同时，列宁又断定“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的蒙昧主义”。然后，卢卡奇写下了自己的评论：“列宁通常都准确地指出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他清楚地指出唯心主义道路必然意味着有宗教的、神学的色彩”（104）。一个思想家如此片面地加以解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位思想家曾经称赞德国社会理论家如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这样坚定的无神论新唯心主义，并且在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批判。[30]
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始终如一地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看作与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几乎对等的著作。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一个地方写道：“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他的《哲学笔记》中为通往知识的客观性的辩证法道路奠定了基础”（510）。因此，《黑格尔笔记》中的很多段落卢卡奇都没有进行讨论，这些段落自二战以来就被其他一些理论家津津乐道，他们通常都强调1914年列宁与旧唯物主义决裂。卢卡奇反而对列宁辩证法概念作了另外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机械唯物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并存。[31]
恩斯特·布洛赫
1949年另外一部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恩斯特·布洛赫的《主体-客体》在东德出版。[32]而卢卡奇论青年黑格尔的著作也已经完成。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阅读涵盖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他研究了《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如《宗教哲学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等。此时的布洛赫像卢卡奇一样，在政治问题上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在哲学问题上并不总是如此，尽管布洛赫和他的支持者们一度掌控着东德重要的官方刊物《哲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根据布洛赫1952年为《主体-客体》所写的前言，这本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写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20世纪60年代布洛赫移居西德，但是他继续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事业，例如他支持1968年的激进学生运动。在为该书1962年在西德出版所写的后记中，他写道：“黑格尔在今天的东方已不再受欢迎”（13）。
布洛赫在《主体-客体》中几次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这并不是本书核心。他也偶尔提到斯大林，例如他写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范畴是重要的。布洛赫在前言中写道，黑格尔是马克思的“一位老师”，并认为“离开黑格尔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人，则不可能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地全面掌握它”（12）。在题为“黑格尔的生平”这一章中，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遗产问题，对1850年之后黑格尔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哲学和社会学界的衰退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写道，黑格尔的思想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内部，尤其是在列宁的著作中：“列宁赋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活力和生命，特别是通过回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源’，也就是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身”（382-383）。布洛赫从《黑格尔笔记》中引用的几段话，包括“不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句名言。
在另外一个地方，布洛赫强调了列宁对靠近《逻辑学》结尾处的黑格尔的实践理念所抱有的浓厚兴趣。同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分析思路相类似，布洛赫也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念联系起来，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理论要引导具体的实践”（425）。[33]但是卢卡奇似乎丟掉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中实践对于理论的首要地位这方面的问题，而布洛赫则继续探讨了更加富有争议的段落，列宁在这些段落中写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高于粗陋的唯物主义。例如列宁评论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还有他说，在黑格尔《逻辑学》的结尾部分，“唯物主义近在咫尺”（431）。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洛赫的著作要比卢卡奇的著作更加公开地为黑格尔唯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源泉进行辩护。
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引起歧义的地方。与卢卡奇一样，布洛赫在《主体-客体》中也称赞列宁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部伟大的批判“实证主义”（109）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似乎并不了解这本著作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之间存在着的某种断裂的可能或重点的转移。除了1963年他在图宾根（Tübingen）演讲中顺带提到过几次以外，我发现布洛赫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并没有讨论过列宁的《黑格尔笔记》。[34]而他在1970年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中则完全没有提到《黑格尔笔记》。[35]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在这一时期中欧其他的重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尽管布洛赫肯定知道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是他并没有作过多讨论。
因此，尽管《黑格尔笔记》1932年在德国出版，并且科尔施、卢卡奇和布洛赫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都有兴趣，但是这些理论家对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的探讨，比人们所希望的要少。然而这些理论家都知道有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而且也都提到过一点笔记，即使在一些场合下带有否定的味道。至少在某些地区即在法国和美国，《黑格尔笔记》还是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兴趣，显然，法国和美国社会中的学术文化更具有反黑格尔主义的倾向，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比以前更加认真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列斐伏尔和居特曼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法国，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才开始第一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某种公开的、严肃的探讨。亨利·列斐伏尔和诺贝尔·居特曼（Norbert Guterman），两位非正统的法国共产党成员，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法文版写了130页的导言，1938年发表在《黑格尔辩证法笔记》（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这本书上，该书由富有声望的法国著名的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出版。列斐伏尔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头面人物，他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以及他在著作中对异化、人道主义和青年马克思的探讨比他对列宁和黑格尔的探讨更为人所知。例如，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写道：“1939年列斐伏尔已经在反对官方的路线，那些年来，这条路线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解释的基础上，它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矛盾的分析。”[36]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列斐伏尔既研究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又研究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这对于他开始阐发的更加人道主义化、黑格尔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至关重要。问题并不在于拒斥列宁，而是在于如何看待列宁。
列斐伏尔对黑格尔感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居特曼和其他激进知识分子被超现实主义所吸引并创立了《哲学》杂志。数年后列斐伏尔写道：在1924年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雷顿（André Breton）给他看了一册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我开始阅读黑格尔，黑格尔把我引向了马克思”[37]。尽管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黑格尔在法国都是不怎么讨论的话题，那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著名的研讨班开始了，在1931年有几篇论黑格尔的文章在备受尊敬的《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Revue de mètaphysique et de morle）上发表，其中包括尼古拉·哈特曼（Nikolai Hartmann）所写的一篇重要文章。第二年，年轻的乔治·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也加入对黑格尔的辩论之中。哈特曼和巴塔伊都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攻击黑格尔所运用的辩证法的形式。巴塔伊的文章因为简要地提到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而著名，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篇短文只是一个更大篇幅材料整体中的一部分。[38]
列斐伏尔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直到1958年被开除党籍之前，他一直都是一名非正统的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他和居特曼不仅第一次以法文翻译介绍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而且还介绍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马克思的这个批判发表在《前哨》（Avant-poste）上，这份刊物他们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39]而另一方面，就像在德国一样，党的出版机构在1928年仓促出版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将其作为《列宁全集》第1卷在法国出版。[40]马丁·杰伊描述了当时人们对列斐伏尔所普遍持有的看法：
然而，就在他离开法国共产党之前，列斐伏尔已经敞开心扉为一个更加具有哲学化和更少具有科学化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而斗争。就在由科耶夫和伊波利特领导的黑格尔复兴对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影响之前，列斐伏尔已经把他第一次从布雷顿那里得到的告诫一直牢记在心，即黑格尔对于理解马克思至关重要……作为法国最早阅读和高度评价《1844年巴黎手稿》的学者之一，列斐伏尔能够看到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尤其是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与《逻辑学》的联系。
[41]
然而，在这里人们忽略了列斐伏尔在他的著作中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评价。我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列斐伏尔和居特曼写道，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显示了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来“他在思想上的进步”。[42]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与其早期著作之间的差异。尽管模糊，但这却暗示他们把《黑格尔笔记》看作列宁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除了这句简短的话之外，他们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作讨论就很说明问题了。
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出版《黑格尔笔记》的方式也富有深意。首先，它是由一家重要的文化和哲学出版机构伽利玛出版而不是由党的出版社出版。第二，这些笔记主要是专注于黑格尔的著作，这些笔记的标题“黑格尔辩证法笔记”本身就很明显，这样，就把它与斯大林主义的版本区别开来，斯大林主义的版本用的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标题“哲学笔记”，从而降低了列宁对黑格尔的关注度。第三，与斯大林主义的版本不同，列宁最重要的手稿《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这里是独立成册发表的，而不是像在《哲学笔记》中那样与其他著作混杂在一起。[4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版本就没有问题了。伽利玛出版社坚持以脚注体系的形式，而不是像列宁所做的那样把列宁对黑格尔的评论印在页边，这就会把列宁最初的文本搞得乱七八糟。[44]
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开始介绍列宁著作时认为，在《黑格尔笔记》中，“读者会发现自己在各种观念面前，为了领会它们的意义，从总体上把握它们的目标和关注点，会赞同对最伟大的哲学著作进行比较”（7）。他们同时写道：“列宁并不是行动与思想相反的那些人中的一员”（9），提醒读者注意《黑格尔笔记》写作的时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阅读黑格尔时，正是工业世界的统一体变得乱七八糟之时，是在那些被认为已经实现了统一的部分国家与另外一些国家发生激烈的冲突之时：所有的矛盾都失去控制。黑格尔的矛盾理论向列宁表明，当矛盾的解决、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似乎远离我们之时，有时候正是矛盾快要解决之时”（9）。他们写道，列宁1914年所面对的恶毒的民族主义“已经预告了法西斯的意识形态”（9-10），这就把《黑格尔笔记》与20世纪30年代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对于1914年以及之后的列宁来说，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所得到的“见解”为“他的行动”作好了思想准备。
他们声称，列宁既不是无批判地接受黑格尔，也不是排斥黑格尔。他们写道：对列宁来说，“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列宁以一种严厉的方式来评判黑格尔，这种严厉方式谁也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对待自己的过去，如果出现，一定会抗拒”（12）。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为工人阶级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烈要求的那样。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如何汲取黑格尔的问题上，《黑格尔笔记》清楚明白地提供了新的思路。对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的方法是黑格尔唯一有价值的遗产，并且对他们来说，“需要舍弃黑格尔主义的内容”（14-15）。对一部分人来说，黑格尔的方法是走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出发点，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黑格尔辩证法是经由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各种真正力量、它们的平衡和这种机械平衡被打破的理论”。
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声称，对列宁来说，这些问题在《黑格尔笔记》中“以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具体的方式提了出来”（15），他们以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的讨论为例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客观的方面。他的宗教和国家理论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如列宁所评论的那样，黑格尔《逻辑学》中最唯心主义的一章，即关于绝对理念这章，同时也是最唯物主义的”（15）。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的任何“颠倒”都“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16）。
用一些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话来说，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并不同意把黑格尔看作“形而上学者”（17）。他们也提出了三类需要探讨的问题。第一类是那些“已被辩证唯物主义所详尽阐述的问题”（19），包括矛盾理论、辩证的相对主义、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二类是那些“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给过明确的指示，但需要根据当代哲学思想再作探讨的问题”（19）。这些问题包括诸如意识与意识形态的范畴，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关系”（19）。第三类是“开放性的问题”，“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的观点”（19），这些问题很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那里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这里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异化问题。
从这里开始，他们长篇导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探讨黑格尔思想中的这些问题和其他一般的问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只是偶尔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因此，令人遗憾的是，《黑格尔笔记》没有得到它理应得到的认真而深刻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在他们的导论开头所说的那种探讨。相反，居特曼和列斐伏尔用了一些篇幅来讨论辩证法中诸如矛盾、总体性以及否定性这样的一般概念。他们也批判诸如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不重视矛盾观念，并且他们把总体性概念既同资产阶级社会孤立个人的概念相对照，也把它与“法西斯国家对实际存在的总体性进行拙劣模仿的方式”相对照（34）。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作为“辩证运动的重要动力”的黑格尔否定性概念，不会与存在主义者的“虚无”概念相混淆（41）。
与那些把辩证法简单化地概括为仅仅是一种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坚持认为，列宁不只对辩证法的方法感兴趣，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生存语境”（living context）也感兴趣。辩证法不能被简单化为一套形式法则。他们写道，在列宁研究了黑格尔之后，“他坚持一些被黑格尔丢在角落处的规律：（存在于思维中的）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52 - 53）。与20世纪法国思想界憎恶总体性的特征相一致[45]，他们把黑格尔的“封闭的总体性”与“马克思-列宁的”、“开放的总体性”进行比较（54-55）。这种“封闭的总体性”可以在《逻辑学》论绝对理念这一章中找到。在他们看来，在这里，“黑格尔假定了否定性的实在性，像是来自深处的一种神秘力量”，把它铸造出来。用同样的方式，黑格尔在最后一章，又通过抛弃否定性“使他的体系神秘化”（59）。黑格尔的另一个重大缺点是他盲从理性：“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向荒谬的境地，从而给理性带来伤害”（65）。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既没有黑格尔《逻辑学》中最后以封闭的总体性而告终从而抛弃了否定性的观点，也没有对黑格尔把理性推向荒谬境地的批判。然而，它们在超现实主义思想中都是重要的概念，而且很可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被居特曼和列斐伏尔所接受。[46]因此，前面所引述的评论只是他们导论固有问题的例子，这篇导论通常在列宁的文本中附加上两位作者自己对辩证法的解释，因为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解释有何不同。
在批判黑格尔的意识概念时，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再次提到了列宁：“黑格尔的《逻辑学》——正如列宁所看到的那样——重新把意识与宇宙的运动连接起来，渐渐地，这种方式与黑格尔体系中封闭的主体概念相矛盾。在一定的意义，上，黑格尔打开了意识的大门并把它重新融入普遍的相互作用之中。唯物主义拓展并具体化了这种相互作用，把它融入人类存在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79）。尽管他们没有提到在列宁《黑格尔笔记》中有任何文本依据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我没有发现任何依据），但是这的确具有浓厚的列斐伏尔后期关于日常生活的著作所带有的色彩。
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始终与海德格尔、尼采形成对照。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探讨中人们努力使列宁和黑格尔真实化。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写道：“用尼采的话说，‘必须超越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是：‘人是超越者’”（85）。对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这种强烈确认被冠之以“对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到海德格尔的非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路线”（75）的批判言辞。他们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个体的观念辩护，既反对自由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把国家和集体看作具有绝对的、外在的和至上的价值，而个人必须靠边站”（89）。
他们在导论中用一整段来讨论实践范畴。几乎和列宁一样，居特曼和列斐伏尔也把实践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97）联系起来。他们再次跟随列宁强调了黑格尔论述善的理念这节，这节内容正好是在《逻辑学》最后一章之前。正如我们在讨论卢卡奇时看到的那样，在这一节中，黑格尔极其强调行动与实践理念。然而在这里居特曼和列斐伏尔的观点与卢卡奇的观点有点不同，因为他们既在黑格尔文本中强调乌托邦思想的环节，也在哲学的传统中强调乌托邦思想的环节：“善的理念，与乌托邦理想有相似之处，是人类愿望和需要的非革命的形式。这些愿望的相互转换或升华，或以神秘的形式（如宗教的、魔幻的、神秘主义的形式）与它们自身相异化”（103）。他们得出结论说，如在黑格尔之后那样，唯物主义辩证法像黑格尔一样，“把现实与可能统一起来”（105）。
导论的最后一章探讨的是异化概念，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有这个范畴，而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则没有。他们坚持认为，对黑格尔来说，理念的发展就是由异化的各个阶段所构成的一个过程。只有马克思揭示了如何从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中引出一个“更加宏大和更加有效”的理性概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他不仅否定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而且否定了“辩证法”（128），而马克思却坚持辩证法。他们把在“唯物主义的意义上”（134）对黑格尔的理念的探讨作为导论的总结。除了人们所希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外——人类和自然的自己运动，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人类整体，打倒、推翻人类精神和宗教所渴望的东西——这里也引用了19世纪象征主义诗人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的论“肉体与灵魂”（134-135）的统一，再次表现出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因此，这远不是一种对《黑格尔笔记》所进行的严密的文本分析。对居特曼和列斐伏尔来说，这本笔记的法文版是他们公开论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场所。在他们的叙述中引人注目的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流变性、自己发展特征的关注，尽管带有某些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色彩，而这在列宁的文本中几乎就找不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对绝对理念这一章中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的尖锐批判，这就在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设定了一定的距离，这种分离在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是没有的，至少在这个特定问题上是没有的。这样，正如卢卡奇一样，正是这两位西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出人意外地急于使自己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保持更大的距离，而不是列宁在他的《黑格尔笔记》中。
在20世纪30年代，列斐伏尔努力研究马克思《1844年手稿》以及列宁《黑格尔笔记》，其众所周知的成果就是1939年出版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尽管这本著作并没有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是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在导论中所阐发的那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内容都被《辩证唯物主义》这本著作所吸收。同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一样，列斐伏尔在这里也强调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绝对理念看作实践与认识的统一，是创造性活动与思想的统一”。[47]然而，列斐伏尔补充说：不幸的是，“黑格尔没有阐明行动本身”（50-51），并且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的体系……最终既取消了矛盾也取消了变易”（57）。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更加直接地包含其他的主题并且聚焦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另一方面，列斐伏尔也基于马克思把黑格尔逻辑的特征描述为“精神的财富”，似乎完全拒绝《逻辑学》。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对黑格尔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列宁。另外，列斐伏尔对黑格尔的核心范畴否定之否定极大地持保留态度，这个范畴不断地受到斯大林主义哲学家的攻击，正如较近期的阿尔都塞主义者所做的一样。
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段落也显示出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显著的黑格尔主义特征，例如，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描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72）。列斐伏尔更进一步提示说，自1844年以来，马克思先前都是拒斥黑格尔的《逻辑学》，而到了1858年，当他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资本论》以及他在写给恩格斯的那封众所周知的信中谈到已经浏览过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他又为《逻辑学》“重新恢复了”名誉。[48]《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后半部分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因为列斐伏尔不像其他许多解释者例如马尔库塞[49]那样，当列斐伏尔强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一种“命定的或无理性的天意”（137），至少在前工业化世界是如此时，就表现出这种倾向。
尽管列斐伏尔在法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既允许出版和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也允许详尽阐发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地是以列宁的笔记为基础的，正如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所看到的那样，不幸的是，在它们出版的1938年和1939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几乎是不允许广泛地加以讨论的。纳粹的占领很快就既使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转入地下，也使列斐伏尔本人的活动转入地下。[50]1938年开始进行的有关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包括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仅仅在战后才有可能并且的确出现新的紧迫性。
1944年到1953年的法国
在战后的法国，第一次对列宁与黑格尔进行富有价值的讨论还是由列斐伏尔在其著作《形式逻辑，辩证逻辑》（Logique formelle， logique dialectique）（1947）中进行的，这本著作由共产党官方的出版社发行。根据作者的看法，一般认为这篇著作是八卷本“辩证唯物主义专著”的一部分，但这项计划并未完成。列斐伏尔写到，这卷主要是以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讲课时的讲授笔记为基础。[51]列斐伏尔并不是在本书正文中，而是在一大段附录中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了讨论。[52]
附录一开始就引用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中那段名言：“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CW38：180）。列斐伏尔认为“列宁的这段评论是特别针对普列汉诺夫的”（227），列宁在笔记的同一个部分指责普列汉诺夫“是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227）来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也提醒大家注意，列宁在1922年的演讲中建议对黑格尔进行直接研究，把这称为“列宁的哲学遗嘱”（228）。
列斐伏尔在书中还有限地利用了列宁的早期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黑格尔笔记》既看作对早期著作的一种突破，也看作对早期著作的一种延续。其他一些作者，如杜纳耶夫斯卡娅，就把笔记看作列宁与其早期著作的决裂，坚持认为列宁打算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不仅是指普列汉诺夫，而且也指他自己的早期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53]不过，列斐伏尔在这里论证的主旨是要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
这些引文足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品质。它并没有停止评判哲学唯心主义（因此也没有陷入折中主义，也没有混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它重新恢复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名誉。……辩证唯物主义吸收了唯心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客观唯心主义趋向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用一种体系化的教条来反对另一种体系化的教条。从客观唯心主义与彻底唯物主义的统一中生产的辩证唯物主义超越了任何的片面性。（236）
列斐伏尔在这里放弃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既区别于唯心主义又区别于唯物主义”、在那里是把二者统一的真理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54]这个核心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更加接近于这样一个观点。
列斐伏尔还研究了黑格尔、恩格斯、列宁关于有限和无限，关于知性和理性的著作。他强调了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最后从逻辑向自然过渡的讨论，引用了《黑格尔笔记》中下面一段话：“这句话，妙不可言。逻辑理念向自然的过渡。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恩格斯说得对，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258）。根据列宁在笔记中的论述，列斐伏尔不仅把自然与唯物主义联系起来，而且把自然与实践联系起来，尤其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有必要指出——列宁强烈地坚持这一点——实践和概念是思维的刻度与环节，然后思维认识并理性地使辩证的方法合法化”（258）。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实践的要素也引起了卢卡奇很多注意。
作为20世纪40年代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一部分，列斐伏尔偶尔提到了他所认为的两种观点之间的不同点。在这方面，他提出的第一点是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同一性原则对于范畴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表明，尽管是很抽象地表明了，矛盾着的概念是‘更高’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离开了这种理性，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堕落到非理性的虚假辩证法的水平上，就像海德格尔那样的，是一种存在与虚无的形而上学”（245）。尽管实际上点明了海德格尔一个人，但是列斐伏尔强烈暗示也是指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55]在附录的其后面一点，列斐伏尔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直接带入争论中去：“注意，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依据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痛苦和有限性’的论述的那种绝望和强烈的‘存在主义者’的反思，列宁是如何对此置之不理的”（279）。
至于构成黑格尔《逻辑学》相对重要的三编——“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列斐伏尔引用了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的思想”（280）。列斐伏尔既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方面，也在他所认为的对于《黑格尔笔记》的重要性方面，似乎都按照恩格斯的指引着重强调该书的本质论。当我稍后在讨论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C.L.R.詹姆斯以及格雷丝·李在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时，我将会表明，假设列宁在笔记中用更大的篇幅来讨论黑格尔的概念论而不是本质论的话，那么这个推断是有问题的。列斐伏尔在这里忽略了他自己早些时候所引用的列宁对《逻辑学》概念论的论述。在那里列宁惊奇地发现最后一章绝对理念包含着的“唯心主义最少”，相反是致力于探讨“辩证法的方法”（234）。实际上，这远没有把列斐伏尔引向《逻辑学》的最后部分，他仍然对他所认为的黑格尔的“永恒的和绝对的”（247）观念抱有强烈的敌意。
列斐伏尔附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大段引自黑格尔、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偶尔也有些引自马克思。这些引文在文本中经常是一段紧挨着另一段，只是在脚注部分注明出处。这种表述强调了在黑格尔那里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辩证逻辑的共同性。附录以一个相当乏味的注释结束，重又回到了恩格斯的科学唯物主义：“恩格斯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283）。已经被打开的对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新见解的大门现在似乎又关上了，因为读者又回到了一种更狭隘的辩证法观念，即已经众所周知的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当列斐伏尔满意地引述斯大林的“第四条”辩证的原则“普遍的相互依赖”（283）时，这种大门被关闭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但是当列斐伏尔总结说：既然斯大林为辩证法增加了第四条规律，“这些差异表明，辩证法规律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284），这扇大门似乎又再次稍稍打开。列斐伏尔暂时增加了第五条辩证法规律，即“螺旋式发展”（284）的规律。然而，列斐伏尔最终都没有对恩格斯，甚至对斯大林机械的辩证法概念进行真正的对比。有了恩格斯、斯大林以及列斐伏尔的五大辩证法规律，读者就会留有疑问，为什么必须在根本上直接回归到黑格尔，或者是甚至是回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
列斐伏尔所作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难点是其在书中作为附录的安排方式。这种安排方式倾向于对黑格尔直接论述辩证法的文本进行详细讨论，尤其是正文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讨论，因此，并不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而是对于专家来说，恩格斯和列宁似乎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呈现方式在那些知识分子——存在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左”倾天主教徒中间并没有引起多少讨论，这些人当时正激烈地争辩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意义。
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与恩格斯（甚至是斯大林）对辩证法的论述在这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有助于掩盖它们所具有的崭新的、创造性的元素，尽管只是一种巧合。这里表述的调子不同于1938年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在他们出版《黑格尔笔记》时所写的导论中所表述的。正如我们所见，在1938年真正是一种新颖、发现和创造的感觉。从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阅读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或者至少是暗示着对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自我批判的元素在列斐伏尔1947年版本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尽管这本书更加详细地论述了《黑格尔笔记》。1938年版的笔记在占领中被销毁，直到1967年才得以重印，这就进一步突显了这个问题。
然而，列斐伏尔的《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有足够新的元素，从而遭受其他共产主义者对他的“唯心主义”的猛烈攻击。[56]尽管他向官方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了很多让步，但是仍——例如——仅有几次提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个时候，在法国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严肃讨论，甚至卢卡奇都帮助不大。在列斐伏尔的《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出版之后一年即1948年，卢卡奇富有争议的著作《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e ou Marxisme？）在法国出版，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当代哲学问题”。在这里，卢卡奇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称做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一部他不加批判地加以全盘接受的著作，因为这本著作在“帝国主义时代”使“哲学唯物主义处于优势地位”。[57]这整部著作中，卢卡奇经常提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是偶尔地，甚至是隐秘地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
到了1949年，列斐伏尔在党的《新批评》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自我批评”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进一步远离了黑格尔，例如，他收回了他先前所说的话，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唯心主义都由辩证唯物主义恢复了名誉。这篇文章中，不仅是斯大林甚至斯大林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日丹诺夫都作为论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权威来引用。日丹诺夫的“黑格尔的问题早已解决了”这句臭名昭著的论断也在根本上受到了列斐伏尔的支持。尽管他的确在小心翼翼地推进这个观念，他说：“没有研究、理解和消化黑格尔的辩证法似乎就很难理解和消化马克思的辩证法。”[58]然而，他再次从黑格尔那里后退了，他说主要危险之一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作过高的评价”。这篇令人感到相当遗憾的18页论文在最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有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并且赞扬那时在俄国进行的关于斯大林的遗传学观念和关于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讨论。
在同一时期，在1945年至1950年间，左派黑格尔主义也在法国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亚历山大·科耶夫和让·伊波利特的著作中。科耶夫在其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演讲中使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流行开来，这些演讲在1947年以著作形式出版。伊波利特的贡献最大，在1946年他首先翻译了《精神现象学》，随后写了一篇重要的法文评论对它进行评述。[59]伊波利特于1951年还写了一篇深入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卢卡奇《青年黑格尔》一书的评论。[60]当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也为这些作者所熟知。约翰·赫克曼（John Heckman）是伊波利特主要著作《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英文版的翻译者，他在导言中写道：“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花了六个月时间阅读黑格尔，这个事实使得我们不得不修正被提出来的列宁的斯大林主义形象。另外，列宁明显重视黑格尔不仅与他的斯大林主义形象相对立，而且也是与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哲学上的关注相一致。”[61]1948年伊波利特在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中写道：“任何读了《资本论》的人都会承认黑格尔《逻辑学》对它的影响。人们意识到一正如列宁所发现的——要理解马克思的立场和观点，必须懂得《逻辑学》。”[62]
1941—1953年的美国：从马尔库塞到约翰逊-福雷斯特派
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也提出了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这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首先提出来的，他当时住在纽约。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英文版首次出版的1927年和《黑格尔笔记》出版的1958年间，对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讨论被整整悬置了三十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英文第一版把后来著名的哲学家悉尼·胡克列为共同翻译者。[63]
虽然在《理性和革命》1941）一书中没有直接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是马尔库塞把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机械唯物主义进行比较，的确认为，“列宁对辩证法的坚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把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标志”。[64]马尔库塞还把列宁对辩证法方法论的热衷和改良主义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对辩证法“陷阱”的抗拒进行对比，以支持马尔库塞所说的“作为知识工具论的常识的复活”。他也把列宁对辩证法方法论的热衷与卡尔·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比，马尔库塞写道，考茨基“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了实证的社会学标准的检验并且转为自然科学”。[65]马尔库塞对列宁论述辩证法的简短讨论并没有涉及《黑格尔笔记》，而是用了列宁的其他文本，即列宁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几篇短文。后来在其著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中，马尔库塞避免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任何讨论，而是集中探讨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66]
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是第一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著作，也是第一本严肃讨论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著作。[67]这本著作得到了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一些领导者的热烈的响应。该派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是由少数持不同政见的人所组成，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社会和政治理论。这个团体有时也会被称做国家资本主义派，由其两位主要理论家的笔名来命名，一位是特立尼达籍的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C.L.R.詹姆斯（他的笔名是J.R.约翰逊），另一位是俄籍经济学家、托洛茨基的前秘书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她的笔名是弗雷蒂·福雷斯特（Freddie Forest）〕。在这个团体中第三位重要的理论家是美籍华人哲学家格雷丝·李（博格斯）（Boggs）。
多年之后，在1979年马尔库塞刚刚去世之后所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讲述了一些他们早期对马尔库塞著作的热情：“在那部开创性的著作中，马尔库塞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且第一次为美国公众重新确立了黑格尔-马克思的革命性辩证法。当这本让我们呼吸到新鲜空气和真正具有无阶级社会愿景的书出版后，我们不可能忘记对马尔库塞的感激之情。”[68]在20世纪40年代，杜纳耶夫斯卡娅、詹姆斯以及李在几个方面做了重要的理论工作：①他们提出了斯大林的俄国是一个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Totalitarian state capitalist society）的概念，并且从共产主义左派的立场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69]②他们批判工人应急管理机构并把普通工人的日常反抗描写为工人创造性的展示。③同时，他们在把美国激进运动中黑人反抗的重点地区概念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④他们也是第一批在美国讨论马克思《1844年手稿》，讨论马克思要感激黑格尔的人，当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也是第一批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的人。
那些著名的和“左”倾的20世纪4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多半通常对黑格尔的思想都不感兴趣，甚至完全怀有敌意，更不用说是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了。[70]这既制约了马尔库塞著作的影响，也制约了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影响。例如，当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在1941年出版的时候，那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悉尼·胡克就写了两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加以攻击。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的一篇评论中，胡克又表示他极其反感马尔库塞用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胡克为实证主义进行辩护，他写道，实证主义“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而不是辩证的方法来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71]在第二篇同样具有敌意的评论中，胡克称马尔库塞的著作是一种对黑格尔思想的“带有偏见的辩解”。[72]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才成为杰出的纽约知识分子——在一些回顾性的评论中也持有某种类似的态度。贝尔嘲笑杜纳耶夫斯卡娅，据说她“在理论上作了很大努力使工人们相信，要懂得：列宁必须要掌握黑格尔《逻辑学》的知识”。有个幽默表明，当时的纽约知识分子一定认为，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理论家们——一位黑人和两位女人——真不简单，在这个相当令人深省的幽默中，贝尔把詹姆斯描述为“关于板球的……公认的权威”，试图以此贬损他的理论研究，贝尔也把杜纳耶夫斯卡娅描述为“女负责人”来嘲笑她的理论工作。[73]
贝尔关于使工人相信有必要研究黑格尔的评论——评论本身就带有相当的偏见——的确是对约翰逊-福雷斯特派重要而独特方面的一种暗示。与很快就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马尔库塞不同，该派成员是由具有“左”的革命“倾向”的人组成——然而它不是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倾向于既反对传统的先锋队政党的形式，也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形式。杜纳耶夫斯卡娅、詹姆斯和李都把《黑格尔笔记》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并且把它作为一个庞大反思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不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甚至是组织观念。到了1947年，李已经翻译了部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74]，杜纳耶夫斯卡娅已经翻译了部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并且这三位理论家都已开始在深入研究黑格尔。
这些努力的最初成果就是詹姆斯的一本厚厚的手稿《辩证法笔记》（Notes on Dialectic），这本手稿1948年以油印的形式出版。[75]詹姆斯这，本书结构非常不规范，通常是对黑格尔《逻辑学》逐章进行集中讨论，但是又频繁地旁注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法国和俄国革命以及当代的政治情形。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詹姆斯写道：“如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最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最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171）。詹姆斯在书中一开始就大段引用列宁1915年的短文《谈谈辩证法问题》，还引用了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的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8）。詹姆斯写道，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是写作于这样一个时期：“1914年列宁在苏黎世，整个世界和他的范畴都变成了碎片……他对《逻辑学》做了笔记……悉尼·胡克曾告诉我，那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十分正确，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99）。詹姆斯写道，这是因为胡克是一位“学者”，他总结说，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具有丰富的意义”。[76]
詹姆斯在《辩证法笔记》中对列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列宁对黑格尔的飞跃或渐进的中断、渐进的变化观念所进行的讨论。詹姆斯把这些概念与1914—1915年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100）这句革命口号联系起来。在詹姆斯看来，不仅是飞跃的概念而且是“自发的活动和自己运动”（101）的概念都是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得到的重要概念。詹姆斯还从中得出了哲学的、政治的和组织的结论：“除非你处处把组织与它的对立面即自发性联系起来，否则你对组织就一无所知”（115）。此外，他还写道，“当代的任务就是要废除组织”或者至少是废除“我们已经认识的”组织，并且开展“无产阶级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117）。
这种自发主义的概念是如何与列宁的先锋队政党概念相一致的呢？在詹姆斯看来，1917年列宁对苏维埃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国家与革命》，显示了在组织和自发性问题上列宁在思想上的一种突破，这种突破至少部分地是建立在1914—1915年间黑格尔研究的基础之上的（138-139）。詹姆斯在对列宁与黑格尔的自发性理解中，把传统的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称做“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223）。通过聚焦于是先锋队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还是广大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问题，詹姆斯使列宁和黑格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具体问题。然而，这种做法同时也导致许多悬而未决的其他问题。詹姆斯在作了一番折中主义但却有趣的分析之后，无论是对黑格尔还是对列宁，他都没有再深入下去。更加严谨地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论分析的任务就落到了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另外两位理论家的身上，尤其是杜纳耶夫斯卡娅。
在1949年的2月和3月，杜纳耶夫斯卡娅第一次把列宁《黑格尔笔记》中较为重要的部分从俄文完整地翻译成英文，既包括厚厚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也包括篇幅较短的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笔记。[77]在这一年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还写了一系列分析列宁和黑格尔的文章，作为她自己、詹姆斯和李就辩证法问题所进行的三方密集通信的一部分。[78]尽管这些信件绝大部分都是写给某个具体的个人，但是他们三个人似乎是在共同研究并彼此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信件的内容丰富，构成了一本合著的论辩证法的书稿，这本合著因其理论上的分歧而没有完成。
在翻译《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一部分，即在翻译列宁评论黑格尔著作的第一部分“存在论”的过程中，杜纳耶夫斯卡娅写了第一封信分析了列宁《黑格尔笔记》。在一篇看似批评詹姆斯《辩证法笔记》的通信中，她写道：“你将会欣赏这些关于存在论的笔记，尤其是你急于进入本质论而忽略掉的”（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2月18日）。在这封信中，她强调列宁关注存在的具体性和“从最简单范畴开始的必要性，因为……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中……这些简单的范畴‘包含着整体’”。特别是列宁对黑格尔论外观〔Schein〕的讨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列宁的评论“外观也是客观的”，因为这对任何把外观归结为本质的企图提出了挑战。
尽管在第一封信中，她要詹姆斯耐心等待列宁摘要下一章即本质论的译稿。不到一周后她又写信说：“这里是列宁关于本质论的笔记；比我预计的翻译速度要更快”（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2月25日）。她再次强调了外观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列宁不仅进一步指出，本质具有某种外观……而且他甚至更加强调外观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信中也提到了因果性问题，强调了列宁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打破了因果之间经验主义的僵化界限。1978年，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对此总结说：“在这个时期，列宁也突破了他先前的因果观，认识到原因可以变成结果，反之亦然，并且始终坚持总体性概念。”[79]在这封写给詹姆斯的信的最后，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一些热情洋溢的评论：“黑格尔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把同一性解释为‘差别的不可分离性’，而当他在探讨现实性和总体性时，总体性又被解释为‘被分离的完整性’。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他的这种绝对天才的语言。”她补充说：“我准备跟着他（列宁）进入概念论。”
几周之后，杜纳耶夫斯卡娅完成了列宁《摘要》一书的翻译工作，并把列宁笔记中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三部分即“概念论”的译稿寄给詹姆斯。她再次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笔记比所有先前所寄的全部材料都要长，并把这看作列宁对黑格尔的看法与詹姆斯《辩证法笔记》中观点之间的一种“显著区别”，因为詹姆斯在他的书中并不是很强调黑格尔概念论这部分中的抽象哲学问题。她还试图概括1914—1917年间列宁在理论上的进展：“列宁在寻找一个新的普遍性。他发现了黑格尔的‘理念’……并且那时列宁并不能形成自己的新的普遍性：革命的人，直到1917年那种形式的苏维埃的出现。黑格尔的理念让他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俄国民众提供了实践；接着列宁就认识到这两个方面并把它们统一起来，把它称之为：国家和革命”（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3月12日）。在信的其余部分，她强调了黑格尔概念编中的具体性、现实性特征，至少是列宁对它的解读中的具体性、现实性特征，因为它谈到了实践和理论，在目的性这章中论述了劳动。她最后总结说，列宁关于要理解《资本论》必须掌握黑格尔《逻辑学》的评论，必须与他另外一句概括结合起来加以理解，这个概括的大意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式）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既然列宁在这段也提到了对“马赫主义”的批判，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判“显然包括他自己，因为他是除普列汉诺夫之外唯一对马赫主义最为不满的人”。因此，对杜纳耶夫斯卡娅来说，列宁在这里是对自己的早期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了一种尖锐的自我批评。
在这同一时期，杜纳耶夫斯卡娅也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迈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保持联系，试图让他有兴趣来帮忙出版她所翻译的列宁《黑格尔笔记》。夏皮罗回应说：“我已经读过N.居特曼翻译的法文版《黑格尔笔记》（附有居特曼和列斐伏尔所写的热情洋溢的长篇导论）。我对列宁在空白处的注释并不像你那样有热情，但是列宁在战争期间能够潜心研究黑格尔，并能在他有生之年或许是在其一生中最重大事件的前夕从哲学中获得灵感，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0]他也谈到了笔记出版的前景，他写道：“列宁的笔记对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生或美国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并建议她在一家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刊物上发表。在两个星期之后，他写信说：“你的信非常令人兴奋和激动，几乎激励我来重新阅读黑格尔一一黑格尔一直是我的弱点。”[81]他进一步表达出版这种笔记的难处，他最后说：“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愿意帮忙——当你翻译完这些笔记并写好前言，我会很乐意将它们推荐给牛津或其他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出版《黑格尔笔记》英文版的这些尝试以及其他一些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多年以后，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1949年当我翻译完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时，我找出版商出版，敲了很多家出版社的门，也与哥伦比亚大学俄文系联系过，但是，直到1957年，才和我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起出版。”[82]为了节省版面，《黑格尔笔记》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那本书中是以附录形式出版的，仅仅包括列宁的评论，而不包括列宁对《逻辑学》的实际摘录。
然而，杜纳耶夫斯卡娅继续写信给詹姆斯和李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另一封信把他们带到了1914年之后列宁论辩证法的其他著作中去。这封信谈到了列宁对辩证法的重要论述，例如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列宁的评论，1922年列宁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写的文章，他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一书的批评以及1916年他对卢森堡《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的批评。她尤其关注列宁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没有真正研究过黑格尔的《逻辑学》（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5月14日）。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试图“把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中的创新思想和列宁这样一个结论联系起来，这个结论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为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使得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范围内的一种内在发展。她进一步把黑格尔的理念与《国家与革命》联系起来，按照列宁的看法，在这本书中，工人“作为主人管理经济，进行革命，把理想变为现实……然后在他自己的工人国家中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保护工人免受其国家的压迫”（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5月17日）。在一封给李的回信中，詹姆斯显然回应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信中谈到的关于列宁和黑格尔的一些问题[83]，他强调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他的《黑格尔笔记》之间的差异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1908年列宁“必须为朴素唯物主义而战斗”，并且“通读全书我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的地方”（詹姆斯写给李的信，1949年5月20日）。因此，他似乎表示要慎重对待杜纳耶夫斯卡娅较早前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詹姆斯继续说，然而到了1914年，列宁的对手是官僚工人和第二国际。由此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了争论，这场争论不是来自自由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来自康德主义者，而是来自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因此，他对《逻辑学》的研究所要澄清的唯物主义，已不再是要分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而是要分清庸俗的唯物主义与辩证的唯物主义”（詹姆斯写给李的信，1949年5月20日）。詹姆斯写到，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从他的黑格尔研究走向了《国家与革命》，詹姆斯把所有这些都与约翰逊-福雷斯特派在托洛茨基主义内部的斗争中当下所持的理论观点联系起来。
在一封随后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中，总结了詹姆斯和李之间的讨论（1949年5月27日），当他们写道：“1844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必须要考虑进来。这里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特别得凶”，此时他们就比杜纳耶夫斯卡娅更多地表露出对黑格尔的举棋不定。他们把列宁与第二国际的争论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和本质范畴联系起来：“在1914年之前，整个革命运动、第二国际和第二国际之外的其他一切运动在本质还处于存在论的范围内，甚至列宁在1914年之前也没有完全意识到本质论，尽管俄国的客观形势驱使他去研究《逻辑学》。列宁关于《逻辑学》笔记的关键就在于存在论与本质论的联系……在本质论的范围中的运动就是个人的具体展开，就是主体性的形成。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运动。”他们打算拋弃黑格尔的概念论，他们写道：“列宁更加关注自己运动而不是概念论。”另外，他们还将概念论与“党的辩证法”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种党的辩证法是一种“反革命的运动”，是一种把人类推向了“最恶劣的暴动”的运动。这种对政党的尖锐批评与詹姆斯《辩证法笔记》一书的自发框架相一致。在这同一时期，杜纳耶夫斯卡娅阅读了列宁厚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并用英文总结了一些问题（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6月8日）。
詹姆斯接下来的一封信有些贬低杜纳耶夫斯卡娅在翻译和评论《黑格尔笔记》中所作的努力：“你涉及的面很广，很好，但是在几次与格雷丝·李的谈话和（这次很仔细）阅读了你的来信之后，我感觉我们仍然离题”（詹姆斯写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49年6月10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们必须小心，防止给人以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列宁读了一本书就理解了，这会使我们陷入困境。并没有一种辩证法会教他去制订、澄清客观进程并使之具体化等等”（詹姆斯写给李的信，1949年6月19日）。因此，詹姆斯似在质疑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在1914—1915年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列宁在思想上有种完全断裂的观点。
杜纳耶夫斯卡娅并没有对此直接进行争辩，而是写文章详尽地分析了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期间的理论观点。她强调《黑格尔笔记》以及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除非你了解了全部《逻辑学》，否则你就不了解《资本论》，甚至不了解它的第一章。资本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它是一种最具体的总和，这也意味着在逻辑与历史之间的不可分离……并且这也不仅仅只是逻辑与历史，还有观念。我相信，《资本论》第一章的辩证法也在商品拜物教中……包含有大量关于特殊性和绝对理念的观念，列宁说，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辩证法”（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6月20日）。在这种不仅是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甚至是对于绝对理念的呼唤中，杜纳耶夫斯卡娅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詹姆斯。詹姆斯几乎是立刻再次回信，建议她把对列宁和黑格尔的分析控制在“1200个单词”内，同时还向她提到自己的《辩证法笔记》，他说，对于这本书“必须一读再读”（詹姆斯写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49年6月24日）。循着这个思路，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顺便说一下，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批判黑格尔主义”（詹姆斯写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49年6月28日）。
在下一封写给詹姆斯的长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使用了俄国宗教学的黑格尔学者伊万·伊雷因（Ivan Ilyin）的著作来说明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强调“具体”这个词来自拉丁文concrescere，意思是“生长”（to grow）。她用伊雷因描述黑格尔的立场的话，即“具体的经验主义”（concrete empiric）[84]，来刻画列宁《黑格尔笔记》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理论特征：“当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全新眼光来观察世界时，他看到经验的、具体的帝国主义世界与帝国主义这个时髦名称大为不同……在帝国主义这个名词背后有一个新的绝对，即垄断”（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7月6日）。在这封信中，她还第一次勾勒出列宁在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在思想上的五个具体转变：①1914年之后列宁把帝国主义现象与垄断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②列宁此时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的更新的、更高的特定阶段，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③列宁此时把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由帝国主义与垄断所造就的一批新的工人即工人贵族联系起来，这些工人贵族与那些不熟练工人相对立；④1914年之前，民族自决是一个口号，但是“1914年之后，列宁看到了帝国主义使自决问题具有了紧迫性”；⑤此时“辩证法变成认识的理论”，而不仅仅是1914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直相对沉默的李，此时也加入到这场严肃的讨论中来，很显然，她对杜纳耶夫斯卡娅最后这封信感到振奋。她把自己写给詹姆斯的信（李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7月9日）抄写一份寄给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她在信的顶端写道：“你的第六封信非常精彩。”她一开始分析就引用了列宁1914年3月关于泰罗制（Taylorism）的文章，文章把泰罗制看作某种可以接受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以运用的东西（CW20：152-154），这就使她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康德主义：“1914年之前他们全都是这样想的。要发展效率、合理化、劳动的社会化——这是他们在经验地思考、理解和解释客观世界。就像康德所做的那样。”在李看来，在对黑格尔《逻辑学》中因果性的探讨中，“列宁突破了这种非连续的经验主义，他看到了这种科学方法例如因果性范畴来解释精神和物质之间关系的局限性。自由、主体性、概念——这些都是我们借以获得客观现实的知识的范畴。”李写道，列宁说：“不要停留在本质、内在必然性、联系的王国，要进入概念、自由、革命的王国。”她不仅把列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1914年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较，而且还把它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伴布哈林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较。
詹姆斯似乎并不赞同李的分析：“你关于布哈林的信让我很失望，一些材料很珍贵，但整个事情在我看来有些离题”（詹姆斯写给李的信，1949年7月15日）。杜纳耶夫斯卡娅继续在信中把列宁和布哈林进行对比，并且探讨列宁思想在1914年前后的发展。李此时又写了另一封尖锐的信。在这封信中她一开始就说：“当列宁研究到绝对理念这章时，他完全是驾轻就熟。你能够在他的评论和摘录中感受到这一点。”（李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7月29日）李的第二点是与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倾向相一致，约翰逊-福雷斯特派倾向于用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把列宁和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论述与具体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她写道，《逻辑学》最后一章论绝对理念“是指向，不是反对改良主义者，但却是反对革命中的反革命者”。她所指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它们都被看作从1917年俄国革命内部产生的一种反革命形式并且否定其初衷。李把黑格尔在绝对理念这章中强调的这种绝对自由和革命最初的解放观念联系起来，例如，就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那样：“不要老是认为我们和列宁应当替换掉革命、不断革命这个词，黑格尔无论何时都使用绝对理念这个词。”
接下来的几封信直接论述了黑格尔的范畴，而不是论述列宁《黑格尔笔记》中的范畴，但是在随后一封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谈到了列宁在研究了黑格尔之后思想上的变化。她写道，在“1914—1916年宏大的《哲学笔记》出现了，并且从那时起，就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不贴上黑格尔辩证法的标签”（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8月30日）。从这里开始，通信也由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思考转向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结构的讨论。[85]到了1950年和1951年，用通信的方式密集进行理论交流也变得不是那么频繁了。在这一时期这个小组理论探讨的一项成果就是詹姆斯1950年的小册子，是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和李合著，书名是《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86]这本册子很少研究《黑格尔笔记》甚至也很少研究黑格尔，而主要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问题，阐述辩证法的部分篇幅短小并且有点肤浅，这部分主要是由李起草的。另外一个成果就是杜纳耶夫斯卡娅为一本“列宁著作”所写的草稿，完成于1952年早期。尽管这篇草稿也有一些对《黑格尔笔记》的讨论，但它主要是关注列宁的政治和经济理论。[87]
在这段时期以后，李和詹姆斯并没有对《黑格尔笔记》进行更多的真正研究。然而，他们三人之中对笔记最感兴趣的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余生仍然投身于《黑格尔笔记》的研究，她把笔记当作某种一般辩证法概念之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一般辩证法概念是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而提出来的。关于黑格尔绝对的这封长信就是她在这方面作出的极其重要的成果，这封信写于1953年5月，正好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尽管这些信主要致力于探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精神哲学》的文本，但是，写给李的这些信也都是以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为基础的。
她对列宁在笔记中的关于辩证法的16条要素进行了简要的讨论，但是，她自己不仅与16条要素保持距离，而且与詹姆斯的《辩证法笔记》保持距离。詹姆斯的《辩证法笔记》有时被称为内华达文件（the Nevada Document）：“然而，我们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不仅要比列宁的研究深入，而且要比我们自己在1948年所作的研究深入，那时，内华达的辩证法就非常深刻地对肯定和否定进行长篇大论。”[88]通过对《逻辑学》绝对理念的彻底研究，杜纳耶夫斯卡娅开始深入到黑格文本中无论是列宁还是其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怎么详细讨论的地方。她指出了自由〔Befreiung〕的概念，这是黑格尔在绝对理念这章中提出来的，在那里“主体是个人的并且是自由的”（33）。
在对《黑格尔笔记》的批判性评价中，她指出了列宁对绝对理念这章最后一段话的强调方式，黑格尔在这里提到了从逻辑到自然的过渡。列宁把从逻辑到自然的过渡称为“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过渡”，并把这叫做“唯物主义近在呎尺”（36）。然而，列宁同时也写到，黑格尔最后段其余部分“都不重要”（36）。杜纳耶夫斯卡娅激动地回应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段是重要的；1953年的我们，在你之后生活了三十年并且试图吸收你的一切遗产的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一点”（36）。黑格尔就是在文本中的这个地方，突破过渡〔Übergang〕的概念，并且使用“自由”〔Befreiung〕这个词，当时他写道，宁愿是“一个已变成的有或过渡”，“纯理念……是绝对地得到自由”（37）。[89]此外，黑格尔还写道，“在这种自由中，找不到过渡”；相反，“理念自由地解脱自身，对自己绝对有把握，并且在自身中宁静”（37）。
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超越列宁的地方，列宁在一党专制国家出现之前，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书立说。[90]她现在写道：“你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先生，当过渡、革命似乎足以导致新社会产生的时候，你并没有克服斯大林主义。现在人人都在审视这个极权的一党专政国家，它就是当前必须由一场全新的革命加以克服的东西，在这场全新的革命中每个人都享有绝对自由’。当然，从1920年到1923年我们与你共同建造并且还经历了三十年”（37）。这些信也研究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反思理念”这个概念中发现了一个主体性的激进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深陷危机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有助于提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建问题。然而，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本身并没有回答那种危机，必须另外更深入探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绝对、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才能加以回答。
李对这些信的最初反应是相当的赞同：“我认为这些笔记象征着我们的《哲学笔记》，与1915年的列宁笔记相类似”（李写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53年5月22日）。她补充说，亚里士多德的绝对概念“是建立在奴隶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而黑格尔的绝对概念具有不同的基础：“黑格尔的绝对概念是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和这种运动的纯形式的历史的结果，它从绝对理念前进到自然，在自然界中同样展现了曾在精神领域中所展示的辩证发展。”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理论家们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他们关于《黑格尔笔记》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观点，甚至也没有发展关于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观点。在两年内，即在1955年，这一派解体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在随后的三十年间继续深化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的研究[91]，而詹姆斯和李则转入其他的方向，他们一开始合作，后来也分离了。[92]
[1] 有关《黑格尔笔记》在1929—1930年出版的更加详细情况，参见巴德·伯克哈特（Bud Burkhard）的参考书目，"Leninskij Sbornik,"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32, no. 3 (1986): 241-247。
[2] 勒内·阿尔伯格（René Ahlberg）写道：“德波林和机械论者之间的争吵可被视为关于恩格斯观点的一场公开论战。根本不允许对马克思说三道四。”("The Forgotten Philosopher: Abram Deborin," in Revisionis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 ed. Leo Labedz [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2], p. 131. )
[3] 参见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rotsky, Trotsky's Notebook, 1933—1935。这两部著作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科学主义的倾向，并且对于黑格尔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极其敌视。
[4] 例如，参见W. Adoratski, "Lenin über die Hegelsche Logik und Dialetik," Unter dem Bunner des Marxrimus3, no.5 (1929): 633-659。
[5] Cited by Joravsky,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p. 256.
[6] Ibid. , p.270. 关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乔拉夫斯基对这些问题详尽的、极为严肃的描述。有关一些真正的西文文献，参见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的批判理论家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编辑的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的德文文集：Abram Deborin and Nikolai Buharin. Kiontroversen über diu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 然而内格特认为，德波林和布哈林的讨论要比乔拉夫斯基所作的讨论狭隘得多，他给文集所写的导言标题是“作为一种合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论斯大林哲学的起源”（"Marxism as a Science of Legitimation: On the Origins of Stalinist Philosophy"），这本文集主要是由德波林和布哈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所构成，但也包括了卢卡奇、葛兰西、米丁和斯大林的简短的摘要，后两位的著作是1930年的。在他的集子中，他既没有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也不包含《黑格尔笔记》的任何内容。最近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有人为了声称毛泽东实际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公开赞扬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家M. B.米丁具有独创性，毛曾求教于米丁。参见Norman Levine's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4), pp. 319-330。法国最近也有这种声音，参见由路易斯·阿尔都塞的学生勒内·萨帕塔（Renè Zapata）编辑的文集：Luttes philosophiques en U. R. S. S.(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与内格特的版本一样，萨帕塔也忽视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
[7] 我没有发现葛兰西对列宁论黑格尔作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在葛兰西的《著作集》（Opere）第11卷和12卷（Turin: Einaudi, 1966, 1978）中都没有找到，这两卷涵盖了葛兰西1921—1926年的著作。关于葛兰西的思想与列宁论黑格尔的著作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参见Leonardo Paggi, "Gramsci's General Theory of Marxism," in Grumsci and Marxist Theory, Chantall Mouffe(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especially pp. 133-137。几年以后,著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森义太郎（Yoshitaro Omori）发表了一篇题为“黑格尔的复活”的文章（Riso 26, [October 1931]: 43-60）。大森义太郎的文章依据列宁研究黑格尔的一些片断,也参考了德波林和20世纪20年代俄国其他一些哲学家的著作，如阿多拉茨基（W. Adoratski）和 I.卢波尔（I Luppol）。所有这些都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在德共刊物上[我非常感激日本的伊藤成彦（Narihiko Ito）教授，与他的私人通信使我获得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8] Lenin, Quaderni filosofici, Con uma introduzione su"Il marxismo e Hegel" di Lucio Colleti(Milan: Feltrinelli Editore, 1958).
[9] Lucien Goldmann, "The Dialectic Today"(1970), in his Culture Creation, trans. Bart Grahl, intro. William Mayrl(St. Louis: Telos, 1976), pp. 112-113.
[10] 瑟维斯在其《列宁》第2卷题为“列宁的奥秘”的序言中敏锐地指出，《列宁全集》中“堆积如山的文献”差不多使得对列宁生平和著作的揭示变得模糊起来（第3页）。
[11]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 and intro. Fred Hallida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1923, 1930]), p. 29. 在他对文集《卡尔·科尔施:革命的理论》（Karl Korsch: Rerolutionary Theory）（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的一个长篇序言中，编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反对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术语来尊称科尔施：“科尔施为哲学重要性的辩护以及他声明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联系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基，导致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解释为是一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且导致把科尔施刻画为反对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这一潮流中的开创者。人们并不清楚科尔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仅仅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此外，他把自己视为列宁和卢森堡哲学战线的一部分,是从社会主义的革命立场反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代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试图把列宁和卢森堡综合为一个辩证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该书的出版，仅仅强化了科尔施的信念，即他们——他自己、卢卡奇、列宁和卢森堡——代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一个理论-政治战线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第35页）。凯尔纳强调了科尔施的观点，卢卡奇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以及列宁在1923年“代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的实证主义及其更加科学化的辩证法观念。在这个研究中，我并不是在必然反对列宁的意义上而是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词，它包含了列宁1914年以来的著作，同样也包括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例如科尔施、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布洛赫、列斐伏尔、C. L. R.詹姆斯和杜纳耶夫斯卡娅等人的著作。我在运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反对列宁，因为本书研究的目的完全在于揭示列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尚未得到探讨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12]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 97.
[13] Luká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 272-342.
[14] The Fifth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 Abridged Report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4), p. 17.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攻击了唯心主义，这显然是针对卢卡奇和科尔施：共产国际“组织了一场无产阶级持续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反对宗教、反对唯心主义……哲学”。
[15]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 109. 英译本将1930年这一序言作为附录发表。
[16] Ibid. , p. 120-121.
[17] Lenin, Mu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Vienna and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27)。 与同年出版的英文版一样，该书也附有德波林所写的一个长篇序言和涅夫斯基的附录，它们在后来的版本中都被删除了。该书也收录了列宁1915年《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片段，并错误地认为是列宁1914年之前的文章。这篇短文第一次用德文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年第2期，第412-415页。
[18] 这篇文章载于安东·潘涅库克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Lenin as Philosopher）（London: Merlin, 1975），第111页。该文的作者被错误地归于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参见海伦娜·希恩（Helena Sheehan）在她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5）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澄清（第150页）。
[19] 参见Patrick Goode, Karl Korsch(London: Macmillan, 1979), pp. 123-125。该书中谈到了一些有关科尔施和《黑格尔笔记》的观点。古德提出，在我看来是正确地提出科尔施1930年“没有考虑到列宁立场的全部复杂性，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第123页）。古德没有充分强调这些笔记1930年在德国还没有出版这个事实。他也没有提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科尔施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
[20] Korsch, "Lenin's Philosophy," in Pannekoek, Lenin as Philosopher,pp. 114-115.
[21] Goode, Karl Korsch, p. 135
[22] Korsch, "Lenin' s Philosophy, " p. 115.
[23] Korsch, Karl Marx: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38)， 古德在他的《卡尔·科尔施》中写道:“科尔施是知道《1844年手稿》的，因为他在《卡尔·马克思》中提到了它们，但他并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是相当令人失望的，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已经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马克思著作中的黑格尔主义的前提，而这一点在《1844年手稿》中比马克思写下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加突出”（第139页）。
[24] 勒维撰写的“卢卡奇和斯大林主义”这章对卢卡奇1924 年后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的交织和反复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简要的描述。本章载于其著作《格奥尔格·卢卡奇——从浪漫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Georg Lukács-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中，由帕特里克·卡米莱尔（Patrick Camiller）翻译（第193-213页）。然而，不幸的是，勒维以一种过于片面的方式来看待黑格尔的影响，总是因卢卡奇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与斯大林主义和解而谴责黑格尔：“现在，在他革命的最后阶段，卢卡奇倒退到黑格尔与现实的‘和解’”（第195页）。这就错误地意味着《历史与阶级意识》比卢卡奇后期的著作如《青年黑格尔》更少黑格尔化。争论的问题反而是卢卡奇在这两个时期对黑格尔不同要素的盗用。
[25] Lukács, 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trans. Nicholas Jacobs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71 [orig. German edition 1924; postscript added in 1967]), pp.9, 87-88.以下引自该版本的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26] István Mészáros, Lukács' Concept of Dialectic(London: Merlin, 1972), p. 137.
[27] Ibid. , p. 139.
[28]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p. xi.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29] 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p. 128.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东欧和俄国对于卢卡奇和布洛赫的争论，费切尔的全面探讨（第104-147页）非常具有资料价值。
[30] 毫无疑问，这种讨论的方式导致费切尔把卢卡奇的变化——从较早时期更具原创性的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到后期的《青年黑格尔》——归结于20世纪30年代所传闻的卢卡奇“发誓要忠于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参见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p. 104。
[31]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卢卡奇与列宁关系的观点中，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认为，“按照卢卡奇的话说，列宁主义厌恶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并且在《哲学笔记》中确实有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否定”（"Lukács on Len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18 [1978]: 29)。无论是在《青年黑格尔》中，还是在《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中，我找不到任何文本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而且莱文也没有为他的阐述提供任何论据。如果真的是那样，这就使得卢卡奇对列宁思想演变的评价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一致。
[32] Ermst Bloch, Subjekt-Objekt: Erläuterungen zu Hegel(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2 [orig. East German edition 1949]). 文中的参考页码是根据1962年的版本。有关这本著作的历史和背景及其在东德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家的冷漠的情况，参见Wayne Huds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ust Bloch(New York: St. Martin's, 1982), pp. 13-14 and 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pp. 109-131。
[33] 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本书由内维尔·普拉斯（Neville Plaice）、斯蒂芬·普拉斯（Stephen Plaice）和保罗·奈特（Paul Knight）翻译（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6[orig. German edition 1959])（第270页）。
[34] Bloch, Gesamtausgabe13: 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0[1963]), pp. 78, 154-155, 292-293.
[35] Bloch, Gesamtausgabe 11 : Politischen Messingen, Pestzeit, Vormärz(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0), pp. 478-483.
[36]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88.
[37] Henri Lefebvre, Le Temps des méprises(Paris: Éditions Stock, 1975), p. 49. 马丁·杰伊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Marxism and Totali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中的“列斐伏尔，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章，以及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发表在由迪克·霍华德（Dick Howard）和卡尔·E.卡拉雷（Karl E. Klare）编辑的《不为所知的一面：列宁以来的欧洲马克思主义》（The Unknown Dimension: 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New York: Basic, 1972）一书中的“亨利·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当代阐释”这篇文章，应当被看作对把列斐伏尔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之中去这个问题从总体上很好地说明。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的《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Modern French Marxis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对 列斐伏尔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讨论。这个研究美中不足的就是把注意力过度狭隘地集中在共产党内外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各种形式。凯利承认他对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各种争论故意置之不理，而这些争论引起了广泛讨论”（第6页）。也可参见凯利的《黑格尔在法国，直到1940年》以及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早期试图所作的综合分析：《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Er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巴德·伯克哈特（Buel Burkhard）的博士学位论文《神父和小丑：亨利·列斐伏尔，哲学帮派，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6）最为详尽和深人地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的列斐伏尔。
[38] 参见Nikolai Hartmann, "Hegel et la problème de la dialectique du réel,"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38, no. 3 (1931): 285-316; Georges Bataille, "The Critique of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in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Allan Stoek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orig. French edition 1932])。
[39] Marx, "Critique de la dialectique hégélienne," Avant-poste, June and August 1933, Cited in Kelly, Modern French Marxism, p. 31.
[40] 凯利在《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写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迅速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这个主题的专门著作”，这本著作“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贡献上转移开来，即使如此，正如后来其他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列宁自己高度评价了黑格尔辩证法”（第21-22页）。
[41]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p. 294.
[42] Norbert Guterman and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Lenine, 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de Hegel, p.52. 这篇导论1935年9月最后完成于纽约，表明伽利玛在发行时有些耽搁。随后对这篇导论的引用将直接在文中标明。这篇序言是由我自己翻译的。
[43] 直到1955年，《哲学笔记》才在法国由共产党的出版机构社会出版社出版。
[44] 列斐伏尔本人在他的《列宁笔记》（La Pensee de Lenine）（Paris: Bordas, 1957）中指出了伽利玛版的这些缺点（第161页）。他也写道,伽利玛版的列宁《黑格尔笔记》遭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完全漠视”，并且在1939年（虽然它标明的日期是1938年）第一次出版发行时，“只卖出了极少几本”。在1940年5月之后，它被列入了“奥托”的禁书名单并且被纳粹所查封。伽利玛直到1967年才重印这一版本，到此时它才最终拥有一大批读者。
[45] 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探讨，参见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46] 有趣的是，一个与“作为黑格尔哲学中非辩证的要素的理性理念本身”这个概念有着某种相似的概念也出现在马尔库塞1960年《理性和革命》（Boston: Beacon, 1960）新版的序言中（第xii页）。这篇序言写于他1959年对法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之后。在其1960年序言的同一段落中，为了克服他当时（不像在1941年，那时这本著作第一次出版）所认识到的黑格尔思想中一个重大缺陷，马尔库塞寄希望于“诗一般的语言”，包括那些“超现实主义”的语言。
[47]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8 [orig. French edition 1939]), pp. 50-51. 以下引自1968 年英文版的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48] 关于这个问题和马克思1858 年之后论黑格尔的笔记，尤其参见Joseph O'Malley and Fred E. Schrader, "Marx's Précis of Hegel's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Minor Logi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2, no. 2 (1977): 423-431。也可参见吕贝尔在他编辑马克思《著作集III哲学卷》（Oeuvres. III. Philosophie）时在一个注释中所作的评论（第1358-1359页）。
[49] 参见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 Beacon, 1972）一书中“自然与革命”这章，他在书中提出：“对情感的潜在颠覆以及作为一个自由领域的自然才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主题”(63)。
[50] 在其博士论文《神父和小丑》中，伯克哈特认为，居特曼和列斐伏尔的《被神秘化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ée）（Paris: Gallimard, 1936）一书是20世纪30年代列斐伏尔研究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成果。《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没有提到列宁，就是因为它出版于1939年底，即在法国共产党被法国政府取缔之后，其原因是法国共产党支持臭名昭著的希特勒-斯大林和约以及随后于1939年秋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入侵和分割。凯利在《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写道：“列斐伏尔所在的政党被取缔，是其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有意识地完全避免明确提到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第49页），担心在这种氛围下只能出版学术的、非政治的书籍。这个时期也显示了作为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斐伏尔所具有的局限性：当其他很多人包括像让-保罗·萨特的朋友保罗·尼藏（Paul Nizan）在内的这样一些主要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都退党以抗议希特勒-斯大林和约时，列斐伏尔仍然留在党内。事实上，他对和约或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大清洗没有表达任何政治异议。
[51] Henri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Paris: La Nef, 1959), p. 449.
[52] Henri Lefebvre, Logique formelle, logique dialectique(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1969[1947]). 在接下来几段文本中括号里的参考页码是根据1969年这个版本。所谈到的这个附录包含有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讨论,它构成了列斐伏尔著作的第227-284页的内容。这部分是我自己翻译的。
[53] 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采纳了这个观念。与列斐伏尔引用了同样一段话，她写道：“他（列宁）对自己也同样是毫不宽容，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他也毫不留情”（第171页）。
[54] Marx,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p. 313.
[55] 实际上，列斐伏尔强烈的批判性著作《存在主义》（L'Existentialalisme）（Paris: Éditions du Sagittaire, 1946）甚至早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出版。
[56] 在其《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凯利总结了那些对列斐伏尔毫不留情的攻击。凯利坚持认为列斐伏尔在这个时期“义无反顾地从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新黑格尔主义”（第68页）。
[57] Lukács, Eristentialisme ou Marxisme? (Paris: Editions Nagel, 1948).
[58] Lefebvre, "Atuocritique: Contribution à l'effort d'éclaircissement idéologoque," La Nouvelle Critique1, no, 4 (March 1949): p. 51.
[59]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ed.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1969 [orig. French edition 1947]); Jean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Evanston, Ill.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orig. French edition 1946]). 迈克尔·S.罗思（Michael S. Roth）的《认知与历史：20世纪法国对黑格尔的盜用》（Knowing and History: Appropriations of Hegel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提供了一份英文的、最为详尽的科耶夫和伊波利特研究黑格尔的学术资料。罗思研究黑格尔的主体和人本主义的方法是相当保守的，他在序言中写到，一些人可能会发现，他的著作“对已被解构的人本主义有一种怀旧之情”，而他的研究“不含有任何必然导致要回到早期的主体概念的人本主义的议题”（第xiii页）。
[60] 收录在让·伊波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中，但这篇特定论文1951年第一次发表在一家法国刊物上。
[61] John Heckman, Introduction to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 '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p. xxi-xii.
[62] Jean Hyppolite, "On the Structure and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s of Marx's Capital," in his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pp. 128-129. 这篇文章1948年最初发表在一家法国刊物上。
[63] 参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未完成的《列宁全集》（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27）的第13卷。这卷同德文版的一样，也是在1927年出版，因而含有德波林的前言、涅夫斯基的附录以及列宁1915年《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这种补充的材料和涉及悉尼·胡克作用的所有材料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除。在出版时，胡克在一家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分两部分论述列宁著作的文章。参见Hook, "The Philosoph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 Journal of Philosophy15, nos. 5, 6 (1928): 113-124, 141-155。虽然胡克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列宁的著作，但是他的批判并没有以黑格尔为中心，因为胡克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持有一种强烈的反黑格尔的立场，他写到，1844年就是马克思“一劳永逸”地拒绝黑格尔的一年。
[64]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401.
[65] Ibid. , pp. 399-400. 我没有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在这一时期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任何其他的讨论。罗尔夫·维格斯豪斯（Rolf Wiggershaus）的《法兰克福学派》（Die Frankfurter Schule）（Munich: Hanser Verlag, 1986）也没有谈到。考虑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兴趣，而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相对保持沉默，这本身就很有趣。
[66] Marcuse, Soviet Marx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马尔库塞没有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显然不是因为他对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不屑批判的态度。许多评论家对马尔库塞相对来说在这本书中所持的非批判立场感到惊讶。例如，可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为198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版《苏联马克思主义》所写的序言。
[67] 关于这本著作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追捧的背景,参见我的文章"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Marcuse's Reason and Revolution, Fifty Years Later," Sociological Theory11, no.3 (1993): 243-267。
[68] Raya Dunayevskaya, "Herbert Marcuse, Marxist Philosopher,"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5, no.2 (1979): 11.
[69] 从1941年以来，他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许多作品都可以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The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C. L. R.詹姆斯（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和李合著）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State Capitalism and World Revolution）（Chicago: Kerr, 1986[1950])中找到。也可参见《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在这期间，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性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在1941年以及英国的托派分子托尼·克利夫在1948年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作出了某种不同的阐释。参见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ed. Stephen Bronner and Douglas Kelln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1941]), pp.95-118, and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London: Bookmarks, 1988[1948])。
[70] 一般性的概述，参见Alan Wal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瓦尔德（Wald）指出，这一时期两位重要的极端厌恶黑格尔的激进知识分子是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瓦尔德写道，对威尔逊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迷惑人心和愚弄思想的工具”（第160页）。早期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鲁宾·戈特斯凯（Rubin Gotesky）对于这种态度来说是一个例外，1934—1935年他对胡克《理解卡尔·马克思》（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的批判，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黑格尔，但含有对“意识”和“人类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的辩护。参见the first part of Gotesky's "Marxism: Science or Method?" The New International1, no. 6 (December 1934): 150, as well as parts two and three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2, no. 3 (March 1935): 71-73, and 2, no. 5 (May 1935): 106-109。
[71] Sidney Hooks, "Reason and Revolution," The New Republic105 (July 21, 1941): 91.
[72] Hook, review of Marcuse's Reason and Revolution, The Living Age 360 (March-August, 1941): 595.
[73]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 Basic, 1973), p. 91.
[74] 他们围绕着异化概念讨论青年马克思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成果便是《美国工人》（The American Worker）（Detroit: Bewick, 1972[1947]）这本小册子，由约翰逊-福里斯特派中的一名工人保罗·罗曼诺（Paul Romano）与瑞亚·斯多恩（Ria Stone）（格雷丝·李）合著。
[75] C. L. R. James, Notes on Dialectics: Heget Marx Lenin(Westport, Conn. : Lawrence Hill, 1980[1948]). 文本括号中的参考页码是依据1980年的版本。
[76] 詹姆斯似乎在暗示胡克之所以拒斥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是因为他是对列宁不感兴趣的学者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无法说明胡克先前对列宁科学唯物主义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兴趣，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发行后，胡克即刻就详尽地加以分析。
[77] 密西根州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拥有最初的打印稿。资料的影印卷可供查阅。《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第1492-1584页。
[78] 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将提到这些信的作者、收信人和日期。所有以这种方式提到的信件都收录在《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第1595-1734页、第9209-9237页。这些信通常以单封信件的形式打印，页边距很小，这些信件对辩证法的讨论构成了一本长篇大作。根据《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的档案管理员迈克尔·弗拉格（Michael Flug）的看法，所有已知保存下来的杜纳耶夫斯卡娅、詹姆斯和李之间的通信都收录其中。显然，对于杜纳耶夫斯卡娅来说，这些通信非常重要以至于她在其生命最后的十年中写了三本理论性的自传性评论对这些通信加以评论，这三本评论也收进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参见"Reflections on Notes from a Diary: Lenin's Philosophic Notebooks and the State-Capitalist Tendency"(1978),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5678-5688; 25 Years of Marxist Humanism in the U. S. (1980),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6383 - 6410; Phillips and Dunayevskaya, The Coal Miners' General Strike of 1949—1950 and the Birth of Marxist-Humanism in the U. S. (1984),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8123-8173。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会引用这些反思材料，同时也会引用这些信件。
[79] Dunayevskaya, "Reflections on Notes from a Diary," p. 5681.
[80] 1949年3月12日夏皮罗致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亲笔信，由纪念杜纳耶夫斯卡娅基金会（the Raya Dunayevskaya Memorial Fund）（59 East Van Buren St. no. 707, Chicago, Ill. , 60605）保存。基金会持有那些没有捐赠给韦恩州立大学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的那些未编目的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著作和文章，该基金会允许我查阅这些资料。杜纳耶夫斯卡娅这一时期致夏皮罗的信没有被找到，似乎只有夏皮罗致她的信保存了下来。
[81] 1949年3月26日夏皮罗致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亲笔信，由纪念杜纳耶夫斯卡娅基金会持有。夏皮罗的信也提到了“一个正在纽约访问的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他将其称为“对辩证法有着极大热情，并且是托洛茨基的仰慕者”，也提到了科耶夫论黑格尔的著作，该书在法国刚刚出版。
[82] Guide to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rchives, 1986), p.59. 在《从日记看对笔记的反思》中，杜纳耶夫斯卡娅写到，她在1949年也试图把用来出版的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译本“交给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但是他们认为笔记只不过是份‘潦草’的东西，‘太粗糙而且是没有完成’”（第5688页）。
[83] 在《从日记看对笔记的反思》中，杜纳耶夫斯卡娅抱怨詹姆斯和李的回信慢，她将这归之于理论分歧，而分歧只有在后期才变得明显起来。
[84] 西文版参见Ivan Ilyin, Die Philosphie Hegels als kontemplatives Gotteslehre(Bern: A. Francke Ag. Verlag. 1946)，尤其是第一章。杜纳耶夫斯卡娅知道列宁曾经对伊雷因的作品表示欣赏。
[85] 然而，在1951年写的一封相当重要的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试图明确说明列宁完成阅读黑格尔的时间，为的是要找到“他‘飞跃’的准确日期”（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51年6月16日）。
[86] C. L. R. James (with Dunayevskaya and Lee), State Capital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1950年最初的油印版是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读物而发行的。在它出版之后，约翰逊-福雷斯特派很快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工人党而建立了一个非托洛茨基主义的、松散的非政党形式的组织——通讯委员会。
[87] Included in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1735-1796.
[88] Dunayevskaya, 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 p. 32. 以下引自这个版本中的1953年通信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这个版本有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同事们所做的注解。
[89] 黑格尔学者帕特里夏·阿尔滕贝恩德·约翰逊（Patricia Altenbernd Johnson）最近的文章"Women's Liberation: Following Dunayevskaya in Practicing Dialec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Ideology13, no. 4 (1989): 65-74, 把黑格尔在术语上从过渡〔Übergang〕向自由〔Befreiung〕这种转变作为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了阐发。
[90] 很显然，杜纳耶夫斯卡娅在这里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始于斯大林而非列宁。
[91] 她1953年的信为她后来所有论述辩证法的著作奠定了基础。她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是第一本用英文完全出版的分析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著作。这本著作也把列宁《黑格尔笔记》作为附录发表——这是列宁《黑格尔笔记》首次出版英译文，该版本只有列宁的评论，而没有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大段摘录。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讨。
[92] 李和詹姆斯共事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和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联合署名出版了《直面现实》（Facing Reality）（Detroit: Bewick, 1974[1958]）一书。詹姆斯的作品被保罗·布勒（Paul Buhle）大量地编进了《C.L.R.詹姆斯：革命的艺术家》（C. L. R. James: The Artist as Revolutionary）（New York: Verso, 1988），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批判家，主要居住在英国。李从其黑人劳工活动家的丈夫那里取得了“博格斯”这个名字，在美国左派团体内继续做一名作家和活动家。例如，参见James and Grace Lee Boggs, 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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