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6．国家与革命：主体性、基层民主和官僚主义批判
绝大多数评论家赞同，1917—1918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著作是列宁与其早期理论决裂的一种标志。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亚当·乌拉姆（Adam Ulam）把《国家与革命》这本书称做“无政府主义的明确宣言”，并且写道“这本著作最不能代表作者的政治哲学”。[1]乌拉姆也对这本书中探讨要“粉碎”国家的这种激进主义表示愤慨。另一位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 V. Daniels），尽管他比乌拉姆：更加了解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倾向，认为《国家与革命》是一部乌托邦著作，但是他也把这本著作视为“在1917年革命期间作者思想上离经叛道的遗迹”。[2]他进一步写道：“1917年列宁最成熟的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与在此之前和之后所表达的‘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国家与革命》中，抽象意义上的‘党’，作为革命进程的理论中的一个要素只提到过一次，但后来只是间接地提到，这个事实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3]就像有些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那样，这些作者都没有把《国家与革命》与《黑格尔笔记》联系起来。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国家与革命》在本质上是以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她写道，列宁“总结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回答：无产阶级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列宁辩证地加以思考，他从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①现实和②源自于现实的理想。”[4]她把这看作列宁思想上的一种变化、一种重建：“此时最大的决裂就是与他自己的过去决裂”（189）。她把这种决裂和《国家与革命》的主题联系起来：“基于马克思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列宁认为现在有必要摧毁官僚主义……此时这已成为列宁理论和实践的关键。这是一种真正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的思想结构”（191）。这种思想的重建是一种以苏维埃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民主的激进观念，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1905年革命中首次出现，并且在1917年甚至以更大的规模重现：“列宁把他在理论上对一切人的强调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落实到人们管理自己的生活上。‘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官吏，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士兵，每一个被剥削者，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那就是列宁的梦想，那就是列宁在实践上追求的目标。对列宁来说，人民群众不是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他们自身的活动就是社会主义”（192）。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米夏埃尔·勒维（Michael Lowy）也持有某种类似的观点，他写道，列宁在1917年与自己的过去决裂，集中体现在他对“前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固有的和抽象的原理的抛弃，即‘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俄国的经济发展尚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勒维认为，列宁在完成“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阅读”[5]之后作出了这个决裂。
英国政治理论家A. J.波朗（A. J. Polan）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他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乌托邦”政治最终是“极权主义”，这种乌托邦政治的根源在于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热衷”于黑格尔而不是康德。比起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波朗更喜欢康德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看来，《国家与革命》与官方的列宁主义，或者说甚至是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并不矛盾，因为列宁所鼓吹的通过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的直接民主，缺乏带有监督、制衡和完备的政党组织这样一套“政治制度的理论”。这会导致“一种政治学的缺位”，波朗认为这种政治学的缺位会导致极权主义。[6]波朗倾向于把自由的议会民主连同自由市场经济看作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唯一可能的民主形式。他写道，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官僚政治的批判中也存在着危险的极权主义倾向，这种批判的基础是对韦伯的一种“受到了列宁主义毒害”（99）的理解。从波朗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任何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左派激进理论也都将是“极权主义的”。据此推测，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还包括马克思著作中的巴黎公社，卢森堡的革命民主的观念，安东·潘涅库克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乃至法国1968年5月和6月所提出的那些思想。这样一种外在的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语境和争议意义不大。[7]
科莱蒂认为，例如在列宁对“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议会的批判”中就能够找到一种激进的民主观念。他写道，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对议会的反民主本质的一种批判——是一种以无限‘充分的’（因此具有质的不同）民主即苏维埃民主的名义所作的批判，苏维埃民主是唯一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民主。”[8]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代议民主制之外，像波朗这样的批评家不承认其他任何民主形式。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认真地考察列宁的苏维埃共和制概念，而不是像众多对列宁持批判态度的自由主义者那样，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体制要么不切合实际，要么天生就是极权主义。
毫无疑问，列宁把《国家与革命》看作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例如列宁在1918年首先就希望《国家与革命》能被译为西欧各国的语言（CW44：160）。早在一年前，列宁是如此坚定地撰写该书，并把这本著作看作他认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其他地方都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基础，以至于他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L.B.加米涅夫提出了如下请求：“以下一点暂时请不要告诉别人：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Marxism and the State）（还放在斯德哥尔摩）。……我想，如果要出版，一星期时间就够了。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考茨基都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CW36：454）。那是在1917年7月，列宁正在逃亡途中，在俄国到处都迷漫着反布尔什维克的狂热情绪，列宁面临着通敌叛国的起诉。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反战立场，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煽动爱国主义情感来反对他们，甚至控告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当列宁藏身于靠近彼得格勒边境的芬兰乡村时期，列宁让人从斯德哥尔摩寄出了手稿并在9月份完成了这本著作。
像《帝国主义论》一样，《国家与革命》这本著作并不是仅仅为俄国民众而写的，当然也没有狭隘地局限于革命前夜的紧迫政治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列宁革命思想的总结。这本著作的写作时间表明，列宁甚至在1917年的中期，仍然全神贯注于理论上的问题。尼尔·哈丁对那种把列宁通常看作首先是、最后是而且总是党员的观点提出质疑，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
从想使我们相信列宁天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务实政治家的那些人的立场来看，列宁一生中最令人困惑和费解的阶段或许就是列宁在1917年2月独裁政府垮台后那段动荡的岁月中的活动。……列宁并没有把自己的时间一意孤行地用于在俄国获得党的眼前的战术优势，而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地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所进行的几乎是学术性的、彻底的研究之中，以便描绘出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战略目标。
[9]
在提到1916年布哈林论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文章时，哈丁也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布哈林的思想对1917年上半年的列宁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94），这正是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的时期。哈丁也提到了列宁在两个重要方面超越了布哈林：“布哈林没有作出回答并且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作为中心的问题是：第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何时可以决定废除国家的指导吗？第二，对于用来取代国家的联合体的形式，有任何明确的建议吗？”（117）当列宁的思想在1917年成熟时，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苏维埃就开始在理论上取代了国家，赋予其国家理论以主体性因素，这种主体因素在布哈林的文章中是没有的。另外，列宁对马克思论述国家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分析，使他的这本著作更加深刻和具有普遍性。
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1916）一文中，布哈林对第二国际流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从社会主义者赞成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这个事实中来寻找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完全错误的。”[10]布哈林也写到，现代国家的权力日益膨胀，从而把一切其他机构都置于一个单一的权威之下：
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即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万能组织。它具有无数的职能和巨大的权力，既有精神的权力（各种愚弄手段：宗教、出版物、学校等），又有物质的权力（警察、军队）。这个力量渗透到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毛孔，并给我们的时代打上了特殊的、独有的烙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辩证法：最初曾经是统治阶级的单一组织的国家变成了与其他组织并存的组织，而这又是为了重新变成把其他一切组织都吸收在内的单一组织。这就是当代的怪物，当代的利维坦——国家。（106）
布哈林总结到，在战争的压力下，工人最初都将成为爱国者，但是到最后，一旦战争的暴行和破坏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他们将会奋起反对当代的利维坦国家。
布哈林的著作强调客观因素如国家的集权化，而未来的议会共产主义者（Council Communist）潘涅库克的著作则更加强调主观因素如工人阶级的意识和自主活动。在这期间，列宁也研究了潘涅库克的著作。1912年在与考茨基就革命策略所进行的争论中，潘涅库克指责考茨基把没有加入工会的（不承认工会组织的）工人称为“乌合之众”。潘涅库克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要在形式上成为某个工会或政党的成员，而是要有“组织的精神”[11]，在寻找“新人”（new humanity）的过程中要有结合起来的意识（59）。他进一步写道，“不用考虑一切对联合的外部形式的攻击，富有这种精神的大众总是会用新的机构重新组织起来”（57）。潘涅库克也指责了考茨基仅仅只是要社会主义者接管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而这一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ösung〕国家的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12]列宁对潘涅库克的这几段话表示强烈的赞同。
列宁既受到布哈林的影响，也受到潘涅库克的影响。然而，他们的著作与列宁的著作有着重要的不同。首先，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潘涅库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都不感兴趣，他们都倾向于持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立场。[13]第二，布哈林和潘涅库克都特别关注根据最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的必要性，而列宁也想用一种更加根本的方式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回到重要的理论文本来考察已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在1914年的考验中是如何失败的。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这导致列宁直接去研究黑格尔。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正式诠释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和《法兰西内战》（Civil War in France），马克思的这些文本早已被丢在脑后，甚至被第二国际的左派激进分子丢在脑后。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正如他在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曾‘体验’了《逻辑学》一样，他现在则再创作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就是《国家与革命》。”[14]
第三，布哈林谈论的是利维坦国家，而列宁（尽管《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本身没有谈到）在1917—1918年谈的更多的则是苏维埃，即向资产阶级国家发出挑战和取而代之的主体性因素。尽管他没有提到《黑格尔笔记》，但是哈丁指出了列宁分析帝国主义和国家的辩证法特征：“列宁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强烈的理论性或辩证性。在列宁1916—1917年期间的著作中，人们自始至终都会遇到这样一个核心主题，即资本主义在其帝国主义阶段，不仅把国家机器的寄生状态发展到极致，而且同时也创造了超越这种国家的条件。局限于帝国主义的内部，无可辩驳地存在于被倒置的形式之中，正是资本主义和国家借此得以被超越的这些结构，在列宁看来，这就是信念的辩证的展现。”[15]哈丁也谈到了列宁关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独创性的观念”，并把它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描述的景象”（123）联系起来。虽然列宁已经阅读了黑格尔，但是他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因此，与青年马克思的联系很可能是间接的：在他1917—1918年的著作中，列宁对苏维埃，对来自下层的民主以及群众行动的强调就是与《黑格尔笔记》的一个重要联系，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既强调客观性，也极其强调主体性，这对于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极不平常的，而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却是比较明显的。
虽然列宁在1917—1918年的著作中强调了主体性，但他也对第二国际那种典型的经济分析方式轻描淡写。罗伯特·瑟维斯在研究1917年《四月提纲》时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他的评论也适用于列宁1917年的全部著作：“最令人惊奇的是，列宁没有提到拟议中的社会主义政权下的工业组织……除了一般地要求苏维埃控制‘社会生产和产品交换’以外，对于中央计划什么也没有……他关注政治和苏维埃并把它们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16]
在1917—1918年论述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列宁虽然从未明确地提到黑格尔，但是他的确偶尔提到了辩证法。现在让我们转向《国家与革命》这本著作，该书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大部分内容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两本著作中相关的文本分析有关，这两本著作都写于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成就，并据此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作为劳动人民直接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写道，不仅需要摆脱资本的统治，而且需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7]他相当详细地批判了现代国家，“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官厅、教会和法院”（328）。公社的目标是“取代阶级统治本身”（331）以及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马克思表明要“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331）。他写道，公社激进民主的观念也包括①选民可以直接和立即撤换他们的代表，②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331）的观念，以及③在大多数情况下，工厂由工人接收和管理。马克思总结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34）。
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阐发了一种革命组织观念和他的未来社会主义观念。马克思自己的追随者和他在德国的主要对手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领导人费迪南·拉萨尔在德国制定出一个妥协的纲领，这些观念就是马克思在对这个纲领进行尖锐的批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哥达纲领》要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18]，而马克思则谈到超越资本主义之后的两个阶段。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5）这第一个阶段中，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工人的工资按照他们的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予以支付。在第二个阶段中，社会已成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生产者分享任何一个劳动者的所得，并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已被消除：“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7）。这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最著名的描述之一。
马克思尖锐地猛烈抨击《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信条，即对工人阶级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88）。他特别提到了农民，并指责拉萨尔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马克思也批判了纲领中这样的观念，即工人阶级将会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89）争取自身的解放，并且断言这是对国际主义的背离。在列宁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中，马克思尤其强烈地反对纲领中“自由国家”（94）的目标：“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绝不是……工人的目的”（97）。
《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包含有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描绘，但是第二国际并不太重视这些文本，大体上是因为他们已经质疑那种在世纪之交已成为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存在于诸如考茨基和希法亭这些理论家们的著作之中，强调通过集中的经济计划来取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改善全体工人的生活状况。
在《国家与革命》对于这些文本和其他文本的讨论中，列宁自始至终都关注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观点，即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摧毁”而不是“接管”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这样来解释马克思：“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CW25：411）。列宁也没有忘记他较早前对黑格尔的研究，因为他将马克思的观点称做不仅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是“深刻的哲学世界观”（CW25：412；增加了黑体强调）的产物。帝国主义时代，连同其垄断的资本主义及其甚至更为集中的计划，开创了列宁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CW25：387），这意味着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统治着工人阶级：“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CW25：415）。列宁并没有主张接管这种国家机器。
列宁正在讨论一种以农民和工人实行直接的群众自我管理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它本身就是向“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的一个过渡：“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CW25：426）。列宁在这里以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为基础，正在探讨废除议会制，代之以由俄国农民和工人在1905年和1917年所自发创造的新机构即苏维埃的统治。
列宁此时争论的不是策略而是目标，而且他心中的目标不是通常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世界的目标，而是一种基于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基础上的无阶级社会所应当具有的景象。从1914年开始，通过对黑格尔的研究，然后先是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探讨，再是对国家与革命的探讨，列宁对基本的问题逐渐有了新的见解。与其说列宁关注改良与革命之争，或哪个集体例如农民是真正革命的，不如说列宁此时把争论的焦点放在群众自主活动这一新概念上，放在革命和新社会应该具有的新景象上。正如科莱蒂说：“列宁的批评并不是直接针对那些不想夺取权力的人。他批评的对象不是改良主义。相反，他的批评直接针对那些渴望夺取权力但同时却不愿摧毁旧的国家的人。他所针对的作者是考茨基。更清楚地说，不是在1917年后开始出现的那个考茨基……而是那个在其著作中致力于反对机会主义的考茨基：那个想要革命然而却不想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考茨基。”[19]这里的关键并非仅仅是列宁从1914年开始反对考茨基的改良主义。列宁也在反思他对考茨基早期著作的支持，其中一些著作如《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是相当“左”的，并且也没有谈到要真正摧毁国家。
一年后，卢森堡在德国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直接民主或委员会民主的概念。她清楚地表明这个概念是基于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在1918年最后几天在德国新的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她抨击“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官式马克思主义”，并且表明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是“俄国革命为世界革命所创造的第一个口号”。[20]把委员会与议会民主对立起来，这样的提法在她的早期著作中是没有的；他们似乎都受了1917—1918年列宁提法的某些影响。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卢森堡在民主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尖锐批判，正如稍后将会表明的那样。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提出在向没有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中实行下述类型的革命政府：
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①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②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③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CW25：486）
他也承认，当时“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后一派别在他们1910—1912年与考茨基和倍倍尔的激烈争辩中“代表马克思主义”（CW25：488-489）。这又是一个含蓄的自我批评，因为在这场重大争论中他没有袒护任何一方。
他明确表示不赞同考茨基反对所谓的原始民主：
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CW25：494）
由100页材料所组成的列宁笔记对其中的很多概念都预先作了详尽阐述，这本笔记是以“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标题出版的。构成《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这些笔记，写于1917年1月和2月，比起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的笔记或关于黑格尔的笔记，这个笔记要简短得多。比起《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与《帝国主义》这本著作来，这些笔记也更加接近《国家与革命》最终的文本。但是有一些重要提法在已经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并没有出现。其中，列宁讨论了1871年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变化，这些讨论似乎再次让我们看到列宁对其源自黑格尔的“向对立面的转化”概念的运用，尽管他在这里没有明确地使用这个术语。他在此描述了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渡以及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向“官僚”的过渡。他写道：
1871年以后的变化呢？所有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的一般性质、它们的总和就是：官僚机构
不论在哪里都猛烈地增长了（既在议会中，在它内部，也在地方自治机关中，也在股份公司中，也在托拉斯中，等等），这是第一。第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四分之三“长入了”
这样的官僚机构。因此，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裂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改良派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使官僚国家机器“
更加完备”……而革命派应当“
摧毁”这个“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摧毁它，用“公社”，用新的“半国家”来代替它。”
[21]
这段话并没有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以阐述，而这段话更加充分地表明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和他关于国家的著作之间的联系。
对于列宁后来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著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列宁在其笔记中简要地提到了苏维埃：“这一切大致可以简单明了地表述如下：用工人代表的苏维埃和他们的受托人代替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和议会。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51）。[22]很显然，这是列宁在1914年之后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有必要重建苏维埃，苏维埃最初是由工人在1905年革命中创立的。苏维埃在1905年之后被政府摧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甚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忽视，而在1917年革命中再度出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玛丽安·索沃（Marian Sawer）得出结论说：“1917年1月至2月间，列宁在理论上的这种飞跃绝不是与俄国苏维埃运动的东山再起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列宁的声明是在1917年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周。[23]虽然在列宁的笔记中，列宁1917年苏维埃国家的核心观念在这里已经表明了，但是在超过100页的笔记中，这种简短的以及带有某种试验性的提及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苏维埃在几星期之后一旦再度出现，它在列宁的思想中是如何占有中心地位的。[24]然而，索沃正确地指明了列宁1917年论苏维埃的著作在本质上具有理论的性质。它远远超出了口号，或者甚至远远超出了政治纲领：他对苏维埃的分析是其理论著作的核心，这些著作不仅是写给俄国人的，而且是打算写给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最后，在这些笔记中，列宁阐明了他与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上的一些不同之处。在列宁对布哈林的文章所做的旁注中有很多问号和“错误，不完全”这样的词句。布哈林倾向于把握无差别的总体性——利维坦国家，无产阶级粉碎了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列宁的辩证法则关注每一领域中的矛盾。因此，对列宁来说，新的国家会产生一种新的反抗形式：工人阶级被区分为以官僚工人和工人贵族为一方和以普通工人为另一方，并且现代帝国主义引起了从爱尔兰到印度的新形式的民族革命。布哈林最为具体地研究了国家和统治的新结构，而列宁则最为具体地研究了反抗的新形式和组织的新形式，这种组织的新形式在1871年和1905年的革命剧变中得到了发展，在1917年则正处于发展之中。
列宁的新构想很快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917年4月列宁返回俄国的那天起，这个构想就在几本重要的小册子，在数不清的讲话和文章中被描绘出来。下面我就开始讨论一些最为重要的文献。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国家与革命》未完成的部分，《国家与革命》的手稿正好在列宁即将讨论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时候中断了。列宁在1917年11月30日结尾的附言中写道：“作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CW25：497）。
革命的新构想：1917—1918年的通信、演讲和小册子
虽然就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以及对已经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来说，《国家与革命》构成了列宁1917—1918年著作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重要的演讲和小册子则极大地扩展开了这本书中提到的具有全新人类关系的一个新社会的构想。把这些材料和《国家与革命》综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很多暗示，如果列宁有能力完成这本书，包括论1905年和1917年3月革命这章，那他毫无疑问早就写了。
在1917年3月8日[25]革命爆发后，列宁在《远方来信》中即刻发表了声明。《远方来信》总共有45页，其中一些在列宁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信件写于三月革命和他几周后动身返回俄国这段时间内。直到第三封信，列宁才开始强烈表达存在于《国家与革命》中的那种思想。这是列宁思想上的一种变化，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决定不在《真理报》（Pravda）上发表这封信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为了在临时政府中为布尔什维克寻求一席之地，事实上采取了与列宁相反的立场。列宁在第三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目前的口号就是组织起来。但是仅仅这样说，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方面，组织起来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也就是说，光是指出必须“组织群众”，还是根本没有说明问题；另一方面，谁仅仅这样说，谁就只不过是自由派的应声虫，因为自由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正是希望工人的眼光不要超出一般的“合法”……组织，也就是希望工人只要加入自己的党、自己的工会、自己的合作社等就行了。
工人根据自己的阶级本能懂得，在革命时期，他们不光是需要一般的组织，他们还需要与此完全不同的组织，他们正确地走上了1905年俄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通过吸引士兵代表，自然还通过吸引农村雇佣工人代表以至（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全体贫苦农民代表来发展、扩大和加强苏维埃……
那么请问，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于1915年10月13日在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曾经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被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的机关”……
无产阶级……应当“打碎”（马克思用语）这个“现代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使警察、军队和官僚同普遍武装的人民融为一体……无产阶级应当把一切被剥削的贫苦居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机关，自己组织起这种政权的机构。（CW23：323-326）
这封信是列宁对自己的新社会主义观所作的最早阐述，正好是在写作《国家与革命》时写下的。该信在列宁生前没有发表。尽管信中提到1915年的文章把苏维埃称做“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的机关”，但是在列宁1915年附带提到苏维埃和列宁1917年把苏维埃作为俄国革命的重要的构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同样显著的是，在第一段，列宁在信中尖锐地批判了一个列宁主义通常赞同的观念：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建立政党。列宁在彼得格勒的同事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们，对于这封寄给他们的信的新颖之处有着准确的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拿来发表的原因。
显然，在1917年三月革命以及苏维埃的再度出现之后，为了写作《国家与革命》，列宁继续研究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革命爆发后这周列宁的活动时写道：“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伊里奇去了硕大的瑞士的工人中心绍德封（Chaux-de-Fonds）。伊里奇非常高兴去那里……巴黎公社的思想把公社的经验运用到全新的展开的俄国革命运动中来的思想以及避免公社错误的思想，那些天来在伊里奇脑海中盘踞了很长时间。”[26]许多学者，甚至包括像卢卡奇这样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列宁的“实践”维度；他们声称，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中断了《国家与革命》的手稿，这表明“列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总是把实践放在首位”。[27]然而，克鲁普斯卡娅似乎向我们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1914年列宁在他一生政治上最为紧要的关头研究黑格尔，并且此时，在其最重大的政治活动的前夕，他既没有投身于对当前事态的研究，甚至也没有投身于对最近的俄国革命的研究，而是投身到马克思关于国家、官僚主义以及民主革命的研究中。
因此，列宁的独特性也许并不在于他强调事物的实践方面，而更多地在于他在革命期间想方设法地试图继续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并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这于1917年绝大多数其他领导人不同。因为很显然，直到1917年1月关于1905年革命的演讲为止，《国家与革命》几乎还没有构思，更不用说完全成稿，然而到1917年9月就完成了。在1917年3月至9月这段动荡的日子里，还有哪位俄国政治人物撰写了一本理论著作？更不用说是如此严肃的理论著作。正如哈丁所表明的那样：“与孟什维克为其陈旧的策略所作的辩护相比，列宁对其新政治策略所作的理论辩护要更加详尽和一致得多……他详细阐述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为走向社会主义进行辩护……孟什维克甚至，没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家试图与之并驾齐驱，或对布哈林与列宁在1914年至1917—1918年这一时期所阐述的理论前提进行实质的批判。”[28]要是哈丁能够在“策略”前加上“黑格尔辩证法”几个词的话，那么他除了表明他所提出的存在于列宁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不同之处，他也能够区分列宁和布哈林这两个按理说是完全不同的理论家。
对列宁来说，在《远方来信》之后，接下来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是他结束流放返回时立即发表的。这个提纲非常具有争议性，以至于当列宁第一次提出提纲时，实际上没有获得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支持。只有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在那天发言支持列宁。在这个提纲中，列宁提到了他围绕着马克思论巴黎公社所做的理论工作，正如第5点所表明的那样：“（5）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上到下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CW24：23）。在这里，列宁清晰地阐明了一个非常近似于在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中所发现的纲领。这不仅意味着与孟什维克产生了分裂和争论，而且意味着与“老布尔什维克”都产生了分裂和争论。
在宣读《四月提纲》之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本人强调要与自己布尔什维克的过去决裂：“这里，我们会听到喜欢把自己称做‘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反对者的喧嚷声。……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CW24：44）。在对革命“丰富多彩”的特征的探讨中，列宁可能也会再次汲取他《黑格尔笔记》中对普遍与特殊的讨论，但是在这里更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是列宁对其新观念的理论阐述，这些新观念是在此时尚未发表的《国家与革命》中第一次提出。
在1917年11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50页的小册子中，列宁概述了《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一些中思想：
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国家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一本小册子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分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书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且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CW26：102）
然而，11月1日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局限于重复《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图式。它对新社会的特征，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管理也作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描述。列宁对此从不同方面反复地推敲，在这里举例说明什么样的管理才是“公社”化管理：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只有那时，如果工人阶级政权有一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敌人，就会有一百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些新战士至今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也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兵分队会完全信任地召请他们直接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CW26：126）
列宁对这个笔记的总结，相当明显地汲取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CW26：130）。[29]那可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对列宁设想的由那些与1917—1918年俄国工人和农民不断自发发展相联结的群众直接统治的这种方式的实际描述。
这种声明和观念几乎一直伴随着十一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几天之后，列宁在一次演讲中说：“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造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构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CW26：288-289）。这种观念很好地引导了列宁的政治思想，把列宁带人1918年。
在1917年11月题为“怎样组织竞赛？”[30]的文章中，列宁对他在1917—1918年设想的新社会所具有的一个最显著特征作了描述。列宁写道：“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统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统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CW26：413）。列宁一方面号召在农民与工人之间展开竞赛，另一方面也号召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竞赛。然而，他注意到：“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些毛病”（CW26：412）。在这里，列宁提出了当来自群众最基层的因素进入管理机构时实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他们的胆怯，他们数世纪以来与受到更多正规教育和更高社会阶层人们之间的差异。民主制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很少会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
列宁重要的报告《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几乎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6个月之后于1918年4月发表，该报告仍然与先前所讨论的基于《国家与革命》的那些主题具有广泛的连续性。虽然当时他的确提出“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的原则的背离”，同意聘用要附给高额报酬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帮助管理经济（CW27：249），同时也提出进行更多的“监督”，这篇文章的中心点仍是坚持和深化苏维埃基层民主：“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平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CW27：273-274）。他也强调：“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CW27：275）。总而言之，到了1917—1918年，列宁似乎的确远离了他1902年的《怎么办？》。在那本对考茨基的思想作了阐释和引申的著作中，列宁提出工人阶级就其本身而言只能达到工联意识的水平。
1919—1923年对官僚主义批判的矛盾性
1917—1919年这段时期，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他几个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似乎都即将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的激进过渡，相比之下，到了20世纪20年代，革命的浪潮已经消退。在国内战争的漫长岁月中，列宁对群众直接管理的讨论迅速降温，代之以集中和专制的政策，这个政策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到了1920年4月，他解释说：“独裁权力和个人管理同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矛盾”（CW30：503；增加了黑体强调）。正如罗伯特·丹尼尔斯所说：“绝大多数党员都没有认真执行《国家与革命》的纲领，至少是在其日常活动中没有执行。在国内战争的压力下，这种对《国家与革命》的纲领视而不见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当政治权力的真正中心转向了党尤其是党的高级组织，一向被视为体现1917年革命管理措施的苏维埃就不再为人们所遵循。”[31]然而众所周知，列宁在1922—1923年再一次经常性地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
在著名的1922年底的“遗嘱”中，列宁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称之为官僚主义者，并且极力主张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在这封信的一个补充中，他进一步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CW36：594-596）。[32]然而，在列宁这篇以及其后来论官僚主义的著作中，人们所遗漏的正是已经完善的、他所分析问题的辩证法对立面的概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概述了资本新形式的产生，而且指出了一个新的革命主体，这个新的革命主体产生于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和垄断过渡：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中“较卑微低下的”阶层已经高涨的革命意识。此外，列宁的国家和革命理论批判了现代集权的官僚资本主义，并探讨了它的直接对立面，渴望由工人直接统治，不论是采用巴黎公社的形式还是采用俄国苏维埃的形式。但是，在“遗嘱”中，辩证法的这种形式似乎陷入了停顿状态。我们已经发现列宁思想中的一个真正屏障。
对20世纪20年代列宁立场的考察表明，他从未放弃在《怎么办？》中他第一次详尽阐述的对于先锋队政党的信念。这似乎与他1917—1918年关于基层民主的著作的并存并不协调，并且似乎一旦世界革命不再是初露端倪时，这种信念就会强有力地再次显现。例如，1922年3月26日他在写给后来成为斯大林政权一名重要成员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信中说：“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CW33：257；增加了黑体强调）。接下来是建议莫洛托夫增加入党的难度。[33]
列宁怎么会一方面在《国家与革命》中讨论基层民主，而另一方面却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到苏联的“无产阶级”的特性不是建立在底层群众的参与上，而是建立在“党的老近卫军”的基础上？[34]部分原因就在于俄国1922年面临的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以及无产阶级工人的士气严重低落，并且列宁只是寻求保住权力几年，直到德国或其他地方的革命能够结束西方国家对俄国经济的封锁和对俄国的全面孤立。但是，如果有必要追问的话，是什么使得列宁想要保住权力而不允许苏联垮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如果他仅仅只是追逐权力的话，那他在1917年春为什么不接受妥协从而在临时政府中获得一个职位，正如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如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当时所力劝的那样？如果列宁不仅仅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正如他全部的生活和工作的历程所表明的那样，那么，他是怎样设法（即使部分地）使他的苏维埃民主的概念与在经济中个人管理的概念和政治领域中由党的老近卫军统治的概念相一致？
部分答案或许在于列宁理论研究中的这样一个要素，列宁甚至在1917年的理论研究中仍然保留精英，而且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研究之后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辩证的反思，这个要素是：1902年他在《怎么办？》中第一次详尽阐述的先锋队政党的概念。虽然列宁后来的确相当大地修改了这个概念，并且在1917年党的领导的观念几乎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但是，列宁从未提出一个更加新的和更加辩证的组织概念。正如杜纳耶夫斯卡娅所表明的那样：“不幸的是，列宁在哲学上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上的巨大转变，并没有扩展到列宁关于党的概念，尽管列宁关于党的概念在现实的革命中作了种种修正，但它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1903年的认识上。”[35]列宁先锋队的观念在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成员资格的二十一条之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其中第十二条写道：“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构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36]在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一条的争论中，就共产党的作用问题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的季诺维也夫走得更远。他仅仅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对1917年革命本身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就宣称现存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先锋队政党：“俄国革命的经验被广泛讨论。这场革命最重要的经验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军队中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没有铁的纪律，没有二十多年来的组织工作，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至今会被击败二十多次。”[37]如果列宁对他的观点有一丝不赞同，他都不会表达这些思想。这是列宁1914年之后革命辩证法的严重缺陷。党的概念对于列宁1918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来说在很多方面都起着主导的作用。
或许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段话有助于说明列宁后来没能从根本反思其党的领导的概念，正如早些时候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他的《黑格尔笔记》中摘录了这段话，但实际上没有加以讨论。这段是：
有一点是永远值得惊讶的：康德哲学怎么会既然认识到它所停留于其上的那种思维对感性实有的关系，只是简单现象的相对关系，并且很乐于承认和宣称两者的更高统一是在一般理念中，例如在直观知性的理念中，而又终究停留在那种相对的关系和这样的主张上，即概念与实在是并且始终是完全脱离的——于是，那个被康德哲学说成是有限认识的东西，被认为是真理；而这个被它作为真理而认识的，并从而提出了明确概念的东西，却又被宣称为过分的、不可容许的和想象的事物。（SL592；增加了黑体强调）
用这段话中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来说，列宁在其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停留”，而不是沿着其理论思路直到从中得出结论。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所阐发的世界观的辩证观念被束之高阁，与其现实的主要方面即党的领导（the party to lead）概念相分离。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不想堕落到存在于纯粹直观理解的康德二元论，那么毫无例外地要运用辩证法的方法。
季诺维也夫甚至极其粗鲁地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有一个先锋队政党，我们也有一次成功的革命，因此先锋队政党是决定性的因素。季诺维也夫所说的难道不是那种纯粹直观的理解吗？季诺维也夫不进行分析，宁可根据草率的经验和常识性的理解而作出直观的断言。[38]然而，甚至在其1914年之后的著作中，即在他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期间，列宁也没有真正提出甚至也没有鼓励提出一种新的概念用来取代那种缺乏辩证思维的党的概念。
列宁不仅仅只是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其党的领导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当他开始对官僚主义的危害进行认真而具体的分析时，他自己也没能把例如源自于黑格尔的“向对立面转化”的概念应用到他自己的、现在已经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39]，即使他能够运用这个观念来分析已经堕落为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组织的第二国际。尽管如此，当他在1922—1923年面对显然处于非革命形势中的布尔什维克时，他意外地停止了，并没有对其结论进行初步批判。
不管是否考虑到在沙皇俄国进行秘密革命或许是必须的，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也不论战时共产主义集中与专制的措施在内战期间对于保卫革命免受敌人的破坏来说是否必要，卢森堡早期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敏锐批判仍然具有一些影响力。她1918年在监禁她的单人牢房中写下这些批判，并且在她生前没有公开发表[40]，但它此后已成为一个广为阅读的文本。虽然她在总体上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但是她也对过度集中和内部缺乏民主进行了猛烈抨击：
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社会主义民主不再是仅仅在期望中的乐土才有的东西；它不是某种作为人们应得的圣诞礼物的东西，这些人在此期间对于少数社会主义独裁者忠诚地加以支持……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理应沿着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而不是使他们遭受世界大战可怕的强制，遭受德国人的占领以及所有与之相联系的极度困难，这些将不可避免地要歪曲社会主义的政策，然而，灌输的或许是最美好的意图和最完美的原则……
只有当他们把非做不可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做的，当他们想要把由这些可怕环境所强加给他们的所有策略都凝固为一种彻底的理论体系，当他们想要把这个体系作为社会主义策略的模式而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推广的时候，就产生了危害。
[41]
用这种方式提出革命之后的革命的民主问题，与此同时又要为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辩护而不是为议会民主辩护，在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作的肯定性批判方面，卢森堡当时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刻一些。尤其是当她提倡多元的革命民主时更是如此：“只有政府支持者的自由，只有一个党的成员的自由——尽管他们人数众多——这根本不是自由。对那些不同见解的人来说，自由是永恒的和固有的”（69）。她对一党制国家的批判是一种最具原创性和预见性的批判，具有独特性，因为这种批判没有完全否定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某些设想本身作了一种内在的批判、一种内部的批判。[42]
尽管存在着种种局限，但是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仍然对革命的辩证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指明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增长及其辩证法的对立面方面，在创立像苏维埃这样的来自下层群众直接的自我管理形式方面，列宁能够提出一种真正辩证的革命理论。我已经提出这至少是部分来源于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所阐发的主体性概念。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到苏维埃观念的深远意义：自1917年以来，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还多次出现过，不仅是在紧接着1917年革命那段时期出现过，如意大利和德国的例子，而且还在像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以及1978—1979年的伊朗等这样如此不同的革命情形中出现过。列宁不是唯一一位详尽阐发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国家与革命》是论述该问题中最为重要的一部。然而，尽管列宁的国家和革命概念具有创新性和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它仍然存在着某种矛盾和模棱两可的情况，因为他没有对他早期的党的领导概念加以辩证的批判。党的领导的概念甚至在1917年仍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部分，尽管那时很少提到这一概念，但很快这一概念又被强烈地加以重申。这就导致向中央集权、官僚主义以及永垂不朽的一党制国家的倒退。
[1] Adam B. Ulam, The Bolsheviks(New York: Macmillan, 1965), p. 353.
[2] Robert V. Daniel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2, no. 1 (1953): 22.
[3] Ibid. , p. 23.
[4]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187.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5] Michael Löwy, "De la Grande Logique de Hegel à la gare finlandaise de Petrograd," in his Dialectique et révolution: essais de sociologie et d'histoire du marxrisme(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1973), pp. 142-143. 也可参见美国激进派历史学家路易斯·梅纳什（Louis Menashe）的煽动性文章：“Vladimir Ilyich Bakunin: An Essay on Lenin," Socialist Revolution 18 (1973): 9-54，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黑格尔笔记》。
[6] A.J. 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29-130.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也可参阅韦恩·加巴尔迪（Wayne Gabardi）发表在《理论与社会》第16卷第4期（1987）（Theory and Society16, no.4 [1987]）第629-636页上的评论性文章。
[7] 更为严肃地对待韦伯和列宁之间的分歧的内容，请参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中具有代表性的讨论，在这本书中一个简短的讨论中，他从尝试接近直接民主的意义上，把“共和制的苏联模式”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替代物”（第293页）。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在《掌控或粉碎官僚主义：韦伯和列宁论政治、国家和官僚主义》（"To Control or Smash Bureaucracy: Weber and Lenin on Politics.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19 [1974—1975]: 69 -108）中，对其中一些问题作了批判性的探讨，波朗并没有提到这个人。
[8]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 p. 224.
[9]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2, p. 83.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哈丁对《国家与革命》的论述可能是他书中最好的一章。
[10] Bukharin, "The Imperialist Robber State," in Lenin, Marxism on the State: Preparatory Material for the Book,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Moscow: Progress, 1972), p. 103. 下述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在这个版本中，布哈林的文章连同列宁的旁注一起出版。紧接着这一段，列宁写道“正确”。这本重要的著作没被收进45卷本英文版的《列宁文集》。这本著作的大部分内容1930年用俄文第一次出版。
[11] Anton Pannekoek, "Marxist Theory and Revolutionary Tactics," in D. A. Smart, ed. , 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London: Pluto, 1978), p. 55.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12] Cited in Lenin, Marxism on the State, pp. 74-75.
[13] 在第4章中已讨论了布哈林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敌视。至于潘涅库克的哲学立场，潘涅库克的思想传记作者约翰·格柏（John Gerber）在《安东·潘涅库克和对解放的社会主义的追求》（"Anton Pannekoek and the Quest for an Emancipatory Socialism," New Politics2, no. 1 [1988]: 119- 130）一文中写道，潘涅库克的观点有“严重的缺陷”，包括有“狭隘的哲学唯物主义，归纳主义的方法论”和他“完全孔德式的信仰科学和严格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念”（128）。
[14]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191.
[15]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2, pp. 126-127.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16] Service, Lenin, vol. 2, p. 159.
[17]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2, p.328.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18]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p.87.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19]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p. 219.
[20] Luxemburg, in Rosa Luxemburg Speaks, ed. Mary-Alice Waters (New York: Pathfinder.1970), pp. 411, 414.
[21] Lenin, Marxism on the State, pp. 50-51.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22] 这里我已替换成了玛丽安·索沃（Marian Sawer）对列宁提到苏维埃的更为清晰的译文，尽管我对《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莫斯科译文也引用了一页的篇幅。参见索沃的重要文章，"The Genesis of State and Revoluti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London: Merlin, 1977), p. 218。
[23] Sawer, "The Genesis of State and Revolution, " p. 219.
[24] 例如，迟至1917 年1月，列宁的《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CW23：236-253）在其《全集》中有18页长，谈论苏维埃的只有不到半页的篇幅。苏维埃在1917年再度出现以后，列宁从根本上改变了在其著作中不重视苏维埃的这种情况。
[25] 我在这里使用了1918年启用的西式日历，在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它代替了使用更为普遍的旧式日历，按照旧式日历，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917年2月，第二次则在10月。我这样做是为了着重强调1917年革命与西方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革命开始于彼得格勒的劳动妇女于1917年3月8日举行的示威，这场示威是全世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一部分。有关说明，参见Sheila Rowbotham.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1973)。
[26]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p. 337.
[27] Lukács, 1967 postscript to his Lenin, p. 100.
[28] Harding, 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 100.
[29] 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p. 182）。列宁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这篇文章。
[30] 莫斯科版的《列宁全集》把俄语sorevnovanie译为“竞争”（competition），但是，我这里使用的是“竞赛”（emulation），这是由艾伯特·雷西斯（Albert Resis）提供给我的更为准确的翻译。
[31] Daniel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p. 35.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2卷)中表达了一个更为愤世嫉俗的观点：“按照《国家与革命》，只有无知者或狡诈的资产阶级才会声称，工人没有能力直接和共同管理工业、国家和行政机构。两年后，证明只有无知者或狡诈的资产阶级才会声称，工人有能力直接和共同管理工业、国家和行政机构”（第505页）。
[32] 虽然我引用的是莫斯科版的《列宁全集》，但我再一次用到了由托洛茨基发表在《被隐瞒了的列宁遗嘱》（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中第5-7页的译文。
[33] 在Before Stalinism: The Rise and Fall of Soviet Democracy(New York: Verso, 1990)中，塞缪尔·法伯（Samuel Farber）竟然认为，“一党制国家不是在国内战争期间，而是在1921—1922年这段时期全面彻底地建立起来的”（第28页）。法伯对在1917—1922年间苏维埃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兴衰作了相当不错的讨论。
[34] 应该注意到的是，莫洛托夫正逐步成为斯大林最残暴和最顽固的助手之一，毫无疑问，至少可以部分地把列宁的信看作对他的行为的辩护。例如，参见最近出版的由艾伯特·雷西斯编著的《莫洛托夫回忆录：与费利克斯·丘耶夫的对话》（Molotov Remembers: Com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Chicago: Ivan R. Dee, 1993），他吹牛说，他在这一时期收到了很多来自列宁的私人信件。
[35] 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p. 156.
[36] "Conditions of Admission in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Helmut Gruber, ed. ,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Era of Lenin(New York: Doubleday, 1972), p. 244.
[37] Riddell, ed. ,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p. 150-151.
[3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对黑格尔辩证法几乎没有兴趣，他从直观中得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范畴：“离开直观，也就是说，离开下意识的感觉，任何伟大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尽管下意识的感觉可能被理论和实践工作所发展和丰富，但它一定是根植于个人的本性之中。无论是理论教育，还是实践常规都不能够取代[它]....每当革命条件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和中断，这种禀赋就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1905年的事件给了我启示，我相信这种革命的直观，这种革命的直观赋予我在后半生能够依赖于它的所具有的支持。”参见Trotsky, My Life(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1), p. 185。托洛茨基在写作《列宁》的过程中也将这一范畴应用于列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列宁也“需要我们称之为直观的神秘的创造力”。参见Trotsky, Lenin(New York: Blue Ribbon,1925), p. 193。从黑格尔《逻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思维是康德二元论的典型实例。
[39] 杜纳耶夫斯卡娅后来以这一方式使用了列宁的“向对立面转化”的观念，她从1941年起提出了这个概念即斯大林的俄国是一个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特别参见她被收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The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中的文章。
[40] 多年来，虽然讲述着许多相反的故事，但直到今天，人们也极少怀疑卢森堡打算出版她的批判，因为在新近发现的1918年致波兰同志的信中，她对此作了指示。参见Feliks Tych, ed. , "Drei unbekannte Briefe Rosa Luxemburg's über die Oktoberrevolutio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27, no.3 (1991): 357-366。
[41]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pp. 77-79.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42] 然而，即使在这篇杰出的文章中，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还是陷入了她以前的教条主义。例如，在《论俄国革命》别的地方，她把乌克兰作为布尔什维克“愚蠢的举动”的一个例子而提到了民族独立的概念，而且不无讽刺地将“列宁喜欢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作为是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必要的让步而不予理睬，这场民族主义运动“使无产阶级从俄国脱离出来”（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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