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帝国主义和主体性的新形式：民族解放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第二部分：1914—1923年列宁论革命的辩证法

帝国主义分析中的经济学和辩证法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马克思主义和1914年的民族问题
1916—1917年列宁论民族解放的辩证法
十月革命后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争论

　　在本章中，我将提出1914年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著作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是根植于他的《黑格尔笔记》。我还进一步提出，这些著作表明列宁在1914—1915年与黑格尔辩证法的遭遇如何极大地影响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正如这种马克思主义观在其经济和政治理论中所表达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黑格尔笔记》不仅影响了列宁一般的辩证法观念，而且在总体上影响了列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我并不认为列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在一种直接或机械的意义上源自于他的黑格尔研究。可以确定的是，黑格尔研究促进了列宁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和革命的详尽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以一些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为基础，并且是对诸如1916年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起义或1917年俄国工人对苏维埃的重建等这些历史事件的回应。《黑格尔笔记》本身并不是列宁的革命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列宁的革命辩证法是在对更加具体的事件和问题的回应中展现出来的。然而，我认为，《黑格尔笔记》为列宁研究革命的辩证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概念支撑。
　　1914年之后列宁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问题的。仅仅在1914—1917年间，当列宁写下著名的120页的《帝国主义论》时，他还写下近800页现被称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CW39）的材料以及几百页关于民族自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材料。
　　在考察《帝国主义论》与列宁其他一些著作的关系时，我注意到列宁自己在1917年第一版序言中所作的评论。列宁在序言中指出，在沙皇政府书报检查制度（到三月革命时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下合法地出版这本著作的初衷导致他放弃了很多材料：“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极其谨慎……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些即将重新刊印的1914—1917年间在国外写的论文”（CW22：187）。在1914—1917年间所写作的大量著作中，其中很多著作是在列宁去世之后数年才正式出版，我只看重几本重要的著作：《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共15页）、《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共15页）、《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共41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共48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共15页）。甚至只看一眼这份仅仅包括主要的小册子和论文的篇目，就能清楚地看到关于政治，尤其是民族自决权的讨论与精简本的《帝国主义论》一样占用了大量的甚至更多的篇幅。
　　此外，那本厚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决定性地表明，当列宁在写作《帝国主义论》和1916年发表的其他著作时，列宁的头脑中有的只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学。然而，尽管笔记主要涉及大量关于帝国主义的专题论文和原创材料，但是它也含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裂和民族解放的著作，也包括列宁自己对民族解放问题的研究。总之，在这本意图在沙皇俄国合法出版的《帝国主义论》中，无论其经济分析是如何的理论化，列宁都没有把自己的见解局限在经济理论。除了《笔记》以及1915—1916年的文章和演讲之外，1917年以后写作的几篇文献对于理解列宁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观念以及它们同《黑格尔笔记》之间的联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帝国主义分析中的经济学和辩证法

　　通过《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原始材料中近800页的笔记来看，列宁似乎比实际出版的简本思考的问题更多。更多的独立评论家通常把被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推崇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看作缺乏新意，一些人把这本书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这本书的衍生物，《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这本书也是在1917年出版但是写作于1915年，比列宁的书要早一年，或者看作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这本书的衍生物，或者看作这二者的衍生物。认为《帝国主义论》主要是一本通俗读物的英国托派分子（Trotskyist）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尽管称赞该书的政治敏锐性，但也表达了在其最基本点上受到了布哈林的影响的观点：“根据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描述来看，列宁根本不是开创者，实际上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借用了布哈林的观点。”^[1]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汤姆·博特莫尔（Tom Bottomore）在希法亭著作的英文第一版导言中写道：“列宁的研究是基于希法亭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博特莫尔也认为对列宁研究的这种影响很多是通过布哈林的——布哈林本人受希法亭的影响。^[2]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衍生的”理论持异议的观点认为，如果列宁只是沿袭早期的著作，为什么列宁在其准备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从原始资料中做了近800页的笔记，并且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为这种研究准备？
　　同样，根据在这些私人笔记中所看到的列宁的观点来看，至少他自己的视角是不同于希法亭的。在一处很可能与他的《黑格尔笔记》相联系的评论中，列宁把希法亭的书看作是“康德主义”（CW39：334）。在其他的地方，列宁还详述了希法亭的分析的四个方面“缺点”：“①关于货币的理论错误。②（几乎）忽视世界瓜分。③忽视金融资本与寄生性的关系。④忽视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CW39：202）。一些学者提出列宁赞同希法亭的经济理论而不同意他的政治改良主义，然而在这四点批评中，只有第四点可能是仅仅出于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的考虑。尽管对《金融资本》持有这些异议，然而完全清楚的是，希法亭的一个观点的确影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即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是与优势不断增长的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然而，正如考茨基在1915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希法亭避免把帝国主义和垄断看作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的新阶段，而列宁则是如此：“〔希法亭〕在不用已经为人所熟知的‘帝国主义’这个词指称资本主义最新阶段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而且在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表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策而不是一种‘经济阶段’方面也做得很好。对他来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所钟爱的政策。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维护这种作为原因的金融资本与作为结果的帝国主义的区分。”^[3]考茨基所作的这种划分与列宁在1916年晚些时候所作的划分完全不同，此时他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已经完成。同样，正如我们较早在其1914—1915年的笔记中所看到的那样，列宁接受了黑格尔对因果性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原因和结果是辩证地相互联系着的。这或许已经把列宁研究金融资本、垄断和帝国主义问题的方法与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当考茨基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中把这些现象看作线性的因果联系，而列宁则更多地把它们看作一个辩证的总体。
　　列宁私下或公开地对布哈林论帝国主义的著作^[4]所作的批评要比对希法亭的著作所作的批评更加频繁。列宁对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的批判有时与他同布哈林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某种程度上相关联的分歧交织在一起，布哈林把民族解放运动当作帝国主义时代的乌托邦和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而置之不理。罗伯特·瑟维斯注意到，在1915年12月为其年青同事的著作所写的一篇有点不大相干的序言中（到1927年才出版），列宁也争辩说：在垄断和帝国主义时代，“布哈林夸大了作为民族工业标志的‘计划’的程度”。^[5]在1919年的一次演讲中，列宁更加清晰地加以批判，这是列宁在民族问题上与布哈林争论的一部分：

　　布哈林同志所谓的具体，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书本式的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一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工业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就是把愿望当作现实。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有把资本主义彻头彻尾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CW29：168）

　　总之，列宁把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批判为在本质上单向度的，其理由如下：①对布哈林来说，帝国主义并没有引起特别新的反抗形式，相反，它倾向于容忍一切反抗。②对布哈林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或多或少是取代旧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纯正形式，而不是像列宁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在那里，竞争和垄断并存。
　　从本质上说，列宁指责布哈林从更加“左”的方面坚持了考茨基的观点：帝国主义和资本集中通过中央计划将创造出一种具有平衡性和稳定性，并且能被社会主义完全接管的成熟的经济联合体。请注意下述列宁在为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所写的序言中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论的批判：“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绝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之下进行的，就是说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CW22：107）。这也是瑟维斯提到的对布哈林进行含蓄批判中的一处。考茨基的立场也与希法亭《金融资本》中的著名观点相类似：“通过占有六家柏林大银行”就可以阔步迈向社会主义。^[6]
　　在1914年，考茨基预言一旦战争结束，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形成一种卡特尔。他认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是对殖民地人民残暴统治的结束，但这或许标志着在战争和军备竞赛中所宣告的帝国主义之间敌对状态的终结：

　　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经济上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从资产阶级本身的观点看也是如此……当今任何有远见的资本主义者必须号召它的人民：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因此，从纯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它的危险不在于军备竞赛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在于一个不同的领域（增加了黑体强调）。^[7]

　　列宁尖锐地抨击那种认为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更能够带来和平与稳定的观点。列宁似乎把这种理论看作是非辩证法的和进化论的，因为他们认为垄断和帝国主义已经把某种程度的计划引入资本主义，有助于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更加容易和平稳。对列宁来说，这种论点忽视了矛盾的整体观念，随着国家和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强大和集中，他们的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国家和经济生活越是变得集中和现代化，革命就越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下一章讨论列宁关于国家和革命的问题时，我将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一些问题。
　　研究列宁和帝国主义问题的作家们，大多数都没有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引入他们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之中。^[8]唯一例外的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罗歇·加罗迪（Roger Garaudy），他在讨论列宁《黑格尔笔记》时说：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看法是“抽象的和独断的，既没有考虑到复杂的历史辩证法，也没有考虑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愿望。”^[9]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sovietologist）菲利普·庞珀（Philip Pomper）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可能要归功于辩证法的灵感，同样也要归功于对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的深刻解读”。^[10]
　　关于《黑格尔笔记》对《帝国主义论》的影响，杜纳耶夫斯卡娅已经提出了最强有力的论点：

　　出于反对布哈林的资本主义是沿着直线，或者按照一种数量上的比率发展的观点，列宁在自己的研究中紧紧抓住辩证法的原则：“向对立面的转化”。区分主体的自我发展和“客体”的一种数量上增长的关键之点就在于，前者不仅有可能使人们既看到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的向对立面转化，也看到部分工人转变为贵族的向对立面的转化，而且使你意识到，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只不过是“第一个否定”。经由第一个否定的发展促使人们来发现“第二个否定”，或者如马克思所表达的那样，深入下层群众中发现新的革命力量。因此，列宁坚持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其“组织化”的最高阶段，即（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垄断阶段时，才是发现那些同样充当无产阶级革命“菌落”的、新的、民族革命力量的时候。^[11]

　　考虑到瑟维斯对列宁为布哈林的著作所写序言的分析以及列宁对布哈林更加明确的批判，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是相当有力的。因此，尽管众所周知，列宁在诸如民族自决权等政治问题上，甚至在帝国主义经济问题上与布哈林有着尖锐的对立，但还是经常有人臆断在列宁和布哈林之间存在着一种比实际存在还要更加密切的关系。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文本与《黑格尔笔记》的联系并不是直接显现的，必须加以挖掘。首先，有必要指出，例如与《卡尔·马克思》（1914）这篇论文不同，《帝国主义论》没有一节论述辩证法，甚至没有一节论述哲学，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那样，它甚至没有提到辩证法问题。^[12]因此，《帝国主义论》与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表现为具体地引用辩证法或黑格尔，相反，必须通过对该书的表现形式和核心论点的考察来揭示这种联系。
　　列宁首先详细讨论了当代世界经济中垄断的程度，不仅讨论了德国的垄断程度，而且还讨论了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垄断程度。他指出，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这种转变发生在1900年左右，即在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他写道“竞争转化为垄断”（CW22：205）并且强调了这种转化的强制性，甚至暴力的性质：“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方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偿付‘微薄的’出让费起，考虑到像美国那样‘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CW22：208）。在列宁看来，垄断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导致新的“平衡”，相反，在生产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的同时，垄断组织之间、整个工业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强了：“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CW22：207）。列宁进一步写道：“大小资本之间过去的那种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重演了”（CW22：224）。因此，垄断远没有像均衡派理论家们（the equilibrium theorists）所认为的那样，有助于克服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在列宁看来，一旦资本变得更加集中，无政府状态和冲突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在更高阶段上重演罢了。在列宁的范式中，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的出现不但没有损害，反而是确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个“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充满着矛盾、冲突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对列宁来说，一切的关键在于过渡，由旧的、规模较小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换句话说，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作为自己的调节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性事物、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CW22：219）。正如我们所知，布哈林谴责那些坚持“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CW29：168）的观念，与布哈林相反，在这里列宁把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概念化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结构。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特定工业内部如钢铁工业的集中，而且在于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优势，然而列宁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是赞成希法亭的：“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CW22：238239）。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垄断与金融上强大的国家之间的联系被疏远了，1916年各国正在进行一场旨在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宁超越了希法亭，他比后者更加密切地把经济和政治联系起来。
　　列宁也反复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观念。列宁写到，考茨基认为：

　　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拿资本家同盟互相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CW22：252-253）

　　列宁远非赞成在帝国主义和垄断条件下，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具有更大的可能的观点，在他看来，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不断扩张的帝国已经事实上兼并了全部非工业化地区，唯一存在的只是相互间的敌视。
　　在这个意义上，考茨基的观点被认为是非辩证的，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现实的矛盾性。然而，列宁并没有借助黑格尔主义的这类术语，而是继续展开其经济上的观点：“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的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CW22：254）。列宁不断地回到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不断加剧这个话题上来。在列宁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是这种冲突的高潮。
　　尽管《帝国主义论》中没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辩证法，但是在该书最核心、最重要的题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的章节中，列宁的确提到了向对立面转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他写道：

　　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眼看着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CW22：265；增加了黑体强调）

　　这段话对于揭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其《黑格尔笔记》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列宁提到向其对立面转化的特征使人回想起《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重要段落。正如我们先前所见，在那里列宁写道：“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在阅读黑格尔时”（CW38：109）。向对立面转化的观念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黑格尔笔记》的基本原则。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似乎运用他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范畴来分析经济数据。在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作的辩证分析中，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的过渡不是被看作一个渐进主义的、进化论的发展过程，而是被看作通过矛盾、通过向对立面转化的发展过程。这种明确地运用《黑格尔笔记》中的一个范畴，并不是出现在列宁《帝国主义论》中不引人注目的一个段落。它是出现在列宁总结其全部论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这一节的开头部分。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范畴的运用几乎直接比《帝国主义论》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即经常被引用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的概括还要重要。这五个基本特征是：

　　①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②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③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④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⑤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CW22：266）

　　尽管很多学者都评论过这段话，却很少有人把它与列宁对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观念的论述联系起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段论述几乎直接是在这段话的前面。列宁强调指出，既然“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CW22：265），那么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的过渡就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种突然的分离。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中，大多数都涉及更大程度上的资本的集中，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中，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旧有冲突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并且在更高的阶段上重现，在这个更高阶段上它们甚至更加具有破坏性和不稳定性。这样，尽管任务本身几乎全部只限于经济问题，但还是有一处主要提到了向对立面转化的观念，这也是《黑格尔笔记》中所阐明的一个重要的辩证法观念。
　　最后，还有几处以其他方式谨慎提到，在这种方式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辩证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帝国主义辩证法的对立面。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垄断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种对立面的新形式，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矛盾和否定的理论就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在更加深入考察那些问题以前，我将简要地研究一下列宁身后出版的、厚实的准备性著作《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我们发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更加明确地提到并研究了辩证法。例如接近这些笔记的开头部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列宁显然翻阅过的一本书被列了出来（CW39：31）。但是如果他做了笔记，这些笔记就是没有被公开发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还显示，甚至当列宁开始具体地研究帝国主义的时候，他还继续对黑格尔进行一些研究（CW39：174）。
　　尽管《帝国主义论》中没有提到卢森堡的著作，但是笔记却显示列宁对其反战的《尤利乌斯的小册子》所做摘要的篇幅（七页）比对卢森堡其他任何一本著作所做摘要的篇幅都要多。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例如对J. A.霍布森（J. A. Hobson）的《帝国主义》（1902）所做的摘要甚至要更长，但是有人指出这个摘要不是列宁写的，而是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布哈林没有被讨论，希法亭的仅有五页。与《黑格尔笔记》中较为详尽的摘要和思考相比，《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通常包含的是更加简短的目录。在这里难道列宁对记录实际材料比对抓住重要概念更感兴趣？
　　还有相当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其涉及的范围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该主题的摘录到对20世纪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的讨论，包括对美国黑人（Blacks）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最后几百页的确不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于那些主要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不得不忽略的政治问题。它们也包含有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长篇讨论。这些材料中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再说，这些材料并不只是准备用来写作《帝国主义论》，而是有着更加广泛的用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打算在沙皇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著作。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没有受到沙皇审查，1916年发表在一个流亡的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用简报的方式概括了《帝国主义论》的主要论点。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也相当尖锐地批判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reformist socialism），并使其在帝国主义国家内进行新的革命性反抗的见解更加清晰：

　　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的民族变为叮在他人身上的“永久”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来“安享清福”，用装备精良的杀人武器的最新军国主义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受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CW23：116）

　　然而，这不仅仅是通常由于贫困和危在旦夕的战争所引发的新的革命性反抗问题。在列宁看来，所出现的不仅是一个新的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而且出现了一个主要矛盾，它揭示出帝国主义辩证法的一个对立面：产业工人阶级中“较卑微低下的”革命阶层和失业大军。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为工人贵族，那么总的说来，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个新的工人阶级就很难说是具有坚定和顺从的特点。相反，用列宁的著名的话来说，工人阶级必然分化为一小撮“工人贵族”和一个列宁认为更加具有革命性的较卑微低下的阶层。
　　然而，这不仅仅是通常由于贫困和危在旦夕的战争所引发的新的革命性反抗问题。在列宁看来，所出现的不仅是一个新的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而且出现了一个主要矛盾，它揭示出帝国主义辩证法的一个对立面：产业工人阶级中“较卑微低下的”革命阶层和失业大军。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为工人贵族，那么总的说来，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个新的工人阶级就很难说是具有坚定和顺从的特点。相反，用列宁的著名的话来说，工人阶级必然分化为一小撮“工人贵族”和一个列宁认为更加具有革命性的较卑微低下的阶层。
　　从1910年到1914年间，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像考茨基和法希亭，也包括卢森堡在内的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都卷入其中，列宁后来才加入到这场争论之中。1914—1917年，列宁似乎不仅寻求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从而能够重组第二国际破产后的革命左派，而且他还寻求成为一名重要的理论家，不只是对俄国来说，而且对世界革命运动来说都是重要理论家。正如瑟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主要讨论了英国和德国的情况，然而“列宁大量阅读的是德文资料”，“甚至笔记也很少涉及俄国”。^[13]因此，远不是沙皇的审查制度迫使列宁没有把这本书的焦点放在俄国，而是俄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达到世界性的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1914—1917年即从《黑格尔笔记》到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著作，最后到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探讨，列宁理论著作的思路是非常新颖的。这条思路不仅是他过去聚焦俄国和东欧的思路的明显中断，而且也是与欧洲主流的、正统的社会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断裂。
　　不幸的是，对列宁著作的探讨经常越来越倾向于把《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分析不仅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相分离，甚至与列宁关于战争，尤其是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著作相分离。尽管事实如此，但正如我在本章开始所提及的那样，列宁在《帝国主义论》1917年版序言中要求把注意力放到这些著作，上来，指出应该把这些著作与《帝国主义论》放在一起加以研读。那也正是我现在打算做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和1914年的民族问题

　　1914年之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立场是否改变，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明显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D.洛（Alfred D. Low）写道：“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在1917年之前发生过一些变化吗？在列宁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总的看来，直到十月革命，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对这个问题在思想上都具有相当惊人的连续性。”^[14]他也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没有重大的分歧。大多数学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赞同洛的观点。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E.H.卡尔（E. H. Carr）指出列宁在“1914年之后在自决权理论上有个调整”。^[15]法国的社会学家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进一步指出：1914年之后，“民族问题在列宁的战略中具有全新的重要性”，并且“列宁在1916年完全修正了自己的观点”。^[16]然而，卡尔和卡雷尔·当科斯仅仅把这种改变与政治战略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与《黑格尔笔记》联系起来。^[17]
　　我认为，相对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或部分工人向工人贵族的转变来说，1914年之后，列宁的民族解放观念对于其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辩证法观念甚至更为关键。较早时期，对于统治着芬兰、波兰、乌克兰以及中东亚地区人民的古老帝国的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来说，民族自决一直是“原则”。1914年之后，对于列宁来说，这不只是沙皇俄国所特有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世界革命的辩证法的问题，它涉及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全体。列宁在其1914年之后的著作中以这种方式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在其理论分析之中联系起来，而直到此时，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倾向于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区别开来。^[18]
　　我也认为，对列宁来说，民族解放的反帝运动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辩证法的对立面，这个新阶段以垄断和帝国主义为标志。在列宁看来，西方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被帝国主义的“小恩小惠”所“收买”，尤其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因而在1900年之后都至少暂时变得更加强大。然而，对于列宁来说，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这个新阶段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既有来自帝国主义内部工人阶级中卑微低下阶层的反抗，也有来自仍然是较新的革命主体——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
　　用这种观点来看列宁1914—1923年论述民族解放的著作，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围绕着整个民族问题的错误观念。经常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不关心反殖民运动。^[19]然而，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最后十年的著作包含有许多这样的要素，它们表明反帝民族运动对于他的整个革命理论来说的确是相当重要的。这些晚期著作对通常认为是马克思的这种历史是沿着统一的、普遍性的道路发展，一切民族特性都将完全淹没其中的观念表示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20]但是并没有必要像一些人那样理应对马克思的这种发展大加赞扬。相反，我认为马克思是按照黑格尔的传统进行研究的，在对社会的矛盾和弊端进行探讨之前，要客观地勾画出一个社会和思想及其成就的具体状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随处可见这种典型的手法。^[21]
　　马克思的其他一些著作显示他对民族解放的强烈认同。在一封经常被引用的1870年的信中，马克思把爱尔兰的民族解放看作英国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前提：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22]

　　马克思对波兰独立也持有类似的立场，但这次只是恩格斯极其强烈地表达出来，这次是恩格斯在1882年对那些贬低民族解放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时表达的：

　　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在最近的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自已进一步发展所极其必需的条件，或者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而事实上则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23]

　　恩格斯还批评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他说，在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摆脱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24]
　　最后，马克思写于1872—1883年间的晚年著作对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同情。在这期间，马克思写下了致俄国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tch）的信的著名草稿。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出俄国或许能够把俄国农村土地公有制作为“俄国新生的支点”。^[25]他的《人类学笔记》中也有这种想法，^[26]这本笔记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公开出版，因此列宁及其同时代的人并不知道这本笔记的存在。在这本笔记中，马克思研究了澳大利亚、印度、爱尔兰、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农村公社和田园诗般的社会生活。
　　尽管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以及后来很多关于非欧洲社会的其他著作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列宁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都毫不知情，但是人们熟知马克思关于波兰和爱尔兰自治的观点。卢森堡认为波兰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使得马克思赞成波兰独立的立场过时了。在最初发表于1908年的长篇论文《民族问题和自治》中，她主张既然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没有真正的民族问题。^[27]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正统领导人倾向于在马克思的观点和卢森堡的观点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正如乔治·豪普特所指出的那样，表面上赞成民族自决，但并没有“给予特别强调”。^[28]在给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的信中，考茨基不是那么慎重，这次他明确地拒绝马克思的立场：“在亚洲问题上如同在波兰问题上一样，我的看法是马克思的陈旧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对事实视而不见和继续坚持马克思过时的思想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29]对于正统的领导者来说——而不是对于左派革命者卢森堡来说，这也意味着经过数年之后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日益软化。尽管考茨基在1909年的著作《通往权力的道路》（The Road to Power）中发表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清晰声明，但到了1910年，卢森堡指责考茨基在做《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编辑时删改她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批判。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除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之外，在列宁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至少就欧洲来说，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奥托·鲍尔和卡尔·伦纳。但他们的哲学立场与列宁的哲学立场大相径庭。按照博特莫尔的意见，“他们在一般的观点和见解，上首先是受新康德主义和与之具有密切联系的恩斯特·马赫的思想，以及后来在维也纳圈子中独具特色的新实证主义理论的影响。”^[30]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的解释是：民族不与具体的地域相联系，甚至也不必具有共同的语言。鲍尔说：“民族是通过共同的命运而形成共同的性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总称。通过共同的命运而形成的性格把民族与世界上不同特征的人群如职业、阶级或一个国家的成员区别开来。后者是建立在命运的相似性而不是命运的共同性的基础之上的。”他进一步指出：民族是“一个由自己命运所决定的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体”。^[31]他向多民族政治秩序的人们鼓吹民族和文化的自治权，并号召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财富”，使之为“整个民族所拥有”（622）。社会主义将首次允许劳动人民充分参与民族的生活和文化。
　　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纲领就简要地提到了“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32]在随后十多年中，列宁的著作主要是为这个观点进行辩护，既反对赞成民族文化自治的崩得派（the Bundists），也反对从“左”的方面来反对民族自决的卢森堡派。直到1914年，列宁的著作还通常具有形式主义的特性。例如，在1903年《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这篇短文里，列宁尽管支持自决权，但是他说：“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斗争”（CW6：454）。后来，列宁对民族问题的理论争论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正如卡雷尔·当科斯所指出的那样：“1912年，列宁详细地研究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阅读了大量关于沙皇俄国少数民族问题的著作，尤其是关于俄国犹太人和乌克兰的著作。”^[33]在这期间，列宁对欧洲以外的革命运动也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进行讨论，正如我们在其1913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篇文章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到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CW18：584），认为这些革命证明了改良社会主义关于渐进、进化观念的虚假性。在同样发表于1913年题为“亚洲的觉醒”的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列宁写道：“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CW19：85）。几星期之后，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CW19：99-100）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虽然亚洲处于民主革命的阵痛期，但是欧洲资产阶级正在支持的是反革命和习惯势力。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此时的列宁来说，反殖民运动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它需要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但不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当然，根据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列宁的正统理论，甚至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篇较长的文章《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反对把俄罗斯民族语言官方化的观念，但同样激烈地把“民族文化的口号”作为“资产阶级的骗局”进行攻击（CW20：23）。在批判崩得派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列宁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CW20：34）。
　　在从事黑格尔研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新形势之前，列宁关于民族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14年春季出版的长篇论文《论民族自决权》。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集中批判了那些认为民族自决权对于社会党人来说不再具有合法性而对它置之不理的人。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与卢森堡争论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与东欧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和爱尔兰的论述也占据了几大段。列宁也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大俄罗斯黑帮（The Great-Russian Black Hundreds）^[34]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容忍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CW20：413）。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在谈到“民族解放的任务”（CW20：432）时，列宁与考茨基一样，把自己与马克思支持波兰独立的观点区别开来，他认为波兰独立由于“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狂热”（CW20：433）而变得过时了。列宁也赞同考茨基的观点即从马克思时代以来爱尔兰的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1916—1917年列宁论民族解放的辩证法

　　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1916年在评价卢森堡的反战檄文《尤里乌斯的小册子》时，列宁指责卢森堡只是半个辩证法，因为她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同样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我们看到，列宁在得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再一次提到向对立面转化的观念，这个观念首先是在《黑格尔笔记》中提出来的。另外，虽然列宁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但是在1914年之后关于民族解放的著作中到处都可讨论的是来自《黑格尔笔记》中的另一个辩证法概念：个别和普遍相互转化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是普遍，民族解放是个别。列宁提出一个推论即“从一定的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CW38：177），并指责其对手们在民族问题上对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所提出的这个观点置之不理。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解放运动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关键的1916年，列宁大量公开发表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民族解放问题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发表于1916年4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在这里，列宁第一次把他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与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联系起来，“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街头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the Dreyfus Case）或萨韦纳事件（the Zabern incident）^[35]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就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举行的全民投票等而爆发”（CW22：145；增加了黑体强调）。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决权与他的革命概念之间的联系：“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发表一些泛泛的、千篇一律的、任何一个和平主义的资产者都会加以重复的反对兼并、赞成一般民族平等的言词……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会始终是一句空话”（CW22：147-148）。这就大大超越了第二国际形式主义的立场，包括列宁自己在1914年之前的著作中所持的立场。
　　列宁公开承认他并不是重复旧的概念，即使是布尔什维克的概念。他写道：旧的观点应当“作一些补充”，因为“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CW22：155）。更为重要的是，列宁不再像1914年以前那样，把对自决的争论局限在俄国和东欧的问题上：为了赢得国际左派的支持，列宁发表这篇文章用的是德文而不是俄文，文章也是站在世界革命运动和全球帝国主义的高度上来探讨自决问题。
　　列宁在撰写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提纲时，并没有列举出一个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革命的具体例子。然而，正当他的提纲发表之时，都柏林爆发了复活节起义，并且耗费了列宁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写一篇更长的文章，这篇题为“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的文章是用俄文发表的。列宁开门山地总结了论敌的观点：“他们回答我们说：‘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认为“这简直是企图回避政治问题”（CW22：321）。他进一步认为：“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但他得出结论说，只有具备全面的民族自由，包括“有分离的充分自由”（CW22：325），这种可能性才会变成现实。
　　虽然列宁把他在波兰和荷兰的反对者称做“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优秀的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但却把他们反对民族自决的观点看作“帝国主义经济主义”（CW22：348）。列宁指出这些反对者通常更加接受他的立场，而不是接受那些在列宁看来仅仅口头上支持自决的改良主义者，这些反对者包括荷兰理论家安东·潘涅库克、赫尔曼·霍尔特（Herman Gorter），同样也包括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和卢森堡，在内。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爱尔兰时，特意回应了卢森堡的前同事卡尔·拉狄克，此时，拉狄克还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他把复活节起义（the Easter Rebellion）看作“盲动”，认为爱尔兰新芬党的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浓厚的社会基础”。^[36]列宁争辩道：

　　只有当起义的尝试仅仅暴露出一批密谋分子或荒唐的狂热者，并没有激起群众丝毫的同情的时候，才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盲动”这个词。爱尔兰的民族运动进行了几百年，经历了各个不同阶段和各种阶级利益的结合……它还表现为，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经过长期的群众鼓动、游行示威、封闭报馆等之后进行了巷战。谁把这样的起义叫做“盲动”，谁就是最凶恶的反动分子，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社会革命是一种活生生的现象的学理主义者。（CW22：354）

　　列宁把社会革命看作一种活生生的现象，这不仅包括了产业工人阶级的起义，也包括了“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以及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他得出结论说：如果认为离开了产业工人阶级之外的这些新的因素，“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
　　也正是在这里，列宁——再一次明确地提到了辩证法的问题——简要地总结了帝国主义时代他的民族革命观念的创新之处：“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小民族在反帝斗争中无力成为独立的因素，却起着一种酵母、霉菌的作用，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CW22：357）。列宁在这里似乎把民族革命看作有助于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独立的革命主体（如果没有站在工人阶级一边，那也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种霉菌的作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方面，而且还揭示了从世界帝国主义内部产生的新的革命主体：民族解放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辩证的。
　　列宁的立场不仅与当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同，也与自己早期著作中的立场不同。正如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阿尔弗雷德·G.迈尔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找到一条线索，作为他们支持反抗英国的爱尔兰运动、波兰解放运动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类似的政治运动的根据。这条线索已经被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忘记或忽视，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条线索。”^[37]在这个意义上，如同列宁回到黑格尔，当列宁尖锐地批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时，列宁也回到了马克思。
　　还有一本重要著作，总共63页，在列宁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在这本著作中，列宁进一步批判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不赞成自己观点的其他一些左派革命家。对这些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在1916年没有公开发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反对战争的左派革命者战友中也有人反对他的观点。这些文章即使在十月革命后也没有公开出版，尽管列宁在1917年的一次演讲中还对此抱怨过（CW24：299）。当然，列宁去世后，随着斯大林开始要清除最后一个主要对手布哈林时，一切都改变了。斯大林于1929年“发现”并公开发表了这些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相当尖锐地批评了他当时的政治对手布哈林。
　　对民族自决持反对立场的布哈林最初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显得十分孤立，但到1916年晚期，布哈林已经拥有国际的追随者，包括波兰和荷兰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对此，列宁在这些文章中深表遗憾。布哈林派在他们的《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提纲》中写道：

　　帝国主义时代是大国兼并小国的时代，是世界政治版图不断重组形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兼并过程中，许多民族结合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民族自决”的口号作为一个散布幻想的口号，完全是乌托邦的（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实现）和有害的口号。就此而言，它与仲裁法庭、裁军等口号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预设了一种所谓的“和平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38]

　　可以肯定的是，布哈林派认为殖民地起义是善意的举动，但是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终将不可避免地会战胜这种起义的这个时代，殖民地起义是一种虚幻的行动，只能被看作是正在消失的前资本主义方式的遗迹。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结构中，民族主义只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只是促进国际主义。
　　列宁在回应中接近于把民族解放运动描绘成革命主体性的一种形式，在创造革命局面上与工人运动一样具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共同书写一种“联合内战”的篇章：

　　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击退它的反革命企图的时候，不发达的和被压迫的民族不会等待，不会停止生活，不会消失……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期间既有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平衡，而客观现实使我们看到，除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还有许多在经济上不那么发达和完全不发达的民族。（CW23：60）

　　此外，列宁还指责布哈林派企图把一种千篇一律的“浅灰色”的政治和文化强加给整个人类：“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CW23：69-70）。这篇文章在列宁去世之后才公开出版，它是在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之前这段时期里列宁论述民族自决的顶峰之作。
　　我已经指出，民族自决问题在1915年，尤其是在1916年是列宁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其他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政治争论的主要根源。我也认为，用黑格尔的话说，对列宁来讲，民族解放是当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进入帝国主义这个新阶段的辩证法的对立面。尽管多年以来，列宁已经清楚地阐明了民族问题在俄国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但他根本没有把这个问题置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地位。

　　对列宁来说，民族自决问题在1916年的确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时代

　　的中心问题。在1914—1917年间，列宁写了很多关于民族解放的文章，比除了关于黑格尔之外其他任何问题的文章都要多。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公开的、政治性的列宁，与自己的同志，与那些是自己政治盟友的重要理论家们如布哈林和卢森堡，就民族自决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同一个列宁，他又是唯一一位在这一时期深入研究黑格尔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领袖，提出了一种崭新的革命主体概念：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这个新阶段能够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辩证法的对立面。

十月革命后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争论

　　1917年返回俄国之后，列宁对民族解放的探讨并没有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列宁在临终前与斯大林决裂的主要原因，因为在1922年底，在格鲁吉亚民族问题上列宁与斯大林发生了争论。^[39]有大量的信件、文章和演讲都完全地或部分地致力于民族自决，探讨其在俄国国内所造成的后果，或者是按照世界革命的辩证法所产生的后果。虽然相当多的著作都是写于革命之初，但是在列宁晚年著作中也发现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把这些著作看作种种理论观点的一个资料库。在这里，我所关注的不完全在于它们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政策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而在于作为理论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意义。因此，列宁在1917年之后实际上是否贯彻这些思想，甚至是否严格地按照这种方式来做，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放在一边。^[40]
　　为了驳斥像布哈林这样的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列宁在1917年的一次演讲中声明：

　　如果芬兰、波兰、乌克兰同俄国分离，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谁说不好，谁就是沙文主义者。只有疯子才会继续奉行沙皇尼古拉的政策。要知道挪威已经脱离了瑞典。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把民族当作交换品，沙皇曾经把波兰当作交换品。难道我们还继续奉行这种沙皇的策略吗？这是拋弃国际主义的策略，是最坏的沙文主义。如果芬兰分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一切不承认芬兰和乌克兰自由的俄国社会党人都会陷入沙文主义。无论他们怎样进行诡辩，怎样求助于自己的“方法”，他们永远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CW24：300-301）

　　1919年，当一些问题在十月革命后还在争论的时候，列宁在另外一次演讲中说道：“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CW29：194）。布尔什维克其他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们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并且他们看到了斯大林把民族沙文主义当作获得权力的一种途径。
　　列宁向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文尤为重要。在这个提纲里，列宁提出作为一种革命组织形式，农民苏维埃^[41]的直接统治甚至适用于没有强大工人阶级的前资本主义国家。他也强烈地宣称非资本主义国家在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并非要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

　　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CW31：244）

　　这种思想很多被写入了共产国际的基本文献。在扩大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方面，列宁的这些观点和其他一些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2]
　　最后，1922—1923年列宁与斯大林发生了争论，在列宁著名的“遗嘱”中争论达到了顶点，在这场争论中，列宁在病床上在一篇题为“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章中也口授了下面一段话，这段话值得大量引用一下：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这种主张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的色彩罢了……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侵害。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CW36：605-610；增加了黑体强调）

　　列宁以前从来没有把布尔什维克关于自决的政策说成是一纸空文。这就表明，列宁感到苏维埃的现实已经大大偏离了他的民族解放的理论观念。
　　正如政治理论家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最近在对列宁的遗产所作的具有半自传性的分析中写道：“我再三找到列宁的明确指示，大意是要充分考虑到一切非俄罗斯族人民的民族传统、风俗和习惯，实现一切民族权利的平等……相反，对斯大林来说，1922年12月的苏联组织就是所谓的证明，苏联的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可以确定的是，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潜在的分离观念都将仅仅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或者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43]列宁的民族解放观念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成就，将列宁置于远远地超越其时代的地位。
　　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新兴的第三世界的产生，列宁在民族解放这一主题上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再次被重新提出并由像弗朗茨·法农^[44]留这样的作家进一步加以阐发。这种阐发使得列宁的这些著作与当代尤其息息相关。我并不认为列宁完全意识到了第三世界的革命，尤其是这场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列宁没有认识到亚洲反殖民革命是完全独立于西方工人运动的一个要素，尽管列宁确实很少给予非洲特别的关注，但是列宁预料到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的新阶段，从而使列宁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列宁或许想到只要德国这个国家革命高涨，那它就比亚洲要更加重要，并且很显然，他很少想到非洲或拉丁美洲，但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和爱尔兰革命中的确设想了一种新的革命主体：反殖民革命。总之，列宁在黑格尔研究之后不久就开始把民族解放当作帝国主义的一种具有决定性的辩证法的对立面。列宁也因此在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列宁民族解放的观念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列宁一直拒绝文化自治的主张。列宁把被压迫民族局限在选择独立或加入单一国家这个范围内，关闭了原可以对文化自治加以探讨的途径，削弱了他的观点的影响力。第二，他的观点从来没有在苏维埃控制下的诸如乌克兰、中亚（Central Asia）或高加索（the Caucasus）等广大地区充分应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关于集中制的先锋队政党的思想对完整的自决观念有损害作用，这一思想在1917年之后不久就成为一党制国家的基础。例如，1918年之后，乌克兰共产党就从属于俄罗斯共产党，之后不久在中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到了1921—1922年，在高加索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国际范围内，正如著名的关于共产国际成员资格的二十一条所表明的那样，共产国际不久采用了类似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如果乌克兰或中国共产党服从于集中制的，由俄国主导的共产国际，那么，“命令”所有政党都要支持追求民族解放的运动的第八条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假定基于非常具体的二十一条的那些基础上，由莫斯科控制下的一群政党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自决权的权力下放的内涵有哪些？最后一个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尽管在1914年之后，列宁在几个重要的场合都重整自己的思路，但是并没有涉及他的先锋队政党的观念。我会在下一章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在那里我们看到，列宁的政党思想已经严重地削弱了他关于国家、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观念中的自由内涵。

^[1] Tony Cliff, Lenin, vol.2, p. 60. 斯蒂芬·科恩在其《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但有细微差别的见解。

^[2] Tom Bottomore, introduction to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Latest Stag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orig. German edtition 1910]), p.1. 还有一本由阿格尼丝·施瓦茨希尔德（Agnes Schwarzchild）翻译的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帝国主义的一种经济学阐释》（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 Contribution to an Explanation of Imperialisl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68 [orig. German edition 1913]），但是，由于列宁明显不赞同这篇文章，很少有人认为列宁深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对卢森堡来说，希法亭的著作是如此的肤浅，不值得批判。在1913年2月14日写给她亲密的同事和前爱人利奥·乔契斯（Leo Jogiches）的信中，她似乎对于她自己在《资本积累》中甚至一处也没有引用过希法亭的研究而洋洋得意，并且开心地报告说另外一位同事轻蔑地把希法亭的著作当作“一位受过训练的银行职员的作品”。参见Luxemburg, Gesammelte Briefe, vol.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p. 266。

^[3]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Patrick Goode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90; emphasis added.

^[4] Nikolai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3 [orig. Russian edition 1917]).

^[5] Service, Lenin, vol. 2, p. 117.

^[6]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p. 368.

^[7]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pp. 86-88.

^[8] 对形形色色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一般性研究有：George Lichtheim，Imperialism(New York: Praeger, 1971); Victor Kierna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London: Edward Arnold, 1974 );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Wolfgang J. Mommsen, Theories of Imperialis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这些研究中大多数都认为列宁、布哈林和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他们都没有谈到这里的焦点问题：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对其帝国主义理论可能具有的影响。较近的两次讨论批评马克思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者（Eurocentrist），但是认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克服了这个问题；参见Lawrence Birken, "Lenin's Revolution in Time, Space and Econom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An Analysis of Imperial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3, no. 4 (1991): 613-623, and Sanjay Seth, "Lenin's Reformulation of Marxism: The Colonial Question as a National Ques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3, no. 1 (1992): pp. 91-128.

^[9] Roger Garaudy, Lénin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p.52. 加罗迪更多的讨论参见第8章。

^[10] Philip Pomper, Lenin, Trotsky, and Stali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Powe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0.

^[11] Raya Dunayevskaya. The Marxist 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 Selected Writings(Chicago: News and Letters, 1992). pp. 118- 119.

^[12] Lefebvre, La Pensée de Lénine, p. 239.

^[13] Service, Lenin, vol. 2, p. 113.

^[14] Alfred D. Low, Lenin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y(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8), pp. 9-10. 洛在其他地方写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对民族作了新奇而有趣的解释”（第29页）。

^[15] E. H. Carr. "The Bolshevik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London: Macmillan, 1950), p. 427.

^[16] Hélène Carrère d' Encausse, Le Grand Défi: Bolsheviks et Nations(1917-1930) (Paris: Flammartion, 1987). pp. 83, 87.

^[17] 在那些倾向于把列宁的全部著作主要看作是策略性的而不是真正理论性的人中，科拉科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写道：“对列宁来说，民族问题是激发反沙俄的怨恨的一种策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压迫将会自动消失。”参见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2卷，第290页。我在这里要反驳的正是这个观点。

^[18] 桑贾伊·塞思（Sanjay Seth）在他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这篇文章中强有力地提出这种观点。

^[19] 主流学者经常在这一点上批评马克思。参见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ev. ed. (New York: Atheneum, 1964), and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 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在民族问题上支持卢森堡的立场的人通常对马克思的观点给予类似的说明，只不过没有加以批判。例如参见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8), 和他的早期著作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Marxist and Labor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to 1917(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67)。

^[20]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p. 488.

^[21] 例如，黑格尔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开始似乎是把它与反对“迷信”的启蒙运动等同起来，但最后却把它等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对“绝对自由和恐怖”的尖锐批判，黑格尔把法国大革命归咎为启蒙理性的结果。参见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orig. German edition 1807]), pp. 328-363。

^[22]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3, p. 473-475.

^[23] Engels,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Polish Question" (orig. German edition 1882), in Marx and Engels, The Russian Menace to Europe, ed. Paul W. Blackstock and Bert F. Hoselitz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1952), p. 117.

^[24] Ibid. , p. 118.

^[25] Teodor Shanin, ed. ,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83), p. 124. 这本文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同时代俄国人的很多重要著作，并有沙宁（Shanin）、哈鲁基·瓦达（Haruki Wada）以及德里克·赛尔（Derek Sayer）和菲利普·科里根（Philip Corrigan）撰文分析这些著作的意义。

^[26] Marx, Ethnological Notebooks, transcribed and edited by Lawrence Krader (Assen: Van Corcum, 1972). 目前这个版本的笔记尽管对专家来说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还是难以驾驭，因为克拉德（Krader）是在直译而不是翻译这些笔记。他原样保留了马克思笔记的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有英语、德语和希腊语的文字。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德文译版，英文版由大卫·诺曼·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编辑，即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关讨论可参见克拉德为《人类学笔记》写的长篇导言，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也可参看我论晚年马克思的文章："The 'Unknown' Marx'sCapital, Volume I : 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1875, 100 Years Late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5, no. 4 (1983): 71-80; 也可以参看彼得·休迪斯（Peter Hudis）的文章: "The Third World Road to Socialism: New Perspectives on Marx's Writings from His Last Decade," South Asia Bulletin3, no. 1 (1983): 38-52。

^[27] 参见Rosa Luxemburg, The National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ed. Horace B. Dav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6) 。

^[28] Georges Haupt, "Les Marxistes face à la question nationale: I'histoire du problem," in Haupt, Michael Löwy, and Claudie Weill,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1848—1914: Études et texts(Paris: Francois Maspero, 1974), p.27. 这本作品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鲍尔、伦纳、卢森堡、列宁、潘涅库克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章,其中也含有豪普特和勒维的重要论文。对这些争论来说它是一种最好的概述，不幸的是，1914年之后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收录。也可以参见Claudie Weill, "La notion de culture dans les theories marxistes sur la question nationale," L'Homme et la société97 (1990): 59-66。在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整个争论内容尤其丰富。多年来一直是《新左派评论》的编委会成员、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历史学家布兰卡·马加斯（Branka Magas）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自决权与战争：南斯拉夫事件》（"Self-Determination and War: The Case of Yugoslavia," New Politics15 [Summer 1993]: 98-194)中，把这个问题作为她严厉批判当今左派没有充分关心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事件的一部分：“较早一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以其知识和老练抓住了1914年之前欧洲帝国分裂所产生的民族问题，相对于他们来说，今天的左派——至少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已证明是极其保守和毫无用处”（第103页）。

^[29] 参见考茨基1896年11月12日写给维克托·阿德勒的信，载于Adler, Briefwechsel mit August Bebel und Karl Kautsky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54), p. 221。

^[30] Tom Bottomore and Patrick Goode, eds. , Austro-Marx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3.

^[31] Otto Bauer, Die Nationaliti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1907), reprinted in Bauer, Werkausgabe. vol. 1 (Vienna: Europa Verlag, 1975), p. 194.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也可参见Karl Renner, Das 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Nutiomen, vol. 1 (Vienna: Franz Deuticke, 1918)。在20世纪70年代，科拉科夫斯基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2卷中写道：“鲍尔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现在人们很少阅读”（第285页）。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1979年，墨西哥的主要出版社西格尼奧XXI(Siglio XXI)出版了西班牙语的版本，1987年出版了法文版，克洛迪·魏尔（Claudie Weill）还写了导言。也可以参见最近两篇在左派的英语杂志上讨论鲍尔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基于西班牙语的版本： Ronnie Munck, "Otto Bauer: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pital & Class25 (1985): 84-97, and Michael Forman, "Some Thoughts from Otto Bauer: On Socialism and the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Politics4, no. 1(1992): 41-48。

^[32] 引自Carr, "The Bolshevik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 " p.418。

^[33] Carrère d'Encausse, Le Grand Défi, p. 48.

^[34] 是一些右倾和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参与煽动屠杀。

^[35] 这是指1913年11月主要由法国人爆发的抗议，反对在阿尔萨斯萨韦纳的普鲁士军队。

^[36] 参见Karl Radek, "The Song Is Played Out," in John Riddell, ed. , Lenin's Struggle for a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New York: Monad, 1984), pp. 374-375。

^[37] Alfred G. Meyer, Leninism(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1957), p. 149. 不幸的是，迈尔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实际上把《黑格尔笔记》排除在外，他对《黑格尔笔记》的简要讨论之肤浅令人难以置信。例如，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性概念被看作与“功能主义”主流社会学概念相关联的东西（第10页）。

^[38] "Theses and Program of the Bukharin-Piatakov Group, November 1915." in Olga Hess Gankin and H. H. Fisher, eds. , 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Hoover Institute. 1940), p. 219.

^[39] 参见Moshe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40] 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大多数都关注政治和理论上的旨趣与苏联未来模式的关系。所有这些研究者都认为，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最终模式偏离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尤其是参见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arrère d'Encausse, Le Grand Défi; and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Boulder, Colo. : Westview, 1991)。

^[41] 列宁把苏维埃（委员会）作为代表工人和农民的革命主体的新形式的观念将在第6章进行分析。

^[42] 尤其参见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这次大会上对于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问题进行了广泛争论，也包括印度马克思主义者M.N.罗伊（M. N. Roy）和伊朗代表埃阿韦蒂斯·苏丹扎德（Avetis Sultanzade）的精彩发言。这些发言整理收录在John Riddell, ed. ,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2 Vols. (New York: Pathfinder, 1991)。

^[43] Wolfgang Leonhard, "War Lenin verantwortlich für den Stalinismus?" Osteuropa 41. no. 10 (1991): 1000.

^[44] 关于法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尤其要参见Irene Gendzier, Frantz Fanon: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Pantheon, 1973); Lou Turner and John Alan, Frantz Fanon. Soweto, and American Black Thought (Chicago: News and Letter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