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4．列宁1915—1923年对辩证法的探讨：矛盾的、隐蔽的黑格尔主义
在本章中，我要考察列宁进一步遭遇黑格尔的过程，这个遭遇过程从1915年一直持续到1924年列宁去世。我将探讨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列宁1915年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讲演录》的笔记。我也将考察列宁的短文《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和《黑格尔笔记》中其他一些较短的文本。这将深化对《黑格尔笔记》的探讨。接下来，我将考察列宁1914年之后在其发表的著作和演讲中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探讨。我要强调两个问题：①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概念的阐述或②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明确引用。然而，在对列宁从1915年开始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进行探讨之前，我将简要提及列宁1914—1915年的政治著作，以便更好地揭示列宁《黑格尔笔记》的直接背景。
插曲：1914—1915年论战争和革命失败主义的著作
正如《列宁全集》英文版所表明的那样，1914年8月至12月期间，列宁的著作主要由下面这几部著作构成：“《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50页），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Granat Encyclopedia）所写的一篇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短文（50页）以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著作（50页）。”把这些理论著作与众多的政治性著作相对立，对一个通常被认为主要是个实干家而非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相当令人惊讶的平衡。
实际上，正是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开始详细阐述他的“革命失败主义”观念。1914年8月24日，他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府和它的军队战败危害最小，因为它们压迫波兰、乌克兰（the Ukraine）和俄国的许多民族，并且煽起民族仇恨来加强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巩固反动的野蛮的沙皇君主政府”（CW21：18）。
随着这场争论扩展到俄国国外，列宁同一时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得对：对他们来说，沙皇制度战败危害较小……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不是机会主义者）都应当把‘自己的’（‘本国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CW21：22-23）。在这里，我们发现列宁第一次开始把自己不仅视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而且还将自己视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1]他实际上是在声明，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教训其他一些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卢森堡的波兰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孟什维克，而且同时还要教训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德国社会民主党。
1914年11月1日，布尔什维克的流亡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Sotsial-Demokrat）发表了列宁一篇题为“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谋求在世界马克思主义中的领导权。这篇文章首次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思想，这使得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1914年至1917年期间变得引人注目，甚至将他与反对那场战争的其他革命者区分开来。[2]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用旧的‘民族战争’观念来掩饰帝国主义的掠夺。无产阶级则揭穿这种欺骗，宣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CW21：39）。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对于左派来说，这个立场都是如此强硬，以至于许多其他反战的革命者都不赞同这个立场，包括像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这样的一些布尔什维克。[3]
然而，直到1915年完成黑格尔研究之前，列宁都没有充分展开其围绕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政治观点。列宁第一次详尽阐发其反战观点是在一篇20页未发表的文章《打着别人的旗帜》（Under a False Flag）中，这篇文章写于1915年2月，即在他完成《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两个月之后和他研究黑格尔其他著作期间。在那里他开始提出工人贵族（labor aristocracy）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他后来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说极为重要：“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从殖民地和特权的好处中‘分享’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例如在英国就有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确认并指出过的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大量占有殖民地，总的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种当初仅仅是英国才有的现象已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CW21：152）。这篇未发表的文章也明确地含有黑格尔的语言，显然是引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如列宁在其中的一段中写道，帝国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整整的一个机会主义流派；这个流派把现代民主派内部同具有本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在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一定的社会阶层当作靠山，直接地、公开地、完全自觉地和一贯地敌视任何有关‘渐进中断’（break in gradualness）的思想”（CW21：153）。这里，黑格尔的词句“渐进中断”指的是一种革命过渡的可能性。
这就是列宁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国际内部那些不仅仅是支持战争的人或者是用来反对他认为像考茨基这样并不怎么好的人的全部观点，考茨基在这一时期写文章支持国家防御：“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阻止他们的敌人人侵，阻止战争以其最残酷的形式即敌人的入侵所带来的惨痛和毁灭方面有着紧迫的重要性。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也必须全力以赴来捍卫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4]然而，列宁毫不妥协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是与考茨基的明显分裂，而且也意味着甚至是与其他一些反战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如托洛茨基的明显分裂，托洛茨基在提出“没有吞并的和平”时并未明确号召进行国内战争。
这种极端的毫不妥协的革命态度[5]不仅是列宁的个性和革命经历使然，而且以他的黑格尔研究为基础，因为在黑格尔研究中，他系统地研究了飞跃、渐进中断以及自我发展的概念。不要忘记的是，列宁1914—1915年的辩证法研究似乎影响到他较为著名的论述战争和革命失败主义的文章。稍后，我将考察列宁对于黑格尔和革命的辩证法的观点的变化，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随后的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以及国家与革命的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研究大多是在1916年到1917年进行的。
然而，在继续考察列宁的黑格尔研究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下政治在其生活和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作为像他这样的政治人物，如果黑格尔研究完全与其政治生活相分离的话，列宁就不可能去从事这个研究。一个哲学问题本身也不可能决定其政治理论的方向。可以确定的是，当那时仍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的普列汉诺夫采取一种赞成联合的立场时，这无疑增强了列宁提出他自己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不同观念的意愿。[6]因此，这并不是1914年之后黑格尔研究“导致了”列宁提出了革命失败主义概念或其他一些政治和经济概念的问题，而是要探究这些研究是如何影响了作为革命家的列宁的政治生活，以及作为革命家的列宁的政治生活又是如何影响了这些研究。
1915年关于黑格尔其他著作的笔记：聪明的唯心主义（Intelligent Idealism）与庸俗唯物主义的对立
除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之外，列宁《黑格尔笔记》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列宁1915年所做的近60页关于黑格尔三卷本《哲学史讲演录》的笔记。列宁的笔记仅仅涵盖了这部巨著的前半部分。列宁对黑格尔讨论古希腊哲学的部分做了笔记，但这些笔记在黑格尔探讨中世纪和现代哲学之前便结束了。这些笔记不仅比《逻辑学》的笔记要短，而且更加倾向于直接进行总结。然而，这些笔记却包含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深化了列宁《逻辑学》笔记中的内容。既然《哲学史讲演录》在《逻辑学》这个层次上说并不是十分重要的黑格尔文本，它是黑格尔去世十年后由黑格尔学生的课堂笔记编辑而成的，我下面的评述就将更多聚焦于列宁对辩证法所作的一般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不去详细分析列宁是如何阅读黑格尔论希腊哲学的文本。
列宁在笔记中写到，在黑格尔看来，埃利亚学派（the Eleatic school）标志着辩证法的发端，并且在他自己的总结性评论中，他再次强调矛盾范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CW38：251-252）。尽管列宁同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像恩格斯一样，强调至关重要的区别存在于现象和背后的本质之间——那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有着自由劳动与自由竞争的表象，而在本质上是剥削的——而这点列宁似乎是从阅读《逻辑学》的“概念论”中得出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黑格尔认为自己运动和自我发展的概念辩证法不仅过渡到存在，而且过渡到本质。
在黑格尔对古希腊原子论者留基伯（Leucippus）的批判上，列宁再次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明显与列宁对留基伯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列宁写道：“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现成地搬用。要挑选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观念的神秘主义〔Ideenmystik〕：这还要做大量的工作”（CW38：266）。他在此指的是他所说的“黑格尔的盲目症，唯心主义者的片面性！！”（CW38：267）。我把对黑格尔的这些责难理解为仅仅局限于针对黑格尔对希腊原子论者的批判，而不是笼统地针对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因为在同一组笔记中，列宁随后的评论并不是对黑格尔不屑一顾。因此，对列宁来说，似乎是仅仅在这个具体的事例中，即黑格尔对希腊原子论者的批判中，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
对于这些评论，阿尔都塞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把它们看作对黑格尔的全面否定。[7]下面这段话不利于阿尔都塞的观点，在10页以后，列宁似乎提出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某种形式的统一并清楚地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的优点：“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代替聪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代替愚蠢的”（CW38：276）。虽然第二句话非常模糊，这说明在分析一个并不打算发表的文本时存在一些困难，但是，第一句话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某种形式统一的阐述是非常强有力的。如果他这里所说的愚蠢的唯物主义与他早些时候所提出的庸俗唯物主义范畴有着相似性，那么这个阐述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尖锐的批判。考虑到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类似的阐述，因此我认为列宁在这里不仅是针对普列汉诺夫关于唯物主义的著作，而且也针对他自己的早期著作。在这段话中，列宁似乎是在对青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和《1844年手稿》进行回应。列宁对聪明的唯心主义的阐述似乎与马克思的提纲第一条基本一致。这是与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明显决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们都强调哲学上不可调和的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问题应当遵循的标准。
不仅如此，在笔记接下来一页的另一段阐述中，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他作为分界线的正是黑格尔辩证法（聪明的唯心主义）与普列汉诺夫式的哲学唯物主义（愚蠢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像在1908年那样，是接受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而反对其政治立场的问题了。在这里，每当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没有抓住黑格尔的辩证法时，列宁都严肃地给予最明确的批判：“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1000页（别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主义者+基本问题等）。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没有说什么！！”（CW38：277）。这些阐述显示了列宁与其早期哲学观念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哲学的唯物主义决裂的程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唯物主义既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哲学观念的基础，也是：孟什维克主义的哲学观念的基础。刚刚引述的这段话是对已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尖锐的批判，也是向马克思自己的《1844年手稿》回归的一种指向。然而，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即列宁从未公开其对普列汉诺夫和庸俗唯物主义的这些抨击，甚至在1917年以后他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中也没有。
在一篇题为“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补充笔记中，列宁探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黑格尔认真地‘相信’、认为：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作为哲学的，因为哲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关于一般的科学，而一般就是思想。这里他重复了他历来称之为‘坏的’唯心主义的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拐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紧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转变成了唯物主义”（CW38：278）。
因此，列宁远没有片面地否定《逻辑学》“观念的神秘主义”的全部内容，在这些笔记中，列宁深化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富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对于篇幅较小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列宁所做的笔记甚至比《哲学史讲演录》更少，仅仅有八页的笔记，以下面这段论述作为结尾：“总之，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了，成了古董”（CW38：314）。因此，列宁发现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不是黑格尔辩证法在历史和政治中的运用，而是黑格尔对于辩证法的概括。尽管列宁在其笔记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列宁在这里再一次对普列汉诺夫表示坚决的反对，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哲学讲演录》看作黑格尔著作中与马克思主义最为密切相关的著作。
在这期间，列宁也做了一份四页长的简短笔记，标题是“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这些笔记的一部分简要地记录了《小逻辑》的目录，但是，下面也有一大段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阐述：“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CW38：319）。就像这些笔记是简洁的一样，这段论述也不同寻常地明确了黑格尔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列宁不仅再一次强调了他自己视为黑格尔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重要联系的东西，而且暗示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直接回到黑格尔。
在一份六页长的笔记中，列宁总结和批判了法国哲学家乔治·诺埃尔（Georges Noël）1897年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所作的重要研究。[8]他特别重视诺埃尔对《逻辑学》结尾几段的探讨。列宁讽刺了诺埃尔对于“关于从观念向自然界过渡”的讨论，认为诺埃尔否认在这几段话中的实在论的（realist）或唯物主义的因素，并因此变得心不在焉：“不得了啦！差不多是唯物主义了！！”（CW38：322）。需要讨论的是引自诺埃尔研究中的下面这段话：“把自然界从精神中抽出来，观察自然界本身〔en soi〕，这样做是不是就回到了最素朴的实在论（realism）呢？……不错，黑格尔在逻辑学和精神哲学之间插入了自然哲学，从而持实在论的观点，可是他并没有任何不彻底性……黑格尔的实在论只是暂时性的。这是一个必须加以克服〔dépassé〕的观点。”[9]诺埃尔的观点点出列宁自己阅读《逻辑学》最后几段中的一些问题。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列宁在那里强调向自然界的过渡是趋向唯物主义，而对于黑格尔同样重要的向精神的过渡置之不理。正如诺埃尔富有远见地指出，没有精神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并存，黑格尔的辩证法将会回到“最素朴的实在论”。列宁似乎并没有全面理解诺埃尔对素朴实在论批判的意义。他接下来对几篇关于科学哲学的文章做了摘要，也对拉萨尔（Lassalle）、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做了摘要，但是这些摘要的篇幅短小并且似乎并没有新意。然而，在《黑格尔笔记》中仍有一篇具有重要理论贡献的总结：长达五页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手稿，这篇手稿显然写于1915年。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批评恩格斯
在列宁去世后一年即1925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五页手稿带有赞赏性地提到了黑格尔，并且不仅对普列汉诺夫也对恩格斯作了一些尖锐的批判。列宁一开始就谈到了黑格尔的矛盾理论。尽管在这第一段中有几处顺便提到了拉萨尔、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亚里士多德，但这一段的主旨仍然是黑格尔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CW38：359）。列宁在这篇短文中不仅一开始就讨论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几乎直接就对普列汉诺夫进行尖锐批判：“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CW38：359；省略号原文就有）。在这里，列宁批判普列汉诺夫把矛盾范畴归人总体性范畴之中——好像辩证法只是一个整体的各部分的总和。相反，正如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清楚表明的那样，对他来说，矛盾意味着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和斗争。
然而，真正富有新意的是，列宁在这里甚至并没有放过恩格斯，在《黑格尔笔记》中第一次对他作出了明确的批判。在刚刚引述的那段话中，列宁也写到，恩格斯也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把辩证法庸俗化。尽管恩格斯因其善意（“通俗化”）而免于受到责难，但是很显然，列宁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需要更深人地理解黑格尔的矛盾概念，而不应当像恩格斯那样。
列宁继续阐述他自己关于人类历史和精神“自然发展”的观点。他认为“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CW38：360）。他当然只对“自己运动”感兴趣，而不是对他在黑格尔那里看到的作为“外部”泉源的东西（上帝）感兴趣。后者仅仅是“第一种观点”。在“第二种观点”中，“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只有“自己运动”这个范畴，“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CW38：360）。
因此，自己运动的概念是列宁整个辩证法的概念的关键。列宁在这篇短文中所总结的、批判的和得以提出他自己辩证法概念的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尤其是从其篇幅较大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这里继续强调飞跃或渐进过程的中断大体上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部分内容相一致，但是，强调自己运动是这些飞跃的关键却是列宁自己的思想，这显然是他研究《逻辑学》所得出来的。正如有人早些时候所揭示的那样，恩格斯倾向于揭示无生命的物质运动与人的意识和活动的自我发展之间的非常密切的关系。
列宁也表明他仍然在“唯物主义地”理解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且同时也对相对主义进行批判：“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来说，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来说，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CW38：360）。对相对主义的批判要求辩证理解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然而对于列宁来说，这个观点中的部分内容并非是全新的，因为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已经写道，“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CW14：136）。在那本著作中，他进一步提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论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CW14：137）。与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不同，列斐伏尔认为最后的这段评论表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黑格尔笔记》之间有着巨大的连续性。[10]也许是这样，但是存在着大量的更为重要的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列宁1914—1915年的著作显著地超越了他早期的著作以及这一时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著作，这些理论家被指责为庸俗唯物主义者。
接下来，列宁再次提出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商品”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CW38：360 -361）。在这里，列宁可能再次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人，不仅发现《资本论》的结构与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对商品的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矛盾的揭示。
列宁继续梳理黑格尔关于个别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并且再一次对普列汉诺夫和一切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严厉的抨击。他对辩证法作出以下概述：“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CW38：362）。一方面，列宁从没有更加明确主张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一致；另一方面，列宁也从没有更加明确把普列汉诺夫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区分。
列宁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对“粗陋的、简单的”庸俗唯物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在此过程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哲学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赞赏：“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11]（狄慈根）发展……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clerical obscurantism）。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CW38：363）。虽然在这段中有一处列宁将自己与唯心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甚至相当粗鲁地把唯心主义称为“僧侣主义”，世俗的唯心主义似乎是不存在的，但与此同时，列宁也有着对庸俗唯物主义更为严厉的抨击。唯心主义虽然存在着缺点，但它仍然是一条以某种方式通往真理和人类解放的道路，而庸俗唯物主义则不是。列宁观点中所存在的部分困惑无疑要归因于这只是一个草稿而不是定稿这一事实。
这就是他如何得出他自己的关于人的认识的概念的。他谈到人的认识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种螺旋的曲线：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CW38：363）
列宁1914—1915年论述黑格尔辩证法的著作是以这一具有煽动性的文本片断结束的。他以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不仅对普列汉诺夫而且对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作为《黑格尔笔记》的总结。这些论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笔记和著作有三百多页，而且花费列宁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它们几乎引发了列宁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是来自于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与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论战中得到加强的他早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列宁革命性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新观念。此时，列宁把黑格尔辩证法视为全部辩证法的来源，视为是对已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直观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一种批判。
列宁1915—1923年公开发表的关于辩证法的著作：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上的矛盾心态（Philosophical Ambivalence）
对列宁来说，1914年8月到1917年4月这段时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他与第二国际决裂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在那个时期中，他也倡导革命失败主义，写作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而且开始为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而做笔记。在那个至关紧要的时期内，正如下面表格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写下了超过3000页的文章、个人读书笔记和书信，发表在《列宁全集》英文版（第21-23卷，第35-39卷，第41卷）上。这大约平均每天得写三页左右。在这一时期单独出版的著作总计超过1400页，其中主要的著作当然是《帝国主义论》（120页），为此他在1915—1916年写下了不少于768页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Notebooks on Imperialism）（CW39）。大约在一年前，从1914年8月到1915年中期这段时期，他写下了245页关于黑格尔及相关问题的笔记，包括《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和关于黑格尔二手文献的研究。在1916—1917年，他也为写作《国家与革命》做了笔记，至少从已经出版的笔记来看，这个笔记比黑格尔的笔记或帝国主义的笔记都要更加简短。
然而，在1914年9月至12月这段期间，关于其他主题的著作和笔记只有114页，另外还有158页关于黑格尔的笔记和19页关于费尔巴哈的笔记，当时列宁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黑格尔。表1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列宁1917年4月回到俄国这段期间的写作情况根据页数（甚至包括那些已发表的信件）进行分类。统计的页数也是依据《列宁全集》英文版。它表明：从列宁在1914年战争爆发后第一个月内所写的页数来看，列宁关于黑格尔的笔记实际上使得这一期间所写作的其他笔记相形见绌。在1914年8月至12月期间，他所写的关于黑格尔的笔记的页数既比他的私人信件（绝大部分是给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伴的）多，也比他要发表的文章的页数多。甚至当人们考虑到篇幅宏大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时，其篇幅是《黑格尔笔记》的3倍，对列宁而言，黑格尔的重要性也是有增无减。因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通常是由数百篇的著作和文章的简短的摘录所组成的，最长的也不过20页。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也没有对任何一位具体的作者展开任何深人的讨论。事实上，这一时期所有真正出版的著作中，依据《列宁全集》和各篇摘要的大小来看，在1914年8月到1917年4月间，没有哪位作者能像黑格尔那样如此吸引列宁，对考茨基的直接提及或许是个例外。甚至对马克思的研究也显然不能同黑格尔相提并论，至少就列宁这一时期所做的笔记来说是这样的。
表1 1914—1917年列宁著作的主题
| 著作类型 | 页数 |
| | 1914年8月至1917年4月 | 1914年8月至12月 |
| 关于黑格尔的笔记 | 245 | 158 |
| 关于其他思想家的笔记 | 89 | 19 |
|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 768 | — |
| 信件 | 518 | 67 |
| 其他 | 1407 | 114 |
| 总计 | 3027 |
358 |
| 来源：《列宁全集》英文版。 |
尽管列宁对黑格尔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是，列宁在这期间或之后也从未出版一本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书，甚至也未发表过一篇文章。然而，他的确出版了几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特别是《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现在我有必要澄清这其中存在着的似乎矛盾的状况。我试图从两个层面着手。第一个层面即紧接下来的讨论，将考察一些列宁1914年后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公开提及。第二个层面将考察列宁1914年之后两本主要的理论著作《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的结构、方法和内容。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会考察它们与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的关系。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卡尔·马克思》这篇重要的文章，在完成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之后，列宁仍然想对关于辩证法的部分作进一步扩展。到了1915年，列宁已经发表了几本关于革命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所要采取的态度的长篇小册子，深化了他的革命失败主义的观念。其中有一篇写于1915年5月和6月，有50页题为“第二国际的破产”的文章明确地提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我将从这着手进行讨论。
“被普列汉诺夫无耻地歪曲了的”辩证法
看看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时是如何提到黑格尔的，此时此刻，普列汉诺夫在战争问题上支持协约国（the Allies）和俄国政府：
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的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所下的定义。（CW21：218-219）
这种明确地、非批判地提到黑格尔辩证法，也没有直接指责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情形，不仅对列宁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对于在世纪之初产生出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例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与马赫主义和波格丹诺夫进行论战，也没有像这样明显地公开求助于黑格尔。我发现刚刚引用的这段话是唯一一处因具体的哲学原因而公开指责普列汉诺夫的。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由于列宁在1920年的推荐，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才被出版和学习，尤其是被苏联的年轻人学习。
在1915年这同一篇文章中，列宁批判考茨基时也使用了辩证法的概念，尽管这次没有明确提到黑格尔：“考茨基是借助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为机会主义者和各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重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辩护……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考察”（CW21：225，235）。这里开始出现一种不断重复的方式。当列宁面对一个他想要批判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候，这种方式就会再次出现。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批判像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被列宁看作“叛徒”的人，而且适用于批判在许多方面同列宁持相同政治观点的左派人士，像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卢森堡这样的理论家。列宁在1914年之后的著作中，通常将不仅对他们的政治或经济分析进行批判，而且会引人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观念。列宁会公开地指责其对手缺乏辩证法或是半个辩证法。
卢森堡“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
列宁1916年对卢森堡重要的反战宣言《尤尼乌斯的小册子》（the Junius Pamphlet）的评论中就有这类观点的例子，之所以命名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是因为卢森堡签署这篇反战宣言时所用的笔名是“尤尼乌斯”。列宁开始批判时，并不知道尤尼乌斯就是卢森堡。因此，列宁在批判中一开始就写道：“《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总的来说，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CW22：306）。然而，当列宁涉及他与小册子的众多重要分歧之一，即小册子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析时，他的语气就变了。卢森堡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必然是反动的，而列宁则针对弱小民族被强大国家所统治的这种情况，提出一种作为民族解放的革命的民族主义（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概念。列宁在对尤尼乌斯的批判中写到，这种分歧不仅涉及政治，而且涉及辩证法：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做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CW22：309）
在这里，列宁运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向对立面转化”这个重要的辩证法范畴，并且把它运用到对卢森堡的大量政治性批判之中。列宁在结论中围绕着这个主题，提出了“半个辩证法”的概念：“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她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CW22：316）。这样，列宁将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她没有更加全面地理解辩证法。在下章中我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列宁的“遗嘱”：布哈林“从未完全理解辩证法”
在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年轻的理论家布哈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卢森堡相似，列宁写文章详尽地加以驳斥。[12]这显然成了1922—1923年列宁在“遗嘱”中对布哈林进行批判性评价的部分背景：“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CW36：595）。[13]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对列宁来说就需要考虑一些严肃的事情了。需要强调的是，在列宁因为斯大林的粗暴而谈到要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的那份遗嘱中，列宁具体批评布哈林的唯一一点就是辩证法问题。其他一些人因为过于行政化或官僚主义的态度〔不仅有斯大林，而且还有托洛茨基和皮亚特科夫（Pyatakov）〕，以及因为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Zinoviev and Kamenev）〕而受到了批评。然而，极其令人关注的是，辩证法是在整个遗嘱中唯一提到的具体理论问题。民族问题，国家与革命，经济——其中一个理论问题都没有被明确地提到。这无疑表明，当列宁向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概括自已的思想时或是在对这些同事们进行评价时，每当在这一重要时刻，辩证法对列宁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布哈林的哲学著作也显示出与列宁《黑格尔笔记》中的那些著作有一些重要区别。《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体系》（Historical Materialism：A System of Sociology）是布哈林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1921年第一次出版，在这本书中有一节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在里面写道：“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还是像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是由某种原因所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14]这样布哈林就公开声明自己是个决定论者。另外，他非常尖锐地抨击黑格尔，黑格尔似乎把唯心主义作为天生是神学的和神秘的而加以排斥：“唯心主义包含着承认思想脱离物质独立存在，承认关于上帝和神秘源泉的观念的独立存在。因此很显然，在社会科学中，唯心主义者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或者是其他一些代替对神的旨意或其他这种观念的信仰的无稽之谈……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世界精神的一种理性的、必然的演进（前进）’。”[15]正如加拿大苏联学家理查德·戴（Richard Day）在批判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时所评述的那样：“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由于作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改造客观世界’的评论而非常接近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的价值。”[16]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甚至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更为严厉的抨击：“隐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可被称做实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对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所作的一种形式逻辑上的应用。历史辩证法被因果律和对规律性、规范性以及一致性的寻找所取代。”[17]因此，布哈林强调科学、决定论和唯物主义，而列宁，至少在1914年后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这种观点，而趋向于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视为更加辩证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哲学上的矛盾心态：黑格尔，还是普列汉诺夫
在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争论中，列宁批判了托洛茨基〔以及布哈林、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Kollontai）〕，对黑格尔辩证法另外一系列的重要提及就出现在这个批判之中。列宁1921年《再论工会》（CW32：70-108）的小册子在作结论之前有一部分是关于辩证法的，长达18页。其中一部分内容被加上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的标题。在工会的争论中，托洛茨基阵营是列宁阵营最大的对手，布哈林试图在列宁阵营和托洛茨基阵营之间建立一个“缓冲派”（buffer group）。那时，即使俄国国内战争已最终结束，托洛茨基仍然赞成继续用战时共产主义的严厉军纪对工人阶级和工会进行管理。由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领导的其他派别采取一种更加工团主义的立场，而列宁则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一党制国家，有着强大而独立的工会。本研究的中心问题并不是具体探讨十分复杂的关于工会的争论，而是列宁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探讨。[18]
列宁在小册子论辩证法的部分一开始就称赞布哈林“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然而几行过后，列宁就嘲笑布哈林“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CW32：90）的论述。列宁补充道：“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CW32：93）。更加有趣的是，列宁也直接引入了黑格尔，对辩证逻辑作如下解释：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和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真理总是具体的”。（CW32：94）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确提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也对《黑格尔笔记》中的相互联系、矛盾和自己运动范畴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范畴作了简短的发挥。
然而，读者应当注意的是，列宁阐发这些范畴的方式也引起了其在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是的哲学新见解的问题上的矛盾心态[19]。在刚刚引述的文本中，紧接着对辩证逻辑的探讨，列宁突然将普列汉诺夫放进来：“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CW32：94）。列宁在脚注中写道：“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CW32：94）。列宁的小册子对辩证法的探讨是有新意的，不过，列宁在这里避免提及任何在《黑格尔笔记》中大量出现的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不管是关于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还是关于普列汉诺夫从未系统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也没有重复列宁在1915年关于革命失败主义的文章中对作为非辩证的普列汉诺夫所作的更为一般的批判。列宁有意这样做是为了向他的布尔什维克听众弱化其另一面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吗？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中也极少有人参与到对黑格尔的直接研究中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如同列宁自己在1914年之前那样，都把普列汉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作唯物主义。难道是列宁对于自己围绕辩证法所作的新创研究持一种矛盾的心态？
无论其原因是否是列宁不愿让他的布尔什维克们再增添新的需要极力处理的争吵，还是列宁被具体的政治问题所困扰，如民族问题和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官僚管理，更不用说国内战争、经济重建和试图把俄国革命在国际上扩展到欧洲和亚洲这些问题了，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的确没有完成或出版。列宁在关于辩证法的论述的背后也隐藏着某种矛盾的痕迹。正如我们在工会的争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列宁对辩证法阐述的主旨是走向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提到普列汉诺夫时也用了赞美之词。这是自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把普列汉诺夫刻画成一个从未严肃地研究过黑格尔《逻辑学》的庸俗唯物主义者以来的一种倒退，列宁也从来没有把他在那些笔记中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刻画公布出来。
在同一时期，列宁也同意不加修改地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一段长的新版序言中，列宁表示希望这本书“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他也表明他仍然反对波格丹诺夫，尤其是反对波格丹诺夫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概念的新动向，列宁把这一概念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CW14：21）。1920年重新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主要目的或许是为了再次贬低波格丹诺夫，每当波格丹诺夫为了无产阶级文化采取行动时，都会在布尔什维克内获得很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布哈林。然而，不管列宁的意图是什么，列宁在再版这本书的序言中没有提到他的《黑格尔笔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他1914年之后的辩证法概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是列宁哲学上矛盾心态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除了包含列宁简短的序言，这个再版还含有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Vladimir Nevsky）的附录，标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列宁在序言中写道，这篇附录研究了“波格丹诺夫的一些近作，我还没有机会阅读”（CW14：21）。涅夫斯基的这篇附录在其作者陷人与斯大林当局的麻烦之后，就从后来的版本中撤了下来，这篇附录提到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的观念，然后指责波格丹诺夫传播的是“纯粹的唯心主义”。[20]涅夫斯基只是在引述波格丹诺夫的话时才提到了黑格尔，波格丹诺夫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也像黑格尔的一样”掺杂着“随意的成分”（332）。这应该成为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波格丹诺夫的观念对立起来的契机。相反，涅夫斯基试图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而非黑格尔所遭受的随意性指责进行辩护。总的说来，涅夫斯基的文章是一-种拙劣的表演，显示他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一无所知。这篇文章在列宁的支持下得以收录到1920年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这就进一步模糊了列宁对黑格尔的感激，也给1914年之后列宁辩证法观念的重大变化和创新投下阴影。
一个“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
列宁最接近于公开其《黑格尔笔记》是在他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这篇文章是为当时一本重要的新的理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Pod Znamenem Marksizma）而写的。列宁宣称虽然我们希望用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僧侣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CW33：233）。列宁据此逐步把读者引向黑格尔的主题。因此，列宁继续说道，人们应当做一个“自觉的”、“现代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列宁接下来明确提倡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与下一章将要探讨的、列宁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在亚洲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除工人阶级以外的新的革命主体的概念直接相联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其历史上无所作为和历史上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至今仍处于停滞和腐朽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觉醒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CW33：234）
可能不仅意识到读者会怀疑黑格尔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还出于黑格尔晦涩难懂的原因，列宁补充说：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地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CW33：233-234）
这篇文章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公开号召的不是对一般辩证法进行深人研究，而是对具体的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深人研究，并且要求在苏维埃俄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上发表黑格尔的著作。这是列宁对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提出的思想的最为充分的公开表露。
然而，列宁的观点是在“战斗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下表达出来的，而不是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一概念下表达出来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个概念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已提出，并且与青年马克思相联系。因此，列宁的这个观点可能会并且就是被他的继任者理解为基本上是列宁早期著作的继续，理解为是其他一些诸如托洛茨基或布哈林[21]这样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著作中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继续，这些理论家们的辩证法思想在1914年之后没有经历任何富有意义的改变。与列宁关于工会争论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既没有号召研究普列汉诺夫，也没有对普列汉诺夫作任何明确的批判。
革命的辩证法和“东方的各国以及欧洲以外各国”
列宁最后一次大量提到辩证法是在其一篇临终著作中，这篇文章的写作甚至是在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的“遗嘱”之后。列宁由于中风而失去活动能力，但某几天能够进行口授，像“遗嘱”一样，这篇文章也是写于这期间。现在讨论的这篇文章写于1923年1月，是对孟什维克主要作家N.苏汉诺夫（N. Sukhanov）著名的《革命札记》（Note on the Revolution）的一个简短的评论。首先，列宁谈到他称之为第二国际的“德国榜样”（German model），即他青年时的以及早期布尔什维克的，同时也是德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对此批判说：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才能当作榜样……他们甚至没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及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CW33：476-477；增加了黑体强调）
列宁在这里把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形势中的创造性联系起来。他提出这点具体是要说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忽视或低估了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革命的可能性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列宁在这里相当明确地描绘出他的辩证法观念与他的帝国主义观念和民族解放之间的联系。列宁不是简单地重复他早期对于辩证法，对于民族的和反殖民主义革命的阐述；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在其生前的一篇文章中表明，他已经有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思想。还有，列宁以这种方式继续强调他在对黑格尔的研究中所获得的东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列宁1914年之后著作中民族解放运动和辩证法之间的联系正是下一章所要探讨的内容。
然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1914年之后的列宁那里并不是每样
东西都是新黑格尔或是辩证法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再版至少公开地表明了他的辩证法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胡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在1920—1921年的关于工会的论战中，他甚至用普列汉诺夫来抵消他对黑格尔直接而公开的提及，尽管他私下在《黑格尔笔记》中早已把普列汉诺夫称做是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称他实际上没有严肃地对待过辩证法。最后，列宁在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写的文章中最明确地公开提到了黑格尔，科尔施[22]把它作为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出发点，甚至在这里在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问题上也包含着很多矛盾的东西。因为尽管列宁在那里号召“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其论点的主旨不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而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这种话语几乎没有新意，而且很容易被视为与早期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总体上具有连贯性。在列宁去世后，人们的确是这样解释的。第一个认识到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人是中欧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尔施和卢卡奇，他们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季诺维也夫的谴责。
[1] 的确，早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列宁就和卢森堡、托洛茨基以及普列汉诺夫一道成功地提交了一份反战决议。但是，这种在社会党国际大会上直接卷入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对于1914年之前的列宁来说是不寻常的。例如，列宁避免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的领导人考茨基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甚至当卢森堡指责他们在1910年之后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已经软化时，列宁也是如此。
[2] 在其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状况》（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orig. French edition 1971])上的文章《列宁的战争与革命》中，法国历史学家乔治·豪普特（Georges Haupt）精辟而深入地分析道：列宁著名的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CW21：39）的实质不是要站在自己国家的敌人一边，而是毫不妥协的革命。豪普特也对列宁这一时期的黑格尔研究做了笔记，并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概念是“一个在每一特定的情形下考虑各种倾向的具体总体的概念”（第151页）。
[3] 有关背景和年表，尤其要参见Service, Lenin, vol. 2和Alfred Sen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Switzerland1914—1917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
[4]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Patrick Goode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90.
[5] 然而，正如豪普特在《列宁的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也不意味着要“直接”号召革命起义，在工人阶级爱国热情高涨的1914—1915年，直接号召革命起义或许完全不现实。豪普特写道，每一个“严肃的分析”，包括列宁的分析在内，都排除了把“革命作为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爆发的直接回应”这个“假设”（第141页）。这是因为战争动员的直接后果是对社会党和反抗组织的破坏。只有当战争拖延下来，幻想破灭，号召革命起义才更加切实可行。
[6] 事实上，盖伊·布朗蒂-邦汝在《黑格尔和俄国哲学思想》中极力暗示列宁1914—1915年在辩证法问题上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实际上是基于他们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而不是出于真实哲学上的分歧。对盖伊·布朗蒂-邦汝观点的批判，参见第8章。
[7] 对阿尔都塞的观点的更多讨论，参见第8章。
[8] Georges Noël, La Logique de Hegel(Paris: Félix Alcan, 1897). 对诺埃尔著作的意义的讨论，参见Michael Kelly, "Hegel in France to 1940: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11 (1981): 29-52，凯利把这本著作看作这一时期在德国或其他地区出现的“黑格尔研究引人注目的发展对法国产生实质影响的最大见证”（第40页）。诺埃尔的书最初是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著名的《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评论》（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杂志上，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其他主要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为该杂志供稿。
[9] Noël, La Logique de Hegel, p. 129. 也可参见列宁，CW38：322-323。
[10] 参见Lefebvre, Lenine, p. 198。关于列斐伏尔的讨论，参见第7章和第8章。
[11] 在这一特定段落中，德语überschwengliches似乎是列宁已用俄语写下的“夸大的”一词的德语重复，因而没有什么独立的意思。
[12] 下一章将讨论这次争论。
[13] 虽然我在正文中引用了标准的莫斯科版的《列宁全集》，该版本很迟才出版了列宁的“遗嘱”，但是我正用的是最初由托洛茨基在《被隐瞒的列宁遗嘱》（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 (New York: Pathfinder, 1970)中发表的更加精湛和犀利的译文（第6-7页）。莫斯科官方的译文通过把列宁描述布哈林的话翻译成“是党的一位最有价值和主要的理论家”，而不是像在托洛茨基的版本中那样，翻译成“是党的最有价值和最大的理论家”，从而贬低了布哈林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是如此。
[14] Nikolai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25[orig. Russian edition 1921])，p. 53.
[15] Ibid. , p. 59.
[16] Richard B. Day, Introduction to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New York: M. E. Sharpe, 1982), p. xlv. 也可参阅戴的《列宁和布哈林政治著作中的辩证方法》〔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9, no. 2 (1976): 244-260]。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说：“当列宁在遗嘱中写到布哈林从来没有理解过辩证法时，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在其所有的重要著作中，布哈林只寻求得出一般的结论而不是首先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总体中所固有的各种特性和矛盾”（第260页）。
[17]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7), p. 437. 另外一篇尖锐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是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在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解放》（New York: Delta, 1973）一书中的评论性文章《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第15-39页）。有关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的更多评价，参见Nicholas Kozlov and Eric D. Weitz, eds. , Nikolai Iuanovich Bukharin: A Centenary Appraisal(New York: Praeger, 1990);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s introduction to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 Crowell-Collier, 1962), pp. 15-39。也可参见我的文章"Lenin, Bukharin and the Marxian Concepts of Dialectic and Imperialism: A Study in Contrast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15, no. 1 (1987): 197- 212。
[18] 站在同情列宁的立场来叙述这场争论的，参见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p. 196-201。对列宁更多地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场争论的，参见Robert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19-136。
[19] 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也使用了“矛盾心态”一词。我将在第8章中进一步讨论她关于列宁哲学上的矛盾心态的思想。
[20] Vladimir Ivanovich Nevsk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Dead Reaction," in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vol. 13 of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27), p. 331. 下述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这篇文章用西方语言出版有一个奇怪的过程。1927年出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德文和英文第一版。英文版把大卫·克维特科（David Kvitko）作为译者列出，但是说到他的工作“获得了悉尼·胡克博士（Dr. Sidney Hook）的帮助”。在这卷中也刊载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一位重要哲学家阿布拉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所写的非常具有资料性的长篇序言。很显然，本卷是《列宁全集》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列宁全集》的第13卷。然而，在出版了这一卷之后这个版本似乎就停止了出版，后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个新的译本作为独立的一本书出版了。按照斯大林主义的典型方式，涅夫斯基的附录、克维特科和胡克对早期版本参与的翻译工作以及德波林的序言在那个版本或后来的版本中都没有被包括进去，或甚至没有提及。我应该感谢大卫·乔拉夫斯基让我注意到涅夫斯基的附录。
[21]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托洛茨基仍然坚持粗陋的形式的科学唯物主义，这一点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哲学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著作现在以《1933—1935年托洛茨基的笔记：关于列宁、辩证法及进化论的著作》的形式(Trotsky's Notebooks, 1933-1935: Writing on Lenin, Dialectics, and Evolutionism)出版，由菲利普·庞珀（Philip Pomper）翻译并写了导言(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 关于科尔施和卢卡奇与列宁《黑格尔笔记》关系的讨论，参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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