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第一部分：列宁论黑格尔和辩证法
1．1914年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列宁转向黑格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动摇了欧洲自由主义者对于和平的渐进发展的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多数人早已坚信资本主义是崇尚暴力和战争的制度，然而当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包括最大和最重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都屈服于国内爱国热潮的压力转而支持他们各自政府的战争政策时，这同样令他们感到震惊。这意味着，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1907年和1912年召开的两次第二国际代表会议上，都以压倒性的投票反对由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所发动的任何“帝国主义”战争，现在突然间彼此不再是同志而是对手，他们都声称本国政府只是在保护自己免遭侵略。当列宁在一份德国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的报道时，他感到非常震惊，起初他以为这只是普鲁士人出于军事宣传目的而伪造出来的。然而，列宁很快就出于对时局发展的考虑，首先把流亡地由奧地利统治下的波兰改到了中立国瑞士。列宁是左翼社会主义的一个较小派别的领导人之一，他们一开始就反对战争并称那些常任领导人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叛徒。这一派别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个著名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列宁一到达伯尔尼就迅速地向两种似乎相互矛盾地方向发展：一是他花费了好几个星期在图书馆整天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逻辑学》，写了几百页的论黑格尔的笔记。二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列宁走向了革命失败主义（revolutionary defeatism），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用来对付各个交战国政府的政策，列宁还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在研究黑格尔的这几个月期间，列宁与作为第二国际特征的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观念决裂，这同时也是与他本人早期思想观点的决裂。
在俄国革命期间，尽管列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承认列宁在政治上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敏感性，但很少有评论家把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看待。他们仅仅把这归结为一个良好的政治判断，似乎这只是一个与列宁的辩证法思想鲜有关联或毫无关联的传记史实。较早时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多强调列宁首先是一个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者，理论思考在其生活和工作中至多是第二位的。[1]虽然有些人已经认识到列宁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家，但他们认为列宁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是经济和社会理论。[2]也有一些人对列宁的辩证法著作，尤其是《黑格尔笔记》（也被称为《哲学笔记》）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3]但是没有看到它们对列宁1914年之后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4]
各种类型的研究都同样具有价值，但是它们都有意降低甚至忽视列宁理论的重要方面。《黑格尔笔记》至少在三个主要方面是至关重要的：第一，《黑格尔笔记》是把握1914年之后列宁思想脉络的一把钥匙。我认为，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吸收是1914年之后列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改变了列宁对辩证法的一般观念，而且成为他论述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以及国家与革命这些著名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黑格尔笔记》作为一本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文本，本身就是重要的，因为近年来，在激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激烈地进行着有关黑格尔辩证法的争论。最后，这些笔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但却通常被忽视的联结纽带。在格奥尔格·卢卡奇、卡尔·考茨基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主要著作问世几年前，列宁就已经为通常被称作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科尔施.恩斯特·布洛赫、亨.利·列斐伏尔、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C. L. R.詹姆斯、路易斯·阿尔都塞、伊林·费切尔以及科莱蒂等人从各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列宁转向研究黑格尔著作的问题进行了将近60年的讨论，但是在其他一些人那里，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中最鲜为人知的一个方面。[5]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自1929年在俄国公开出版、1932年在德国出版、1938年在法国出版，1958年在英国和意大利出版以来就唾手可得，但相对来说这一著作并没有引人注目。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世界各地的同行不重视这些笔记。然而这只是部分原因，可以说青年马克思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尽管（或是由于）苏联试图轻视青年马克思，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自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已经在西方成为探讨的主要话题。人们或许可以解释道：我们对列宁的普遍印象是，列宁是一个活动家、一个组织领袖、一个先锋队政党概念的创立者以及1917年革命的领导者。诸如黑格尔研究这么抽象的东西如何能对这样的一个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我们对马克思的普遍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如同他在写作自己的巨著《资本论》时那样埋头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名被流放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两种印象都是非常片面的。在完成《资本论》第1卷——1867年首次公开出版写作的同时，马克思也把很多时间投人到政治活动中去，例如，他在1864年第一国际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6]。而列宁在一生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组织危机之际都投人对黑格尔著作的研究，并且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过程中还继续深入研究有关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以及国家与革命的问题。
列宁《黑格尔笔记》没有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它超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许多传统的界定：前者主要关注主体、辩证法和文化，而后者更多狭隘地局限于科学的经济主义。[7]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官方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大区别，但是本研究将超越那种简单的区分，这种简单的区分专注于列宁的一本著作，拿一些主题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我认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1914年之后很多其他著作的立场更加接近于青年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的立场，而不是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转向黑格尔的意义
列宁是继马克思之后第一个对黑格尔进行认真研究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理论家，具体表现在1914年9月至12月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研究工作以及在1915年扩展到黑格尔的其他著作的研究工作。虽然如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这样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对同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倾向于使他们的辩证法哲学和社会学远离实际政治，尤其是远离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民族自决以及国家和革命的过程中所贯彻的那种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辩证法分析。
毫无疑问，在20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党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实现了向被马克思称为“一切辩证法的源泉”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复归”——无论是列夫·托洛茨基、卢森堡、卡尔·考茨基还是毛泽东都没有实现这种复归，葛兰西是唯一的例外（尽管当时那些著作被锁在狱中或后来多年被锁藏在党的档案文件中)。[8]布尔什维克年轻一代的理论家如布哈林、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y Preobrazhensky）也都没有实现这种回归。
马克思主义学界的论争相互协调一致。但是，人们还是能够发现列宁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到处公开引用黑格尔和辩证法。随后我将更加充分地加以考察，但在这里我仅仅举一个至关重要的例子：在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重大争论中，在新生苏维埃社会制度中工会的作用问题上，列宁与托洛茨基、尼古拉·布哈林以及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iapnikov）等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成员产生意见分歧，他突然声明：“辩证逻辑要求从事切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CW32：94）。[9]虽然这样的备注在列宁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演讲中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它们是冰山一角，因为列宁去世后的1929—1930年所出版的1914—1915年他的有关黑格尔的笔记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研究已经相当得深入。稍后我将证明，黑格尔辩证法不仅对列宁出于个人兴趣的哲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与他1914年之后的主要著作——从1915—1916年论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著作开始——有着重要的联系。
关于列宁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意义已经激烈地争论了很多年。一方面，用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第一位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翻译成英文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他开始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哲学笔记》表明列宁是如何彻底地重建其关于唯物主义的或经济的力量和人的、主观的力量之间以及科学和人类活动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10]另一方面，虽然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并没有极度轻视列宁研究黑格尔的价值，但却得出列宁实际上没有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任何东西的结论。阿尔都塞写道：尽管在1914—1915年间，列宁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黑格尔并写下几百页的笔记，但“基本上列宁并不需要为了理解黑格尔而去读他的著作，因为通过对马克思的精读和理解，他已经理解了黑格尔”。[11]然而，这种观点有时含有浓厚的反黑格尔主义的色彩，但是却没有清楚明白地说明为什么列宁在1914年转而深入研究黑格尔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我倾向于赞同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
1914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
要把握列宁的黑格尔研究的背景和创新性，浏览一下在那时之前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的发展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会简要地提及四组作品：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这部著作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末，因此列宁没有读到；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科学批判的发展；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观点；列宁1914年之前论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影响。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1844年）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是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结尾部分，马克思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念作了最为详尽的批判。正如杜纳耶夫斯卡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发现，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证据。”[12]在此之前，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并写下了篇幅很长的笔记和一篇论法哲学的文章[13]，但是到了1844年，马克思开始转向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精神现象学》（1807）。[14]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也开始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19世纪40年代，费尔巴哈的著作对德国黑格尔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最初写的论述黑格尔的文章中对费尔巴哈作了评价，把费尔巴哈与许多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区别开来，他写道，“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并且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15]
这里是马克思的评论开始的地方，而不是评论结束的地方。但遗憾的是，英语世界的许多评论家忘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尖锐批判并且在1844年回到了黑格尔。在另外一本印刷精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编者竟然将《1844年手稿》置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这一标题之下。[16]的确，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立场、对宗教的批判以及他试图颠倒黑格尔每一个唯心主义立场观点，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被马克思所吸收。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抽象性时所表达出的观念，即“黑格尔把所有客体仅仅看作思考自身的思想的谓词”。[17]然而，正如一位非常严谨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尼古拉斯·洛伯科维奇（Nicholas Lobkowicz）差不多在30年前就指出的，费尔巴哈的“影响似乎远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小得多”：
高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依赖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神圣家族》是几十年以来人们唯一所知晓的“早期马克思”的著作；另一方面在于恩格斯在1895年声明说，《基督教的本质》（1841）公开发表以后，他们“一时成为费尔巴哈主义者”。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热情——如果称得上是热情的话——相对来说是短暂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的味道
[18]，这一点自从马克思的保存下来的手稿
[19]在20世纪30年代公开发表以来就变得更加明显。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早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分析中所论证的那样，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是如何“超越费尔巴哈回到黑格尔”的。[20]
马克思通过接受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这一核心概念而回到了黑格尔，尽管费尔巴哈将这一概念视为神学本质而加以抛弃。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哲学的“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308）使其具有历史性和革命性：“但是，由于黑格尔是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来理解……以至于他揭示了历史的运动，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305）。这是因为黑格尔已经理解，尽管是一抽象的形式理解了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这意味着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309），将劳动理解为创造性的活动，尤其是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309）。马克思埋怨费尔巴哈没有看到黑格尔否定性这一概念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特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305）然而，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否定概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批判的强大的力量源泉。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抽象的和非人化的特性作了批判，他写道，对于黑格尔来说，“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本质”（308）[2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黑格尔站在抽象哲学家的立场上，认为异化可以在观念的层面上得以克服。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大多集中在题为“绝对知识”的这一章，黑格尔在这一章中结束了他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宣称要以这一章来“详细说明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310）。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主要错误之一就在于他认为“人的本质，人……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对黑格尔来说，一切形式的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311）。
马克思不同于（但也吸收了）黑格尔对意识和其他精神活动的关注，他提出了自己的人本主义辩证法，把“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313）作为其辩证法概念的核心。尽管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在同一段落中马克思又对同一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论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而不是在他的许多追随者著作中所看到的那种实证的科学唯物主义。他写道，“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313）。这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明显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马克思评论说，另一问题是黑格尔倾向于拒绝从他的否定性的概念中得出真正激进的结论：“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Scheinwesens〕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自身相异化的本质”（317）。黑格尔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具体地提出要积极地克服异化。马克思在这里也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核心概念之一即扬弃〔Aufhebung〕[22]中所包含的调和因素：“因此，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317－318）。在对黑格尔对“扬弃”概念的运用的批判中，马克思也反对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持的保守的政治结论。
尽管表面上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扬弃概念，但是当他在几个段落之后讨论他称之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319）时，他又回到了这个主题。这些积极的环节包括“扬弃是对象性的运动”（319），这使得马克思反过来阐明了自己的“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320）的观点，这一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被发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完全无视这一概念，因为马克思进一步写道，“由于黑格尔理解到有关自身的否定的积极意义”，黑格尔的确表现出对物质的、有形的世界的理解，因为他“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320）。于是马克思直接转而探讨黑格尔的绝对，即是《逻辑学》中的绝对理念。马克思写道，绝对理念“无非就是抽象”（322），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格尔最终“把思维同主体分隔开来”（323）。与马克思《1844年手稿》其余章节一样，这篇论黑格尔的文章也没有完成，并且在他开始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的绝对理念时文章突然结束。因此我们无法知道马克思对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批判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马克思始终徘徊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的赞扬与对黑格尔非人的唯心主义形式的批判之间。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相类似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的其他章节中明显地对自然科学的观点提出了批判，他写道，虽然“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他们是以异化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是与生活相分离的，“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23]
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在随后的40年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但是他在1844年所提出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是其成熟著作的基础。这从马克思在《导言》中激进的人道主义或在《资本论》最后一章对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概念的运用上就可以看出，在《资本论》最后一章中，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概念来讨论他所预想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剥夺者就将要被剥夺”。马克思先前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转变为无产阶级。这是第一次否定，这一否定必将进一步导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自身的否定。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语言写道，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夺将会构成“否定的否定”。[24]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一切辩证法的源泉”。马克思在1872年《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的跋中写道，他的《资本论》是以“辩证的方法”为基础的，同时也表明同黑格尔辩证方法的一些主要区别：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1卷是，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马克思继续写道，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只有倒置过来，辩证法才能成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5]
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倾向于否定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但正如他对绝对理念的探讨一样，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在其成熟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绝对概念，比如在《导言》中他把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历史性发展作为“存在的绝对运动”。[2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一部分人拥有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失业者“构成产业后军”并遭遇“不幸”和“痛苦”，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资本主义积累绝对一般规律”。[27]杜纳耶夫斯卡娅对马克思的绝对概念作了以下评价：
诚然，马克思必须先与黑格尔的绝对决裂，然后才能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马克思要回到黑格尔……黑格尔的绝对永远是“综合的”，是历史与哲学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马克思的绝对则永远是总体的
分裂，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管是技术基础与社会性质之间的矛盾，还是资本积累与苦难、失业者两极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矛盾，都是如此。黑格尔的绝对永远是高峰，马克思的绝对永远是瓦解……黑格尔的绝对似乎是可以在现存框架之内实现的，
而马克思的绝对则要求把现存社会从根本上摧毁。[28]
这意味着即便是马克思的绝对来源于黑格尔，但也经过了一个真正扬弃的过程，至少在表面上，马克思的绝对与黑格尔的绝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
遗憾的是，青年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公开发表，因此第二国际并没有看到这些著作，上述概念的关联在他们那里也是模糊不清的。不仅是他们的确不清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将近30年以前”的著作指什么——这有可能是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阐述的最全面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而且这也意味着他们忽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简短提到的绝对理念的背景。第二国际没能公开发表甚至是学习马克思早期文本，他们只是跟随着从不鼓励发表这些著作的恩格斯。[29]甚至当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一些片断在世纪之交公开出版的时候，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也没有重新严肃地思考他们的科学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观点。直到1901年，在重视审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个全集时，即使像卢森堡这样的充满创造性的理论家也轻蔑地写道，“令人痛心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不彻底性”。卢森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她本人的科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加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上，当发现马克思与其不一致，就宣称青年马克思是“唯心主义者”或前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到现在，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采取这种方式。卢森堡附和恩格斯，同样强调指出对马克思的成熟理论的发展具有意义的是黑格尔的方法而不是他的体系。[30]十月革命后，马克思著作全集的编辑工作终于开始启动，只是在斯大林处死其编辑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后暂时停了下来。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论（1886年）
恩格斯在哲学问题上的观点在第二国际居于主导的地位，特别是当马克思大部分哲学著作没有公开发表时，他比马克思更加迷恋自然科学并且倾向于采取一种类似于实证主义的方式来观察问题。恩格斯并没有抛弃黑格尔，相反，正如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林·费切尔所说：“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里，两种科学观念（即黑格尔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以一种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相当混乱的形式结合在一起。”[31]这种混乱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是极其显而易见的，这是恩格斯的一篇论述辩证法的著名文章，首次发表于马克思去世后的第三年即1886年。在这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探讨我关注的并不是很多，我所关注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促使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勾画出显然被他当作辩证法问题的一般观点的诱因。恩格斯无疑熟悉黑格尔的全部著作，他和马克思都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然而，恩格斯并没有详细探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或黑格尔的其他重要哲学著作，他更加专心于研究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尽管在表面上具有保守性，但是它不仅意味着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且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32]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作了著名的区分。他在讨论19世纪40年代德国黑格尔左派和右派的差别时写道：“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宗教和政治）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363）。
这种阐释被后来的理论家进一步庸俗化，成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直接纠缠于黑格尔著作的借口。恩格斯写道：黑格尔体系中尤为有害的东西是“绝对理念”，它包含了“历史的终结”（360）的观点。在这里，他宣称，“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361）。
尽管恩格斯严肃看待黑格尔，但上述观点可能（已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直接研究黑格尔，尤其是联系下面一段话：“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362）。因此，对于恩格斯来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未来的任务是实证的和科学的知识（虽然会偶然再提及辩证法这个词）。因为哲学已经完成，辩证法只是某种将要应用的东西，不需要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入研究和向前发展。未来在于科学唯物主义。
恩格斯远没有像马克思在1844年所做的那样严厉批判费尔巴哈抛弃了诸如否定之否定[33]这样重要的辩证法范畴，反而赞扬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364）。事实上，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从根本上说也是错误的，因为他的哲学最终回到了唯心主义。这使得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理论公式，与体系和方法的二分法相比，这个理论公式更加困扰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他写道，“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对哲学家们来说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且“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366）。因此，要在哲学上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重要的事情在于要选择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此外，可以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倒置过来”，因为“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368）。用头立地的黑格尔辩证法可以在坚实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用脚立地了”（383），这里恩格斯吸收了马克思在1873年《资本论》的跋文中的一个观点并使之成为普遍性的观点。无论是在1844年还是1873年，马克思本人对黑格尔所作的批判都要比恩格斯更加精细，也比恩格斯更加公开地表达对黑格尔思想的感激之情。
尽管恩格斯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作为“唯心主义阵营”的对立面，机械唯物主义大体来说还是正确的。机械唯物主义要成为辩证的，就必须要“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370）。恩格斯提出，不是通过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反而是通过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比如细胞生物学、物理学以及化学，可以使机械唯物主义成为辩证法的，因为所有这些科学都把物质看作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止的实体。
即使在发表这篇文章时附加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恩格斯文章的全部结论也只是如此，《提纲》的第一条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4]马克思这里并不是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之间进行取舍，而是再次看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某种形式相互联系，而唯心主义则有助于促进辩证法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方面的发展。但是，当把这份材料同马克思此时尚未发表的《1844年手稿》相脱离而孤立地进行阅读，并且仅仅把它作为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一个附录时，就看不清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论辩证法以及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关系上的重大差别。恩格斯之后的整个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都是如此。
人们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记住的不是上述对唯物主义的批判，而是经恩格斯修改过的提纲第十一条，这条提纲是：“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主动在第二分句添加上“而”这个词，这是个不能被原谅的编辑的行为。即使不是有意而为之，但也赋予整个提纲一种更加能动的、反哲学的色彩。修改过后的版本虽然严重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意，但却加强了恩格斯本人“哲学的终结”的观点。马克思的原文直到1924年才发表。[35]当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脚注中写下“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382）时，恩格斯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更加了解其中的含义。[36]
普列汉诺夫1891年论黑格尔的文章
一般说来，普列汉诺夫多年来一直都是俄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接受了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观点，但赋予这个问题某种不同的声音，因为他强调直接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性并把黑格尔看作马克思的卓越先驱。法国的黑格尔专家盖伊·布朗蒂-邦汝（Guy Planty-Bonjour）竟然认为，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民粹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对黑格尔著作的大肆嘲弄中“重新恢复对黑格尔的敬重”。[37]恩格斯注重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而普列汉诺夫更加强调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和进化因素。他的确试图对黑格尔的著作作唯物主义的“解读”，似乎像恩格斯所建议的那样使黑格尔用脚立地，但正如后来列宁在他的《黑格尔笔记》中所指责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在对黑格尔的著作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时候并没有合理地吸收像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样的论述辩证法的重要著作。然而，与第二国际其他主要理论家如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以及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普列汉诺夫强烈地反对新康德主义，他对黑格尔的敬重远远地超过了对康德的敬重。[38]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论黑格尔的重要声明中看出，事实上，这是从马克思去世到1914年的整个时期内，由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写的唯一直接论述黑格尔的文章。这篇文章受到了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赞扬，文章的标题是“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于1891年发表在当时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Neue Zeit）上。普列汉诺夫在文章的开头部分表达了对恩格斯的感激之情，他写道，自己的这篇文章是在恩格斯“这位，导师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39]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马克思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这是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创造。
普列汉诺夫首先在文章中强调“黑格尔哲学塑造并强化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大批革命思想家的“思想”（401）。黑格尔在世时是一个天才，到了1891年黑格尔受到有教养阶级的轻视，然而普列汉诺夫预言，人们必将会重新燃起对黑格尔著作的兴趣。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作为一位思想家，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认为，哲学只不过是其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405）。不仅哲学是如此，“宗教和法律……艺术甚至科技”（406）也同样是如此。另外，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也吸引了普列汉诺夫。黑格尔无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人们不应“制约自己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并耸肩嘲笑他极端的唯心主义”（408）。相反，黑格尔让马克思主义者学会“保持思想一致性”（408）。
然后，普列汉诺夫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并加以唯物主义的解读。他强调，黑格尔在描述各种古代文明的诸多差别时，主要依据物质和政治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精神和思想的因素。他说，黑格尔对新教改革的说明也是如此：“这样，黑格尔把我们引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上来……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真理……最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似乎注定要为唯物主义扫清道路”（412）。尤其是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经常强调“经济发展”（416）是历史变革的关键。正是基于经济和物质的这些因素，“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完全不同于启蒙时期的朴素唯心主义”（417）。
普列汉诺夫对于黑格尔运用地理环境因素来描述古代文明非常感兴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构建既有其创造性也有其缺陷。正如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学者古斯塔夫·维特（Gustav Wetter）写道：“显而易见的是，普列汉诺夫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致命缺点是他过分夸大了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40]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的强调是全面进化论者的一个论点，但是即使在这点上，普列汉诺夫只不过是对恩格斯已经提出的观点的一种夸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比较：“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41]
普列汉诺夫不仅在地理环境因素上，而且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把否定性辩证法和主体性辩证法归纳为历史发展确定规律的一种“一元论”进化观：“由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至一个完整的、和谐的和一致的世界观……同黑格尔一样，他将人类历史看作符合规律、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一个过程……同黑格尔一样，他努力为社会生活中作用与相互作用的全部力量寻找到一个普遍的、单一的根源。但是他发现这一根源不存在于绝对精神，而在于……经济发展”（422)。普列汉诺夫将这种经济主义公式和观念不过是外部世界的反映的观点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他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东西，把“人们无意识地创造历史”作为其核心原则，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由“人的意志”而是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的（422）。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作的这种进化论和科学主义的解读有所弱化，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试图把自己与进化论稍作区分：“有时可以说辩证法的观点与进化相同……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而重大的差别……他们（进化论者）想要证明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不存在飞跃。相反，辩证法完全清楚地知道，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思维和历史中飞跃是不可避免的”（423）。普列汉诺夫不仅在对进化论的批判上相当温和并留有余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飞跃”概念缺乏一种人类主体的观念。普列汉诺夫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进化论，他建立了一种几乎没有人类主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通过消解黑格尔论述辩证法的重要著作、赞同黑格尔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完成其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解读。普列汉诺夫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无意间颠倒了马克思本人与黑格尔斗争的过程，因为马克思在1843年曾严厉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然而在1844年，前面也提到，他在黑格尔一部最抽象著作《精神现象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建构革命辩证法的因素。普列汉诺夫在1891年对黑格尔的解读中完全缺少诸如否定之否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必然统一以及矛盾概念等这些重要的辩证法范畴。[42]
1914年之前的列宁和黑格尔
在1914年之前，列宁坚持由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加以详细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列宁首次公开发表的重要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写作该书时列宁年仅24岁——对黑格尔辩证法似乎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攻击。在文章中,他赞同地引用了民粹主义者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Nikolai Mikhailovsky）在19世纪70年代所作的下述说明：“如果去掉《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CW1：180）。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也指出，马克思1873年在《资本论》的跋中，“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CW1：167）。青年列宁的这些观点被罗列了很多，特别是极端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和科莱蒂，他们认为1894年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是深刻的、本质上是正确的。[43]
这种阐释的问题是，列宁提出上述论断的背景表明，在这里他并未打算对黑格尔的著作进行全面的评判。例如，列宁从来都没有直接引用过黑格尔的话，很显然他还没有阅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他的意图很简单。米海洛夫斯基在19世纪90年代对马克思进行了新的攻击，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由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决定的，因而是错误和歪曲的，列宁则试图保卫马克思。[44]与其说列宁在1894年热衷于对黑格尔的批判，不如说他对在其对手的观点中找出他认为是令人难堪的矛盾更感兴趣。列宁引用米海洛夫斯基的话证明后者曾经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依据的是“唯物主义的研究”（CW1：180），而米海洛夫斯基在1894年却极力否认这一观点。
通过深入阅读列宁1894年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并不赞同米海洛夫斯基1877年提出的观点，即“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损害了《资本论》。这样一种立场与阿尔都塞和科莱蒂的立场相类似，这可能就是为何他们在讨论列宁和黑格尔时如此强调列宁这句引文的原因。然而，在这里我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列宁持有极端反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当时列宁所坚持的不过是典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一样是一个坚定的科学唯物主义者，确信在哲学上主要划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尽管马克思的辩证法相应地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直接对立，但列宁并没有要求去除黑格尔主义对《资本论》的影响，也没有无条件地否定黑格尔对马克思成熟著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相反，列宁认为，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使之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
在列宁1896年纪念恩格斯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列宁写到，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是黑格尔的“信徒”。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也探讨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遍的重要意义：
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份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的现象、同流行罪恶进行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CW2：21）
因此，青年列宁并没有抛弃或否定黑格尔，他与普列汉纳诺夫一样对黑格尔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
列宁第二次对辩证法的重要论述是在14年后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A. A.波格丹诺夫（A. A. Bogdanov）[45]进行论战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一书中，波格丹诺夫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由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和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在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的一个分支——联系起来。[46]在这次争论中列宁的立场与波格丹诺夫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的立场一样都是实证的和科学的。另外，列宁这一著作的谩骂式和学究气的风格使其背上粗野而独断的骂名。[47]
尽管该书在列宁去世之后成为名著，但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不是像官方莫斯科版本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是“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理论准备”（CW14：11）。如果列宁也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他在1921年写给布哈林的简短的年代表“俄国共产党历史备忘录”中甚至都没有列出1908年，而且1909—1910年也只是简单地被命名为“清算主义”，这就会令人感到奇怪（CW36：553）。显然，在列宁看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不是其基本著作，只不过是1905年革命所导致的数年的绝望和失败情绪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模糊不清的争论的产物。1920年，列宁允许这本书重新出版的时候，的确写道该书的主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列宁清楚地表明，这并不是在“一般的”或“世界性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层面上，而主要在于针对老对手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所进行的批判，这一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苏维埃青年和知识分子中拥有一批拥护者（CW14:21）。列宁生前似乎并没急于在西方公开发表这一著作，直到列宁去世之后的1927年——《黑格尔笔记》在德国和法国出版的前几年——在西方才有该书的翻译本。鉴于此，列宁主义者和反列宁主义者都固执地坚持认为这一早期著作是列宁在哲学上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著作，的确令人惊讶。这一态度更多地反映了他们本人的观点，而不是列宁的观点，甚至丝毫没有提及我所认为的将会对1917年革命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提供指导的关键的哲学断裂。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官方版本多年来一直没有理清这个问题，竟然将相当具有创新性的《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一文作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附录发表，并错误地认为该文写于列宁集中研究黑格尔著作之前的1912—1914年。
大卫·乔拉夫斯基（David Joravsky）已经做了大量必要的艰苦工作来恢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原貌并把它置于恰当的背景之中。正如乔拉夫斯基所表明的那样，该书中没有任何一处可以清楚地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党性”的思想。更何况，在1908年关系破裂之前的五年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有几个著名的“马赫主义者”，在派系领导岗位上相对和谐地工作，正如孟什维克在较小范围内所做的那样。[48]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赫主义的攻击既是独断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庸俗化，当然是一种狭隘的唯物主义，但是他所赞成的哲学观点几乎没有独创性。这些哲学观点是典型的普列汉诺夫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另外，列宁完全不能容忍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知识分子中的“非正统”的哲学思想，反过来也是如此。乔拉夫斯基非常详细地证明，正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一直在领导岗位上纵容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在某种程度上是“哲学上”的原因最终导致1908年关系破裂。乔拉夫斯基指出，事实上孟什维克对待哲学问题的方式与普列汉诺夫没有本质差别[49]，与孟什维克不同，布尔什维克多年来在哲学问题上持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中立政策，即广泛赞同而不是在他们公开出版的刊物上进行讨论。
随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发表，甚至哲学在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的争论中也成为一个问题时，这也是与普列汉诺夫和另外一个孟什维克理论家P. B.阿克雪里罗得（P. B. Akselrod）因马赫主义而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在孟什维克看来，布尔什维克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主义的“激进的革命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赫主义结合了起来。当孟什维克的领导者补充说，列宁对哲学的冷漠甚至无知使得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内部只能将这一领域留给波格丹诺夫和马赫主义，显然在这时，列宁才决定写出一部哲学著作把自己与马赫主义区别开来。导火线可能是在1908年，《新时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最有声望的期刊（而且从来没有刊登过列宁的文章）——刊登了波格丹诺夫的《恩斯特·马赫与革命》一文。正如乔拉夫斯基指出，“译者在简短的序言中告诉德国读者，不幸的是俄国人制造了一个马赫的政治问题：布尔什维克以马赫哲学作为他们政党的基础，而孟什维克则捍卫斯宾诺莎（Spinoza）和霍尔巴赫（Holbach）的唯物主义。”[50]即使这件事可以置之不理，列宁也不能击败波格丹诺夫，此时，列宁在是否要拒绝参加沙皇的有限议会选举问题上与波格丹诺夫发生了重大政治争论。波格丹诺夫想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保持一种弃权的态势，而列宁却要坚决地打破这种弃权主义。或许正如同样反对弃权主义的普列汉诺夫所解释的那样，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的批判是为了再次联合孟什维克主义（Menshevism）“正统中心”的“孟什维克党”。[51]
因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最初远不是列宁主义的一部专门论述哲学的著作，而只是重申权威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正统观点。甚至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与会者否决了使波格丹诺夫拒绝参加选举的立场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内的一种态势的建议，于是波格丹诺夫出走并组建了自己的派别——公开谴责经验批判主义的提议也遭到了否决。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用了三百多页的篇幅讨论了诸如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世界的物质存在这样的概念。列宁不满足于仅仅指责对手是唯心主义或唯我论，他逐渐感到有必要通过引用相关的材料，分析其与神秘主义以及英国哲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保守的宗教观点之间的必然联系，来揭露其反动特性。书中大量引用了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论述，而对马克思的引用即使有也很少见。
列宁反复地将他的对手，总之，唯心主义与神秘主义和宗教联系起来，他说：“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CW14：182）。列宁声称，理论只不过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承认理论是摹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CW14：265），列宁唯物主义的极端粗暴在这里显露无遗。他进一步写道，“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感觉、知觉、表象，总之，把人的意识看作客观实在的映像”（CW14：267）。这就是通常被称为是列宁认识论的摹写说或反映论。列宁认为，任何其他观点都意味着陷入了神秘主义或唯心论。
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是本书所展现的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尽管这一著作从头到尾都是粗鲁的言词，极度远离黑格尔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但那些企图从中找到列宁公开批判黑格尔的人将会失望而归。与此同时，列宁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他像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大体上称赞黑格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至少也是一个杰出的先驱（CW14：127，137，226-227）。除了波格丹诺夫和马赫主义，列宁的主要敌人是康德而不是黑格尔（CW14：127，168，232）。列宁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的对手“所不能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的“珍珠”（CW14：243）。列宁也对黑格尔提出了许多恩格斯式的批判，例如，他认为，“绝对理念”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学的虚构”（CW14：227），然而，有一段话中列宁对辩证法的强调要远远重要于唯物主义，在这段话中包含有列宁后来在《黑格尔笔记》中加以发挥的闪光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CW14：329）。但是人们很容易指责列宁本人的著作就是太过狭隘地依赖于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法。事实上，为了与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保持一致，列宁突出强调的不是辩证法或历史，而是唯物主义。
下面这段毫无争论的话，表达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核心观点：
马克思……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文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Comte）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的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和休谟（Hume）的错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它采取轻视的态度。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两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CW14：337-338）
这里包含了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共有的一切基本要素：尊重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蔑视孔德的实证主义蔑视康德和休谟。人们发现尽管当时保持着对黑格尔的尊重，但《资本论》的主旨还是基于“对唯物主义的坚持”。最后一句话最好地表明了1914年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列宁在思想上的突破，因为在1908年列宁坚决地抵制“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这些都是以马克思的名义来完成的，而列宁当时并不知道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并且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恩格斯的观点之间的差别。
随后出现的斯大林主义使得这一机械论的著作进一步庸俗化，而且使哲学上的党派概念脱离了它的具体的语境，1908年的列宁只是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这个一般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上的党性”这一概念的，并不是强调必须拥护一个特定的政党。[52]到了20世纪30年代，列宁的著作开始作为大槌出现并窒息一切不是从这个高度出发的哲学争论。然而，即使把1908年的这一著作置于合适的语境下，它仍然离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我认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1914年才开始产生。1914年之前，作为一个对起义、群众运动、革命组织的基本形式的新阶段和新类型都非常敏感的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列宁对辩证法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不是哲学方面。列宁有关1905年革命的著作是辩证的，因为它将群众运动看作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将“布尔什维主义政党”强加于其上。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的著作也是如此。但是，在1908年，第二国际左翼的所有重要的理论家——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列宁——都接受了存在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中的科学唯物主义类型。只有列宁一个人继续仔细认真地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
1914年百科全书中的文章《卡尔·马克思》
显然，列宁开始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他为俄国百科全书“卡尔·马克思”这个词条写作的一部分，这个词条写于1914年8月至11月初之间。但是，当这篇文章完成后，列宁要求出版社把这篇文章退回，以便对论述辩证法的部分作进一步修改。这篇文章呈现出两个列宁的形象：一个是旧的、1914年之前的、前黑格尔的列宁；一个是新的、1914年在研究黑格尔的影响下才开始出现的列宁。这篇文章的篇幅接近50页，列宁似乎是相当认真和全面地论述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新发展。这篇百科全书的词条一开始就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在她的回忆录中讲道：“这个词条论述了马克思的学说，一开始就以‘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个标题概括了马克思哲学的要点。接下来论述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这一部分中列宁叙述了马克思对待社会主义问题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方法。马克思的学说通常不是以这种方式加以阐述的。”[53]一代多的时间以来，第二国际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关键是经济学而不是辩证法，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列宁1914年这种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方式所具有的创新性。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普及’，已经写了许多。但列宁的这篇文章却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一次指出哲学方法的首要地位。”[54]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不断提及辩证法，并就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作了大量的评论。虽然列宁一开始就谈到恩格斯关于辩证法并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的观点，而且也显示出他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但是很显然，在研究黑格尔的影响下，列宁开始超越他们。现在，他把辩证法视为：
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CW21：54-55）
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1914年流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提到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概念，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强调辩证法是一种通过飞跃、中断和否定的发展理论，而不是恩格斯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辩证法是各种形式的科学进化论。
通过对列宁在开始研究黑格尔之前一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1914年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文章中，列宁很少关注辩证法，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说，马克思将“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的成果，尤其是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结合起来。1913年，列宁这种对唯物主义的强调超过对辩证法的强调也导致与恩格斯相呼应的一种科学主义形式，“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都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CW19：24）。全文只有这一处提到辩证法。
虽然1914年《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既没强调自然科学（恩格斯）也没强调历史的进化阶段（普列汉诺夫），但在很多方面，这篇文章仍然没有超过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所探讨的范围。在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列宁只是引用了恩格斯修改版本中的第十一条提纲，并与恩格斯一样将其理解为注重实践和能动性。最后，在这一部分中，对于辩证法的直接引述大部分引自恩格斯，只有少数引自马克思，而没有一处引自黑格尔。
事实上，标题为“哲学唯物主义”的这一部分正好就在标题为“辩证法”的这一部分的前面。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在这里也似乎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更加接近于费尔巴哈而不是黑格尔：“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特别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也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CW21：50）。列宁在这一段中并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第一条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称为直观的，并且得出结论说，唯心主义较好地发展了主体性和能动的方面。相反，列宁只是重复他在1908年所讲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同恩格斯一样，列宁写到，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他所建立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仅此而已，马克思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通过考察论述经济学的部分也可以看出1914年9月和10月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探索性的程度，论经济学的部分是列宁关于马克思这篇文章的最重要部分。这部分内容与简短而富有新意的论辩证法的部分几乎没有联系。与对经济学的重要讨论相比，前一部分只是意味着对辩证法的勉强接受。
在这篇论马克思的文章中，列宁不仅把工人看作革命的主体，而且把农民也看作革命的主体，因此列宁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农民问题的新观点。但是，对于列宁来说，更具创新的是他对辩证法的极大关注，毕竟列宁就农民问题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列宁在这里把农民与工人一道，都作为革命的主体，这种论述也是对考茨基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考茨基在其富有影响的著作《土地问题》（1897）中认为农民是一个即将死亡的社会阶级，并且对社会主义土地纲领的提出毫不在意。[55]
列宁充分意识到正是他所提出的观点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引起争议。1914年11月17日，列宁写了一封信连同手稿一起寄到俄国，在信中，他要求出版社不要删减他摘自马克思的大段引文，因为有必要用这些引文来证明“特别是在那些争论最厉害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其中首先是哲学和土地问题”（CW35：173）。仅仅六个星期后，还在继续研究黑格尔的列宁就已经对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感到不满。1915年1月4日，他再次给出版社写信说：“如果您能把清样寄给我，或者写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什么时候清样可以寄来，我将不胜感激。顺便请问一下：辩证法一节如果再作若干修改是否还来得及?也许您会费神告诉我：什么时候付排，提出修改最迟在什么时间?最近一个半月以来我正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再作一些补充”（CW36：317）。列宁的这封信件似乎暗示在1915年1月4日之前的一个半月内他的辩证法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既然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完成于1914年12月17 日，因此，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显然是指列宁正在做摘要的这段时间。
直到1915年1月，列宁似乎才清楚地认识到，甚至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在《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中极其突出“辩证法”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不够的，而且今后需要黑格尔辩证法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甚至到了1915年1月，他已经完成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并谈到了对辩证法一节作进一步的修改，他也没有说到要从总体上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修改。我稍后将提出，这个问题是列宁在面对1915—1917年的政治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的，部分地是基于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中所提出的辩证法新观念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列宁在1914年12月中旬完成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并在1915年也花了一些时间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他才开始用从黑格尔研究中获得的主题来重新审视其以政治和经济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56]在《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中还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将在下一章中仔细地考察《黑格尔笔记》。
[1] 直接把列宁全部理论著作视为主要是一种政治著作或组织著作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莱昂纳·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的经典研究：《苏联共产党》(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有关最新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尤其要参见Tony Cliff, Lenin, 4 vols. (London: Pluto, 1975—1979)，尽管其意识形态立场极其不同。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是一位论述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著名评论家，她尖锐地批判了克利夫的著作。参见她的“Tony Cliff Reduces Lenin's Theory to‘Uncanny Intuition’”, 载于她的Marx's Capital and Today's Global Crisis(Detroit: News and Letters,1978)。有关论述角度在本质上与克利夫相类似的更新的论述，参见Paul Le Blanc，Lenin and Revolutionary Party(New Jersey: Humanities, 1990)。
[2] 尤其参见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New York: St.Martin's, 1978, 1981)。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阿尔弗雷德·G.迈尔（Alfred G. Meyer）的《列宁主义》（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1957）是较早对列宁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它只是简单提到《黑格尔笔记》，因为在作者看来，黑格尔笔记“对列宁主义运动和苏联国家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重要”（第21页）。
[3] 我把列宁1914—1915年论黑格尔的著作称为“黑格尔笔记”，而不用莫斯科版的“哲学笔记”这个更一般的名称。“ 黑格尔笔记”这个名称更加接近于这本著作的法文第一版，该版本由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和诺贝尔·居特曼（Norbert Guterman）编辑出版并加以介绍。参见Lenine, 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 Paris: Gallimard,1938)。 在具体地提到这些个别笔记时，我偶尔会引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提到莫斯科版本时，也会继续使用“哲学笔记”这个名称，不幸的是，莫斯科版本的《哲学笔记》含有很多早期文章和很多不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既与黑格尔很少或没有关系，也与列宁在1914年及之后的思想很少或没有关系。大量的这些材料从总体上掩盖了真正重要和具有创新的东西即黑格尔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已经发表的大量著作，无止境地、抽象地称赞列宁的“天才”，如此等等，实际上掩盖了列宁理论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在第7章中会更加详尽地讨论这些观点，在该章中我将考察列宁《黑格尔笔记》发表的背景。
[4] 见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2 v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91)。原定是三卷本的研究计划，仅仅只有第1卷和第2卷出版。也可以参见Marcel Liebman, Le Leninisme, 2 vols. (Paris Edition du Seuil, 1973)。这些著作都简要地讨论了列宁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
[5] 自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发表以来，对它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经历了一种奇特的，有时是一种扭曲的历程，第7章和第8章将对此进行探讨。
[6] 关于这一点，例如，可以参见Maximilien Rubel and Margaret Manale, Marx without Myth：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7] 科尔施在20世纪20年代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区分，莫里斯·梅洛-庞蒂在20世纪50年代把这种区分进一步普及化。尤其参见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论文“Western Marxism”, 载于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 Joseph Bien (Evanston，Ill.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orig. French edition 1955])，pp. 30-58。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第8章。
[8]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76) , p. 744.马克思是在批判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时写了这段话，他认为，穆勒的思想由于没能很好地理解黑格尔辩证法而具有局限性。
[9] 这段话被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一书中作为辩证分析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加以引用。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第七章。
[10] Raya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1958])
[11]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 112.
[12]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59.
[13] Marx, Critique of Hegel's"Philosophy of Right," ed. Joseph O'Malley (Cambridge: Cambrigde University Press, 1972[orig. German edition 1843]).
[14] 黑格尔的“精神”（Geist）一词被翻译成“心灵”（mind）或者“精神”（spirit），有时甚至被译为“文化”（culture）。为了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本中对这个术语的运用相一致，在这里和其他一些地方，我们通常把“精神”（Geist）译为“心灵”（mind），“精神的”（geisiting）译为“心灵的”（mental）。对于把“精神”（Geist）译为“心灵”（mind）或“精神”（spirit）的局限性的深入探讨，参见Robert R. Williams, Recognition: Fichte and Hegel on the Other(Albany, N. Y. : SUNY Press, 1992), pp. 1-6。
[15] Marx,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trans. Dunayevskaya, in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304. 我对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翻译（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英译本）稍微作了一些改动，但我仍然认为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翻译在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语言方面是最好的。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16] 参见Loyd Eastion and Kurt Guddat, eds. ,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New York: Doubleday, 1967)。
[17] Cited by Nicholas Lobkowicz in his Theory and Pratice: 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p. 252
[18] Lobkowicz, Theory and Practice, p. 251.
[19] 显然洛伯科维奇指的是《1844年手稿》。
[20] Marcuse,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rg. German edition 1932), in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trans. Joris de Bres (Boston: Beacon, 1973), p. 21. 相反的看法则强调马克思在1844年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费尔巴哈的并且在这篇论文中回到了康德。参见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1971[orig. German edition 1968])。哈贝马斯认为：“从认识论上来论证自然科学时，马克思是赞同康德而反对黑格尔”（第44-45页）。对于哈贝马斯阅读马克思的尖锐批判，参见 Tom Rockmore, Haberma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Blooming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 我修改了杜纳耶夫斯卡娅1958年在这里或其他地方的译文，在核对德文原文后，我把德语中的Mensch翻译为human being而不是Man。参见Marx and Engles, Werke: Ergänzungsband, part 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8), p. 573。我发现，在所有现存的对《1844年手稿》的翻译中，到处都把Mensch翻译为Man，英语的这种译法使得马克思似乎是男性至上主义者，而在德文原文中则没有这个意思。
[22] 黑格尔“扬弃”（Aufhebung）一词非常难译，译成英语就有许多种，比如supersession, abolition, transcendece以及preservation。为了与近来黑格尔研究的标准用法保持一致，我使用的是英语的传统词汇sublation，这个词汇综合了上述词汇的意思。因此，我对杜纳耶夫斯卡娅在此处的翻译作了修正并且在本书中都把“扬弃”（Aufhebung）翻译为sublation。黑格尔本人对“扬弃”（Aufhebung）的“双层意义”作了以下解释：“扬弃一词有时含有取消或舍弃之意，依次意义，譬如我们说，一条法律或一种制度被扬弃了[aufgehoben]。其次，扬弃又含有保持或保存之意。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常说，某种东西是好好地扬弃（保存起来了）[wohlaufgehoben]。这个字的两种用法，使得这个字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意义，实不可视为偶然之事，也不能因此便责斥语言产生混乱。反之，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语言富有思辨的精神，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EL¶ 96）。
[23] Marx, "Private Property and Communism," in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300.
[24] Marx, Capital, vol. 1, p. 929. 另一相反的观点指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一段采用黑格尔的语言，参见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阿尔都塞写道，运用黑格尔术语的这种方式是“轻率的”，并且“斯大林是正确的，因为他曾经将‘否定之否定’从辩证法规律中排除出去”（第95页）。
[25] Marx, Capital, vol. 1, pp. 120 - 103.
[26] Marx, Grundrise, trans, Martin Nicolaus (New York: Vintage, 1973), p. 488.
[27] Marx, Capital, vol. 1, p. 798.
[28]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p. 92 - 93.
[29]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onis Press, 1991[1982]), p. 131。
[30] Rosa Luxemburg, "Aus dem Nachlass unserer Meister," vol. 1, pt. 2, of Gesammelte Werke(Berlin: Dietz Verlag, 1970[1901]), p. 137.
[31] Iring 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trans, John Hargreave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p. 63. 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的Friedrich Engel: Hislife and Work(New York: St. Martin's, 1990)对恩格斯的生活和工作作了最详尽的描述。
[32]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org. German edition 1886),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f), p. 359.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33] 恩格斯的确在《反杜林论》（1878）中为“否定之否定”的范畴辩护，但是那不是他1886年批判费尔巴哈的一部分。这一辩护的背景不同，是为了保护马克思免于受到因为在《资本论》中提到否定之否定而被认为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指责。
[34]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p. 3.
[35] 关于《提纲》的两种版本，可以参见官方莫斯科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第3 - 9页，但它没有对恩格斯的修改作任何说明。对恩格斯修改马克思第十一条提纲的批判，参见更加具独立性的版本, Marx, Philosophie, ed. Maximilien Rubel, vol.3 of Oeuvres (Paris: Gallimard. 1982)， pp. 1029 - 1033。在对第十一条提纲所作的注解中，吕贝尔（Rubel）写道：“恩格斯把提纲第十一条根本没有的在哲学和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意思’赋予了最后一条提纲”（第1717页）。
[36] 我对恩格斯的讨论中，我处处批判他的辩证法概念，但这并不意味从总体上应该抛弃他的著作。恩格斯本人关于其他问题的许多著作如《德国农民战争》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恩格斯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整理马克思的笔记并以《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形式发表，对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公之于世来说，他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37] Guy Planty-Bonjour, Hegel et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en Russie, 1830—1917(The Hague: Mattinus Nijhoff. 1974), p. 259.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对普列汉诺夫和黑格尔的关系作了最好的论述，但它却极力降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理解黑格尔上的区别。对盖伊·布朗蒂-邦汝的观点的批判，参见第8章。
[38] 关于这点，参见Samuel H. Ba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这是对普列汉诺夫的生活和工作最为详实而全面的研究。巴伦（Baron）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这封信中写道：“我过去始终认为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这种观点即对康德的批判是必要的”（第289页）。
[39] Georgi Plekhanov, “For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Hegel's Death,"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1 (Moscow: Progress, 1974), p. 402.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40] Gustav Wette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Peter Heat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8 [orig. German edition 1952]), p. 107.
[41] Engels, "Karl Marx's Funeral,"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24, p. 467.
[42] 虽然普列汉诺夫确实很少使用矛盾概念，但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无论是在由安德鲁·罗思坦（Andrew Rothstein）翻译的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7 [orig. Russian 1895] )中，还是在由尤利乌斯·卡策尔（Julius Katzer）翻译的他最后一本重要著作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9 [orig. Russian edition 1908])中都提出了一种在根本上与黑格尔和辩证法相类似的观点。
[43] 对于他们解释的研究和批判，参见第8章。
[44] 假如这样的话，米海洛夫斯基是在重复19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对马克思的攻击，而列宁不过是重复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些观点。
[45] 对波格丹诺夫著作的讨论，参见Zenovia A. Sochor, Revolution and Culture: The Bogdanov-Lenin Controversy(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索霍尔（Sochor）把波格丹诺夫看作是一位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把他与列宁相对照。尽管她的著作很好地利用了波格丹诺夫的档案材料，但是她并没有研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同时表明她没有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70多年来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46] 对于马赫实证主义的尖锐批判，参见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Boston: Beacon, 1971)。
[47] 对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严厉指责，参见梅洛-庞蒂《辩证法的探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一书中的“真理报”（“pravda”）一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肯定评价，参见David-Hillel Ruben, Marxrism and Materialism(New Jersey: Humanities, 1977)， 以及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48] 参见David Joravsky, "Lenin and the Partyness of Philosophy," chap. 2 of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1)，pp. 24-43.更多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也可参见Loren R. Graham,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 Knopf, 1970). 尤其是第42-47页。
[49] 巴伦在其著作《普列汉诺夫》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可以接受的那些哲学观点上，普列汉诺夫的见解要比列宁狭隘得多。
[50] Joravsky,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p. 32.
[51] Ibid. , p.38
[52] 有关讨论，参见Joravsky, Soviet Marxrism and Natural Science, pp, 24-36。在俄语中partiinost一词也曾被译为“党派性”（partisanship），但是，像乔拉夫斯基一样，我把它译作“党性”（partyness）。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第7章中作进一步探讨。
[53] N. K.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trans. Bernard Isaa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0), pp. 295-296.
[54]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168.
[55] 有关讨论，参见Esther Kingston-Mann, Lenin and the Problem of Marxist Peasant Revolu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1-54。
[56] 我在第5章和第6章中将探讨黑格尔对列宁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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