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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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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共产党是否成立过早?
——写于匈牙利共产党建党十二周年
十二年前,在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战斗烈火中诞生了匈牙利共产党。新成立的党还没有用“共产国际匈牙利支部”这个名字,但是它的奋斗目标之一一开始就是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政党——共产国际。可见,共产党的成立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决裂。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对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感到火冒三丈。他们把“卢布同志们”努力向匈牙利工人群众灌输的共产主义,说成是“舶来品”、“外国货”甚至“时髦商品”。革命形势的发展迫不及待地要求建立共产党。有些同志出于策略考虑主张以后建党,有些同志则由于他们的工团主义观点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当时说服这些同志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共产党的成立并不是同社会民主党广泛决裂的结果。当时没有条件——革命的暴风雨般的节奏没有提供这种条件——进行更长时间和更广泛的工作,来准备同社会民主党的决裂。在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已经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日益扩大成为国际目标的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大家都看到,不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就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而社会民主党总是想把无产阶级约束在违犯它的努力和意愿而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之内。不过当时和革命失败后有不少人,甚至现在也有人认为,匈牙利共产党是在没有做好政治、组织甚至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在匈牙利工人阶级中是没有根子的,它的成立过早了,过快了。从政治上粉碎这些论据并不难。匈牙利十月革命的特点是工人阶级组成了当时唯一有组织的力量。但是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社会民主党不仅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在它爆发前就已经变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当工人群众和广大的农民基本群众不满足于卡罗伊政府的“成果”,自发地用穿着军靴和常常是破旧不堪的长统靴的脚踩资本主义制度脖子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更加成了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别的且不论,就只这一点也说明,建立共产党政治上是百分之百必要的。党中央报纸《红色报》一出版即在群众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党领导的一系列真正的群众行动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从历史上和政治上都立即证明了这种必要性。党迅速而广泛地在群众中扎下根——这是党领导的最主要功绩——,并且在过政治社会生活的人最多的工厂里寻找群众。党领导积板鼓励大家面向工厂。在党中央委员会制订的第一个临时党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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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即按地区建立党组织的原则,但是里面已经有一条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建立工厂小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厂基层党组织。群众的其他聚集地点,如工会、失业工人协会等很快也变成了共产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甚至组织工作的场所。匈牙利无产阶级用来冲破没有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政权、变成了百万富翁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改良主义工会的障碍的力量,证明一切从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中得出共产党成立过早和1918年月犯下了历史错误的结论的立场,都是政治上的轻信和机会主义。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共产党领导在1918年11月已经看到了建党的政治必要性,既然共产党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根底,而是广泛地扎根于群众之中,那末它为什么会在1919年3月21日犯下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这一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遭受失败的决定命运的历史错误呢?
尽管建立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根子并没有完全在年轻的共产党中拔掉,当然更不用说是在群众中了。当时在革命的风暴中,在11月和3月之间,即使只是想一想从组织上把群众联合起来也是困难的。尽管党已经在群众中广泛扎根,但是布尔什维主义,甚至一切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形式,在匈牙利工人运动史上是没有根底的。德国的共产党人或者法国的共产党人从罗莎·卢森堡或者格斯德的传统里还能接受一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但是我们在匈牙利从社会民主党那里连这一点遗产也得不到。对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来说,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一种外来的西方奢侈品。即使他们出于无奈而现成地接过某些论断来,那也象佩斯的犹太文人朗诵巴黎颓废主义诗人或后来的未来主义诗人的作品一样,只是为了卖弄一下自己的风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社会民主党枯燥无味的政治领导人高拉米·埃尔诺是格格不入的。以后中间派库菲和雅西他们一起,把马克思“批评者”的一切“智慧”都渗进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之中。萨波·埃尔文过早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关于匈牙利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上,他实际上是披着工团主义理论的外衣,屈从于匈牙利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战争期间,他最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唯一办法是:需要新的人来避免帝国主义战争。在十月革命时期和以后形成的动摇不定的中间主义,绝大多时候表现为反共产主义的动摇,没有任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内容。虽然德国左派激进主义(卢森堡、拜尼科克、李卜克内西、雷德克)进行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某些声音在战前即已偶尔传到匈牙利,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还造成了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奥尔巴里之流的反对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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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们既没有在广大群众中扎根,也没有能够提出匈牙利社会的基本问题。在战争时期,西迈维尔德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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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还没有建立任何组织,只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才初具规模。
在共产党成立前,它在萨波·埃尔文小组内开始进行组织活动(鲁道什、瓦戈、科尔文等人),把那些在战争时期的革命罢工运动中起过杰出作用的工人(莫索伊戈、克里伯科等人)联合起来。这就是匈牙利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特点。
匈牙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可是当我们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我们在接受俄国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时,没有能够清除其中的所谓“左派”言论。而这些“左派”言论后来都如同它们的领袖布哈林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的遗产。这些被我们传到匈牙利的“左派”共产党言论,在那些稍为受过左翼社会民主党卢森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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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的人以及被萨波·埃尔文带到匈牙利来的人(上过法国工团主义学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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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并不是偶然的。
共产党——尽管有些本质上是宗派主义的特点——能够把所有的不满足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运用广泛的群众策略,同群众结合在一起,但是它没有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过去历史中找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工作(如对匈牙利经济和社会的分析,对革命动力的分析),以作为自己稍为可以依靠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可以从历史上说明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两个基本错误: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或者说不理解党的作用;低估农民的作用(这是党领导的另一个基本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左派”共产主义和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特点。
那些认为共产党成立过早的人至今仍在议论匈牙利共产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根底”。让布尔什维主义的顽固敌人、前检察官、现法官米什科尔齐·阿戈什特(他作为紧急法庭的检察官,曾要求绞死拉科西·马加什、瓦什·佐尔坦、桑托·佐尔坦和其他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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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答这些人吧。米什科尔齐在贝特兰·伊斯特万伯爵最信任的刊物《匈牙利评论》今年第8期上写的一篇题为《地下烈火》的文章中总结共产党案件结果时说:“我们发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活动在匈牙利得到了加强和发展。从这些犯罪案件中完全可以断言,目前在匈牙利受莫斯科共产国际雇佣的或向其原则宣誓效忠的布尔什维克,比1918年或1919年3月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要多得多。我们还发现,在这十年当中,他们用匈牙利文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刊物、小册子和传单,并成干上万册地偷偷运进匈牙利地区。他们在匈牙利建立的秘密印刷厂里印刷这些定期报刊和传单,其中绝大部分经过秘密途径散发,有不少则是公开散发。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活动开始时还只限于首都,现在已经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在城市流窜,而且打进了农村,不仅在产业工人中寻找信徒,而且开始征集农民支持者。我们还发现,童子军运动是凶手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在有的地方,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打入了童子军团体。由于青少年人灵魂的可塑性,这些童子军团体的思想受到了最大危险的威胁。有的材料还证明,共产党的组织象毒蛇一样钻进了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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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掌管匈牙利监狱的伟大人物对匈牙利共产党过去十二年的历史回顾和对匈牙利共产党现在的批判,驳斥了“没有根底”的说法。而1930年9月1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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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证明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根子广泛而深入地扎在群众之中。革命由于自身的错误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遭到的失败,白色恐怖、法西斯以及社会法西斯的联合大屠杀,党的领导在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虽然都推迟了匈牙利共产党向群众性党转变的过程,但“没有根底”的说法完全是机会生义的观点,正如同认为“建党过早”的神话是反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历史观的产物一样。
《新三月》(维也纳),1930年10-11月号,第445-443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21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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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章程见《红色报》,1918年12月28日。
[2]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反对党领导集团逐渐公开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左翼反对派运动。这个运动日益加强。反对派的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是奥尔巴里·久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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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在瑞士西迈维尔德城召开的国际会议是国际主义反战运动发展的第一步。这些思短只是零笨散散地,而且主要是通过中间派逐渐传到匈牙利,但是它们后来对匈牙利反军国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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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派以罗莎·卢森堡而得名。罗莎·卢森堡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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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波·埃尔文(1877—1918)是匈牙利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从1911年起任首都图书馆馆长。在批判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政策的过程中,他逐渐信奉无政府的工团主义。他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指导者之一和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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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拉科西案件有五十三人被控告。其中拉科西·马加什、瓦什·佐尔坦、欧里·卡罗伊、格格什·伊格纳茨和哈曼·卡托归特别法庭审判。他们的案子以后划归普通法院审理。拉科西案件的审判从1926年7月12日开始,到8月4日结束。
桑托案件中受审者六十一人,其中三十一人于1923年2-3月受特别法庭审判。1927年4月22日,他们的案件归普通法院审理。审判1927年10月17日开始,11月9日结束。
[7]
米什科尔齐·阿戈什特:《地下烈火》。见1930年11月《匈牙利评论》第242页。
[8]
1930年9月1日,布达佩斯约有十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统治阶级把经济危机的重担转到劳动者身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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