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在匈牙利取得胜利？——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在匈牙利取得胜利？

——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十五年前，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特殊条件下取得了胜利。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特点表现在它不是通过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形式来夺取国家政权。列宁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曾经多次谈到这种夺取政权的特殊形式。他早于1919年3月23日就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些特点。他在这个讲话中指出：

　　“我们相信，这将是最后的艰苦的半年。日前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特别加强了我们的这一信心。……资产阶级妥协政府看到协约国想把它们的军队开过匈牙利，着到空前未有的新的战争灾难又要落到匈牙利身上，于是自行辞职，自动同共产党人谈判，同狱中的匈牙利同志谈判，并且自己承认，除了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以外，没有别的出路。”^[1]

　　德国共产党当时的领袖鲍尔·利瓦伊和许多其他人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政权的这种窟溃来夺取政杈9但是列宁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采取这种立场。恰恰相反，列宁多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通过这种形式在匈牙利取得胜利，不仅仅一般地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且也意味着“我们在道义上的胜利”。
　　他在1919年4月3日的讲话中又谈到这次革命的转折。他再次指出，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特殊条件表明，“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权能够在艰难的时刻领导人民，这就是苏维埃政权。（鼓掌）正因为这样，匈牙利革命以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诞生，也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人们看俄国时所看不出的东西，即布尔什维主义是同代替旧议会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民主相联系的。”^[2]
　　党的革命^[3]于1919年8月1日失败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特殊条件在很多人当中（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常常引起这样一种想法，似乎政权在3月21日那天是自己掉进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怀抱里的。第二国际，尤其是它的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卖力地宣扬这种看法。他们想让工人阶级相信，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实际上只是个偶然事件，它是资产阶级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玩弄的花招，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犯下的重大历史错误。这种看法（在共产党人当中也常常有类似的看法）很适合于用来使人们看不见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权时和或得政权后犯的错误，而是把整个革命看作是错误。这种看法可以用来模糊匈牙利共产党为反对匈牙利资产阶级、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帝国主义，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在1919年3月21日前进行的英勇的、典范式的革命斗争。

匈牙利共产党和政权问题

　　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特殊国际先决条件和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问题，很自然地成了舆论注意的中心。这些都是匈牙利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最特殊的情况。协约国帝国主义通过法国代表团团长维克斯上校^[4]向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最后逋牒，要求它放弃绝大部分匈牙利领土，实际上使匈牙利资产阶级面临这样一种局面：放弃对一千多万匈牙利居民的统治权力，放弃绝大部分市场、原料基地，也就是说放弃绝大部分经济和政治权力。站在协约国最后通牒后面的，是这些国家在巴尔干的军队（二十至二十二万人）。这支军队的领导者是弗朗肖·戴斯佩莱伊将军，他的总指挥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在这支军队中，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这个最后通牒实际上是要求匈牙利资产阶级放弃政权。
　　然而威胁资产阶级政权的不仅仅是外来的秒约国最后通牒。在国内，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和更广泛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在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奋起反对由于战败而摇摇欲坠、很谁指望就装力量支持和民心几乎丧尽的资产阶级政权。
　　大约在夺取政权前四个月左右，于1918年11月21日（有些人说是24日）^[5]建立的匈牙利共产党，从它一开始成立，就尖锐地提出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除了俄国共产党外，当时还没有任何其他党如此尖锐地提过这个问题。党宣传鼓动工作的日常口号是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准备武装起义。
　　党不仅口头上这样宣传，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开始组织无产阶级武装力量。匈牙利共产党的总部维赛格莱德街不仅是广泛的革命的群众工作和武装无产阶级的指挥中心，而且本身就常常象一个武装指挥部。在资产阶级所有的武装部队（军队、民兵等）里，共产党都建立了组织，而且常常拥有绝大部分的影响。党的领导和各个组织利用各种手段收集武器弹药，向即将退伍的士兵发出号召，要他们不要把武器交还给兵营。共产党从撤自巴尔干、经过匈牙利回国并被解除了武装的、以麦肯森上将为总司令的德国军队那里，搞来了三千五百多支步枪（在帝国主义开始发动反对苏维埃匈牙利的战争时，我们才把这些武器交给了国防人民委员会）。
　　一在兵营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否只是简单地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卡罗伊政府的国防部长^[6]是激进派、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宣传工作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口号是“我再也不想看见军人！”同他的口号相反，共产党号召士兵们为争取无产阶级政权而紧握武器。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努力争取军队站到革命的一边来，使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警察部队除外）为革命服务。从国防部开始，一直到驻守在军事分界线的部队，到处都有共产党的宣传站和联络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联络点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但是它们表明共产党不仪在宣传上能影响武装力量，而且在很多地方、在常常是关键性的地方能够控制和指挥很大一部分士兵。
　　共产党毫不动摇地拒绝一切来自任何一方的、主张采取某种过渡形式而不是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建议。共产党刚一成立，责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人就包围了它，想同它达成协议，取得某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即“modus vivendi”^[7]，以对付外部敌人。共和国总统卡罗伊·米哈伊通过中间人建议共产党人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参加临时的、民主的共和国政府。共产党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项建议。后来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最杰出的领导人物库菲，西格蒙德和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建议至少在军事分界线对抗捷克和罗马尼亚帝国主义者的部队中停止“分裂”活动。我们的答复是：我们只能在一个问题上同他们谈判，这就是建立新的工人苏维埃，不让它们成为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扩大了的代表机构；在工厂中重新选举工人苏维埃的代表，让我们在工人苏维埃中为争取多数工人而进行斗争，但是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听从任何方面、其中也包括工人苏维埃的决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共产党代表（瓦戈·贝拉同志）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成立所谓“工人政府”、“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企图。这种建议是社会民主党左派提出的，他们想利用工人阶级吹向苏维埃政权的风来为自己的航行服务。针对这一企图，我们明确地提出了要求立即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草案。共产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各种手段，在任何步骤上也不让资产阶级政府的新老法律来限制自己。就是在协约国取得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及其社会民主党成员同意，从巴尔干军队中抽调骑兵部队来布达佩斯的时候，共产党也没有限制自己争取政权的斗争。相反，它马上向这些部队展开了宣传鼓动工作，而且还取得了成果。
　　从共产党成立起一直到夺得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构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1918年12月12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打倒了临时政府的国防部长^[8]（士兵苏维埃的左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从这一天开始，报纸几乎每天都在报道革命士兵与政府武装部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员不仅在布达佩斯，而且在外地也接二连三地组织士兵暴动。1918年12月25日，革命的骑兵在克奇克梅特城占领了兵营，解除了军官的武装。12月26日，布达佩斯工人与士兵发生冲突，伤亡多人。12月31日，在布达佩斯两个最大的兵营中，政府部队和受共产党影响的士兵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接着又举行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武装士兵游行。1919年1月，布达佩斯开始出现由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报刊的群众示威游行，一些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和出版社被砸。与此同时，在布达佩斯和外地的大工厂里，厂长和主要股东被强力赶走，不少工厂被占领。在北方矿区中心绍尔戈陶尔扬城，爆发了武装起义，死十六人，伤九十余人。接着在农业工人中心萨尔瓦什发生了巷战，九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1月后半月，布达佩斯和外地缰续发生类似的武装冲突，各兵营开始武装反抗社会民主觉部长解除受共产党影响的士兵、特荆是青年士兵武装的命令。在血腥的战斗后，共产党士兵保住了自己的武器。被裁减的低级军官、士兵、伤员连续不断地举行武装示威。共产党加倍努力组织武装力量，反抗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和开始组织起来的大地主——保皇派的反革命活动。在占领工厂的同时，共产党还发出了夺取大房产的口号。^[9]从2月起，农业工人开始没收大地产。这场斗争在许多地方是由外地工业中心的共产党组织领导进行的。2月21日3日^[10]，武装群众举行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中央总部和中央机关报的游行。这场冲突留下了七具尸体和近一百个伤员（大部分是警察和保安人员）。3月，许多地方的警察和支持政府的部队开始逐个被解除武装。面对共产党从复员士兵中组织起来的、很快就增加到几十万人的团体和失业工人，政府束手无策。与此同时，从3月初开始，工厂雇主的一切权力被取消。大工厂的支配权已经转移到工厂工人苏维埃手中。这些工人苏维埃不是根据“法律”的权利，而且根据革命的权利产生和进行活动的。
　　在协约国的所谓“维克斯照会”要求匈牙利政府放弃对旧匈牙利的绝大部分权力的同时，根据社会民主党人伯姆·维尔莫什的日记记载，工人从3月18日到20日的情况是：

　　“3月18日：他们以切佩尔厂工人的名义（但切佩尔厂工人并不知道此事）召集各厂积极分子开会，决定于3月28日^[11]武装解放被关进监狱灼共产党员^[12]。
　　3月19日：失业工人在布达佩斯跑马场举行集会。会后有数千群众去王宫城堡游行。示威群众的代表会见了社会民主党的佩德尔·久洛部长，要求立即拨出五百克朗的急救款并提供由国家补帖一半价格的特种食品票证。他们还要求国家代付房租，立即实行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个代表团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在社会福利部大楼前呆了好几个小时，并宣称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决不撤离。佩德尔只好答应代表们，他将向部长会议提出失业者的要求，并邀请代表团晚上去部长会议大楼听他的消息。只是在得到了这种许诺之后，示威群众才解散。
　　3月20日：布达佩斯过去最守纪律、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方面认为最可靠的印刷工人由于工资问题，发展到不顾领导劝阻，准备举行总罢工。他们撤掉了几十年来一直使工人感到最满意的旧领导，选出了共产党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新罢工委员会。一部分罢工工人想用暴力制止出版完全满足了工人要求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首都人心惶惶。由于报纸停刊，谣言四起。一些最荒唐的谣言使人紧张到发疯的程度。协约国提交维克斯照会。”^[13]

　　从这些简略的形势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匈牙利共产党坚持了一条坚定不移和毫不动摇地举行武装起义、打垮和粉碎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而且还可以看到，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以日常的行动在实践中贯彻了这条路线。共产党不仅仅把武器保存在仓库里，而且在日常斗争中运用这些武器来夺取政权。
　　党领导的活动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尽管绝大部分领导人在1919年2月21日被当局逮捕，但是党领导仍然没有停止工作。没有械捕的中央委员们继续在领导党。几天之后，被捕的领导人开始从监狱里继续指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进行斗争。这种领导工作做得很成功。尽管社会民主党2月21日还能够组织二十万人的反共示威活动，但是共产党的群众影响还是与日俱增。^[14]
　　不过这种群众影响还远远不是那么有组织的影响。从党成立到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前后只有几个月时间。当时党员的人数很少。即使有比这更多和更有水平的布尔什维克，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也不可能从组织上彻底加强如此广泛而迅猛发展的群众影响。尽管如此，匈牙利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仍然能够使党至少在布达佩斯和一些工业中心把政治影响扩大到最广泛的群众中去。这首先是因为匈牙利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已经十分明确，只有首先在大工厂和工会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才能取得对工人的影响。匈牙利共产常的工厂和工会工作也不仅仅表现在决议中，而是实实在在地反映在实践活动中。
　　地方组织在共产党内的作用很小。大部分宣传和组织工作要靠工厂党组织来做。（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工厂党组织叫做支部。）共产党的整个宣传队伍几乎没有一天不就某个重大事件在大工厂里号召工人们起来斗争。所谓的“飞行宣传小组”也深入到一些还没有联系的工厂，有时站在工厂大门口，等工人下班后举行“飞行集会”。从建党到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四个月的革命斗争时期里，工人每一次采取群众行动时，他们的要求都是共产党员拟订的，站在他们前列的都是共产党小组。党对每一个局部要求都作了最周密的考虑，并且在争取政权的斗争口号下统一地都署每一次局部行动。
　　匈牙利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扎根在工会中。不论是工会的官僚集团还是政府的权力，都无法把它挤出工会之外。觉经过坚持不渝的斗争，挫败了工会官僚集团把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挤出工会的意图。党的领导中的少数人曾主眼象斯巴达克派那样抵制工会，但是党的领导中的多.数人坚决反对这样做。
　　站在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士兵后面的，是强大的工人和贪苦农民群众.而匈牙利资产阶级这时唯一有组织的群众基础几乎只有社会民主党一家。资产阶级面对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和为政权而斗争的工人，腹背受敌。

匈牙利革命时刻的阶级力量

　　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以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已经开始在反共产党和在某些问题上也反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下进行组织工作。由于战争的破坏，大地产和大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已经被打垮。它们失去了同自己昔日的群众基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一的大部分社会关系。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的时候，旧匈牙利的各个统治集团都联合在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卡罗伊党内。这些集团没有群众基础，是一些失去了自己独立地位的集团。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惧心理，卡罗伊政府的动摇犹豫，以及作为政权代表的民族委员会^[15]的无能为力，很快就在卡罗伊党内引起了分歧和矛盾。一小撮旧政客，其中有贝特兰·伊斯特万伯爵、鲍加尼·蒂沃德尔伯爵和洛瓦希· 马尔顿等人，竭力想把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他们企图尽快地召开国民议会，以此来阻挡革命向前发展。一部分军官在匈牙利现在的总理根伯什·久洛的领导下，也同他们站在一起。这些人力求把自己打扮成为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所宣传的保持大匈牙利领土完整口号的唯一代表。教会的反动领导机构、高级神职人员也出来支持他们。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反革命集团开始组织自己的群众队伍。他们努力建立自己的组织——“觉醒的匈牙利人”^[16]。这个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失败后拥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支持者首先是从协约国部队占领区述出来的官吏、学生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匈牙利共产党及时地发觉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性.怛是社会民主党——不管是坐在部里的部长们还是整个领导层——却竭力在群众面前贬低它的作用，尽管这场反革命运动不仅反对共产党，而且也反对他们的“过头民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也参加了反对反革命组织的斗争，并使它们无法在首都和其他工业中心进行任何群众性活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时，小资产阶级也四分五裂。民主党的老领导人瓦若尼·维尔莫什还在战争时期就已经用自己极端的战争政策和极端的哈布斯堡主义政策分裂了小资产阶级。在雅西·奥斯卡尔部长的领导下，一批weltfremd^[17]政治上亳无经验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组织到激进党内来。为了争取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争取职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卡罗伊党、激进党和社会民主党展开了斗争。其结果是，社会民主党在首都取得了胜利，卡罗伊党则在外地得胜。激进党在这场斗争中发生分裂，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就已自动解散。
　　卡罗伊党成了上层和中层农民的集聚地。大部分官吏也被迫参加了卡罗伊党，但是他们并不信任它。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两千万人口的匈牙利的分裂是卡罗伊的罪过，就只因为这一条，他们也不愿真心支持卡罗伊党。他们还认为这个党软弱无能，因此更对它不信任。他们觉得，在这个党的内部和背后，既没有力量能够反抗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罗马，以维护匈牙利的完整，也没有力量能够对抗工人阶级，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反革命把反对共产党的主要希望寄托在社会民主党身上。大批小资产阶级、职员、官吏和军官拥进了社会民主党。武装力量（警察和宪兵）的中层和下层也挤进社会民主党，企图以此来逃避在战争期间积聚起来的群众愤怒情绪和群众报复行为。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也在进行斗争。这种局面彻底削弱了社会民主党。
　　产业工人、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在对那些充斥社会民主党并被社会民主党作为依靠对象的资产阶级和官僚分子进行阶级斗争。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僚集团。社会民主党左派虽然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手段来煽动反对和迫害共产党，但是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他们也大大促成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由于内部分裂而丧失对群众的影响。
　　在群众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不得不表示，如果社会民主党不能在国民议会内取得多数，它将解散国民议会。这种做法一方面吓坏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却给了共产党以反对国民议会^[18]、宣传苏维埃政权的武器。在这段时间里，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中间派加强了革命运动。他们的作用在于他们常常违犯自己的意愿去削弱反革命，打击反革命的行动能力。
　　匈牙利资产阶级这时还无法争取到国际上对反革命的支持。在国际上，社会民主党是主张保持匈牙利领土完整和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族劳动者进行残暴民族压迫的反革命集团的唯一希望。在各次旨在恢复第二国际的国际会议上，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总是极力想使作为战胜国的协约国的同志们“看清形势”。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而且在它胜利之前就已忠实地支持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还为他们在维也纳提供了完全自由的避难场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这时正忙于镇压本国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德国资产阶级把匈牙利资产阶级看作是不忠诚的盟友。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奖励卡罗伊·米哈伊在战争时期的亲协约国立场，从一开始就不给他以任何支持。周围各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都在同匈牙利资产阶级打仗。
　　大部分产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想把刀子架在资本主义的脖子上，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农业雇工和农业工人开始占领大地产，因为卡罗伊政府不敢下决心把大地产的土地分给他们。拥有少量±地的贫农和中农，甚至很多富农，也要求把大地产的土地分掉。
　　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已经完全瘫痪。工人在一系列外地城市赶走了临时政府的政府委员和官吏，建立了处理日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民族委员会连作为影子政权也不复存在。它原来想按照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样子，以所谓“工会军队”的形式重新组织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影响，他们这个计划未能得逞。一部分警察、宪兵和其他武装部队在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恐惧之间动摇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支持政府。
　　这就是匈牙利资产阶级面临抉择时的形势。资产阶级要就是放弃政权，使协约国及其仆从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得利，要就是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也象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一样面临这种抉择。
　　正如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最杰出、也是最危险的人物库菲·西格蒙德所写的那样，这种不得已的抉择是在“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社会民主党“或者起诺斯克的作用或者向共产党人投降”的形势下作出的。
　　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没有对匈牙利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采取诺斯克的办法，那只是因为它当时已经没有这种力量。社会民主党不能起诺斯克的作用，并不是因为缺乏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胆量，而是因为缺乏有组织的武装力蚩。正因为这样，所以当资产阶级面临放弃政权问题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不得不签署不仅得到年轻的共产党、而且还得到广大工人群众和大部分武装力量支持的布尔什维克纲领。站在共产党纲领后面的是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力量，而这时的资产阶级却遭到协约国帝国主义军队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压力。
　　匈牙利资产阶级是被战败的中欧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倒坍的支柱，它现在试图转向协约国帝国主义，以求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它得到的答复是维克斯照会，是瓜分匈牙利，是剥夺匈牙利资产阶级对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于是匈牙利资产阶级试图用“亲东方政策”来回答维克斯照会。但是它已经不能作为统治阶级这样做了。它没有这种力量。它的力量已经被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困境剥夺了。社会民主党对维克斯照会的答复是接受共产党的纲领，这就等于它采取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也是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实现这个转折的，一方面是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受共产党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革命运动的压力。
　　总之，这就是匈牙利无产阶级不经过武装起义就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原因和基础。没有举行武装起义，但并不是没有掌握武装和没有进行武装斗争。资产阶级并没有把政权作为礼品送给工人阶级，而是被迫放弃政权，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保住政权。

我们为什么未能利用自己的胜利？

　　匈牙利共产党没有犯在政权的大门口畏缩不前的错误。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当社会民主党同意实现共产党的纲领、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我们回答说，再等一等吧，等到我们能用武装打开已经敞开的政权大门时再说吧，那将是教条主义的愚蠢。德国斯巴达克同盟的一些领导人事先和事后都向我们提过这样的建议。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决不会帮助匈牙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它只会使共产党在群众面前威信扫地。
　　但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是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我们把社会民主党领袖口头上承认共产党的纲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看作是真实的态度。毫无疑问，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失败不仅是共产党领导人主观错误造成的，而且也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和阶级力量对比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犯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并由此而放弃共产党独立性的错误，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的阶级力童对比是可以变得有利于匈牙利无产阶级、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
　　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使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有组织的领导力量。这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把以后斗争过程中在劳动群众间必然会出现的动摇不定，带进了对政权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中。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一年之后，列宁在下面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错误：

　　“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维也纳出版）上的许多文章揭露说，这次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党人'的叛变，他们在口头上已转到了库恩·贝拉方面并且自称为共产党人，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而是动摇不定，犹豫畏缩，甚至逃到资产阶级方面，有些则公然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包围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即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会利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政府内部的这种动摇不定，假手罗马尼亚刽子手残酷地扼杀了这个政权。
　　一部分匈牙利社会党人已真诚地转到库恩·贝拉方面，真诚地宣布为共产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一个‘真诚地'宣布为共产党人的人，若不真正实行强硬无情、坚定不移和大无畏的英勇政策（只有这种政策才向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相称），而是动摇不定和犹豫畏缩，那他就会由于自己的意志不坚、踟蹰不决和优柔寡断，而象一个公开的叛徒一样犯下叛变的罪行。”^[19]

　　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首先是那些建党前就在苏维埃俄国从头到尾上过布尔什维主义学校的至少是低级班的人）毫不动摇地和坚定不移地主张建立独立的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不管他们是右派还是中间派。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战争期间就已经与卢森堡主义者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他们不理解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必要性。然而当我们面临新的形势，要在实践中针对社会民主党关于两党合并的建议贯彻这个原则立场时，我们却未能按照马列主义的方式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一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共产党及其领导层是由各式各样很不同的人组成的。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建议，因此他们本来就反对建立共产党，他们希望从内部来改变社会民主党，认为共产党成立得过早了。另外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工团主义的“考虑”，认为无产阶级的团结既然将在苏维埃的范围内得到恢复，共产党也就没有必要存在。还有些人在两党合并之后反对合并，他们的主要考虑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应该接管政权。务实主义的想法（主要是我的想法）则从一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设想出发，同意两党合并的建议。这种策略设想是：同已经打到东加利西亚的俄国红军会师后（据电台广播，苏维埃俄国红军的先头部队于11月18日^[20]已进入塔尔诺波尔城），就可以着手把那些最不可靠的、没有象极右派那样退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清除出党。这种策略不是马列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可能设想出来的。这种可能性可能会出现，但是也可能不会出现，而后来确是没有出现。总之，这次合并反映了年轻的、缺乏必要的革命经验的、在原则上和理论上还不够坚定的共产党领导骨干的政治动摇性。这种动摇性是由于没有很好地研究和认识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它的中间派的作用。
　　我们犯的其他错误（特别是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未能经受得住协约国帝国主义优势兵力的打击。然而关键性的错误是我们没有利用好通过争取群众迫使社会民主党屈从于共产党纲领，和同意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取得的胜利，结果弄得我们无法在反对国际和国内反革命的斗争中使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变化。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四个半月当中，在合并起来的党的内部和苏维埃政府内部，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大部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这场反对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斗争。除了一、二人外（尤其是瓦尔加·耶诺），甚至最左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仍然起着过去的作用。首先是他们在阻挠共产党人孤立最动摇不定的和最故对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据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回忆录透露，他们之中的个别人还参加了武装清除共产党人的阴谋活动。在合并起来的党召开的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分裂，而这些左派分子却背弃了共产党人，支持“团结”实际上则是站在社会民主党右派一边。
　　我们共产党人，尽管没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俘虏，也没有把所谓的“团结”看作是真正的团结，但还是幻想通过说服的办法来清除中间派的动摇，使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
　　我们虽然开始晚了，但毕竟还是开始了秘密组织和联络新共产党干部的活动。在这项工作中，支持我们的不仅是那些拥有最大影响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有许多在3月21日以后才接受共产党纲领的工人领导者。这个可能成功的尝试只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倒台才最后失败。
　　没有充分利用击败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形势，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这两个基本原因在当时的国际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坚持四个半月后最终还是失败。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斗争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重大的教训，首先是在评价共产党领导作用和揭露社会民主党历史使命方面的教训。列宁和共产国际把这个重大的教训变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匈牙利共产党在斗争中记取和吸收了这个重大教训，经过长期的、困难的内部斗争，克服了不幸的派别活动，又站到了群众的前列，重新广泛而深入地把自己的根子扎在具有光荣的过去、战斗的现在和辉煌的未来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群众之中。

《纪念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帕勒斯印刷厂，布拉迪斯拉发，.1934年，第2—15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317-335页。

^[1]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94页。

^[2] 列宁，《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39页。

^[3] 印刷错误。应为“无产阶级革命”。

^[4] 应为维克斯中校。

^[5] 见第一部分注[163]。

^[6] 指林德尔·贝拉。他于1918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任国防部长。

^[7] Modus Vivendi意为生活方式、权宜之计。这里指调和各种不同利益或保证两种矛盾因素并存的临时性的妥协解决办法。

^[8] 鲍尔道·奥尔贝尔国防部长由于采取了反动措施而被士兵要求辞职。鲍尔道想裁减由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士兵组成的各团编制。此外，他还开始组织反对革命力量的特别警备营和军官团。

^[9] 1919年2月1 日，匈牙利共产党号召布达佩斯工人住宅区的居民拒绝交付到期的房租。

^[10] 事件事实上发生在1S19年2月20日。

^[11] 正确的日期是3月23日。

^[12] 1919年3月18日，五千多工人为纪念巴黎公社在切佩尔岛举行集会。与会者以极大的热情通过了决议，宣布他们加入匈牙利共产党，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3] 伯姆·维尔莫什：《在两个革命的烈火中》。慕尼黑，《文化政策》9 1923年，第187期。

^[14] 1919年2月21日，社会民主党组织反对共产党的示威游行。《人民之声报》1919年2月22日的文章没有具体讲参加这次示威的人数。

^[15] 1918年10月25日，匈牙利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卡罗伊党、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民族委员会的纲领声明要求匈牙利脱离奥地利（但是保持哈布斯堡皇族的统治），立即单独缔结和约，实行平等的、秘密的普选制，进行土地改革，匈牙利各族在匈牙利国家范围内实现自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委员会建立了政府。民族委员会于 1919年3月20日解散。

^[16] “觉醒的匈牙利人协会”是极端的反革命沙文主义组织，它于1918 年11月开始组织，1919年1月成立，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它是霍尔蒂政权的支柱之一。

^[17] Weltfremd 意为脱离世界、脱离生活。

^[18] 卡罗伊政府宣布于1919年4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匈牙利共产党号召工人抵制国民议会选举，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

^[19]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21- 322 页。

^[20] 正确的日期是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