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十周年

一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大家明白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意义，尤其懂得了“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1]（列宁）
　　同样，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从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角度出发，来回顾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评价它作为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举行的总演习的历史意义。如果要象列宁那样，在1905年革命失败的血泊中同时看到失败了的革命所创造的划时代成就，那就不仅需要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念，而且需要最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个成就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苏维埃。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一系列特点的特殊经验还需要经过新的历史考验和检验，但是，对于它的国际意义，在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但然可以引证列宁的话来作出评价。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两天，1919年3月23日，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

　　“在此以前，苏维埃政权仅仅在内部，在加入前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中间取得了胜利，在此以前，那些特别保守的、具有旧思想习惯的目光短浅的人（尽管他们也属于社会主义者的阵营），以为只是俄国的特点才引起了这种向无产阶级苏维埃民主制的突然转变，以为这一民主制的特点也许就是沙皇俄国旧日的特点在凹凸镜中的反映。如果在此以前这种见解还能站得住脚，那末，现在它已彻底破产了……人们曾经说我们是掠夺者;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资产阶级和它的大批拥护者一味说我们的革命是‘暴力'和'掠夺'；在此以前人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靠暴力维持的（我们已一再证明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如果这种谬论在以前可以一再重复，那末，现在匈牙利的例子就要使这种论调休息了……匈牙利革命的困难是很大的。这一比俄国小的国家也许更容易被帝国主义扼杀。但不管匈牙利面前有什么样的困难，在这里，除了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以外，我们还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最激进最民主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都承认，在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当一个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面临新的战争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承认，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不能有别的政权了。”^[2]

　　共产国际是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即匈牙利苏碓埃共和国建立前两周成立的。^[3]共产国际成立的世界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实现马克思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4]（列宁）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共产国际实现其世界历史任务的第一步。从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前景出发来看，这无疑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意义。

二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教训——这些教训首先是由匈牙利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和共产国际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中得出的——不仅是匈牙利的，而且也是整个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公共财富。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首先在于，与十月革命之前发生过1905年革命的情况不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未曾有过一次“总演习”匈牙利共产党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四个半月成立和开始斗争的。党在那样的工人群众中开展积极的革命宣传活动，他们虽然不乏革命精神和革命愿望，但没有任何革命传统，是在改良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匈牙利工人运动不仅一般地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未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和旨在解决哪些问题的愿望，促使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走向革命。在这个经济和政治的许多方面与沙俄结构相同的国家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从来不会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革问题，自然更不会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它来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统治地位也是个陌生的问题。它是没有议会席位的议会迷。它为工人阶级提出的目标是，在保持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同时实行民主改革。
　　1918年10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不是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最多只是经过一定犹豫之后批准了这次在战争破产后出现的革命。但是，为了防止这次革命，它却竭尽了全部力量，直至在为消灭革命而筹建的政府中承担主要部长职务。革命唯一可以依靠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并且同参加军队的农民群众一起，在缺乏领导的情况下，推翻了哈布斯堡的统治。战争造成的破产使匈牙利资产阶级几乎完全埋没在旧匈牙利的废墟中。对于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阶层来说——对于半封建阶层来说自然也是这样，——战争的失败是真正的民族的失败。不仅他们压迫异族的可能性随之消失，而且预计相当一部分匈牙利族人要处于异族的压迫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成了匈牙利资产阶级的救生圈，甚至成了封建残余的代表、还未完全靠拢资本主义的大地主阶层的救生圈。起先，还未做好革命准备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承担了这一任务，在“革命民主”中继续执行甚至发展了战争时期的阶级合作政策，它自然不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正由于资本主义当时的发展程度——也是半封建残余的捍卫者。革命爆发后不久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使那些不愿意拯救匈牙利资产阶级和半封建阶层统治的工人群众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由于年轻的共产党进行了宣传，苏维埃政权和武装起义的口号以令人晕眩的速度飞快传开，并且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和战争造成的破产已经彻底破坏了武装力量，但是，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使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了。唯有社会民主党可以向资产阶级提供保护，但是，社会民主党本身远非一致。社会民主党的群众，甚至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一部分在专政失败以后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干部），虽然犹豫动摇，但并不甘愿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之所以出现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这个致命错误，一方面是因为匈牙利共产党——尽管它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还是一个年轻和缺乏革命传统的党3另一方面还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还未发生明显的分化，党员群众和党的领导干部中还有许多革命分子。但是，首先是“联合的思想”阻碍了他们的彻底革命化。
　　在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总的来说共产党——尽管它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在俄国革命中获得了经验——并没有正确地看到党在革命中的作用。此外，共产党在它四个月的活动期内，几乎没有提出——更不用说在理论和政策上解决——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农民问题。
　　这两种情况产生了革命的两个根本性错误：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和教条式的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处理农民问题，后者使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失去了农民这个最重要的革命后备力量。这两个错误都是致命的错误。

三

　　除去这两个错误外，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其他许多特点；不具体分析这些特点，就无法理解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当时，不仅对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究们来说，革命的胜利也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疑团。关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19年3月24日德国共产党领导人鲍尔·利瓦伊^[5]在德共的一张地方报纸上写道：

　　“在匈牙利，以苏维埃政府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场新的革命，不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同匈牙利资产阶级和反动大地主进行战斗取得胜利的直接奖赏。它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失败的结果，而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形容词了——腐败的结果。”

　　这位心地善良的叛徒——他在说资产阶级腐败这句话以前还要请求得到原谅——即使在距离匈牙利革命很近的地方，也没有想到必须对这场革命的特殊条件和形式进行分析。然而，匈牙利革命胜利的具体条件同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之间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一个有责任从最近的地方支持匈牙利革命的党的领导人本来无论如何也应该对这些区别进行分析的0
　　的确，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最后行动不是武装起义。但是，这远不是说，夺得国家政权不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首先是城市无产阶级，但也包括一部分农业无产阶级——同确实是腐败的和几乎完全失去保护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工业工人阶级武装占领了工厂和庄园，并用武力赶走了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人。在外地——包括城市和乡村——，工人阶级同国家政权的残余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需使用武力，因为资产阶级只能依靠社会民主党来保卫自己，社会民主党则不能起诺斯克的作用，因为，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民主党没有分化，因而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人群众。匈牙利和俄国革命胜利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武装起义的结果，另一个则不是。两次胜利——在完全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都是由哪一个阶级手中拥有更多的武器这一点来决定的。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俄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爆发时还拥有较多的武器，因此，比起匈牙利资产阶级来，它的反抗也要大一些。两次革命的共同点是，进行革命的国家的国际形势都能对国内形势产生有利于革命胜利的良好影响。尽管国际形势在两次革命期间截然相反，但它在两国都同样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分析两次革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可以从中看到匈牙利革命胜利的特殊条件。
　　列宁曾经认为，建立苏维埃同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的可能，大大减少了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困难。十月革命遇到的是帝国主义战争，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则是帝国主义和平通令结果所引起的群众情绪。结束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和平，对帝国主义和平通令的反抗——尽管它们本身是矛盾的——把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曾使农民在一个时期内站到革命一边。在匈牙利，资产阶级，但首先是民族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中间阶层，期待布尔什维克来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平通令的斗争，这就削弱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抗。这一重要的国际因素对工人阶级本身也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当然，共产党的群众不是工人贵族组成的。但是，在众所周知的维克斯照会投下了帝国主义分割匈牙利的阴影后，工人贵族的某些阶层也站到共产党一边来了。这些阶层为国土被分割可能造成的后果，为工业地区，特别是原料来源地并入其他国家而感到不安。共产党一刻也没有陷入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气氛中，它竭尽全力并且成功地揭露了对威尔逊主义和第二国际社会和平主义的幻想。与此同时，它既最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平，也最坚决地反对致力于匈牙利的所谓领土完整及维护压迫别人的匈牙利统治，而社会民主党则是这方面的一个鼓吹者。共产党在宣传活动中强调，它反对一切旨在损害民族自决权的战争，并全力瓦解被社会民主党的国防部长派去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占领军以保卫临时分界线的部队。匈牙利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协约国倾向和社会民主党中突然出现的社会和平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平通令的事实面前道到了破产。这一状况一时曾使所有动摇的阶层站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大的敌人之一——爱国主义、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被清除了，因为，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一部分也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身上看到了组织反抗帝国主义和平的唯一希望。同社会民主党事后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倒是一度真正陷入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泥潭——和利瓦伊之流的咬文嚼字相反，列宁曾经对匈牙利革命胜利的这种特殊条件作过分析。4月4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所作的报告中曾经指出：

　　“匈牙利革命的发生是异常独特的……匈牙利无疑还得经历一场艰苦的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英法帝国主义者这群野兽曾预察到匈牙利的革命，想扑灭它，不让它诞生，这是事实。我们过去的处境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要苏维埃政权诞生，就必须反对爱国主义。我们曾必须破坏爱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一种极其厉害和剧烈的破坏。”^[6]

　　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方倾向”和爱国主义削弱了从革命内部力量吸取滋养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所遭到的反抗时，在社会民主党迫于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建议联合接管政权时，如果匈牙利共产党拒绝接受政权，那无疑是一种拙笨的学究主义和教条主义。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7]信徒们说什么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暴乱，这只能是造谣诋毁。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立即遇到帝国主义和平通令并且必须同它进行武装斗争这一事实，确实使无产阶级革命面临一些从国际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是严重的而且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同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在两个对峙的——协约国和中欧——帝国主义集团中一个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谈到俄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条件时，列宁曾经明确指出，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俄国坚持下来，是因为当时可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相互进行的生死决斗，利用它们无暇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维埃敌人这一点。^[8]然而在德匈帝国主义失败以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处境并非如此。列宁预见到帝国主义战争后果所造成的这种危险，并且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以后立即注意到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胜利和战争结束将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危险。这一状况在三个方面影响了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在战争中被弄得精疲力尽的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很难再忍受一场新战争的苦难，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出于爱国主义的激情，不仅希望出现一次战争，而且还想取得对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并把它变为一场全民族的战争。在战争中疲惫不堪的邻国——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对出现新战争的前景惊惶不安7他们不仅不去支持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尔和谢德曼之流竟然利用由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红军向前推进而西移的布尔什维克危险向协约国讹诈的做法，表现了漠不关心的态度。新的“战胜国”，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大罗马尼亚的工人，沉浸在民族解放的欢乐之中，并在最大限度上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协约国成功地调动了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大罗马尼亚的军队——过去它们一部分在奥匈军队里，一部分站在中等国家一边对协约国作战——来反对匈牙利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从国际革命的战略角度来看，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完成一项任务，阻止由于胜利而得以抽调出来的协约国军队（弗朗肖·戴斯佩莱伊的巴尔干军队）去攻打苏维埃俄国。而另一项任务，即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西部桥头堡的任务便无法完成了。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由于它的外交政策、军事行动指挥，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这个桥头堡只能是动摇的。
　　俄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狭义上的军事和战略形势截然不同。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在于俄国有“辽阔疆域和恶劣的交通条件”，有可能进行一次持久的国内战争。匈牙利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恩格斯在谈到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已经指出了匈牙利革命由于国土面积小而面临的困难。^[9]不过当时恶劣的交通条件对匈牙利革命军是有利的，而且它的军事活动基地又至少比1919年匈牙利红军的军事活动基地大一倍半。国土面积小造成了不可克服的战略困难。1848-1849年科苏特在放弃布达佩斯以后还能继续进行和组织战争；而在领土缩小了的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失守无论在政治上（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和军事上（布达佩斯是军事工业的基地）都无异于革命的失败。革命爆发之初，北方的前线阵地离布达佩斯即只有二至三天的行军路程；东线，在罗马尼亚部队首次向前推进以后，也不得不把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阵地后撤到与北线离首都的距离相同的地方。此外，同俄国的情况相反，对苏维埃匈牙利发动的战争一开始就是由正规军进行的，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革命还未能打破军官阶层之前，就在红军中广泛使用军事专家。
　　最后，俄国同匈牙利的农民状况不同，是它们之间的第四个区别。匈牙利农民同俄国农民的客观历史状况不同，使作为革命主观因素的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犯的错误更加严重。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一在于农民中曾经有过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同时，无产阶级可以从农民党，从社会革命党^[10]那里——它的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接过农民的革命要求，并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立即予以实现。毋庸置疑，而且必须反复强调，当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要农民在分配土地和维护农业大企业之间“作出决择”时，它是犯了致命错误的。苏维埃政权力图保证对城市的食品供应，是发生这一致命错误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专政想按照“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把资本主义的和半封建的大土地都直接引入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农民发生了分化，匈牙利的客观形势同俄国的不同。因为农民的分化，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不是所有农民都站在革命一边的。早在那个时候，富裕农民、中农的上层和农业无产阶级长工、短工之间已经在土地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大地主家里的长工希望阻止通过分配土地的办法使他们赖以谋生的大土地转到占有土地的农民手里。但是，共产党人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也不给长工分配土地，而是把大土地留作“生产合作社”，实际上成了高度集中的苏维埃经济。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从前在地主庄园里扛活的长工，即使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也不太看得到革命带来的变化。他们觉得革命以后自己成了“国家的长工”。从历史上看，匈牙利的农民也同俄国的不同。革命时期匈牙利农民未曾有过象列宁所说的那种社会革命党。匈牙利农民中间也未曾出现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更没有出现过在其他力量领导下的、象二十世纪初或1917年在俄国农民中出现过的那种为获得土地而开展的广泛的革命运动。由此可见，不仅由于主观错误，而且由于客观条件不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遇到的困难比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遇到的要大。
　　所有这些区别使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在迈出胜利后的第一步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客观困难。但是，这些客观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和当时西边最邻近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诸如德国的利瓦伊和奥地利的鲁特·菲谢尔和斯特拉塞，说什么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早在发生前就被判处了死刑。这是一种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灰心失望的观点。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时的国际条件下，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束，任何一个国家的苏维埃政权都不可能有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刚爆发后所有过的那种有利形势。但是这只能意味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更需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刻不容缓和直接的援助，意味着如果没有这种刻不容缓和直接的援助，它要比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更难坚持下去。

四

　　但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形势对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完全不利。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对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更为不利。1919年3月18日苏维埃俄国红军的战报说，红军的精锐部队已经占领了塔尔诺波尔（这对社会民主党及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情绪、它们的“东方倾向”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o1919年4月4日列宁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信中为东方战线发出了警报。他写道：

　　“东线的情况极端恶化。高尔察克今天占领了沃特金斯克工厂，布古尔玛即将陷落，看来，高尔察克还会继续前进。
　　情况十分危急……我们请彼得格勒的工人把一切都发动起来，动员一切力量去支援东线。
　　东线的工人士兵将自筹给养并寄粮食给自己的家属。而主要的是那里决定着革命的命运。
　　那里胜利了，我们便可以结束战争，因为那时白党再也得不到外援了。在南方，我们已经接近胜利。只要南方没有获得完全胜利，就决不能从南方抽调兵力。”^[11]

　　所有这一切为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形势增加了困难，尤其是因为大家把匈牙利革命的命运寄托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红军身上，寄希望于同红军会合。小资产阶级的种种愿望，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革命所持的NEUTRALITA，S态度^[12]——起初甚至是善意的NEUTRALITA，S态度——也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在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上，这一点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曾经指望，可以在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红军部队会合以后把最动摇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从苏维埃政府和合并后的党的领导中清除出去。但是，情况并不如此，这就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首次动摇。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由于俄国红军部队在西南战线上失利（格里戈里也夫的叛变）和佩特留拉及邓尼金部队向前推进的结果，从东面和西面获得援助的希望日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中出现的动摇加剧了。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在被帝国主义军队（北面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东面为罗马尼亚军队，南面为南斯拉夫和法国军队，西面为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苏维埃国家周围，在敌军背后，只有一些共产党小组在进行除了宣传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的援助活动。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农民政策上的错误以及封锁，在内部日益为民主反革命准备了条件。国内政策上的错误使无产阶级革命生命短暂，并且削弱了它的抵抗力，因而它无法坚持到渴望已久的国际无产阶级援助到来的时候。
　　这样，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四个半月的斗争以后，这场新的革命成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但是，纵然失败，它也仍然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那样，是“中欧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不管革命的DEFETIZMUS^[13]说些什么，也不管壮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如何宣传，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在白色恐怖的匈牙利，革命的、新的幼芽正在从经过剪枝的树干上萌发。正如匈牙利雅各宾主义者在监狱的墙壁上写的那样：“LAETIUS EX TRUNCO FLOREBI”。^[14]

《新三月》（维也纳）特刊，1929年8月，第9—17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90—203页。

^[1]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9页。

^[2]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94—195页。

^[3] 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

^[4]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5页。

^[5] 鲍尔·利瓦伊（1883—1930），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6] 列宁：《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状况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38—239页。

^[7]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个改良主义中间派。

^[8] 库恩·贝拉这里只引述了列宁这段话的大意。列宁这段话的原文是：“但是，我们竟能在十月革命后存在一年，这多亏国际帝国主义已分裂成两个强盗集团——英法美强盗集团和德国强盗集团，他们正在进行殊死的搏斗，无暇顾及我们”。见列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37页。

^[9] 参见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04-206页。

^[10] “社会革命党”是1902年由各个民粹派小组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其政治纲领是，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它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其左翼在1917年秋脱离该党，并在1918年3月以前同布尔什维克党一起参加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社会革命党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并站到反革命分子一边。

^[11] 列宁：《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44页。列宁这封信写在1919年4月10日，文中提到的日期有错。

^[12] NEUTRALITAS意为：“中立”。

^[13] DEFETIZMUS意为“鼠目寸光”，“灰心失望”。

^[14] LAETIUS EX TRUNCO FLOREBIT大意为：“叶茂枝密”。匈牙利雅各宾运动参加者之一索劳尔齐克·山道尔在布达监狱的墙壁上画了一棵“自由之树”并题词“叶茂枝密”树枝上写着运动的其他成员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