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农民学习！——就农民问题向工业工人进言

向农民学习！

——就农民问题向工业工人进言

　　对于工业工人来说，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中，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其中最宝贵的教训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任何多少有点觉悟的匈牙利工人——他们有的是共产主义者，有的正在成长为共产主义者——都知道并且承认，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为数众多的工业工人阶层同时也知道，在工农联盟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在这两个劳动者阶级的联合斗争中居领导地位的也是无产阶级。至于有组织的共产党人和那些只是因为找不到转入地下的匈牙利共产党组织而还未入党的人，他们自然还清楚，在领导劳动农民的工人阶级中，掌握领导权的是共产党。
　　现在的问题是：仅仅知道这一些是否足以使共产党人能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基于相互信任的、持久的革命联盟？仅仅知道这一些是否足以使工人阶级担负起领导农民的责任？（为了实现这种领导，还必须先把贫苦农民从大地主手中解脱出来。大地主在中等地主、封建贵族知识分子、富农、“穿皮靴的”小农党软骨头议员和“着长裤的”富有小农的帮助下，用农民的血汗编结起来的缰绳，紧紧地羁勒着广大贫苦农民。）是否足以使共产党人去执行符合农民利益的正确政策，并依靠正确的农民政策在贫苦农民中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建立和巩固工农革命联盟？我们的回答是：仅仅知道这一些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为了证明这点，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不必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事例。只要看一看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农民政策，便一目了然了。

匈牙利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的工农联盟

　　在掌握政权以前，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时，匈牙利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中也不乏工农革命联盟的口号。下面引述的一段话就是证明：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造成的。它同时在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之间筑起了隔墙。无产阶级只能在为反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而进行的直接政治斗争中推倒这座隔墙。”^[①]

　　许多迹象表明，匈牙利共产党通过在掌握政权以前大力开展的仅仅四个月的宣传工作——包括工农联盟的口号和宣传以革命的方式占有土地——争取了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自己的同情。（在1919年1月举行的农业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未经任何准备，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共产党小组；到过俄国的农民早在掌握政权以前就已经在许多乡村里起着领导作用；在波特罗格戈兹，鲁斯^[1]，豪伊杜夏格和其他一些地方，成立了共产党的农民组织，并通过革命途径占有了土地。）
　　但是，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匈牙利革命的第二阶段时，苏维埃政府拖延了几周，迟迟不解决土地问题，此后在解决土地问题时也没有满足农民的目标和要求，没有把大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这一切表明，无论在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中，还是在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中，工农联盟的革命口号都没有得到由于其重要意义而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中得到的地位。
　　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不仅没有加强正在形成中的工农联盟，反而导致相反的结果，把农民从工人阶级推向反革命。这一政策的错误根源在于：
　　1.对政权观点的重视不够。苏维埃政府把“农业生产连续性”的观点（正确地说，不是观点，而是幻想）置于现实的政权观点之上。现实的政权观点要求用分配大土地的办法去满足贫农的利益，从而便获得土地的农民群众感到，竭尽全力维护苏维埃政权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把大土地收归合作社企业亦即实际上交国家经营的做法，甚至使大庄园里扛活的长工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革命的变化仅仅在于使他们“从地主的长工变为国家的长工”。在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中间，不分配土地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而且使他们得出这样的印象：无产阶级国家甚至还想没收他们的土地）。
　　2.共产党人——更不用说社会民主党人了——总的来说不够重视农民在匈牙利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和意义；没有意识到农村居民占匈牙利全国人口的大多数。
　　3.苏维埃政权轻视农民的革命价值，农民革命化的可能性，以及这一可能性的广度。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出现分化的基础，只在农业工人、短工和长工中间寻找同盟者，从而大大缩小了革命的后备力量。苏维埃政权把半无产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只当作商品生产者，认为他们出售产品，因而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消费者的利益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身上只看到那些把他们同无产阶级隔开的东西，而没有意识到，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匈牙利统治阶级据此制定的政策，百年来的联合压迫和剥削，已经使这些阶层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而且通过工人阶级相应的农民政策，首先是通过分配土地，这一联盟可以立即在革命中实现。
　　4.对农民的革命价值及其社会地位的普遍轻视特别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工人阶级轻视其同盟者农民在工农联盟中的地位和在联盟内部的特殊价值。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会判断农民在这一联盟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这个原因，除了不分配土地外，工业工人阶级还经常要求采取一些完全无视农民利益的措施，有些地方还制定了一系列这样的条例法令，从而更加不可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联盟。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方法和形式（宣传和鼓动工作）也促进了农民的远离。
　　所有这些错误的理论根据是一个根本上错误的（但在当时可以被理解的）观点：农业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就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机械的和直线的继续。也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应当把经营小生产的农民土地——虽然不是通过私有制的大企业，而是通过国有制的大企业——继续集中起来。^[②]
　　总之，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里，但尤其是在第二阶段里，匈牙利共产党人、匈牙利工业工人阶级，未能赋予工农联盟这个口号以保证其真正实现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内容。他们未能找到接，近农民的政治、经济、宣传方法和形式。这样，也就无法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引导农民作为革命的同盟者和后备力量参加斗争。相反，许多农民阶层成了反革命的后备力量。简而言之，共产党人和匈牙利工业工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没有能够把匈牙利农民领导起来。

如何建立新的联盟？

　　下一个问题是，为了使工业工人在革命的新阶段担当起领导农民的重任，应该怎么办？
　　诚如我们已经从自己的历史中看到，要做到这点，仅仅意识到这样一点还是不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状况，集中在城市的条件，及其组织性和阶级斗争性，使它必然要担负起领导一切反对资本主义——也要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的使命，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农民的领导。不仅如此。要做到这点，即使我们已经汲取了无产阶级专政错误的土地政策的教训并为分配土地而斗争（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即使我们把没收大土地并在农民中间无偿分配以及建立工农联盟当作党和工人阶级的核心口号，也还不够。
　　在匈牙利，工农联盟将不会通过工人党和农民党这两个政党签订协议或结成同盟的形式来实现，而是依靠工人阶级也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依靠共产党人为了两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把它们引向共同斗争而进行的活动来建立。（这当然并不排除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实现某个具体目标上同农民党或其他农民组织结成战斗的联盟。）
　　为了使被社会民主党和各农民政党的政策相互隔离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接近，工人阶级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执行无论在全局或局部问题上，无论在长远或近期目标上都符合贫农利益的政策。这样就可以使联盟的思想在农民中间受到欢迎。当然，也要用认真揭示同农民结成利益集体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的办法，使联盟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间深入人心。在同农民结盟的问题上，除了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接近以外，共产党人和工业工人还有两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争取农民来实现革命的各个目标。共产党人不仅要同农民建立一般性的联盟，还要建立基于革命目标的联盟，即使不会在革命的任何时候都使用革命的急风暴雨阶段的特殊手段，即使只以具体的行动口号提出了革命的局部目标。要以耐心和持久的工作，通过现实事例，教育和说服农民：共产党人指出的革命道路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道路。第一个任务是，使农民相信，工业工人领导农民并非出于某种喜好，而是因为由它来领导农民进行争取土地、工厂，争取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解放，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是符合农民利益的。这就是说，必须早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吹起革命斗争的冲锋号以前，就通过局部斗争和局部要求，建立农民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目标、斗争方法和手段的信任。必须根据专政的经验和教训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信任的气氛。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从不把自己限制在为实现其最终目标而进行的直接斗争上，而是站在群众的前列，通过局部要求和局部行动，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日常要求而斗争，同样，为实现农民的日常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也应该成为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经常性的活动内容。工农秩盟只能通过这种局部斗争来恢复，只有通过在局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信任，联盟才能成为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和战斗的联盟。
　　为了完成上述两个任务，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工业工人群众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已经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经看到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是匈牙利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共产党人和工业工人必须深入研究农民问题的各个细节，必须极其认真地注意观察农民的全部生活表现，从农民结构中出现的每一个变化，直至农民的一切痛苦和忧愁。只有通过这种经常的、深入细致的观察才能判断，才能在现实的试金石上不断检验，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的近期目标和方法是否正确，农民的组织形式以及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和方式是否合适。只有这样，只有运用经过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的工作方法，才能使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要求不仅在农民群众中产生反响，而且还产生农民需要领导、需要有工业工人阶级领导的信念。为了领导农民，工业工人阶级对农民的了解应该胜过农民了解自己。必须深入农民的心灵深处，找到他们具体的日常利益，并通过实现他们的日常利益，逐步地把他们吸引到为实现共同利益进行革命斗争的队伍里来。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我们还缺乏这种认识。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因此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天平称上，远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农民这个秩码，加重了反革命称盘上的分量。为了教育和领导农民，工人必须向农民学习。

《新三月》（维也纳），1925年9月号，第11-16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56-163页。

^[1] 在喀尔巴阡山麓，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①] 见桑托·贝拉：《匈牙利的阶级斗争和革命》

^[②] 11月革命以来，尤其是新经济政策以来的俄国的农业发展表明，农业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不是以通过对农民的剥夺和使之贫困化而出现的企业集中的形式，而是通过把分得了土地、，生活和文化都有提高的农民的各种经济组成合作社的途径来实现。这种经过合作化的途径通向大企业生产的过渡，自然要经历一个相当缓慢的发展过程，而且农民的合作化不应该依靠强制手段，而应该通过显示大企业生产优越性的办法来实现；列宁根据量貌却筮差，在他遗世以特别强调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