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还会发生革命吗？

　　对于我在本文题目中提出的问题，匈牙利内务部长劳科夫斯基已经在国民议会的一片赞同声中以断定的语气作了回答，并且加上了惊叹号。他说：匈牙利永远不会再发生革命！！！^[1]最近几个月里发表的关于匈牙利革命的另一个声明出自原卡罗伊政府的内务部长、科苏特派的议会领袖纳吉·文采之口。他说：我们希望出现一次新的、没有革命的十月。^[2]
　　社会民主党在革命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仅表现为一贯诋毁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6月28日发表的建议取消紧急状态的文章，较为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立场：

　　“采取这种治理方法（即宣布紧急状态的做法），政府将为发生那种它严加防范的事情创造条件，并促进它的到来。”其实——文章继续写道——“政府可以在经济、社会福利和文化领域内做许多事情，以使一切暴力方法和紧急状态的特别权力顿时成为多余。”^[3]

　　内务部长劳科夫斯基，科苏特派的纳吉·文采和社会民主党各自发表的关于革命问题的声明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
　　三者之间只是在反对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区别。如果你不是从前的、现在的或未来的内务部长，在提出匈牙利未来社会的这个根本问题时，你将会注意到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些事实，因为，在过去二十年里它们已经多次对匈牙利的命运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例如：1.兼并波斯尼亚，世界大战的爆发；2.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及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胜利，10月和3月革命的爆发；3.维克斯照会；4.捷克和罗马尼亚围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霍尔蒂上台和缔结特里亚农和约；5.小协约国在布达欧尔什战斗^[4]期间发布的命令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倾覆；6.用放弃对划归继承国的匈牙利族的保护和使匈牙利陷入以史密斯-杰里迈亚统治为象征的半殖民地命运的办法来整顿国家财政。^[5]
　　这些只是国际帝国主义对匈牙利命运产生的影响中的最重要的事实。此外还可以提到贝特兰政府同苏维埃俄国签订条约的事。这个条约本来可以以提供原料和订货的方式使大工业和成干上万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得到开工和工作的机会，但由于英国人的压力，贝特兰政府长期拒不批准条约，致使最后条约没有生效。^[6]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无论革命、反革命或社会的安定局面，都不能使匈牙利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和国际革命的影响。
　　残缺不全的匈牙利不是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整体。自从协约国帝国主义从匈牙利分割了受压迫的非匈民族以及相当一部分受压迫的匈族人也被划归继承国以后，匈牙利虽然确实成了民族国家，但三色民族旗仍然没有在空中飘扬，远方（英国、法国）和近处（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缰绳继续羁勒着匈牙利。它是那条仅仅被苏维埃俄国挣断了的完整锁链上的一环，而且是遭受磨难的一环；这条锁链是国际金融资本以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奴隶主和奴隶以及半殖民地民族的帝国主义体系的形式铸成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决定匈牙利未来，决定匈牙利还会不会发生革命这个问题的，既不是拍着警察、宪兵、海关警官和水上巡捕的佩刀及打着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嘴巴宣称匈牙利永远不会再发生革命的现任内务部长，也不是声言希望没有革命的十月的、革命的前内务部长，那个已经厌恶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这样说就好象要侍者端来不带辣根的小泥肠），也不是相信和宣传在经济、社会福利和文化改良中找到了对付革命的办法的社会民主党（虽然这些改良如果能立即实现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决定这个问题的不仅是内部的革命力量。国际革命力量也将对此发生作用，也将对匈牙利革命是否会起死回生发生影响。
　　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发展预示着新的战争，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事实则指出了新的革命前景。正如过去不能躲藏在碉堡里一样，今后匈牙利也不可能脱离战争和革命而孤独存在。
　　不管劳科夫斯基-伊万和纳吉·文采，还有万察克·亚诺什——如果他还在想什么的话——对匈牙利的前途的想法如何一致，匈牙利社会的各种内部力量同他们的想法并不一样。

匈牙利革命的遗产

　　10月和3月两次匈牙利革命都没有解决任何在革命爆发中起过作用的、匈牙利社会内部的基本问题。10月革命没有解决问题是因为它还不可能提出最终解决问题的要求，3月革命没有解决问题是因为国际帝国主义镇压了这场革命。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成了匈牙利统治阶级和参加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各个阶层的可诅的遗产。这个遗产大致有如下内容：
　　1.政权的结构和形式——当时有产阶级不得不用它来代替在3月革命时期出现过松弛并被无产阶级专政部分地摧毁了的国家机构；开支巨大、坚持独立和过着公开的寄生生活的军事和官僚机构一它是向资产阶级民主迈出任何一步和实现普遍的秘密选举权的主要障碍，此外还有未决的国王问题，哈布斯堡问题^[7]及其国际联系。
　　2.土地问题——革命和反革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由主张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大土地和同它结盟的大工业共同实现的社会安定局面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由于这样，大部分由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只有小部分由小农和富裕农民组成的农民阶级完全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中间拥有土地的那一部分人虽然在战争和革命期间摆脱了债务，但现在又重新开始欠债了。
　　3.已经尝到了政权滋味的工人阶级——它从政权的高峰坠落到完全无权的深渊。这个工人阶级受尽磨难和欺凌，亲身体会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白色恐怖使它产生了复仇的愿望，即使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也不能使它长期昏迷不醒和任人践踏。
　　4.一个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的大地主阶级——它同大工业资本家结合成为金融资本的进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并没有在发展中得到清洗。这些阶级也有自己的革命经验。正因为这样，它们对于一切社会变革和那些希望得到民主的阶层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激烈的反抗。
　　5.城乡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的时候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反革命的时候他们来不及满足自己的要求。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在通货膨胀时期贫困化了，大工业的价格和银行的高利贷使它们丧失了希望，并且感受到金融资本的双重压迫，因为，在革命失败后，它们作为白色恐怖的社会支柱，误以为自己就是政权的主人。
　　6.革命失败后和由于失败而出现的特里亚农和平^[8]——它使匈牙利成为一个对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来说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国家。经济上，由于失去了工业的消费市场和原料来源而丧失了生命力；社会和国内政治上，在统治阶级看来不适宜进行任何民主改革（由于无产者占居民的百分之五十二，贝特兰宣称不可能实行普遍的秘密选举权）；国际政治上，由于居住在割让地区的匈牙利族开展的民族统一运动，对于周围那些大胃口的小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不可能成为同盟者。所有这些使匈牙利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受那些为进行所谓财政整顿而向其提供贷款的国家的摆布。
　　阶级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过种种变化，时而对革命不利，时而对革命有利。但是，那些曾经在3月和10月革命的准备过程中起过作用的种种问题，连同新出现的问题一起，今天95然摆在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面前，期待着人们去解决。

匈牙利民主的命运

　　今天匈牙利社会和政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在自我解答这个问题以前，一步都无法向前迈进，只能无目的地东撞西跌或踏步不前。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舍此工人阶级无法看到自己的前途，如果我们不把前途理解为数一数坎肩上有多少个纽扣，而理解为决定国家的未来、任务，决定行动的方向、性质、方法和形式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话。
　　今天匈牙利的社会和政权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导致同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大土地和大工业统治的完全恢复，并且在外部形式上也表现出来。这一进程意味着，反革命的社会支柱及受其指挥的群众——农民和基督教城市小资产阶级被从最后的权力地位上排挤出去（请看事实：不费吹灰之力镇住了“造反”的小农；在首都，以里普卡——巴尔奇的统治代替了沃尔夫——西帕茨的统治）。这一进程还意味着，由于有产阶级缺乏组织而在反革命时期获得了超越资产阶级专政正常状态的特殊权力的军官团和官僚机构正在倒退到它们在“安定”时期应有的位置上去（请看事实：霍尔蒂对美国记者说，他已经疲惫不堪，不想继续掌握权力，希望去经营祖传的土地一虽然进展缓慢，但已经开始缩减官僚机构）。
　　金融资本想不声不响地进行这场斗争，避免引起任何震动。它之所以要坚持这种斗争方法和斗争形式，即使牺牲象贝尼茨基^[9]那样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政治家也在所不惜，是因为：
　　1.不愿引起已经从权力地位中完全被排挤出去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其他特务部队残余——霍尔蒂摄政宝座的支柱一的强烈反抗。不想把他们变成敌人，而要把他们变成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正是依靠这种办法，使种族主义者的首领根伯什-久洛公开放弃了自由选举国王的坚定立场^[10]）。
　　2.不愿引起公开斗争，不愿扰乱社会的均衡状态，以避免那些曾经在两次革命时期中提出过的，甚至在白色反革命时期也起过一定作用的问题（土地改革，保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受资产阶级损害，行政管理状况，等等）重新出现和尖锐化。
　　4.^[11]不愿工人阶级群众采取行动。因为，一旦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便无法预料它何时结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曾经充当过大土地和大资本的走卒，后来又从走卒变为累赘的民主联盟，其大部分策略也是由这些观点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回到议会去的原因所在（在大土地制度看来，消极就是革命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在绍莫吉——鲍乔问题上^[12]把武器放在脚根边，而且迄今还没有拿起来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活动绝对限制在议会范围内而把大街，布达佩斯的大街（！）拱手让给乳臭未干的种族主义者学生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民主联盟^[13]——包括社会民主党——在首都的代表大会上在“国歌”声中投票选举贝特兰政府的候选人里普卡当市长的原因所在。恢复了统治的大土地和大资本，通过正统王权拥护者瓦若尼和西拉基，对寄生于卡罗伊-米哈伊纲领的、有时装扮成农民代表的、但以出生在大城市的小资产者的蔑视眼光看待农村和农民的科苏特派和社会民主党，规定政治行动的方法、形式和整个策略。
　　可以把大土地和大资本在为完全恢复其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果取的策略简单归纳如下：
　　不要把霍尔蒂从摄政宝座上踢开，只是触动一下他的统治权力。
　　这一策略有两个宣传口号：
　　1.正统主义^[14]，2.民主。
　　正统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口号。如同蒂萨·伊斯特万在战前宣传保卫农业利益（应为：大土地利益）的口号一样，这个口号被称作没有阶级性的、超越政党的口号。其实这个口号首先是准备在有产阶级之间内部使用的。民主起着辅助性口号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也包括社会民主党）拴在大土地和大资本的马车上。蒂萨时代在“保卫民族农业利益”问题上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个策略的拉科西·耶诺在6月23日的《佩斯新闻报》上著文同在戈尔曼德举行的正统主义运动成立大会^[15]唱反调^[16]时，奇妙地把正统主义同民主的口号结合起来了：

　　“……正统主义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宗教派别或经过挑选的党员的某种信仰……即便从人员组成的情况来看，我也不能把戈尔曼德的会议称作成立大会。除了少数城市平民外，出席会议的是一批经过挑选的显贵人物。如果宣布某一运动的成立，它必须是全国性的，要避免任何只让少数人参加的做法。必须AD OCULOS^[17]宣传奥波尼·奥尔贝尔讲过的那句话：只有民族王国才是民主匈牙利的保证……因为国王是主宰一切的，是我们大家的国王，他不仅属于伯爵、主教、反犹太主义者，而且也属于自由主义者，属于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大土地和大资本用民主这一正统的口号代替风行一时的“民族利益”的口号，以控制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包括社会民主在内）。因此，民主和普遍的秘密选举权今天更加遭到了战前和革命前曾经遭受过的命运，成了统治阶级和代表各民主阶层的政党在各种议会和选举问题上妥协的牺牲品。
　　民主和普遍秘密选举权的正统主义的在野派“信徒”们，在进行了短暂的反对派活动以后，在用斧子小心地敲了一两次屋梁以后，便同民主和普遍选举权的正统主义的敌人——贝特兰·伊斯特万及其同伙妥协了。在此以后，摆脱了消极状态的民主联盟在议会里的空泛议论也无法改变那个既不普遍也不秘密的普遍秘密选举权的计划。
　　就是这个策略——它曾经阻碍了工业和农业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阻碍了从匈牙利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和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大土地和大资本的统治——，还有社会民主党在策略问题上等于背叛的无谓行动和无所作为，使普遍秘密选举权和小资产阶级民主的马车重新陷入泥潭（当然，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今天，在发生了两次革命和经历了反革命之后，除了泥潭之外别无去路）。
　　社会民主党这种策略的特点——请他们不要见怪——大致如下：
　　1.完全在城市资产阶级中（但不完全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寻找工人阶级的同盟者。
　　2.完全忽视或敌视农民，甚至敌视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农业居民（小土地所有者、短工和长工、佃农）的利益；只注意城市。
　　3.把整个策略完全建立在议会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社会民主党从来不敢执行一种也适宜于领导农民和小资产分子下层的、有广泛基础的、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政策，而把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在乡村选举时就是这样做的——用于“组织和联合”“可以与之结盟的”市民党。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去组织这种政党，而是以恰当的政策，通过社会团体，使这些群众行动起来，就能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但是，由于组织了政党，这些群众便会通过其上层领导去追随联合起来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并且也把工人阶级引向这个方向。
　　社会民主党向工人阶级提出了社会民主的目标，以代替社会主义。上述策略便是这个目标的直接结果。这个目标的内容是：
　　以“文明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以“依靠特殊手段工作的政权”（甚至也不是以共和国）来代替粗鲁的、强盗式的、并同封建制度残余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和以粗暴手段工作的政权。
　　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依靠他们今天的力量和方法，倒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但那个时候匈牙利缺乏民主条件。今天，通过银行的途径，大土地和大资本的联合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有的磨坊——正如斯泰雷尼·约瑟夫不久前在《新自由新闻报》上写的那样——专供自己的农业企业生产粮食时使用；同时，银行把土地改革看作是损害自己利益的事。当前的问题不是分配大土地，而是如何把没有分配掉的赎买地归还到大地主和银行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不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或策略，已都不能带来普遍秘密选举权，也不能带来民主。
　　匈牙利普遍选举权的再次遭受挫折和民主的厄运证明，下述国际经验是有其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银行资本便把大土地和大资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政党无法消除封建残余和解决民主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只有在那样的政党的领导下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政党的直接目标不会停留在“文明的”资本主义上，它的斗争方法不会限制在“现有合法秩序”的范围内（但也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个工人党不会以小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形式为自己“组织”领导者，而是在革命没有解决的——正如已有先例证明，不通过革命的途径而用其他办法也是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的基础上，在为争取实现从这些问题中引申出来的局部要求而进行的局部斗争中，在城市和农村都把无产阶级团结到革命一边来，同时能够把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被压迫和被剥削阶层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和革命的后备力量领导起来，去反对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大土地和大资本统治。
　　但是，社会民主党不是这样的政党。
　　至于匈牙利社会工人党，虽然它的纲领说它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党，但是，它的政治面目还不够清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显得清楚——，以致还无法判断它是否能成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
　　完全可以肯定，这个为争取民主、普遍选举权和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它的目标和它对斗争手段和方法所持的观点，是唯一适合领导这场斗争的目标和观点。

工人运动的状况及其总任务

　　匈牙利工人运动出现了开始活跃的迹象。工会中的反对派运动正在壮大。有的地方（裁缝，鞋匠）已经学会了如何取得胜利，有的地方（木材业工人，油漆工）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反对派不愿把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从属于一个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的议会政策，从属于为了“联合”可以随时随地停止工资斗争，甚至出卖工人联合权利（在条约中出卖铁路工人和挖土工人联合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工人阶级有一切理由在令人窒息的环境里不允许为了在议会进行合作而牺牲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可能（失业或每周三十至三十八小时的就业时间，与此同时取消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有的地方劳动时间增加到九、十、十一，甚至十二小时；工厂中完全无视小组长制度；相当于和平时期工资百分之五十八的计时工资；消费减少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赤贫化）。
　　自从革命以来，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起着工人贵族作用的受过最好训练的技术工人阶层——它在匈牙利的人数并不众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已地位低落。处在更下层的无产者阶层的队伍有了扩大，特别在新兴的工业部门（纺织工业、化学工业），被大土地从农村赶出来的劳动力加入了这个行列。总的来说，在残缺不全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数字增加了。
　　工会的官僚机构变得庞大了，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消费合作社的各种组织，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从而扩大了它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下层之间的距离。官僚化——工会的官僚机构及其同群众的隔阂——引起了工会分裂的危险。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参加了革命和反革命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有：
　　1.在议会及首都和外地的自治机构中占有代表席位。这在一方面稍为活跃了一下党组织的工作（虽然并没有把它当作专门或主要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党的进一步官僚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在议会中占有代表席位削弱了同群众的联系，增加了党员和担任领导的政治家之间的矛盾（一个议员可以从三、四个地方得到收入，每月达一千五百——二千——二千五百万克朗，而布达佩斯最熟练的工人的收入也不超过二百万克朗）.
　　2.工会领导人和政治领袖们之间的——大部分是私人性质的——团结（这是社会民主党抵抗能力的主要源泉之一），由于成立了议会团和乡议员团，随着党组织的工作出现差别，受到很大的削弱。无论如何已经播下了工会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不和的种子。由于群众的压力，在工会官僚机构中也产生了对把工会利益从属于议会政策的不满。这就必然导致松弛党和工会之间的生硬和机械的团结。
　　3.内部的反对派和一部分老的、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的离开，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力量。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罕见的策略及其缺乏策略，匈牙利社会工人党的成立在组织上分裂了社会民主党。不管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如何相互支持并且联合起来对付社会工人党，这个新工人政党的即使是半公开的活动也意味着在进行公开活动方面打破了社会民主党的垄断。
　　从反对派运动，示威游行和社会民主党分裂等现象判断.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已经从革命失败和被反革命打击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不仅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而且它的教训也产生了影响。在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认识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党作用等方面的教训，尤其如此，虽然后者还不够深刻。革命后举行的头几次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浪漫主义正在消失。但是，不加批判地相信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和工会官僚们革命以后灌输给工人阶级的那些观点的人，也在日益减少（例如他们宣传说，工人阶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犯了“走得过远”的“罪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清，无产阶级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的“罪过”不在于此，而是相反，在于它在革命的若干根本问题上还走得不够远，但当时国内和国际革命的力量对比使它无法避免这种错误。
　　此外，我们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革命失败以来，一代新的工人已经成长起来，这一代人在对社会民主党本质的认识上，不会被战前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那些战斗性插曲所欺骗。参加了反革命及其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毒害对他们的影响很小，甚至完全没有影响。革命失败的影响在这些年轻的工人分子身上也不强烈，而在战斗的价值方面，他们对斗争的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们的经验不足。
　　对于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有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有的是它最直接的同盟军——的评价，就不能说得那样肯定了。但是，在今天的匈牙利，这些人的处境无疑是最惨淡的，无论在获得土地的可能性方面，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国家土地的缩小，农业失业现象的持久，无疑使他们比过去更加接近了城市。战争和革命以后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阶层结构上也同不加思考地服从富裕农民领导的老一代有着重要的区别。
　　正如列宁在俄国工人运动在反革命之后出现的新高潮开始时所说的那样，这新的一代“体力上已经成长，现在政治上也要自立”。这些体力上成长和政治上自立了的年轻人越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团结起来，曾经遭受失败和富有经验的老战士越加会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
　　现在，匈牙利革命的主力工业无产阶级及革命最直接的后备力量农业工人和半无产者小农的面貌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不仅所有引起革命和已被革命提上日程的问题没有获得解决，而且，那些准备彻底恢复旧统治并把封建制度残余同金融资本统治结合起来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正在变本加厉地反对解决这些问题。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象害怕麻风病患者那样害怕解决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因为，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它们都会被打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烙印。
　　工人阶级，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工人阶级为此必须理解由形势决定的战斗任务，并且把领导这场斗争的工具共产党建设成为有战斗能力的组织。
　　将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的目标同3月以前的目标一样：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解放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
　　但是，今天执掌政权的人，亦即同工人阶级和农民进行斗争的领导人、反抗的组织者，同3月以前的不一样了。因此，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与3月以前不同的革命阶段。我们面临的对手不是犹疑不决、优柔寡断的卡罗伊政府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走下坡路的、让位给金融资本的霍尔蒂统治，尤其是金融资本及联合起来的大土地和大工业统治，都要比过去的对手强大得多。为了争取工人和农民的行动自由，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必须同时对反革命的两种制度和方法作斗争，迫使它们给予行动自由。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中最强大的、从社会结构上看可以称作工人党的、甚至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社会民主党，是这一斗争的最主要的障碍。社会民主党的明确目标是：束缚群众，以阻止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切革命活动，消灭革命，并以此为代价同金融资本达成妥协，以换取从反革命遗产中清除那些金融资本反对革命时已无需要，而由于群众的压力使社会民主党感到不愉快的东西。
　　我们的任务是；在群众中孤立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大多数工农群众参加为保卫经济利益和争取行动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我们希望无产阶级在匈牙利再一次成为统治阶级，并在解放自己的同时最终解放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那就必须在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
　　全体劳动者在无产阶级统帅下进行的斗争将导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统治。

《新三月》（维也纳），1925年7-8月号，第3-13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41-155页。

^[1] 指内务部长拉科夫斯基·伊万1925年6月12日在讨论选举权问题时的讲话。这里引述的不是拉科夫斯基的原话。

^[2] 库恩·贝拉在这里指的是科苏特派议员纳吉·文采的下面一段讲话：“是的，我们既不愿支持这个政府朝右倾极端方向发展，也不愿支持它朝左倾极端方向发展。我们希望，匈牙利奉行一种意味着欧洲民主中间道路的中间政策了

^[3] 《人民之声报》1925年6月28日文章：《紧急状态休矣！》

^[4] 1921年10月23日，支持霍尔蒂的大学生营和其他部队在布达欧尔什同企图回国来进行政变活动的查理第四发生了冲突。

^[5] 史密斯·杰里迈亚，波士顿律师，1924-1926年任国联驻匈牙利总代表。1924年匈牙利政府从国联获得贷款，但以冻结最重要的国家收入作为保证。按规定，匈牙利只能在得到国联总代表的同意后才能动用这些收入。

^[6] 1924年8月26日，匈苏在柏林开始举行关于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谈判。，9月12日两国代表签署了有关协定，10月10日苏部长会议通过了双方签订的条约。但是，匈牙利政府迟迟不批准条约。由于一再推迟批准条约，匈苏外交和贸易条约于1925年4月被撤销。

^[7] 随着霍尔蒂当选为摄政，匈牙利成了没有国王的王国。查理第四曾两次试图回国（1921年3月和10月），但都没有成功。协约国将送位前国王软禁在马德拉岛。他于1922年4月1日逝世。

^[8] 匈牙利政府代表于1920年6月4日在巴黎附近的特里亚农别墅签署了和平条约。国会在1920年11月14日批准了这个条约（参见《匈牙利法律汇编，1921年法律条文》，第197—327页，布达佩斯，1922年）。

^[9] 贝尼茨基·厄登（1878-1931），正统王权主义政治家，1919年任弗里德里希反革命政府的内务部国务秘书，后又任胡萨尔政府的内务部长。1925年5月31日在审理绍莫吉—鲍乔谋杀案时，他在证词中提到了霍尔蒂应对承担的严重责任。证词发表在《新闻报》上。贝尼茨基因此被捕并被判刑。获释后于1931年自杀身亡。

^[10] 根伯什·久洛（1886—1936），反革命政治家，主张全面实行法西斯专政。1918年任总参谋部大尉，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是设在维也纳的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霍尔蒂的亲信。曾在阻止哈布斯堡·查理第二次回国一事上起过重要作用O1932-1936年任政府总理。主张同希特勒德国接近。

^[11] 原文如此：第1、第2点后为第4点。

^[12] 1920年2月17日，奥斯滕堡反革命别动队队员谋杀了《人民之声报》编辑绍莫吉·贝拉和该报工作人员鲍乔·贝拉。虽然贝尼茨基·厄登1925年5月在审理本案时作证说，霍尔蒂·米克洛什要对谋杀事件承担严重责任，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没有利用这一点来发动攻势。1925年6月190，马拉希奇·盖萨甚至在国会上宣称：“今后，我们把武器放在脚旁边，期待并注视着进行新的调查。”

^[13] 1925年5月22日改选布达佩斯议会。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同资产阶级反对派联合组成“民主联盟”结果五十四名社会民主党人被选为市议会议员。

^[14] 指对正统王室即哈布斯堡王朝的拥护。

^[15] 1923年6月21日，正统王权拥护者在戈尔曼德举行了宣布纲领的大会。会上大谈民族王国和恢复国王合法权力的延续性。（参见拉科西·耶诺：《戈尔曼德报道》。载《佩斯新闻报》，1925年6月23日）。

^[16] 此处原文中使用FRONDÖRKÖDES一字，意为“不择一切手段地加以反对”，指一种对万事不满的政治态度。该词的来源是：1648至1653年在法国发生了大贵族反对君主绝对权力的福隆德（FRONDE）运动。

^[17] AD OCULOS意为“明白地”“具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