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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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从欧洲回来以后，觉得在美国只有格林威治村才是能吸引他的最理想的地方。这一小簇杂乱无章的住宅区，街道狭窄，透迤蛇行。它远离非商业区曼哈顿的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厦和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而村子里那些简陋的公寓中，住着一些蓄着长发、生活穷困但有抱负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因此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这个村子就很出名了。近来，寓居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些男宾女客，如斯蒂芬·克兰、弗兰克·诺里斯、维拉·卡瑟、西奥多·德莱塞等人，已在文学界享有盛名。里德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一心要加入他们的行列。
不过，他在格林威治村落户之前，曾回波特兰港看过一趟。在那里，他发觉家中的经济状况比他预料的还要糟糕。他父亲沥尽心血才勉强让他弟弟哈里读完了哈佛大学，但已是债台高筑，财产也作了抵押。大儿子里德回来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当他表示，希望不久能够维持自己并养活一个妻子的时候，便即刻察觉到父母惊惶失色的神情。为了避开他们忧愁的脸色，他决心到东部地区去闯闯。
几乎从刚到纽约的时候起，里德和玛德莱娜之间的爱情之花就开始枯萎了。还不到六个月，他就写信给她解除婚约。这部分地是由于时间和距离上的原因，使他感到对她照顾不够，还因为他又再次堕入情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都市。这不是什么轻率多变的爱情，而是里德终生难移的秉性。每当他离开纽约的时间稍久一点，他就感到若有所失。在《三十将至》中，他写道：
纽约是一个使我迷恋的都市……。我在街上漫步，从闹市区那些耸入云霄的、庄严堂皇的尖塔出发，沿河东码头走去，岸上有调味香料发出的阵阵香气，河中有老式的快速帆船；我穿过拥挤的东市，这里是城市中的异国城市，热气蒸腾而火光闪烁的、吱咕作响的手推车排成几哩长的贩卖饮食的队伍，在这条破旧不堪的大街上构成一幅蔚然奇观的画面……。我曾在威廉斯堡桥的桥墩上度过一个夏夜，也曾在富尔顿市场一个装鱿鱼的筐子里安睡了一个夜晚；那里有红的、绿的和金黄色的海货在眩目耀眼的弧光灯下熠熠发光……我发现了座落在偏僻地方的幽静的饭店，在那里可以指到世上的佳肴美馔。我知道怎样弄到麻醉剂，从什么地方可以雇人杀死仇敌，用什么办法进入赌场和秘密务厅。我对大小公园、豪华的公共娱乐场所、戏院、旅馆都了如指掌。我充分了解这个城市的畸形发展，她病魔似地向北蔓延着。我了解那些衰败、生气枯竭的地方。我也了解广场和大街，那里古老而优美的舒适生活已经淹没在贫民窟的日益高涨的呼号声中……。我去过坦曼尼大厅的歹徒舞会，参加过蒂姆萨利文协会举办的观光旅行，还到柯尼岛去度过炎热的夏夜……。离我房子不到一街区的地段上，世界上一切冒险事业都已齐备；而在一英里路之内，却有着世界各国的缩影。”
他的双眼很快地看到了纽约的邪恶与豪华，他终于爱上了这个都市。而这一点大部分要归功于一个不平凡的人，一个四十四岁性情温和的单身汉林肯·斯蒂芬斯，是他最早介绍里德来到这个大都市的。
斯蒂芬斯是里德父亲的一个朋友。作为职业新闻记者的他，以“丑闻揭露者”而闻名于世。他的笔犹如铁耙，专从各种秘密的地方掘出政治污秽，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的一些文章和《都市的耻辱》一书，使他在激进的团体中成了一位受人赞赏的人物。那些团体里的人们一直在抗议当代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的事情，如低工资工厂和矿山中非人的劳动条件，周期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贫困，贬低妇女的地位，将妇女与孩童、白痴并列而不给她们以选举权。
斯蒂芬斯结交各种政治色彩的人，他以对任何人的观点，不管是否赞同，都采取圣徒般的容忍态度而闻名。里德在哈佛学习期间认识了他。但正如他后来在谈到斯蒂芬斯时所写的：“我那时很怕他——怕他的智慧，怕他的严肃，我们很少交谈。”但现在，他不仅想和他交谈，而且想听他长谈。显而易见，斯蒂芬斯能够给他大量的指教。里德以往的政治知识，主要来自哈佛的“社会主义俱乐部”，从那里听来一些极为肤浅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斯蒂芬斯不久就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十分愿意帮助里德弥补教育上的欠缺。这不仅是出于和查杰的友情，而且也是因为他很快对这个青年开朗的性格有了好感。
他带着里德去参加各种会议，有社会主义者的，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有单一税论者、劳工领袖，以及被里德叫做“一切跟在‘变革’后面跑的那些钻牛角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只知道贩卖教条的可怜虫”召开的会议。他还叫里德带着推荐读物的目录，到激进派谢伊的书店里去。更主要的是，他鼓励里德进入大都市，亲自作一番探索。斯蒂芬斯这种高明的办法说明他独具慧眼，能看清里德是个喜欢直接从实践中学习，而不愿拾人牙慧的人。
里德在《三十将至》一书中讲道：“可怕的贫困和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罪恶，以及在拥有过多的汽车的富翁与食不果腹的穷汉之间的极端不平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必须承认，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而是我在这个都市四处漫步时触入眼帘的。”
斯蒂芬斯不仅帮助里德增长了社会意识，而且帮助里德找到了工作。他先是为里德在《纽约环球报》获得一个临时性工作，随后又将他介绍到一家专揭人阴私和刊登通俗小说的《美国杂志》当职员。里德在《美国杂志》所做的不过是校对、读稿这类一般性的工作。可这总算是一个开端，因此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如果说科普兰曾经使里德“想要工作而不做无意义的事”，那末斯蒂芬斯便是仅仅次于科普兰的第二位对里德有影响的人物。
里德和三个哈佛的朋友罗伯特·安德鲁斯，罗伯特·罗杰斯，艾伦·奥斯古德一块迁到格林威治村，住在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单元楼里。安德鲁斯是个说话尖刻、妙语横生的年轻人，曾在《讽刺月刊》工作过，现在以搞广告为业。罗杰斯当过“哈佛月报”的职员，现在在《布鲁克林之鹰》杂志工作，不仅自己怀有雄心壮志，还要使里德有所发展。他不仅常用“决不可一行不写而虚度一天”这个口号自勉，而且也常用它来勉励里德。奥斯古德也在《讽刺月刊》当过前任编辑，由于“他总是哈哈大笑又具有亲切和气的性格”而赢得同伴里德的喜爱。在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单元楼进进出出的一群哈佛人当中，这四个人成了核心。有的日子，艾伦·西格来了，要是家里没人，他就把最近的诗作塞进门里。沃尔特·李普曼也是这里的常客。他得到斯蒂芬斯的帮助，在一家叫做《人人》的杂志里找到了工作。过了不久，又来了个消瘦而面带饿容的舞台设计师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里德更加喜欢斯蒂芬斯了，便怂恿这位孤独的单身汉搬到公寓的楼下来居住。尽管里德总是不断打扰他，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但斯蒂芬斯还是过得很愉快。里德会在深更半夜闯进斯蒂芬斯的房间，把他从酣睡中吵醒。他会对斯蒂芬斯讲述他当日晚间的经历，以及他新结识的奇异人物，象鲍尔利大街的一个醉鬼，外轮里下来的一名水手，一个生活遭遇令人难以置信的妓女。斯蒂芬斯总是以赞同的态度聆听着。只是在看到里德还将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的时候，老人才会打断话头，劝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记下来。
当然，把所有这一切都记下来，对里德无疑见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位手执蓝铅笔，坐在《美国杂志》社里一张不引人注目的写字台旁的青年人，在纽约的头一年并没有特别使人注意，无论是他从欧洲带回来的手稿或是他现写的新稿都没有人关心。事实上，唯一能真正证明他是个作家的，是他保留着的一个特殊文件夹，那上面写着“准男爵约·斯·里德的初作与遗作”。这里面保存着他送往各家杂志去的诗文、小说和退稿的附条。
他总是和过去一样，对这些最初的挫折一笑置之。他一次又一次地投递稿件，一次又一次地改写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改好了还是改糟了。但是他信心十足，精力充沛，后来他的努力终于结成硕果。
他接受任命搞《美国杂志》新开辟的“有趣的人”专栏，写了一篇热情奔放的文章，称赞查尔斯·汤森·科普兰。接着又和一个早已成名的作家朱利安·斯特里特合作，以他的《牛船》作底稿，重写了名为《堕水》的小说，两人共同署名刊登在《星斯六晚邮报》上。他的另一篇小说《来自塞纳河的人》在编辑室里躺了一年，积满了灰尘，在作了一些修改以后居然在《世纪》上刊出了。《介绍范夫人》也载入了《时髦人士》一书中。以后，《移民》这篇社论在《科里尔》杂志上找到了出路，随笔《大企业家的虚伪道德观》被《趋向》刊用了。他的一首诗《随心所欲的流浪者》由阿瑟·富特谱了曲。
里德开始感到有点象职业作家了，而且也开始被人当作职业作家来看待。他应邀参加了“自费聚餐俱乐部”，这是纽约成名的文人、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会员里有鲁珀特·休斯这样的作家，有幽默大师欧文·S·科布，艺术家兼画家詹姆斯·蒙哥马利·费拉格。科比请里德到哈佛给英语系十二年级学生开了一个关于写作的讲座。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大都市的各个文学团体中，人们已经把里德当作“大有前途的人”来谈论了。
他的双亲为此喜不自禁，父亲写信给他说：“我天天想念你，天天谈论你。我无时不在爱你，无时不在为你骄傲。”
临近一九一二年六月底的时候，电报给他带来一个噩耗——父亲病危。家中经济每况愈下，他父亲虽然表面上泰然自若，强作乐观，但这样沉重的经济负担终于摧毁了查杰的健康。里德匆匆忙忙赶回波特兰港，在他父亲的病榻边度过凄惨寂寞的辰光，直到七月初的一个早上，查杰去世。
里德很悲恸。他似乎直到现在才充分了解，查杰为他兄弟俩能够受到和富家子弟一样的教育，曾作出了何等的牺牲。斯蒂芬斯在他心中所培养的对激进运动的兴趣，使他要加赞赏他父亲生前任市执法官时，改革腐败政治的运动所起的先命作用。里德日益决心投入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急不可待地想返回纽约。
可是他不得不在波特兰再住三个月，帮助母亲清理家中的各项事务。在逗留期间，他不由得怀念起格林威治村的生活。他想起那些夜间嬉游，眼同住的朋友们一起沿着狭窄的街道，在每一家门道里躲进躲出，小学生似地互相追逐。他记得，他们在附近小餐馆里从黄昏一直盘桓到深夜，在桌面上涂写诗句、胡乱作画，或者高谈阔论，震惊四座。他还记得，有时候人们怎样抱怨里德这“冒失小伙子”精力过旺，而他又如何置若罔闻。格林威治村的生活对他来说，是解脱一切束缚的自然美的象征。那样的生活就是对习俗世故的蔑视，就是要摆脱标准化社会所强加的桎梏。
在波特兰港停留期间，他写了一首长诗，想把那样的生活情趣描写得淋漓尽致。在这首叫《波希米亚的日子——生活在艺术家圈子里》的诗中，他以如下几行呈献给林肯·斯蒂芬斯：
我把这拙劣的赞歌献给你，
但愿不致辱没你；
也许你会不满意这含蓄的颂词，
斯蒂芬斯，
但心情愉快的自由毕竟属于你。
里德在诗中描写了住在三楼后部那四个哈佛青年一昼夜的生活情景：
冬天的水冰凉，
夏天的水滚烫；
既然浴盆只有一个，
搞个俱乐部来管着。
就算有那珍贵的水，
刮脸用的肥皂也不起泡沫。
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有才气的年轻小伙，
你们过这样的生活总算不错。
尘土打窗外飞进，
臭味从门口入侵；
我们的裤子还安然地躺在
上星期扔下它们的地方，
狼藉在脚印斑斑的地板上；
煤气闪闪忽忽总不正常。
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有朝气的青年伴当，
我敢说这儿也多少够我们欢畅。
你品行是否端正，
你房租交没交清，
大伙儿齐心就无人敢过问；
爱怎么就怎么消磨黄昏。
家具虽然古旧但却齐全，
亚麻布床单熨贴，没有污斑。
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的哥儿们哪，
这样的生活叫我们多么喜欢！
然而事实上，来到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的年轻人渴望为艺术服务，却免不了冻馁之苦，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来谋生，代撰广告，校对文稿，或为时装样本作插画。但是……
我们住在华盛顿广场虽然舒坦，
大人物不敢想的事物我们却敢，
谈笑风生地高谈阔论能通宵达旦；
对那冥顽而苛刻的社会何必认真，
只要你确信会给世界增添光荣。
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能给世界增添一分光彩，里德更是如此。但他总是焦急不安地问自己，“何时得偿此愿？”特别是从他返回纽约后，更是反复自问，“何时得偿此愿？”这时，他已开始迫切希望他的作品能刊登出来，而这些作品应该比那些通俗杂志上技巧纯熟内容平淡的文章和小说要显得更有意义。
这种急躁的情绪，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作家那种优厚的特殊地位，而是要表述自己在观察周围世界所产生的感情。他要揭露他漫游这个都市时所见到的那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一个小贩向行人兜售一文钱一张的“婚姻消息”，一个女郎在干草市场的下等舞厅里向来来往往的男人们出卖她的青春和美貌。关于这些人物的小说，他已写过一些，本当更多写点，却没有人需要。这些作品在各个出版社兜了一个圈子后，总又回到他自己的手里，被拒绝采用。他们对他说，这些小说没有趣味，不吸引人，使读者得不到安慰，因为读者所追求的是忘却世上的烦恼，而不是去回味这些烦恼。何况这类小说放在屋子某个角落里，一旦给孩子们发现，就会成为不祥之物。
他的诗作所经历的遭遇要稍微好一些。他写成抒情诗体的《普通期刊赞礼，一出非道德剧》，在“自费聚餐俱乐部”成员德摩尼科家举行的年会上宣读，引起了雷鸣般的喝采声。《在波希米亚的日子》和另一首献给斯蒂芬斯的长诗《桑格》，赢得了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如埃德温·阿林顿·鲁滨逊，路易斯·昂特·迈耶和哈里特·门罗的赞扬。然而他依旧要自己掏钱出来印刷他的大部分诗作。他面临困境，开初他想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只想用知识分子的诚实和艺术家的正直来表达自己的信念，而不考虑找人帮助，但同时又不得不靠写作来维持生计。这正如里德所描写的：
既要寻找这世上的鱼米之乡，
艺术家又怎能建造他的乌托邦?
但不久他就发现，他在纽约也正如他在哈佛一样，并不孤单。别的一些艺术家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而且正在谋求出路。他们打算创办一个自己的杂志《群众》。
《群众》社于一九一一年初开始创立。这个刊物一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作社试验，一方面刊登揭露性文章和欧洲的小说。它从来就不曾有过明确的方向，而且经常处于拮据状态。当里德于一九一二年秋天听到这个刊物时，它正在由原哥伦比亚大学美学讲师马克斯·伊斯门担任总编辑而进行改组，以便为那些在商业性刊物上无立足之地的文艺作品和激进作品打开一条出路，满足它们日益增长的需要。
有一天，里德到了《群众》社设在非商业区的办事处，手中拿着一篇题为《良心何在》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舞女的悲惨遭遇。这稿子以其决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而一再被商业区各杂志社退回。而伊斯门却立即采用了，并录用了里德，不仅让他担任撰稿人，而且还聘作编辑。里德甚至参与制订该刊物的新宗旨：要刊载“那些牟利性刊物认为过分揭露和过分直言的文字”，要采取“反对僵化，反对教条”的立场，做到“不阿谀奉承任何人，即使对本刊读者也不迎合其口味”。
随着杂志的扩展，里德发现自己已经同当代第一流文学家和艺术家一起工作了，其中有艺术家约翰·斯隆，阿尔特·扬和乔治·贝洛斯，诗人阿图罗·乔万尼蒂，路易斯·昂特迈耶和哈里·肯普。若干年来，卡尔·桑德伯格，舍伍德·安德森，罗素，维切尔·林赛和高尔基都为该杂志撰稿。
《群众》无力付与作者任何稿酬，但里德却由那里获得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对他来说，他为了挣钱糊口，不得不依照非商业区各付酬杂志所规定的格式编写故事，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这份商业区的杂志上，他可以照自己的意愿写作。尤其重要的是，《群众》所提供的“写作自由”，为他的事业开辟了一个新方向，这个新方向就是始终吸引着他并决定了他的未来的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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