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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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找到了一个可报道的重大新闻题材。他已经参加过好多次工人运动的会议，听过左翼劳工领袖们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但是通过斯蒂芬斯和自己与《群众》社的联系，他开始与其中一些领袖们会面了。一天晚上，他被邀请到曼哈顿南部，比尔·海伍德的公寓里作客。
海伍德，即全国千百万劳动者都很熟悉的“大比尔”，他身材魁梧，眼睛一只瞎了，另一只却眸珠乌黑。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世界国际工联的领袖。他生活的最终目标就是国际工联的最终目标，那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劳动者充分享有他们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而不是把大部分劳动果实作为利润交给老板。不过，这是未来的理想。国际工联的近期目标不象美国劳联那样只组织熟练工人，而是把美国所有工厂、工场和矿山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统统组织到一个“大工会”里来。国际工联中象海伍德这样的组织者，那些年来走遍了美国各地。他们鼓动劳动者用罢工来争取较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这样一些要求，现在是每一个美国工人都认为基本的东西。而在里德那个时代，提出这类要求的人，都被许多人当作犯罪分子，危险的捣乱分子，甚至国家的叛逆者。
去海伍德家的那个晚上，里德参加了一个小型的非正式聚会。海伍德的房间里没有什么摆设，点着小蜡烛，人们坐在地板上或者几件可以坐人的家具上开会。其中有一位是和海伍德同居的女人，她在纽约的一所中学教书。一位替《环球》写稿的新闻记者哈钦斯·哈普古德和他的夫人纳斯也出席了。出席的还有几位里德不认识的人，其中有一位身着深红色服装的女士，她温情脉脉的眼中流露出智慧，轻声细语，含颦欲笑，显出她那深邃不测又诱人三分的情态。里德对她一见倾心，亟于想知道她究竟是何等样人，这时海伍德开始讲话。
大比尔谈到新泽西州帕特森的情况，那里大约有二万五千名丝绸工人正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罢工。罢工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男人们被无端加罪而投入监狱，妇女们被警察用棍棒打得鲜血淋漓。一个名叫莫台斯泰诺的意大利工人，被老板雇用的枪手打死了。然而奇怪透顶，纽约竟然根本没有人知道帕特森罢工，因此海伍德责怪出版界。这个大都市的报界，从罢工一开始就和丝厂老板沆瀣一气，按预先策划好的阴谋保持缄默，拒不刊载与罢工工人有关的片言只字。而罢工工人此时却迫切需要经费和道义援助。
里德和大比尔不同，从来没有受过殴打，也从来没有进过牢狱，更没有遭到过政治迫害。但他既怀着真诚的同情心，也领会到海伍德所说的这个事态的严重。在场的其他人莫不如此。显然，应当把帕特森罢工工人的真实情况，在纽约各报的专栏上强行披露。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位身穿深红色服装的女士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她声音柔和，近乎腼腆，可是，她提的建议却大胆而富于想象。她建议把罢工真实情况摘成露天演出，把罢工工人带到纽约来，让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戏台上亲自表演。
这一建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可是也为它的活动规模之巨大而感到为难。怎样才能把这成千上万的工人带到纽约来呢？怎样才能把这些人，其中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外籍移民，在朝夕之间就训练成为演员呢？更为重要的是，谁来组织、创作和导演这样一次露天演出呢……？
里德热情地表示愿意帮忙。他记下这位女士的名字：梅布尔·道奇；住址：第五大道二十三号，并且约定很快就去拜访她，以便共同搞好这次演出。不过，他私自打算先搞个帕特森罢工的新闻报道，想办法把它刊登出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里德就搭上去新泽西州的火车来到帕特森了。早晨六点，冷雨濛濛，帕特森灰沉沉的大街上见不着一个人影。而他向工厂区走去的时候，看到起码有二十来个警察，挟着警棍游来荡去。里德又开始观察工人，他们翻起上衣的领子，手插在口袋里，向同一个方向走去。他来到一条长长的街道。街道的一边是一排简易公寓，另一边是丝厂。在丝厂临街的一边，他看到人们在门口和窗下谈笑，跟假日早饭后的情景一样。正象他以后所写的：
看起来不象在期待什么，没有恐惧，也没有忧虑。人行道上空荡荡的，只是在工厂门前一带，有两人一组地来回行走，可是也不超过五十人，身上都被雨淋得透湿。有些是男人，间或也有一男一女，或者是两个男孩。当白昼温暖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人们零零落落地从家中出来，开始走来走去，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街道拐角处。他们很快地比划着手势，低声交谈，眼睛不时向附近的街道拐角处望去。
突然，一个警察挥着警棍过来了。人们轻轻地发出“嘘”声。
有六个人在酒馆的挑棚里避雨。警察一边走过去，一边吆喝：“出来，跟我走！”六个人默不作声地出来了。“莫到街上来，快滚回家去,还站着干啥！”人们默不作声地从警察面前走掉。可是警察刚一转身，他们又折了回来。出现了另一批警察，他们一边推人，一边咒骂，做得凶神恶煞也不管用，没有人回嘴。九个星期以来，这些警察在连续罢工的执勤中弄得紧张不安，精疲力竭；两目无光，满脸胡子茬。
工厂这半边街上，工人纠察队已增加到四百来人。几个警察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想找岔子。一个工人提着铁桶，由两个暗探保护着过来了。周围发出几声“呸！”“呸！”声。靠在工厂栅栏上的两个意大利小伙子，用爱尔兰人俏皮的警告话喊道:“工贼，滚开吧，看我敲掉你的帽楦子。”一个警察粗暴地抓住他俩的肩头，吼着：“滚你们的。”随着把他们推到墙角，踢了他们一顿。人群没作声，也没有行动。
沿街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带着雨伞的年轻妇女在那里担任警戒，突然和一个大个子警察干上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妈的，滚回去。”警察大声吆喝，用警棍朝她嘴巴戳去。
她杏目圆睁，怒不可遏地尖叫着：“我不走！”……
工人纠察队不声不响地、坚定扎实地增强了起来。罢工工人三五成群或两人一伍地在人行道上溜达。嘻笑声再也没有了。
直到这时候，里德还只作壁上观。过了一会，他就不由自己地参加到工人行列中了。雨开始大起来，他得到房主的允许，到门前走廊上避雨。可是他面前站着个警察，他要绕过警察才能登上台阶。警察突然转过身来问房主，走廊上的人是否都是这房内的住户。以下是里德所报道的：
房主指了指他本人和另外三个罢工工人，而对我摇了摇头。
“那么，你从这里滚开。”警察用警棍指着我说。
我说：“这位先生同意我待在这里，他是这房子的主人。”
“废话！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下来，赶快下来！”
“那我就办不到。”
他一听我这样说，就跳上台阶，抓住我一只手，杀气腾腾地把我拖到人行道上。另一个警察也攥着我另一只胳膊，两人把我推走。
过后不久，里德发觉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而穿上了囚衣，正被押往帕塞伊克县监狱的“反省室”里去。他以侮慢警察罪名，被判刑二十天。反省室里有一个人，由于长年拘押而发了疯，在尖着嗓子狂叫。一个被监狱医生诊断为“精神病”的梅毒患者，在吞服医生给他的糖衣药丸。一个从未宣判的十七岁男孩，无所适从地在反省室里踱来踱去，他已经九个多月没见过阳光了。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在这蚤虱成堆、弥漫着开盖恭桶和腐烂食品臭味的牢房里，境遇也差不多。
在身系囹圄的最初时间里，里德发觉，他来帕特森要报道的事情真象不容易弄到手。在四十多个同牢的人当中，有十四个是罢工工人。不过，最能吸引他的人，是一位在好几次政治集会中见到过的罢工领导者，意大利人卡洛·特里斯卡。只要老远见到他，里德就会认得出他那高高的前额和热情的眼睛。特里斯卡正在和另一个被囚的人谈话，向他解释阶级斗争的道理。里德走近这两个人，以他惯有的坦率，想参与他们的讨论。特里斯卡立即显出心怀芥蒂的样子。里德开始向他打听罢工的经过，意大利人却沉默不语。其他罢工工人得到特里斯卡的暗示，担心他们之间有混入工贼的危险，也跟着沉默下来。
整整一夜，没有一个罢工者和里德交谈，他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度过了这个晚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一铁盒的食物，这些食物比他在牛船上得到的最坏的食物还要坏。他走到摆盐罐的地方，想用盐压一压腐肉的味道，可是发现盐里有虫子。
第二天早晨，当海伍德给带进牢房时，里德就解放了。尽管不是从牢房里，至少也是从孤独中解放了出来。大比尔是刚才未经起诉被捕的，他热情地向里德问好，并向其他人保证说，里德是可以信任的，在他面前可以无拘束地交谈。特里斯卡为他头天晚上的冷漠态度向里德道了歉，而里德已经忙着问这问那了。……
在这以后的几天几夜里，罢工工人一直聚在里德周围。里德坐在牢房的地板上，倾听着罢工工人对他讲述的事情。他们讲了被捕的经过，其中许多人是因为在工厂前面慢步闲行，即被指控为“非法集会”。他们还讲了一些其他人被捕的情况，他们只不过是在回家途中被警察抓住，而以“扰乱治安”的罪名用警棍赶入巡逻车的。他们一致拒绝保释，即使有人把保释金替他们凑来，也决不肯接受。他们知道监狱只容得下这么多人，要是抓人太多，有的人就得放出去，那时候他们又能直接回到纠察队去。
有时候，又一批被捕的罢工工人被关进来，谈话才会中断。新来的人总是无所畏惧地进入牢房，唱着他们在纠察队常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或者他们自己填写的歌唱罢工和罢工领袖的歌。
有一次，他们的谈话又被打断了。有人进来通知说，里德的朋友们为里德付了保释金，让他出狱。里德摇摇头，只要他们送些香烟和食品进来，他不想离开监狱。他不但正在搜集他需要的罢工详情材料，而且正在同罢工的人一起生活。他第一次体验着从前只从文字上看到、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事情。挨了警察的打，又被投入了监狱，使他分享到哪怕是暂时地与罢工工人同遭苦难的命运。他感到自己不光是同情他们的事业，而且简直和他们拧在一起了。
对于罢工工人来说，里德所持的态度使他们深受感动。在这以前，他们对新闻记者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这位新闻记者，似乎和别的新闻记者有所不同。报纸对任何事情，从来没有哪一次是替他们这一边讲话的，而只是站在老板、官员和警方那一边。他们终于找到了里德这样一个代言人。
“我出去的时候到了。”里德写道：“我向所有这些和善而机智勇敢的人们道别。他们身上那些比他们本身更伟大的气质，使我的思想也崇高起来。他们围着我，拍我的肩，握我的手，是那样友好，热情，信任，情深意长……”
里德在牢中整整蹲了四天之后才获释。工厂主以及新泽西州的警方和监狱当局对他做得太过火了。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对里德被囚表示愤慨的文章。那些有权势的人痛心疾首地承认，“一个卑微的哈佛诗人”坐了一下牢，就赢得了二万五千名丝绸工人罢工都不曾得到的东西，竟把报界强加于罢工的隔音墙给推倒了。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再也不是一个无人过问的禁区。纽约各报纸很快就开始对罢工进行了大量的采访。
里德为《群众》杂志写了他亲历的情景。《帕特森之战》一文绘声绘影地把卷入这次斗争的人们和幕后活动着的各种政治力量记录了下来。这篇文章立刻显示出里德是一个才能出众的新闻记者。他的同事们也从此视他为“大有作为的人”。
里德本人虽然也为自己的文章反应良好而深感高兴，可他几乎忙得没有时间来品尝。他已在动手写新的文章。此外，他记得自己的诺言：在麦迪逊广场上举行一次关于罢工的露天演出。他返回纽约后，最先拜访的人中就有那位身着深红色服装的有意思的女士——梅布尔·道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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