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作为武器的国家

　　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不再局限于现有国家制度的范围内，而开始冲破国家秩序的屏障并超出这些屏障时，一个时期的革命本质就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一方面这些斗争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国家本身也同时被迫公开地参与斗争。不仅有反对国家的斗争，而且国家本身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即维持阶级统治最重要的一种工具这种面貌，也暴露出来了。
　　国家的这种性质一向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认，他们从它的各个方面考察了它与历史发展和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内，以清晰明白的措词为国家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机会主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背离这些理论基础最远，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在所有其它问题上，是有可能提出(像伯恩施坦)对特定经济理论的『修正』(revision)，即使这些理论的基础——终究——仍然跟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相一致，或者赋予(像考茨基)『正统』(orthodox)坚实的经济理论一种机械论和宿命论的歪曲。不过，单是提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他们国家理论基础的那些问题，本身就涉及到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第二国际中所有主要流派的机会主义，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其中没有一个流派严肃地讨论过国家问题。在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毫无例外地简单接受资产阶级国家。如果他们确实批评过这种国家，他们也只是为了反对它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这些仅仅是个别的方面和表现，才这样做。他们完全只是从具体的日常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从来不曾从整个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估国家的性质。第二国际中左翼革命的不成熟性和混乱，也表现在他们同样不能阐明国家的问题上面。有时，他们也深入讨论到革命的问题，深入讨论到向国家挑战的问题，但却不能具体概括国家本身的问题，哪怕是在一个纯粹理论的水平上，就更不用说指出它在历史现实中具体实践的结果了。
　　这里又只有列宁才重新达到马克思的概念的理论高度——澄清了无产阶级对待国家的态度。即使他的成就只限于这一点，那它也已经是最高的理论成就了。但是，对他来说，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这种复活，既不是从语言学上重现马克思的原始教义，也不是对它真正的原理从哲学上加以系统的说明。像列宁经常所做的那样，这是理论扩展到具体，在日常实践中把它具体化。列宁认识到国家问题现在是战争的无产阶级直接的任务之一，而且也以这种方式把它展现出来。这样，他就已经在使这个问题具体化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这里我们只是表明他单单提出问题的意义)。在他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尽管十分鲜明而清晰，也只是被理解为一般的理论——当作关于国家的一种历史、经济或哲学的说明。因此在客观上就有被机会主义者搞混的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时代的具体革命事件(比如巴黎公社)上面，看到了无产阶级国家观念的真正进步，而且，他们也即时指出了谬误的国家理论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所引起的那些错误。(见《哥达纲领批判》The Critig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但是，即使是他们的直接追随者，即那个时代杰出的社会主义领袖们，也未能理解国家问题与他们自己日常活动之间的关系。把这种仅仅从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说是实际存在的历史条件中的东西，与细小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需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天才。很清楚，无产阶级自身甚至还不大能够在这个中心问题以及它自己日常斗争中显而易见的直接问题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所以，国家问题结果就日益被看作不过是跟留待未来实现的『最终目的』相关的事而已。
　　也只有列宁使这个『未来』在理论的意义上变为现在的东西。但是，只有承认国家问题是日常的问题，无产阶级才有可能以具体的方式来考察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再把它看成是自己不可改变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目前生活唯一可能的社会秩序。只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态度，才能使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得到不受国家束缚的自由，使它对国家的态度成为一个纯粹策略的问题。比如说，很明显，不借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策略和某种浪漫式非法性策略的背后，都隐含着在理论上同样得不到不受资产阶级国家束缚的自由。不能把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就是认真看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力因素，而且只这样来看待：必须把对于这点的看重，归结成为一个单纯权宜之计的问题。
　　但是，列宁把国家当成为一种阶级斗争武器的这种分析，使问题变得更为具体了。不仅使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正确历史知识的直接实践(策略的或思想的)结果变成很清楚，而且也使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轮廓跟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其它斗争方法显出具体而有机的联系。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传统的分工(党、工会、合作社)对当前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现在显得不适合了，有必要创立能够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机构，把所有那些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被压迫者(农民和士兵)联结成一个巨大的总体，并且领导他们投入战斗。在资产阶级社会内，这些机构——苏维埃(Soviets)——经是无产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一个阶级的重要武器。一旦有了这些机构，革命就会提上议事日程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整个阶级的组织，必须从事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斗争——不管它是否愿意。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瓦解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或者后者使苏维埃腐败成虚有其表，从而将其毁灭。或者资产阶级对革命群众运动进行反革命镇压，重建『秩序』正常的情况，或者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它的国家机器——同样是它斗争的工具——从苏维埃，从那个斗争的工具产生。即使在一九一五年，在苏维埃最早和最不发达的形态下，工人苏维埃也显示出这种特征：它们是一种对立的政府(anti-government)。阶级斗争的其它工具即使在资产阶级无可争议的统治下，也可以进行策略上的调整——也就是说，能够在这种条件下以某种革命的方式起作用——而工人苏维埃则是本质上跟以一种相互竞争的双重政府姿态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相对立。所以，比如说，当马尔托夫(J．A．Martov)承认苏维埃是斗争工具，但却否认苏维埃能够合理地成为一种国家机构时，他正是从他的理论中取消了革命本身——无产阶级真正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极左的个别理论家把工人苏维埃看作一种永久的阶级组织，想用它们来代替党和工会，因而暴露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非革命形势之间的差别，混淆工人苏维埃的实际作用。因为虽然单纯对苏维埃的具体可能性的这一认知是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限界，而走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中不断宣传工人苏维埃的思想，必须使无产阶级经常地为进行革命做好这种准备)，但它的真实存在——如果不让它成为一场闹剧的话——还是直接涉及到夺取国家政权的严酷斗争，也就是国内战争。
　　工人苏维埃以一种国家机器的方式出现：这种机器就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作为武器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且努力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于是机会主义非辩证的因而是非历史和非革命的分析就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反对所有的阶级统治；换言之，它自己的宰制形式决不应当是一种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机关。从抽象的观点看来，这种基本观点是乌托邦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统治以这种方式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然而以具体的观点看来，同时把它应用到当前的情况，它本身就暴露出是在意识形态上向资产阶级投降。按照这种观点，最先进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民主——至少看来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早期形式。然而充其量它看来不过是这种民主本身的具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保证的仅仅是通过和平的鼓动，为社会民主的『理想』赢得绝大多数人。由此可见，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不一定是革命的：革命倒是只保留供落后形式的社会向民主转变之用。以革命手段捍卫民主谨防社会反动，只是在某些环境下才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认真的抵抗过法西斯反动势力，并且以革命方式捍卫民主，这一事实实际证明这样机械地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分离开来是何等错误，又是何等反革命。)
　　这些由形形色色的粗糙或细腻论证——例如『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证——所呈现出来的观点，不只从历史发展取消了革命，还对无产阶级掩盖了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欺骗的要害之处就在于非辩证的『多数』的概念。因为代表绝大多数人口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统治的本质，许多工人便产生错觉，以为每个公民的声音在其中都同等有效的纯粹形式的民主是表达和体现整个社会利益最合适的工具。但这种观点却没有考虑这一简单的——简单的!——细节，即人并不只是国家整体内抽象的个体、抽象的公民或孤立的原子而已，他还总是具体的人，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定的地位，人们的社会存在(以及通过其媒介的思想)是由这种地位决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纯粹民主排除了这种媒介。它把无掩饰的、抽象的个体直接与在这种环境中显然同样抽象的国家的整体性联系起来。单是由于纯粹民主的这种基本上属于形式上的特征，在政治上就足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并不意味着纯粹民主是一种唯一有利的条件，不过它却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决定性先决条件。
　　因为，不管阶级统治归根到底是多么仰赖武力，终究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单独仰赖武力长久地维持它的统治。塔列兰德(Charles M．Talleyrand)说过，『用刺刀做许多事情是可能的，但谁也不能坐在刺刀上。』因此，每一种少数人的统治都是在社会上组织起来，以集中统治阶级，为统一和紧密结合的行动做好准备，同时分裂和瓦解被压迫阶级。就现代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统治来说，必须始终牢记，绝大多数人都不属于在阶级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两个阶级中的任何一个，既不属于无产阶级，也不属于资产阶级：另外，纯粹的民主，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来说，都是设计来保证资产阶级统治者对这些中间阶层的统治的。(不用说，从意识形态上来瓦解无产阶级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英国和美国可以看得最清楚，一个国家的民主越是古老，它的发展越是纯粹，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瓦解也就越严重。)这种政治民主本身当然不足以达成这一目的。不过，这只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政治极致，这种社会制度的其它因素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划分经济与政治、建立在国家稳定的状态中赋于多数小资产阶级物质和道德利益的那一种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资产阶级政党体系、出版、教育制度、宗教等等。随着一种多少有意识的分工，所有这一切就促成了以下目的：防止人口中被压迫阶级形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相一致的独立意识形态：把这些阶级的个别成员以单独的个体、单纯的『公民』的方式跟支配和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的抽象国家结合在一起：瓦解这些阶级使之不成其为阶级，并把它们彻底粉粹为资产阶级容易摆布的原子。
　　承认苏维埃(工人的和农民及士兵的苏维埃)代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意味着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试图抵制这种瓦解过程。它必须首先使自己组成为一个阶级。但是，它也必须在本能地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同时正在冲破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物质和思想影响的中间阶级中，动员那些活跃的成员。比较敏锐的机会主义者，比如鲍威尔(Otto Bauer) [1] ，也已经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专政的社会意义主要是在于，坚决地从资产阶级那里抓住在意识形态上领导这些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可能性，并在过渡时期由无产阶级取得这种领导权。粉粹资产阶级，摧毁它的国家机器，破坏它的新闻出版部门，等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在首次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失败以后，一点也没有放弃它重建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努力，而且在一段长时间内它仍然是比较强大的阶级，即使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新条件下也是如此。
　　所以，借助于构成国家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是执行着它早先夺取国家政权同样的那种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它必须从经济上摧毁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孤立它，并从意识形态上削弱和推翻它。但是同时它必须将从资产阶级领导下拉过来的社会所有其它阶层引向自由。换言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是客观地为其它被剥削阶层的利益而斗争是不够的。它的国家还必须努力通过教育来克服这些阶层的习惯势力和分散性，培养他们积极而独立地参与国家生活。苏维埃制度最崇高的作用之一，就是把社会生活中那些被资本主义所分裂的环节结合在一起。这种分裂的关键所在仅仅在于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上面，但必须使他们注意到这些环节的统一。比方说，苏维埃制度经常通过把人的具体存在——他们直接的日常利益等——与整个社会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来确立经济和政治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它也在资产阶级利益创造的『分工』的客观现实中确立统一性；尤其是权力『机器』(军队、警察、政府、法律，等等)与『人民』的统一性。因为武装的农民和工人作为国家权力的体现，同时也是苏维埃斗争的产物和它们存在的前提。苏维埃制度在一切地方尽最大努力把人的积极性与涉及国家、经济、文化等等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同时努力保证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规章不致成为与整个社会生活脱离的特殊官僚主义集团的特权。因为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国家使社会知道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间的真实联系(而且后来还客观地把那些当前还客观地分离的环节，例如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统一起来)，那么在把无产阶级组织为一个阶级时，它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于无产阶级里的东西，现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无产阶级真正的生产活力，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够产生出来。不过凡是适用于无产阶级的，也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其它被压迫阶层。他们也只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得到发展，即使他们在新国家里还是由人来领导。不过，跟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因为他们不能意识到他们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受的损害、剥削和压迫而由人来领导不同，相反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不仅能按照自身的利益生活，而且能够发挥他们迄今潜藏着和受残损的能力。只有在他们发展的界限和方向是受到能够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决定的这个意义上，他们才是由人来领导。
　　所以，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头对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进行领导，实质上跟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头对于他们进行领导完全不同。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形式上的差别：无产阶级国家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阶级国家，它完全公开而且真挚地承认它是一个阶级国家、一个镇压的机器和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无情的诚实和坦率是首先使得无产阶级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得到真正理解的东西。但除此之外，它还是无产阶级自我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因为不管促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时期已经来临——夺取国家政权、夺取社会领导权的斗争已经爆发——这一点已变得如何重要，让这点成为一种僵化的、非辩证的真理也会是危险的。要是已经摆脱了和平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且已掌握住武力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性的无产阶级，现在居然相信有关它统治的全部问题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那么结果会是非常危险。不过要是无产阶级幻想在它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就结束了，或者至少是停止了，那就会更加危险。无产阶级必须懂得，夺取国家政权只是这种斗争的一个阶段。在夺取政权后，斗争反而会变得更加激烈，坚持认为力量对比马上而且在关键上会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移，那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反复地论述过，即使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来的时候，即使在资产阶级自己在经济上被剥夺了所有权、在政治上受到压制以后，资产阶级还会是一个比较强大的阶级。可是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新而有力的阶级斗争武器即国家这个范围来说，力量对比确实是转变了。确实这个武器的价值——它有能力瓦解、孤立和摧毁资产阶级，争取和教育其它社会阶层在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里合作，并且真正把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为领导阶级——决不是全然自动地从夺取国家权力中出现的。国家也不会仅仅因为夺取了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斗争工具。国家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武器的价值，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够从国家里头得到什么东西。
　　革命的现实性对无产阶级来说，本身表现在国家问题的现实性上。就这点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马上就不再只是一个极为遥远的目标，而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一项直接任务。但是，这种确实即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关口，还是仍然包含着一种辩证的关系：要是无产阶级想以一种机械的和乌托邦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接近社会主义的方式，就像社会主义只是通过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社会化等等)就得到实现一样，那么对于无产阶级就有严重的后果。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过精辟的分析，指出只能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地消灭许多资产阶级的结构形式。列宁在这里也尽可能坚决地与乌托邦主义划清界线。他说：『……我也不认为任何共产主义者已否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词隐含着把苏维埃政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决心，但这不是说新经济制度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秩序。』所以，革命的现实性无疑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在是工人运动的一项直接的任务：但这只是说，现在必须每天为确立它的先决条件展开斗争，而这种日常斗争的某些具体措施已经意味着是具体地走向革命的实现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它批评苏维埃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上面——机会主义暴露出它终于加入了资产阶级而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因为一方面，它把一时惊慌失措或陷于混乱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所做出的一切虚假让步，都看作是确实往社会主义前进。(譬如，一九一八年一一九一九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建立过的现早已不复存在的『社会化委员会』Socialization Commissions [2] )。另一方面，它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因为它没有实际上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它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下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只创造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谴责『俄国是一个农民的共和国』、『重新引进资本主义』，如此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要斗争的真正敌人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这也只是机会主义者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一如既往的扩展。同样的，这也只是列宁在战前和战时，即他实际上把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看作苏维埃共和国里的工人阶级的敌人这时候，对机会主义所做的批判一如既往的扩展。
　　因为机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属于必须通过专政摧毁其思想与物质手段，瓦解其整个结构的这一资产阶级——所以不应当让它影响到那些由于其客观阶级状况而表现不稳定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使得这种斗争此起过去，比如说，关于伯恩施坦论战的时期，更激烈得多。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镇压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对于根除机会主义对无产阶级必须以专政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的那种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威胁而言，也是它的武器。

[1] (第八三页)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之一。

[2] (第八七页）德国社会化委员会是考茨基领导的。为安抚左派而建立，受到全体公务员的抵制，它并未因反对行政机构而得到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支持，考茨基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提出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