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革命的现实政治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建立其革命的专政：社会主义的实现现在是一个实际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最缺乏准备的一个问题。因为一向把当前所有问题只是当作当前问题这样看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政治，是跟整个历史过程没有关联的，而且也不涉及阶级斗争的最后问题，因此从不实际地和具体地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在工人心目中这就又一次使社会主义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性质。最终目的与运动的分离不但曲解了对日常——关于运动的那些——问题的评估，而且也使最终目的本身成为乌托邦。这种向乌托邦主义的倒退，本身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乌托邦主义者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而看成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社会主义的问题整个产生出来的这个范围，当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其实际实现的阶段时，他们也只是把这些问题当作未来经济、文化和其它问题，并且按照可能提出的技术或其它解决方法来研究。至于社会主义如何首先在社会上变成有可能，如何达到或构成，或者在无产阶级承担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一历史时刻，无产阶级必须面对什么阶级关系和经济形式，他们是不闻不问的。(就像傅立叶Franois-Charles Fourier在他那个时代对法伦斯泰尔Phalanstares的组织作了详细的分析，却不能具体指明应当如何建立这种组织一样)。机会主义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排除了辩证法，就使社会主义本身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结果，那些受它毒害的人必定要从歪曲了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和这一实现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错误陷入之深，不仅影响到机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无论怎么说也永远是一个距离遥远的最终目的——而且也使得一些诚实的革命者陷入迷途。后者——第二国际中多数的『左派』——在实际日常问题的这一环境中对于革命过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都看得很清楚：但他们却不能从一个类似的思考角度看清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无产阶级——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者。
　　列宁用以闽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全部社会主义问题，而且甚至必定为他在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手方面赢得尊敬的这一令人佩服的现实主义，因而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辩证法思想一贯地应用到从此以后已成为话题的社会主义诸问题上面而已。在列宁的著作和演说中——就像偶尔也可以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一样——关于以一种完成了的情况出现的社会主义，讲得很少。但是，关于能引向建立社会主义的步骤，论述得却格外的多。因为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具体地想象以一种完成了的情况出现的社会主义的细节。与在理论上准确的社会主义基本结构的知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建立了我们能够判断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所采取的这些步骤的标准。社会主义的具体知识——像社会主义本身一样——是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产物：它只能在这种斗争中，并通过这种斗争取得。一切取得社会主义知识的尝试，如果不遵循这条与阶级斗争的日常问题辩证地互动的道路，就会得出一种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一种乌托邦，也就是某种纯粹冥思苦想不切实际的东西。
　　因此，列宁的现实主义的目的，他的现实政治，就是最终排除一切乌托邦主义，具体完成马克思纲领的内容，也是一种变为实践的理论，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列宁处理社会主义的问题，像他在国家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他把它从原先形而上学的割裂和资产阶级的方向下扳正过来，并把它放在阶级斗争问题的整个历史条件之中。他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检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别处提出的天才预见，使之更加具体，而且比不管怎么天纵英明的马克思在他那时代所做的还要更加完整地补充它们。
　　所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候这个阶段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问题。它们是在工人阶级建立其专政的形势下直接提出的，因而只有联系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理解和解决。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就当前和所有以前的形势而论，它们还包含着一种崭新的性质。即使它们的组成成份全都是过去产生的，但它们跟维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相互联系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或其它较早的理论家那里都还不存在，只有放在这种全新形势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
　　因此列宁的现实政治，追溯其历史环境和基础，经证明是唯物辩证法迄今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一方面，它深刻而具体地分析了既定形势，分析了它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就其质朴和谨严而论，它是严谨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它清醒地意识到从这种形势产生的所有新的倾向。并拨开了任何理论偏见和乌托邦式幻想的迷雾。这些显然非常质朴的性质，根本上是来源于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历史学说——的性质，绝不是轻而易举便可获得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习惯思维方式使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爱做系统研究的人——具有想完全按旧事物说明新事物，完全用昨天的一套来说明今天的一种倾向。(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是想让人们拉着自己鞋子上的搭把带来拔高自己，一跃而登上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不是借助于辩证法来认识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辩证发展的一种尝试。)列宁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被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引上歧途，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任何理论、任何书本所没有涉及的，原因很简单，所有与这个术语相关的通常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相联系的。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遗留着资本主义轨道的社会，还没有走上新的轨道。』 [1]
　　但是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发现它取得政权，取得社会主义的实际具体环境又是怎样呢?首先，由于世界战争，相当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状态，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农民只有跟无产阶级革命结成联盟才能从封建残余的枷锁中解放自己。其次，在俄国外部准备倾其全力扑向新生的工人和农民国家的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倘若其本身不是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日益增大的矛盾所分割，便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强大到足以从军事上或经济上粉碎这个国家，因此这就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持久的机会来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和其它的竞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这里所指出的仅是两个主要的问题地带；但即使是对这两个问题，也不可能利用这几页做详尽的讨论。)
　　作为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较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由工业的改组和更高的发展、由它为根据工人阶级的需要所进行的调整，以及它向着意义更加深远的生活方式的方向转变(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等等)来提供。这种物质基础的条件因此决定了它具体实现的可能性和道路。在这个方面——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九一七年——列宁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它所产生出来的经济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又进一步写道：『……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特别详尽地引证这些段落，目的是驳斥广泛流传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神话。按照那种神话，似乎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企图『一举』引向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列宁妥协了，『作为聪明的现实主义者』，他离开了原来的政治路线。历史的真理恰恰相反。关于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说：『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它『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按照列宁的理论前提，它本身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该走上的发展道路。当然，它是由国内外的内战决定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只是一种临时的办法。而且，按照列宁的看法，如果无产阶级忽视战时共产主义的这种性质，更不用说把它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现实的一步——就像许多达不到列宁那个理论高度的真诚的革命家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对无产阶级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的外在形式本身有多大程度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完全是在于无产阶级实际上有多大程度是成功地控制住了大工业——它在掌握政权时所占有的，同时也是它本身社会存在的基础的这一经济机器——真正又有多大程度是成功地运用这种控制来推进自己的阶级目的。不管实现这些阶级目的的客观环境与实现它们的相应手段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们总的基础始终应该是保持不变的：通过领导动摇的中间阶层(尤其是农民)的方式，在决定性的战线——反对资产阶级的战线——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这里绝不应该忘记，尽管取得了初步胜利，无产阶级仍然是并在一个长时期内将仍然是较弱的阶级——直到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因此在经济上它的斗争必须建立在两个原则上：首先，要尽可能迅速而完全地停止世界和国内战争对大工业的破坏，因为没有这种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就必定会被摧毁；其次，调整所有有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这样，通过以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就能够坚持农民与无产阶级建立的联盟。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逐步完成这些目的却是坚持无产阶级统治——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的唯一道路。
　　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国内经济战线上的激烈程度也丝毫没有降低。小规模的工业——在这个阶段消灭小规模的工业或进行『社会化』(socialization)，都是纯粹的乌托邦想法——『自发地、每日每时地，在基本的意义上和广阔的范围内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就在于二者谁占上风：是这个重新出现和重新积聚的资产阶级，还是由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大工业?如果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不希望冒由于扼杀小规模的工业、商业等(实际上这纯粹是一种幻想)而失去自己与农民联盟的危险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冒这种竞争的风险。此外，资产阶级以外国资本或租让的形式提供了甚至更多的竞争。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发展(不论资产阶级的意图是什么)由于加强了大工业的经济力量，能够在客观上变成无产阶级经济的助力。于是『产生了一种与小规模的工业相对立的联盟。』当然，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租让资本逐渐使无产阶级国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常规倾向(通过限制租让、对外贸易垄断等)。
　　这些贫乏的评论要概括列宁的经济政策，即使只是粗略地，也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把它们当作例子，让他的政治原则的理论基础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他的原则是：在一个存在着公开和秘密的敌人与动摇的同盟者的世界中，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样地，他在夺取政权前的基本政治原则是，在衰颓的资本主义相互纠缠、千万头绪的社会倾向中发现那些可以被无产阶级利用来把自己转变为社会的领导——统治——阶级的因素。列宁在他整个的一生中毫不动摇和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个原则。以同样不能改变的方式，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辩证法的原则，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和历史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辩证法要求『在发展的进程中全面考察有关的社会现象，从所有外部的、可见的表现中归结到它们的基本的动力——归结到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列宁作为一个辩证法家，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总是具体地看出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内在本质的发展，不带有抽象的偏见，也没有因为表面现象而在盲目崇拜的这方面搞混。他总是把一切现象跟它们的最后基础联系起来——按照人们实际的阶级利益，跟具体(换句话说受阶级条件限制的)人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仅仅以这个原则而论，有关列宁是『精明的权力政治家』和『妥协的大师』的神话便不攻自破，使人们看到真实的列宁，看到一贯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这个理论家。
　　首先，在为妥协这一概念下定义时，任何使人想到它是一个技巧、聪明或狡诈的诡计问题的说法，都必须加以反对。列宁说，『我们必须坚决驳斥那些把政治说成小的诡计，有时是近乎欺诈的人。阶级是不能被欺骗的。』因此，对列宁来说，妥协意味着我们利用处在特殊环境下以及在某些时期处在确定的领域当中跟无产阶级的利益对应的不同阶级(也可能是不同民族——比如说，当涉及到一个被压迫民族时)的现实的发展倾向，使双方都获得好处。
　　自然，妥协也能够是对抗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我们只需要考虑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阶级斗争形式。
　　机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也牢牢地抓住这种妥协的特殊形式不放，这部分是为了抬举列宁，或者贬抑他，说他是一个『非教条的权力政治家』，部分是以此为他们自己的妥协找到一种伪装。我们已经指出第一种论据的弱点。要评估第二种论据——就像要评估每一个辩证法的问题一样——必须考虑到妥协的整个具体环境。现在马上一目了然，列宁的妥协与机会主义的妥协是建立在截然相反的设想之上的。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根据是认为真正的革命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社会革命的客观前提还不存在，无产阶级对革命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党与工会还太弱小，由于这些原因，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妥协。换句话说，社会革命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越是呈现出来，无产阶级就越是能够『纯粹地』实现它的阶级目的。所以在实践中妥协的反面经常是十足的激进主义——跟『最终目标』有关的原则的绝对『纯粹性』(不言而喻，就此而论我们只能考察那些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阶级斗争概念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对那些不相信的人来说，妥协显然就不再是妥协，而是各种职业阶层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好处而自然进行的合作。)
　　另一方面，对列宁来说，妥协是革命现实性的一种直接的和合手逻辑的结果。如果这种现实性规定了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如果革命——在个别国家或者是在世界范围——在任何时刻都可能爆发(迄今还不能精确地说明这种时刻)：如果整个时代的革命特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益式微中显示出来，不断地交替而且盘根错节地产生多种多样的倾向，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在它自己选择的『有利』条件下开始并完成它的革命，它总是必须利用所有那些推动革命或者至少能够削弱敌人的倾向——不管是多么暂时性地。前面，我们从列宁的作品中引用过一些段落，这些段落表明——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前——他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并不抱任何幻想。下面的段落是引自列宁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写于『妥协』时期之后，它仍然很清楚地表明，对于列宁来说，这种预言从不意味着推迟革命行动：『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
　　因此列宁主义的妥协理论和策略不过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认识客观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尽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能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一点是通过如下的认识得来的：历史总是在创造新的条件；历史上不同倾向相互交叉的时刻永远不会以相同的形式重新发生；那些对于明天的革命是一种致命危险的倾向，可能被判断为对于今天的革命有利，反之亦然。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列宁曾经想依据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旧的口号：『一切政权转归苏维埃』，提出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一种妥协，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到了十一月十七日他已经写道：……也许提出一种妥协已经太晚了。也许还有和平发展可能的少数日子也已经过去了。是的，显然它们已经过去了。』这种理论在布列斯特和约和经济租让制方面的运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列宁主义的妥协理论有多大的程度是以列宁革命现实性的基本概念为基础，可以从列宁跟自己党内左派的理论论战(关于一九O五年第一次革命后和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俄国形势、关于一九二O和一九二一年欧洲形势)中看得更为清楚。在所有这些论战中，左派激进主义(Left-wing radicalism)的口号是原则上反对任何妥协。列宁的驳斥非常坚决地指出，这种反对妥协的观点回避决定性的斗争，背后隐藏着对革命的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因为真正的革命形势——而且按照列宁的看法，这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质——本身是在这样的事实中表明出来的：没有任何一块阶级斗争的区域是不出现革命(或反革命)的可能性的。因此，真正的革命家，即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时期，并从这种知识得出实际结论的革命家，总是一定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社会一历史现实的整体性，而且一定为了革命的利益，按照或只按照事件对革命的重要性如何来严密地考虑一切事件——大的或小的、正常的或不合宜的。在间或把『左派激进主义』称为『左派机会主义』时，列宁非常正确而深刻地指出了这两种在其他情况下是相互对抗的倾向的共同历史观点，对于一种倾向来说，任何妥协都是忌讳的，而对于另一种倾向来说，妥协又体现着现实政治的原则，与『严格坚持教条主义原则』相对立。换句话说，他指出，二者都是悲观主义地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逼近和现实性。这样，通过从同一个原则驳斥两种倾向，列宁把问题弄得很清楚，妥协对于他和妥协对于机会主义者，只是词语上的相同：双方所使用的这个词语指的是根本不同的前提，因而涵盖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
　　正确地理解列宁关于妥协的含义是什么，他从理论上建立妥协策略的依据是什么，不仅对正确地理解他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对列宁来说，妥协只有在与严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这一辩证的互动当中才有可能的：进行妥协总是向我们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下一个现实主义的步骤。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把这种理论与策略跟僵硬地坚持『纯粹』的原则这一作法鲜明地区分开来，我们也必须整个把它们跟所有非原则的、公式化的现实政治划分清楚。换言之，在列宁看来，按照具体形势、具体的阶级关系的现实性来认识和评估所讨论的具体形势，来决定妥协的具体的阶级关系，并且引导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这一必然发展倾向，这还是不够的，而且如果不把这种对现实性的正确认识放到对整个历史过程一般正确认识的范围里头，列宁认为这对工人运动就有巨大的实际危险。所以，他一方面承认德国共产主义者对于粉碎凯普政变(Kapp Putsch)之后被设计出来的『工人的政府』——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所持的实际态度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最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策略，原因就是它在理论上是以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点为基础的，充满着民主的幻想 [2] 。
　　一般与特殊辩证地正确的融合，在特殊中(在具体形势中)认识一般(以一般历史趋向的意义来认识)，因而产生理论具体化，从而是这种妥协理论的基础。那些只把列宁看作现实政治的一个聪明的或者甚至是卓越的倡导者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质。而那些以为能在他的决定中为正确而实际的行动找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对他的误解就更深了。列宁从来没有规定过能够『适用』于许多不同情况的『一般规则』。他的『真理』是从站在辩证地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产生出来的。只有笨拙的模仿、庸俗化的列宁主义，才会从对他的见识和决定进行机械的『一般化中产生出来——比如，就像一九一九年夏天，在答复『克雷孟梭照会』(CIemenceau Note)时，那些想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按照公式模仿布列斯特和约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所显示出来的一样 [3] 。因为，正如马克思尖锐地责备拉萨尔的那样：『……辩证的方法被错误地应用了。黑格尔从来没有要求在一个一般的辩证法原则下包括大量的不同『事例。』
　　但是，需要考虑到每种具体形势下所有存在的趋向，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趋向在作出决定时都具有同等的份量。相反地，每种形势都包含着一个中心问题，解决这个中心问题的方案既决定着回答由它同时提出来的其它问题的答案，也决定着未来所有社会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列宁说，『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通过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才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某一既定时刻确立什么样的事实能获得这种意义。它的主导旋律是作为一个连续发展整体的这一革命的社会概念。因为只有这种跟整体的关系，才使有关的决定性链条有这种意义：必须抓住它，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抓住整体本身。列宁在他最后所写的几篇文章当中的一篇又一次特别尖锐而具体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当时他谈到合作制并指出：『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了。『他表示：『实在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它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
　　遗憾的是，这里不可能详细分析整篇论文。这样一种分析——以及就此而论，分析列宁的任何一个理论见解——能够表明整体如何总是包含在每个链条的环节中：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准则始终在于把最充沛的精力拿出来并集中在历史过程中的那些环节上，那些环节在任何既定领域或阶段，都包含着跟当前的整体、跟对未来是重要的那种发展问题——即处在未来实际有形的整体中的这一未来——的这一关系。所以，这样全力抓住链条的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决不是要从总体中抽出这个环节而牺牲总体中其它环节。相反地，它是指，一旦跟这个中心问题联系起来，就能够正确的理解和解决历史过程中的所有其它环节。通过这种处理，所有问题相互间的联系并没有松弛掉：而是得到强化了和变得更具体了。
　　那些环节通过历史、通过生产力的客观发展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否能够以及有多大程度能够认识、把握，并因此而影响到无产阶级进一步的发展，则取决于无产阶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并且被经常引证的句子，在夺取政权后的革命时期取得了总是愈来愈大的重要性：尽管它的辩证的对应物，即强调不是自由选定条件，也是它的真理性的一个重要部份。这实际上意味着，党在革命中的角色——早期列宁主要的思想——在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比准备时期更为重要、更有决定意义。因为无产阶级决定历史进程的能动性影响越大，它的决定对它本身和对整个人类——无论是从好的意义上还是从坏的意义上说——越是命运攸关，它以其最纯洁的形式在这巨浪涛天、狂风暴雨的海上维护唯一的南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协助这独一无二的南针取得更大的明确性，就越是重要。无产阶级政党能动的历史角色这一概念，是列宁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因而也是列宁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它对实际决定的重要性的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他抨击国家资本主义的对手时，他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的资本主义，我们能够确定它的界限。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相联系的，而国家是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份、先锋队。我们就是国家……。它取决于我们来规定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
　　正是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每个转捩点总是同时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党内问题。总是一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是党组织对新任务的调整：总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发展，它的方向受到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对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仔细而精确的分析的这一方式所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党在我们所构成的国家中坐在决定性力量的层级最高的位置上。因为革命只能在世界的范围里取得胜利，因为工人阶级只有作为一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所以党本身被组成并收编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机关——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区部。以机械的僵化为特征的所有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将总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不可解决的矛盾。这种思想无法理解，即使在『回到了资本主义』之后，布尔什维克如何仍然坚持过去的党的结构和党的『不民主的』专政。也无法理解共产国际如何一刻也不放弃世界革命，尽力运用所支配的各种手段来准备和组织革命，而同时俄国的工人国家却试图促进跟帝国主义列强和平相处，让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尽可能参加俄国的经济建设。这种思想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党顽固地维护它内部的团结，并尽全力寻求它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却急切地捍卫它跟它赖以存在的农民所缔结的联盟，使这一联盟免受任何侵蚀——因而使它从机会主义者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农民国家，牺牲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等等，等等。非辩证思想的这种机械僵化状态是不可能理解到这些矛盾是现今时期的客观的、主要的矛盾：俄国共产党的政策、列宁的政策，只有在对它自身社会存在的客观矛盾寻求和发现辩证的正确解决方法的范围内才是矛盾的。
　　这样，对列宁政策的分析，就总是使我们回到那个辩证方法的基本问题上面。他整个一生的工作，就是始终如一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运用到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中的这一不断变化、永远翻新的现象上。但是因为辩证法不是可以机械地运用于一切生活现象的一种终极的理论，现时只是在这种运用中并经过这种运用，作为理论才存在着。所以列宁的实践就使辩证法比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时，具有了一种更广阔、更完全和理论上更发展的形式。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列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弄成浅薄和曲解了几十年之后，恢复了它的纯洁性，而且他也使这一方法本向继续发展、更加具体化和更加成熟。如果说现在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继续沿着列宁的脚步前进，那么只有在他们试图像列宁建立他与马克思的那种积极的关系一们，建立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的那时候，才会有成果。这种能动性的性质和内容是由历史使马思主义面临的这些问题和任务来决定的。它的成功取决于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里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程度。列宁主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经更加靠近无产阶级的日常战斗，它已经变得比在马克思时代所能连到的更实际。因此，列宁主义的传统只意谓着不失真地和灵活地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生动活跃、生长及创造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让我们再说一遍——共产主义者必须以列宁研究马克思的那种精神来研究列宁。必须研究他，以便学习如何运用辩证法；学习如何通过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来发现一般中的特殊，和特殊中的一般；学习在形势的新环节中发现跟以前的发展有关联的是什么；学习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发现总是不断翻新的现象；学习在整体中发现部分和在部分中发现整体；学习在历史必然性中发现能动性的环节和在能动性中发现跟历史必然性的联系。
　　列宁主义展现了迄今前所未有的具体、非公式化、非机械化、纯粹以实践为方向的思想的程度。保持这一点是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有以生动的方式发展的东西才能保持得住。而这样保持列宁主义的传统，在今天是所有坚信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一项武器的人最崇高的职责。

[1] (第九二页)列宁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由工人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和商人，允许他们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进行经营。列宁把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2] (第一ＯＯ页)随着凯普政变——德国的志愿军和其它部队所搞的未遂军事政变，四天之后由于一次总罢工而被挫败——之后，工会领导者勃吉恩(Karl Legien)提出一个工团主义的全党『工人政府』。德国共产党同意只建立一个宣传机构——换句话说，『忠实的』和非革命的机构——与这样一个政府相对立，事实上，这个宣传机构从未存在过。

[3] (第—ＯＯ页)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份最后通牒——克雷孟梭照会——从凡尔赛(Versailles)送交库恩(Bela Kun)，要求匈牙利部队从斯洛伐克(Slovakia)(由匈牙利红军成功地反击外国于涉部队后占领)撤退，以作为匈牙利东部的罗马尼亚部队从匈牙利东部撤退的交换条件。不顾左派成员的反对，库恩接受了照会，匈牙利红军撤退。而罗马尼亚部队则停驻不动，结果被用来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