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与国内战争

　　但是我们是否已进入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时期了呢？无产阶级因为害怕自己遭到毁灭，被迫接受它改变世界的任务这一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了呢？因为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最成熟的无产阶级思想或组织，也不能造成这样一种危机，除非这种成熟性和战斗力是自身要求解决的这一客观世界社会经济形势的结果。任何一个简单孤立的事件，不论它是胜利还是失败，也都不可能决定这一点。我们甚至于不可能说这样一个事件是胜利还是失败的；只有涉及到社会历史的总体，才能以一种世界历史的意识把一个重大事件说成是胜利还是失败。
　　正是因为如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派（当时包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内关于要跟一八四七年（决定性的革命之前）相互比较或跟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之后）相互比较这一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在第一次革命时爆发出来，在革命失败后达到高潮——范围必然会超出狭隘意义上的这一俄国的问题。这一点只有当我们时代基本性质的问题得到确定，才能加以确定。有关一九O五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以及由工人们所探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个狭隘的、特殊的俄国问题，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够得到解答。自然，这么有力的把问题提出来，就说明我们要在什么方向寻找答案。因为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工人运动中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分野，也日益开始采取有关我们时代的一般性质是什么的一种讨论的形式。这场讨论是有关：特殊的、日益明显的经济现象(资本的集中、大银行越来越重要、殖民地化)是否仅仅标志着『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的量的变化，或者，是否能够从这些现象中推论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正在迫近?越来越频繁地在一段相对和平时期之后发生的战争(布尔战争Boer War、西美战争、俄日战争)，是否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偶然事件』或『插曲』?或者是否我们在这些战争里头看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时期的初步迹象?最后——如果这都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级——在新的条件中是否无产阶级斗争的旧形式能够充分地表达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那些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前或革命当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群众罢工、武装起义)，是否只是具有地方性特殊意义——甚至是『错误』或『脱离正轨』——的现象?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把它们看作是群众凭着正确的阶级本能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合世界形势的初步自发的尝试?
　　列宁对这些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是人们所熟悉的。他的回答正是在第一次革命遭到失败之后，正当孟什维克对俄国工人们『走得太远了』的错误发出哀号之声尚未消失之时，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述。列宁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Stuttgart Congress)上开始展开斗争，使第二国际采取明确而强有力的立场，以对抗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直接威胁的危险，并且提出这个问题：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这种战争?
　　列宁—罗莎·卢森堡修正案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获得接受，随后又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巴塞尔(Basle)代表会议上获得批准。世界战争临近的危险和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斗争来制止它的这一必要性，于是得到第二国际正式的承认。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主张就显然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才在经济上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国际中的整个左派，甚至中间派和右派的许多成员，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希法亭试图提出有关这些新现象的新经济理论，罗莎·卢森堡走得甚至更远，她成功地把帝国主义的整个经济体系表述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即有机地把帝国主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因而赋予『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一个具体的经济基础。但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和随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对战争有自己看法的列宁十分孤立，这种孤立绝不是偶然。认为说，原先对帝国主义作过同样『正确』评价的其它许多人现在或许因为『胆怯』而变得踌躇起来，这是难从心理上或道德上得到解释的。不是这样，一九一四年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不同态度，是他们到那时为止的理论、策略和其它立场直接的、实际的结果。
　　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一方面是一种重大的理论成就，同时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理论却包含很少真正新鲜的东西，看来是很奇怪。它部份是以希法亭的思想为基础，但纯粹作为经济理论，在深度和出色的程度上是不能跟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所做的漂亮引申相比。列宁的过人之处——而且这是无与伦比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目前时代的各种政治问题具体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新阶段的经济学成为这种关键场合中的一切具体行动的准则。正是因为如此，比如说，在战争期间他才驳斥某些波兰共产主义者的极左观点，把它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 [1]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反对考茨基的『极端的帝国主义』 [2] 概念(这是一种理论，希望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信任，对这种理论来说，世界战争是一种『意外的』，甚至不是『正确的』道路)，最后升高到指责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学跟它的政治学割裂开来。确实，罗莎·卢森堡(以及潘湼库克Anton Pannekoek [3] 和其它左派)的帝国主义理论，以狭隘的、原来的意义来说，未受到经济主义的损害。他们所有人——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刚好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学里头必定向政治学(殖民地化、军火工业等)转化的这一契机。但是这种联系并不具体。也就是说，罗莎·卢森堡卓越地证明，由于积累的过程，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即为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原料和资本输出的可能性等斗争的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到临：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定是一个世界战争的时期。然而，在这样考察当中她只建立有关这整个时期的理论——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理论。她也无法看出从这种理论到当代具体要求的这一转化：要把《资本的积累》(TheAccumulatioi of Capital)与《雅努斯手册》(Juniusbroschure) [4] 的具体章节联系起来的必然连续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她对整个时代从理论上所做的正确评估，没有具体阐明为对那些具体变化的动力所做的清楚认识，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加以评估并且以革命的方式加以利用的实际任务。
　　但是，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过人之处，无论如何无法用『政治上的天才』或『实践上的机智』一类的陈词滥调来解释清楚。这其实是在整个过程评估当中的纯粹理论上的过人之处。因为列宁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作出的实际决定，无一不是他的理论观点的合理的和合乎逻辑的成果。这种观点的基本原理是要求对具体形势做具体分析，这一点只有在那些不辩证思考的人的眼里才变成是一个现实政治——实际——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并不是『纯理论的对立物；相反地，这是道道地地的理论最精彩的部份，是理论在现实中实现的所在，因而也是理论在实践中产生转变的所在。
　　这种理论的优越性是在这里：在马克思所有的追随者中，列宁的眼光是最少受到其资本主义环境的拜物教范畴所蒙蔽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其所有先驱和后继者的重要优越性，是在于它处在显然必须以最纯粹的经济(因此，也是最纯粹的拜物教)范畴来处理的这些最复杂的问题当中，却能够从方法上对这一问题取得这种理解，因而在这些纯粹经济范畴的后面那些发展过程中的阶级——这些经济范畴所表现的社会存在——就变得明显可见了。(试思考一下跟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古典的划分相反的那种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划分。通过这种划分，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解释已经揭露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层化。不变资本的附加概念表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能动联系的这些关系，同时，也揭露了不同的资本家利益集团为瓜分剩余价值而展开的斗争。)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像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他的这一理论比较上不是关于帝国主义必然的经济生殖和限制的理论，而是关于具体的阶级力量的理论，即关于通过帝国主义策动在帝国主义内部产生作用的这些阶级力量的理论：也就是关于通过帝国主义而产生出来的具体世界形势的理论。列宁在研究垄断资本土义的本质时，首先使他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具体世界形势以及它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层化：世界事实上是怎么通过殖民势力来瓜分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内在的阶级层化是怎么通过资本的集中产生变化的(纯粹寄生食利者、工人贵族等等)。而最首要的是，因为每个国家的速度不一致，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的运动又怎么使得『不同利益范围』的暂时和平分配和其它妥协失去效力，而驱使它走向只有通过武力——换言之，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的冲突中。
　　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的战争是朝着更大规模的集中和绝对垄断的这种倾向的必然发展和表现，在社会层化跟战争的关系里头，社会的这一层化就很清楚了。按照考茨基的方式来看，以为能够动员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感到兴趣』，甚至受到帝国主义『欺骗』的资产阶级各部分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本身表明这种观念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垄断的发展完全控制住整个资产阶级，甚至不仅在本来身已经总是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中而且也还在(但是暂时地)无产阶级的各部分中得到帮助。但是，假如半信半疑的人以为，由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毫不容情地反对帝国主义，它就会在社会上陷于孤立地位，这就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总是处在运动着的对立当中。垄断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本来的意义创立了一种世界经济。可见，它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战争这个词语最精确意义来说的第一次世界战争。首先，这意味着被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各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是孤立地与压迫他们的人作战，而是整个被卷进世界战争的大漩涡中。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不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样以干脆掠夺的方式来剥削殖民地人民，而是同时既改变他们的社会结构，又使他们资本主义化。自然，为了更大剥削(资本输出，等等)而发生的这些事情也会有这一后果——自然对帝国主义来说，是在完全没料想到的方式下——这一后果就是：独特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殖民地的开拓工作被打断了，例如，像开始进行民族独立斗争的这样一种必然的意识形态后果。这整个过程还在进一步加强，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一面动员帝国主义国家内一切可用的人类资源，一面同时把殖民地的人民积极地拉入战斗，并加速他们的工业发展：它是既从经济上也从意识形态上加速了这一过程。
　　但是，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仅只是垄断资本主义跟对他们进行的剥削这之间关系的一种极端形式。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转变从来不是机械的：不是机械的，这是说，不是被一个生产方式取代了它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前一个生产方式已经到处完成了历史变革的任务后，接下来的那一个生产方式才能登场，才能起着历史的作用。互相交替的生产方式跟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和阶级层化，在历史上往往是以交互的方式和以使对方不利的方式登场。正是这样，从抽象的角度观之，看来彼此都一样的发展(例如，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因为是在整个已经完全改变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因此才取得了跟社会历史整体完全不同的关系，而且因而也才在它们本身拥有全新的作用和意义。
　　窜升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以缔造国家的因素这一姿态登场的。在深刻的革命斗争之后，它在一些大的国家里把中世纪小规模的封建政体混乱的状态，转变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客观上是这些革命斗争中的最后部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继续发展为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它甚至在某些较为落后的国家(俄国，日本)也开始采取这种形式，那并不意味着它对于整个世界其余地区不具有缔造国家的意义。相反，不断往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所有迄今『受有历史的』民族中创造了建国的运动。只不过他们进行的『为民族解放的斗争』本身现在不只是以反对内部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这一方式进行(那是说，是隐约的往前推进)，它们本身必然也是回应世界强国帝国主义竞争的这一历史环境。它们的历史意义，它们的价值，因此取决于它们在这个具体整体中起着什么具体作用。
　　这一问题的意义马克思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在他那个时代无疑主要是英国的问题：英格兰(England)与爱尔兰(Ireland)的关系这一问题。马克思大力强调，『撇开国际正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改变目前的强制联合，——换言之，对爱尔兰的奴役——是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可能的话，就形成平等的自由的联盟，或者，如果必要，就完全分离。』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对爱尔兰的剥削是已经具有垄断特征的(当时还是唯一的)英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堡垒，另一方面，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的含糊态度，分裂了被压迫者，激起了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他们联台起来反对共同剥削者的斗争。因此，只有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在英国无产阶级反对英国自身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创造一个真正产生作用的战线。
　　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不但在当代英国工人运动内部一直未能产生作用，就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也始终未能有生命的活力。在这个问题上，使理论恢复新的生命活力——一种甚至比马克思本人所具有的更生气勃勃的、更具体的生命活力的任务——也就留给列宁来处理。因为它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世界史的现实转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且与此相适应的，列宁不再持着理论的态度，而是持着纯粹实践的态度。因为，就此而论，每一个人一定都知道，在这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整个重大的问题——全世界范围内所有被压迫者而不仅是工人的造反——是这同一个问题，即列宁始终坚持宣称是俄国土地问题(反对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核心的这一个问题。在全部这些情况中牵涉到的，就是罗莎·卢森堡称之为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东西，对于这点是要理解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否它是位于政治疆界的内部还是外部这都一样。一方面，扩张开来的资本主义没有它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对于这一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作用是在于打破其原始的社会结构，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把它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从而又取得它自己的独立趋向。所以这里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只是罗莎·卢森堡没有从这个正确的、广阔的历史思考角度找到具体解决由世界战争所引起的这些具体问题的途径。她坚持了一种历史的思考角度、一种正确的而且出色的关于整个时代的描绘。只不过这一时代是以整体的姿态出现的。而只有列宁才有能力踏出从理论到实践的这一步：这一步同时也是——这一点永远不应当忘记——一种理论上的前进。因为它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一步。
　　从关于实际历史现实抽象的正确评估，从被证实的整个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革命特征到具体的这一转变，最后越来越把问题集中在革命的特殊性质上面。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成就之一，就是清楚地区别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区别，由他同时代人不成熟的自欺这一角度来看，是具有极大的实践和策略上的重要性。因为它为在那个时代一般的革命运动内部认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提供了唯一的方法论工具。然而，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区别就沦为一种机械的区别。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区别的实际效果就是概括性地综合了经验上正确的这一观察：实际上近代的每次革命都是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开始的，然而许多无产阶级的行动和要求可以从里头产生出来。机会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革命只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支持这种革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单命的这种区别，使得无产阶级放弃了它自己革命的阶级目的。
　　可是轻而易举地看穿了这种理论的机械论谬误，并意识到是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这一激进的左派分析，却反过来也接受同样危险的机械论解释。鉴于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普遍的革命作用既已终结，于是就认为——也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机械论的区别出发——我们现在最终进入了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态度实际危险后果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必然发生的所有那些导致瓦解、发酵的趋向(农民的、殖民地的和民族的问题等等)，虽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中客观上是革命的，可是也被忽视，甚至看轻和断然否定了。这些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们，自愿拒绝他们最有力、最重要的同盟者：他们正好忽视使得无产阶级革命从具体上来说是有机会、有希望的那种革命环境，而凭空认为，他们正在准备一次『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说：『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因为，现实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辩证的转变。过去伟大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或受益者，客观上变成了反革命，这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革命涉及到的那些客观问题已经找到它们的社会解决方法——即与通过革命解决这些问题利害攸关的那些社会阶层已经得到了满足。相反地，资产阶级仰赖反革命，下仅表明它敌视无产阶级，同时也表明它背弃自身的革命传统。它把自己过去的革命遗产丢给了无产阶级。从现在起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其逻辑结论的阶级。换言之，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要求，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架构内部实现，而这些要求连贯地得到实现，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于是，无产阶级革命现在意味着同时实现和扬弃资产阶级革命。
　　对这种形势的正确评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与可能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同时，它对革命无产阶级和领导它的党也提出了重大的要求。因为要达到这种辩证的转变，无产阶级不但必须正确地洞察适当的历史环境，而且也必须实际克服它自身所有迄今阻碍这种洞察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思想习惯(譬如，民族偏见)。无产阶级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上升为一切被压迫者的领导者。被压迫民族为民族独立的斗争，对于压迫别人的那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人压迫的那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一种最伟大的革命自我教育的事业，前者通过为别的民族的充分民族独立进行斗争，克服它自身的民族主义：后者通过提出相应的联邦制——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超越它自身的民族主义。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并反对自身的弱点。』为革命而进行斗争，利用世界形势中的客观机会，和无产阶级为它自身革命阶级意识的成熟而进行国内斗争，都是同一个辩证过程的不可分离的因素。
　　因此，如果说无产阶级展开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战争是处处在为无产阶级创造盟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一直意识不到自己的地位和面临的任务，那么战争就会迫使无产阶级步着资产阶级的后尘灾情惨重自取灭亡。帝国主义战争创造了一种世界形势，使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真正领导，使它的解放斗争能够成为所有那些被资本主义统治的人们解放的信号和路标。但是同时，它也创造了一种世界形势，使千百万的无产者必须以最刻毒的残酷手法来互相残杀，以便加强和扩大剥削他们的人的垄断权。这两种命运，无产阶级究竟要接受那一种，取决于它对自身历史状况的洞察——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虽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可供选择的，不是是否无产阶级愿意或者不愿意斗争，而是它应当为着谁的利益斗争：是为自身的还是为资产阶级的。历史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问题，不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与用战争——国内战争——反对这种战争之间做出选择。
　　在无产阶级反对帚国主义的战争中，像无产阶级所有的斗争形式一样，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的这些斗争条件，才使国内战争有其必要性。党的活动和正确的理论预见，只是赋予无产阶级一种抵抗或攻击的力量，由于存在着阶级联盟，无产阶级已经客观地具有这种力量，但由于理论上或组织上的不成熟性，所以它才不能提升到摆在它面前的这些可能性的水平。因此，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群众性的罢工就作为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这一自发反应出现了，而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竭力加以掩盖的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逐渐变成为激进派共同的理论财富了。
　　但是在这里也一样，只有列宁早在一九O五年才认识到，群众罢工对于决定性的门争是一种不充足的武器。通过把莫斯科起义(Moscow Uprising)——尽管它失败了——评价为斗争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通过试图确立它的具体成份，列宁跟普列汉诺夫认为『本来不应该采用武力』的观点相反，他已经从理论上奠定了无产阶级在世界战争中的必要策略。因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特别因为它在世界战争中达到顶点，表明资本主义进入了决定其存在命运的关键阶段。它凭借着统治阶级惯有的正确本能意识到，随着它的统治程度的提高和权力机器的加强，它的权威的真正社会基础正在缩小，于是便尽最大努力既扩展这种基础(在它背后有中产阶级的结盟、工人贵族的腐化，等等)，又在它的主要敌人组织起来实行真正的反抗以前，果决地击垮它们。因此，基于暂时性的考虑(即使整个修正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一非常有问题的作用上)，到处消灭进行阶级斗争的『和平』手段的，宁愿选择『更有力的』武器(只需考虑一下美国的情况 [5] )的，正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日益成功地控制国家机器，自己日益成功地跟国家机器完美地合为一体，因而即使表面上看来只是经济的那些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日益被这种国家机器所封锁。因此，只要是要防止工人经济条件的恶化和失掉既得的有力地位，工人们就不能不进行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换言之，采取虽是无意识地却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这就迫使无产阶级运用群众罢工的策略，而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害怕革命，机会主义者总是宁愿放弃已经获得的地位，而不愿根据形势引出革命的结论。但是群众罢工就其真正性质来说，是一种客观的革命武器。每一次群众罢工都创造一种革命的形势，在这种革命形势中得到国家机器支持的资产阶级只要有可能就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对付罢工。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反对这种措施。如果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的武装不也武装起来的话，群众罢工的武器在这些措施面前也注定要失败，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试图把自己装备起来，瓦解资产阶级的军队——这种军队当然主要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把资产阶级的武器转过头来对付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一九O五年的革命提供了许多恰当的阶级本能的例子，但也只是本能的例子而已。)
　　帝国主义战争意味着这种形势尖锐化到极点。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残杀其它国家的阶级兄弟，并为这种利益奉献生命；或者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除此之外，所有反对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斗争方法都是无济于事：都会毫无例外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机器面前碰得粉身碎骨。如果无产阶级想避免这场最后的屠杀，就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这个机器，从内部削弱它的基础，把资产阶级不得不发给人民的武器调过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并且利用这些武器来摧毁帝国主义。
　　所以这里也一样，在理论上讲也是毫无先例的。相反地，形势的核心就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定义的，只是政治的延续；但在一切方面都是这样。换言之，不仅仅就国际事务而论，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和平』地奉行着的一种政策的最终和最积极的顶点。一个国家的内部阶级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的)也是这样，它只是表明在『和平时期』社会内部已经在起作用的那些倾向增强和达到最高点。因此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内的阶级来说，战争都绝不是在创造一种完全新的形势。所谓新，只是说所有问题空前的量的增长包含着质的变化，而且就这一缘故——也只是这一缘故——才创造了一种新形势。
　　所以，从社会—经济的意义上看，战争只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因此也只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列宁以理论上的一贯性，建立了世界战争与整体历史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以战争产生的具体问题为基础作了清楚的证明。但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假如帝国主义的理论没有同时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人运动内部不同流派所共有的一种理论，这种关系的确立就会仍然是不完全的。这不仅是一个在由战争造成的新的世界形势中清楚地看到什么样的行动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理论上证明其它『无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态度有没有根据的问题——无产阶级内什么样的社会变更，会使这些理论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成为政治流派。
　　首先，必须指出，这些不同的流派本身确实是存在着的；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一时脱轨或胆怯的结果，而是他们不久前的一个必然结果，必须指出，这是在工人运动史的前后关系中取得理解的，并把它与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等等)内原先的『意见分歧』相联系起来。然而，尽管这种思想本应自然地取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同时代各种流派的论述)，它也还只是艰难地深入到了这场运动中革命的一派。因为连罗莎·卢森堡—梅林(Frainz Mehring)的国际团体 [6] 也未能彻底思索和坚持一贯地应用它。但是显然，机会主义的任何谴责以及未能把它解释为工人运动中一种可以得到历史承认的流派，未能把它目前的存在看成为它过去有机发展的成果的这一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既没有达到一种真正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水平，也没有从谴责中得出实践—具体的和策略—组织的结论，而这却是行动时机到来时必要取得的。
　　列宁，而且还是只有列宁，才从世界战争一爆发时就看清楚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普列汉诺夫或者王德威尔德（EmileVandervelde)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只不过是新形势下修正主义原则的一贯应用。
　　简言之，是什么构成了修正主义的本质?首先，就是它试图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那就是单单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来解释所有社会—历史现象。修正主义以『整个社会』利益作为它的立场。但因为这种集体利益——具体地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看来这样一种利益只是相互斗争中的不同阶级力量相互作用的暂时结果，因此修正主义者就拿历史过程不断变化的结果来当作固定的理论出发点。这样，他在理论上也同样是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其实在本质上他始终是一个妥协的人：必然如此，因为有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修正主义总是折衷的。即使在理论上它也试图模糊和钝化阶级差别，促成一种各阶级的统一体——一种只是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乱七八槽的统一体——来作为判断事件的标准。
　　因此，修正主义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谴责辩证法。因为辩证法不过是对如下事实的概念表述：社会的发展本身事实上是矛盾的，这些矛盾(阶级矛盾、它们经济存在的对抗性等等)是一切事件的基础与核心：因为就社会是以阶级分化为基础这点来说，有关它的『统一体』的观念都只能是抽象的——这些矛盾相互作用的一种永远暂时的结果。但由于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只是如下事实的理论提法：即社会是通过矛盾过程得到发展的，是处在从一种矛盾向另一种矛盾转化的状态中，易言之，是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发展的，因而理论上反对辩证法就必然意味着从本质上跟整个革命观点断绝关系。
　　第三，因为修正主义者们这样拒绝承认辩证法的现实存在，这样拒绝承认它的矛盾的因而是永恒创造性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就总是缺少历史的、具体的和创造性的面向。他们的现实是受——按照不同属性——不断地产生同一现象的公式化和机械化的『永恒、固定规律』所支配，人类事实上也注定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在修正主义者看来，为了认识什么是无产阶级将来的命运，只要一劳永逸地认识这些规律就足够了。他们认为设想可能存在这些规律所下包括的新形势，或者可能存在其结果依赖于无产阶级意志的形势，都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伟人或伦理思想，只是这种态度必然有的正面现象。)
　　然而，第四，把这些规律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而且修正主义者强调这些规律超历史、无时间性的这一妥当性，就意味着他们是像资产阶级一样把社会看成是本质上不能改变的现实。他们不再把资产阶级社会看成是从历史上创造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要走向历史末路。他们也不把知识看成是认识这个末路时期和为促进这种末路而努力的手段，而——充其量——是看成为改进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内的条件的手段。对于修正主义来说，任何以实际的方式力图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眼界的思想都是虚幻的和乌托邦的。
　　因此，第五，修正主义是受现实政治约束。它总是牺牲整个阶级的真正利益，始终一贯地为它称之为乌托邦的东西辩护，以便维护特殊集团的直接利益。
　　这几点就足以表明，修正主义只能够变成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个现实的流派，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得工人阶级中的有些集团暂时可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并且因为工人阶级党的组织结构保证了这些集团和他们的知识份子代表此无产阶级内部的那些本能而混乱的广大革命群众有着更大的影响。
　　所有机会主义流派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从来不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看待各种事件，因而就成为非历史、非辩证的和折衷主义的现实政治的牺牲品。正是这一特征把他们对战争的不同解释统一起来，同时毫无例外地作为到现今为止的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显露出来。右翼给它『本』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提供的无条件支持，是从一种观点有机地发展出来的，不管这种观点从一开始是多么有条件，它都是把资产阶级看作未来历史发展的领导阶级，而给无产阶级分派支持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这一任务。如果考茨基把国际称为和平的工具因而不适合于战争，那么他跟孟什维克彻拉瓦宁(Menshevik Cheravan)有什么分别呢?彻拉瓦宁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后痛惜地说：『当革命的目的如此接近于完成的时候，要在革命的行动中间为孟什维克的明智策略找到一个位置，的确是困难的。』
　　机会主义依照它想求得支持并试图借以让无产阶级取得某种东西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而有所不同。对于右翼来说，这可能是重工业与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是无条件地被视为必然而得到承认。无产阶级应该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在宏伟声势中，在它『自己』民族的胜利中实现它自身的利益。或者，也可以想办法跟那些虽然被迫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但又觉得自己是被挤到次要地位，因此虽然给(而且必然给)帝国主义提供支持，却又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压力叫苦不迭，『企望』事件会发生下同的转变，因而渴望和平、自由贸易，尽可能回到『正常』状态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这些份子自然绝对不会采取跟帝国主义积极对立的立场：的确，他们只不过在展开一场不成功的战役以保证他们在分赃中的份额(轻工业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属于这个范畴)。对于他们，帝国主义只是一种『意外的事』。他们试图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且钝化这种解决办法的矛盾性。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想使它依附于这个阶层)也不应该积极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虽然不这样就意味着实际上参加战争)，而应该只是鼓吹一种『应有的』和平的必要性，等等。
　　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在组织上的表现。此刻大家在理论上承认工人们能跟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人们作战，那么国际实际上就下再存在了。而且此刻我们必须体认到，这种为了帝国主义大国竞争的利益而进行的工人反对工人的流血斗争是国际内部决策部门过去所态度的一种必然结果，否则也就用不着再谈重建国际，把它引回正确的道路，或者恢复它。把机会主义看成是国际内的一种流派，意味着机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自己阵营内的阶级敌人。因此，从工人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是成功地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所以，它对于准备无产阶级革命，以便使工人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摆脱这种毁灭性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同时因为这种斗争恰恰是整个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导致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
　　旧的国际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是一段时期无法从表面上看出其革命特征的结果。它的瓦解以及建立一个新国际的必要性，是现在无法避免的国内战争时期开始的标志。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每天都要在街垒上战斗。但它意味着要这样做的必然性每天都会直接出现：历史已经把国内战争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更不用说一个国际，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必然性，并且决心使无产阶级从思想上和物质上、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它才能生存下来。
　　这种准备必须从了解时代的特征开始。只有当工人阶级承认世界战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它清楚地看到国内战争是它自己在替帝国主义服务当中免于毁灭的唯一可能的抵抗行动时，才能开始为这种反抗进行物质和组织的准备。只有当这种反抗成为卓有成效时，一切被压迫者被压抑着的激动才会与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必须在此之前有它自己确实正确的阶级意识，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解放斗争——现实的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因此，从这种斗争中并因为这种斗争成长起来，而且理论清晰并具有战斗力量的国际，是工人阶级真正革命组成份子的联盟。它同时也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机关和焦点。按照列宁的党的概念，它就是世界范围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像世界战争显露了没落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有可能在整个巨大的世界性毁灭的领域来反对它们一样，列宁也在初生的俄国资本主义小世界中清楚地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

[1] (第五八页)列宁把这个术语与有关帝国主义的学说——特别是由罗莎·卢森堡加以闸述的——与包含在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中的(另一种)理论联系起来。前者把帝国主义的崩溃归因于纯经济的、客观的因素，并集中谈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后者认为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之下的国家，会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放。参看列宁的论文：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帝国主义经济经济主义』(A Caricature of Maxism—ImDerialist Economism’，1916)。

[2] (第五八页）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王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第九章中摘录了这段话，并且对考茨基的立场进行了批判。

[3] (第五八页)潘库克是荷兰人，战前活动于荷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随后他参加了KAP(见第三章注②)。后来成了荷兰共产党的一名领导者。

[4] (第五八页)《资本的积累》（一九一三年)是罗莎·卢森堡主要的理论著作，《雅努斯手册》(一九一六年)是她最重要的争论文章之一。

[5] (第六七页)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O年在美国有大规模的警察镇压被用来反对新创立的共产党。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公谊会教友司法部长帕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组织武装搜捕行动，结果使六千名党员和党的全部领导人被捕。在波士顿，被捕者像古代罗马(Rome)时那样带着镣铐在街上走过。

[6] (第六九页)《国际》(Die Internationale)是罗莎·卢森堡于一九一五年四月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国际团体』(Gruppe Internalionale)包括李卜克内西和批评家、历史学家、马克思传记的作者侮林。这个组织后来变成为『斯巴达卡斯联盟』(Spartacus League)，即德国共产党的初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