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八年农村改造忆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21．八年农村改造忆略

　　前往公社的那天，区教育局派人前来陪同（实际是押送）一起上山，午饭后起程，整整攀爬了七个小时的高山小路，终于到达了金灵公社。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四顾黑茫茫一片。来人去了公社办公处，我留在大岩口生产队。生产队长梁正夫、会计员王炳文给我安排了住处，就住在“高屋”（原大地主的住房）的楼上。高屋楼下的社员给我送来了晚饭。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温和，我从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第二天，大队支部书记给我抱来一个很大的南瓜，说：“你的自留地已经划定，一时你还种不出菜来，社员们会给你送菜来的”。这是我才知道，灾荒后的农村已明显好转。他们自留地生产的蔬菜一家人吃不完还可以上市出售；每家分的粮食，也都够吃有余。生产组长亲手给我砌了炉灶，送来了碾好的白米，回头又背来了一捆干柴，带我指看了我的自留地的地点和边界，并嘱咐可以在生产队办的公共养猪圈担粪淋菜，菜秧家家都有，可以随便移裁。就这样，我过起了真正的农民生活。
　　几天之后，大队支书又来找我聊天，顺便问起我来农村劳动是什么原因，我回答他：学校教师人浮于事，抽调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嘛。又过了一段时间，公社李书记前来生产队视察生产情况，也像大队书记一样的问话问我，我还是像回答大队支书一样回答了他。我从两个领导人的问话可以断定，我的个人档案并未送来公社，也没有留下具体的下放事由。也许是按照当年西南公安部处理“托派”的精神，“托派”问题不能在社会中随处扩散。按照过去曾经下放锻炼的惯例，我的回答，公社、大队领导人是接受了的。
　　在农村的生活，各方面我都受到照顾，分粮照强劳动力的标准，而实际安排的是一般女社员的活儿。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三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来势汹汹，要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着城市形势的发展，农村也成立了“造反派”。一次，我同队上的几个社员一起去赶场，巧遇一Ｏ三中的一个炊事员，由于我当过伙食团长，彼此很熟，他谈了学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学校造反派的头头是一位调来不久的年轻孙老师。孙老师发动学生“造反”，铁面无情。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一Ｏ三中一共冤死了六个教师，烧掉了一座刚建好的实验大楼和大楼理化实验室的全部设备。最先死的是一为民革的成员张老师，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另一位教师同他的关系密切，遂将他俩一起批斗，批斗之后押去西康改造。不久，即得到了他俩已经死亡的消息。另一个是早年上海交大毕业的学生，调来我校担任数学课的李老师，经不起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在学校厕所自缢身亡。另外一个就是原先我们的语文教研组长陈老师，是以国民党“兵痞”的罪名（前面已经谈过，是国民党起义部队转来的士兵）被批斗，因殴伤致病，回家不久病故。除此，还有两位都是明划的“右派”，曾经多次捆绑批斗，批斗之后怎么死的，大家都不知道。1979年，我的“暗划右派”平反复职回校之后，有区政府来人找到我了解这六位冤死老师的情况，指着名单上六个名字，一个一个地问我，我说，我早已不在学校，所有情况全不了解。这次来人外调，也证实了确有六个老师死亡。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金录公社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一直过着风平浪静的日子。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坡上干活儿的时候，公社李书记来到了生产队，我俩在坡下的路上碰面，我即招呼：“李书记下队来了！”李书记立即回话：“别喊书记，我现在是‘走资派啦’！”情绪显得非常激愤。
　　记得是1968年秋来，我突然感到右下腹痛得厉害，不能上坡干活儿，经公社医生确诊为“阑尾炎”，必须手术切除，公社医务所无此手术条件，需至重庆大医院进行手术。公社开给证明，我到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动了手术，住院十三天出院回家，在家休养一个月后，我又回到公社生产队。李书记打招呼，让我每天只能干点短时轻微工作。就这样，又在公社呆了将近两年，肚子又发生疼痛，再经公社医生诊断，疑似“肠粘连”，公社又一次开给证明，遂至重医二院治病。说来巧遇，接诊医生是位熟人，我向他说明下放农村已有七年的情况之后，他说，不是肠粘连，而是肠炎，吃点消炎药就会好的。他又说：“像你这种情况，我给你开个‘肠粘连’的证明，你向公社申请因病迁回重庆家中，或许成功”。我当然同意他的建议，医生开了证明，说明“术后肠粘连，不能再次手术，建议不能体力劳动，宜长期休养”。公社林书记见到这个证明之后，情绪有些激动：“这是叫糟蹋知识分子！开给证明，带上户口，让人家回家养病！”经家人与住处派出所联系，说只要原系城市户口，有公社证明和迁移通知书可以入户。就此反复周折，终于将户口迁回重庆家中。此时已是1971年的秋天。八年的农村改造，就此结束。
　　回到重庆没有工作，1973年，经友人介绍，我进了较场口街道工业电机组，我带着七、八个年轻学工，边做边学边研究，我成了电工师傅。在这里工作了六年，共修理电机大小700多台，生产电焊机28台，50千伏安变压器16台，100千伏安变压器二台。就在电机业务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1979年秋，四九七兵工厂派来干部为我的暗划“右派”平反，至此，我才知道我是被“暗划”的“右派”。来人首先问我：“您愿不愿意回到四九七厂？我可为您办理回厂手续”。我说：“我在哪里摔倒，一定要在哪里站起来，我还是回到一Ｏ三中学”。离开街道工业返回学校之前，电机组组长和全体职工为我饯行，挥泪干杯的瞬间，我又感到对电机组职工的留恋！似乎又舍不得离开。
　　1979年8月底，开学之前，我前往万盛区（原名南桐矿区）教育局报到，局里搞人事工作干部，是原一Ｏ三中我的学生，他已经是专科毕业的学生。一番慰问叙旧之后，他便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到新成立的鱼田堡中学任教，协助新来的校长一起工作？鱼田堡煤矿原有自办职工子弟中学，因经费问题现已停办，由医教局新办的鱼田堡中学接纳矿办子弟中学的学生，并新招一期新生。任务很重，您看如何？”我考虑原所在的一Ｏ三中，现已改名南桐中学，教师学生都已几易其人，回原校已无多大意义，我即决定前往新办的鱼田堡中学工作。
　　开学之后，一切均属初创，我的任务的确很重，除任高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和高一．一班的班主任，还需兼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工作压力很大。每晚批改学生作文、作业，一般都是工作到十二点钟之后。1981年5月，我患了“骨质增生──腰三椎骨横突肥大”，下床、上下楼梯，都得靠人搀扶。医生告诉，此病慢性，一时无法治愈，只有休养配合治疗才能康复。自己考虑，时年已满65岁，既已重病缠身无法工作，遂决定退休。但一忆及这些年来荒废的岁月，于心无比痛楚！时耶？命耶！回家之后，经医治疗，半年后复原。面对破碎的家庭，禁不住忧心如焚！愤慨难抑。话，还得回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