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20．103中学和“大跃进”时代
记得大概是八月中旬末，就在反“右派”斗争将近尾声的时候，我接到了市教育局的调令，要我马上前往南桐矿区一Ｏ三中学报到。我向四九七厂教育科办了手续之后，立即登上了厂里通往市区的交通快艇，赶往家中做好准备工作。
我初到一Ｏ三中，倍受校长王炳林和教导主任李国维的热情欢迎。李主任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前期学生。无论从学历、学识、体貌和言谈口才各方面衡量，都是一位很称职的中学教育领导人才。经与他交谈中，我知道了学校的一些情况。一Ｏ三中是本期开办的新学校，初中一年级两个班级是新招收的学生；二年级一个班，这个班是矿区一所矿办小学自办的一个初中“戴帽班”（一年级），移交到我校来的，成为我校的正式二年级。王校长是南川县县办中学初中毕业的前期学生。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中，成为反贪积极分子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曾在市区某个局工作过，就在本学期调来一Ｏ三中任校长。语文教研组组长陈仲咸，贫农家庭出身，解放前被国民党军队拉壮丁当了大兵。解放战争后期，所在部队起义投降，陈因家庭成分好，且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被送去培训三个月后，调来一Ｏ三中初二年级担任语文课兼教研组长。初一年级二班语文课，由张老师（女）担任，张老师早年毕业于南京某中学。我担任初一年级一班语文课兼班主任。我和张老师同教一个年级，在教学中，理应相互研讨互补短长，但我们并非如此。
当时的初中，语文科分成了《文学》和《汉语》两科，各自一个课本。语文教师既教“文学”也教“汉语”。《文学》课本主要包括：记叙文、报导文、短篇小说和论文等；《汉语》课本主要包括：汉语拼音（拉丁字母）、字、词、句、句法和文章结构等。想不到张老师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就连早年的老拼音也没有学过，在教学中，学生很有意见。其实，我听过张老师的“文学”课，教学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教导主任听了张老师的汉语课后，同校长交换了意见，作出以下决定：“张老师专任两个班的文学课，赵老师专任两个班的汉语课。不知怎的，张老师从此把我恨到心底，经常在数学上找我的麻烦。在一次‘公开课’的讨论会上，她又将我过去教文学课《老山界》（陆定一写）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事情是这样的：在总结归纳《老山界》的中心思想时，我是这样写的：“通过红军长征中攀越老山界的叙述，表达了中国工农红军不怕艰险的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张老师认为我是有意“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前面加上“共产党领导的”六个字。我们的王校长马上表示支持张老师的意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那怎么行！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嘛”。李主任则提出：“总结归纳中心思想一定要简明、概括、扼要、贴切，不必再加上‘共产党领导的’，难道还有其他什么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不成？”大家没有再谈，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张老师的心里并不服气。
大概是1957年11月初或11月中旬，四九七厂原中专校校长和厂保专科的一位干部，突然光临一Ｏ三中，我即当面表示：“欢迎，欢迎！”在叙谈中，我说：“请教，前来有何贵干？”他们说：“向你了解一下中专校个别老师的情况”。似乎是在走过场地简单问了几句，就把话题转为不必要的“聊天”。当晚，这位前校长就在我的个人宿舍里共同住了一晚。他说，明天中午12点后就要回厂，要我在校外桃子幽请他俩吃顿水饺，我满口答应。第二天，作为欢送，我们三人吃了150个水饺，大家愉快地分手。
第二天下午，王炳林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冷冷地说：“从今天起，你就不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了，你的班主任工作移交给数学老师张道仁，汉语课暂时继续担任”。从此，王校长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即使有话要说，也是命令式冷冰冰的。我已经想到，原中专校校长的专程前来，肯定是送来了我个人的档案，并提出了我的“托匪”问题。又想，反正“右派”与我无关。其实，我猜错了，他们俩前来的任务，除了移交我的个人档案，强调我的“托匪”问题之外，另一任务就是通知一Ｏ三中我已被“暗划”为“右派”，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也许是所谓“暗划”的原因，我这顶“右派”帽子，除去校长和几个党员之外，其他人连教导主任李国维（非党员）也不知道，假如知道，他会悄悄告诉我的。李教导曾对我冒出过一句话：“您看看，咱校这个教育班子，有哪一个是教书育人的材料？！”
王校长的那句话，我不会忘记：“汉语课‘暂时’继续担任”。我是准备随时移交的，我已失去了作为一个教师的资格，没有想到我竟肩负着这个“汉语”任务，一直到告别了1957，踏进了1958年。直到全面停下课来，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的汉语课才算暂时停了下来。
“三面红旗”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第一面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面是“大跃进”──城镇大办钢铁，农村粮产放“卫星”；第三面是“人民公社”──取消农村家庭小锅灶，开办大型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我们一Ｏ三中开始了大办钢铁。我们的学生虽说是初中学年，而年龄基本都在二十岁以上，不少学生还拖儿带女。这不奇怪，矿工子女解放前没有资格也没有钱读书，解放后才能入学，但已是大大的超龄学生，身体很棒。大办钢铁开始了，我以一米七三的个头成为老师当中的主力之一。王校长主持小高炉，我便主持土炉炼钢。在炼钢大战中，我又听到王校长一声声喊我“赵老师”。
一天上午约十一点，十几个学生从矿区抬来了一个约一米多立方的大木箱，好容易折开一看，是一盘足有五百公斤重的崭新的钢缆。我请示王校长：“这钢缆是新的，不能进炉啊！”王校长绕着这盘钢丝缆转了一圈，下了命令：“马上进炉！我们的出钢指示还差得远哪”。我马上调整了火力，不到半个钟头，这盘钢缆已化成了一块混合了炭渣的铁坨坨。此后，不到二十分钟，矿井派人追到了学校：“我们竖井备用的钢丝绞绳是你们抬走了”？“是的，我们已经炼成钢了”，王校长指着那块铁坨坨回答了来人。“我的天哪！那是刚从国外购进的竖井用的绞绳啊，怎么就这样毁了？！”来人的口气表现出十分惋惜。“说话得注意点，怎么说‘毁了’，大办钢铁嘛，难道你们不支持？”王校长话音未落，来人就回头走了。我心里想：谁敢说“不”，“帽子”准备起的：“破坏大办钢铁”。
王校长主持的小高炉，溶进了从农村挨户搜来的五百多口大小铁锅和菜刀、斧头、锅铲、火钳，小到门扣、箱扣等等。我们的学生还远自六、七里之外的一家多年的炼铁厂运来了两吨多铸铁条块。小高炉流出来的铁浆，依然是混合炭渣的铁坨坨。我们的产品，经学校总务将送样品到煤矿化验室化验认可，确系最优等的好钢，“谁敢说不是好钢？！”
另一条战线是农村里的粮食产量放卫星，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带学生亲自到农村参加了秋季小麦播种，既不是条播，也不是窝播，而是遍地满撒。我们看到农民的播种样板，一直撒得看不见黄土为止。口号是，“多播一粒籽，多收一窝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到了农村，看见麦苗已两三寸高，就像软绵绵的丝线一样倒成一片。学生们说：“地里好睡觉啊，睡下去不会沾上泥巴”，整个农村都是如此，真叫人担心明年的夏收。
1958年秋后，大跃进结束了，又将重点转移到学习上来。提出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就在这年的寒假，区教局组织区属各中学教师一起展开了业务学习。先做了动员报告，然后按学科分成了语文、数学、理化等好几个小组。语文的学习重点是汉语，汉语的重点是汉语拼音。当时各校都订了《汉语拼音报》要求语文教师能用汉语拼写短文，并用普通话发音注上四声。当时配合简化字改革，提出了向“拼音文字”发展的思路。从各校语文教学情况看，汉语拼音成了大家感到生疏的难点。在这学习中，每天都安排有学习讲评。我校李教导推荐我对汉语负责指导和讲评工作。面对那么多区属中学语文教师，实在感到受宠若惊。解放九个年头了，自知坎坷忍辱的日子，决不会到此结束。我自己非常明白，此刻的处境，也不过是阴差阳错之间的昙花一现，不会是长久的。
是先谁能想到“三面红旗”高举之后会带来灾荒三年。在三年的灾害中，全国到底有多少人饿死，谁也没有去搞过统计，官方也从未公布过这个数字。有人说，那是“天灾”，也有人说，那是“人祸”！总之，灾情是严重的，灾难是空前绝后的。学校老师们，哪个不是两腿肿得发亮，哪个不是黄皮寡瘦！老师们个个拖着两腿走进教室，两手扶着教桌讲课。师生的口粮定量是：学生月定量是三十二市斤，每人节约上缴两斤，实吃三十斤，平均每天一斤；我们教师的月完量是二十四市斤，节约四斤定量上缴区政府，另外节约两斤定量交给学校，实吃十八市斤，平均每天吃六两。每餐只能吃二两。菜油，每人每月由原来的半斤减为二两。肉的定量原为每月半斤，进入灾害年后，已被取消。学生在闹“吃不饱”，上课课桌上趴成一片，老师们在喊“吃不完”。王校长决定招开师生大会，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并选完1米75身高的李老师和1米73身高的我，上台“现身说法”。事前，我和李老师请示王校长，上台如何谈法？校长只说：“你们自己考虑嘛，该怎么说，你们应该知道”。我和李老师商量：先讲明我们的粮食定量和节粮上缴量，再说我们吃得很饱，后谈我们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次，我们在台上说得“一真二切”，一点都不“虚假”。李老师最后从口袋里摸出三斤粮票，向学生们摇着说：“实际上，我的十八斤根本就吃不完，大家看，这个月我还剩了三斤，只吃十五斤”。我们作为“为人师表”，当我们向全体师生公开说谎的时候，心里一阵感到无比歉疚，深感惭愧！王校长说得好：“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得很好！”说句真心话，假如是油水、肉类和蔬菜副食等，能够敞开供应，不管是老师和学生的粮食定量，一定是真的吃不完呢。无奈灾荒年中，既吃不上肉，菜油每月又只有二两，蔬菜类每天每人能否吃上二、三两，也难以保证。
1961年，这是三年灾荒的最后一年，我又成了学校的“编外”人员，被调到区教育局新办的中小学教师“学习班”，班址设在已经停办的一所中学。学习班包括区属中学、小学教师总共五十多人。这些教师大概是在尚未作出新的安排之前，暂时待在这里。这些人为什么成了“编外”，各有各的原因。首先是政治历史问题，所占人数较少，大约有六、七人，基本是中学教师；二类是与领导之间的矛盾，被报复打入“编外”；三类是不服从工作调配，只有等候另行安排。除此，另有少数是家庭成分不好或学历能力低，这部分也都来自中学或小学。名义是“学习班”，其实并不是学习，而是一支体力劳动的大军。区属教育系统也包括教育局，不管哪家哪校修房造屋、搬运破瓦石块、砍伐木材等等，一有调遣立即前往，我们已成为劳动的主力。1961年是三年灾荒的最后一年，人们依旧处于饥饿状态。“编外”教师们的口粮定量依旧是原标准：除节约上缴之外实吃十八斤，而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尽管人人饿得疲惫不堪，还是要挣扎在体力劳动线上。老师们天天劳累、困乏的样子，见者无不为之心酸！
就这样，我在这支劳动队伍中，一直干到1963年春末，王校长又把我召回了一Ｏ三中。这次回校之后，让我主持学校伙食团“荣任团长”。采购员是个“明划”的“右派”，年龄约长我六、七岁。他是早年外语学院毕业的本科学生，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一个外事机构任过多年的外语翻译。他对自己的采购工作认真负责。一次，我同他一起到菜市买菜，我顺便问他：“你是为啥‘划右’的？”他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他在1957年原单位整风“大鸣大放”中，他说：“现在卖的袜子没有解放前的袜子耐穿，穿不了几天，后跟就出了洞”。就这样，认定他的思想是“新社会没有旧社会好”──“今不如昔”。就此扣“右派”帽子。最后，他说：“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自我反省，认真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话音充满着沉重的心情！
我这个伙食团长干到1963年暑期开始放假，学生们离校为止，王校长又叫我参加招生工作。八月底招生工作结束，在下期开学之前，一Ｏ三中校长王炳林离职，另由新校长刘颖接任。刘校长学历较高，有办学经验，可以说，长于教育工作。就在他调来之前，对他，我已早有所知。就在我一心准备迎接下期工作的时候，刘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叫我做好准备马上“下放”农村。下放的地方是距离学校五十五华里的高山地区金灵公社。刘校长一再强调，下放是短期锻炼、改造思想，一旦需要立即调回。并说，已派人前往公社联系好，并已将我的户口迁去。我问刘校长：“下放是不是因为我的历史问题”？他说：“是的，是因你的‘托派’问题。今后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好好改造思想。改造好了就回来工作，时间不会太长”。刘校长对我的态度比较温和，也没有说“托匪”、“反革命”什么的，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已非常明白，决不是什么“下放锻炼”而是在压下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不去是不行的。但没有想到又是一个骗局，一去八年，学校再不过问。若不是1971年因病手术受到公社的照顾，将户口迁回市区家中以便照顾，那将是终身农村直至葬身山林！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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