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夏天，我想起很多很多当年的‘右派’。整整40年前的这个季节，编织了55万余顶‘右派’的荆冠。55万余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从此失去了作为正常人的资格，变为异类，沦为妖魔，开始了漫长的苦难。在这55万人中，有多少人是戴着荆冠离别人世的，又有多少人下落不明，像‘大右派’储安平那样‘查无人，死无尸’！——整整40年了，在那个‘阴谋’时节出生的婴儿，在这个夏天，已步入不惑之年了。55万与40年，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总像是在昭示着甚么和召唤着甚么。
　　“邵燕祥先生写过一本《沉船》，诚实地记叙了自己怎样‘死在1957’，怎样在那一年从人变成‘历史的垃圾’。这是他写给自己的孩子的书，也是对所有后来者的一种交代。在结束语中，邵燕祥说：‘我已经回答了你们的主要问题：怎样发生了这一切’。但是，‘我没有能够回答的是：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这的确并非能够轻易回答的。正因为不能轻易回答，所以值得几代人深思。而在今年这个夏天，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是否都应该抽出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要回答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当然首先要知道怎样发生了这一切。每一个熬到了活着‘摘帽’的人，都应该把那段历史写下来，都有权利有义务对历史、对后人提供一份真实的记录。但这又谈何容易。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能够说清自己为什么成为55万余人中的一个：因为写了一篇小杂文，因为一首小诗，一篇短篇小说，或者因为在某个会议上的一番发言，……而绝大多数人又因为甚么？仅仅因为单位里必须有人成为‘右派’，于是他们便被‘历史’选中了！在1957年夏季的中国，55万顶‘右派’的帽子在寻找55万颗头颅。但受难者却远不止这个数目。实际上是55万个家庭都陷入了恶运。即使每个家庭以四人计，那也是二百几十万人。
　　“一场将二百几十万人推入苦海的巨大的历史现象，如果在它40周年的时候，人们已经忘记了它，那么，当它60周年、80周年、100周年的时候，人们一定会加倍地记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