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22．家破人未亡，含愤忆当年
1957年11月四九七厂，原一Ｏ三中专校校长和厂保卫科一名干部前来一Ｏ三中，送来我个人的档案并通知学校：赵芳举因“托匪”“反革命”案“暗划”为“右派”之后，南桐矿区教育局当即通知了我妻子的工作单位“重庆市劳保用品工厂”，厂方遂即取消了我妻子车间生产组长的职务。此后，三个子女读书的学校，也都分别得到了通知：他们的父亲是“托匪反革命”。以后，我被押下农村劳动改造，一去八年未归，前面已详细谈过。妻子被压下农村种菜。女儿老大被送去凉山彝区，一去二十年未得与家人见面。儿子老二派去南川县体力劳动。儿子老三被送去东北哈尔滨读书。我们的家，至此已支离破碎，常言：“家破人亡”，还好，人总算活下来了。话，还得从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命运从头说起。
妻子俞志英原名俞采繁，今年已八十有二，籍贯福建闽候县，幼年父母双亡，姐妹俩随叔父、叔母一同生活。其叔父，系国民党海军司令部舰艇上的秘书长。随着国民党抗战的节节败退，他们一家也随舰来到了重庆。一只破舰弃置于重庆龙门浩的扬子江边，无人过问。总司令陈绍宽和他的司令部，驻扎在重庆的歌乐山上，成了山顶上的海军。司令部无事可干，物价在狂涨，工资不调整，员工生活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俞采繁的叔父已无法负担一家五口（夫妇、儿子、大侄女、二侄女）的生活。大侄女俞采繁进入“妇女工艺社”作服装工，挣点工资贴补家庭。工艺社一位叫王菊英的女工，她家是我的邻居，经她介绍，我与俞采繁结了婚，同时将她的名字改为“俞志英”。当时，我在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工资收入较高，除去支付两人的生活费用，还可接济妻子的俞家。以后，其叔父辞去了海军司令部的工作，转到了国民党经贸部门担任财会工作，一家生活略有好转。
1945年抗战胜利，其叔父母和妹妹俞采菲三人复员回了南京，儿子尚在四川潼南县国民党机械化军校学习，第二年（1947年）秋毕业调往南京蒋卫国的机械化部队任职。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席卷祖国大地，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俞家四人一起随去台湾。妻子俞志英就此成了“托匪反革命”家属和反动的“台属分子”。几年来，劳保用品厂的领导，多次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不点名地提出：“有的人，父母逃往台湾，隐瞒自己反革命的‘托匪’丈夫”。这当然是指我的妻子俞志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妻子由“反属”、“台属”变成了“牛鬼蛇神”，被送进了厂里的“牛棚”，强令交代：“你和你的‘托匪’丈夫，这些年给台湾蒋匪送去了多少‘情报’？必须全部作出具体交代！”我妻子被逼得一天都哭成泪人儿。不平凡的十年过去了，妻子俞志英无时不在思念台湾的亲人，特别是她的妹妹俞采菲。到头来依旧是音信杳无。“文化大革命”中，人身的迫害、精神的磨难和人格的污辱，正如她自己说的：“一言难尽哪！”批来斗去，好容易结束，又被送去南岸区八公里远的山脚种菜。一次，我由下放的南桐矿区金录公社回来医病，顺便探视家人，但见家门紧闭，门锁无人，借问邻人，方知早已下放南岸农村种菜去了。见面之后，妻子已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每天上午10点、下午四点，胃部痛得无法忍受。人已瘦成“一把柴”，几乎不能辨识。以后又将是什么日子，谁也无法预料。三个孩子都已各处“山南海北”，她说：“一想到孩子们，心都碎了！”
女儿老大是我们的养女，老家是四川潼南县。事情是这样的：抗战期间，我妻子娘家的弟弟在潼南县机械化军校学习，1947年毕业即将回南京报到参军之前，南京友人来信托他在四川潼南县给友人抱一养一个五、六岁的女儿带回南京。妻弟就在潼南学校附近一家多子女的穷人家庭找到一个小女孩儿，与其家长谈妥，不收任何代价，只求能将孩子抚养成人，有个比较好的前途就够了（我妻弟在把孩子领走时，主动给了一笔钱）。谁知临去南京时，不能随军带走，但又急于开船起程。没办法，仓促之中就把女孩子留给了我们，作了我们的养女。一个五岁的孩子，就连姓甚名谁、家住何村何处，妻弟都没有来得及留给我们。1950年秋，养女已满七岁半，我们将她送进了新华路（原中正路）明伦小学读书。后因我们搬家，又转到捍卫路小学读书。1956年小学毕业，又进了四十一中学重点学校。1959年参加高中招生考试，因考试成绩差未被录取。本想让其复读一年再考高中，学校班主任坚不同意。我们找到班主任了解情况，原来因孩子的父亲是“托匪反革命”，为了不让孩子受到父亲的不良影响，学校决定将女儿遣送到祖国西南边陲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读彝族师范（中师），毕业后就在彝区工作。这又是为什么？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女孩子，又能受到父亲多大的思想影响！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远离家庭，身处千里之外的山荒异地，又将如何生活？！班主任回话非常坚定：“这是按照党的政策精神作出的决定，也是为了孩子好嘛，作为家长你们应该支持”。就这样，女儿一人去了大凉山。我们无法为女儿开脱，也不敢抗拒，否则，也许会迎来又一顶“帽子”，与事无益。当时，我远在南桐矿区一Ｏ三中，已是靠边站的教师，这次回来处理家事，事后匆匆返回了学校，未能为女儿送行。她走的时候，母亲为她肩着挎包，她自己背着行李卷，女儿就要爬上火车的时候，母女相拥哭成一团！
没有经过考试，孩子就进了彝族师范。高山地区一入冬季，气候特别寒冷，孩子一直生活在重庆的冬温气候，但大凉山的高山冬季一般都在零下二十几度，两手冻疮溃烂，破布包扎成两团，无法写字。彝语科是主要课程，又必须学好，再加其他基础课程，学习压力很大。1963年初，女儿患了阑尾炎，当时彝区医疗水平很低，手术后又发生了肠粘连，孩子身体虚弱到极点。当时我已被区教局编入教师劳动队，工资变成了“生活费”，七拼八凑寄去三十元。妻子是计件工资，有活儿做就有点工资，无活儿就坐吃山空。家里还有两个读书的儿子，一家三口难以活命，面对现实空喊苍天，依然无可奈何！
也许是苍天有眼，女儿的肠粘连，过了些时竟然慢慢好了。终于熬过了四年的读书生活，分配在山区深处高山一所初级小学教书，三、四十个彝族学生，一个教师，靠学生学费维持老师的生活。常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女儿就在这个小学教书的时候，一夜被彝匪抢个净光，连下床要穿的鞋子、袜子、衣服，也全被搜走了。这件抢案足以说明彝族的贫困。事后老人们说：“什么匪不匪，都是无饭吃的穷人干的”。
事发不久，孩子被调到县城一个规模大的完全小学教书，全校有十多个教师，校长和部分教师是共产党员，有正规的政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女儿上交了入党申请，这一“申请”又引出了父亲是“托匪反革命”的问题。入党，当然不予考虑。女儿向支部提出：她原是贫农的女儿，现在的父母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而是养父养母。回答是：“养父母将你从小扶养成人，你的家庭出身当然是现在的养父”。这时，我已被下放到金灵公社改造，我在公社收到她的一封来信（我曾由公社给她写过一次信，她知道我的地址），信的内容使我无法接受，一气之下，我把它撕得粉碎。现在还可约略记得这封信的大概内容：
信的开头写了赵芳举三个字，后面冒号。她说，她跟了我们倒了霉，连申请入党都被拒绝，说我们毁了她的美好前途，并在学校受到老师们的歧视。她说，她出生在贫农家庭，家里最穷，穷得吃不起饭，她家是最好的成分。后面又是“赵芳举”三个字，“你非找到我的老家不可，我要恢复我们的贫农家庭出身，跟你们断绝关系”。接到孩子的信后，我毫不自责，自认没有任何错误，而错在别人。一个革命者招致的冤案，造成孩子今天的后果。而孩子不过是政治上的无知，思维上的混乱。退一步说，也就是我自己对孩子教育无方。
接到孩子的信后，我马上回了她一封信，这封信是我由金灵公社新铺子邮点亲自寄发的。我告她：“你的老家是四川潼南县的一个偏僻农村，你老家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那么大的一个县，怎么能找到你原来的家庭。当年，你舅舅是军人，要去南京急于报到，你，本来是舅舅给南京的友人抱养的女儿，没想到舅舅因同行的军队不准带你上船，临走仓促急切，只好留给了我们，做了我们的养女。舅舅已经逃往台湾，只有他才能找到你的老家。以后解放了台湾，我一定设法找到他，那时，一切都可解决了。我们会带你去找你的老家。把你送到你亲生父母身边”（大意如此）。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我也再没也接到她的来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8月，孩子的学校组织全校教师，来重庆参观重点小学并参看观摩教学，孩子也一起来了重庆。他找到了我们的原住处，我们早已搬家，由老邻居带她找到了我们的新住处。这天我和妻子都在家。敲门开门之后，只见一个又黑又瘦的女人站在门口，我问：“你找谁呀？”孩子的妈妈已经认出了女儿，喊了一“曼云”，随即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在先，女儿为了入党，来信要和我们断绝关系回到她的贫农家庭，我妻子是知道的。至此，我才明白作母亲的对子女的慈爱是无条件的。对女儿，在母亲心里没有半点怨结，只有无私的爱顾。从孩子的表情和眼含的泪花，亦说明自己内心的愧疚。她们学校教师一行回去的时候，孩子的妈妈，将一件刚做好的用来自己穿的毛呢大衣交给了女儿。这是多年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做成的第一件较好的衣服。衣服里饱含了母亲浓厚的亲情。
前面已经谈过，就在这年（1979），四九七厂（原先我被划“右”的单位）派人前来为我的“右派”错案平反，并恢复了我的教师工作。这时，我妻子的单位劳保用品厂派人员来我家（我妻子已经退休）：“你们是‘台属’，应该通过台湾的亲人，做些统一祖国的工作”。从此，我们的“反动台属”就此抹掉了。我们想，一定要找到台湾的亲人特别是妻弟，也好找到养女的老家，实现女儿多年来的宿愿，回到她那“贫农”的家庭。落叶归根嘛，好让女儿“认祖归宗”。我早即知道，原重庆电力公司的老同事杨先生，他的大哥早年去了台湾，我想通过他的大哥代为寻找我们台湾的亲人。没想他的大哥已经移居美国，但还是通过他的大哥转托台湾的友人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过了很久还是没有消息。更没有想到台湾亲人也在寻找我们。他们给重庆“台办”写来了信，请台办在重庆查找我们，并说明我在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台办接到台湾的来信，找到了电力公司，公司回答是：“此人是‘托匪反革命份子’，早已离开公司多年不知去向”。这时有个老同事透漏一点消息，说：“赵芳举好像有儿子在市二轻局工作，但名字不清楚”。台办来人又到市二轻局查询。局里说，他们上下有好几个姓赵的。经一一排问终于找到了我的小儿子。就这样，我们和台湾的亲人取得了联系，经过长时间的信函往来，我和妻子终于1994年8月去了台湾，也终于和失散47年的亲人得到团聚。当年魁伟矫健的叔父早已辞世；昔日风韵楚楚的婶母，今亦双鬓成雪；青春年少的妻弟，也亦步入老年。抚今忆昔，不禁沧桑之叹！他们询问了一些大陆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解释。其中最可笑的就是：“听说大陆的小学课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我不要爸爸，我不要妈妈，我要共产党毛主席’”我说：“哪有这个课本？都是瞎说！”经妻弟引介，我有幸会见了不少近些年在台毕业的黄埔学生，对我都以“老大哥、老前辈”相称呼，对此深感惭愧！婶母特别关心我和采蘩的生活，我告诉她我俩都有退休工资；不用担心。我跟妻弟谈到当年他给我们留下来的养女，一直要求我们找到她的生身父母。妻弟支持养女的这个要求。她把养女的老家潼南县以及乡镇村落写得清清楚楚，并缯了一个线路示意图交给了我们。这也是去台要办的第一件大事。
在台一个月的逗留，走遍了大半个台湾，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警察局派出所的服务态度。在去派出所办理暂住户口的时候，还没有进门，全副武装的值班警察已经急速走到门口招呼“请进”，同时端来一杯开水，招呼“请坐”。当我们拿出入境许可证并说明来自大陆的时候，他把他的座椅移到了我们的座位跟前，态度则更加谦虚。入境证写明住留时间最长一年，我们说明只住一月，他表示感到遗憾：“一年总要住嘛，一年期满，我们还可给你办理延长六个月到一年”。临走，值警起身送到门外，招呼“走好”，令人感到受宠若惊。一年之后，妻弟夫妇一行来到了重庆。我带着妻弟去派出所办理临时户口登记，讲明二人来自台湾并交出了入境证件。一位办理手续的女警，埋着头边写边说：“交一百元”。我说：“去年八月，我们两个人去台湾，也是办理临时户口，那边一分钱也未收”。“那是台湾，这里是大陆，其中四十元是押金，消户时退回”。就这样交了一百元。另一件事是：我们夫妇两一同走在一条狭窄的大道上慢慢逛街（台湾的县城大街，一般都没有人行道），一辆轿车慢慢跟在我们后头，走了半条大街，我们才发现身后有车，我俩立即让开，司机伸出头来，并招手表示谢意。更没有听到想咱们的司机那样：“你找死啊！”其实，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是讲点礼貌而已。
再回头谈谈我们的养女。她已在大凉山与一个在那里工作的汉人结了婚，生有子女三人，已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调回了重庆，安排了工作。我和妻子带着养女和女婿去潼南县按照妻弟画好的路线和地名找到了养女的老家。其父早已去世，生母也已年迈，形态迟钝，说话艰难。养女老家原有兄弟姊妹四人，老大是姐姐，出嫁不久就去世了；老二就是我们的养女；老三是弟弟，老四是已出嫁的小女儿。三弟在参军的几年当中学了点文化，四妹和死去的大姐都是文盲。看来，正如养女说的，她们的老家很穷，是“穷得吃不起饭的贫农”。当我指着养女对老人说：“我们把您的女儿带回来交给您，母女可以团圆了”的时候，老人点了点头，不知是耳聋还是不能说话。从老人脸上爬满的皱纹和粗糙的双手，足以说明老人当年的贫苦。我拿出两百元人民币交给她：“买点自己喜欢吃的”。老人把钱攥在了手里。老三参军回来之后，大力发展种菜，赚了些钱，为老人盖了新住房，而厨房依旧上漏下湿，简陋不堪。我建议养女：“几十年来你没能孝敬到生身父母，你们现在经济条件很好，可以拿点钱把你母亲的厨房整修一下，也表示你的一点心意”。至此，我们总算了了一桩多年来未能了却的心愿。现在，我和妻子都已是向九十岁靠拢的老年人，心理上也算恢复了平衡。
大儿子排行老二，1944年生，1951年满七岁，进了新华路明伦小学，随后，我们搬家，转到了捍卫路小学。1957年小学毕业，考进了重点校四十一中。1960年初中毕业，因为父亲是“托匪反革命”，老二就没有资格报考重点校四十一中高中部，只能报考低档的中学，结果被分在江北区第十六中学。孩子来回还得乘坐渡船横渡大江。若不是升学考试成绩特优，根本就不能读高中了。在读高中期间，特喜外语（俄语），一直是班上的俄语科代表，成为俄语老师的有力助手。
1963年高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众多考试的学生中遥遥领先，但政审不予通过，因而落榜。孩子上进心切，决定自学一年，下年度（1964）再次参加升学考试。一年当中，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中午啃个冷馒头，也就算一顿午餐。天黑还得早点回家，准备妈妈、弟弟和自己三人的晚餐。孩子一年中艰苦拼搏的精神，见者无不为之动容！1964年夏，第二次参加高考，没有想到这次政策更加严格，尽管考试成绩特优，仍被刷了下来。至此，升考大学的愿望已完全化为泡影。即作为待业青年前往街道办事处登记，期待安排工作。街道办对我们的家庭情况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父亲是“托匪反革命”，并已押下农村劳动改造。母亲是“托匪反革命”的老婆兼“反动台属”，许多工作岗位都派不到我们孩子的头上。眼巴巴看着许多待业青年都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而孩子已经筛了一年的石子儿，全系义务劳动，没有分文收入。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重庆市正在建造嘉陵江第一座大桥，我们的孩子家庭成分不好，作为待业青年必须参加义务劳动，每天到河堤筛选石子儿，为大桥的修建做出贡献。表现好的可以考虑安排工作，通过义务劳动争取自己的前途。
一年的义务劳动过去了，孩子分配了工作，分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渤海工程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建筑工程公司，也许仍像对待我们养女那样，送远点，免受父亲的“托匪”影响。我们的人民政府，用心何其良苦！渤海工程公司，在四川南川县有个较大的建筑工程（包括内部工程安装），孩子被暂时安排在四川，工程完毕还得回到千里之遥的北方。电工缺少适当的人手，孩子就编在电工班参与电气安装工作，这时已经是1965年末。孩子当了半年电工，在技术上很受部门领导的赞许。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孩子成了“革命”对象。首先取消了他的电工工作，改为担抬的普工。孩子原即缺乏锻炼，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苦不堪言！当时，中苏关系日趋恶化，孩子被打成“苏修分子”，被押到了批斗台上。孩子在校学习时期即喜爱俄语（全国学校的外语课基本都是开的俄语），除在高中留下来的俄语课本，另外还自己购买了不少俄语参考书籍。在批斗大会上，这些俄语书籍全被搬到了台子的桌子上，成为孩子“苏修分子”的“罪证”。作为一个年轻正直的青年，满肚子苦水也无法倒得出来。在批斗中，还把“苏修分子”和他父亲的“托匪反革命”联系起来。敢问：即使父母有“罪”，儿女何辜？一人有罪株连全家，那是千百年前封建帝王时代的法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早已革掉，而我们自认已是“社会主义”。不寻常的十年灾难好容易已算过去，渤海工程公司亦起驾返回了北方。就在它返回北方之前，孩子已被另一单位留了下来，并恢复了他的电工工作。时代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这里就不多谈了。
二儿子排行老三，1946年生，1953年满七岁，进入保安路小学（今改八一路）读书，1959年小学毕业，考进了二十九中。1962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重点校四十一中的高中部。1965年19岁高中毕业，参加高校的招生考试，考试结果名列榜首。开始，政审无法通过，不能录取。当时，一位东北林学院派来四川成都负责招生工作的教师，盯上了孩子的考试成绩，手持试卷爱不释手。为了了解孩子各方面的情况，曾几次往返于成都、重庆之间。结果，以“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能否教育得好”，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决定录取，收进了该校。个中情由，还是孩子进了学校之后，这位老师向他悄悄透露的。这使孩子心中感慨不已！
孩子痛下决心，发誓一定要经得起这个考验。他学的是汽车拖拉机专业，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在学习中首先接触的汽车是西欧某国出品的“太脱拉”大型汽车，该车爬高坡的性能特别好，最适于山区的运输。他在课余时间，自动加班折卸、组装“太脱拉”，并按性能特点做好详细记录留作参考。以后，对各种类型的国内外汽车、拖拉机，都投入所有精力深钻细研。就在入校的第一年，已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汽车拖拉机专业，在实习中也包括了一定的采伐运输内容。隆冬季节，远去兴安岭零下40℃的深山，采伐运输木材，在齐膝的积雪中奋力拼搏。工作中，一想到父亲的“身份”和自己的处境，不免产生或多或少的代父“赎罪”之感。孩子的心情多么沉重！多么委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正是孩子进入大学的第二年，以我们家庭的条件能进入大学多么艰难。孩子多么珍惜这一生中难得的学习机会，但学习停下来了。面对现实摇头叹息，无可奈何！“文化大革命”的声势犹如暴风骤雨向学校袭来。“造反派”的火焰无处不在燃烧，其势汹汹、咄咄逼人，烧到了学校，烧到了孩子身上。我们这第三个孩子又成了“革命”的对象。父亲是“托匪反革命”，外公外婆逃往台湾，孩子在“反属”之外，又成了反动的“台属分子”。每天都跪在毛主席像前代父“请罪”！往往在半夜凌晨被揪起来殴打，何其狠毒！孩子的双膝已被严重损伤，迄今已三十七年伤痛未消，已成固疾，一直包着护膝。再次呼号：即令父母有“罪”，子女何辜？！
1970年，孩子总算毕业，被安排在河北省一个拖拉机厂当工人，一天站在机床的身边，定额生产。一年过去了，为了照顾夫妻家庭，经多方申述和一再请求，终于回到了重庆某局工作。由于父亲的“托匪”问题，还是只能当个工人，给局领导开车。孩子秉性坦然，即使是当个小车司机，也还是认真负责处处小心，因而得到领导的赏识，提升为车队的管理而成为干部。三中全会之后，孩子又被提升，这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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