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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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斯大林

看看恺撒吃什么肉，
　　就知道他有多高大。

　　——莎士比亚

　　斯大林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是说，他曾经是一个为推翻沙皇而进行战斗的战士。但那时他的前程并不明朗。

　　正是这位过去的革命者，以无以复加的残暴发动并实现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革命。但是，斯大林不过是一个世界性现象的俄国名字而已。

　　这里有两个突出的问题：（1）一个人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是什么客观经济运动、是什么阶级冲动，使这样一种残暴性成为必要。（2）一个人的哪些性格特征使他变成异化阶级的阶级冲动的积聚者和执行者，而这个异化阶级恰恰是他曾经挑战过或帮助推翻了的那个阶级？

　　千百万群众的力量砸烂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领导俄国革命的人可以对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出出巨大贡献，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这就是创造了一个工人国家。

　　然而，当俄国工人阶级本身陷入了危机时，这些知识分子领袖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怎么高明。在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本应反映工人阶级的运动。但正如列宁在其《遗嘱》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个紧要关头上，一个严重错误的转折，会把工农国家中蕴藏的瓦解力量释放出来。这个工农国家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没有先进的欧洲工人阶级的帮助，它自己不可能彻底冲破这种包围。”

　　当列宁躺在临终的病床上、德国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斯大林崛起了。斯大林最突出的品质是对待群众的官僚主义态度。他自称是工人的领袖，但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让工人们做领袖希望他们做的事。领袖告诉工人该做什么。他说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但对他来说，正如党的领袖告诉各级党员该怎么做一样，党要告诉群众该怎么做。一旦共产党执掌了政权，他的当老板的热情就充分地迸发出来了。这一点在他对待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中各民族的态度上表现得最清楚。

　　在推翻沙皇王朝的革命中，俄国工人不仅为推翻资本家和地主而斗争，而且为推翻大俄罗斯封建霸权对俄国各族人民的压迫而斗争。夺取政权后，俄国工人立即宣布，生活在俄国的一切民族都享有自由。然而，虽然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但他以极其粗暴的态度对待他的格鲁吉亚同胞的进取精神，表现出沙文主义和民族傲慢，与沙皇时代的官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列宁对此也感到恐惧。他写道：“剥去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外皮，你会发现里面一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到今天为止，这仍然是对正在形成之中的集权主义人格的最准确的评注。

　　列宁向托洛茨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是：“我正在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宣战。”[19]他对民族问题的最后理论贡献是：“有人说我们需要单一制。这些主张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不正是从一个俄国体制中来的吗？我在以前的日记中指出，这个体制是从沙皇俄国那里借来的，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的圣油而已。”

　　当斯大林展开他的权力斗争时，列宁还躺在病床上，所以他只能试探着前进。通向权力的道路明如白昼：必须控制党。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经济。控制执政的党，就等于控制党的各级官员。这些人表现出“做老板的热情”，列宁一直与他们进行斗争。斯大林所抓住的正是这些人。他了解这些人，懂得如何与他们打交道。列宁呼吁非党群众帮助他揭露虚浮的共产党官僚，而斯大林后来却让大量非党专业人员涌入党内，帮助他战胜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失败并不像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是因为新党员对争论的问题摸不着头脑，而是他们自觉地选择了斯大林所代表的东西。

　　然而，没有一个人认为斯大林是阶级敌人。尽管列宁要求把斯大林从中央书记处的位置上撤下来，他也没有这样认为。尽管斯大林诡计多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全知全能。他并不知道哪些强有力的客观力量在为他助力。他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在这方面，他把皮球推给了布哈林，自己逃避了基本理论问题。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对他不重要，而是他当时还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理论。他决不是托洛茨基所描述的那种平庸之辈。当他乐意以平庸的方式进取时，他是极其高明的。是他迫使托洛茨基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争论，即在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虚幻概念上争论。是他使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显得似乎是一种直接冒险的纲领，在二十年代衰弱疲惫的俄国绝无可能实现。他不是在玩智力游戏，而是在玩权力游戏。他巧妙地先利用一派，然后再利用一派。他装扮成最温和的、不觊觎列宁地位的人，而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觊觎列宁地位的人。这样，他击败了左翼反对派，又击败了右翼反对派，成了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

　　赢得了党的权力之后，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富农拒绝给苏维埃国家周转粮食。这决定了他的突然转向，要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由此而引起的混乱又迫使他向后倒退，发表了题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讲话。然而，所有的转折都是与客观力量的推动相一致的。

　　只要俄国人民（“每一个人”），不能直接管理经济、管理国家，只要德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只要世界资本主义喘过气来，只要世界市场处在震荡飘摇之中，俄国发展的逻辑就处在未定之天，经济会有令人惊愕的变故。但这种逻辑又是不可抗拒的。这时，革命内部出现真正强大的反革命势力。斯大林就是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最好代表。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个性非常适合这个角色，而且首先是因为他本身来自这个革命的政党，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驾轻就熟。资本主义已经如此腐败，如此老朽，如果不假装得比它本身的实际状况更好，就没有任何希望取胜。希特勒也知道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在之方面希特勒与斯大林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斯大林的官员们都来自于工人阶级。

　　斯大林表现得左右摇摆，缺乏理论敏感。但在这背后掩藏着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新出现的世界现象的直线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有了一个人格，有了一个集权的人格，这个人格用所谓的“坚如磐石的党”的集权主义理论武装起来。

　　“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也并不像托洛茨基描述的那样滑稽可笑。当然，一个阶级是不可能通过法令来消灭的。一个阶级由于自身在生产中的地位而以某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动员起来，才能克服另一个阶级。这当然不是一天或一年所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客观地讲，斯大林也并不企图在一天之内消灭富农阶级。即使在普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也同样如此。长远地看，农业在工业面前将彻底失败。斯大林看到这一过程以急剧加速的方式发生。国家权力促进集体化迅速地实现，所以他可以梦想“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这时，他首先意识到自己代表着一种新的力量，即国家权力，国家计划，国家经济，国家的党。他的国家将不会“消亡”。他的统治是绝对的，他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也是绝对的。

　　在1931年，斯大林的“结束非个性化”的口号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然而，到了1934年，当足够的生产资料建立起来，而又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供人们自由活动时，就出现了足够多的机会主义者为统治官僚提供一个“群众”基础。这时，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在温室式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然而，这个时期与消灭富农抵抗的时期相反，运动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占有工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在这方面斯大林无需请教坟墓中的亡灵。斯大林总结说，现在已经到了使所谓“无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阶级合法化的时候了。新的斯大林宪法同样无需请出过去的亡灵。就是在这个时候，它筹划了大张挞伐的莫斯科审判，一劳永逸地消灭尚存的“革命领导核心” 成员，并且消灭抵制计划定额的工人。

　　斯大林以这种方式对待俄国人民，也以这种对待希特勒。纳粹—苏维埃条约的条件是斯大林设定的。他从波兰获得的国土仅仅是他想要的国土的一部分。从希特勒那里没有得到的东部欧洲，他从同盟国那里得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他战胜直接的敌人取得了胜利，企图立即转向征服整个世界的战斗。特别是当他发现有可能让别人（中国和北朝鲜）冲锋陷阵的时候，他就更加无所顾忌。

　　希特勒经济在他的军事将领面前咆哮，发泄他对斯大林的天才的嫉妒和赞赏。因为斯大林以其勇气和敏锐在发动世界战争之前彻底清洗了红军的高级领导层。希特勒心里很清楚，在集权制的经济中，把政治需要和军事需要分开来指挥是行不通的。

　　斯大林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权力。但是到了1948年，当军事上的胜利使他的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用他自己在另一个场合的话来说，他“被胜利冲了头脑”。我们这样说不是在形容他的某种心理状态。他在胜利后的异常兴奋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对争夺世界霸权所必须的那些客观要求已失去了敏感。斯大林长期以来很好地代表了官僚集团。但现在这个官僚集团开始发现斯大林已经不能适应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新情况。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是真正的胜利者。战争使两个国家资本主义巨头都筋疲力尽，因此，必须有一个停止争斗的时期。斯大林没有掌握这种新情况。不错，他赢得了一场战争，战胜了纳粹德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他还要面对真正的世界霸权争夺者，这就是美国。

　　瓦尔加[20]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计划能“消除总危机”，那么私人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再有总危机。瓦尔加说，计划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战争中人们看到，同盟国也在进行计划，而且将会继续进行下去，并将努力防止战后出现萧条。

　　一位顶级经济学家，玛利亚·娜塔诺夫娜·斯密特（Maria Natanovna Smit），以列宁的精神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他说“这本书（指瓦尔加的书）缺乏对简单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中的重大变化的分析，不是像列宁那样理解这种转变……在战争期间，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的集中化迈进了一步，而且向国家资本主义迈进了更大的一步。”［参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300页］“列宁把‘国家’与垄断联系起来，瓦尔加却把两者分割开来，好象它们各自己独立地存在着，似乎国家与垄断集团的结合非常突然地出现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

　　在斯大林看来，这是 “危险的世界主义”，必须与之进行斗争。当然，不是与瓦尔加和玛利亚·娜塔诺夫娜·斯密特的世界主义斗争，他们无权无势，很容易让他们唱另一种调子。要斗争的是斯大林身边的人，即那些政治局委员中的世界主义，他们正在“偏离方向”。首当其冲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辛斯基。

　　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胜利，可以从它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引起的不安中看出。最高法院的一道敕令，便把五个自治共和国取消了。俄国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浩劫，急需劳动力以便重建国家。不能指望恢复希特勒德国的奴隶劳动来扩大劳动力。在战争末期，所有的德国人都知道，在巨济岛事件、朝鲜战争和战俘大屠杀之前很久，俄国移民营中发生过一场十足的内战。许多人自愿地从斯大林俄国这座监狱中逃亡出来。但是同盟国强迫俄国人回到了他们的“祖国”。

　　俄国群众的不安无休无止。如果他们仅仅是回到原来生活的轨道上去，再去从事他们的艰苦劳动，那至少不会在这天不怜见的乌拉尔山区受苦。集权的俄国官僚手中握着的权力，全部的军队，全部的法律，都可以用来加强劳动纪律。但是，绝对没有任何可以遏止反遣回国的俄国人的反抗浪潮。这种反抗浪潮使所有的法律都失去了效力。无论如何，计划者必须获得劳动力。所以他们被迫实行了一项计划之外的大赦，对在战争期间所有的违纪行为一概赦免。

　　然而，战争年代劳动力的减少是具有极大的灾难性（从1940年的三千一百二十万人下降到1945年的二千七百二十万人，其中还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技能的妇女），所以尽管实行了大赦，仍然无法得到足够的劳动力。因此，俄国进行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遣散活动。在1945—1947年之间，至少有一千万军人被遣散。

　　在1948年，斯大林身边只有一个人全力支持他轻率地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个人，即日丹诺夫，此人后来在“伟大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刺杀了。这就是斯大林丧失权力的开始。

　　1950年，当俄国的经济即将恢复正常时，斯大林又头脑发热了。这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斯大林把一个人从乌克兰调到了莫斯科，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他原来是乌克兰的总理。此人在镇压武装起义方面是一向心狠手辣，现在又被委以重任，来公布一项更加异想天开的计划，建立农业城。事情竟是如此地简单：宣布建立这些农业城，它们自己就会成长起来，并且会消灭存在了多少世纪的城乡差别。这个计划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因此，即便是在实行坚如磐石的计划的地区，这个计划几个月之后就不得不束之高阁了。让人作词谱曲赞颂水利化的美景，说水利化会很快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一亿人的生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是，要说服农民离乡背井，花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把自己在集体农庄中的小屋搬到农业城去，而这些农业城还没有创造出来，他们将要像工人那样生活在集体公寓里，而这些公寓不仅没有建造出来，甚至还没有计划出来，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如果“消灭”城乡差别办不到，斯大林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话，那他宁肯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与美国的正面冲突之中，至少是让朝鲜人中国人来为他战斗。没有什么喘息的时间，更不要说和平了。南斯拉夫背叛了。[21]很显然，官僚们渴望的是战争之间的休整，而斯大林的铁腕已经变成了套在官僚们脖子上的磨盘。

　　斯大林可能读过墙上的手写标语；他对那些太急于接班的人决不会心存幻想。虽然他让马林科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主要发言，但他的最大心愿却是以自己1952年杰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保持其不朽理论家的地位。

　　这部著作可以称之为斯大林的“最后启示录”。这是他留给相互争斗的继承者们的最哀婉动人的文件。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计划经济，经过了他所谓的“从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 的过渡时期，斯大林的巨大劳动只造成了一种需要，即要把与集体农庄毗临的农民自留地合并到集体土地中去。这种私人园地在美国被正确地称为“一亩地一头牛”了。这个要求，加上“逐步消灭”集体农庄市场，以“产品交换”代替货币交换，就会使他们进入“单一国家的共产主义”。

　　这份留给官僚主义继承者们的遗产已经够少了。但是俄国的群众知道，斯大林是不轻易提出理论的，除非他打算把这种理论付诸实现。所以他们就反革命地把自己手中的货币变成工业品，即消费品。与此同时，农民把农产品瞒藏起来。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造成危机的是斯大林的命题，而不是现实中特别是农业上的困难，尤其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的困难。但这个命题无疑在俄国造成了自1932年强制实行集体化以来最真切的恐慌。

　　刚一举行完斯大林的葬礼，官僚主义者们就像耗子逃离沉船一样，对斯大林的最后启示录避之唯恐不及。这个生前一呼百诺的人，这个“喜马拉雅山上的太阳”，一夜之间就被遗忘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那些互相争斗的继承者们改变了他们所继承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的任何一部分。“非斯大林化”前后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们继承这种靠庞大的侦探和反侦探体系支持的现代工业社会中最残酷的劳动制度。“反侦探”并不是“国外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是“党的人”，他们对警察加以侦探，警察对党的人加以侦探。同时，他们与警察都对人民加以侦探。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的死在苏联引起了新冲突。如果说俄国持续的内部危机导致了斯大林的死，可能要更正确得多。就是说，斯大林的死标志着一个末日的来临。这不是从斯大林的继承者开始的，而是从支撑俄罗斯帝国的西伯利亚荒野中的强制劳动营开始的。然而，在沃尔库塔的挑战之前，自由的名声已在欧洲的心脏东柏林敲响了。

[19] 托洛茨基经常谈到这一点。但是我知道，不管是在1923年，还是在他组织左翼反对派并被驱逐的时期，他都没有披露这段话的全文。这段话引自理查德•派普的《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1917—1923》（The formation of Soviet Union ,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 1917—1923 , by Richard Pipes.），原始文件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馆中。

[20] 见瓦尔加著《资本主义经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的变化》，1946，只有俄文本。

[21] 铁托的背叛并不意味着南斯拉夫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铁托忠实于他的俄国样板，把工会也整合到国家中去了。工厂主任们的指导原则是“通过彻底利用工作时间”来加重工人的劳动。1947年实施的五年计划的第14项，在与俄国分裂并实行“人民委员会新法”之后并没有改变。铁托的民族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南斯拉夫的翻版。铁托的国家很小、很落后，而且不依赖俄国。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他的“社会主义”在工人状况方面与俄国有什么不同。他们仍然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下劳动。然而，与俄国决裂确实是对世界资本的这一阵营的一个打击。美国立即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从南斯拉夫获得的援助中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