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俄罗斯神话结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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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俄罗斯神话结束的开始

· 一、东德，1953年6月17日
· 二、沃尔库塔，1953年7月
· 三、1956年的匈牙利

一、东德，1953年6月17日

　　俄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突然地、令人惊愕地破灭了。1953年6月7日，东德工人在加快工作速度的问题上决意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迅速果敢勇气十足的行动，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瓦解了国家的基础。在此之前，旷工和怠工是工人们反抗工厂中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唯一武器。然而在1953年晚春的时候，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下面是导向6月17日及其后的几天的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进程：

　　5月18日，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法令，要增加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人爆发了公开的罢工。为了平息罢工，政府在所有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惟独在加快工作速度问题上坚持不退让。

　　6月16日，建筑工人组织了一次抗议游行，反对加快斯大林度假区房屋建设计划的工程进度。政府派了一些自己的人加入游行队伍，显然是想表现得像是游行的组织者。但是当游行队伍到达政府门前时，越来越多的示威者蜂拥而至，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而呼喊的口号也变成了“打倒度假区！打倒政府！”这时，政府被迫承认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发布了一项命令撤销加快速度的决定。但是，已经太迟了。

　　6月16日的傍晚，工人把东柏林的大街小巷变成了一个个政治中心。在一个个街区里，成百上千的群众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6月17日清晨，他们开始行动了。

　　一群群的罢工工人，涌入政府办公楼，吓得那些政府官员们心惊胆战。勉强从命的警察进入了预先指定的位置。青年和工人们撕毁了政权的象征——旗帜、标语和领袖的画像。一个青年冒着步枪的射击爬上了著名的布兰登堡门,扯下了党旗。工人在一个街区被驱散，又在中一个街区像波涛一样汇聚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我们不再做奴隶。”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东柏林唯一的执掌权力者是工人。他们事实上推翻了政府。他们击溃了警察，焚烧了他们的兵营，把警察扔出窗外，迫使他们逃往西方，或者加入工人的队伍。下午1点，俄国下令10000军队开入柏林，并实施了戒严，禁止三人以上在大街上聚集。人民嘲笑了这项戒严令。

　　与此同时，在耶拿，蔡斯光学仪器厂的罢工工人捣毁了党团办公室，把书籍、纸张、打字机扔出窗口，并加以焚烧。

　　在柯达配件厂，工人接管了工厂，罢工者占据了领导地位。

　　国家铁路工人走上街头，使区域间的交通陷入瘫痪，阻止向俄国运送补给品的车辆通行。

　　建筑工人切断了高架铁路和地下铁路的电缆，并阻塞了铁路线。

　　哈利的留纳化工厂（即前I.G.法本工厂）的25000名工人放火烧毁了工厂。布纳综合橡胶厂的工人把工厂烧成了一片废墟。这些工厂是向占领军提供汽油和轮胎的主要厂家。

　　兹维考的煤矿区所受的破坏大得无法估计。示威者们点燃了哈利和马德堡之间的大煤堆，并捣毁了开采铀矿的设备。

　　他们打开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了政治犯。基拉（一座与辛辛纳提同样规模的工业城，与俄国人管理的萨克索尼铀矿毗邻）的数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在市监狱前游行示威，要求释放政治犯。

　　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从附近的隆内堡赶来的5000名铀矿工人与基拉的工人汇合。他们把警察从其营房的窗口扔出去。政府向俄国求援，这一回俄国人开来了坦克。

　　工人们把怒火集中到代表政府的官员身上。在拉特诺，工人们杀死了一个试图阻止罢工者进入工厂的警卫。在爱尔福特，他们的把两个警察吊死在路灯柱上。

　　6月20日，星期六，从波茨坦附近驻有300000人的占领军营地派往柏林的俄军人数达到25000人。每一个大城市都由俄国军队代替了镇压不力的东德警察。司法部长被清洗了。德国警察中有一半人因为不可靠而被遣散，送到工厂中劳动。

　　俄国士兵中有少数人开小差，站到了东德工人一边。示威平息后，18名俄国士兵由于叛变罪而被迅速处决，就是明显的证据。

　　大约有2—3万罢工者被投入监狱，数十人被处决。被判罪的罢工者的家属被赶出家园，送到集中营劳动。但是直到6月22日，莱比锡市这个示范城市，仍然由于总罢工而处于瘫痪状态。

　　随后，东欧其他国家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俄国官僚们坐卧不宁，直接负责东欧的贝利亚应该对此感受最深。
　　

二、沃尔库塔，1953年7月

　　斯大林死后，西伯利亚荒原的奴隶劳动营中到处酝酿着有组织反抗的冲动。东柏林事件的激励使这些冲动迸发出来。1953年7月，沃尔库塔奴隶劳动营爆发了1万多工人参加的公开罢工。两个曾在沃尔库塔劳动营呆过的德国人，约瑟夫·肖美尔博士[22]和布丽吉蒂·葛兰德[23]，讲述了这些岁月的故事。他们是被关进劳动营的数千德国人中的两个。1954年1月，柏林召开四大臣会议期间，得益于俄国的宣传姿态，这些德国人意外地获得大赦。

　　布丽吉蒂·葛兰德参加1954年会议采访时对与她合作的记者们说：“你们似乎都对俄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怀疑。我不敢肯定事情会怎样。但是，请相信我，俄国的革命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亲身参加了起义的约瑟夫·肖美尔博士对起义做了这样的描述：“这是一场有一万多矿工参加、持续了几个星期的罢工，它带有一般罢工的所有特征：有罢工委员会、各种标语口号、各种小册子，当然，少不了也有工贼。这场罢工的一切方面，都与1912年西伯利亚雷纳金田公司矿工的历史性罢工非常相似。当年沙皇的警察向罢工群众开枪，1953年当政者的所作所为与沙皇别无二致。”[24]

　　这些统治者们表现得是那样稳如泰山，没有一点不安定、不安全的迹象。他们武装到牙齿，掌握着一切权力和恐怖手段，在最初与罢工工人交涉时，他们就是以这些来进行威吓的。他们派出了一个工作队飞往劳动营，为首的是德里维安科将军。他们试图以训斥来制服这些囚犯，结果失败了。他带着囚犯们提出的两个要求，即全部重新审理他们的案子和撤除铁丝网，飞回莫斯科。最后，克里姆林宫做了沙皇在1912年所做的事：向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开枪，打死64人，打伤200多人。但是，罢工摧毁了的东西他们再也无法恢复，这就是集权者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些没有任何权力的囚犯居然敢于罢工。他们坚持了数周，从根本上动摇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尽管实行了全面的书报检查，列宁格勒的工人很快就知道了起义的情况。几个月以后，一批到沃尔库塔工地劳动的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学生告诉囚犯们，列宁格勒的群众是如何谈论他们的罢工的：“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你们的罢工，煤炭产量的下降立即就看得出来。我们没有任何储备，除了计划什么都没有。谁都知道计划是多么脆弱。罢工粉碎了这个制度不可动摇的神话。”

　　约瑟夫·肖美尔博士评论西方那些俄国问题“专家”说：“当我第一次对他们说出‘内战’这个词时，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起义的可能性超乎他们的理解能力之外。他们对劳改营中存在着抵抗群体毫无所知……”

　　“从苏联回来的最初几周里，我会见了各种各样的人。我的感觉是，大街的普通人对事情的真相有最正确的看法。而那些‘专家’们却什么都不明白。”[25]

　　自然，铁丝网没有推倒。但是，人们在历史上写下了两页新的篇章。在6月17日之前，谁听说过这类起义？在7月起义之前，谁听说过奴隶劳动者迫使国家做出让步？这两页历史篇章展示了新的道路。
　　

三、1956年的匈牙利

　　“俄国兵，回家去！”1956年10月23日星期二，匈牙利革命爆发了。这句带嘲讽意味的口号成为革命的核心口号。匈牙利革命是继一周前的波兰起义之后爆发的。这次革命以其超过以往的深度、不妥协的立场以及全体人民的卷入，与以前的各次起义大不相同。与所有的大众起义一样，士兵反正，站到了人民一边。匈牙利自由战士把人民的各个阶层——工人、青年、妇女——都吸引到自己周围。上至翁妪，下至童稚，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要么摆脱苏联压迫者，要么斗争而死。大街上可以看到12至16岁的儿童，肩扛步枪和冲锋枪，口袋里装着手榴弹。他们在屋顶上吸引坦克炮手的注意力，然后在高架枪炮的掩护下把汽油泼到坦克上，用火点燃。还有一些儿童把坦克引到狭窄的胡同里，使它们无法转身，然后加以伏击。有个13岁的孩子是这种战斗的高手。人们问他从哪学来的这些本事，他回答说，“我们小孩们全都在聚会中进行了训练”。

　　工人们试图占领油田、铁路中心、钢铁厂、通讯设施，由革命委员会来管理，就是说，由工人来控制生产。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这次革命试图进行一次全面的变革。一次全国总罢工使整个铁路运输和大部分生产陷入停顿。死亡和饥饿笼罩着匈牙利的大街小巷。起义的电台发出了最后的紧急电讯：“我们撤退了，但我们并不是害怕了。请把这些告诉全世界。”关于这五天的自由，传到全世界的消息所透露的不仅仅是英勇的战斗。它向世界宣告，自由的思想是消灭不了的。这个思想不是飘在空中。人民正在对这个思想身体力行。一夜之间，一党制瓦解了，各种各样的政党、小报、广播电台重新出现了。几百个地方的、区域的组织建立起来了，例如匈牙利革命青年党，还有一些老政党又重新冒出来了，其中包括小业主党和社会民主党。

　　喜欢讥消的人[26]认为，把1953年东德起义当做当政者末日的来临，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是，这些犬儒们也开始以非犬儒的希望来看待匈牙利。数千人逃了出来。一切反动派，都试图对匈牙利革命者的勇敢加以利用。在这方面，美国国会议员瓦尔特以其臭名昭著的麦克卡兰—瓦尔特法案首屈一指。但是，这些冲击很快就使那些奉承者们承受不住了。斗争的正面冲击力又转回了匈牙利国内。当所有的人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时，匈牙利工人委员会突然冒了出来。这里的关键仍然是生产。针对俄国暴政的斗争的正面冲击力来自于工人。他们开始在工厂里进行斗争，并且利用工厂来作他们的掩蔽所。工人委员会的领袖们，都是在离开工厂走到议会大楼去谈判时被逮捕的。工人在劳动中和罢工中都创造了一些新的斗争方式。例如，矿工们提出，只要俄国军队留在匈牙利，他们就拒绝采煤，同时也不允许其他任何人“为工人”来采煤。最后，当俄国人倚仗优势兵力强行开采时，工人便炸毁了矿井。

　　已经释放出来的革命力量，是不能靠单纯的武力征服的。革命的力量被迫转入地下，但并没有消失。它们在匈牙利国内所造成的冲击也远未消失。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开端。

[22] 见约瑟夫•肖美尔博士的《沃尔库塔》（Vorkuts , by Dr.Joseph Scholmer.）

[23] 还可参见布丽吉蒂•葛兰德的《俄国的奴隶暴动》，连载于1954年1—2月的《伦敦观察》。（Russia’ Slaves Rebel ,by Brigitte Gerland ,appeared serially in The London Observer during January and February , 1954）

[24] 《沃尔库塔》，234页。

[25] 《沃尔库塔》，301页

[26] 虽然，关于德国和奥地利两国人民反抗希特勒的问题不在本书讨论范围，笔者还是想请读者注意约瑟夫•布廷格的《社会主义的曙光》。这本书详细地记述了奥地利革命社会主义党的历史。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中唯一与希特勒直接斗争的人。诚然，这些英勇的斗士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与今天的犬儒派正好相反，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追寻的是“一个出发点，由此可以继续前进……直到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真理；人不能永远处在社会条件的盲目支配之下；人可以奋起反抗某种否定其人类性的秩序，并获得成功。……在这个最深刻的意义上，奥地利革命社会主义党并没有失败。他们的社会主义仍然活着，像积雪底的种籽。他们在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兄弟，包括那些打着另一种旗号，在另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兄弟。在任何地方，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在小群体之中，他们都在探索新的道路。渐渐地其他人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并在社会灾难的刺激下投入思考和行动。在较近的未来，他们还不能组成一个威武雄壮的大军。他们的精神在许多年之内还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总有一天时代的要求会召唤他们。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那么即使最孤独的人，也总有一天会遇到自己的同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不管语言是多么不同，只要他们相遇，他们就能互相了解、互相拥抱。他们甚至会感到奇怪，以前何以会觉得那么孤立”。（pp.546—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