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八章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逻辑和规模[65]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与其本质完全一致，一切科学就都成了多余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种理论，它自己总是在这两种理论之间摇摆。第一种理论认为：生产为自己创造市场；第二种理论认为：工人不可能“买回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这两种理论辩证地结合起来。根本的问题仍在于生产力并不能为自己创造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消费不足的存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人们忽视了消费的限度。
《资本论》第二卷的主题是流通过程。它展示出，“剩余价值的实现”（即“出售”）是不成问题的。这一点是这一卷的突出特点。前面两部分处理资本的转换与流动，其要点在于流通过程的一切连续性都与再生产领域有关。因此，尽管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市场，但问题的本质始终是再生产。
马克思说，再生产的问题必须从其“基本的简单性”上提出来，这就是说，在预付资本的各种循环中，即在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断地进入市场又不断从市场上买回商品的过程中，都一定不能有亏损。
一、社会生产的两个出发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马克思冲破市场的谜团，把整个社会生产只分为两个（只不过两个）基本的部类：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66]这一划分表现着社会的阶级划分。马克思在理论上反对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以上的部类，例如划分出生产黄金的第三部类，尽管黄金既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消费资料，而宁肯说是一种流通资料。因为，对于一个只有两个阶级因此社会生产只有两种基本分工的封闭的社会来说，黄金生产完全是个从属的问题。问题的前提决定着问题的边界。两大部分的关系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它植根于工人与资本家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
剩余价值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漂荡在天地之间，而是体现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中。企图把剩余价值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分割开来，就会陷入小资产阶级的消费不足论的泥潭之中。如果对不变资本物质形式的作用没有切实的了解，就完全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要素——劳动力、原材料和生产资料——就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为了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构成扩大再生产的特殊性质的，正是这些物质要素，而不是“市场”。
马克思确认，社会产品要么是生产资料，要么是消费资料，二者必居其一。生产与消费资料相比占有优势。在这里，马克思的观点是，价值的实体形式预先决定着商品的终点：生铁不是由个人来消费，而是由炼钢厂来消费的；而食糖不是由机器来消费，而是由人来消费的。价值可以对它寓居其中的有用形式漠不关心，但是它必须体现在某种可以实现的使用价值之中。因为，虽然资本只对剩余价值（利润）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从它所体现在其中的物件中脱离出来。
整个生产只划分两个部类并不是一种假说，而是一个事实。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因为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不为工人所用，甚至也不是为资本家所用，而是为资本所用。我们在美国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例如，在美国百分之九十的生铁是由生产它的公司“消费”的，钢铁工业产品市场的百分之五十是运输工业。所有的效用经济学家关于使用价值的高论都是胡言乱语，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是用于消费的物件。马克思则指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向我们揭示了“使用价值在确定经济秩序方面的决定作用”的极端重要性。[6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较大的部分，因此也是“市场”是中的较大部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真实存在”，也说明了为什么市场不是问题。
消费市场以资本家的奢侈和按价值获得报酬的工人的需要为限度，不可能更大。唯一可以超出按价值获得报酬的工人的限度的市场是资本货物市场。生产资料简直可以一飞冲天。为了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公式，揭示不变资本大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为了理解这些公式，我们必须了解建立这些公式的前提：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亦即孤立的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社会。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冲突是资本与劳动的冲突，所有其他要素都从属于这一冲突。如果现实生活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理论上的首要问题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样既纯粹又简单。因此就有了这样的假设：社会仅由工人和资本家组成，排除了“第三集团”的存在。正如马克思反复陈述的那样，把对外贸易排除在外，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外贸与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无关。
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一切社会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价值生产的社会。在其他阶级社会中，工人获得的是生存资料。资本主义社会与此毫无共同之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偿劳动时间的渴求来自生产的本质，而且这种渴求不受主人的贪欲程度的限制。价值——即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生产中不断的技术革命而不断地变化着。这是生产条件以及社会关系中永无休止的骚动的源泉，也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基本特点。马克思假定的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而且马克思不会让我们忘记这一规律是一个世界市场的规律。“工业资本家面前总有一个世界市场，他总是把自己产品的成本不仅与国内市场比较，而且与整个世界比较，并且必须不断地进行这种比较。”[68]
因此， 尽管马克思排除了对外贸易，但他所假定的社会却处在世界市场的环境之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
马克思提出这些公式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方面，他要揭露亚当·斯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误”。亚当·斯密宣称资本的不变部分“最终溶解在工资里面”，从而把这一部分资本“在思想上消除了”。另一方面，马克思要对消费不足论者作出回答。消费不足论者的论据是：由于销售的困难，亦即“生产过剩”，不变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亚当·斯密的“根本颠倒了分析”[69]变成了政治经济学基本教条的一部分，因为保留这个错误与资本家的利益相吻合。如果像亚当·斯密坚持的那样，不变资本“最终”要分解为工资，那么，工人就不必进行斗争来反对资本家对劳动者时间的“暂时”无偿占有了。他们只需等待他们的劳动产品“溶解”到工资中去。马克思则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不变资本不仅不可能“溶解”到工资里去，而且变成了资本家主宰活工人的工具。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把握这一点，所以他们始终转身于阶级斗争的现实之外。
社会生产的这两个部类各自都由三个要素构成：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剩余价值。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基本部类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划分，同样的道理，这三个要素的划分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划分。它的根源在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是不可分割的。“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而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领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必须指出，危机每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70]
马克思揭露亚当·斯密的错误的篇幅似乎有些过于冗长。这是因为这里不仅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的区别，而且有小资产阶级批判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巨大区别。马克思生前未能写成用于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手稿，而《资本论》第一卷则是马克思本人亲自完成并付印的。第二卷中没有第一卷那样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历史材料。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同样多的误解。对马克思的反驳主要针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为自己创造市场的命题。反对者认为，这里面隐含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某种“平衡”。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公式中，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关系所揭示的东西恰恰相反。当马克思揭示不变资本在不断地扩张时，他的理论基础正是第一卷中阐述的积累规律。他所确定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实际是一比七。因此，事情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些公式是建立在关于“孤立的国家”的一些非常极端的假定之上的，就是说，这个国家没有以外贸易，也没有过令人极为头疼的销售问题。因此，这些公式存在的“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些生产关系导致了这种奇妙的一比七的比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范畴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更改的，而对其他社会存则完全不适用。这些范畴假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品才被消费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家的生产，因此是由资本来消费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从没有市场问题的理想资本主义中不存在“失衡”的公式出发进行演绎，足以令马克思九泉之下不得安寝。
通过对消费不足论的驳斥，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正如列宁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所做的最深刻的分析中表述的那样，“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分歧，并不在于前者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般的联系，而后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很荒谬的）。马克思的观点与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看作是直接的，以为生产之后紧接着就是消费。马克思则揭示出，这种联系只是一种间接的联系，就是说，它们只是在最后联系起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之后才是生产。”[71]
人们认为，生产与消费相比占据优势这一点，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将“自动”解体。古典理论家只看到走向均衡的趋势，小资产阶级只看到偏离均衡的趋势。而马克思则指出，这两种趋势都存在，并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资本论》第二卷既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又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分析。正如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突然“发现”马克思的公式也“适应于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公式所处理的是在某种化学式的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现在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正因为如此，这些公式揭示了一切资本主义的基础，它们所揭示的恰恰是而且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二、表象与实在
马克思逝世后，他的终生的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5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二卷。这部著作的发表，在第二国际中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者和革命都忽视了这部著作。事实上，最大的修正出自于革命的殉道者罗莎·卢森堡，而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则写了关于《资本论》的第二卷的专著。在这种普遍的理论迟钝中，只有列宁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列宁比考茨基“聪明”，他知道如何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发展出来的概念“运用”到俄国现实发展中去。资本主义没有国外市场能否发展的问题，在俄国不像在德国那样是个理论问题。在德国，资本主义的扩张每天都在征服新的市场。而落后的俄国没有可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成功，因此俄国发展出一个理论学派，即民粹主义。他们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没有市场就不能存在，“既然”俄国在历史舞台上出场太晚而不能地占领一个市场，“所以”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从“米尔”（农民公社）直接进入到共产主义。列宁与他们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斗争。他把这两方面的战斗结合在一部深刻的理论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这部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清理了基地。
卢森堡批判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其主要锋芒指向马克思关于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假定。她给这个假定赋予了两方面的意义：（1）这个社会仅仅由工人和资本家组成；（2）资本统治整个世界。
然而，马克思所假定的并不是资本对整个世界的统治，而只是对一个孤立的国家的统治。当卢森堡的批评者[72]向她指出这一点时，她对他们还之以刻薄的讽刺。卢森堡在《反批判》[73]中说，谈论单个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最愚蠢的模仿者异想天开的奇谈怪论。”她坚持认为，马克思头脑中绝不可能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然而，正如布哈林指出的那样，卢森堡不仅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的概念，而且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白纸黑字清楚地写下的简单事实：“为了使（扩大再生产）问题简化，我们抽掉了对外贸易来考察一个孤立的国家。”[74]
罗莎·卢森堡错误地把理论与现实对立起来。她说：历史“清楚地说明”，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即孤立于世界市场的社会中，扩大再生产决不可能发生。扩大再生产必须通过向“各种非资本主义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销售和对它们的剥削才能实现。她的批判是从一个基本的错误出发的，即把理论与现实错误地对立起来。当时，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关系正在代替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个现实过程证明了她的错误。这使她开始否定马克思关于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假定。一旦放弃了马克思的主义全部理论的这个基本前提，她就除了交换和消费的领域之外再也无路可走。
对这一点揭示得最清楚的是卢森堡自己。在她的《论积累》一书中，最出色的篇章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描述，即描述通过对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的征服、昂格鲁—布尔战争、对非洲的瓜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对美洲印地安人的种族灭绝和不断增长的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贸易而实现的积累过程。此外还有她对保护性关税和军国主义的分析。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描述，至少与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对落后地区的剥夺的描述同样形象具体。虽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原始积累所创造的仅仅是现实资本主义的条件。现在，资本主义拥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有了无财产的工人，以及劳动对资本的服从。然而，这时的资本仍然只是“形式上的”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要“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不变要素”，“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就尚不存在。[75]
卢森堡否认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之优势的内在的资本主义性质。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版本”。为了说明这一点，她求助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地区之间的关系。她以补充《资本论》开始，最后以修正《资本论》告终。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任何民族的现实生活；列宁则指出这些公式在生活中是有效的，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而，俄国（甚至美国）似乎为各种“例外论”的产生提供了最佳土壤。这些理论认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从而在集权主义统治下建立“共产主义”。当列宁进行理论论证的时候，他的批判者说他不懂俄国。而当他以大量的俄国统计资料说明资本主义在沙皇俄国正在到来时，他们又说他不懂理论。当他在理论战线获得了胜利，在组织战线击溃了民粹主义时，作为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产儿的当代经济学家却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伟大业绩，因为获得胜利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一点不错。不过这恰恰是《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
我们必须记住，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中，没有关于资本在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达到终极集中化的那段论述。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之后才补充了这段话。在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讨论了全部资本集中在国家手中的问题。[76]《资本论》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部由他自己完成的完整的著作。但马克思对这一卷的修改始终没有停止过，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中做了许多改动，此后的各个版本中均收入了这些改动。马克思在一篇跋文中要求读者注意这些补充，因为它们“在原本之外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77]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必须具体地面对马克思仅仅在理论上提出的那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资本论》第二卷建立在一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决不存在的异想天开的社会之上。马克思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
1.工人是按价值获得报酬的。在萧条时期，意向明确的计划制定者可能会想：如果能把全部资本都集中在国家的手中，使其易于计划，何愁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是少数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矛盾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呢？然而，苏联的集权主义帮助我们拆穿了这种华丽的幻想。因为，一旦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上升而超过周围世界市场的生产成本，这样，国内的生产就会受到其他价值生产社会的产品的排挤而发生滞销，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在目前这种资本主义竞争形式下，如果某个国家的喷气式飞机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世界市场上与之竞争的其他国家就可以击败这个国家。这种竞争是一种全面的战争。它不单纯是一个竞争或销售的问题。[78]如果美国拥有了氢弹和原子能，有了自动化，俄国最好也拥有它们，否则就会遭到毁灭。俄国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2.生产资料将会远远超过消费资料。由于价值生产会自动地把一个社会的消费资料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即资本家阶级的奢侈品加上工人可以按照价值购买的物品的限度之内，并且由于生产的物质形式一再显示出全世界的生产资料远远超过消费资料，所以马克思假定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失业是有可能避免的，因为社会可以动员每一条神经来把它的各种计划提高到更先进的生产体系的水平。然而，在竞争中不被淘汰的唯一途径是尽最大的可能少给工人支付工资，同时让他们生产更多的产品。
有些人不能理解，单一资本家的社会与许多个别资本家的构成的社会受同样的规律支配。他们的基本错误实际上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了解，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困难的产物和后果。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第一卷中引导我们探讨生产过程，并在一个封闭的、单一的、让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公司中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界限；他们却似乎认为单一资本家的社会会拥有一个无限大的市场。单一的资本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赫鲁晓夫集体领导公司”，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一个全自动化的宏大计划，可以拥有喷气式轰炸机，但是它不可能停下来提高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它也许能够避免普通商业危机的较为极端的形式，但即使在社会本身之内，它仍然无法逃避生产的内部危机。在任何阶段上，计划都不可能停下来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因为资本不允许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始终主张，要么是工人的自我行动，即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计划，要么是工厂中的等级结构关系与专制的计划，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避免资本主义危机唯一途径是废除价值规律。这就是说，计划必须是按照作为人的体系的生产体系的需要制定的。在这互相间的体系中，人类的再被下面这种必然性所支配：在由价值规律支配的无规律的世界市场规律之下，为了尽可能地维持生产体系，必须尽可能少地支付工人报酬，同时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
这一切，对一个“实际地”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例如美国，似乎是不适用的。为了论辩的需要，我们姑且设想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单一资本家的社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状况也远不会得到改善，相反会恶化。因为，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意味着世界市场的其他部分将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远东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美国，为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将会导致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结果不是单个资本家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或者是人类文明的全部解体。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不管是落后国家还是先进国家，即使全部资本都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仍将起作用。对马克思来说是理论的东西，现在成了最为具体的问题。俄国的情况证明，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与范围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生活中表象与实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一样。
当今的实用主义者嘲笑辩证法，他们把生活中的每一个事实都当作“不可预测”的现象来看待。“神秘”的黑格尔比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辩证法与生活的联系。“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79]
三、资本主义的崩溃：危机、人类自由和
《资本论》第三卷关于组织问题的插述
我们最终达到了表象形态，而这却是庸俗观点的出发点。在庸俗的观念中，地租来自于土地，利润（利息）来自于资本，工资来源于劳动……最后，既然这三者（工资、地租和利润［利息］）构成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收入来源，我们的结论就是阶级斗争。整个社会的运动都溶解在阶级斗争之中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80]
在几代人中间，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重复着如下的老生常谈：1.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生产资料和土地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2.工人为了生活被迫按生产和再生产其自身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3.这种生产方式的驱动力是资本家追求的欲望。这种是以如下方式获得的：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出商品，商品经过出售换取货币。这一笔货币中包含着资本家的投入和一部分剩余，这个剩余就是利润。
如此看来，私人资本家占有的货币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商品的生产；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以获得更多的货币；等等。这是一个社会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真理的全部。马克思绝不会用四十年时间来仅仅证明这些。
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关于劳动的理论，他最初称这种劳动为“异化劳动”，以后又称为“抽象的”或“生产着价值的”劳动。他分析了商品，并揭示出商品的交换是一定量的劳动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一般的商品交换进行了许多世纪，但这种交换过去或多或少是零星和偶然的。资本主义是从劳动能力变成了商品开始的。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看到，当直接生产者必须“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做商品出卖，而不是出卖商品”时，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81]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叫做关于劳动的价值理论，而不是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会更加具体。
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劳动力的买和卖。但马克思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这种观点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无关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不付等价而占有的别人的物化劳动的一部分，不断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82]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写道：“标志资本主义特征的，不是劳动力的可出售性，而是劳动力表现为商品。”这种颠倒是由资本主义的颠倒的本质造成的。在资本主义中，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似乎是物与物的关系。“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的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83]
在第三卷中，他写道：“剩余价值借助利润率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与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84]
他还写道：“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它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中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兴妖作怪。”[85]
事实上，马克思在他著作的千百个不同的地方表述过同样的意思。这是他整个分析的形式与内容，是它的本质和绝对。
从术语本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般来说商品的基本性质是在市场上出售。同样明显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基本性质不在于它是在市场上买卖的，而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在生产过程中，“它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超过自身价值的更多价值的源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是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生产（第一卷）、流通（第二卷）、作为整体的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卷）——的核心。
马克思在各种不同的抽象水平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每一个抽象水平上都有其自身的辩证法。在第一卷中，用以理解生产中各种现实的范畴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劳动力）。在第二卷中，我们处在社会的表层，揭示内在机制的范畴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第三卷中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矛盾，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崩溃之点”。
1929年的大崩溃，终于使学院经济学家们头脑开窍，开始正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崩溃的分析。从此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浅谈，说如果马克思能够摆脱他的“黑格尔主义”，去掉包裹在他的价值概念外面的“神秘主义”，并且从《资本论》第三卷开始，即从处理“现实生活”的地方开始，从竞争、利润、地租等现象的表面开始，那么马克思对大公司和周期性危机的那些“预言”就会变得易于理解，他们就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似乎已经料到会有这类的评论。所以他特别指出：“要是我们只考察年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而困难就在这里开始。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相互易位之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之中。这就迷惑了人们的视线，给我们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86]我们看到，马克思不仅指出了困难，而且对走捷径的想法提出了警告，例如对从利润的表面现象出发，而不是从剩余价值生产的实在出发的做法提出了警告：“读者在第三卷中会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就不再是神秘的了。但是如果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就既不能理解利润率，也不能理解剩余价值。”[87]
《资本论》第三卷大概是最适合学院派经济学家口味的了。这一卷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生活，并且是按照它实际发生的情况分析的。我们了解到，商品不是按照价值出售的，而是按照生产价格出售的。而且剩余价值不是一个抽象，不是凝结起来的无偿劳动，相反，它的现实形式有三个方面：1.工业资本家的利润；2.地主的地租；3.银行家的利息。我们还了解到，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且还具有一种货币资本的有形形式。这里我们研究信贷的作用，而且甚至对欺诈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然而，从了解这些生活事实中可以得出什么重大结论呢？完全没有。它们是否改变了从学院经济学家称为“抽象”的严格的生产过程中得出的规律呢？完全没有。当剩余价值向地租、利息和利润的错综复杂的转换结束时，当价值转换为价格、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时，马克思又引导我们回到了这一切的基础，即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向我们指出，归根结底，价格的总和等于价值的总和。如果工人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那么资本的操作者就什么也不可能得到。利润，即使作为剩余价值的利润，不是产生于“所有权”，而是产生于生产。为了揭示危机的现实原因，马克思对“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88]进行了抽象。
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商品，因为只有它才创造资本。它在这里仍然是商品，按照价值出售，并且仍然创造着比它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而且，这种创造仍然是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交换过程中或在市场上。
请注意马克思对价值生产在其内在发展规律作用下的晦暗前景的深刻洞见：“当一个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增长为十倍时，要生产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时间也必须增加为十倍。这样即使全部的劳动时间，甚至一日24个小时都被资本占有，也不够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48）
单一资本家社会的概念，在对“一天的全部24小时”的占有的概念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马克思提出这个极端的假设，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表述这个基本运动。马克思要说的是，即使工人学会靠空气生活，并且可以一天工作24小时，机器生产这个永远不断扩张的怪物，也不能继续扩张而又不陷入危机，因为活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活劳动被不断地切割。变成了资本主义和使用的越来越大的机器，所以，不可能有足够的剩余价值使过程得以继续下去。
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89]与此相对立，马克思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90]
马克思再一次指出，生产的不断革命，不变资本的不断扩张，自然会使市场的不断扩大成为必要。但正如他曾一再解释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扩大要受到工人按价值获得报酬这个事实的限制。这是他关于工人按价值获得报酬这一使问题简化的假设的最高表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我们看到，危机的最内在的原因在于：劳动创造了一个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但这是在生产中创造的，而不是在市场上创造的。工人是过度生产的生产者。在一个生产价值的社会中，事情只能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资料不过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它不可能大于资本对劳动力需求。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缺陷。一方面，资本家必须扩大他的市场，另一方面，市场又不可能更大。
随之而来的危机不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危机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昨天有工作的工人，今天失业了。危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市场的持续萧条。正如我们在理论上看到而又被1929年的现实证实了的那样，危机之前的时期，正是市场扩大到了最大限度的时期。然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在获取工资者与获取剩余价值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对“收入”分配的不满。资本家减少了他的投入，而由此造成的生产停滞则表现为生产过剩。当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无法销售”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无法销售之所以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是由于预先存在的利润率下降的基本趋势造成的。而这个趋势与无法销售的问题毫无关系。
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的理论看作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驴桥”，它把一种经济学体系与另一种经济学体系划分开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感觉到了它，但不能理解它，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设想，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的核心中包含着将会使其衰落的东西。他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历史的、过渡性的制度。当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使用活劳动越来越少，使用机器越来越多，而只有活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时，资本家却展示产品的堆积和利润的堆积。他们希望以此忘记利润率的下降。甚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受到从生产堆积中获得利润堆积的许多相反趋势的阻遏。所以，在1929年以前，这个趋势没有被任何人（甚至包括列宁在内）看作问题的核心。直到人们看到，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个现实时，人们才开始到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惟独没有想到要由劳动者本身来重新组织生产过程。
在对“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的分析中，马克思所描述的是：1.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2.失业大军的不断增长；3.资本主义由于无法为劳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自我衰落。既然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商品，是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主义无力再生产劳动力就必定走向自我衰落。我们一开始就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最初建立在对生产中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反常的、颠倒了的关系的分析之上，以后又扩展到了社会的表层。在社会的表层，商品拜物教使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幻想形态”。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商品特别是作为资本的产品的商品，它的存在本身就“隐含着社会生产条件的外在化，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人格化，这些是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范畴的层面上，马克思一再指出，既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劳动都是强制劳动，那么，计划就只能是在机器统治下对生产的组织，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正如他一开始就对着普鲁东指出的那样，试图以工厂计划为基础为一个社会的市场无政府状态注入秩序，只能意味着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主人”的统治之下。马克思警告说，看不到革命无产阶级的活动中内在具有的计划性，就会迫使人们提出一种外在因素来进行计划工作。马克思以极大的轻蔑对普鲁东的废除交换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在“揭示内在矛盾”一节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无秩序就是它的秩序”。
普鲁东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计划者。我们的时代使我们对此比马克思知道得更多。不仅唯心主义者制定计划，脱离阶级关系看待技术发展的抽象唯物主义者向后倒退，也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因素看作是生产的任何社会形式都具有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创造一些新范畴，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中机器与劳动的结合方式。在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时，马克思站在与一切计划者（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抽象唯物主义的）相对立的立场上。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与等级式的资本主义控制结构加以对比，来揭示它的本质。在第二卷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国家孤立起来，把它当做一个单位来分析。“……我们决不能效法普鲁东粗枝大叶地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态度，以为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一旦被看作一个单位，就会失去其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特性。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研究总资本家。”[91]
我们看到，整个《资本论》第二卷不是以个别的资本、私人的资本为分析的基础，而是以集合的资本、全国的资本为基础。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又回到了工人的创造性计划，即“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与他们的人类本性最相称”的计划上来：“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解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以最小的能量消耗，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力量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2]
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是青年马克思，而且成熟的马克思也把劳动的创造作用看作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钥匙。与资本家的权威式计划相对立的工人的创造性计划，贯穿《资本论》的全部三卷。起义的现实必然性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条件、活动和目的的资本主义正在毁灭社会。因此，能够克服这种必然性的唯一力量是一种自由，它自在自为地把客观条件、主观活动和目的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一旦生产过程“摆脱了它的对抗性的形式”，“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93]。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时间，将被用于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青年时代作为革命的黑格尔派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时的自由观念，在他整个一生中始终没有放弃过。
恩格斯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准确地保持了马克思写作的原貌。即使是《资本论》的第四部分，尽管卡尔·考茨基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发表时篡改了它的结构，情况也仍然如此。从本质上讲，马克思说了他想说的东西。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本人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不仅像他所说的那样，本身是一个整体，而且它就是整体本身。
马克思重新组织了最后一部分“资本的积累”，[94]目的是要显示：1.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作为第三卷第四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在逻辑上的归属；2.它们如何与第一卷辩证地联系在一起；3.什么是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以及他的分析的特殊辩证法。这样，“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在资本的积累和工人的起义这两个绝对的对立面中结束。这两个对立面面临着一场冲突，并且走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走向自身的崩溃，后者为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新起点上重建社会提供着“新激情和新力量。”
可能有一些理论家要说，这种分析对俄国是适用的，但对作为特例的美国大地就不适用。这大概是因为美国的疆界使美国与众不同，或者是因为美国的实用主义特征，要么就是因为美国的工人没有“阶级意识”。但尽管如此，现在经济学家们却对马克思给予了信任，因为他“理解历史”。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承认，经济理论事实上一直在与历史进行着一场不能取胜的赛跑，只有马克思的理论例外。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走得更远，对马克思的“理论观”和他把历史记述转换为“历史理性（raisonne）”的能力表示钦佩。[95]但是任何人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理论观”之所以深刻，恰恰是因为他与资产阶级的理论观实行了决裂，进而把工人置于他的一切思想的中心。社会理论没有任何其他的源泉。
不是马克思“美化”了工人，而是马克思了解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历史没有解除理论批判现存社会的使命，同样，承受着全部剥削的重负的工人，必须像真正的人那样挺起胸膛，必须甩掉背上的一切剥削，所以他们有能力批判这个社会，克服这个社会，并把目光投向未来。
不是马克思贬低了资本家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者。马克思了解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因此也了解他们的眼界的局限性。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得到了满足，他们就不可能把握现实的全部。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是虚伪的。
一开始，马克思并不知道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内涵。因此，尽管他看到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但他当时认为，只要揭示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坚持科学的态度，揭示出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已经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者已经变成了“受雇佣的斗士”，就足以说明资产阶级思想的破产。此外，他还可以揭示出世界的没落，指出工人正在变革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过去只是被人们加以各种各样的解释。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才改变了《资本论》的结构，把各种理论放在了整部著作的最后。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他解释说，最早写出的东西，被放在最后，是因为这是理论著作展开的正常方式。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必须首先澄清自己的思想。只有在这时，才出现了关于工人本身不仅作为活动者而且作为思想者的创造性作用的部分。因此，正如“资本的原始积累”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一样，“理论的历史”（考茨基称之为“剩余价值理论”）放在了第三卷的末尾，即放在了全书的末尾。
在《资本论》第一卷准备付印的时候，马克思为全书制定的提纲是：
第一部分：生产过程
第二部分：流通过程（这两部分准备作为第一卷，但马克思生前只发表了第一部分）
第三部分：总体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部分：理论的历史
在一卷付印的时候，整部著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在第一卷第二版之后，马克思对第二卷进行了重新整理。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由他亲笔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关于第二卷和第三卷发表时的未完成状态，真实的情况与那些竭力强调手稿的未完成状态的人们所暗示的东西恰恰相反。马克思本人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他能亲自编辑整理这些手稿，他打算如何修改他们。他在给《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译者丹尼尔逊的信中告诉他不要等待第二卷。因为，“首先，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们意思是‘理论上’”。
“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材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
“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以用来对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表示愤慨。我用不着再对比下去了。”[96]
很清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俄国和美国将要扮演英国在第一卷中所扮演过的角色。列宁把俄国补充进去了。而美国的工人正在以其对待自动化的态度把美国的作用具体化。
马克思把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价值问题，转变成了无产阶级为争取一个新社会而斗争的问题。物质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绝不会相距太远。[97]马克思把新社会定义为：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国家的权力永远不会强加于个人的权利之上。这是他对自己的社会预见所做的最好的概括。人类自由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原则，而马克思的哲学的最恰当的名称是新人道主义。
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和革命的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区别。在理论家马克思和实践组织者马克思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完成了《资本论》，把目光转向巴黎公社的马克思，不仅是“活动家”和“唯物主义者”，而且是“理想主义者”。理想永远不会离现实太远。我们看到，当他说公社社员们“没有任何理想需要实现，只是要把新社会的因素解放出来”时，他对这一点作了最深刻的概括。
[65] 这里的分析也包括《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原来打算把它作为《资本论》第三卷第4册。但这一著作除第一部分（见本章注17）外，至今没有英译本。
[66] 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比政治经济学在“市场”问题上提出的所有观点都更有意义。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为，在1929年大崩溃之后，学术界一些经济学家也认识到，要更深刻地认识危机，必须更好地理解生产。1942年，乔恩•罗宾森（Joan Robinson）认为，马克思通过把总产出划分为两个（而且只有两个）主要部类，“作出了简单而深刻的论证”。（见乔恩•罗宾森《论马克思的经济学》p.51）
[67] 《剩余价值理论》（俄文版）第一卷，第2部分，第170页。
[68] 《资本论》（英文版）第三卷，第396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7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56—457页。
[71] 《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72] 使这一论证变得复杂了的是，批评她的人大部分是改良主义者。而她又不加区别地既批判改良派，又批判革命派，并且把批评她的人都称作“模仿者”，
[73] 俄文版，第401页。
[74] 《剩余价值理论》（俄文版）第二卷，第2部分，第161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06页。
[76]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这部著作有一个著名的简化版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58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9页，“法文版跋”。
[78] 在这些年月里，事情决不那么简单。1931年，俄国发现，虽然它对一切都实行了垄断，包括对销售的垄断，但它的拖拉机仍然无力“竞争”，即无法在生产上站住脚。然而，从福特公司购买汽车意味着要支付以黄金为标准的货币。而这时国内的农业危机使她不可能出售农产品来换取货币。在另一个时期，当她试图向国际市场倾销小麦时，却发现无法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
[79] 《小逻辑》（中文版），第81节，第177页。
[80] 1868年7月11日的信。
[81] 《资本论》第1卷。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0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33—134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53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38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7—648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2脚注。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547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78—279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6页。
[9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83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7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第218、222页。
[94] 最初，马克思打算以第六章来结束第一卷。这一章的标题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后果”。这一章将对第一卷进行简单的总结，使其过渡到第二章，但不对第二章的问题和结论作出预示。但是，由于健康的原因，更由于他对所讨论的问题的深化，他把最后一部分改写为“资本的积累过程”。而这一章，又是在《资本论》第二版中修订最多的一章。原来的结尾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Archive of Marx—Engels, Vol.Ⅱ（Ⅶ））中找到。追溯“资本的积累”这一部分的变化的最好办法是参考多钠•托尔版（Ddona Torr edition），这个版本把每一个改动的段落都标出来，并在书后附有改动前的原文。克尔版（Kerr edition）被看做是标准的版本，我们所用的也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按照马克思所改动过的法文版刊印，但对改动的地方没有一一注明。
马克思在第一卷的“资本的积累”中对第二卷和第三卷作了预示。这种预示方式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绝对观念”对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预示相似。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最终在精神哲学中完成。马克思在1867年4月30日写给S•梅叶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健康，他说：“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44页]
[95] 见约瑟夫•熊比德的《经济分析史》（Joseph A. Schumpet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96] 1879年4月10日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45—349页。
[97] 在这方面，黑格尔并不像表面上看走得那么远。“如果不是现实地存在着，而只有存在的权利或义务，那么理念就不那重要了。”见黑格尔《小逻辑》（Hegel's Logic,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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