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七章 人道主义与《资本论》
（第一卷，1867—1883年）中的辩证法
一、劳动范畴的分割：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和劳动力
对一切事实的理解都依赖于劳动的这种两性的理解。
——卡尔·马克思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从对商品两重性的分析开始的。他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两重性直接进入劳动的两重性本身。他认为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对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分析，“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7]他在通信中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因为“全部”理解都依赖于它，所以“在第一章就加以强调”。[28]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看到，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可以通过劳动的发展来追溯。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进步，是通过劳动的发展进程实现的。劳动把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转变为社会条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一种自我活动方式，是人的创造性机能。它从人的本质能力中涌流出来，并使人的自然禀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原始人的认识有局限性，但他们在与自然的接触中不仅施用他们的劳动力，而且运用了他的劳动力。他们就这样发展了自己，也发展了自然。
劳动的社会分工是人类按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并创造新生产力的必要前提。然而，这种分工又破坏了生产与占有的集体性。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并且推动了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控制。人类从本质上是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且，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亦即劳动过程，意味着生产力的增长和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增长。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把工业解释为“自然及相应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现实关系”。
工业革命、科学发展和一般技术进步，使生产方式革命化了，最终造就了自由的真正基础。然而，在劳动分工（它的最荒谬的形式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中生产了阶级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阻碍了人的充分发展。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是奴隶，是封建制度的奴隶或者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奴隶。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不再是人类肉体能力与理智能力自由发展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达到了最极端的异化形式。不仅劳动者的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而且他的活动方式也与他相异化。劳动已不再是“生命的第一需要”，而是变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劳动变成了人为获得生活资料所必须完成的一种苦役，而不是在其中实现其肉体与精神潜能的活动方式。劳动者不再对生产力的发展感兴趣，而生产力似乎也不依赖于劳动者而发展。劳动变成了创造财富的手段，它“不再与个人一起成长并达成某种独特的目标。”[29]
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使用了异化劳动这个术语中，并呼吁“扬弃异化劳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说劳动“不再与个人一起成长并达成某种独特的目标”。与这两者相比，《资本论》中的新东西是，马克思直接地进入了劳动过程本身。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劳动产生价值（抽象劳动）；具有特殊技巧的具体个别劳动者如何被工厂时钟的严明纪律还原为仅仅主是一堆凝结起来的抽象劳动的制造者。
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劳动者”。一个劳动者或者是矿工，或者是裁缝，或者是钢铁工人，或者是面包师。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变态性质就在于人不再是机器的主人；相反，机器倒成了人的主人。机器的工具性在工厂时钟的滴答声中表现出来。通过这种工具性，通过让每一个人在一定时间中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劳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无形的东西，变成了人的非物质化了的技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机器的婢女，它完成了把所有具体劳动都转化为抽象的奇迹。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改变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度。如果昨天需要一个小时生产的东西，今天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工厂的时钟就会设定在半个小时上。特殊技巧是不被计算在内的。一切都必须归结为新设定的商品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市场上竞争就是要看在这方面做得怎样。
无论是无偿还是有偿，一切劳动都是被迫的，无一例外。通过分析什么样的劳动生产价值，什么样的劳动生产剩余价值，以及为什么是这样，马克思超越了李嘉图。与此同时，马克思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从重重矛盾中解放出来，把它改选成了剩余价值理论。
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异化劳动现象好像是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时期的残余，标志着马克思尚未成功摆脱哲学行话而走向“唯物主义”。然而，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这一点恰恰是一个中枢，不仅科学和文学，而且生产体系本身都围绕着它旋转。工人的个人技能与他本身相异化了，变成了社会的劳动，它的唯一特性在于它是“人的”劳动。这种异化了的技能中，已经没有什么智能性或推理性的东西了。实现这种转化的是一种非常实际、非常卑下的劳动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工厂。在马克思的概念中，被贬低了的工人追求普遍性，追求成为完整的人。这个概念把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了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被错误地当成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它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的批判，这个基础就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思考方式。通过把劳动者引入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毫无疑问，在人类的历史（即非永恒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与人的基本联系是交换，这一点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物不是揭示本身，而是掩盖本质。要把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现象（物与物的交换）分开，需要一种新科学，而这种新科学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哲学。这种新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者而闻名于世。但有趣的是马克思并不接受这个荣誉，因为他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包含”在古典劳动价值论之中了。他说，他所做的新贡献是，通过揭示出那一种劳动创造了价值进而创造了剩余价值，能过揭示出这种价值的创造过程，把原来隐密的东西昭示出来。其他人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到工厂中去。他们停留在市场上，停留在流通领域。“‘自由贸易的庸人’的各种观念和看法，以及他们在资本和工资的基础上对社会作出判断的标准都是这样获得的。”但是，一旦离开“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原则的统治”的市场，人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以前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30]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遇到资本与劳动这种最重要的交换时，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他始终没能使自己的理论摆脱这些矛盾。而马克思则揭示出，不平等是如何在市场的平等之外产生的。
在每日进行交换的成千上万种商品中，只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是附庸于活人身上的。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与一件衣服具有同样的价值，不论在市场上、在家里、在人的口袋里都是一样。劳动力则不同，它首先要被加以利用，放到工厂里去工作。这样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即让劳动者付出比再生产他自身所必需的更多的劳动，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当劳动者发现这一点时，他那“一直淹没在狂风怒涛般的生产过程之中的声音喊到：在你那边是资本价值的自我扩张，在我这边其实是劳动力的额外消耗。”[31]但一切都已为时太晚。他的商品已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劳动力购买者。老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不愿意干随时可以辞职，但只要他在工厂里，就必须按照资本家的吩咐工作。
在整个转换过程中，资本家是完全正当的。他并没有进行欺诈。他与劳动者之间定了契约，而且完全是按照交换法则定的，即多少钱买多少小时的劳动。他告诉劳动者，物的功用属于为此物付出了交换价值的人。他付出了一定量的货币，购买了一天的劳动。因此，他对劳动的支配权，与劳动者对工资的支配权一样大。他（资本家）不会跟着劳动者回到他家里去，看他是把那五美元交给了妻子，还是到酒吧去喝个精光。那么，为什么劳动者不能以同样开通的态度来对待资本家对其产品的权利呢？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都是去留两便。但是，只要他是在工厂里，在这个“钱袋先生”的声音具有不容置疑的军事权威性的地方，工人最好还是搞清楚谁是老板。
遗憾的是劳动力无法从劳动者身上分离出来。如果能够分离的话，他会让劳动者走，而只留下他的商品——劳动力。而这个劳动力是正当地属于他的，因为他已经为它支付了货币。这样他便可以心安理得，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包括李嘉图的价值规律。
一点不错，在工厂里这个规律是起作用的。但是，在工厂里“此物”已经不再是一种商品了，“此物”是活动本身，是劳动。是的，活劳动者被迫进行超出其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他的汗水凝结成无偿劳动。这正是剩余价值的“秘密”：劳动力体现在活劳动者身上，而劳动者可能被迫生产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事实也正是如此。
李嘉图的理论，无法在自己的基本价值规律基础上解释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这就预示着这个学派的解体。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作为一切价值的源泉和创造者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越多，自己就越贫穷。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寸步难行，也正是因为他们始终是李嘉图经济范畴的囚徒。
马克思冲破了这些藩篱，他分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造的一些范畴，并且创造了一些新的范畴。他摈弃了把劳动看成商品的概念。劳动是一种活动，而不是商品。李嘉图用同一个词既指活动又指商品，不是偶然的。他把人类劳动者看作物，而自己被这种观念所束缚。而马克思则提示出，劳动者所出卖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能力，亦即劳动力。
这里涉及到两个原则，一个是从理论中得出的，另一个则来源于实践。通过把旧的劳动范畴分割为（1）作为活动或机能的劳动，和（2）劳动的能力，或劳动力，它是商品。马克思铸造了一种新的理论武器，并且用它研究超越旧范畴发展起来的新的物质力量。劳动力这个范畴打开了许多新的理解门径。它使马克思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使他能够对工人的新活动作出反应。
对这种新力量（亦即工人身上的新力量）的证明，理论家们可以在《资本论》中很短的一章“协作”中看得最清楚。这一章的篇幅只有二十五页，而且似乎是在描述人们如何共同工作生产物品。但是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分析人们如何共同工作，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是如何产生的。他之所以能在生产中发现这种社会力量，首先是因为他把机器的生产能力与人的生产能力区别开来。《资本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对活人的关怀。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时大多数理论家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工人的感受。所以，他能够预见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生产力的提高应该通过机器的扩展来实现，还是通过人的能力的扩展来实现？
资本家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论者们，总是主张通过更加完善的机器来扩展生产力。至于结果对工人意味着什么，那只是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们的基本统治原则就是把眼睛盯在经济上，盯在机器的扩展上。马克思指出，“这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
与他们正好相反， 马克思所关心的是工人“自身的个人生产能力”。这就是他所划出的阶级界限。从这些前提出发（这些前提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奇谈怪论，而对工人来说却是极其自然的），马克思发现，工人的协作中包含着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所处理的不是简单的个体之和。“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32]
新的力量不容易创造，也是不容易理解的。要理解它需要一场思想革命，正如创造它需要一场社会革命一样。马克思分析了这种新的社会力量。他指出了通过协作发展出来的新的心理力量。“前后都有了眼，前后都有了手。”马克思认为，这种新的能力决不能仅仅以机械性的劳动力的提高来解释，它也不仅仅是活动在空间上的扩展。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33]
马克思在这里深化了他早年提出的关于工人“追求普遍性”的概念。但此时对普遍性的追求已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3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了如何挣脱束缚个性的镣铐，发展人类的能力，并揭示了工人的第二本质，即潜藏在他们身上的巨大的创造性能力。这种第二本质是多年处在大规模生产之中的结果。
资本主义把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看作是对手和敌人。资本主义计划的目的就是要窒息和压制它。在论“协作”的那一章，马克思首先展开他关于资本主义计划的概念。他指出：“工人们的各种劳动之间的联系，在观念上表现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上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一致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35]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新的启示。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中还是私人企业中，管理者都声称计划是必要的，因为工作是复杂的，需要有指导。然而，工人们却不受这种说法的欺骗。因为他们从自己每天的经验中知道，与资本主义专制形影相随的是肆意的浪费。受骗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说，资本主义计划有两面性：领导和远见是“好的”方面，专制才是“坏的”方面。
其实，这种区别只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从实践上讲，在工人的生活中，资本家的权威是“他人的强权意志，工人的活动必须服从于他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这里实在仍是工人的现实经验，所以，他戳穿了关于计划的欺的幻想。
意识形态和经济是与历史运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一部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与这部作品联系在一起一样。[36]《资本论》中“商品的拜物教”一节的分析，可以说是政治经学编年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上述联系在这段分析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马克思在这一节中指出，资本主义财富的表现形态，即商品的堆积，不仅是一种显现。这种表现形态迷惑了人的视线，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带上了“商品的神秘性质”。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幻想的形态。资产阶级思想的狭隘性，不仅创造了这种幻想，而且成了这种幻想的牺牲品。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发现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也仍然逃脱不了这种命运，成了“商品的神秘性质”的俘虏。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真实存在”。机器是人的主宰，所以人不如物。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身是一种变态的本质，所以，幻想性的商品拜物教就是它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指出，只有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才能清除笼罩在商品之上的拜物教幻想。
通过追溯这种拜物教的辩证发展，马克思发现了价值形式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就是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下面的问题：这种拜物教是怎么产生的？答案是：“显然产生于价值形式本身”。商品拜物教被当做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37]，或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进行自我麻醉的鸦片。它从头到脚都是虚伪的，它不仅俘虏了资产阶级，而且也俘虏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代表。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无法掌握真理，无法认识资本主义是一种暂时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论者“把从现存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形式转换成了自然和理性的永恒规律”。他们不看未来，不看一下一个社会秩序，所以他们不能理解现在。与此恰恰相反，无产阶级的认识把握了现在。无产阶级不是一种被动的力量，而是一种能动的力量，所以它同时恢复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二、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和生产领域的斗争：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或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
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38]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马克思写了大约五千页，或者说大约有两百万字。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马克思始终使用着古典经济学建立起来的一些范畴。他重新定义了价值，以及与价值相关的剩余价值，但是他保留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范畴本身。只有三个范畴是他不得不创造的全新的范畴。这就是劳动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三个新范畴都是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贡献中引申出来的，就是说，是从对劳动本身的两重性的分析中引申出来的。这些新范畴都是在把劳动范畴分割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时产生的。对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劳动力我们已经研究了。现在我们来研究另外两个范畴。
在此之前，经济学只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作出了区别。这种区别来自流通过程，而不是来自生产过程。然而，生产过程决定着其他一切过程。一旦开始分析生产过程本身，我们就会看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才是事情的本质。毫无疑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一切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主要因素，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才作为“不同的存在模式”而统一起来。当原始资本从货币转化为生产过程中的诸要素，即转化为不就资本和可变资本时，它便采取了这两种模式。
1.不变资本由生产资料和原材料构成。它们的量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变化。它们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的那些劳动过程确定了的。它们的价值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商品上去，但是，它们不能产生比它们自身更多的价值。
2.可变资本是处在现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它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量的变化，因为它不仅生产出了自身的价值，而且还生产出了无偿的剩余部分。就是说，当劳动者已经生产出与自己的工资等量的价值时，他不能停止生产，因为工厂的时钟告诉他，现在刚到中午，还不到下班的时间。
马克思十分明确而坚决地主张，生产的这两种要素都应被称作资本。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存在着死劳动，存在着机器或者至少是工具。但在这种社会里，死劳动不能统治活劳动。原始社会的人是他的弓箭的主人。弓箭不能支配他，他支配着弓箭。农奴没有拖拉机，他不得不使用木制的锄头。但是这种粗糙的工具不具有特殊的价值，不会在生产过程中要求某种独立性，不会使活劳动者的能量变成仅仅是这种工具扩张的手段。然而，自动化意味着需要的机器越来越多，活劳动越来越少；高效能的机器越来越多，要求一般人类劳动的技能越来越少。
工人无法抗拒这种“吸收过程”[39]，因为他现在不过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量，并不需要具有肉体的或精神的能力”。一个无线电装配工，在每小时出产七十五至九十台收音机的生产线上工作，不可能停下来对机器加以研究。他只需知道在每台收音上接八个线头。而这些导线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些红、绿、蓝的颜色，他的眼睛可以迅速地分辨它们而无需停下来思考。他每天要接4800个线头，他的双手必须飞快地使用钳子，才能使流水线上的部件不至于在他面前堆积起来。这样他才能向老板证明他可以胜任流水线上的工作，证明他是价值扩张的好工具。
马克思把这称作劳动对资本的现实服从。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这样支配活劳动的。正是这种支配关系，使积累起来的劳动转化成了资本，变成了一种与直接生产者分离并且对他进行剥削的力量。这里面存在着积累起来的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对立。活劳动所面对的死劳动，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生存条件都变得如此集中、如此尖锐，以至于可以把一切生存条件都归结为两个因素：积累起来的劳动和活劳动，亦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积累起来的劳动与活劳动对抗，在资本家与工人的斗争中得到了人格化的表现。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不过是物对人的支配，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40]
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特征，所以马克思把资本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一个有灵性的成倍增长的多产的怪物”。[41]然而，在每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都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抹煞这些范畴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我们将在论述罗莎·卢森堡时看得更清楚。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资本主义性质恰恰是这些范畴的“独特之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方法一无所知。马克思的方法以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为出发点。
经济现实决定了马克思著作的结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个新范畴建立起来之后，马克思便摆脱抽象的理论，进入了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即工人阶级反抗“渴求剩余劳动的资产阶级狼人”的斗争。这种对剩余价值的渴求最初表现为试图无休止地延长工作日。马克思把通过延长工作日生产的剩余价值称为绝对剩余价值。
不管是谁，如果认为马克思花了六十四页的篇幅是在讲述“悲惨的故事”，那他就完全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如果不是工人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社会本身早就崩溃了。“工作日”这一节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分析研究的最独到的贡献之一。工人们为建立标准工作日而进行的任何斗争，都会遭到国家政权和资本家强权的敌视和反抗。这种“隐蔽的内战”[42]，使资本家不能过分地忽视人类生命。在三代人的时间内，资本主义耗尽了九代纺织工人的生命。工人们懂得了劳动团结，把自己组织起来反抗这种集体屠杀。
资本主义的反击手段，比国家延长工作日的作法更加有力。技术的发展使得在同样的工作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在后面的“机器制造业”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的新范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更大的矛盾。不变资本即机器的价值是不变的，无论机器的工作是繁重还是轻闲。劳动者可能通过具体的劳动把机器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上去，但转移的只能是原有的价值，即生产机器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器是一种死物，它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它在劳动过程中什么也没有获得。因此，资本家完全要依靠他的另一种资本，即可变资本，活劳动者的劳动力。他必须使活劳动者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无法通过延长工作日来达到这一目的时，就必须通过加快速度来实现这一点。工厂时钟的作用就在这里。这时，时钟已经不单纯是一种计算产出量的仪器了。它已经变成了测量劳动本身强度的量具。因此，被榨取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直接与劳动者本身的消耗和磨损联系起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在确定的工作日内榨取剩余价值，则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机器中，资本主义不仅获得了一种生产力，而且还获得了一种在劳动的头顶施加重压使之坍缩到所需的密度和驯良程度的力量，这就是“兵营式的纪律”[43]。
当机器被组织成一个系统时，当它变成了工厂的躯体时，它的精神就融入了工厂的时钟里。资本家的功能就是，在确定的工作日中榨取他以前在不断拉长的工作日中榨取的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不断地延长工作日中用于生产剩余部分的时间，也就是超出维持工人生命和再生产其同类所必须的那分时间，从而降低机器的生产成本。
价格更低廉的货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自由派所能看到的仅此而已。马克思则看到，工人受的剥削越重，资本主义的矛盾就越深。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更多的使用价值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的量可以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44]
起初，资产阶级思想家与科学的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尤尔教授讲得十分坦率：“当资本主义把科学纳入为自己服务的轨道时，劳动者倔犟的双手就被调教得服服帖帖。”[45]这里的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马克思引用巴尔伯格的话说：“我们从机器中所获得的唯一的最大好处是，它能够对人的漫不经心、懒散懈怠、流氓无赖等行为进行检查和控制。”经过自动化和几次革命的经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代表一味对新工业革命的“魔毯”大吹大擂，说它“启迪”了劳动。但是实际上，机器不仅是代替了人的技能和力量，而且迫使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里付出更大的努力，从而给他带来更大的精神上的紧张和肉体上的疲倦。马克思早在一百年以前就看清了这一切。他描述了把成千上万不同类型的劳动转化成为单一的抽象群集的方法，并且通过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个基本范畴进行“专门的划分”，集中对资本的统治进行分析。
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现在由“工人与机器的纷争”所代替。专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改变了对待起义的过于复杂化的态度。这种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贯穿始终的起义，他们现在已经见惯不惊了。
从他们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曾对工人们早期破坏机器的行为感到羞耻。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仍对此感到羞耻。他们可能更希望看到工人们在政治战线上与“真正的敌人”进行斗争。然而，马克思却把工人的这些反抗机器的行为称为“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基础的生产资料的斗争”。因此，这些职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即工人起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每一个阶段上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关于1830年以来为资本反对工人暴动提供武器的那些技术发明，简直可以写一部相当厚的历史”[46]。而且，每一次起义都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使无产阶级更加集中、受到更深的剥削、更加社会化并发展出更加强大的组织。
《资本论》中有两种运动，即历史的运动和逻辑的运动。历史的运动中包括资本主义的起源，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国家权力被用来“加速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就像在温室中催生一样。”首先，马克思揭示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剥夺，构成全部过程的基础”[47]。接着，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的起源：“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葬身矿井，对东印度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般的进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48]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发展的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有三个阶段。（1）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大工业。在被剥夺的农民的历史发展中，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阶段；一方面是资本的密集化和集中化，另一方面是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工的反抗。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商品是劳动力。整个社会都由一种必然性支配，这就是必须按照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因为，支付给劳动者的费用就成了资本家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再重复一遍：这是他们的首要的考虑。他们必须不断地降低这种费用。
资本家如果不能不断地增加积累起来的劳动的量，不断地扩展，不断地重新组织生产计划，或者同时做这三件事，那么他的生产体系不仅会崩溃，而且会完全化为乌有。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他的产品卖不出去，他会失去市场。在非正常的情况下，他会在商战中被击败，他的整个生产体系甚至会被全部夺走。因此，他的主要关切必须始终放在增加他所拥有的这一部分资本的价值上。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唯一能够使资本增殖的是活劳动，他可以把活劳动运用在他已经拥有的资本上面。因此，他的主要关切是价值的增长，即增加剩余价值，亦即获得比他所支付的更大的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性”。
现代资产阶级阉割了“革命”一词的含义，使它等同于默认中的暴力颠覆，此外什么也不是。但事实上，与所有以前的社会秩序相比，资本主义是最具革命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曾经以暴力颠覆了旧的封建秩序，而且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中，年轻的马克思写道：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5页，或第4卷，469页］
成熟的马克思认识到“现代工业在技术上的必然性与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固有的社会性质之间的绝对矛盾”。而在对“机器与现代工业”的分析中，马克思又恰恰引用了上面这段话。他看到“这个对抗怎样通过制造巨大的祸害，即产业后备军，通过使社会的一切经济进步都变成灾难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狂放地表现出来”[49]。
马克思强调这是“消极的方面”。他同时揭示出工人的抵制的积极方面，这就是迫使现代工业“冒着死刑的威胁，用适合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能适应生产中的任何变化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所完成的不同的社会职能不过是以不同的模式对他本身先天的和获得的力量的自由发挥——来代替片面的人”[50]。
经过追溯这两个对立面（即活劳动与死劳动、劳动与机器）的辩证发展过程，亦即从“协作”经过“分工与工场”到“现代机器大工业”的过程，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种革命的骚动及其最终结果——消灭旧的分工，是同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地位直接对立的。”但它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历史道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头顶上始终悬着“死刑的威胁”，而蕴含在旧社会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因素，将在“资本的积累”（马克思伟大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中成长起来。
三、资本的积累、新力量和新激情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资本论》序
在《资本论》中，历史与逻辑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运动。不是马克思把这两种运动联系起来，而是辩证法本身包含这两种运动。一种运动包含另一种运动在其自身之中，这恰恰是它真正的本质和生命，马克思的基本假设是，历史尚未从超越现存社会的必然中释放出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他从现实出发，又以现实为归宿。运动是从现实中来的，而马克思所作的就是发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时间的结合是构成一切运动的真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节，是整个第一卷的高潮。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的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51]这不仅仅是一种鼓动。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可以用最精确的语言来表述，而他正是这样做的。在接下来的第二句话中，马克思说：“这一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机器越来越快的增长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一规律以前被表述为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增长。现在，这个规律被看作一个整体，并表述为资本的价值与技术的构成，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就是说，它们是有机体本身的构成部分，再也不以把它们分割开来。就像头颅与身体不能分离否则就不能存活一样。
在《资本论》的一开始，我们已经了解了使用价值的相互依存性。马克思写到，价值对它所由产生的使用价值可以漠不关心，但是它必须从某种使用价值中产生。这种有形的形式在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意义。“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52]
资本是“自身增殖的价值”，它加深了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形式与物质形式之间有冲突，而且是因为与生产过程相“抵触”的阶级关系中也有冲突。资本不是一个物，而是一种借助物的工具性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阶级关系，由于生产的进一步扩张而不断恶化。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对资本家来说表现为无酬占有别人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53]。
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力量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剩余价值生产的最深层的需要出发，产生了一种驱力，即尽可能少地付给劳动者报酬，同时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上升决不会高到威胁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程度。支配这种生产方式的价值规律，一方面导致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劳动的社会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遵循两个规律：一是资本集中化的规律，二是劳动社会化的规律。马克思写到：“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运用到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供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送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54]
请注意马克思使用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这一术语。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中发生的事情，即劳动社会化的规律。在协作的、社会化的劳动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上劳工的数量都在增加。他们联合起来，受到纪律的约束，从而被组织起来。福特建立起红铁流工厂时，他需要60000个工人。这60000个工人在同一个生产单位里工作，从而被组织成了一种社会力量。在马克思的时代，红铁流工厂之类的东西尚不存在。但是，工人已经被大规模生产组织所训练，从事着协作的劳动。马克思由此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
除马克思之外，其他人也看到了劳动的协作形式。但他们认为，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主，越来越平等。马克思嘲笑他们。马克思认为，被训练进行协作的是工人，而不断成长的是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工人越是被编织到巨大的协作单位中去，资本就越是需要对他们进行打击和压制。不仅平等和民主不会得到增长，而且人们会看到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看到不断增加和永无休止的工人起义。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货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55]
马克思在1876年写下这段话，距今已有90年了。从那时起，工人阶级的团结、纪律和组织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如今它已成长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阶级。集中化的过程一直在发展，资本主义巨头的数目不断减少。这样，劳动组织的官僚主义就应运而生了。因为资本主义巨头的数目太少，已不足以约束千百万的工人。这种官僚主义是他们反对协作社会的武器。大工业中的每一个工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出现了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
工头并不告诉工人应该怎样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同样如此。他们的职责是管束工人。但是这种管束一天比一天难。因此，官僚机构越来越多，上司越来多，研究时间管理的人越来越多，谈判越来越多，“现场视查员”越来多。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现今俄国的情况，即彻底官僚化的集权制国家和奴隶劳动营。这是在一个国家所能实现的最极端的集中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生产关系决定其他一切关系，它塑造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上打上它的印记。随着生产的扩展和官僚化，所有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也都随之官僚了。一切官僚主义都根源于在生产中约束工人的需要，而这种官僚主义在一党制国家中达到了极端。
马克思之所以能预见这种趋向，是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逻辑学规律贯彻到底。他首先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化过程在托拉斯化中达到极端，并最终在国有化中完成。不管资本集中化的最终发展是与“暴力的兼并”相伴随，还是通过“组织证券公司的平缓途径”来实现，结果都是一样。“因此，随着积累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发生变化；假定原来是1:1，后来会变成2:3、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变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递减为1/3、1/4、1/5、1/6、1/8等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2/3、3/4、4/5、5/6、7/8等等。”[56]
资本与工人阶级命运的这种关系，最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它必然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这就是失业大军的出现。马克思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采用机器越多，或者说，不变资本越多，对可变资本的需求，或者说，对活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地越少。过去使用一千五百万工人的地方，现在可能会使用三千万工人，但是资本投入却是原来的七倍。而且，这一点总是与失业问题相伴随。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些劳动者投入到失业大军中去。
由于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充分的就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动摇了。马克思强调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57]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个特殊的人口规律就是过剩人口大军的规律。这种过剩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剩。
资本主义无力再生产它自己的创造价值的实体——体现在被雇佣的活劳动者身上的劳动力，这就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在《资本论》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八部分[58]中，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起源和历史趋势。他在这一部分对资本主义的末日作出了宣判。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开端，亦即“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富说服力的鼓动材料。但马克思把这些材料放在《资本论》的末尾，而不是开头。这一事实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这意味着马克思希望首先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因为，不管资本主义的开端是怎样的，它的矛盾不是产生于它的起源，而是产生于它的内在本质。这种内在本质“决定了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决定了它对自身的否定”。[59]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就是它走向崩溃的规律。马克思通过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揭示了这个规律。
“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随着科学工作者作为独立的力量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扎格纳特车轮下。”[60]
许多人在这一点上止步不前了。他们叹息工人反抗仅仅是为了较高的工资，一旦得到了较高的工资，他们就会觉得“好起来了”而心满意足。马克思的意见恰恰相反。马克思强调说，不管他得到的报酬是高是低，他的境况都在恶化：
“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干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的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1]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2]
所有这一切积极方面就在于，“它造就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受到它的束缚的新力量和新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63]
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新力量和新激情——创造了基础。这种新力量和新激情将在新的和真正人道的开端上重建社会。这个新社会“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64]正因为马克思自己站在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上，通俗地讲叫做“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他才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崩溃的不可避免性。在《资本论》中，人道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全书。这种人道主义既给了这部著作以深刻性，也给了它力量和方向。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31页。
[29] Critique, p.229.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1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73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8页。
[36] “一部艺术作品，如果缺乏正当的形式，正因为这样，它就不能算是正当的和真正的艺术作品。只有内容和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罗密欧和朱莉叶》的内容可以说就是一对爱人由于家族仇恨而毁灭这样一个故事。但构成莎士比亚的不朽悲剧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黑格尔。见《小逻辑》（中文版）第279—280页。
[37] 见黑格尔论“对客观性的第三种态度”：“我在我的意识中所发现的东西，被夸大为一切人的意识，甚至被当作精神自身的本质。”（参阅《小逻辑》（中文版），第16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4页，脚注41。
[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8卷，第37页。这就是著名的《资本论》手稿第六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这部手稿没有英译本。
[4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8卷，第37页。这就是著名的《资本论》手稿第六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这部手稿没有英译本。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2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31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64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9页。
[45] 参见尤尔《工厂的哲学》。
[4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7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4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19页。
[4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4页。（此处的英文原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的译文有较大出入。——中译者）
[5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5页。[此处英文原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译文的意思有较大出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译文是：“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用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能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个人。”——中译者]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72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7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0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90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93页。尽管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情况很不相同，失业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参见本书第五部分），但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都是适用的。
[58] 在《资本论》的最后一版中，这一部分变成了第七部分的不同章节。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2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08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08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832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0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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