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巴黎公社的启示与《资本论》内容的深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 一、资本的专制计划和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协作
· 二、巴黎公社——工人统治的一种形式
· 三、商品拜物教，计划与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生产的控制

一、资本的专制计划和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协作

　　巴黎公社建立于1871年。在这之前三十年，马克思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他的理论的中枢。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一版揭示出：在理想中表现为计划的东西，在现实中、在劳动过程中不过是资本家的无可争辩的权威。对马克思来说，《资本论》的理论轴心是计划问题，即资本的专制计划反对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协作计划。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

　　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之中的专制计划，以独一无二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对社会劳动进行控制的等级结构。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下去，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或无偿劳动，需要一个由工头、经理、监督人组成的庞大军队。他们全都为资本家效力，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无数劳动者身上榨取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协作劳动的控制必须采取专制的形式。计划专制主义产生于工人与资本家及其官僚机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资本家支配的协作与进行协作的劳动者是直接对立的。工人丧失了他们的技艺，他们的技艺全被机器代替了。但是，工人们在与自己的伙伴的协作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群众力量。在协作劳动的本身与价值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产生了一种尖锐的对立。

　　协作本身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社会劳动力。在资本主义控制下，这种协作劳动不能自由发展。它的功能被限制在价值生产的范围之内。只要旧的生产方式依然存在，它就不可能释放出新的、社会性的、人类性的巨大能量。因此，劳动力的协作形式从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外壳相对立的，即与价值形式相对立的。同时，这种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像军队一样规范并且一再加速的异乎寻常的创造，窒息了科学的自我发展，把它限制在一个唯一的目的之中，即从工人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无偿剩余劳动。

　　这一点进一步发展，便产生了机器大工业的本质与其运作的价值形式之间的绝对矛盾。一些技术方面的著作分析过几种基本运动。但它们到此就止步了。这种分析不能继续向前进步，因为抽象的、长远的、超阶级的机器发展是不存在的。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最伟大的生产力即活劳动从技术中排除出去，就等于阉割了科学本身，或者使科学成为残缺不全的东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智力与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分离，一切科学都整合到机器之中，这意味着智力已转化为资本压迫劳动的权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与工人相对立。一句话，当机器的狭隘技术需要本身亦要求劳动的可变性、流动性和机动性，要求充分发展的人运用全部先天的和获得的智能的时候，人却被变得仅仅是人的一个片断。

　　这就是马克思1867年向全世界提示出来的东西。这一理论杰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既包括阶级斗争的历史，又包括阶级斗争的现实。在它面前资产阶级经济学显得黯然失色。差不多五十年之前，即1821年，李嘉图已经至少提出了机器生产中的矛盾。而现在，1867年，庸俗经济学却堕落到全然否认这种矛盾的地步。从他们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经济思维的空洞无力，既然矛盾并不内在于机器“本身”之中，那么，认为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机器中存在矛盾就是一种幻想。然而，这种二加二等于零的运算，并不妨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声讨破坏机器的工人的“落后”和愚昧。当社会的人力资源受到毁灭的威胁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却试图一笔抹煞资本对工人的奴役。

　　如果说工人们只关注自己的具体斗争，无暇学术于关于机器“本身”的抽象议论，那么这些具体斗争恰恰表现出他们具有全新的眼界。不错，他们曾经把机器当做自己的竞争对立来与之进行斗争。但机器作为资本的婢女的最初面貌，恰恰是它的真面貌。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是抽象的，而工人的直觉是正确的。所谓的机器“本身”并不存在。工人们不可能从机器的“本身”来看待它，就是说，不可能把它看做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与之相脱离的东西。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发展被用来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大量的剩余劳动。在反对资本进一步斗争中，工人懂得了不应与劳动工具斗争，而应与这些工具体资本主义运动方式斗争，即与那种使工人变成仅仅是机器的齿轮的生产条件斗争。

　　由于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工人的反抗也是一种群体力量。工人的起义不断发展，从反抗劳动工具，到反抗资本主义劳动条件。因此，工人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同时，也在为反抗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限制而斗争。阶级斗争的深度和广度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正在走向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巴黎公社所追求的解决方案，把资本主义拜物教以及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揭示得淋漓尽致，因此，可以说它加深了《资本论》的内容。

二、巴黎公社——工人统治的一种形式

　　1871年3月18日发生在巴黎的社会革命，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同。统治阶级的背叛，使无产阶级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存起法兰西文明的责任。几个月之前，拿破仑第三在普法战争中遭到失败。接管了政府职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革命的巴黎的恐惧远甚于对俾斯麦军队的恐惧。后来这个政府逃亡凡尔赛，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则达到了最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把自己塑造为统治阶级。

　　著名的学者，秘密军事力量的领袖路易·布朗基，多年来一直认真而不间断地密谋暴动。当法兰西共和国准备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他又再次举起了义旗。但没有群众的支持，他的起义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在现实生活中，起义出现在不断升级的革命的顶峰，而不是相反。而且这是真正的革命起义而不是密谋。

　　3月18日，反动政府的首脑M.梯也尔命令士兵把巴黎的大炮运到凡尔赛。清晨，挤奶的女工们在大街上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并挫败了反动政府的背叛行径。她们把士兵包围起来，使他们无法执行梯也尔的命令。尽管在清晨男人们还没有来到大街上，尽管这些妇女手无寸铁，但是她们顶住了。如同一切人民革命一样，人口中一些新的阶层觉醒起来。这一次新的觉醒者是妇女，她们首先行动起来。当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全巴黎的人都走上了街头。梯也尔的密探们心里一定很明白，要找出谁是起义的领袖是徒劳的，因为全体人民都参加了起义。巴黎群众这种自我保卫的行动，也是一种自我管理的行动。正如1848年革命的临时政府自然地产生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一样，接替拿破仑第三的临时政府，也只有一个功能，即成为阶级专制的推进器。

　　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武装自己。起来的人民走出来，反对无处不在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机构。这些国家机关是工厂中劳动等级分工的忠实复制品。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的国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巴黎公社诞生了。

　　公社的主要成员是布朗基主义者和普鲁东主义者。但是，只有当布朗基主义者放弃了自己的起义计划，投入到人民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去时，他们才变成了公社的社员。普鲁东主义者也同样必须放弃自己的乌托邦计划。大规模生产的发展破坏了构成普鲁东主义社会基础的手工业。而现在，1871年的革命又彻底摧毁了普鲁东主义的“无政治行动”的哲学。巴黎的工人一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开始着手进行自我管理，并为自己设立了劳动条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完成的。

　　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第一条法令是废除常备军。建立这种类型的政治统治的第一个公告就非常有典型性：“所有的公共服务机构都必须改组和简化。”

　　起来的工人把议会制度打得粉碎。人民代表队大会不是议会式的清谈馆，而是一个工作机关。通过法律的人，也是执行法律的人。这样一来，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之间的分工就不存在了。虚假的司法独立也被取消了。法官和其他代表一样，要经过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然而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仍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全体。，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对代表的控制，代表也是可以罢免的。这样，权力就始终掌握在全体群众手中。

　　公务人员的报酬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就为廉价的政府提供了基础。等级制的劳动分工遭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关于国家与教会的分离的法令，废除了教会对教育以及一切情感精神生活的控制。某些忠实于无产阶级精神的地区，立即开始为区内的儿童提供衣服和食物。教育必须对所有的人开放，而且应该是免费的。更重要的是，教育方法的改革应该从让孩子充分地深入全体人民开始的。首先是向教师和父母进行呼吁，要求教师“只能运用经验的、科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必须从事实出发，从物理的、道德的、理智的事实出发”。

　　空想社会主义者绞尽脑汁设计政治统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要抛弃一切政治形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接受议会制的开展。而工人则建立了公社：打碎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代之以公社式的自治政府。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从历史中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国家将要消失，而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将会成为向无阶级社会的转折点。他盛赞公社社员的英雄主义。马克思研究了他们的特殊的无产阶级统治形式，并揭示出它的秘密：“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永远不变状态同时共存。”[19]

　　公社及其工作实体把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公社的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主要由第一国际的成员组成。它完成了伟大的使命，但不是通过它所颁布的各种法令，而是通过它对工人的激励，使工人自己起来掌握一切。它首先要求工人把被业主弃置的工作重新开支起来，并由“在其中劳动的协作工人联合体来管理”。目的是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变成“自由的和联合起来的劳动”的工具。

　　公社的工作站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典范。工人自己任命主任、车间和工段的领班。如果这些人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工人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工厂委员会不仅确定工资、工作时间、工作备件，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讨论第二天的工作。

　　就这样，普通的工人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着自我管理。作为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公社把许多未来社会的因素解放出来了。马克思把它描述为“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蕃，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20]。

　　采取巴黎公社形式的自发的群众起义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巴黎的工人被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恐怖行动镇压了。但是，在血腥屠杀之前的短短两个月中，工人们创造的奇迹比资本主义在几个世纪中完成的还多。其中最伟大的奇迹是它的工作实体。它废除了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它把国家官僚机器打得粉碎。它付给公务人员与工人一样的工资，并使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它废除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并且把议会从清谈馆变成了工作机关。它创造了一些新的劳动条件。在一切方面，群众的这种首创精神，使群众得以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动性，而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则在最小程度上发挥能动性。这样，它就在经济、政治、理智等各个方面把一切形式的拜物教统统清除掉了。

三、商品拜物教，计划与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生产的控制

　　巴黎公社的社会改造的整体性，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关系的腐朽性有了新的认识。旧的国家形式，以公社来代替，就宣判了等级分工的末日。这种分工中也包括政治与经济的分工。无产阶级揭露出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进行社会奴役的公共权力，并向世人昭示了从价值中脱颖而出的崭新的协作形式。显然，这种新的协作形式，与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强制采取价值形式的劳动辩证运动是绝对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中所有的拜物教都不复存在了。

　　在公社之前，马克思就说过，只有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可以清除商品拜物教。现在，公社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具体的行动扩展了理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如果协作生产本身不是一种“阴谋和陷阱”的话，它必须是在工人自己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马克思准备了一部新的法文版《资本论》。而且，他在跋文中告诉我们，他对商品拜物教一节做了重大的改动。[21]马克思问道：“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有的谜一般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很简单：“显然来源于这种形式本身”。[22]

　　在这个版本发表之前，任何人对此都不是很清楚的，马克思本人也是如此。1872年这种表述的简单性是值得回味的，特别是因为这一点的重要性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商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它是一个巨大的偶像。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专制条件表现为似乎是社会生产的自明的真理。任何东西都不能超出这种真理。然而，这些条件是历史地决定的，并且依赖于劳动者被奴役的状况。同样的道理，从资本主义一开始，商品就是劳动两重性的一种反映。它从一开始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这个对立统一以萌芽形态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

　　这种简单的关系超出了最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认识能力，虽然他更早地发现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价值还原为其劳动内容，但它从未问过为什么劳动的内容会采取价值这种形式。

　　在《资本论》之前很久，马克思就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两重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的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退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3]

　　一般说来，也仅仅是一般说来，在马克思的思维中，劳动的内容与形式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从他最初提出异化劳动概念时就是如此。然而，在仅仅涉及经济学范畴的限度内，马克思接受的这些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它时大致是一致的。直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时，情况仍然如此。马克思仍然在价值的意义上使用交换价值一词，而不是在价值形式的意义上使用它。他仍然把生产关系包含在物与物的交换之中这一点当做“众所周知”的东西而未加深究。

　　到了1867年，他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商品形式是一个偶像。但即使在这里，强调的重点仍是生产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交换的拜物教形式。只是到了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在《资本论》的法文版中，强调的重点才从表象的拜物教形式转移到采取这种表现形式必然性，就是说，强调在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之后，马克思看到，劳动产品除了采取商品形式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形式。因此，关于商品拜物教从何而来的问题，答案既简单又直接：“显然来源于这种形式本身。”

　　在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并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是变态的。他“知道”是机器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机器，他“知道”一切科学都体现在机器中，而不是体现在现实的生产者身上。他经常说，在资本主义底下，人与人的关系被束缚、被扭曲了。他强调指出，只要生产过程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生产过程，事情就不能不如此。

　　主体与客体之间这种被扭曲了的关系，全面地扭曲了一切，连压迫阶级本身也受到它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开这个秘密的原因。在这里，古典政治经济学遇到了它的历史藩篱。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视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24]

　　这里的新东西是，通过把劳动从价值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公社向世人展示出，没有资本的专制或物的媒介，人们是如何自由地联合起来的。我们可以把这种运动的豁然开朗的性质与资本主义底下劳动的支离破碎的状况对比一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被剥夺了一切个别性，被还原为仅仅是一般劳动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特殊性质。只有在价值形式中，才能容纳无数多样化的具体劳动向一个单一的抽象群集的还原。这种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特殊性质的必然产物。

　　巴黎公社把整个形式问题从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转变成了工人的庄严行动。这时工人“面临着对自己的存在状况和自己与类的关系的清醒意识。”通过直接公开处理自己的社会关系，工人彻底地重新组织了这些社会关系，并且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一切现在的社会关系都被试卷进去，生产、财产、国家、市场、计划、经济运动规律等等，概莫能外。每一个个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一旦在公社中开始，就变成了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人类品质的丰富性在巴黎公社中展现出来。这种丰富性赫然地向人们揭示出：商品拜物教产生于商品形式本身。这一点深化了价值形式作为逻辑发展和作为社会现象两方面的意义。

　　马克思从来不会片面地看待具体事件，用这些事件印证他事先建立起来的理论。理论总是在历史进程本身中得以深化。在最后一部分“资本的积累”中，马克思加进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在论述“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他提出了资本的凝聚和集中规律的最终发展问题：“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的总资本或者全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25]

　　但是，这个重要补充的意义不在于它预见了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在于这种极端的发展并没有带来阶级关系上的根本改变。恰恰相反，所有的矛盾都被推到了极端。这个补充的新意在于，它使马克思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概念有了一种具体性。马克思写道：“他们（指公社社员）不需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把……新社会的要素解放出来。”[26]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61、262—26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9页。

[21] 英译本中没有这篇跋文。多纳•托尔编辑的国际版收入了法文版中的一些材料，而这些材料在查尔斯•H.科尔编辑的标准版中是没有的。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8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