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二国际（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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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二国际（1889—1914）

· 一、第二国际的成就：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 二、第二国际没落的开始：工人组织的新形式——苏维埃
· 三、第二国际的终结：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和无产阶级的分化

　　康德的结论成了这些哲学的直接开端，而由这些结论所导出并作为哲学认识的在先说明却被预先切除了。这样，康德哲学变成了理智惰性的一只枕头，理智的惰性可以自我抚慰，因为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明，而且已经完成了。

——黑格尔《逻辑学》[98]

　　巴黎公社失败不久，第一国际就死亡了。在随后到来的“大萧条”的那些年月，似乎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都横遭厄运。例如在美国，1873年的严重的危机标志着“八小时工作制集团”的崩溃。然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工人阶级又开始有组织地在经济和政治两条战线上行动。1888年12月，美国劳联决定发动一次战役，于1890年5月1日在全国举行全面罢工。当时的计划是在单一的一个行业里进行罢工，而其他行业的工人对它们给予经济上的支持，直到罢工胜利。每个行业将轮流罢工，直至八小时工作制在所有行业都取得胜利。他们向国外派出代表，努力使这个战役成为一种国际斗争。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美国开端。但这个事实被人们遗忘了。[99]其原因不仅在于后来美国劳联鼓吹“商业工联主义”，而不主张国际阶级斗争。1905年，极具战斗力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立，却几乎完全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注意。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美国。俄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坚决贯彻第二国际的纲领，也同样只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政党。当有千百人参加的伟大的1905年革命爆发时，第二国际的议事日程上并没有它的位置。因为它发生在两次国际代表大会之间。一句话，第二国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西欧组织。它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而这个党从规模上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工人群众的政治组织。

　　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14日成立。这一天是攻占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100年前的这一天开始了伟大的法国革命。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第二国际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作为一个强大的组织而备受尊敬，并代表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面对西方文明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它却突然地崩溃了。这与它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真正本质恰恰相反。

　　它投票赞成战争，无疑是从原来的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的立场来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而且，第二国际的分裂也是各种强大的客观力量的逻辑结果。

　　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系统研究中，列宁以其深刻的洞见探讨了双重的向对立面转化：一方面是竞争向垄断的转化；另一方向是工人阶级的某个阶层向被帝国主义超额利润俘虏了的劳动贵族转化。[100]我们将在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大分裂”中研究这个问题。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崩溃之前很久，马克思主义就已经逐渐地被毒化，但至今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此仍毫无认识。卡尔·考茨基在还是“革命理论家”时写的那些著作，被所谓的革命理论家当作教科书，而且今天的改良主义者仍是如此。把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表述为似乎是某种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不考虑研究的过程，不考虑理论与历史、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这种方法至今仍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左翼中有很大影响。[101]然而，如果没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就毫无意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死记硬背已经成了“理智惰性的一只枕头”。在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身上，理智的惰性是最沉重的一个环节。这个链条决不会在改良主义者和叛徒身上结束。因此，现在是到了追根寻源的时候了，尽管我们的“组织问题插述”无疑是非常粗略的。

　　第二国际建立时，恩格斯仍然健在。恩格斯在第二国际建立就预言了它的终结。“你（指考茨基）把抽象的政治问题推到前台，因此就掩盖了最直接的具体问题，掩盖了被最伟大的事件和最初的政治危机本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102]爱尔福特纲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如此。恩格斯在与考茨基的通信中谈到过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爱尔福特纲领》，恩格斯对他的批评切中要害。在批判考茨基把无计划性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时，恩格斯指出，“如果对垄断着整个工业的各个部门的托拉斯加以考察，我们就会看到，不仅私人的生产消失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消失了。”这正是始终支配着第二国际（不管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的理论的致命伤。恩格斯当时只能是对它进行批判，并等待事件的发生来证实他的批判。而且，当时活跃在现实舞台上的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既有工联组织，也有政治组织。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第二国际的成就：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大的政党，不管是人数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如此。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群众组织。由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5年，是由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合并而成的。[103]卡尔·考茨基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理论家。1887年，即第二国际建立之前两年，卡尔·考茨基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本书成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样板。马克思的“经济原理”被归结为一些缺乏基础哲学概念的教义问答，而填补空白的是关于“辩证法”的十足的空谈。第二国际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享有特权的继承人。他们一直没有发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化的工作，成了所有对贫民窟、青少年犯罪和其他“资本主义罪恶”批判的基础。1892年，考茨基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而这个纲领又成了所有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典范。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最重要的字眼都是组织，组织，组织。这个字眼始终是在直接要求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相区别的领域中徘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可以等待。而且，他们还鼓吹“实际的”斗争，宣扬在实际斗争中最终目标达成的表面成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存在的20年中，他们不得不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的恶劣条件下工作。他们的会议和出版物遭到禁止。他们的领袖遭到驱逐和监禁。他们的著作不得不在国外出版，然后再偷运进德国。俾斯麦试图通过老年保险和伤病保险等福利国家措施，与社会主义运动争夺工人。然而，工人却决意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组织，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他们为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而斗争，为普遍教育和言论自由而斗争。尽管遭到各种迫害，这些组织仍在不断地发展。1890年，反社会主义法被废止，铁血宰相不得不辞职。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了142700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数的20%。1903年，德国民众把25%的选票投给了社会主义者，并把81名社会民主党代表选进了议会。到了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拥有1百万名党员，此外还有3百万名工会会员在党的控制之下。

　　这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不仅表现在它的群众政党和工会组织方面，而且表现在青年和妇女等合作组织中。他们出版了大量的报纸、杂志、书籍和小册子。他们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甚至有“社会主义的”出生、结婚、安葬等仪式，并且还举办有组织的体育、旅游和娱乐活动。他们开始相信，他们的组织起来的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战争成为不可能，并且可以保证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资本主义的管理者们正在错误地管理着生产力，实行殖民主义，以庞大的军事开支增加人民的负担。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当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自动地”崩溃时，他们的领导干部有能力取代这些管理者。这种对组织力量的信念，即相信它可以“自动地”保证世界不发生战争，不仅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征。例如，英国独立劳动党的缔造者、在所有关于军国主义的讨论会上代表左翼的凯尔·哈迪说：“英国煤矿工人的一次罢工就足以阻止任何战争行动。”奥地利人阿德勒说，“战争的罪恶”将会“自动地”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在第二国际语汇中，没有什么词比“不可避免地”和“自动地”这两个词更流行的了。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组织，组织，组织。

　　这样，“无组织”就变成了包含着最大轻蔑的词。有项德国的研究指出，“无组织的工人变成了低等人”[104]。

　　垄断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阶段”。他们不仅对小规模的企业表示轻蔑，而且对大量的农民群众表示轻蔑；不仅对手工业工人表示轻蔑，而且对大量无组织的工人群众表示轻蔑。即使被正式地加以批判的“殖民主义”，也没有像“无组织”的人和事那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厌恶。他们的观念似乎是这样的：工联在经济领域中组织工人，政党在政治领域组织工人，青年也在反对军国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105]然后，当他们赢得了足够多的选票时，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1907年，在国际大会对卢森堡—列宁提出的反战修正案进行表决时，第二国际正处在发展的最高点。然而我们发现，正是在这个最高点上第二国际的没落已经开始。这次大会是1905年俄国革命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然而，这个伟大的事件根本没有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更不可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

　　革命的左翼（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把这个伟大事件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但他们却没有要求大会这样做。当俄国工人阶级“惊天动地”时，第二国际在召开会议，而它的西欧性却未受到任何挑战。没有人要求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没有人对德国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也有一些根本的分歧。[106]然而他们没有在自己与其他政治倾向之间划出鲜明界限，并不能归咎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对自己与第二国际的观点的分歧，远没有对与它们的一致认识得清楚。

　　1905年革命的精神，只是作为俄日战争带来的超常发展而受到大会的注意。卢森堡和列宁提出了一项反战修正案，主要意思是：（1）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任何手段防止战争；（2）在战争出现的情况下，他们“要进行干预，以便立即结束战争，并且要尽量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政治危机，发动最底层的人民，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灭亡”。这项提案十分笼统，因此得到了一致通过。

　　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能不把工人阶级起义的特殊阶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联系起来。在俄国革命中，诞生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新的工人组织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如果这样一种新现象甚至没被提上议事日程，那只能证明一件事，即理论家不是从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底层吸取新的冲动。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整个理论概念都是从无产阶级这个活水源头涌流出来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的具体斗争，造成了马克思理论概念的突破。不是知识分子制造出“观念”，而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工人的行动创造了条件，使马克思能够提出理论。但在1905年革命之后，这样的结果没有出现。1905年革命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没有起到1861—1871年革命对马克思的理论所起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已经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尽管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语言”的继承者，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组织。

二、第二国际没落的开始：工人组织的新形式——苏维埃

　　俄国第一个苏维埃苏维埃似乎是在伊万诺夫—沃森斯克（莫斯科以南200英里的大纺织中心）5月总罢工期间出现的。苏维埃由工人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来自所有产业类别的各个工厂和各种非正式团体。社会主义者的地下组织没有对它引起注意。托洛茨基当时在芬兰。此后不久他领导了最著名的苏维埃组织，即圣彼得堡苏维埃。但他当时正在忙于研究俄国革命可能的新发展，以及他的不断革命论。后来他对不断革命论做了发挥，并为他此后惊人的活动铺平了道路。但是苏维埃这种崭新的工人统治形式，并没有对这一理论的结果产生影响。

　　6月，哥萨克在波兰的罗兹纵火烧毁了一个工人管理机关，并镇压了一起筹划中的暴动，大罢工扩展到了奥得萨省，波将金号军舰上的水手也发动了兵变。8月，华沙爆发了全面罢工，政府在这个地区实施了戒严。在同一个月里，莫斯科发生了印刷工人的罢工，并且扩展到铁路和邮局的工人。在10月以前，罢工扩展到圣彼得堡，并在那里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指导和协调各地的罢工。托洛茨基领导的就是这个苏维埃。但托洛茨基只是加入了苏维埃，而不是创造了苏维埃。苏维埃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他们在寻找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以便进行合作。

　　罢工是从印刷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开始的，并迅速蔓延开来。苏维埃的核心是由50个印刷厂选出的代表组织的一个委员会。不久其他一些工人组织也加入进来。这是迄今为止被剥夺了权利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选举组织，而且它立即建立起了权威，把几百年的沙皇统治推翻了。事实上，沙皇当时曾认真地考虑过流亡的问题。这个新的委员会的权力、权威和政治性质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代表代表着20多万工人。这就是说，首都的工人的50%参加了选举。经过进一步的选举，代表人数增加到560人，苏维埃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消息报》。

　　工人们要求宪法保证的自由，并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毫无疑问，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而且它出现在比巴黎公社更大的历史尺度上。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它是1917年革命的预演。它被看作是工会联合的一种形式。

　　全面罢工在10月达到了顶峰。基本口号是八小时工作日和召开制宪大会。水兵也加入了工人的行列。喀琅施塔特发生了叛乱。10月17日，沙皇在受到极大震动之后发表了一篇宣言，许诺制定宪法、实施公民自由和普遍选举权。但是，当开明的总理维特伯爵起草这份宣言时，特烈波夫将军却下令警察“不要吝惜子弹”。就是在这一时刻，托洛茨基向群众呼吁：“公民们，现在我们要把脚踏在统治集团的脖子上。他们许诺了一个自由……可是许诺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自己身上。”

　　工人通过苏维埃确实实现了出版自由，他们征用印刷所印制自己的报纸，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的报纸。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他们似乎就是一个替代的政府。他们颁发各种执照，使必不可少的工作得以完成，连署民事法令，维持自身的纪律。苏维埃要求工人们在自己管理的工厂中实施八小时工作日。苏维埃的力量强大，成功地阻止了对喀琅施塔特叛乱领导者的处决，而且在此之前，还保证了对许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的大赦。一直到10月中旬，当局才敢反击，逮捕了圣彼得堡苏维埃的执行委员。

　　圣彼得堡苏维埃存在了50天。在这50天里，它（1）指挥了全面的政治罢工；（2）宣布了出版自由；（3）宣布了八小时工作日，号召工人拒绝在八小时之外工作，以确立这个制度；（4）组织了11月的罢工，保卫被逮捕的喀琅施塔特水兵和波兰的革命者（波兰实施了戒严）；（5）坚持创建工会，组织和帮助失业的工人；（6）发布了财政宣言，其中号召人民拒绝纳税；（7）呼吁召开制宪大会和实行少数民族自治，并且主张建立民兵，废除常备军。被压迫的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加入到了革命的大潮中。

　　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和文明。它遭到了残暴野蛮的镇压，是因为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如此深刻地捣毁了万恶的沙皇统治的基础。实际上，12月中旬圣彼得堡苏维埃成员被逮捕的时候，莫斯科苏维埃达到了第一个巅峰时期。它号召全面罢工，号召社会主义者[107]把这个罢工变成起义的现实开端。他们筑起街垒，展开巷战。在革命遭到血腥镇压之前，革命者曾控制了莫斯科全城。

　　现在有一些庸人煞费苦心地解释“苏维埃”、“委员会”这些词的含义，然后得出结论说，“如果”俄国工人有工会（例如某种劳工行业委员会）的话，“苏维埃”一词就决不会被赋予所有那些政治的和革命的暗示。这些人只是忘记了一件事，忘记了一些棘手的事实：（1）没有任何“先锋队组织”“发明”这些委员会，或者用革命的术语来修饰它们。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地下组织也心得目瞪口呆。布尔什维克曾经怀疑这些新的组织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敌人。（2）这些委员会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没有人告诉工人去建立这些组织。谁也没见过它们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克更早加入这些委员会，但他们加入的是无产阶级已经自发地创造出来的组织。（3）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劳工行业委员会的一个“名称”，虽然它们是由于协调遍布俄国各地的罢工的需要而出现的，这些罢工正指向结束俄日战争。革命的“术语”表达了本质的革命内容。苏维埃不仅敢于向沙皇专制挑战，而且敢于以事实上的替代政府的身份活动。几年以后，列宁对苏维埃的意义作出了总结：

　　“这些组织都是人民中的革命阶层创造的，没有法律、没有标准，以革命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是人民天生的首创性的产物。这种创造性挣脱了或正在挣脱旧警察的镣铐。尽管这些组织的构成和动作方法上带有原始性、自发性、不正规性和散漫性的特点，但它们却是真正的政权组织。”[108]

　　“当‘普通人’的直接政治辞去取代了官僚和‘雇佣文人’们为国会议案的无休止争吵时，当‘普通人’以自己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摧毁了各种压迫人民的机关并掌握了政权时，当他们开始自己评估形形色色的掠夺者的财产时，一句话，正当千百万被压迫人民的意识和理性觉醒之时，他们（庸人们）却大叫理性和意识消失了。”[109]

　　但是，“千万被压迫人民的意识与理性”，不仅在任何庸人的理论中找不到，而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也无计可循。

　　1905年革命的不幸在于它发生在两次国际大会之间。“因此”它不宜被列入1907年大会的议事日程。没有人对苏维埃现象作出认真的思考。卢森堡谈到过全面罢工，并试图对这个现象作出理论解释。而列宁所作的不过是与卢森堡一起提出反战议案的修正案。

　　革命理论是一件艰巨的使命。它不是从善良的愿望中产生的。除了起义的无产阶级之外，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源泉。起义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中保持着自身革命本质的最深和最底下的层次。马克思对拉萨尔说，“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理论家如果不把这个概念铭心刻骨，就注定要被激进知识分子提出的“方案”所吸引，而这种方案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方案。拉萨尔满足于比这个概念低得多的思想。他不是第一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最后一个。第二国际由于没有接受俄国工人阶级起义的新冲动的洗礼，就必然会向来自相反势力（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敞开大门。1907年的情况是如此，1914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仅第二国际的背叛能证明这一点，而且革命者布哈林的言行也证明了这一点。布哈林为这次背叛而责备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他的这种态度预示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即革命之后1917—1923年官僚主义发展。列宁死后的一个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竭力要在工人国家与国有化资产之间人为地建立同一性，而这是与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相冲突的。抽象始终是极左分子的庇护所，就像它是唯心主义者的庇护所一样。结果，他们不能透视行动中的辩证法，而只能在思想中透视辩证法。这些理论家也创造了一些“新观念”，但这些新观念出自他们的头脑，而完全脱离了客观的运动与主观的无产阶级觉悟的辩证法（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三、第二国际的终结：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和无产阶级的分化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是以第一个十亿美元的大托拉斯（美国钢铁托拉斯）的出现为标志的。蒸汽时代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钢铁时代。重工业远远超过了轻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开始采取新的形式：卡特尔和托拉斯。自由竞争转换为它的反面——垄断。与卡特尔和托拉斯相伴随，帝国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而与资本主义超额利润相随而至的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分化，一面是工人贵族（技术工人），另一面是收入极低的无组织的工人群众。

　　第二国际完全脱离了1905年兴起的那些新冲动——不仅指俄国革命，而且是世界产联，不仅是那些“先进”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非洲，以及祖鲁人的暴动。这样，第二国际除了与工人贵族的冲动相协调外，还能与什么人的冲动相协调呢？

　　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美国劳联迅速地从一个战斗组织转化为十足的“商业工联主义”组织。但是，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德国工联身上时，所有的人，包括列宁，都被迷惑了。因为所有的宣言和通告都是以有力的“传统”语言表述的。实际上，“制定路线”的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是工人贵族。这种路线得到了彻头彻尾的贯彻执行。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只有工人贵族具有客观的基础。工人阶级的上层开始与德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有了利害关系。

　　马克思谈到过英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并谈到走向工人阶级的“更深和更低”层次的必要性。但第二国际领袖们却说，“既然”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那么”每个国家就只能有一个社会民主党。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伯恩施坦却说，“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政党）就是一切，而“社会主义什么也不是”。

　　这是极端露骨的“修正主义”口号。然而，这句话不仅表述了占少数的修正主义者的特征，而且表述了占多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右派的界限从来没有像同极左派的界限那样鲜明。1896年，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党。但是修正主义者不仅没有被开除，而且对他们的“指责”也无关痛痒，因为他们始终保留着有权威的领导地位。他们败坏了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110]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分析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但他只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力量的一个公开样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适应资本主义环境时，这股力量腐化了党的内核。不仅是伯恩施坦，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写作“纯”理论的考茨基，到进行具体研究（金融资本）的希法亭，所表述的恰恰都是工人阶级中的这种新的分化。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是很难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这两本书都是学究式的，充满了统计数据。霍布森的著作写于1902年，是这个领域的开拓性著作。而希法亭的书写于1910年，是一部补充性的著作，加上了一些“社会主义”的结论。希法亭的书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这两本书中，无产阶级都不过是惰性的大众。实际上，希法亭的书把垄断控制描述得似乎是克服了无政府主义，而不是加深了“控制”与“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他的理论观念表述的是平稳润滑的事件机制，而矛盾则被消除了。他论证说，由于垄断资本为国内市场带来了“秩序”，所以工人将“接管”这个秩序，并在国际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中建立秩序。

　　事实上，一切都将组织起来。工会将管理工业，而政党则接管国家机器。关于打破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机器链条的意识已经荡然无存，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和组织成统治阶级的工人（意味着由人自己彻底重组他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观念也已消失殆尽。这后面隐含的假设似乎是，统治干部（即劳动组织者）将代替金融寡头，并在国际规模上做资产阶级在民族水平上所做的事情。

　　在他们描绘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没有“大战”的图景中，缺少的是关于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和沸腾的巴尔干大锅等等“小事件”的辩证法。他们对帝国主义扩张的内在必然性和驱动力，以及西方文明的不可避免的崩溃视而不见。

　　事情也只能是如此。因为在“托拉斯化”的“生产社会化”概念中，看不到工人被肢解为机器的齿轮，看不到资本主义进步现实过程的非人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变成了 “进步的资本主义”机体的一部分，并必将与它一起走向没落。

[98]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中文版，上卷，第46页，脚注。

[99] 见G.D.H.科利：“……曾经为第二国际铺平道路的早期国际代表大会多半被人们遗忘了。而且，整个运动在早期阶段上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斗争的联系，以及与美国工人在这方面的首创性的联系也被遗忘了。……最后采用的实际方案是：‘基于美国劳工联合会1888年12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代表大会，已拟定了一份要在1890年5月1日发表的相似的宣言，这个日期就被采用为国际的宣言发表日。’”（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9）

[100] 参见列宁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通俗的纲要）》和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

[101] 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它的反面的人，而是指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激进团体。

[102] 不仅恩格斯1891年的批评拖到1901年才发表，而且即使在它发表后，在当时的革命者思想中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直到第二国际崩溃之后，列宁才“重新发现”了这个批判。

[103] 马克思对作为合并基础的纲领持最强烈的批判态度。事实上，马克思曾打算公开地与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脱离关系。但后来他仅限于在基本理论上作出严厉的批判，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直到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准备召开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时，由于恩格斯的坚持才发表出来。

[104] 见卢斯•费舍尔的《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Ruth Fisher, Stan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105] 后面这条原则被极大地削弱了。当青年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写了小册子《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并因此而被判了十八个月的徒刑时，党立即否定了这本小册子，李卜克内西的领导地位被取代，青年也被置于党的严格纪律之下。这是在1907年。我们在讨论1905年革命时将会看到，党的退化从此已开始。

[106] 托洛茨基当时正在狱中，但他发表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关于苏维埃历史的著作。

[107] 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苏维埃与各社会主义政党都进行了密切合作，尽管这些社会主义者在对苏维埃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现在，俄国已发表了四卷1905年革命的原始文件。

[108]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7卷，第251页。

[109]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7卷，第261页。

[110] 党的腐化的可能，在走廊浅谈中就已开始出现。例如一位“革命派”领袖对伯恩施坦说：“你们所夸夸其谈的东西，应该是做的，而不是说的。”那么试图在列宁主义中挖掘斯大林主义根子的人们，如果真的抱着客观的态度，应该能够发现，第二国际关于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圣旨，是一党制国家概念的总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