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七章 中派主义问题
自从一九一八年起，尽管德国工人对社民党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尽管他们明显倾心于俄国榜样，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德共（斯）吸引过去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分裂了德共（斯）的一系列深刻分歧，以及当这些论战正在进行时，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这一情况得到解释。一九二〇年，列维在莫斯科是这么解释的：
成千上万的群众抛弃了曾经无比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在这个时期里依然是合法的；另一个是德国共产党，当时它是非法的，而且有时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社会民主党必然会成为革命群众的主要组织
[1]。
老一辈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及激进派，在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与十一月革命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结果的影响下站到了革命一边的青年人，他们大多数都留在了哈泽与迪特曼的党里面。从那时起，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个党。十一月革命爆发时，独立党有十万名党员，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就有了三十万党员。只有在开姆尼茨，在布兰德勒和赫克特的影响下，德共（斯）才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把当地几乎所有的独立党工人给争取了过来[2]。
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新的机遇
在一九一九年，尽管党内争论不休，意见不一，领导人彼此之间冲突不断，独立党还是赢得了绝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支持。特别重要的是，独立党党员在工会内占据着重要的职位，这促使它形成了一个核心，让反对阶级合作的人们围绕着这个核心集结了起来。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德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举行，两名独立党党员罗伯特·迪斯曼和里夏德·米勒在发言中反对联合协商与阶级合作的政策，并号召解除同雇主达成的协议，要求工会运动回到阶级斗争路线上去[3]。在大会对任期届满的现任领导层进行信任表决时，以迪斯曼和里夏德·米勒为首的一百七十九名代表投了反对票，四百四十五名代表投了赞成票；而在关于前景的辩论结束时的表决中，有一百八十一人支持迪斯曼和里夏德·米勒，四百二十人反对[4]。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上，由同一批独立党活动家领导的反对派成功地让大会以一百九十四票赞成、一百二十九票反对通过了批评任期届满的现任领导层的政策的决议。他们还成功地把大部分人争取到了阶级斗争路线上来，这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所有的工会代表退出了同雇主组成的联席委员会[5]。
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迪斯曼和一个几乎全部由以前的柏林革命工长组织成员组成的小组掌握了五金工会之后[6]，工会运动中的好几个重要部分，就整个地摆脱了社民党多数派的改良主义政策，向独立党靠拢了。
在柏林，社民党多数派失去了五金工会的领导权。他们被独立党党员奥斯卡·鲁施和奥托·托斯特取代了，这两人一上台就立刻控制了首都工会委员会[7]。印刷业工会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印刷工会的机关刊物《印版》（Graphischer Block）从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起成了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的喉舌。在哈勒，当地工会委员会执委会从五月起就被左派独立党人波维茨基（Bowitski）控制了，他的同志莱姆克（Lemke）负责当地工会的书记处。这些人在工会里的职位，比如迪斯曼、里夏德·米勒、鲁施、托斯特、尼德基希纳[8]、马尔赞和诺伊曼在五金工人当中的地位，波彻尔[9]在印刷工人当中的地位，托伊贝尔在矿工当中的地位，都十分稳固，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没有从左边挑战他们[10]。
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共产党人几乎从工会中彻底消失了，其中一些人是因为自己的信念而退出的，但其他人则是被开除的。他们积极组建了许多“新工会”，比如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埃森成立的鲁尔矿工总联合会[11]。德共（斯）的活动家即使留在传统工会里，出于教条上的洁癖，他们也往往避免担任领导职务。比方说，在五金工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塞普·米勒[12]被选入全国领导层，因为他是布莱梅五金工人无可争议的领袖，但他拒绝就任，因为他不想“跟社民党叛徒坐在同一张桌子前”[13]。
独立党人在工会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让列维十分钦佩。他认为，都是由于盲动主义分子（他刚刚开除了这些人的首领）的不负责任，才使德共（斯）在成立时将左翼独立党人的主要领袖拒之门外；工人群众之所以站到独立党一边[14]，只是因为德共（斯）是非法的[15]，德共（斯）的冒险主义阻止了工人群众站到自己这边来[16]。列维确信，能否在德国建设共产主义运动、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决于德共（斯）能否把左派独立党人及其群众基础争取过来。他认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偏差”——战前没有形成革命派核心，德共（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这个最糟糕的时候成立，并被极左倾向切断了同先进工人的联系这个现实——应当通过这种方法来纠正[17]。
左派独立党的诞生
可是，要在独立党里形成一个明确倾向共产主义、保证接受共产国际的立场、制约德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共产党人对此是彻底反对的）的左翼流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九一九年五月，在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8]闭幕后，克拉拉·蔡特金按照预定计划，脱离了独立党，参加了德共（斯）[19]。以革命工长组织为首的独立党柏林党组织反对代表党领导层的哈泽，他们追随多伊米希和里夏德·米勒，批判领袖们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这是因为在诺斯克的大举镇压下，党领导层鼓吹的拥护立宪会议（当时立宪会议刚刚召开）的建议、和“社会主义者的重新统一”的前景（一个月之前，它还在公开为此摇旗呐喊[20]），是很不受欢迎的。但是独立党的左派仍然跟自己的领导层一样，处于混乱之中。多伊米希在一个反报告里，详细阐述了他所谓的“苏维埃制度”[21]，他的“苏维埃制度”受俄国的苏维埃组织制度影响很深，他要用“苏维埃制度”来对抗旧的议会制度。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的“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没有分歧，但他强调指出，他非常不赞同他所谓的共产党人的“盲动策略”。他向代表们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在群众正在激进化的时期里，共产党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假如独立党不宣布赞成苏维埃，那么德共（斯）就会从中受益并壮大起来[22]。
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终决议是左右两派妥协的产物。正如欧根·普拉格[23]所强调指出的[24]，这份决议同时表达出了党内两种彼此矛盾的流派的观点。它提醒人们，党是以旧的爱尔福特纲领为基础而成立的。它解释说，根据近期的革命经验，它支持“苏维埃制度”，这种制度把企业中的工人联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取得了“在企业、市镇和国家实行自治”的权利，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做了准备[25]。它宣称党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代表人民大多数的专政”。为了实现党的目的，它会利用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手段，“包括利用议会手段”，但是它谴责“无计划的暴力行动”[26]。这份决议最后呼吁“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以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国际会议的精神重建工人国际”[27]。
在独立党二大上，右翼明显占了便宜。根据左右两派达成的妥协，右翼继续控制着党的领导层，这种妥协既没有约束右翼，又能让右翼去执行自己的政策。这份最终决议是典型的中派主义政党之作，因为它让真正的分歧悬而未决。在党主席的竞选中，哈泽赢得了一百五十九票，多伊米希赢得了一百〇四票；多伊米希拒绝同哈泽共事，并向代表大会提交了辞呈，代表大会让克里斯平接替了他[28]。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左派的压力不断加强、右派对左派的压力的抗拒、党的大部分报刊在维护“妥协”时的勉强、最后是同国外社会主义政党恢复关系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分歧。
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事实上构成了独立党进行（考茨基鼓吹的）“重建”国际的工作的基础。这无非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各党对过去既往不咎[29]。在一九一九年二月的伯尔尼会议上，由哈泽和考茨基率领的独立党代表团与大部分与会代表一起，支持一份含蓄地批判“专政”（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决议[30]。在八月的卢塞恩（Lucerne）会议上，独立党代表团与少数派一起要求为共产主义者敞开大门，但是，尽管独立党代表大会宣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但代表团仍继续谴责暴力手段[31]。这几次会议未能及时建立起某种真正的国际机构，就连在是否需要这种机构的问题上都没能达成共识，因此破坏了“重建派”的努力。卢塞恩会议刚结束，考茨基就不得不承认，参加第三国际的主张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32]。
如果独立党参加一个能容忍德国社会民主党——“诺斯克派的社民党”——存在的国际，大批独立党党员是不会漠然接受的。另外，共产国际的成立（独立党的领导人，包括左派领袖在内，都一致批评共产国际的成立，至少也是批评它成立得“过早”）也对人产生了无法否认的吸引力。共产国际享有十月革命的威望，任何企图孤立俄国的举动都会在独立党党员中间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因素增强了左翼的力量，此时左翼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派别而开展活动了[33]。
新一代领导人正在产生。十一月革命以及革命后反动的几个月的经验，教会了他们：必须有一条强硬的革命路线，有一个严肃的组织，必须建设一个真正的国际，这个国际要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各国党组成。现在，年轻一辈正在加入由多伊米希、里夏德·米勒和阿道夫·霍夫曼等老一辈人组成的柏林核心（雷德布尔离开了这个核心，因为他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新人（包括威廉·科嫩、安东·格利列维奇、伯恩哈德·迪维尔、施特克尔、库尔特·盖尔、波彻尔和雷梅勒等人）往往来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活跃于一战和十一月革命期间，都曾是苏维埃的组织者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战前的社民党的思想和实践对他们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他们看来，是否与德共（斯）合并（当时的德共〔斯〕仍陷于混乱的危机之中，而它本身的宗派主义又加深了自己的危机），是不值一提的问题[34]，尽管他们极为重视应同共产国际建立何种关系的问题。
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至十日，独立党在耶拿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提出了与国际有关的问题：党要不要参加以复活第二国际为目标的日内瓦会议？此时左派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具有影响力的报刊，比如由才华横溢的威廉·赫尔佐格[35]主编的《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或《哥达人民报》（Gothaer Volksblatt），都表示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并同德共（斯）合并，哈勒和策拉—梅利斯（Zella-Mehlis）的党员大会、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少数派（这些少数派十分坚决，而且他们的人数正在逐渐增加）的看法也一样[36]。从争论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代表党的领导层（也就是代表右翼）发言的是希法亭。他的发言与他过去的观点相反，他表示反对同社民党重新统一。他也反对参加正在重建的第二国际。但他同样反对参加第三国际，他认为第三国际的生命力不会比苏俄政权[37]更长久。人不应该搭上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假如由于某种奇迹，共产国际能发展起来，那它会发现自己完全被俄国共产党人控制了。因此，他得出了一个象征着中派主义路线的结论：
党的领导层决定，为了同一切左派组织一起接近布尔什维克，以便同布尔什维克相互理解，党要同一切左派组织建立联系。……时间将会对我们有利，建立一个足以成为革命工具的国际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38]。
他的如意算盘是：不理睬第三国际，与左派里的几个党一起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然后再跟布尔什维克打交道，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实践中把形势扭转到有利于独立党的局面。假如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采纳了希法亭的意见，那么独立党就会变成实现瑞士社会党在卢塞恩会议后提出的主意的主要工具；这个主意，其实就是在不痛不痒地批判一下社会沙文主义之后，再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这种中派主义的方案，跟后来在维也纳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共产党人反对它，称它为“第二半国际”——的做法是一样的。
瓦尔特·施特克尔代表左派发言，他要求研究和讨论是否参加第三国际的问题。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最需要的是清晰明确。而希法亭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模棱两可，只不过是企图维护将来在互相包庇的基础上进行总调和的可能性。第二国际在一九一四年的瓦解，给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为了“进行和领导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全新的基础上……在明确的革命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新的国际已在莫斯科成立，不管它的成立是否为时过早，都已成为现实。他继续说道，保卫俄国革命，是目前革命派的第一要务：
我们有义务以一切手段和全部力量来支援自己的俄国兄弟和同志，尽管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策略中的某些方面有意见。我们党有上百万党员，有这么一个党加入〔第三国际〕，对俄国人来说，无疑将是巨大的精神支援。而且，这种支援也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因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旦失败，将会在整个欧洲引发危险的反动狂潮
[39]。
从一九一九年九月耶拿代表会议闭幕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莱比锡代表大会召开的这段时间里，左派取得了更大的进展[40]。许多党组织的全体党员大会和组织会议都呼吁党参加第三国际，并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议会制。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左派赢得了重大成果。首先，在党的行动纲领里，没有一处提到“争取大多数”的必要性。右翼一直坚持要求，在夺取政权之前，必须先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大多数支持，他们一直以“争取大多数”来为拒绝夺取政权做借口。莱比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在任何情况下，议会活动都必须服从于最根本的斗争手段——群众行动——的需要。从这一点来看，行动纲领中对苏俄政权有所保留，并批判了红色恐怖——在俄国，在内战的特殊情况下，红色恐怖是可以原谅的——这是对右派做出的让步，这种让步使布尔什维克感到很不高兴[41]。
在参加哪个国际的问题上，论战的结果并不太明确。莱比锡代表大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通过了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的决议[42]，但又以一百七十票对一百一十一票否决了施特克尔提出的参加第三国际的动议[43]。最后，代表大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再次通过了一个介于施特克尔立场和希法亭立场之间的妥协方案[44]。在公开表示党在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赞同共产国际之后，它号召建设一个有能力行动、能把“其他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包括已经参加了第三国际的政党）团结起来的革命的国际。假如它们反应冷淡的话，独立党就不得不独自就是否参加“莫斯科国际”进行讨论[45]。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拉狄克再次进行干预，他指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告诉德国共产党人，这对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46]。在他看来，莱比锡代表大会是独立党内的“工人群众对机会主义领导的胜利”[47]，但这一胜利还必须加以巩固。只有当独立党转变为一个战斗的党之后，它才能在〔第三〕国际里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仅在形式上参加国际；而要完成这种转变，需要德共（斯）助它一臂之力。一九二〇年二月，拉狄克解释说：“就这方面来说，只有在共产党解决了自己的危机后，它才能去帮助独立党工人克服他们党的危机，并由此为德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重新统一奠定基础[48]。”因此共产党报刊上面的许多批评必须加以纠正，这些文章往往对莱比锡代表大会视而不见，仿佛独立党仍然遵循着它在一九一九年所持的立场。一些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提出决裂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抬高到了永恒原则的地步，可是，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不能在革命的基础上集聚力量的话，那它就不可能获胜。这是在德国唯一被提上日程的任务，虽然它的具体形式还未确定。在拉狄克看来，在这个关键目标上，共产党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目前取决于对两个事实的认识：“首先，独立党的群众是共产主义者，其次，在他们的领导层里，存在着一个真心要走革命道路的左翼[49]。”
尽管德共（斯）的基层党员对此仍有顾虑，但共产党与左派独立党合并的问题，还是开始以独立党是否可能参加第三国际的形式提了出来。这种前景对独立党的右翼构成了致命威胁，而且右翼还刚刚失去了他们最有影响力的领袖胡戈·哈泽——他在国会台阶上被极右分子暗杀了[50]。独立党的领袖迪特曼、克里斯平和希法亭陷入了困境：既不可能同“诺斯克派的社民党”合并（尽管他们其实跟社民党有着基本一样的改良主义信念，但他们又谴责社民党的野蛮手段），但是，如果走莫斯科道路的话，他们又看到了前面的危险。他们被迫采取守势。他们挥舞起“分裂党”以及斯巴达克斯派“冒险份子”的大棒来吓人，他们指责盖尔和施特克尔，说他俩同列维密切合作，成了德共（斯）的代理人，并在党内组织亲共派别[51]。他们竭力让自己的支持者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即仍然反对列金的那些活动家——相信，“参加莫斯科国际”会让他们像斯巴达克斯派那样走上分裂工会的道路，并很可能导致他们的毁灭。从这点来看，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做法，给他们提供了很有分量的借口——尽管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已经谴责了这些人的做法[52]。
许多独立党党员，甚至是左派党员与支持参加共产国际的党员，都不想分裂党，因为这会削弱党。他们认为，伯恩施坦之流已经趋向了社民党多数派，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有几个右翼分子被赶出了领导层，照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就会把考茨基及其支持者赶走（不论是不是公开地赶走），而不用正式开除他们——一般情况下，这么做会导致党员大量流失。他们也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组织原则怀有疑虑。对于官僚机关对党实行专政的一切危险、乃至保持工会独立于党的必要性的争论，他们都非常敏感（这符合德国激进派的传统）。尽管列维做了很多努力，但存在于共产党领袖和左派独立党领袖之间的、个人的和政治上的强烈对抗，仍旧使他们不和。左派独立党领袖认为，事态的发展已使自己成了群众党，而德共（斯）仍是一个小宗派，这证明了自己在一九一八年的分裂中是正确的[53]。
与列宁的讨论开始了
在一九一九年底到一九二〇年初这段时间里，列宁同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政治辩论，在这次辩论中这些问题是被当成一个整体来处理的；这次辩论虽然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辩论双方也相距甚远，但辩论仍是公开的。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列宁写了《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辩论，他认为这些问题对德国革命运动来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特别谈到了德共（斯）的分裂，以及德共（斯）应该同独立党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
他表示柏林的《红旗报》——德共（斯）中央局的报纸——的“英勇斗争”“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并抨击了那些对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分裂幸灾乐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他认为，在迅速发展和疯狂迫害的背景下，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只不过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
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则属于另一类，只有不愿意看的人才看不到这里的根本差别。这是急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的意见分歧。这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这个基础就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承认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进行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54]。
他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党过去曾发生过的分歧，并尽力说服全体德国共产党人：分裂不是必须的，中央局是正确的，反对派是错误的：
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等等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组织一个坚强的集中的政党）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应当竭力让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工厂委员会”，到一切有工人、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
[55]。
列宁用共产党人的原则上的统一，来反对独立党的人为的统一，他特别抨击了独立党的左翼：
至于群众离开谢德曼派跑到考茨基派那边去，那是由于考茨基派中有左翼 （这可从任何一篇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看出来），可是这个左翼毫无原则，畏首畏尾，它企图把小资产阶级关于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偏见，同共产党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
[56]。
德共（斯）的领袖们觉得列宁的立场让他们很为难。一方面，列宁再次批评了他们开除党内极左派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列宁又抨击了他们想要争取的独立党左翼。独立党的领袖们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克里斯平反复引用列宁的分析来给自己辩护。后来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出了一本小册子，收录有列宁的这篇《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发表的通知，并在这本小册子里尽力做了答复[57]。
塔尔海默开篇就写道，不能把列宁的信当做对独立党左翼的终审裁决，毕竟列宁自己也承认，他只能从德国得到很有限的消息，而且这封信是在莱比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写的，而莱比锡代表大会闭幕后，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他阐述了德共（斯）对独立党左翼的态度：
他们同群众一起误入了歧途。他们是和群众一道成长起来的，他们将继续和群众一道成长，他们会跟群众一起犯很多错误。对他们的错误与弱点，我们的态度仍和过去一样：要予以诚恳、直率的批评。但我们并不想在道德和智力层面上，把他们混同于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叛徒，以及那些来自德国工人运动的纯议会主义的停滞时期的老古董们
[58]。
接着，他告知列宁，德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独立党的左派领袖（比如多伊米希、科嫩和施特克尔等人）同右派领袖（比如考茨基、希法亭和克里斯平等人）混为一谈。然后他就左派中的分裂进行了讨论。他说，德国共产党人也认为纯策略性的问题不应该导致共产党的分裂。从这点来看，德国党在成立大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多数派做出的极左的决定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统一。虽然如此，他仍宣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使党分裂的关键并不是策略问题：
实际上，这些策略问题，尤其是汉堡组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致使他们走上了否认党的基础的立场。把党变成一个宣传性的社团，然后又准备把它打散，让它分散成多个工厂组织，这样做会让在这一年里好不容易有了明确的政治内涵的党，重新陷入混乱之中——这一切会导致党的毁灭。许多同志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党的中央局有义务在铸成大错之前，以最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
[59]。
列宁认为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德国党的后撤或倒退，塔尔海默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行动：“它具有重大意义，这不光是从德国革命的角度来说的。通过这一行动，德国党可以向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展示他们将会遇到的种种策略问题[60]。”他委婉但坚决地拒绝承认列宁这位权威的论点——俄国榜样的普适性：“德国的历史环境更接近西方国家，而不是俄国。因此，在策略问题这方面，对西方人来说，我们的经验将具有特殊的意义[61]。”
俄国和德国的情况不一样，在两国建设共产党的方法也不一样，同极左派决裂，并希望把独立党左派争取过来，便体现了这种差异。
拉狄克经历过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德国革命的失败，他初步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并进一步发展了塔尔海默对极左派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之前，共产党是不可能获胜的。但它可以发动无产阶级去进行一些重大的行动，比方说，如果在事关工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做好了准备的话，就算他们仍未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共产党仍然可以发动无产阶级去参加示威游行和群众罢工等局部行动
[62]。
布兰德勒在开姆尼茨认识到了工人团结在斗争中的动员价值。他一直在同极左急躁症作斗争，并一直在寻找一条可以避免陷入孤注一掷的窘境的革命道路。在德国，极左活动的账单上负债累累。这促使他去寻找既与工人当前的思想觉悟水平相符、又能让他们通过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来进行学习的口号，换句话说，就是能在行动中逐渐把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这边来的口号。他向第一次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解释了这些口号的必要性（这些口号后来被称作“过渡口号”）：
我们无法跟称心如意的人一起干革命。我们必须——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与现有的人一起干革命。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人开始改变自己。……问题在于……向他们提出与他们当前的能力相符的具体任务。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定好各阶段的目标。理解何谓最终的社会主义目标，在目前帮不上什么忙。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加接近这个目标呢?
[63]”
要执行这条路线，德共（斯）不用倒向极左派，不用支持他们“为了荣誉”而做的那些事情，也不用倒向那些把独立党的工人群众同领导他们的那些官僚（比如克里斯平）混淆起来的人。如果德共（斯）想接近那些仍被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领导所蒙蔽的群众，如果它想在工会会员群众当中取得进展，并争取到独立党左翼的话，它首先应该明确地同极左派划清界限。所以塔尔海默才拒绝了列宁提出的德共（斯）应当对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进行补救的建议。塔尔海默认为这次分裂是必要的外科手术。但他同时又勉强承认，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里面，是应该给策略分歧留有余地的——只有做到这一点，德共（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过，他还指出，德共（斯）走向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道路，显然要比布尔什维克走过的路更加漫长、更加痛苦、更加艰险，他坦率地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他强调指出：
已经团结起来的两党以及两条道路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它们对西方工人政党的积极发展是有价值的。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仍要一起解决大量的策略方面和政治实践方面的问题
[64]。
就这样，俄德两国的共产党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如何把群众争取到革命的政治活动一边来的问题，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远距离的讨论。但是，德国阶级斗争的进程很快就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些问题，它们不仅事关共产党人同参加了其他工人政党和工会的工人的关系，也事关德国共产党人同俄国共产党人的关系。
[1] 列维档案库，P124/8，第2页。
[2]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88页。
[3] 《德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6月至7月于纽伦堡》（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10 Kongresses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 Nürnberg Juni-Juli 1919），柏林，1919年；迪斯曼的发言见第327—342页，里夏德·米勒的发言见第434—452页。
[4] 同上，第404—502页。
[5] 《1919年斯图加特德国五金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Die Vierzehnte ordentliche Generalversammlung des Deutschen Metallarbeiterverbandes in Stuttgart 1919），斯图加特，1919年，第19页、第182页。
[6] 在那些曾参加过革命工长组织、后来又彻底抛弃旧工会的人当中，我们只能举出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保尔·维尔，他是“新联合会”的积极支持者，后来参加了德共（斯），最后于1924年被开除出党（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85页、第187页）。
[7] 《自由报》，1919年10月19日；弗里茨·奥佩尔（Fritz Opel），《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期间的德国五金工会》（Der deutsche Metallarbeiterverband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und der Revolu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8年，第85页。
[8] 米夏埃尔·尼德基希纳（Michael Niederkirchner，1882年9月5日——1949年8月19日），出身于布达佩斯一个德意志族石匠家庭，当过水管工，1903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5年移居德国雷根斯堡，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被奥匈军队征兵，1915年3月在俄国前线被俘。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8年4月化名“约瑟夫·诺伊曼”（Josef Neumann），参加俄共（布）德意志人支部。1919年1月返回德国，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起任水管工会书记。支持列维，在1921年反对批判共产社。在1923年是德共右派的主要人物。1927年、1929年曾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2月28日被捕，1934年6月13日被驱逐出境，流亡苏联，担任红色工会国际书记。1945年11月返回德国，当选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9] 保尔·波彻尔（Paul Böttcher，1891年5月2日——1975年2月17日），曾用化名“保尔·迪本多尔菲尔”（Paul Dübendorfer）、“汉斯·萨尔巴赫”（Hans Sallbach）等。当过印刷工人，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任莱比锡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导，参加社民党后，在工会内担任青年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在斯图加特担任《社会民主党人》主编。在独立党内属于左派，领导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卡普暴动期间曾被暴动分子绑架。1921年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8月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任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席，西萨克森地委书记，支持并参加了工人政府。1923年10月任蔡格纳政府的财政部长，后来被国防军强行剥夺了职位。后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与布兰德勒一起成立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至1946年流亡瑞士。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国，1946年2月23日在莫斯科被捕，1947年被判处十年徒刑，被辗转关押于各个劳改营，1955年获释，返回民主德国，195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968年退休。——中译者注
[10] 我们应当注意到，弗里茨·文古特是个例外。他也来自革命工长组织，并参加了德共（斯）。1919年7月起，他在五金工会的机关中工作（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335页）。
[1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9页。
[12] 约瑟夫·“塞普”·米勒（Josef "Sepp" Miller，1883年8月27日——1964年3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钳工学徒，1901年参加五金工会，1907年起在布莱梅造船厂工作，同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勒布莱梅左翼激进派，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斯）。曾担任过布莱梅五金工会的领导。1920—1921年担任布莱梅党委书记，1920—1923年当选布莱梅市议会议员，1923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属于调和派，1928—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同时担任德国红色救济会中央书记处书记。1933年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46年返回东德，在统一社会党机关工作，1946—1954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3]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10页。
[14] 根据迪特曼的说法（《自由报》，1919年12月2日），1919年3月时独立党有30万党员，到了12月就已经增加到了75万。
[15] 列维档案库，P124/8，第2页。
[16] 主要根据1919年10月8日的《自由报》上面的说法，在柏林苏维埃全体大会上，捍卫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会工作的立场、反对德共（斯）党员的，正是像马尔赞、埃克尔特、诺伊曼和多伊米希这样的人。
[17] 列维档案库，P124/8，第2—3页。
[18] 英文版此处为“德共（斯）第二次代表大会”，但德共（斯）二大实际举行于1919年10月，经核对法文版并查询其他资料后，改为“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译者注
[19] 克·蔡特金，《演说与著作选集》（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第2卷，东柏林，1957—1960年，第xiii页。
[20] 主要参见鲁·希法亭的《无产阶级的统一》（Die Einigung des Proletariats），《自由报》，1919年2月9日。
[21] 这篇报告以及他的答复收录于：恩·多伊米希，《苏维埃制度》（Das Rätesystem），柏林，1919年，第37页。
[22] 同上，第15页。
[23] 欧根·普拉格（Eugen Prager，1876年5月31日——1942年1月？日），生于普鲁士邦西里西亚省拉蒂波尔县（Landkreis Ratibor）一个犹太裔裁缝家庭，青年时参加社民党。曾为多家社民党报刊当过记者。1914年4月担任《莱比锡人民报》副总编。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独立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1920年反对与德共合并，独立党分裂后，留在独立党右派。1921年编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担任《前进报》编辑。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1月被驱逐到里加的犹太人隔离区，在抵达里加之后当即遇害。——中译者注
[24]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94页。
[25] 转引自上书，第193页。
[26] 同上。
[27] 同上，第194页。
这份决议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1919 年柏林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其完整中译文（此处部分引文即参考了这个中译本）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econd-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2Interational-1919.htm ——中译者注
[28] 同上，第195页。
独立党设有两位联合主席，在1919年3月举行的独立党二大上，在党主席的选举中，哈泽与多伊米希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名，但多伊米希拒绝与哈泽共事，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所以由哈泽和克里斯平担任联合主席。——中译者注
[29] 即各党不追究其他党在一战期间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战的责任——中译者注
[30]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杨寿国、孙秀民、汤成永、桂乾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76—183页。
1919年2月3日至10日，原第二国际的几个支部试图重建第二国际，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有26个国家的102名代表出席，但没有完成重建第二国际的任务，只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推动这一工作。——中译者注
[31] 同上，第174—176页；詹姆斯·W·休尔斯（James W. Hulse），《共产国际的成立》（The Forming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斯坦福，1964年，第96页。
1919年8月，参加了伯尔尼会议的几个党在卢塞恩继续召开代表会议，试图继续推动重建第二国际的工作。——中译者注
[32] 《自由报》，1919年8月20日。
[33]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2页）指出，这个派别组织从1919年头几个月就开始存在了。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62页）说，1919年底，在他前往俄国之前，他曾与多伊米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多伊米希告诉他，自己赞成分裂党。
[34] 1920年初，库尔特·盖尔还写道：“独立党左派没必要同其他党合并。独立党就是德国的群众性的革命党。”（《党代会之后》〔Nach dem Parteitag〕，《论坛》〔Das Forum〕，第4期，1920年1月4日，第268页。）
[35] 威廉·赫尔佐格（Wilhelm Herzog，1884年1月12日——1960年4月18日），德国文化史学家、剧作家、和平主义者。曾在洪堡大学求学。十一月革命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5月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8年被开除出党。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52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36] 霍斯特·瑙曼（Horst Naumann），《共产国际成立45周年文件集》（Dokumente zum 45 Jahrestag der Gründung der K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9期，1964年，第285—297页。
[37] 英译本中，此处为Soviet Union，直译为“苏联”，但当时苏联并未成立，在核对法文版时，发现法文版中此处为le régime soviétique，即“苏维埃政权”，故改译为“苏俄政权”。——中译者注
[38] 《自由报》，1919年11月11日。
[39] 同上；施特克尔，《无产阶级国际》（Die proletarische Internationale），第23页。
[40] 在取得领导权之前，安东·格利列维奇已经当了几个月的独立党柏林党组织副主席（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5页）。
[41]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9—211页。
此文件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1919 年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其完整的中译文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econd-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2Interational-1919-2.htm ——中译者注
[42] 《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于莱比锡》（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es vom 30. November bis 6. Dezember 1919 in Leipzig），柏林，未注明具体出版日期，第399页。
[43] 同上，第39—40页；投票结果登在第399页。在这个动议上签名的还有布拉斯、科嫩、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和托妮·森德尔（Toni Sender）。
托妮·森德尔（Toni Sender，1888年11月29日——1964年6月26日），生于比布里希（Biebrich，现为威斯巴登）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学习商业，当过商行职员。1910年参加社民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参加了1915年3月26日—28日的伯尔尼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后参加独立党，积极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20—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参加了以保尔·列维为首的左派，但在1931年没有随社民党左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美国，1943年获得美国国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工作，还参加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和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返回德国。1964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44] 同上，第399页。
[45] 同上，第534—535页。这个动议产生自希法亭和雷德布尔的妥协。
[46] 阿·施特鲁塔恩（即卡尔·拉狄克），《独立党代表大会》（Der Parteitag der Unabhängigen），《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19—20期，1920年2月2日，第22—32页。
[47] 同上，第25页。
[48] 同上，第32页。
[49] 同上。
[50]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5—206页。哈泽于10月8日遇刺，在经受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死于11月7日（《自由报》，1919年10月8日和11月8日）。
[51]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8页，这里甚至还提到了“独立党内的共产党小组”。
[52] 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这篇关于独立党党内形势、伴之以对盖尔和施特克尔“勾结保尔·列维”的猛烈攻击的报告，只可能出自五金工会领袖罗伯特·迪斯曼之手（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7—208页）。
[53] 在1920年夏天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多伊米希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论点（《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7月19日于彼得格勒，7月23日至8月7日于莫斯科》〔Der Zweite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vom 19 Juli in Petrograd und vom 23 Juli bis 7 August 1920 in Moskau〕，汉堡，1921年，第271页）。
另请参阅：多伊米希在1920年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24—430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6 ——中译者注
[54] 弗·伊·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7卷，第206—207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7/032.htm ——中译者注
[55] 同上，第212—213页。
[56] 同上，第205页。
以上三段引文同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7] 奥·塔尔海默，《革命之路》（Der Weg der Revolution），1920年，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引用并总结了克里斯平的发言，还对其做了答复。柏林的左派分子广泛宣传了列宁对独立党左派的抨击，请参阅克鲁格（Kruger）在一次柏林苏维埃大会上的发言（《自由报》，1919年12月20日）。
[58] 塔尔海默，《革命之路》，第18页。
[59] 同上，第19页。
[60] 同上。
[61] 同上。
[62] 卡·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und die Aufgaben der KP），《共产主义苏维埃通讯》（Kommunistische Räte-Korrespondenz），第21—22号，1919年11月20日。
[63] 转引自蒂亚登，《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体制与作用，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学研究》，第10页。
[64] 塔尔海默，《革命之路》，第20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