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六章 极左反对派与分裂
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形势似乎对列维和德共（斯）中央局不利。拉狄克严厉批评了分裂党的主意，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则暗示着他们对党的分裂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而且大部分党员显然仍忠于极左主义的鼓吹者。其实，当反对派抨击中央局对他们采取“官僚”措施、批判中央局把所有反对者开除出党的决定时，他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有人指控列维，说他想同独立党结成竞选联盟，而驱逐极左分子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次党内危机时发生时，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这种情况便给这种指控增加了可信度。
四分五裂的党
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几个最大的地方组织在斗争中都支持反对派，只有开姆尼茨组织例外。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这几个地方组织仍被反对派牢牢地控制着，并拒绝接受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比如说，在埃森，二千名党员里只有四十三人支持中央局的提纲[1]。在反对派的重镇汉堡、布莱梅、柏林与德累斯顿，中央局主动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党员们接受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劝说他们批判当地的反对派。这种做法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实际上，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2]。
根据路特·费舍的说法，柏林—勃兰登堡地委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号称有一万二千名党员，但是当威廉·皮克从海德尔堡回来做报告时，来听他的报告的只有三十六人[3]。柏林地方组织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的会议上最终分裂了，在这次会议上，地方组织的领导号召会议拒绝接受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定[4]。经过长达数月的斗争后，在一九二〇年三月，由中央局控制的柏林地方组织也只有八百名党员[5]。尽管如此，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至五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执行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把所有召开会议、拒绝接受海德尔堡提纲、不同意开除所有反对派代表的地方组织整个儿地开除了。从一九二〇年二月起，北方、东北、西萨克森与柏林—勃兰登堡的地委都被开除了。其他地方组织，比如图林根与艾尔贝菲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等地的组织，也正处于被开除的程序之中[6]。虽然如此，依然忠于中央局的党员（在“党”与“反对派”的交锋中，并没有一条明确的战线）并不是素质最高的。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召开的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上，刚从鲁尔回来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毫不迟疑地指出：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党。……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我们的情况比一无所有还糟糕。……在那里迅速建立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损害了我们的、以及我们党的声誉。……结果，在劳动群众当中，我们的人已经毫无威望可言
[7]。
在争论中，埃贝莱因对布兰德勒的这个判断表示了怀疑，但他也揭示出了这样的情况：在汉堡、布莱梅、汉诺威、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没有一个组织是受中央局控制的，许多地方小组已经同中央局断绝了一切关系[8]。实际上，除了斯图加特（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之后，当地的党员从四千六百人增加到了五千三百人[9]）和开姆尼茨（当地党员从一万四千人增加到了一万六千人[10]）这两个地方之外，在其他地方，德共（斯）目前只能以很小的地方小组的形式存在。
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但是，反对派内部的演变却帮助了德共（斯）中央局，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采取了令人吃惊的立场（在二大上，以及二大闭幕后，他们的立场一直是列维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一九一八年十月起，汉堡的这两位地方领导就在他们的地方组织里发展出了一套观点，认为革命必须转变为一场同苏维埃俄国结盟、反抗帝国主义协约国的人民革命战争。一九一九年五月，当德国政府即将签署凡尔赛和约时，他们怀着十足的敌意反对这个和约，认为这是向世界帝国主义屈膝投降[11]。但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准备召开的时候，他们没有坚持这种观点，而是抗拒参加选举、抗拒在传统工会里工作，支持建立他们的“新工人联合会”，并反对党的集中化。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列维抨击他们是“工团主义者”，但列维并没有提到他们支持革命战争。
但是，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刚一结束，汉堡党组织的党员就试图把反对派集结起来，并试图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新提出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汉堡党组织的机关报《共产主义工人报》向各反对派组织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团结起来：
德国共产党的一切党组织，如果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的领袖的专政；如果你们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不应听命于一小撮高高在上的领袖，而应当出自群众自己的意愿、并且应当在组织层面上通过将革命群众集结在以最广泛的民主为基础的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当中，来为此做好准备，那么，欢迎你们同汉堡党组织联系
[12]。
十一月三日，汉堡地方组织以《共产主义工人报》增刊的形式，发表了由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不是人民革命战争，就是反革命内战——共产党人致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篇呼吁书》[13]。文中他们为这么一种观点做了辩护：德意志民族是“无产阶级化”的，为了进行一场反抗协约国的革命战争，必须同俄国革命结成民族—无产阶级联盟。在他们的第二本小册子《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斯主义》[14]里，他们更加详细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为必须实现“国内和平”辩解——为了保卫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还猛烈攻击了保尔·列维。他们甚至连反犹主义都用上了，他们称列维是“德国革命的犹大”[15]，指控他在一九一八年通过失败主义宣传来“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16]。
即使是在反对派内部，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也遭到了批评，反对派的领导人当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文德尔支持他们。共产国际与德共（斯）的领袖都猛烈地抨击他们[17]。给他们的理论取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正是拉狄克。但是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仍继续参加反对派组织，在一九一九年年底至一九二〇年年初这段时间，他们是反对派组织里最出名的人物。
潘涅库克在理论阐释方面的尝试
正当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开始糟践他们作为德国极左反对派的代言人的名声的时候，德国极左派得到了荷兰共产主义者赫尔曼·戈尔特与安东·潘涅库克的支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月底，戈尔特来到柏林，与极左分子一起工作。他对卡尔·施罗德影响特别深，他使自己成了“革命工厂组织”的理论家，在一九二〇年二月间宣扬“工人总联合会”（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各种“工团主义”的“工人联合会”的首次尝试）思想的那些人当中，很可能就有他[18]。
潘涅库克与戈尔特几乎同时回到德国。他重新回到了布莱梅和柏林的那批老同志的圈子里，并为际共团的报纸工作，然后在德共（斯）党内的极左派地方组织内工作[19]。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闭幕后，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对德共（斯）中央局与极左派的分歧进行理论阐述。于是他以K·霍纳（K. Horner）为笔名发表了题为《策略与组织问题上的分歧》（The Differences on Tactics and Organisation）的系列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20]。大部分极左派分子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急躁，以潘涅库克的分析为旗帜集结起来，在一场主要针对拉狄克的论战中，批判起了德共（斯）中央局、第三国际的领导以及俄国党的机会主义。
潘涅库克根据德国革命头几个月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与当时的极左派的看法相反。在他看来，德国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各种力量的性质必然使西欧革命变成缓慢艰巨的进程”[21]。他认为德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停滞阶段（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的法兰克福会议上，列维也是这么宣称的），他写道：
然后会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试图通过语言和行动促使人民的思想清醒过来，变得革命化，为此它会力图提出新的原则，与已被接受的旧思想形成尽可能尖锐的对照。另一种则试图把仍在观望的群众吸引到实际活动中来，因此它强调共识而非分歧，尽量回避一切有碍于此的东西。前者力争在群众中造成清晰而剧烈的分化，后者则力争统一。前者可能被称为“激进倾向”，后者则被称为“机会主义倾向”。在当前的西欧，一方面，革命遇到了强大的障碍，另一方面，苏俄
[22]对极力颠覆它的协约国政府进行着坚决的抵抗，这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会有大批现在仍犹豫不决的工人团体加入第三国际；果真如此的话，机会主义无疑将会成为共产国际内的一股强大力量
[23]。
潘涅库克认为，新的机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党，无论它规模是大是小，都能自己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再也无法由一个激进小党制造出来，同样无法由一个大型的群众党或不同党派的联盟制造出来。革命是自发地在群众当中爆发出来的；……第三国际内的机会主义虽然会严格强调那些使共产主义迥异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原则（苏维埃制度与专政），但在实践中却还是会尽量依赖承袭自第二国际的形式与斗争。俄国革命以苏维埃制度取代了议会活动，以工厂为基础组织了工会运动，这在西欧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推动了人们去仿效它。德国共产党抵制了国民议会的选举，并力争立即或逐渐地在组织上同工会决裂。但在一九一九年，当革命的势头减缓、停滞的时候，德共中央委员会采用了一套不同的策略，这等于是选择了议会主义，支持旧工会，反对产业联合会
[24]。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这段时间里，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战胜了革命，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的权力”继续统治着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群众仍然完全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所以在资产阶级的霸权崩溃之后，他们又亲手恢复了它[25]。”
德国革命这个事例，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在一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高度的文化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从德国的事例当中可以看出：对“民主”之类抽象口号的尊崇；旧的惯性思维与政纲要求——比如通过议会领袖和社会主义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阶级意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那些被我们认为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各种具体力量，确实在起作用；但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首先还是无产阶级对党、对组织、对领袖们的信任；几十年来，这些东西一直是他们的斗争、他们的革命目标、他们的理想主义的化身
[26]。
潘涅库克批驳了所谓“积极的少数派”的观点，并反对所谓政权是革命派伸手可得之物的幻想。他认为问题在于：要在无产阶级内部，为无产阶级长久执政而发展基础。这将是一个漫长、艰苦的任务，它将迫使革命派在思索先进国家的革命时，不仅要去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观点，也要重新思考布尔什维克的观点：
在新的国家里，群众尚未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臭气给毒化；工业化进程的开始，让群众的意识从沉睡中苏醒，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感开始觉醒；原材料能够用上得自资本主义的、用于更新传统生产方式的最先进科技；压迫使斗争的水平得到提高，但又没有过于强大的资产阶级来阻挡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在这样的国家里，将会产生出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
[27]。
这是一个初步分析，它对短期内的前途的看法是悲观的，但在长期上却是乐观的。这个看法，与极左派的思想（直到那时候，潘涅库克都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的唯一共同点，似乎是反对成立承认“领袖”的作用的政党、反对成立承认在资产阶级议会及改良主义工会里开展革命工作的可能性的政党。潘涅库克的观点，与劳芬贝格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所做的预测完全相反——后者对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做了评价，并指责德共（斯）中央局“对群众缺乏信心”，因为中央局拒绝按照在当年冬季解决政权问题的前景来行动[28]。
但是，在反对派当中，这并不是原则性的矛盾——反对派要对以下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如何看待自己与俄国革命的关系，如何看待各国共产党，更具体地来说，就是要如何看待德共（斯）、以及要不要参加第三国际。
反对派的内部危机
在反对派内部，有一种倾向正在发展起来，这种倾向可以叫做“调和派”，它部分是在潘涅库克的影响下、部分是出于对民族主义纲领的反对而发展起来的，它很可能也受到了拉狄克的影响（当时拉狄克正在全力争取他在布莱梅的老同志）。汉堡党组织的领导刚发出呼吁，布莱梅党组织的负责人就立即宣布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派”。他们明确批判了汉堡组织的领导，并为整个反对派设立了一个新闻局[29]。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个新闻局（它有布莱梅共产党反对派组织的八千名成员做它的坚实后盾）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这是一个避免分裂的理智尝试。这份呼吁书号召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底举行一次全党代表会议，要有党的全体组织的代表出席，而不问它们对海德尔堡提纲的态度如何。这次代表会议应当把始于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但后来又过早中断的讨论给继续进行下去，中央局还应当保证放弃任何进行分裂、开除或相似措施的想法[30]。
一九二〇年二月，当“工人总联合会”（AAU）成立时，卡尔·贝克提出了布莱梅共产党人中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观点。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通过这种方式成立的“联合会”可以取代共产党；他还强调指出，这种“联合会”只应视为一种更民主的产业工会[31]。
一九二〇年二月月底，德共（斯）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卡尔斯鲁厄举行。被布莱梅地委开除的一个小组提交了对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决议的修正案[32]。与此同时，布莱梅共产党人尖锐地批判了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的观点，并表示自己无意分裂。《共产主义工人报》负责人之一卡尔·奥伊勒特[33]在会上表示，该报编辑与汉堡的许多党员都拥护党的统一[34]。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宣布“德共（斯）已经破产”，并同奥托·吕勒更加接近了，此时奥托·吕勒正由工团主义滑向无政府主义。吕勒以“反极权的共产主义”为幌子，鼓吹联邦制、拒绝纪律、鼓吹对自发性（他认为这才是“无产阶级的”）的盲目崇拜，他想以此来对抗纪律、集中制和组织（他认为这些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他宣布自己拥护“没有领导、没有国家或人统治人的社会主义”[35]。
面对这种情况，德共（斯）中央局在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上坚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瓦尔赫尔担心开除反对派是没有用的，只会推迟反对派中的健康力量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36]，但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仍然坚持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要布莱梅共产党人还没有同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断绝一切关系，它就不会同布莱梅党组织进行辩论[37]。极左反对派似乎正在瓦解，而且当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反对派去莫斯科参加当面讨论时，德共（斯）中央局还可以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反对派继续施压[38]。把反对派团结起来的，只有对德共（斯）中央局委员的共同敌意，以及一系列原则分歧（这些分歧源于种种极其不同的分析）。看来，进行思想上的澄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要在反对派队伍里造成公开的分裂，这么一来，要组建一个新党，显然就更不可能了。
[1]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27页。
[2] 同上，第226页。
[3]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47页。
[4] 《自由报》，1920年1月6日。
[5] 《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德共的拥护者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6] 同上，第7页，第32页。
[7] 同上，第16—17页。
[8] 同上，第33—36页。
以上四条注释的来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这里讲的是1920年初的情况，而召开于1919年10月的二大的会议记录里不可能有相应的记录（布兰德勒的发言明显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的），所以实际的来源很有可能是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但法文原版的注释中也指出其来源为二大会议记录，而且中译者也无法查询德文原书，所以只能按照原样译出，日后若能查询原书，再行修改。——中译者注
[9] 《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页。
[10] 同上，第35页。
[11]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75页。
[12] 转引自上书，第225页。
[13] 1919年，这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汉堡发表，当时的标题叫《不是人民革命战争，就是反革命内战》（Revolutionärer Volkskrieg oder Konterrevolutionärer Bürgerkrieg）。
[14] 1920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汉堡发表，当时的标题叫《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斯主义》（Kommunismus gegen Spartakismus）。
[15] 犹大（Judas）是犹太人，是圣经中出卖耶稣基督的叛徒，最初是耶稣选立的十二名使徒之一，后来为了30枚银币的赏钱将耶稣出卖。保尔·列维是犹太人，所以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才利用反犹主义来攻击他。——中译者注
[16] 《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斯主义》，第3—4页，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77页。
[17] 主要参见卡·拉狄克与奥·塔尔海默，《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Gegen den Nationalbolschewismus），柏林，1920年。
[18]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29页。
[19] 同上，第436—437页。
[20] 《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Weltrevolution und Kommunistische Taktik），《共产主义》（Kommunismus），第28—29期，1920年8月1日，第976—1018页；其纲要（法文版）收录于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163—201页；完整版收录于邓肯·亚历山大·斯马特（Duncan Alexander Smart），《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伦敦，1978年。
[21] 斯马特，《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第98页
[22] 原文直译为“苏联”，但苏联实际上直到1922年12月30日才成立，故改译为“苏俄”。——中译者注
[23] 斯马特，《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第98—99页。
[24] 同上，第100—102页。
[25] 同上，第103页。
[26] 同上，第107页。
[27] 同上，第137页。
[28] 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46页。
[29] 同上，第225页。
[30] 同上，第226页。
[31] 同上，第190页。
[32] 同上，第226页；《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页。
[33] 卡尔·路易斯·奥伊勒特（Karl Louis Eulert，1884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1日），战前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德共（斯），担任汉堡的《共产主义工人报》编辑。1920年秋季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34] 《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2—23页。
[35] 转引自埃里希·艾斯纳（Erich Eisner），《反对披着马克思外衣的小市民。工人运动中反极权主义的“左派”》（Gegen die Bürger im Marxpelz. Die anti-Autoritären‘Linken’in der Arbeiterbewegung），科隆，1968年，第23—24页。
[36] 《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页。
[37] 同上，第7页。
[38] 请参阅1920年2月7日的信函（同上，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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