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八章 卡普暴动
共和制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对于大资本家、地主和将军们来说，共和制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是一种必要的恶，至少在工人恢复理智之前是这样。而对工人来说，他们整体上对共和制觉得非常失望。他们本来指望十一月革命能给他们带来面包、和平与自由，而在革命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面包仍是昂贵的，自由仍是没有保证的，而和平是由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
因此，恩格斯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过的政治问题，如今又以同样的方式重新出现了，而且，由于战时和战后的种种痛苦，这些问题显得更加尖锐了。民族主义仍是有产阶级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武器，他们现在对民族主义越发依赖。战争以失败告终，战胜国把和约强加给德国，这些事实可以让人把那些困扰着德国的恶疾归咎于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帮凶斯巴达克斯派和其他革命派，正是这些人，给“光荣而不可战胜的国军”在“背后捅了一刀”。
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的条文为这方面的宣传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协约国内部的协商拖了很长时间。他们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必须保留德国，让德国成为抵挡布尔什维克主义（无论是以国内颠覆的形式，还是以来自苏维埃共和国的威胁的形式）的堡垒。在其他方面，协约国内部矛盾重重。法国企图吞并鲁尔，当上欧洲霸主，这遭到了英美联盟的反对，它们更希望出现一个有力的、足以制约法国、不让法国称霸的德国。
凡尔赛和约是协约国内部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刺激了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泛德主义思潮，而德国宣称正在根除这些思潮。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丧失了全部的殖民地、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战前人口。德国只能保留一支十万人的职业化的陆军，这支军队不足以推翻外国政权，却足以应付内战。莱茵兰地区和三个桥头堡（控制了这三个桥头堡，就等于敞开了通向德国的大门）要被协约国占领十五年，同时德国的南部和东部边境要保持要塞化。德国的海外资产与部分海军舰只要被没收。在协约国商量好最终赔款数目之前，德国必须以黄金和日用品的形式支付临时赔款。最后，制定战争政策的责任人，以及主要“战犯”要被移交给协约国当局，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
共产国际认为，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和平，只不过是一战的延续，和约本身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分赃协议，德国共产党人也赞同共产国际的意见。这种和平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喘息之机，推迟了协约国各国的革命；对于这种帝国主义和平，他们的态度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是一样的——要为世界革命而斗争。民族主义者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强调指出凡尔赛和约中那些令他们厌恶的方面：法国企图吞并鲁尔、鼓励各种“分离主义”潮流以图谋肢解德国、耻辱的赔款，以及外国占领——特别是利用法军里的非洲部队（他们称其为“黑色耻辱”）来占领德国。他们疾呼“国耻”，痛骂德国的“殖民地化”，德国人被当成了“黑人”，他们表示，按照协约国的要求把战争领袖移交给协约国，是对德国的荣誉的莫大侮辱。
这些情绪在德国各个阶层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并使许多政治家强烈反对凡尔赛和约。谢德曼就是其中之一。就在国会就是否批准凡尔赛和约进行表决前，他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他的同党鲍威尔。诺斯克主张签订和约，并拒绝了帕布斯特上尉提出的建立军事独裁、进行全民抵抗的建议[1]。
至于军官团，从整体来看，他们承认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或许曾希望做出一些“保卫荣誉”的姿态。按照军方指定的条件，格勒纳将军继续留任，这样军方就同意签订和约，但随后他跟兴登堡一样，为了团结而辞职了[2]。在冯·塞克特[3]将军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组建和平时期的陆军。
卡普—冯·吕特维茨暴动
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德军军官对这种危险十分敏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他们把这一点通知了诺斯克[4]，诺斯克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但是，军队中对这个要求本来就有着强烈的不满与反感，而那些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同红军作战的自由军团在协约国的强烈要求下撤回德国后（协约国坚决要求这些部队必须撤回德国，确保他们由协约国部队来替换），这些情绪就更加剧烈了。以柏林卫戍司令冯·吕特维茨将军为首的一批军人越来越倾向于发动暴动，他自诩为兴登堡的继承人和军队光荣传统的守护者[5]。
除了自由军团的命运之外，还有其它事情令军队感到焦虑。凡尔赛和约规定必须削减军队的员额，这事关全体军人的利益。如果精锐部队都要被解散的话，军队的大批干部也难逃失业的下场。海军上校艾尔哈特指挥的海军旅驻守在柏林的门户多贝利茨（Doberitz）[6]，这支部队就被拿来开刀了。冯·吕特维茨将军向艾尔哈特保证，他不会允许“让这支部队在这么一个混乱时期里解散”[7]，他批评政府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威胁”时“表现软弱”，并公开谈论政变。公安警察[8]参谋长阿伦斯（Arens）上校试图劝阻他，安排他同议会里的右翼领袖商谈[9]。
右翼正在为争取解散国民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而进行宣传活动，但他们没有劝说冯·吕特维茨放弃他的鲁莽计划。冯·吕特维茨只相信自己部队的力量，并认为如果他能预先扫除政客的话，选举就能更好地进行。所以他便开始为政变进行阴谋活动，他身边的主要人物是艾尔哈特、鲁登道夫和一个叫沃尔夫冈·卡普[10]的文官，卡普是普鲁士的农业长官，他是容克和高级文官的代表[11]。这个计划是很冒险的，时机要么太早要么太晚，很难把握：当局对其了如指掌，但在国家机关的所有关键岗位上都有他们的同谋[12]。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13]，内阁开了会。他们分析了局势，但没有立即做出必要的决定，而是留给十五日的会议再行定夺[14]。但就在同一天，诺斯克下令逮捕帕布斯特上尉等首要密谋分子[15]。冯·吕特维茨将军被迫退而采取守势，撤回了多贝利茨军营。被诺斯克委以守卫军营之任务的高级军官给诺斯克打去电话，通知他说，冯·吕特维茨已经到了那里，并保证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16]。而就在同一天晚上，艾尔哈特海军旅开始向柏林市中心进发。
暴动分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艾伯特辞职、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同时还要组成专家内阁，并由一个将军来担任国防部长。三月十三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诺斯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了未参加暴动的高级将领开会，他们答复他说，此时已经无法组织武装抵抗了。内阁在三点开会，最后决定撤出首都，只在首都留下两人[17]，其中之一是副总理希菲尔[18]。天亮前，几乎整个政府和两百多名议员逃往德累斯顿，他们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梅克尔将军的保护[19]。
黎明时分，艾尔哈特的部下占领了柏林，并在公共建筑物上升起了帝国国旗。卡普自任为总理，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戒严，停止一切报刊的出版，并任命冯·吕特维茨将军为总司令。到了中午，他可以确信柏林军区的所有司令部和所有警察部队都参加了他的计划。逃到德累斯顿的政府成员对梅克尔将军的态度感到不安，便逃往斯图加特，他们认为那里的贝格曼[20]将军是靠得住的[21]。到了十三日晚上，政变似乎已经兵不血刃地成功了，因为各地都没有出现军队或警察反对政变的迹象，而且北部和东部当局也已经承认了新政府。
暴动是怎样被打垮的
尽管政府临阵脱逃，但还是有人站出来组织了抵抗。当天早上，列金召集工会总委员会[22]开会，该机关于十一点发出了总罢工的号召[23]。维尔斯是少数留在柏林的社民党领袖之一，他起草并印刷了一份传单，在上面签上了社民党部长们的名字（当然他没有跟这些部长商量过）[24]。这份传单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举行总罢工，打倒反革命，保卫共和国[25]。独立党人也号召工人“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反抗军事独裁、反抗君主制复辟”而支持总罢工[26]。列金在他主持的讨论中，提议成立一个由所有工人组织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这样成立起来的总罢工委员就会比工会总委员会本身更有威信。但各方未能达成一致。社民党多数派的维尔斯等人要保卫他们所谓的“共和国政府”，而独立党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可能去保卫艾伯特与诺斯克的政府[27]。
就这样，在柏林出现了两个“中央罢工委员会”，其中一个以列金为首，参加的有全德工会联合会（ADGB）、自由职员总联合会（AfA）、公务员协会和社民党，另一个则以柏林工会的领导人鲁施等人为首，独立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个罢工委员会[28]。德共（斯）随后也参加了后者[29]。
在斗争中，列金掌握了主动权。三月十三日黎明时，他拒绝逃跑，批评了社民党领袖的态度，并以自己作为工会机关首脑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力来支持总罢工。他以前一直反对总罢工的主张；他是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的元老，几十年来都是阶级合作的化身——然而他还是决定要转入“地下”，并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能帮助击败暴动的人进行接触。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表现得比共产党领袖更接近群众。由于保尔·列维缺席（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在倾向极左主义的德共（斯）柏林地委领导人弗里斯兰德和布迪希的压力下，德共（斯）中央局不顾雅可布·瓦尔赫尔的反对[30]，在三月十四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号召书（可能是由布隆斯基起草的）。这篇号召书表达了这么一种观点：目前没有必要去反对军事政变；真正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还没有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应该去参加总罢工吗？就在昨天，工人阶级还被艾伯特和诺斯克的锁链束缚着，并被他们解除了武装。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无法行动。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明确说出这一点。工人阶级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条件下，采取合适的手段进行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而这些条件目前并不存在
[31]。
但德国工人并没有听从这个要求他们消极无为的号召。三月十四日是星期天，正好可以检验一下他们抵抗的热情和规模。一列又一列火车停驶了。到了下午五点，柏林没有一列有轨电车开动，水、煤气和电力全都被切断了。到处都有士兵和工人发生冲突。早在前一天，工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响应了。在开姆尼茨，在由布兰德勒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各工会和所有工人政党。由于没有部队，它便主动成立了一支叫做“工人自卫队”（Arbeiterwehr）的工人民兵，占领了车站、邮局和市政厅。
在莱比锡，各个政党之间开始了谈判，但共产党人拒绝在一份由其他组织起草的呼吁举行总罢工的文件上签字。在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夜里，警察和示威工人在多特蒙德发生了冲突，这是首次暴力冲突[32]。三月十四日，首批交战在鲁尔爆发。冯·瓦特尔将军命令部队向哈根进军，那里的工人正在武装自己；社民党人和独立党人联合号召举行总罢工[33]。在莱比锡，自由军团向工人的游行队伍开枪，杀死了二十二人，激起了战斗[34]。在开姆尼茨，各工人组织决定立即征召三千人参加工人民兵[35]。在柏林，德共（斯）中央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起草了一份新的号召书，在十五日印成传单散发，但它仍然落后于斗争的进展，它没有号召武装无产阶级：
举行总罢工！打倒军事独裁！一切权力归工人苏维埃！……共产党人将在苏维埃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工人们！不要上街！每天都要在工厂里集会！别中了白匪军的挑拨
[36]！
而事实是：到了十五日，卡普—吕特维茨政府已被彻底瘫痪了。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路易·德·布鲁凯尔[37]写道：“现在总罢工以自己那可怕而无声的力量，牢牢掐住了他们[38]。”
柏林的一切都停了下来，当局连一张传单都印不出来。在鲁尔则正好相反，利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开始行动，而他们立刻遭到了大批武装工人的进攻[39]。同样的战斗也在莱比锡、法兰克福、哈勒和基尔发生了。威廉港的水兵举行起义，逮捕了冯·莱维佐夫[40]将军和四百名军官[41]。在开姆尼茨，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由各工人政党的代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号召工人选举企业工人苏维埃的代表[42]。几小时后，七万五千名工人根据候选人名单和比例代表制选出了代表，这些代表又选出了市工人苏维埃，苏维埃里有十个共产党人、九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独立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43]。布兰德勒是这个革命机关的三位主席之一，这个机关的权威和声望扩展到了整个工业区，派去镇压的军队不是被缴了械，就是被消灭了，工人武装了起来[44]。他不无自豪地写道：
在开姆尼茨，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总罢工、将资产阶级缴械、武装工人和立即重新选举政治性的工人苏维埃等口号的政党。第一个致力于落实这些口号的也是我们党，因为我们党有这样的力量
[45]。
然而，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共产党人的倡议似乎能建立起工人阶级抵抗暴动分子的坚固阵线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德共（斯）有一位活动家叫马克斯·赫尔茨[46]，一九一九年他在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地区组织失业者进行暴力示威。面临着被捕的威胁，他转入地下，认识了党内反对派的积极分子。
在穷困的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Erzgebirge-Vogtland），这个被失业的阴云笼罩的地方，他组建了武装的战斗队，这是一种“城市游击队”，由武装的失业者或很年轻的青少年组成，他带着这些游击队袭击警察或雇主的代理人，并经常夺走工厂或银行的钱来充实自己部队的财政[47]。赫尔茨曾三次被捕又三次越狱，在这个饱受苦难的地区，他被当成了现代罗宾汉[48]。得知卡普暴动的消息后，他进攻普劳恩（Plauen）监狱，强行打开牢房大门，并立即征召人手，建立游击队，给游击队命名为“赤卫队”，并开始袭扰国防军。他率部袭击落单的国防军部队，拿走商店里的商品和银行里的钱，并极大地改善了工人区的粮食供应[49]。他的“积极行动”思想、他以游击活动代替群众行动的做法、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激起的忧虑（就连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担心起来），让布兰德勒和开姆尼茨共产党人很是头疼，他们批评赫尔茨是冒险主义者，并谴责他的一些做法是挑拨行为[50]。
在鲁尔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并吸引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最后还成立了“鲁尔红军”（Rote Ruhrarmee），在哈根，独立党活动家、矿工施泰默尔（Stemmer）和五金工人约瑟夫·恩斯特倡议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几小时后，两千名武装的工人向韦特（Wetter）进军，去支援正在同自由军团战斗的当地工人[51]。
三月十六日，整个德国似乎不是正在交战，就是正在为交战做准备，只有首都柏林例外，在那里军队似乎仍占有压倒性的优势。鲁尔红军的工人向多特蒙德进军。自由军团和国防军控制着莱比锡市中心，同临时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交战。在科特布斯（Kottbus），布赫鲁克尔[52]少校下令：任何持枪平民将被就地枪决。在什切青（Stettin），人们仿效开姆尼茨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在军营里，政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了交战[53]。
在柏林，狱中的列维（他已经坐了几个星期的牢）给德共（斯）中央局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他批评中央局的消极和缺乏主动性，批评中央局看不到反政变斗争给革命派带来的机遇[54]。而且，全国各地（柏林除外）的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应都跟他一样。鲁尔的活动家号召武装无产阶级、选举工人苏维埃，并把资产阶级民主的拥护者赶出苏维埃[55]。各地方组织对中央局的十三日指示反应十分冷淡，并烧毁了中央局的命令[56]。几乎所有的地方组织都没有理睬中央局的指示，他们号召总罢工，并参加了总罢工的组织工作。但是，几个反对派小组（特别是汉堡的）采取了观望立场，他们的借口是不想跟“社民党叛徒”一起参加行动[57]。极左派当中，无论是柏林小组，还是德累斯顿的吕勒小组[58]，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是德国许多地方的反对派活动家，比如来自汉堡的阿佩尔[59]和来自德累斯顿的卡尔·普莱特纳[60]，都去了鲁尔，参加了当地工人的战斗[61]。
在柏林，陷入绝望的卡普同鲍威尔政府的代表、副总理希菲尔举行了谈判。出于共同的利益，卡普同意由格勒纳将军出面调停，同艾伯特总统进行谈判。但艾伯特并不着急[62]。用贝努瓦—梅尚的话来说，在总罢工的打击下，卡普实际上是在企图“解决人力所不能及的问题”[63]。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政府陷入了真空里。首都的面包和肉类供应都很短缺。卡普要求国家银行（Reichsbank）行长提供一千万马克，但被拒绝了[64]。三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卡普下令“四点后，还站在罢工纠察线上的煽动者和工人将被就地枪决”[65]。此时站出来反对这些可能引发内战的措施的，正是那些大老板；恩斯特·冯·波尔济希[66]亲自率代表团求见卡普，坚决要求卡普放弃使用武力。“工人阶级现在是如此一致，要从几百万停工的工人当中把那些煽动者区分出来是不可能的[67]。”
鲁尔工人在早上六点夺回了多特蒙德。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柏林的一个工兵团举行起义，该团的军官被士兵关押了起来。需要派这次暴动的急先锋——艾尔哈特海军旅——去解救他们[68]。如果暴动分子坚持这么做，内战将不可避免，而工人阶级很可能获胜——不仅战胜暴动分子，同时还会战胜政府，这主要是因为，当不管参加政变还是“保持中立”的部队都已不再可靠时，政府的根基与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都在日益变小。
三月十七日，卡普发现大势已去，就溜了。政治感觉更加敏锐的一批军官向冯·吕特维茨将军施压，要他结束冒险，几小时后他也跑了，丢下副总理希菲尔，让希菲尔写一封信来帮他辩解。他的同谋也对自己的士兵是否可靠感到没有把握了，便要求将指挥权转交给没有参加政变的将军。他们要求冯·塞克特出面接管军队[69]。这次暴动总共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小时，它完全是被工人群众（首先是依靠总罢工）打垮的。
但这次暴动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当天，柏林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在诺伊克伦发生了交火，工人在科特布斯的入口处筑起了街垒。在纽伦堡，国防军向工人示威队伍开枪，杀死了二十二人；这激起了真正的起义。在苏尔，工人民兵攻占了一个国防军训练中心，夺取了大批武器弹药。在多特蒙德，由社民党人控制的警察跟“红军”一起对抗自由军团[70]。总罢工仍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现在问题在于：卡普仓皇逃窜后，罢工就会停止吗？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停止罢工？或是反过来，被卡普暴动激起的革命浪潮会不会发展成为一场新内战？[71]在右派的一片恐惧声浪当中，很难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惊恐，哪些只是在散布歇斯底里情绪。
此时，由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确实没有遍布整个德国（这样的工人苏维埃仅存在于开姆尼茨和鲁尔），但到处都有由执行委员会（Vollzugsräte）或行动委员会组成的紧密的网络，这些委员会是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组成的。它们开展了反抗暴动分子的斗争，组织了防御工作，发挥了革命中心的作用，这就以一种实际的形式，在总罢工的过程当中，从整体上提出了政权的问题，以及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这个政府是什么性质的政府？[72]
工人政府问题
卡普暴动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影响到了那些既没有成立工人苏维埃也没有成立工人民兵的地方，影响到了那些工人只满足于服从罢工的命令、而没有拿起武器的地方。对成百上千万的德国人来说，卡普暴动给他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社民党领导层公开破产了。诺斯克这个“将军们的社民党人”的工作一做完，立马就被踢开了，他已经彻底名声扫地，政治生命也完蛋了。
另外，卡普暴动是被工人用总罢工打败的，这场总罢工没有通知社民党多数派政府就发动了（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是踢开政府发动的）。在这场斗争中，此前一直争斗不休的各党派的活动家们，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从战争爆发前直到现在，他们第一次并肩对抗阶级敌人。工会领导层的威望加强了；当诺斯克和艾伯特临阵脱逃时，是列金发出了总罢工的命令。因此，人们都期盼工会领袖负起政治责任。
社民党党员中间发生了严重的混乱。三月三十日，党主席[73]奥托·维尔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同反动派进行的共同斗争中，党已经陷入了混乱，我们怎样才能使党摆脱混乱呢？[74]”许多地方的社民党活动家，甚至是地方组织，同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呼喊着口号，而这些口号是与他们自己的党的全国领导层提出的口号相矛盾的。比如说，在艾尔贝菲尔德，一个社民党领导人甚至同独立党和德共（斯）的代表一起在一份号召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声明上签了字[75]。三月十八日的《前进报》说出了几乎所有德国工人的心声：“必须改组政府。不是交给右派，而是交给左派。我们需要一个坚决地、全心全意地同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动派作斗争、并明白如何向左边靠拢以赢得工人信任的政府[76]。”
显然，在卡普逃跑前，资产阶级曾试图拼凑一个由国防军和执政党组成的阵线，来对抗正在重新觉醒的工人阶级。副总理希菲尔和冯·塞克特将军以政府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呼吁人们恢复冷静，全国团结起来“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77]。社民党内意见纷纭，彼此争斗不休。但独立党内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党的右翼领导同社民党多数派的投降政策勾勾搭搭的地方[78]。在罢工当中，独立党的活动家们表达出了在罢工中并肩斗争的工人阶级的联合压力，并要求政府提供保证；这获得了党的报刊的广泛响应。但是党的机关和议会党团却倾向于恢复议会联盟。后者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宣称在政变头目逃跑后，“人民的罢工”再继续下去，就会威胁到“共和派阵线”的团结[79]。与此同时，希菲尔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社民党人希尔施一起签署了一份公报，向所有人保证：警察和国防军一直在尽忠职守，没有参与政变阴谋[80]。为了恢复秩序，这“大赦”显然是必要的，而政府在三月十九日又宣布进入极端紧急状态[81]。
总罢工拯救了政府。但这个政府会利用那些不愿抵抗政变的将军们来对付工人吗？艾伯特和诺斯克还会继续在位吗？难道工人浴血奋战，只是为了保住艾伯特和诺斯克的官位吗？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领袖们。
工人掌握着一件非常强大的武器——总罢工。列金很清楚这一点。三月十七日，他邀请独立党执委会派代表参加工会总委员会的会议[82]。独立党执委会派希法亭和科嫩出席了会议，列金向他们建议：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派代表组成“工人政府”。他的理由是：目前，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跟工会作对，就休想统治整个德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工会已经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显然，无论是独立党的代表，还是铁路工人盖施克（他代表德共〔斯〕应邀出席会议），在跟各自的党的决策机关商量之前，是不可能给出答复的，所以他们便回去向上级汇报了[83]。在独立党执委会会议上，科嫩和希法亭发言支持列金的建议，并支持就成立工人政府的问题进行谈判。党主席、右翼领袖克里斯平抗议说，他不可能跟那些“屠杀工人”的凶手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也不可能同“工人阶级的叛徒”——比如工会总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讨论。左翼领袖多伊米希也支持克里斯平，他说如果执委会参加这种谈判，那他就要辞职，甚至退党。科嫩与希法亭在自己的同志当中得不到多少人支持。左翼的另外两位领袖施特克尔和罗森菲尔德[84]对科嫩的意见表示很惊讶，但他们只要求执委会不要草率地拒绝列金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得不到几百万罢工工人的理解。在投票表决时，克里斯平和多伊米希提议坚决拒绝列金的建议，并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85]。
但列金并没有就此罢休。第二天，三月十八日，接近党机关的社民党人以政变已被击败为由，催促他立即结束罢工，但他不顾这些人的施压，说服工会总委员会延长罢工，直到工人阶级从政府那里得到关于政府组成和政策的充分保证为止。工会领袖和政府代表开始进行艰苦的谈判。列金警告政府代表说，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自己成立一个“工人政府”，不惜动用武力阻止鲍威尔政府返回柏林，哪怕这会导致内战（他知道这么做很可能会导致内战）也在所不惜[86]。
列金提出了一系列不容谈判的条件：诺斯克必须退出中央政府，普鲁士邦政府的两个部长海涅[87]和俄塞尔[88]也必须辞职；政府的关键职位必须由工会代表担任；必须严惩暴动分子及其同谋，必须彻底整肃军队和警察。他重申，目前有可能由各工会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立即成立工人政府。
工会领导层发出了总罢工的号召，还公开反对党的领袖，这给社民党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震动了社民党机关的最高层——党执委会和议会党团。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独立党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由于多伊米希反对科嫩，所以独立党左翼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独立党执委会派出的一个新代表团求见列金，告诉他独立党想继续讨论时，部分右派（包括克里斯平在内）已经抛弃了三月十七日晚上他们最初采取的立场。但是多伊米希毫不让步，他表示自己绝不会同意让党支持任何“工人”政府，除非这个“工人”政府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苏维埃政权[89]。尽管他的一些控制了柏林工会的同志（这些人跟他同属左派）表示反对，他还是获胜了。独立党左派大多赞同他的意见，即列金提议的工人政府无非是改头换面的“诺斯克政权”，是一九一八年的艾伯特—哈泽政府的再版而已[90]。而对独立党右派来说，它最终得出了结论：参与建立这样一个政府是要冒风险的——它不仅遭受着左派的猛烈批判，还面临着分裂的威胁，而党一旦分裂，独立党右派就会变成脆弱的、给政府涂上一点“左翼”色彩的伪装而已[91]。列金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建议。
但是，列金还是要向政府提出复工的条件。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政府代表在十九日早上庄严承诺将实现列金提出的条件，这几项条件叫做“工会九条”，具体内容如下：
1．未来的政府要承认工会组织在国家的经济与社会重建过程中的作用。
2．解除叛乱分子及其同谋的武装，并立即严惩他们。
3．立即把所有反革命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并立即恢复所有因参加工会或政治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
4．在民主的基础上，在与工会的协商与合作下改造国家。
5．彻底落实现有的社会立法，并采用新的、更进步的法律。
6．立即恢复执行为准备经济社会化而施行的各项措施，召集社会化委员会，并立即对煤矿和钾矿实行社会化。
7．征收粮食以控制食品供应。
8．解散所有反革命武装组织。以工会组织为基础、与暴动期间保持忠诚的国防军和警察部队一起建立联合防卫组织。
9．解除诺斯克和海涅的职务
[92]。
在这一基础上，全德工联和自职联决定号召复工[93]，大部分部长和议员也启程返回柏林。但独立党和大柏林罢工委员会都没有同意复工，在名义上，这要由罢工工人会议来做决定，这个会议大体上定于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召开。
确实，罢工工人之间还远未达成一致。许多单位的群众大会决定不接受工会总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认为政府虽然信誓旦旦，但工人却什么保证都没得到，批准这个决定就等于给政府一张空白支票[94]。更有甚者，当“政府”军进入柏林郊区时，同武装工人发生了几次暴力冲突，乃至交火，有一些人被捕[95]。
一个信使出席了大柏林罢工委员会的会议，他带来了鲁尔工人的求救信，那里的工人正遭受着国防军的镇压。德共（斯）的代表与许多独立党工人反对结束罢工。皮克和瓦尔赫尔主张，他们应当保护鲁尔工人，并把这场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直到鲁尔工人的安全得到确保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为止。随后，工人政府问题第一次被公开提了出来。多伊米希谴责了他所谓的列金的诡计及“政府计划”，他认为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独立党拉进议会游戏里，并为这个已经衰弱不堪的联合政府涂上一层“左翼”的伪装[96]。共产党人没有获得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的授权。他们说，自己只是在这个会上才得知了列金的建议，对此他们仅能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97]。
瓦尔赫尔强调指出，工会提议的工人政府将是一种“反对艾伯特和哈泽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它不必正式宣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多伊米希所要求的正好相反），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向前迈出了一步，是工人运动的一个胜利。他转向工会代表说道：
如果你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如果你们真的要武装工人、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如果你们真的要把所有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国家机关，这就意味着内战。那样的话，显然我们不仅要支持这个政府，更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反过来说，假如你们背弃了自己的纲领，还在背后捅工人一刀的话，那我们——我们非常希望能得到来自你们行列的人的支持——将毫不犹豫地、以我们能用的一切手段，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98]。
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最终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德共〔斯〕代表们的支持）：要求罢工继续进行，直到工人从政府方面获得保证为止，特别是关于第八点——将工人编入“保卫共和国”部队的保证[99]。会议结束时，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开始了谈判。出于切身利益，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拼命地离间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并强烈要求结束总罢工。鲍威尔以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名义承诺尊重以下四项条件：把柏林的军队撤到施普雷河（Spree）一线；解除戒严状态；不对武装工人采取进攻性行动，特别是在鲁尔一带；把普鲁士的工人编入工会控制下的“防卫组织”[100]。
停止总罢工的真正决定权掌握在独立党手中。共产党人本来是有可能加强独立党左翼的力量的，但共产党中央局却陷入了全面危机的困境中。就在第四十二号通知（这份通知上的日期是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它概述了党对于成立工人政府问题的新立场）刚刚下发给全体党员后[101]，共产党中央局（在二十一日晚上到二十二日早上的激烈争论后）就批评了参加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四个代表，因为他们同意按照将工人编入“保卫共和国”部队的条件复工，党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支持成立“工人政府”的伎俩。中央局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份致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声明：
德国共产党中央局宣布：它不同意大柏林中央罢工委员会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传单中提出的几项要求，特别是关于武装工人、公务员和办公室职员，以编入可信任的共和派部队或军事组织的要求。另外，它宣布不支持由各工会和独立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提议
[102]。
当天中午，这份声明被宣读给了中央罢工委员会，几小时后独立党领导层不顾多伊米希、施特克尔、科嫩、罗森菲尔德和盖尔等人的反对，宣布对社民党新做出的让步感到满意[103]。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起草了一份根据政府新做出的妥协和许诺而号召复工的声明，列金代表全德工联、奥夫霍伊塞尔[104]代表自职联、尤哈奇[105]代表社民党、克里斯平代表独立党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106]。柏林工会领导层支持多伊米希，宣布“暂停”（而非结束）罢工，并反对结束罢工，拒绝在这份声明上签字[107]。
德共（斯）中央局在三月二十三日早上开了会。它谴责了所谓的投降行为，并号召工人为了解除自由军团、国防军和资产阶级准军事组织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释放因政治罪名坐牢的工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继续罢工[108]。但是工人已经开始复工了。而且中央局又推翻了自己前一天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了皮克和瓦尔赫尔的立场[109]。它强调指出，卡普暴动表明资产阶级同社民党的联盟已经破裂，因此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应以“扩大工人的政治权力，直至资产阶级垮台”为目标。它重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得到群众支持的共产党，并明确指出：
在斗争的当前阶段，无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社会民主党对公务员、办公室职员和工人当中的其他阶层仍有较大影响，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大多数城市工人的支持，这证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坚实基础尚不存在。为了让广大阶层的无产阶级群众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拥有几乎是彻底的政治自由，能防止资产阶级行使其专政
[110]。
从这一分析出发，德共（斯）中央局得出了应当成立工人政府的结论：
德共认为，成立一个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成分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将为无产阶级群众的强力行动创造非常有利的环境。这有助于他们的成熟，而要实现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专政，这是必需的。德共宣布，只要这个政府不违反它对于确保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自由、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抵抗资产阶级反革命、不妨碍工人阶级巩固其社会组织的承诺，德共就会自甘于忠诚反对派的地位。当我们宣布本党“自甘于忠诚反对派的地位”时，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党不会准备进行革命政变，但将保留行动及对相关思想进行政治宣传的彻底自由
[111]。
这个声明具有重大意义。它能改变独立党党内的和整个左派内部的力量对比。但这个改变来得太晚了，而且它要到三月二十六日才广为人知，此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二十二日早上，正当罢工结束后工人同军队初次发生对峙的消息传来后，各政党和各工会重新开始了谈判。领袖们再次分析了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或工人政府”（这是《社会民主党通讯》的说法[112]）的可能性。独立党改变了他们在三月十七日的立场，不再要求以政府必须宣布支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先决条件[113]。
就在同一天，马尔赞主持了大柏林工人苏维埃的会议。会上多伊米希为“暂停”罢工的主张辩护，而皮克则主张继续罢工。多伊米希重申他反对成立工人政府的主张。皮克反对多伊米希，并解释了德共（斯）的立场：
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尚未成熟，但建立一个清一色工人政府的形势却已经成熟了。作为革命工人，我们热切渴望成立清一色工人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已经拒绝了成立工人政府，因此它无法认识到，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构成的有利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利益究竟何在……工人政府将会成立；除此之外没有通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道路
[114]。
这是一次混乱的论战[115]。多伊米希提出的动议以较大多数获得通过。罢工正式结束了。但工人政府并没有成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克里斯平徒劳地强调指出，德共（斯）中央局和独立党执委会在两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会参加联合政府，目前还谈不上建立“苏维埃专政”，而成立一个清一色工人政府却是“完全可能的”[116]。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三月二十三日，独立党执委会批准了一份由八项要求组成的纲领，将其作为成立工人政府所必需的共识提交给各方，并于二十四日将其公布[117]。《前进报》在二十五日解释说，社民党多数派也希望成立工人政府，但只有当各资产阶级政党同意在国会内支持工人政府时，工人政府才有可能成立，这就只意味着让独立党参加联合政府。它得出结论，社民党将接受责任，“建立起一个名字不同、效果一样的政府”[118]。
《前进报》（社民党的机关报》只不过是把目前的形势公开说了出来而已。罢工的结束极大地加强了社民党的地位，已经返回柏林的艾伯特开始就扩大联合政府进行讨论。列金否决了让商人库诺入阁的建议，并要求解除副总理希菲尔的职务。这破坏了计划，鲍威尔内阁辞职了[119]。议会制的游戏规则重新开始运作，三月二十六日，艾伯特提议列金出任总理，并由列金来组阁。工会总委员会拒绝了艾伯特的建议。它认为，形势已经改变了，自己无力独自承担政府的责任，况且它正遭受着媒体的猛烈攻击——这些媒体已经重新出现了，每天都在狂暴地抨击工会领袖的“对立政府”的隐蔽的影响力[120]。
现在就剩一点缝缝补补的工作了。同一天，艾伯特向他的同党赫尔曼·米勒求助[121]。新政府于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了，由米勒任总理，民主党人盖斯勒[122]接替诺斯克执掌国防军。普鲁士邦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政府。多伊米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柏林工厂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只有以工人群众的信任为基础成立一个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123]，但他这话说得太晚了。时机已经错过了。
德共（斯）中央局的甘做“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只产生了一个结果：它在党内引发了一阵骚动。骚动爆发于当德共（斯）中央委员会[124]以十二票对八票否决了这个声明，并做出如下表态之时：
德共党员有义务通过各种革命手段，竭尽全力去改变现实中的力量对比。因此，未来能否成立联合政府，这个问题只具有次要意义，比它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力争武装自己、建设工人苏维埃的斗争
[125]。
而与此同时，鲁尔的事态进一步证明了，社民党人、独立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优柔寡断对改变现实中的力量对比毫无助益。
国防军的报复
在卡普暴动的次日，鲁尔在武装斗争和组织工人政权的行动中走在了前面。在许多地方，由工人苏维埃或行动委员会组成的网络夺取了政权。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事领导机关，它一声令下就能召集十万武装工人。三月十八日，工人武装发动进攻，迫使国防军将分散的部队后撤，其中一支被杜塞尔多夫工人打退后，丢下了四千支步枪、一千挺机枪、大批火炮、迫击炮和弹药[126]。尽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鲁尔工人似乎成了这一带的主人，但他们远远地跑在其他地方的同志前面，这使他们陷入了被孤立的险境。由于复工以及成立工人政府的讨论被中断而造成的当前局势，已经为其他地方的社民党人、独立党人、甚至还有共产党人所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来自鲁尔的代表威廉·迪维尔和格劳尔[127]分别于三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二十三日向柏林罢工委员会介绍了鲁尔地区的情况及由粮食短缺造成的危险。三月二十三日，德共（斯）中央局派威廉·皮克前往鲁尔[128]。政治分歧越发深刻。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是由社民党多数派、独立党和两个共产党人特里贝尔[129]和哈彭蒂尔[130]成立的，但是党却拒绝承认，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党的授权就同意开始谈判[131]。对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支持谈判的做法，共产党影响下的埃森执委会的反应就是考虑如何阻挠哈根行动委员会。
三月十八日，哈根行动委员会号召没有武装的工人复工。三月二十日，它把自己对国防军的要求告知冯·瓦特尔将军（他在三月十六日之前一直在观望，以便同冯·吕特维茨保持距离）：国防军必须缴械并撤出整个工业区，要成立由各工人组织控制的民兵。与此同时，“公共秩序将由工人武装来维持”[132]。鲍威尔通过电报回复说，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冯·瓦特尔和他的部队并没有支持政变[133]。双方进行了谈判，试图以“工会九条”为基础达成协议，在谈判中，两个部长吉斯贝尔茨[134]和布劳恩[135]赶来帮助国家专员塞费林[136]。
三月二十三日，谈判在比勒菲尔德开始了，出席谈判的有主要城市的苏维埃代表、几个市长、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其中也有哈根行动委员会的两个共产党委员哈彭蒂尔和特里贝尔。一个小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协议，三月二十四日，所有的谈判参加者最后都批准了这份协议[137]。在这份协议中，政府方面的代表确认自己同意工会提出的九条纲领，在协议的条款得到落实期间接受军事当局同工人代表之间的暂时合作。约瑟夫·恩斯特受塞费林和冯·瓦特尔将军领导[138]。这份协议要求，在第一阶段，保留少数武装工人，这部分武装工人要受当地政府控制，充当辅助性的治安力量；大部分武装工人应交出武器，并立即停止战斗[139]。
比勒菲尔德协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遵守。虽然如此，威廉·皮克（他到了埃森才知道代表们已经在协议上签字）仍然坚持执行停战，这能使工人留住自己的武器，并稳固地组织民兵——这是政府对工人做出的临时的、勉强的让步[140]。但他没能说服埃森执委会的委员们，这些委员认为，既然自己在谈判时没有发言权，那么自己也就没有义务受协议约束。此外，在这个由德共（斯）控制、实际上受德共（斯）内的反对派影响的委员会里，来自杜伊斯堡和米尔海姆的委员属于左派，他们同强大的当地新“工人联合会”（在这些“工人联合会”里，真正有影响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起批判在比勒菲尔德协议上签字的“叛徒”，并号召继续斗争。当地出现了好几个相互竞争的革命权力机关，六七个“军事领导机关”，彼此互相竞争[141]。
三月二十四日，埃森执委会开了会，出席会议的有约瑟夫·恩斯特和一个来自“前线”城镇维塞尔（Wesel）的代表——当时维塞尔的工人正在攻打兵营。来自米尔海姆的代表一开始就谴责任何形式的停战，但也承认自己的弹药已经不够用了。埃森执委会拒绝承认比勒菲尔德协议，而此时哈根行动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并重申了必须停止战斗的命令。这个决定没有产生效果[142]。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在埃森又开了一次会，出席的有鲁尔的七个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皮克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比勒菲尔德协议没有提供任何保障，他建议在此期间工人不应交出武器，但他也警告说不要挑起战斗。会议选出了一个由十个独立党人、一个多数派社民党人和四个共产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皮克说道：“我们没能让前线的同志们相信停战较为有利[143]。”
但就在两天以后，埃森中央委员会根据总体形势，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反对，要求同政府进行停火谈判[144]。第二天，三个工人政党的代表在哈根开了会。皮克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他认为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还不成熟，但应该为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武装、重新组织和选举工人苏维埃而战[145]。会议决定，应该进行谈判，但也要做好准备，万一国防军发动进攻就重新进行总罢工[146]。三月二十八日，埃森中央委员会召集了第二次苏维埃会议，确认了这一立场；列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147]。但就在同一天，赫尔曼·米勒通知埃森中央委员会，必须先解散所有非法的权力机关并交出全部的武器，才能进行谈判[148]。
这几天里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埃森中央委员会未能在整个工业区施行足够的权力，不能有效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在维塞尔，兵营已被围攻了好几天[149]，当地“红军”领导人发出了炽烈的战斗号召，被埃森中央委员会斥为“冒险主义”[150]。在杜伊斯堡和米尔海姆，“工团主义”分子扬言，一旦军队开进来，就要破坏工业设施并“摧毁工厂”[151]。
在杜伊斯堡成立了一个以极左派分子维尔德（Wild）为首的革命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夺取银行资金和全部粮食储备，并号召选出工人苏维埃，但只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才能参加选举[152]。不同派别的工人——停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破坏活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反对派成员戈特弗里德·卡鲁塞特（Gottfried Karrusseit）自封“红军总司令”，并用这个名号发表了煽动性的声明[153]。皮克批评他是“疯狂的小资产阶级”。
埃森中央委员会跟前几天的哈根行动委员会一样，没能迫使政府遵守停火协议。冯·瓦特尔将军利用了工人阵营当中的不合与内部分歧。他要求埃森的工人领袖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四门重炮、十门轻型火炮、两百挺机枪、十六门迫击炮、两万支步枪、四百箱炮弹、六百发迫击炮炮弹和十万发子弹。如果到期不交出来的话，他就当工人领袖拒绝缴械，破坏协议[154]。对这个挑衅性的最后通牒，埃森中央委员会以号召总罢工作为答复[155]。
三月三十日，埃森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在柏林出席会议，与会的有所有工会和所有工人政党的领袖，包括皮克和列维在内。他们一致决定向米勒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采取措施，确保比勒菲尔德协议得到遵守，并限制军方的行动，不让军方为害。包括列维在内的五个代表求见米勒总理，要求他召回冯·瓦特尔将军[156]。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总理回答他们说，协议已被单方面撕毁，他还以各种盗窃行为、银行资金被夺走和存在进行破坏的威胁作为“恢复秩序”的借口[157]。
皮克回到埃森后，发现形势一片混乱。埃森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已经动身前往明斯特，准备跟塞费林谈判，然而他们几乎全都在半路上被军队逮捕了[158]。尽管如此，在四月一日那天，埃森还是举行了一次工业区苏维埃全体会议，来自九十四个苏维埃的二百五十九名代表出席了会议[159]。皮克、独立党人俄丁豪斯[160]和一个来自米尔海姆的代表尼克尔（Nickel）就柏林的事态做了报告，这次会议就停战条件确定了立场。它发表呼吁书，号召保卫和发展工人苏维埃网络[161]。
四月三日，冯·瓦特尔的部队开始进攻。他们仅遭到了零星的抵抗，因为各地的工人领袖陷入了混乱和不合之中，致使他们无法彼此协调组织防御[162]。而当军队重新占领煤田时，士兵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就连塞费林本人也被激怒了[163]。很快军事法庭就以犯罪或不法行为的罪名——其实是征用或战斗措施——给工人战士判了重刑。就在卡普暴动被总罢工粉碎后的一个月，暴动分子的同谋就在鲁尔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64]。
一九二〇年三月的一系列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防军恢复了秩序，工人运动的内部危机似乎达到了顶点。德共（斯）中央局的踌躇不决、推脱逃避和朝令夕改使德共（斯）未能获取它原本有望获得的成果。但是它曾试图加深那再次席卷了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
三月二十六日，在工厂苏维埃全体大会上，列维向支持社民党、或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以及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发表了演讲：
卡普和吕特维茨发动的政变，给艾伯特—鲍威尔政权造成的危险，要远远大过斯巴达克斯派曾造成的危险，但艾伯特—鲍威尔政权并不敢号召以武装斗争来对抗政变。但人民仍然要求用手中的武器同他们作战。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本来应当向建立了德意志共和国的各种力量发出新的呼吁。我们本来应当向工人阶级呼吁，并把武器交到他们手中。这完全有可能。（有人反对）对，这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打断他的话说：“不可能！”）是可能的，号召工人发动总罢工，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这是完全可能的。既然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能够以工人自己的队伍为基础组建军队，那么政府也是有可能武装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但政府并不想这么做，因为它知道，一旦它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打败卡普—吕特维茨暴动，那就等于把武器交到无产阶级手中，使无产阶级能够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到时工人就会说：“我们愿意保卫共和国，我们愿意走上防线，但不是为了帮艾伯特和鲍威尔夺回权位！”我告诉你们，艾伯特—鲍威尔政府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个政府只会那老一套的把戏，就在它从柏林逃往德累斯顿之前，它还想同军队谈判妥协的方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谈什么“新的危险”，那是彻底错误的，因为从第一天开始，威胁着我们的就只有旧的危险，这种危险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各方力量势均力敌，很快就将见分晓，到时我们就会知道哪一方将把国家政权抓在手里，首先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国家政权！
[165]
德共（斯）极左派另立新党
这一时期造成的最初后果之一，对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暴动本身的影响，并没有德共（斯）在这段时期之中及之后的政策造成的影响大。这个后果，就是反对派决定建立另一个共产党。中央局在暴动初期的消极逃避，布兰德勒在他的开姆尼茨城堡实行的团结和守势策略[166]，中央局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与反复变卦，中央局领导人对比勒菲尔德协议的支持，以及他们对鲁尔的冒险主义行动的批评，这一切都使极左派活动家重新活跃起来，给了极左派新的希望，并且似乎证实了他们对中央局的政治活动所下的“机会主义”的判断。在此之前，反对派一直在分崩离析，但它现在又起死回生了。
四月四日至五日，在以卡尔·施罗德（他征求了赫尔曼·戈尔特的意见）为首的一些柏林活动家的倡议下，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在柏林召开会议。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出席会议的有十一个来自柏林的代表，和二十四个来自外地的代表，分别代表勃兰登堡、北部、西北、图林根、西萨克森、东萨克森和艾尔贝菲尔德—巴门等地的地方组织，会议由三个主要的反对派小组（汉堡、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活动家主持。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三万八千名党员，可能超过了德共（斯）党员人数的一半[167]。会议不顾费姆费尔特和奥托·吕勒的反对[168]，宣告成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KAPD）。它宣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党，同时又把在资产阶级议会和改良主义工会内积极开展工作斥为“机会主义”，并宣称“列维中央”已经背叛了党[169]。
新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在这个纲领中，它宣称自己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它把共产党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大脑和武器”，并认为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共产党的任务，“哪怕要遭到广大群众的肤浅的、明显的反对”。在资产阶级能够利用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基本自卫武器的西欧，它自命为共产党的楷模。为了准备夺取政权的斗争，它建议成立并发展“革命工厂委员会”和“工厂联合会”。在向德国工人群众发出的呼吁中，它强调指出：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一个传统的党。它是一个没有领袖的党。它的基本工作包括支持无产阶级从每一个领导层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让无产阶级从所有领导的背信弃义的、反革命的政策下解放出来，才是最正宗的解放道路
[170]。
共工党成立后的第十天，德共（斯）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的讨论中，完全没有提到共工党。共产党领袖显然没把这个新党放在眼里——它是以潘涅库克的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但它的队伍里既有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这样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派，又有吕勒和费姆费尔特这样的人，而且反对派当中的精华——以贝克为首的布莱梅共产党人都拒绝参加它，说明它微不足道。共产党领袖正望着另外的方向。
大选于六月六日举行。卡普暴动之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变，而其政治影响在大选结果中体现了出来。各资产阶级政党一共赢得了一千五百万张选票，而各工人政党一共赢得了一千一百万票。双方的极端派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中央党失去了超过二百五十万票，民主党失去了三百三十万票，而公开的右翼政党——人民党和民族自由党[171]的选票都增加了一百万张。而在另一边，社民党损失最惨。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大选中，社民党得了一千一百九十万票，有一百六十五人当选国会议员，而这次才得了六百万票，仅有一百〇二人当选国会议员。最引人注目的是独立党实现了大跃进：上次大选他们只得了二百三十万票，只有二十二人当选国会议员，而这次得了五百多万票，有八十四人当选国会议员，几乎赶上了社民党多数派，在所有的工业中心更是远远超过了社民党多数派。共产党是第一次参加大选，它的收获不多也不少：五十八万九千票，四人当选国会议员，其中包括蔡特金和列维。
工人阶级选民首次发生了改变。投票结果显示工人群众正在急速远离社会民主党。但他们主要还是走向独立党，而不是共产党。对于德共（斯）的领袖们来说，比起极左的共工党的成立，这是一个远为重大的教训。
[1] 诺斯克，《从基尔到柏林》，第200页。
[2] 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60页；瓦·冯·吕特维茨，《在与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Im Kampf gegen die November revolution），柏林，1934年，第86页。
[3] 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汉斯”·冯·塞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Hans" von Seeckt，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7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岁入伍，1897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一战期间先后任德军第8军参谋长、第11集团军参谋长、奥军第7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一战后出任部队局（Truppenamt）局长，领导了国防军的重建。1926年因擅自允许前德国皇帝的孙子参加军事演习而被迫辞职。1930年至1932年被选为德国人民党的国会议员。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希特勒。1933年至1935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为围剿红军出谋划策，1935年返回德国。——中译者注
[4] 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71—72页。
[5] 请参阅上书第61—62页对冯·吕特维茨的描写。
[6] 诺斯克，《从基尔到柏林》，第203页。
[7] 沃尔克曼，《德国革命》，第273页。
[8] 1919年三月斗争结束后，为了镇压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瓦尔德马尔·帕布斯特上尉向古斯塔夫·诺斯克提议，成立一支驻扎在军营里的、军事化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警察部队。诺斯克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1919年底，以自由军团官兵为主体的公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成立了。它的制服为绿色，因此又称“绿衣警察”（Grüne Polizei）。1920年1月，法国政府担心德国企图利用公安警察来重整军备，便向德国政府发出抗议。德国政府不得不将公安警察解散，将其移交给各邦政府。各邦的公安警察的名称不一：在普鲁士、萨克森和符腾堡叫保安警察（Schutzpolizei），在巴伐利亚叫巴伐利亚邦警察（Bayerische Landespolizei），在汉堡叫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纳粹上台后，逐步解散了各邦的公安警察，将其并入军队。1936年6月26日，纳粹政权成立了新的公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和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前者负责政治业务和刑事业务，后者负责一般的警察业务。——中译者注
[9] 约翰内斯·艾尔格尔（Johannes Erger），《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Der Kapp-Lüttwitz Putsch.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9–1920），杜塞尔多夫，1967年，第117页。
[10] 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年7月24日——1922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870年随全家返回德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关系密切。1917年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并任主席。1919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年伙同吕特维茨等右翼军人发动暴动，暴动被粉碎后逃往瑞典，1922年回国。——中译者注
[11] 卡普和吕特维茨是在1919年8月21日初次会面的（冯·吕特维茨，《在与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第97页）。
[12] 警察总监恩斯特知道这一切。1920年3月11日，卡普曾跟政府方面的著名警察事务顾问多耶商谈过，当时多耶已被任命为内务部副国务秘书（同上，第133页）。
[13] 英文版此处为“八月十二日”，但这与史实不符，经核对法文版后，改为“三月十二日”。——中译者注
[14]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33页。
[15]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86页。
[16]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36页。
[17] 同上，第140—143页、第149页。
[18] 欧根·希菲尔（Eugen Schiffer，1860年2月14日——1954年9月5日），德国法学家，曾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和司法部长等职。——中译者注
[19]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93页。
[20] 瓦尔特·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贝格曼（Walter Friedrich Adolf von Bergmann，1864年4月16日——1950年3月7日），生于军官家庭，1882年参加普鲁士陆军。一战期间先后担任第1集团军军需主任、第12集团军军需主任、第8集团军参谋长、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第113步兵师师长等职务，1918年6月15日晋升为中将。战争结束后，于1919年1月19日出任第13师师长，1919年10月8日——1920年4月8日出任国防军第五军区司令。1920年12月18日晋升为步兵上将，1922年12月31日退役。——中译者注
[21]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97—98页。
[22] 此处可能有误，因为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已于1919年7月5日解散，改组为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这里指的应该是全德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中译者注
[23] 海因茨·约瑟夫·瓦莱因（Heinz Josef Varain），《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Freie Gewerkschaften， Sozialdemokratie und Staat. Die Politik der General-kommission unter der Führung Carl Legiens 〔1890–1920〕），杜塞尔多夫，1956年，第73页。
[24]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从魏玛到希特勒》（Vom Weimar bis Hitler），汉堡，1949年，第94页。
[25] 这份传单的复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9页。
[26] 同上，第468—469页。
[27] 瓦莱因，《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第173页；另外，根据维尔斯的说法（引用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96页），独立党人拒绝同社民党多数派联合行动，因为后者应当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
[28] 其实只有后者自称是罢工的中央领导机关（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97页）。
[29] 德共（斯）解释说，它批评独立党的罢工委员会，是因为这个罢工委员会没有号召立即成立工人苏维埃（《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到了3月17日，德共（斯）才派了四个代表（皮克、瓦尔赫尔、郎格和塔尔海默）参加了这个罢工委员会，四天后他们就退出了。（瑙曼〔Naumann〕与沃伊格特兰德尔〔Voigtländer〕，《论卡普暴动后的工人政府问题》〔Zum Problem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3年，第469页，注释32）。
[30]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54—155页；《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4月14日至15日》（Bericht über den 4.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m 14 und 15 April, 1920），柏林，1920年，第43页。
[31] 《红旗报》，1920年3月14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7—468页。
[3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5页。
[33] 同上，第496页。
[34] 同上，第489页。
[35] 海·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Die Aktion gegen den Kapp-Putsch in Westsachsen），柏林，1920年，第7页。
[36] 这份号召书以传单的形式在3月15日散发，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8页。
[37] 路易·德·布鲁凯尔（Louis De Brouckère，1870年5月31日——1951年6月4日），比利时社会主义者，青年时期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因发表反军国主义的文章而被监禁半年。一战爆发后参军。1894年至1904年当选为布鲁塞尔市议员，1925年至1932年当选为参议员，1945年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中译者注
[38] 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反革命》（La Contre-révolution en Allemagne），第46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0页。
[3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
[40] 马格努斯·奥托·布里杰斯·冯·莱维佐夫（Magnus Otto Bridges von Levetzow，1871年1月8日——1939年5月13日），出身于普鲁士容克官僚家庭，1889年参加海军。1920年1月晋升为海军少将，支持卡普政变，政变被粉碎后退役，1931年参加纳粹党，1932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1933年2月任柏林警察总监，1935年7月被免职。——中译者注
[4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81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1页。
[42]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7—8页。
[43] 同上，第21页。这些代表当中，有691名共产党人、603名社民党人、100名独立党人和95名民主党人。
[44]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1页）写道，这个工人苏维埃控制了该城周围一百公里内的范围，只有一间技术学校例外，但这间学校也被工人民兵包围着。
[45] 同上，第1页。
[46] 马克斯·赫尔茨（Max Hoelz，1889年10月14日——1933年9月1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5年移民英国，当过机械工人。1914年参军，负过重伤，后参加独立党，在铁路上工作。1919年在福格特兰（Vogtland）进行组织失业者的工作，并实践了“直接行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开始进行“城市游击战”活动，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把城市游击战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后脱党，参加共工党，1921年3月在曼斯菲尔德（Mansfeld）地区组织武装斗争。后被捕，逃走，再次被捕，并被判处终生监禁。后重新加入德共。1928年获大赦，此后在全国巡回演讲，1929年去了莫斯科。后因船难事故遇难，很多人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务暗杀的。
[47] 马·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Vom‘Weissen Kreuz’zur Roten Fahne: Jugend-Kampf und Zuchthauserlebnisse），柏林，1929年，第51—65页。
[48]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56页。
[49] 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85—112页。
[50]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54—60页。
[5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
[52] 布鲁诺·恩斯特·布赫鲁克尔（Bruno Ernst Buchrucker，1878年1月5日——1966年2月19日），德国军官，一战期间曾在总参谋部工作，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21年夏天受命组建反革命组织“黑色国防军”，1923年9月26日在屈斯特林掀起暴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暴动失败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27年10月获赦出狱。后参加纳粹党，属于奥托·施特拉塞的纳粹党左翼。1930年7月随奥托·施特拉塞退党，参加了革命民族社会主义战斗团（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纳粹上台后被捕，经赫尔曼·戈林的周旋获释，重新回到军队服役。二战爆发不久后退役。——中译者注
[53] 同上，第477—479页，第489页，第497页。
[54] 请参阅本书第十九章。
[55] 埃森地区组织于3月13日出的传单，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4页。
[56]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55页。
[5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81页。
[58]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4—5页。
[59] 扬·阿佩尔（Jan Appel，1890年？月？日——1985年5月4日），18岁参加社民党，1911年参军，1914年参加一战，1917年退伍，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和德共（斯），在党内属于极左派，曾担任过汉堡地方组织的主席；1920年脱离德共（斯），参与成立了共工党。1921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1923年被捕，1925年获释后前往荷兰工作。他是左派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和活动家。——中译者注
[60] 卡尔·普莱特纳（Karl Plättner，1893年1月3日——1945年6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印刷工。1914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担任青年组织者，曾因散发支持李卜克内西的传单而被判处监禁十八个月。1918年在德累斯顿参与成立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并担任过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后辞职。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并成为其极左派的活动家。在1919年的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在鲁尔同卡普分子作斗争。后参与成立共工党，领导共工党的作战部门，组织了多次“征收”活动，给党募集经费。在1921年3月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了城市游击队，1921年被捕，1923年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十年。1928年7月获特赦，出狱后重新参加了德共，在莱比锡红色救济会工作。纳粹上台多次被监禁，1939年9月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1月被转移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1944年夏季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初被转移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4月又被转移到埃本泽（Ebensee）集中营，1945年5月6日被美军解救，但因长年遭受折磨，健康严重受损，不久后就病逝了。——中译者注
[61] 波克的《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收录有这两位活动家的小传，见第427页和第438页。
[62]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49—254页。
[63]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2页。
[64]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11页。
[65] 同上，第205页。
[66] 恩斯特·奥古斯特·保尔·冯·波尔济希（Ernst August Paul von Borsig，1869年9月13日——1933年1月6日），德国工业家，曾任德国雇主协会主席和德国国家工业协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曾资助自由军团，1922年起开始给纳粹党提供大笔资金。——中译者注
[67]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3页，注释2；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05—206页。
[68]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3页。
[69]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65—266页、第277—278页。
[7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5页、第482页、第484页、第497页。
[71] 3月17日，沃尔夫电讯社发出了一份公报（转引自埃尔文·科耐曼〔Erwin Könnemann〕，《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Zum Problem der Bildung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3年，第904—921页），其中提到了一份广为流传的政府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已被半正式地接受了，名单上的人选有：由多伊米希任总理，保尔·列维任外交部长，库尔特·盖尔任内务部长。这份公报结尾写道：“毫无疑问，现在只剩下一个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
[72] 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10页；K·芬克（K.Finker），《德国工人反抗卡普暴动：新的研究途径与研究发现》（Neue Wege und Erkenntnisse bei der Erforschung des Kampfes der deutschen Arbeiter gegen den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1年，第909—910页。
[73] 奥托·维尔斯在1919年6月10日—15日举行的社民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主席，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39年9月16日。——中译者注
[74]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0年3月30日至31日》（Protokoll der Sitzung des SPD-Parteiausschusses vom 30， und 31–3 1920），第4页，转引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1页。
[75]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1页。
[76] 《前进报》号外，1920年3月18日。
[77] 同上。
[78] 比如说，在莱比锡，独立党领导人里夏德·利平斯基于3月18日跟当地的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这是货真价实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投降。布兰德勒在《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48—49页上收录了这篇协议的全文，并附有他的评语。
[79] 转引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3页和《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80] 《前进报》，1920年3月20日，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8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82] W·科嫩（W.Koenen），《论卡普暴动后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问题》（Zur Frage der Möglichkeit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2年，第347页。
[83] 同上，第348页。
[84] 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 Rosenfeld，1877年2月1日——1943年9月25日），大学期间加入社民党，1905年起担任律师，一战爆发后参军，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党，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曾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22年独立党与社民党合并时，他与雷德布尔、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Theodor Liebknecht，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大哥）一起反对合并，但后来还是回到了社民党内。在社民党内他与列维等人成为左翼领袖。1931年9月被社民党开除，参与成立社工党，并当选为党主席。1933年春加入德共。纳粹上台后辗转流亡法国、美国。——中译者注
[85] 科嫩，《论卡普暴动后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问题》，第348页。
[86] 这个消息来自工会领袖与鲍威尔政府代表的谈判记录，这份记录是财政部长休特古姆写的，转引自埃·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273页。
[87] 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1861年5月3日——1944年5月9日），生于普鲁士邦波森省波森市一个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8—1920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14日——1919年7月出任安哈尔特自由邦总理，1918年11月27日——1919年3月25日出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19年3月25日——1920年3月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3—1925年出任保卫共和国国家法庭（Staatsgerichtshofs zum Schutze der Republik）法官。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88] 鲁道夫·俄塞尔（Rudolf Oeser，1858年11月13日——1926年6月3日），生于安哈尔特一个制造商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书商和记者。1892年进入《法兰克福报》政治部工作，1897—1917年担任《法兰克福报》经济政策编辑。加入德国人民党，后加入进步人民党。1902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1907—1911年当选国会议员。一战结束后，加入德国民主党，1919—1924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1919年3月——1921年4月出任普鲁士邦公共建设部长，1922年11月22日——1923年8月12日出任内务部长，1923年8月13日——1924年10月11日出任运输部长。——中译者注
[89] 《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90] 《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91]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18页。
[92] 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0页，注释19。
[93] 同上，第910页。
[9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2页。
[95] 特别是在亨宁斯多夫（Henningsdorf）（同上，第476页）。
[96] 《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97] 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第918页，注释41）认为，盖施克（他是柏林地委领导层里的极左派分子，根据科嫩的说法，他出席了3月17日的会议）没有把列金的建议转告中央局。
[98] 雅·瓦尔赫尔，《德共（斯）中央局与卡普暴动》（Die Zentrale der KPD(S) und der Kapp Putsch），《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期，1926年，第406页。
[99] 《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00] 《社会民主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 Korrespondenz），第5期，1920年，第45页。
[101] 《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1期，1920年，第18页；M·J·布劳恩（即布隆斯基），《卡普暴动的教训》（Die Lehren des Kapp Putsches），莱比锡，1920年，第30—32页。
[102] 《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9页。
[103] 瑙曼与沃伊格特兰德尔，《论卡普暴动后的工人政府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3年，第470页。
[104] 齐格弗里德·奥夫霍伊塞尔（Siegfried Aufhäuser，1884年5月1日——1969年12月6日），出身酿酒商家庭，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成立自职联，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1年至1933年任自职联主席，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1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参加了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主张与德共合作反抗纳粹。1935年被开除出执委会，参加了“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集团”（Revolutionären Sozialisten Deutschlands）。1944年在美国参加民主德国委员会。1951年返回西德，任德国雇员工会（Deutsche Angestellten-Gewerkschaft）主席。——中译者注
[105] 玛丽·尤哈奇（Marie Juchacz，1879年3月15日——1956年1月28日），娘家姓戈尔克（Gohlke），生于木匠家庭，曾当过女仆、保姆、裁缝，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被艾伯特任命为负责妇女事务的中央书记，并担任《平等报》编辑。1919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49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106] 《前进报》，1920年3月24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3页。
[107] 《红旗报》，1920年3月26日。
[108] 同上。
[109] 根据穆伊贝戈维奇的说法（《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03页），新的多数派由皮克、郎格、瓦尔赫尔、塔尔海默和列维组成。
[110] 《红旗报》，1920年3月26日。
[111] 同上，《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页。
[112] 《社会民主党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korrespondenz），第5期，1920年，第45页。
[113] 弗兰茨·克吕格（Franz Krüger），《专政或人民统治》（Die Diktatur oder Volksherrschaft），第30页，转引自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1页；当时克吕格是社民党柏林地区组织主席。
[114] 《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15] 拉施和克劳泽（Krause）都发了言，两人相互反对彼此，而这两人又都是代表德共（斯）发言的。皮克承认“存在着两个共产党”（同上）。
[116] 这次会议的记录是根据休特古姆的笔记整理的，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278页。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克里斯平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让各资产阶级政党接受一个没有他们参加的政府，应该让基督教工会参加进来，间接代表资产阶级政党！
[117] 《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18] 《前进报》，1920年3月25日。
[119] 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2页。
[120] 瓦莱因，《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第179页。
[121] 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5页。
[122] 奥托·卡尔·盖斯勒（Otto Karl Gessler，1875年2月6日——1955年3月24日），曾任雷根斯堡（Regensburg）市长和纽伦堡市长，1919年参加德国民主党，卡普暴动结束后任国防部长，1928年辞职。1928年至1933年任德国战争公墓委员会（Volksbund Deutsche Kriegsgräberfürsorge）主席，纳粹篡权后退出政界。后因涉嫌“七·二〇”政变被捕，被关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获释。1950年至1952年任德国红十字会主席。——中译者注
[123] 《自由报》，1920年3月28日。
[124] 法文版和英文版此处均为“德共（斯）中央局”，但这不合情理，经核对《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卷，第83页），发现有这样的记载：3月30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在第三次会议上以12票对8票通过一项决议，指出3月23日德共中央局关于成立工人政府的声明是错误的。因此改为“德共（斯）中央委员会”。——中译者注
[125] 《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页。
1920年3月30日，德共（斯）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上以十二票对八票通过一项决议，指出3月23日德共（斯）中央局关于成立工人政府的声明是错误的。——中译者注
[12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27] 恩斯特·格劳尔（Ernst Graul，1886年7月10日——1958年2月25日），生于蔡茨（Zeitz）一个砖瓦匠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应征入伍，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20年9月参加德共。1921—1923年担任德共埃森组织书记。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重新入党。1925—1926年担任德共鲁尔地委书记，1926年担任德国红色救济会鲁尔地区书记，1928年当选为德国红色救济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担任梅泽堡消费与储蓄合作社经理。1930年9月再次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曾被短暂监禁。1945年重新参加德共。1946—1950年出任梅泽堡市长。1950年退休。——中译者注
[128] 比起发表于《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5期上的那篇《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Die Stellung der KPD zum Abbruch der bewaffneten Kämpfen im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Industriegebiet），我们更愿意引用列维档案库里的同名文章的手稿，因为档案库里那篇含有公开发表时被删去的段落。手稿当中（f.1）指出迪维尔是在3月21日抵达柏林的，这是3月13日以后柏林和鲁尔第一次建立联系。
[129] 奥斯卡·特里贝尔（Oskar Triebel，1891年1月13日——1968年5月24日），生于巴门（Barmen）一个职工家庭，当过钳工学徒，战前参加了五金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爆发后为了躲避兵役而逃往荷兰。1918年在巴门参与创建斯巴达克斯同盟，并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20年在鲁尔领导了反抗卡普暴动的斗争。1923年被比利时军队逮捕。1923—1929年担任杜伊斯堡的《下莱茵工人报》（Niederrheinische Arbeiterzeitung）编辑，并当选为巴门市议员。1929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而于1934年3月被捕，被判处一年十个月徒刑。获释后，于1937年再次被捕，被关进奥拉宁堡集中营。二战后于1946年参加社民党，并担任杜伊斯堡劳动局局长、杜伊斯堡市议会议员。1959年辞职，1966年退出社民党。——中译者注
[130] 弗里茨·哈彭蒂尔（Fritz Charpentier，1869年12月22日——1928年8月2日），又名弗兰茨，曾学习商学，一战爆发前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1年曾参加列维的共产社，但后来又与列维决裂，重返德共，担任艾尔贝菲尔德地区党组织书记。1923年曾在鲁尔地区为筹备起义做了重要工作。1924年初担任雷姆沙伊德的《贝尔吉施工人之声》主编，同年7月因支持中派而被免职，此后因被警察追捕，流亡苏联。他在列宁格勒支持左翼反对派。1928年死于莫斯科，社民党报纸宣称他是在斯大林派的清洗中被杀的，但德共报纸声称他是病死的。——中译者注
[131]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2。
[13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这些要求的文稿收录于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16页。
[13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34] 约翰内斯·吉斯贝尔茨（Johannes Giesberts，1864年2月3日——1938年8月7日），出身于面包师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参加基督教工人运动，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1912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1919年至1922年任邮政部长。——中译者注
[135] 奥托·布劳恩当时担任普鲁士邦农业部长。——中译者注
[136] 卡·塞费林， 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比勒菲尔德，1927年，第176页。这两个部长带来了一个消息：荷兰政府已决定停止给鲁尔地区提供食品，因为那里已经被革命派控制了。
[137] 同上，第177页。
[13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3页。
[139] 这份协议全文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1—503页，也收录于塞费林，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第178—179页。
[140] 《共产国际》（法文版），第15期，第3364栏。
[14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42] 同上，第503页；《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
[143]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在此期间，身在柏林的列维和多伊米希成功说服了工人苏维埃全体大会，让他们去号召工会重新进行总罢工（《自由报》，1920年3月28日）。但这次的努力终归徒劳。
[14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3页。
[145]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
[146] 同上，f.8。
[147] 同上，f.11。
[148] 塞费林，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第186页。
[149] 同上，第184页。
[150]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10。
[151] 在德共四大上，列维说这些人发出的威胁把矿工群众逼到了对立面，并破坏了工人的抵抗（《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1—22页）。
[152]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9。
[153] 塞费林（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第181—182页）收录了这些宣言中的一篇，并引用了另外一篇宣称进行了两次处决的宣言。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62页）也写到了同样的宣言，但没有提到塞费林，她把卡鲁塞特写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个成员”，但共工党当时还没有成立。她的意思是说卡鲁塞特是德共（斯）反对派的成员。波克的书中没有提到他的作用。
[154] 全文请参阅塞费林，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第187页。
[155] 同上，第187—188页。
[156]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13。
[157] 同上，f.14。
[158] 同上，f.14。
[159] 同上，f.16；这些代表里有36个社民党人、113个独立党人和109个共产党人。
[160] 瓦尔特·俄丁豪斯（Walter Oettinghaus，1883年2月26日——1950年9月17日），1901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任五金工会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曾短暂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曾任米尔斯佩（Milspe）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卡普暴动期间曾在鲁尔红军的政治领导机关工作。1920—1924年、1930—1933年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参加了列维领导的左翼反对派。1931年退党，不久后参加德共，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因反对莫斯科审判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党，1948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161]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20。
[162] 我们当然不能全盘相信塞费林的记述，但他介绍了这方面的一些事例。领导哈根行动委员会的独立党人约瑟夫·恩斯特曾前往米尔海姆，试图同当地工人领袖进行讨论，但却遭到了枪毙的威胁，侥幸才逃得一命。而在多特蒙德，布拉斯也碰上了同样的事情，只是由于共产党人麦因贝格（Meinberg）的干预才侥幸逃生（塞费林，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第184—186页）。鲁尔“红军”发出了号召，要求枪毙一切支持谈判的人（第198页）。
阿道夫·麦因贝格（Adolf Meinberg，1893年10月3日——1955年4月11日），生于多特蒙德一个矿工家庭，当过商业学徒。虽然参加了社民党，但反对“国内和平”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6年秋季退役。1917年因参加反对派而被社民党开除出党，同年9月4日在多特蒙德建立了独立党组织。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当选为明登（Minden）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2月率领多特蒙德独立党左派参加德共（斯），积极参加了同年三月的鲁尔斗争。1919年4月21日被捕，6月1日越狱，9月18日再次被捕。1920年3月卡普暴动发生后，在独立党和社民党的共同营救下获释。随后积极参加了鲁尔红军的斗争，1920年3月31日被捕，4月2日获释。鲁尔斗争失败后逃离多特蒙德，5月9日在纽伦堡被捕，8月4日获释。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被捕，1922年7月获释。随后担任《威斯特法利亚工人报》（Westfälischen Arbeiter-Zeitung）编辑。1922年12月17日，因与费舍—马斯洛夫派发生矛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自由记者。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4月被捕，同年年底获释。此后没有参加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在轰炸受害者全国协会（Reichsverband der Bombengeschädigten）工作。——中译者注
[163] 塞费林，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第208页及其后。
[164] 同上，第208页及其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8页。奥托·布拉斯对国会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报告（《自由报》，1920年4月15日），几天后，由于他把在鲁尔交战的各方军队的有关情况交给了外国报刊，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165] 列维档案库，P60/6。
[166]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1—252页）认为布兰德勒在党内名声很坏，是因为他要对卡普暴动期间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消极无为”负责，这不过是极左派的一面之词罢了。我们先看看费舍犯的一个错误，她说布兰德勒在“暴动后”受审时以法律术语为自己辩护，其实是她搞错了，布兰德勒是在三月行动之后的1921年6月6日受审的，详情请参阅本书第二十五章。
[167]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28页。
[168] 同上，第283页。费姆费尔特和吕勒并不是反对决裂，而是反对“党”的观念。
[169]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纲领》（Programm der KAPD），第3页。
[170] 《致德国无产阶级的呼吁》（Appeal to the German Proletariat），收录于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06页。
[171] 实际上民族自由党此时已经分裂，左派参加了德国民主党，右派参加了德国民族人民党，主流派成立了德国人民党，这里说的民族自由党应该是指德国民族人民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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