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十二章 内格林政府与反对派的瓦解
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的内阁会议引发的危机，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的第二次内阁危机。解决这次危机的具体经过，表明了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五月这段时间里，形势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解救危机的重任，落到了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便退居幕后的阿萨尼亚总统身上，他要参照最纯粹的议会传统来解决这次危机。
解决危机的第一个方案，便是保留原来的内阁人选，但撤换所有的共产党籍部长[1]，可是这个方案被社会党执委会枪毙了：他们做出了决定，所有社会党籍部长都要辞职。阿萨尼亚先让拉尔戈·卡巴耶洛“跑第一圈”，政府危机正式开始了。事实上，以全劳联和工总为一方，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另一方，双方都宣称愿意支持一个人选与前一届相同的政府，全劳联和工总甚至表示，如果政府首脑不是卡巴耶洛，他们就不参加政府。卡巴耶洛迅速提交了新的组阁方案：工总将获得总理兼陆军部长、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三个席位；其它组织将分别获得两个席位：财政与农业部长、工业与贸易部长归社会党，教育部长与劳工部长归共产党，通信部长与海运部长归共和同盟，公共事业部长与宣传部长归左派共和党，司法部长和卫生部长归全劳联。难道拉尔戈·卡巴耶洛真的以为各政党会接受他的方案吗？全劳联的席位确实少了一半，但关键的职位仍然掌握在工总手里。此外，新方案也没有普里耶托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份。总之，尽管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伙伴们一直在鼓吹建立“工会政府”，但他并不打算这样做。
各政党的议会党团的代表对此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可见新政府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左派共和党人凯马德斯[2]极力主张“维护公共秩序”和“重建经济”。伊鲁霍宣称，为了“坚决消除混乱与暴动的根源”，巴斯克人希望能有“一个由社会党人领导、并得到共和派信任的民族团结政府”。这与社会党人拉莫内达的要求不谋而合，他要求“急剧改变内务部长的政策”。与此同时，共产党虽然没有提出部长的人选，却要求由“所有参政党派及组织都支持的人”出任内务部长和陆军部长。但是，此时阿萨尼亚已经知道社会党想让普里耶托出任陆军部长，他还从何塞·迪亚斯那里得知，共产党反对让拉尔戈·卡巴耶洛继续身兼总理与陆军部长两职。
当天晚上，阿萨尼亚同时召见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普里耶托、拉莫内达、何塞·迪亚斯、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凯马德斯。拉尔戈·卡巴耶洛拒绝让出陆军部长之职。共产党坚决要求：如果卡巴耶洛继续兼任陆军部长，就不参加政府。社会党和左派共和党则提出，如果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他们也不参加。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新方案便陷入了僵局。阿萨尼亚先是恳求共产党改变立场，然后又找来了内格林——共产党、社会党和共和派都愿意支持内格林，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就已经将内格林列为接替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人选之一了[3]。
五月十七日，内格林政府成立的消息正式公布了[4]。三个普里耶托派社会党人占据了关键职位：内格林担任总理兼财政部长，普里耶托担任国防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5]担任内务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乌里维继续担任教育部长和农业部长。艾斯凯拉党员、被全劳联指控为五月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加泰罗尼亚人艾瓜德尔[6]出任劳动部长[7]。伊鲁霍担任司法部长，希拉尔博士担任外交部长。坚定地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全劳联和工总没有参加政府。
胡安·内格林
新总理的名气并不大。四十六岁的他正值壮年（他拥有非凡的精力），在内战爆发前，他不过是一个富有才干的政治玩票者。他的崇拜者拉莫斯·奥利维拉[8]说他是“备受命运宠爱的孩子”：他生于加纳利群岛的一个富裕家庭，曾随心所欲地周游世界；他凭借在莱比锡大学获得的医学证书，在一九三一年当上了马德里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他与一个俄国女人结了婚，在西方有着广泛的人脉。他在一九二九年参加了社会党，一九三一年当选国会议员，此后从未落选。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是一个出身上层资产阶级的“西式”社会党人，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他更像普里耶托，而不像拉尔戈·卡巴耶洛。但他以前从未积极参加社会党的内部斗争，他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也没有这方面的灵敏嗅觉，比起政治斗争，他更喜欢享受生活中的各种美事。在普里耶托推荐他出任财政部长之前，他几乎默默无闻。他说他完全是出于责任感才接受这一任命的，他相信“国际因素是影响战争的最关键因素，因此，如果社会党极左派或共产主义极左派参加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甚至……比法西斯开进赫塔菲更加糟糕。[9]”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成见出任财政部长的；他坚定地捍卫资本主义财产制度、坚决反对集体化、顽固地阻挠全劳联籍部长们的一切提案。他重建了一支阵容整齐、训练有素的边防部队。他还曾负责将共和国的黄金储备运给苏联。他得到了温和派的信任，在这次政府危机期间，伊鲁霍首先提名他出任总理。他被认为是普里耶托的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非常好，共产党事先许诺会支持他当总理，并通过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名他为联合政府的总理。有了他当总理，共产党的政策、普里耶托的政策——在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就等于普里耶托的政策——就能得到推行。
伊无联在秘密散发的传单中，将内格林政府斥为“不仅是资产阶级—共产党联盟的胜利，也是法国、英国和俄国的胜利”，而西方反动派却对内格林政府大加赞赏。五月十七日的《时报》要求新政府在“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法律和秩序与无法无天之间”做出选择。五月十九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宣称内格林准备“对内使用铁腕”，并指出：“政府希望以此来赢得英国和法国的同情，对西班牙而言，英国和法国是最重要的两个民主国家；并以此来换取俄国对西班牙的继续支援，俄国是对西班牙予以最多帮助的国家。政府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平定或摧毁无政府主义反对派。”法国的半官方刊物《外交事务》（Affaires étrangères）点明了任命新总理与新外交部长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极端分子已被驱逐、巴斯克地区的重要性加强的事实，以及新政府的“合理”性质，并希望这样会促使新政府采取妥协措施。
总之，所有参政党的报刊都在欢呼新政府的成立，宣称它是“胜利政府”。
对统工党的镇压
早在卡巴耶洛倒台之前，共产党和统社党的报刊就已经向统工党发起了堪比“猎捕女巫”的宣传运动。在共产党所谓的“巴塞罗那的法西斯暴乱”之后，这场运动进一步扩大。拉尔戈·卡巴耶洛曾否决了镇压统工党的提案。但内格林只能同意。五月二十八日，《战斗报》被迫停刊。胡利安·戈尔金曾在五月一日发表社论，号召工人“拿好武器”保持警惕，并建议与全劳联建立“革命联合阵线”，而现在这些都成了他的罪状。六月十六日晚上，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被捕：宁是在办公室里被捕的，有些人是在家里被捕的，还有一些人是在前线被捕的。警察当时没有抓到安德拉德和戈尔金，便抓走了他们的妻子。
六月十一日，出现了第一篇对统工党的控诉书，其中写道：“鼓吹通过暴力手段颠覆共和国及其民主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该党宣传中的主要倾向。”这一指控并不稀奇，可以套用在所有引用了列宁思想的革命派头上。但接下来的指控却暴露了指控者的另一种心思：统工党被指控“污蔑一个给西班牙提供道义与物质支持、使西班牙人民能够保卫自己的独立的友邦”，“攻击苏联的司法制度，”——这指的是莫斯科审判——“曾与公认的‘托派’组织保持联系，而这些组织在友邦境内的活动表明他们拿的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钱。”
这份控诉书的内容和腔调，都令人想起《真理报》的威胁：那只在莫斯科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手，又要伸向西班牙了。在莫斯科为被告的“供词”炮制荒唐无稽的“物证”的那些机关，又要在西班牙大显身手了。它们为统工党案件炮制的“物证”叫“N地图”：警察从长枪党特务戈尔芬（Golfín）那里搜出了一张马德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面，警察发现了一个用密写墨水[10]写的字母“N”，这个“N”指的是一个可靠的特务。不用说，“N”肯定就是“宁”（Nin）！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这份“物证”炮制得如此拙劣，就连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深感不满。米拉维特列斯公开宣称这份“物证”假得谁都不敢用。然而警方就是凭这份“物证”来逮捕统工党领导人的。
七月二十九日，司法部长伊鲁霍发表声明，宣布以间谍和叛国罪起诉戈尔金、安德拉德、波内特和另外七名统工党领导人，同时受审的还有长枪党特务戈尔芬。被莫斯科审判证明行之有效的“咬人”技巧，也在西班牙用上了。这份声明指出：“在统工党设施内发现了大量涉案文件：密码本、电报码、涉及运输武器与传递货币与贵重物品的文档、在多国首都发行的多种刊物，以及与外国人进行联络的记录，这些联络记录表明（统工党领导人）在忠诚区内外与外国人进行了多次联络，还表明有外国人参加了刺探情报的活动与五月的颠覆运动。”但在回答麦克斯顿[11]委员会提出的质询时，伊鲁霍声称“没有证据表明统工党领导人参加了间谍活动”，“物证N是无效的”。
伊鲁霍认为统工党应该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反共和国的革命行动”做出辩解。普里耶托也同意进行政治审判：“鉴于在西班牙进行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共和国为了自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粉碎一切革命的企图。”只有共产党仍在拒绝承认这场审判是对革命派的迫害，它仍然继续把统工党斥为“间谍”和“法西斯分子”。预审法官的观点与共产党相同，因为他在报告中宣称：“被告人卖身投靠至今尚未现身〔原文如此〕的德国特务机关，被告人在五月为了扰乱政府，在巴塞罗那进行了秘密的破坏活动与武装叛乱。”十一月十三日，何塞·迪亚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既然统工党的背叛已经“大白于天下”，那就应该“让行刑队完成工作，消灭这帮叛徒与恐怖分子”。[12]
然而，当这个案件在一九三八年十月进行宣判时，被告人的间谍罪名被撤销了。安德拉德、戈尔金、波内特和希洛内利亚[13]因“企图颠覆现行秩序”而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4]。统工党与伊共青被勒令解散。其实，早在宣判之前，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就已经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被捕了，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新一届执委会委员——罗德斯[15]、法雷[16]、索拉诺、佩雷格林（Pelegrin）也被逮捕了；他们的被捕，使统工党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况，也使革命反对派失去了潜在的领袖：简单来说，政府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安德列乌·宁之死
对统工党的审判，并没有变成莫斯科审判的重演。在莫斯科审判中使用的伎俩，也用在了对统工党的审判上：有炮制罪证的警察，有负责“咬人”的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还有“间谍活动”的罪名。但其中却少了一个关键要素：供词；而此类伎俩要想成功，供词是必不可少的。有人想利用这个案件，像在苏联一样，在西班牙把“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敌人——给打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的特务，然而，也许是因为安德列乌·宁的拼死抵抗，才使这个阴谋未能得逞。
我们前面讲过，安德列乌·宁是在六月十六日，跟他的同志们同时被捕的。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七月二十九人的被告人名单上。此时已有传言称，他在被捕后落入了共产党警察手中，被转到了马德里的一个拘留所，在那里遇害了。菲德丽卡·蒙蔡尼第一个向政府质问：“你们把宁带到哪里去了？”政府回答说：“宁被捕了，他正在拘留所里。”然而，部长们无意间泄露了真相，供认了自己的无能：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统工党民兵纵队的领导乔尔迪·阿克尔，宁被关在共产党私设的监狱里。苏加萨戈伊蒂亚劝说阿克尔不要去找宁，因为在这种案件中，没有任何官方途径可以保证宁的安全。内阁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内格林召见共产党籍的部长，向部长声明：如果必须掩盖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帮忙，但必须事先通知他。不久后，由于丑闻越闹越大[17]，政府不得不在八月四日承认了部分真相。政府在八月四日发表的公报指出：“政府获得的情报表明，宁是与其他统工党领导人同时被保安警察逮捕的，他被押往马德里的一个拘留所，在那里失踪了。”
安德列乌·宁事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曾担任全劳联书记和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在世界工人运动中享有盛誉。西班牙国内外成立了多个质询委员会，质问宁的下落的信件和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同一个问题：“宁到底在哪里？”擅长押韵的共产党找到了答案：“不是在萨拉曼卡[18]就是在柏林”。在不断的追问下，部长们作出了自相矛盾的回答：司法部长伊鲁霍声称宁从未被关押在政府监狱里，而内务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却说宁曾被关在政府监狱，但后来又被转运到了“某个地方”。伊鲁霍任命了一个初审法官，对宁失踪一事进行调查。涉案的一些警官在遭到逮捕的威胁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几个人躲进了苏联大使馆。最后，这位初审法官在瓦伦西亚遭到了政府警察的绑架，死里逃生。伊鲁霍扬言要退出政府。他得到了苏加萨戈伊蒂亚的支持，苏加萨戈伊蒂亚谴责了保安警察总监、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的活动。最后奥尔特加被撤职，但宁还是没有找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写道：“尽管有人在拼命掩盖这起案件，但所有人现在都知道了：在马德里郊区发现了宁的尸体，他是被谋杀的。”
宁的伙伴们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绑架的，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后来披露的情况证明了这种观点。现已查明，在逮捕统工党领导人的警察中间，有一个在西班牙担任技术顾问的苏联军人，叫列昂·纳尔维奇[19]，几周前，他曾自称俄国反对派成员，同宁和安德拉德进行了接触。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供的证据，还原了整个过程：共产党警察在逮捕宁之后，把他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机构的领导人奥尔洛夫[20]，然后宁就被关进了设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一个拘留所。他们企图从宁的口中榨出他们想要的“供词”，有了宁的“供词”，他们就可以再搞一次莫斯科审判，再次“证实”斯大林的反对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是法西斯的特务。然而宁尽管身体状况极差，还是顶住了严刑拷打，没有“招供”。如果让宁活下去，他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指控者。但又不能宣称宁是死在拘留所里的。据埃尔南德斯所述，在必须找出收场的办法时，卡洛斯少校出了个主意：把现场布置好，对外就宣称宁在“德国特务”的帮助下，打扮成国际纵队的战士，逃出了拘留所。拘留所负责人在接受官方调查时就是这么说的。然而，宁的遗体是否已被找到或被确认，至今仍不得而知。
官方的解释骗不了任何人。当贝尔耐里和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在五月事件期间遇害后，人人都知道了有一批“警察”正在猎杀斯大林最害怕的敌人，无论他们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有自己的网络，尽管它的领导人和它私设的监狱最终被曝光，它却依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国家政权的重建过程中，各政党、工会和各委员会的“契卡”都被消除了，然而新的法制却制造了这个权势滔天的秘密警察。
在统工党的民兵纵队被解散后，外国的反斯大林革命者流落四方，《真理报》扬言要毫不留情地肃清他们，在佩德洛与奥尔洛夫的鹰犬追杀之下，孤立无援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他们纷纷遇害。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若尔日·柯普[21]曾有一段时间被共产党报刊打成特务头目，但外国社会党报刊发起了营救运动，最终使他获释[22]；他指出有许多人沦为了斯大林派的受害者。英国独立工党青年协会[23]的代表鲍勃·斯麦利[24]在瓦伦西亚一所监狱里，死于可疑的“盲肠炎”。其他一些人则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奥地利活动家库尔特·兰道[25]，他曾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书记，后来又与统工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年轻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马尔克·雷因[26][27]；化名“穆朗”的波兰托洛茨基主义者弗洛因德[28]；曾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的捷克托洛茨基主义者埃尔文·沃尔夫[29][30]；以及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担任过戈列夫将军的秘书的何塞·罗夫雷斯[31][32]。“私设”监狱和国家监狱里都挤满了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外国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菲利西昂·沙亚耶[33]和英国人麦戈文[34]率领的调查团访问了巴塞罗那模范监狱，五百名囚犯高唱《国际歌》欢迎他们，使他们大感惊讶。在兰道的妻子的鼓动下，巴塞罗那的反法西斯囚徒发动了绝食抗议，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亲自出面，改善了囚徒的待遇，绝食才结束。
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解散
遭到“胜利政府”打击的，不只是统工党和反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执政期间，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享有一定的自治地位，并成了全劳联与伊无联的极端分子的堡垒，然而内格林政府不愿再容忍它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被指控在五月事件期间曾怂恿某些捣乱分子的活动。政府急于证明自己能够捍卫法律与秩序，保卫财产制度，所以它就必须消灭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与阿拉贡的集体农庄。政府希望以此赢得所有温和的共和派的信任，并打击全劳联的革命派。
政府使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段。七月十九日，华金·阿斯卡索在广播中指控政府蓄意忽视阿拉贡战线并拒绝向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提供任何援助，尽管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是由所有政党和工会（包括共产党、统社青和工总在内）的代表组成的。事实上，全劳联彻底控制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的社会党、共产党和共和派的代表从未向全劳联的绝对统治发起过认真的挑战。但是，内格林政府的成立，改变了形势，给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的社会党、共产党和共和派的代表提供了支持。七月三十一日，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向“同第五纵队相勾结的……某些组织中的……极端分子”发起了第一轮攻击。几天后，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在巴尔瓦斯特洛召开会议，准备推翻全劳联对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统治。共和党、共产党和工总以人民阵线的名义，要求解散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因为它的政策“有悖于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政府向阿拉贡地区派出“联邦特派员”，担任自己在该地区的代表。八月十日，政府下令解散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政府的理由是：“要想打赢战争，就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而阿拉贡已经偏离得太远了。”政府任命共和派曼特孔[35]为总督，取代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人民阵线的报刊一致要求解散阿拉贡的各类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被解散后，普里耶托立刻派共产党人利斯特尔少校指挥的第十一师进驻卡斯佩（Caspe）一带，解散了各类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报纸《新阿拉贡》（Nuevo Aragón）被迫停刊，换成了共产党的《日报》（El Día）。各种地方委员会也被利斯特尔的部队成立的市镇评议会所取代。军队占领了全劳联和自由派组织的办公室，然后封闭了它们。包括华金·阿斯卡索在内，许多领导人都在八月十二日被捕了，他们被指控“走私”和“盗窃珠宝”[36]。九月十八日，华金·阿斯卡索被无罪释放。此时，政府已经达成了目标，一劳永逸地摧毁了残余的革命政权。
与此同时，伊无联与全劳联的强硬派也遭到了沉重打击。五月事件后，桑蒂利安试图劝说他的朋友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巴斯克斯，想让他们相信，全劳联和伊无联不应该“在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就〔在巴塞罗那〕停火”，目前还有机会发动反击，“收复失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失去了在全劳联中的一切职位：尽管伊无联赞成他的观点，但全劳联的领导层出于另外的考虑，已经决定全面支持内格林，而没有了全劳联，伊无联就毫无力量。一九三六年[37]十月，当自由运动进行到高潮时，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就对“捣乱分子”表示了异议：他谴责了治安巡逻队的活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堂吉诃德式的立场”与华金·阿斯卡索的“阴谋诡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政府动用坦克和火炮，攻打全劳联—伊无联保卫委员会所在地埃斯科拉皮奥斯修道院（Los Escolapios），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占领了这个地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自青联与统社青一起参加了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在五月事件中遇害的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的同志菲德尔·米洛与反法西斯青年联盟的领袖卡里略相邻而坐。从此，革命青年阵线就成为了过去。
在政府独揽大权的道路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障碍，那就是拉尔戈·卡巴耶洛，他仍是工总的总书记，在社会党和统社青内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从他的伙伴控制的报纸——《明晰》、瓦伦西亚的《前进报》和《瓦伦西亚通讯》（La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影响力有多强。普里耶托与国家政权携手合作，企图彻底控制机关，他们遭到了“老头子”的顽强抵抗。但是，“老头子”想避免反法西斯阵线的公开分裂；等到他决心这么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统社青少数派是第一个被打垮的。在费尔南德斯领导的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和戈雷格利领导的列万特联合会造反之后，又有一批统社青领导人——雷昂西奥·佩雷斯[39]、马丁内斯·达西[40]和图恩迪多尔·洛佩斯[41]等人——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反对派似乎要在两条战线上同共产党进行斗争：一是反对“神圣的联合”政策，二是夺取统社青的领导权。一九三七年六月，反对派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它发行了一份叫《新生报》（Renovación）的日报，并要求召开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包含所有观点的代表的领导层。但是，阿斯图里亚斯落入了叛军手中，这使反对派失去了自己的重要基地。拉尔戈·卡巴耶洛对他们的行动保持沉默，使他们只能单打独斗，而政府又禁止他们举行公开示威。由于得不到外界的支援，统社青反对派的造反失败了。
社会党内的斗争是围绕着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和他的伙伴控制的各家报纸而展开的。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在五月被免去了《明晰》经理的职务；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和阿拉吉斯泰因不久也被赶出了编辑委员会。工总书记处在七月发表声明，表示《明晰》与巴塞罗那的《新闻报》（Las Noticias）不再代表工总的意见。七月中旬，社会党瓦伦西亚省联合会召开全会，宣称只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热情之花”不收回他们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指责，就解散与共产党共同组建的一切联络委员会。七月二十六日，瓦伦西亚的社会党组织根据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占领了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办公室。《前进报》是依旧忠于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机关报，社会党籍的省长莫利纳·科内赫洛[42]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企图夺取《前进报》编辑部。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活动家进行了反抗：社会党籍的内务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出动突击警察，用武力攻占了编辑部。社会党召开了一次非常全会，批准了这次占领。七月二十七日，《前进报》的编辑部被交给了全国执委会委员克鲁斯·萨利多[43]，他以前当过普里耶托的秘书。
卡巴耶洛手里只剩下了工总的晚报《瓦伦西亚通讯》。不久后他连这家报纸也失去了。其实，内格林政府成立后，工总内部很快就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工总执行委员会在政府危机期间，曾主张如果拉尔戈·卡巴耶洛不出任总理，就不会支持政府；五月二十八日，工总全国委员会以二十四票对十四票，批判了执行委员会在政府危机期间的立场。这次投票的结果对工总的领导层不利，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巧妙地发起了一场攻势，重组了工总的各级领导机关——按照比例代表制原则，在重建后的各级领导机关里，共产党、社会党和无党派人士人人有份。工总执行委员会先是决定辞职，然后又收回了这个决定，因为大多数人——不光是共产党人，还有大批只是反对不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尚未做好更换执行委员会的准备。但是，在八月一日，由共产党和亲共人士控制的几个大型产业联合会要求全国委员会举行一次新会议。被卡巴耶洛控制的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并以不缴纳会费为由，开除了造反的产业联合会，包括矿工联合会、皮革工人联合会、煤气与电力工人联合会、教师联合会与银行职员联合会，这些工会的会员总数高达二十万人。九月二十八日，少数派要求全国委员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会议，讨论“开除工总旗下的三分之一的联合会”的问题。社会党报纸《前进报》宣称全国委员会将于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九月三十日，卡巴耶洛和执行委员会谴责了这次会议，宣称这是违纪行为。十月一日，工总旗下的四十二个联合会中，有三十一个（其中十三个被开除了会员资格）派出代表，在执行委员会办公楼的台阶上举行会议，并由执行委员会司库、总政治委员部秘书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合作者费利佩·普雷特尔[44]担任会议主席。
这个会议自称全国委员会，撤销了以前的开除各联合会的决定，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45]，由冈萨雷斯·佩尼亚担任主席，并宣布无条件忠于内格林政府。内务部长勒令《瓦伦西亚通讯》停刊：瓦伦西亚的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十月六日，卡巴耶洛控制下的执委会发表声明，宣布正在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声明中谴责了同政府勾结的“分裂分子”；通信部长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46]命令邮递员将所有的的工总邮件和转账支票转发给由冈萨雷斯·佩尼亚控制的执委会。银行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与此同时，社会党—共产党联络委员会谴责了卡巴耶洛派执委会的“分裂与专横行径”，并向“靠拢政府，结束了暴力与混乱局面的工总全国委员会”致敬。
冲突自此全面公开化：拉尔戈·卡巴耶洛宣称，他将在共和区各大城市召集一系列的群众大会，争取舆论的支持。政府以为“老头子”已经过气，他在马德里举行的群众大会肯定会门可罗雀，便批准了他的要求。十月十七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帕尔迪尼亚斯（Pardiñas）电影院举行大会，通过扩音器向五个大厅播放他的讲话，结果五个大厅全都挤得水泄不通，连扩音器旁边的路面都挤满了人。他讲了他是如何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共产党是怎样搞垮了他的政府的，并谴责了社会党右翼与共产党的联盟，谴责了他们利用国家政权，从他手中夺走了对工总的控制权的行径。他尖锐地批判了内格林政府的政策，却没有提出另外的道路，也没有提出任何口号。他的讲话依然充满了忠诚反对派的味道，而这对政权根本构不成威胁[47]。然而，从他获得的强烈反响来看，他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过神来的政府决定阻止他：十月二十一日，他在前往阿利坎特途中被逮捕了，然后被带往瓦伦西亚，软禁在家中。他唯一的反抗就是给国会议长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放弃了斗争。政府乘胜追击，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承认了冈萨雷斯·佩尼亚的执行委员会为工总唯一的合法领导机关。十一月三十日，政府占领了《瓦伦西亚通讯》编辑部。正在准备召开代表大会的卡巴耶洛执委会实际上已被宣布为非法。现在剩下的就是等待国际工会联合会[48]对新执委会的承认。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法国总工会总书记莱昂·茹奥[49]代表国际工会联合会访问了瓦伦西亚，试图找到“妥协”办法。一月二日，他终于促成了妥协：四个卡巴耶洛派——迪亚斯·阿洛尔[50]、萨瓦尔萨、托马斯[51]、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参加了冈萨雷斯·佩尼亚的执委会。工总的“分裂”结束了，代表大会不会召开了。拉尔戈·卡巴耶洛被彻底击败了，他从此淡出了西班牙政坛[52]。
镇压机关的建立
然而，此时内格林政府为了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正忙于建立镇压机关。司法部长伊鲁霍改组了人民法庭：根据二月十六日颁布的法令，人民法庭的陪审员只能从合法组织中挑选。伊无联被取缔后，它的成员就被赶出了人民法庭。可是人民法庭仍然不够听话，在审判反法西斯囚犯时往往会心慈手软。政府既然决心彻底摧毁反对派，就需要一种更听话的工具。因此，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颁布法令，设立了专门镇压间谍与叛国行为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由三名平民法官和两名军法官组成，五名法官全部由政府任命。“间谍”与“叛国”这两种罪名十分模糊，可以拿来对付任何反对者，哪怕反对者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因此，特别法庭就成了政府的一件利器。其实，被划为这两种罪行的行为有：“在共和国领土内外进行反对共和国的活动”；“编造、传播关于作战行动或有损共和国的名誉与权威的谣言，或为这些谣言辩护”；“削弱公众的斗志、打击军队士气、或损害集体纪律的言行”。特别法庭的量刑范围，小到拘留六天，大到死刑。更糟糕的是，对于既遂罪行的惩罚，跟对“预谋和未遂；密谋与策划；串谋和共谋”的惩罚是一样的。这道法令鼓励了各式各样的告密，并授予警察自由裁量权，因为它规定“凡同意参加此类罪行者，只要在罪行发生前向当局告发，即可免除一切惩罚。”
这等于禁止了一切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禁止了一切批评。一切不同意政府的全部或部分政策的人，都有可能被政府扣上“叛国罪”的帽子。对统工党领导人的定罪，就是按照这道法令进行的，然而当他们被捕时，这道法令甚至尚未颁布。
不过，这种镇压政策并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在革命前，工会要想举行集会，必须至少提前三天申请，现在也还是一样要提前三天向公共秩序代表申请；革命前报刊要接受审查，而现在也还是要接受审查，名义上是出于军事需要，实际上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五月十八的《前进报》第一版一片空白，只留下了标题《拉尔戈·卡巴耶洛万岁！》（¡Viva Largo Caballero!）。六月十八日，政府决定垄断无线电广播，并没收了各组织的广播电台。八月七日，《工人团结报》因违反审查指示而被停刊五日，因为它开了“天窗”：审查机关现在要求报刊中不得留下任何被审查的痕迹。八月十四日，政府下令禁止批评苏联政府：“特此通知：有人正企图冒犯一个特别重要的友邦，并以此来给政府制造困难，多家报纸对待苏联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审查委员会绝不能给这种应受谴责的行为放行。……任何违反这条规定的报刊都将被无限期停刊，即使它已经通过了审查；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审查员将被传唤至怠工罪特别法庭。”在工总的分裂中，审查机关跟警察和广播电台都出了大力，卡巴耶洛执委会的声明，与全劳联就这个问题而发表的文章，都遭到了审查机关的系统“裁剪”。
军情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根据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的建议，军事情报局成立了，它在镇压机关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起初它是一个反间谍机关，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权势滔天的政治警察机构，它可以不经审判或调查，就自行进行逮捕或释放。它的首任局长是共和派萨亚古埃斯，他不久后被社会党人乌里瓦里接替[53]；乌里瓦里曾是国民警卫队军官，曾与苏联特务机关密切合作；乌里瓦里逃往法国之后[54]，由桑蒂亚戈·加尔塞斯[55]接任，他被认为是谋害安德列乌·宁的凶手之一。军情局的缔造者普里耶托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军情局脱离他的掌控的经过。军情局马德里分局局长、共产党员古斯塔沃·杜兰少校在所有的重要岗位上都安插了共产党员，当普里耶托想把他们调到陆军时，苏联“技术专家”纷纷抱怨。军情局成立后还没几个月，就已经完全脱离了国防部长的控制；它拥有六千多名特务，管理着好几家监狱和集中营[56]。
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在内格林统治下，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建立的“民主”国家政权，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它依然自称“议会民主制国家”，然而国会已经大权旁落，国会里只剩下了一帮跑腿的帮闲，无论国会还是市镇评议会都不考虑进行选举[57]。没有人敢于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反对派，一切批评都变成了叛国的同义词。人们嘴上还在讲“人民革命”，实际上革命的成果却在不断消失。内格林政府提出了宗教自由的主张，并在伊鲁霍的反复怂恿下，企图同教士阶层和天主教会缓和关系。许多以前被认为“失踪”了的地主又回来了；其他地主则获释了。一九三六年被农民夺取的土地，又都还给了地主：地主们有这个权利，法律也站在他们一边，政府也给他们撑腰[58]。在加泰罗尼亚，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法令被撤销了，因为它“违背了宪法的精神”。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政府颁布法令，对所有涉及冶金和采矿的企业实行监督，实际上接管了这些企业。不久后，《经济学家》（L'Economist）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写道：“为了对抗集体化和工人监督，国家对工业进行了干预，恢复了私有制的原则。[59]”经理们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国家“没收”了叛乱分子的股息，又向外国资本家支付股息。
中央政府的集中倾向越来越严重，搞到最后，就连加泰罗尼亚自治派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都退出了政府[60]。人民军完全变成了一支传统的正规军。拉尔戈·卡巴耶洛设想的新军事法典从未问世，旧的法典一直沿用下去。内格林政府恢复了森严的军衔等级制度，各级军衔与工资严格挂钩[61]。普里耶托最高只允许“工人”军官晋升至少校军衔。他严格限制了政治委员的权力，并大幅削减了政治委员的数量[62]，还禁止军人参加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军官阶层的精神又复活了，所以温斯顿·丘吉尔才会写道：
“在去年一年当中，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实行有序的统治与进行战争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无政府主义者被火焰与钢铁镇压下去了。……成立了一支条理分明、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军队。……当一个国家的整个文明结构和社会生活都被原始的仇恨毁灭时，国家政权就只能在军队的基础上重建起来。……有了这支新军队，……西班牙共和国就不仅拥有了一件重要的军事工具，更拥有了一件重要的政治工具。”
丘吉尔这位保守派领袖总结道：“（内战）双方都在稳步地趋向一致的西班牙精神。现在正是西班牙所有真诚的朋友尽力促成和平的大好时机，不是吗？[63]”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内格林的行动进行了评价，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写道：“两个新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与革命的性质有关，另一个与战争的性质有关。前者由对自下而上的暴力行为的强烈反动构成；后者由渴求独立——这是西班牙民族性格中最强烈的潜在情感之一——这种情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组成。前者如果发展得足够强大，就会改变革命的性质；后者如果发展到底，最后就会使目前勾心斗角的各参政党紧密联合起来。”
这个政府，究竟是共产党所谓的“胜利政府”，还是丘吉尔期望的“全国和解政府”呢？总之，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国会重新召开时，国会里已经没有了卡巴耶洛，当然也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领袖：他们在一九三六年[64]二月并没有提名候选人，也没有人当选议员。但国会里却有保守派米盖尔·毛拉[65]，还有刚从法国回来的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他此前在法国避难），他表示看见“西班牙正在深刻而认真地重建”令他十分欣慰。一周后，国民军的报刊为了羞辱他，特地揭发了他曾为“民族事业”提供帮助的事迹，共和国一方对此却几乎闭口不谈：这是对他们的“体面”的回报。全劳联的报刊对毛拉和巴利亚达雷斯的抨击全部被审查机关删除了，年长的佩斯塔尼亚在讲话批评了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还批评了革命的倒退，他的讲话也被审查机关删除了。
事实上，革命已经结束了。国家政权已经恢复了。“冒犯”上级的士兵现在要被判处死刑。工人要遵照“军事化”的严酷纪律，在工厂里工作。巴塞罗那模范监狱的六栋监舍里，有两栋半挤满了统工党和全劳联的囚徒。
革命被击败了，但是击败了革命的这些人能打赢内战吗？只有打赢了内战，西班牙人民付出的牺牲和承受的苦难才不会白费，而这些人也能用胜利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混乱与热情中打响了战争的人，或至少是他们当中幸存下来的那部分人，继续进行着战斗：此后，在一个赢得了丘吉尔和《泰晤士报》交口称赞的政府领导下，他们以秩序井然的方式进行着战争。可是，在同弗朗哥及其盟友战斗时，一九三七年的这个“民主”而又体面的西班牙，跟一九三六年的革命的西班牙一样，遭到了孤立。
[1] 按照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看法，要想让政府维持到5月16日，也就是原定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那一天，这是唯一的方法。——原注
[2] 萨尔瓦多·凯马德斯（Salvador Quemades，生卒日期不详），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8年曾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19年曾出访苏维埃俄国，但未抵达苏俄即在巴黎停步。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中译者注
[3] 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1937年3月23日的《时报》，我们在第11章已经引用过了。克里维茨基（Кривицкий）声称，苏联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斯大林的秘密特工斯塔舍夫斯基早在1936月11月之后，就认为胡安·内格林将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继任者（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将军[General Walter Krivitsky]，《斯大林的特工》[Agent de Staline，巴黎，Corporation，1940年，第127页；英文版为《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工》[I Was Stalin’s Agent]，伦敦，Hamish Hamilton，1940年]。埃尔南德斯（《黑与红》，第71页）描写了他亲自同内格林会谈，代表共产党向内格林提供支持的经过。——原注
[4] 1937年5月17日成立的胡安·内格林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兼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社会党）；
外交部长：何塞·希拉尔（左派共和党）；
司法部长：曼努埃尔·伊鲁霍（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国防部长：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社会党）；
内务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社会党）；
教育与卫生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共产党）；
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艾斯凯拉）；
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维（共产党）；
通讯、运输与公共事业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共和同盟）。
从这一届政府开始，陆军部与海军部合并为国防部。——中译者注
[5]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门迪耶塔（Julián Zugazagoitia Mendieta，1899年2月5日——1940年11月9日，生于毕尔巴鄂。少年时参加毕尔巴鄂社青团，1920年担任毕尔巴鄂社青团主席。参加社会党后，属于普里耶托派，担任过《社会主义者》编辑。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出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后被引渡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同年11月遇害。——中译者注
[6] 阿尔特米·艾瓜德尔·米洛（Artemi Aiguader i Miró，1889—1946），生于塔拉戈纳省雷乌斯镇（Reus）。青年时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22年参加“加泰罗尼亚国”（Estat Català），后来参与创建艾斯凯拉。1936年4月16日至1937年5月5日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7] 作者这里弄错了，参加了内格林政府的是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Jaume Aiguader i Miró，1882—1943），他是阿尔特米·艾瓜德尔·米洛的哥哥。——中译者注
[8]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Antonio Ramos Oliveira，1907—1975），西班牙作家、记者与外交官。内战爆发后，曾在西班牙共和国驻伦敦大使馆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9] 《普里耶托—内格林书信集》（Epistolario Prieto-Negrin，巴黎，Imprimerie Nouvelle，1939年），第41页。——原注
[10] 密写墨水是工业时代的间谍活动中的常用道具，用这种墨水写下的字迹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加热或滴洒专门的药水）才能看见。——中译者注
[11] 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 Maxton，1885年6月22日——1946年7月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12]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揭露“混入党员队伍的托派分子”。——原注
[13] 恩里克·阿德洛埃尔·帕斯库瓦尔（Enric Adroher i Pascual，1908—1987），化名希洛内利亚（Gironella），生于希洛纳（Girona），当过教师。1931年当选为工农同盟执委会委员，1935年参与成立统工党。内战爆发后曾担任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16日被捕，1938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巴塞罗那失陷时越狱，流亡国外。1976年带领统工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脱离统工党。——中译者注
[14] 阿克尔被判处十一年徒刑，艾斯库德尔（Escuder）和雷布尔被宣判无罪。拉尔戈·卡巴耶洛和菲德丽卡·蒙蔡尼都提供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词。——原注
[15] 茹塞普·罗德斯·布雷（Josep Rodes Bley，1895—1968），生于雷里达一个鞋匠家庭，三岁时失去父母。年轻时曾参加艾斯凯拉，1928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随后参加创立工农同盟和统工党。1937年6月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被捕后，参与重建执委会，同年秋天被捕，1939年越狱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维希法国的警察逮捕，移交给纳粹德国，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被美军解救。1950年至1967年重新担任统工党执委会委员。1968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16] 茹安·法雷·加索（Joan Farré Gassó，1892—1944），1928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创建统工党。五月事件后被捕，巴塞罗那失陷前越狱，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被捕后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被西共杀害。——中译者注
[17] 在那些谴责这桩“丑闻”的人看来，它主要“丑”在两个地方：从纯粹的民主观点来看，在一个以恢复法制、结束暴力而自豪的政府治下，警察却把囚犯交给杀人凶手，而当局却还企图掩盖真相，这当然是可耻的。而且，即使是在经过了“夜间处决”和相互用仇杀来解决宿怨的那段时期之后，宁的遇害依然显得触目惊心：绑架宁的行动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得如此周全，揭示了苏联特务机关的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能，以及共产党消灭一切碍事敌人的坚定意志，反法西斯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不由得心生畏惧，担心宁的命运有一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最后，在许多共产党同情者看来，绑架和杀害一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见分子，标志着斯大林派共产主义的性质发生了真正的改变，此前斯大林派只会向革命派下死手。——原注
[18] 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临时政府设在萨拉曼卡。——中译者注
[19] 列昂·纳尔维奇（Leon Narvitch）大尉后来在巴塞罗那被杀，有人指控凶手是穆尼斯。穆尼斯的朋友则坚持认为纳尔维奇是被苏联特务暗杀的，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恐怕是被统工党的人暗杀的。——原注
[20]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Орлов，1895年8月21日——1973年3月25日），本名列夫·拉扎列维奇·费尔德宾（Лев Лазаревич Фельдбин）。生于白俄罗斯波布鲁伊斯克（Бобруйск）一个犹太家庭。1918年参加红军，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0年12月开始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工作。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与西班牙共和国内务部建立联络委员会，在共和区建立了苏联情报网。1938年携妻女叛逃加拿大。——中译者注
[21] 若尔日·柯普（Georges Kopp，1902—1951），生于圣彼得堡，1910年随父母移民比利时，毕业于布鲁塞尔大学后当了工程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参加了统工党的“列宁”纵队。五月事件后被捕，一年半后获释，1939年前往英国治疗。二战爆发后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并参加了1940年的法国战役。因重伤被俘，但又逃出了军医院。逃往阿尔及利亚后，重新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因伤势过重而退役。随后在马赛当工程师，协助英国情报机关工作。身份暴露后潜回英国。1951年在马赛逝世。——中译者注
[22] 若尔日·柯普曾因帮助西班牙购买和运输武器，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他在逃离比利时后，在西班牙获得了中校军衔。——原注
[23] 独立工党青年协会（ILP Guild of Youth）是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青年组织，1924年成立。二战爆发后被独立工党解散。——中译者注
[24] 罗伯特·拉姆塞·斯麦利（Robert Ramsay Smilie，1917—1937），昵称“鲍勃”（Bob），1935年参加独立工党，并协助组建独立工党青年协会。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1936年10月前往当选为国际革命青年局（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Youth Bureau）执委会委员。五月事件后被捕，1937年6月12日死于“盲肠炎”。——中译者注
[25] 库尔特·兰道（Kurt 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26] 马尔克·拉法伊洛维奇··雷因（Marc Rafailovich Rhein，1909—1937？），生于维尔纽斯（Vilnius），1911年随父母逃离沙皇俄国。1917年回国，1920年再次与父母离开俄国。长大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1932年大学毕业后，曾为多家社会党杂志担任记者。他比父亲更加同情苏联，主张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重新统一。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国。1937年4月9日被绑架，此后下落不明，据推测他很可能是被奥尔洛夫领导的苏联特务机关绑架的。——中译者注
[27] 马尔克·雷因是俄国孟什维克领导人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1963）的儿子。他是瑞典一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记者，非常同情“反法西斯”理论。——原注
[28] 汉斯·弗洛因德（Hans Freund，1912—1937），住在瑞士的德国学生，但参加了国际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穆朗”（Moulin），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件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9] 埃尔文·沃尔夫（Erwin Wolff，1902—1937？），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莱亨贝格（Reichenberg，现为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Liberec]）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左翼运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巴黎。1933年开始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年7月进入国际书记处工作。1937年4月底前往西班牙，协助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展工作。五月事件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0] 在莫斯科审判中，公诉人维辛斯基提出了一个重要证据：皮亚塔科夫（Пятаков）曾前往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布里斯托尔旅馆（Hotel Bristol）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Лев Седов）会面；然而，埃尔文·沃尔夫和列夫·谢多夫经过合作，证明了布里斯托尔旅馆当时已不存在，推翻了维辛斯基的证据。——原注
[31] 何塞·罗夫雷斯·帕索斯（José Robles Pazos，1897—1937？），出身贵族家庭，但因参加左翼运动而与家庭决裂，出走美国。1920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正在西班牙度假；他随即支持共和国。1937年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2] 费舍尔（《人与政治》，第429页）详细描写了何塞·罗夫雷斯的失踪，不久后，他的儿子被弗朗哥判处死刑。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对他的失踪进行了调查。——原注
[33] 菲利西昂·沙亚耶（Félicien Challaye，1875年11月1日——1967年8月26日），法国哲学家、人权活动家。——中译者注
[34] 约翰·麦戈文（John McGovern，1887年12月13日——1968年2月 4日），生于天主教家庭，青年时投身激进左翼运动，二十年代中期参加英国独立工党，193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年曾率领独立工党的调查团访问西班牙共和国。1941年至1943年担任独立工党主席。1947年退出独立工党，参加了工党。——中译者注
[35] 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纳瓦萨尔（José Ignacio Mantecón Navasal，1902—1982），生于萨拉戈萨一个商人家庭，年轻时即参加了共和主义运动。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内战爆发后，全家惨遭叛军杀害。人民军成立后曾担任第72混成旅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担任司法委员。1937年8月10日被共和国政府任命为阿拉贡地区总督。1938年3月，阿拉贡地区失陷后，担任东部集团军群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担任西班牙难民疏散局（Servicio de Evacuación de Refugiados Españoles，SERE）总书记。1940年7月流亡墨西哥。1948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中译者注
[36] 在1936年秋天，他们曾代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没收了大量珠宝，并将其出售。——原注
[37] 法文版和英文版原文均为“1938年”，但结合前面的内容，应为1936年。——中译者注
[38] “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是指资产阶级议会中反对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具体的执政者、但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对派。——中译者注
[39] 雷昂西奥·佩雷斯·马丁（Leoncio Pérez Martín，1913或1914——？），生于马德里。1934年在社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在社会党流亡机关内工作。——中译者注
[40] 萨尔瓦多·马丁内斯·达西（Salvador Martínez Dasi，1915年6月24日——1983年5月4日），当过会计。工总会员和瓦伦西亚社青团团员。内战期间担任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省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其机关报《前进报》经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在社青团流亡机关工作。1946年至1956年担任社青团总书记。1958年退出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41] 胡安·马丁·图恩迪多尔·洛佩斯（Juan Martín Tundidor López，1911年11月11日——2006年2月9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是马德里社会党人。幼年时随家人返回西班牙，在瓦伦西亚定居。1929年参加社会党，同年当选为瓦伦西亚社青团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与了平定瓦伦西亚叛乱的战斗。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二战后参加了重建社会党流亡机关的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2006年在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42] 曼努埃尔·莫利纳·科内赫洛（Manuel Molina Conejero，1900—1939），生于瓦伦西亚。10岁开始当机械工人。1918年进入《社会共和国》（República Social）编辑部工作。1927年在工总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书记。1933年担任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主席。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迫流亡法国。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年7月14日担任瓦伦西亚省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法西斯军队逮捕，同年11月25日遇害。——中译者注
[43] 弗兰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Francisco Cruz Salido，1898年9月10日——1940年11月9日），生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市（Jaén）。11岁丧父。少年时即在家乡报社工作。1931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社会主义者》编辑。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入狱，1936年2月获释。1936年6月当选为社会党全国执委会书记。内战期间曾担任多家社会党报纸的编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7月11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7月底被引渡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同年11月9日在马德里遇害。——中译者注
[44] 费利佩·普雷特尔·伊格雷西亚斯（Felipe Pretel Iglesias，？—1964），1931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39年4月担任工总执委会司库。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5] 艾德蒙多·多明格斯（Edmundo Domínguez）任副主席，罗德里格斯·贝加（Rodríguez Vega）任书记，普雷特尔任司库。他们的观点与德尔·巴约非常接近。——原注
[46]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Bernardo Giner de los Ríos，1888年1月31日——1970年8月22日），生于马拉加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建筑师。1936年至1939年曾在共和国政府内担任多个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60年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统秘书长。——中译者注
[47] 10月8日的《泰晤士报》对他的讲话做了如下评论：他“代表了人民阵线内部的一种反对派，如果命运允许的话，这个反对派愿意接掌政府。”他的表现证明了这个评论是完全正确的。——原注
[48] 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成立于1919年，通称阿姆斯特丹国际。它与第二国际关系密切。1945年解散，由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取代。——中译者注
[49] 莱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50] 何塞·迪亚斯·阿洛尔（José Díaz Alor，1889—1967），生于马德里。当过面包师。1917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0年退出，1930年重新加入。1931年至1934年当选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参加了社会党地下组织的活动。1941年3月被捕，1942年12月获释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67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51] 帕斯库瓦尔·托马斯·塔恩瓜（Pascual Tomás Taengua，1893年8月18日——1972年5月4日），生于瓦伦西亚。8岁开始当金属工人。14岁参加工总与瓦伦西亚社会主义者集团。1923年参与创建瓦伦西亚金属工会（Sindicato Metalúrgico de Valencia），1928年当选为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省委会委员。1931年当选为全国钢铁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Siderometalúrgica）书记，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37年10月任工总执行委员会副书记。1938年1月再次当选为工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39年3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总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4年至1967年担任社会党主席。1972年回国。1976年于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52]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无论是社会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完全站在内格林一边，反对卡巴耶洛；在国家干预下，卡巴耶洛失败了，茹奥的“裁决”给他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几个月后，万松·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1884—1966）试图劝说卡巴耶洛同内格林“和解”，但卡巴耶洛没有接受。——原注
[53] 军事情报局的首任局长应为安赫尔·迪亚斯·巴萨（Ángel Díaz Baza），他在不久后就被普鲁登西奥·萨亚古埃斯（Prudencio Sayagües）接替。——中译者注
[54] 关于这件事请参阅普里耶托的小册子《我离开国防部的经过与原因》（Como y por que sali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墨西哥城，Impresos y Papeles S. de R.L.，1940年）。乌里瓦里先是抱怨他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压力；后来他屈服于压力，绕开部长，直接与苏联专家联系。1938年5月初，他侵吞了一小部分被查抄充公的珠宝，逃往法国。西班牙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将他引渡回国，但法国政府没有同意。——原注
[55] 桑蒂亚戈·加尔塞斯·阿洛约（Santiago Garcés Arroyo，1915—？），生于马德里。少年时参加社青团与社会党。曾当过普里耶托的警卫员。1936年7月参加了刺杀卡尔沃·索特洛的行动。内战爆发后参加了边防部队，1938年4月7日担任军情局副局长，5月担任局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6] 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逐渐控制了国家政权，许多作者把这种情况，与内格林政府统治下的西班牙共和国作了对比。胡利安·戈尔金写了一篇文章，不过尚未发表，这篇文章叫《西班牙：“人民民主”的首次尝试》（L'Espagne, premier essai de démocratie populaire）。这种对比是含糊的，它曲解了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过程，而且往往带有成见；人民民主国家要么是群众运动的产物，要么是共产党控制下的革命的产物，或是在红军直接占领下成立的。
双方的相似之处确实很明显，但它们只有在那些毫无争议的、往往被忽略的方面，才具有相似性：
1、东欧国家先是在1945年经历了革命的涨潮。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掀起了成立“工人代表会”的浪潮（请参阅贝诺·萨雷尔[Benno Sarel]，《德国东部的工人阶级》[La classe ouvrière d'Allemagne orientale]，第17—49页；保尔·巴尔通（Paul Barton），《Prague a l'heure de Moscou》，第120页及其后。）；
2、然后，共产党往往会帮助重建社会民主党与民主共和派，与他们共建“全国阵线”，致力于摧毁工人代表会，重建国家政权，在此期间，共产党会牢牢抓住政治警察不放，同时尽量掌握军队（请参阅巴尔通，《Prague a l'heure de Moscou》；弗朗索瓦·菲特（François Fejtő），《人民民主国家史》（Histoire des Démocraties populaires），在第107页提到了拉科西对警察的控制）；
3、在这三个阶段中，只有第三阶段比较出名，在这一阶段，共产党会实行拉科西所谓的“切香肠”战术（“salami”tactic），逐步地甩脱不久之前的盟友。它先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PZPR]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等），然后它的机关就控制了合并后的党。它把盟友的人逐步争取过来，最后彻底控制了自己的盟友（它在西班牙先是利用普里耶托推翻了拉尔戈·卡巴耶洛，然后又利用内格林搞垮了普里耶托）。——原注
[57] 1937年年底，普里耶托试图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力，共产党便发动了一场要求举行大选的宣传运动，对普里耶托进行反击。——原注
[58] 工总旗下的列万特土地劳动者协会给农业部长乌里维起了个外号，叫“头号公敌”。——原注
[59]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艾瓜德尔设立了劳动委员会，它由31名委员组成，其中国家代表7人，雇主代表12人，工会代表12人。——原注
[60] 1938年8月11日，由于在加泰罗尼亚政策上与政府存在“严重分歧”，艾瓜德尔和伊鲁霍退出了政府。他们的职位分别由统社党党员茹塞普·莫伊什（Josep Moix，1898—1973）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行动（Acción Nacionalista Vasca）成员托马斯·毕尔巴鄂（Tomás Bilbao，1890—1954）接任。但他们在政府中无足轻重。——原注。
[61] 普通士兵的日薪原为7比塞塔，后增加到10比塞塔；少尉为25比塞塔，上尉为50比塞塔，中校为100比塞塔。——原注
[62] 只有集团军政委、师政委和旅政委得以保留。——原注
[63] 《一步接一步》，第189—191页。——原注
[64] 此处英文版为“1938年”，但法文版则为“1936年”，结合前面的内容，应该是“1936年”。——中译者注
[65] 米盖尔·毛拉·加马索（Miguel Maura Gamazo，1887年12月13日——1971年6月3日），生于马德里，父亲是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191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曾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后来逐步转向温和的共和主义立场。1930年7月14日与阿尔卡拉—萨莫拉共同建立右派自由共和党（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至10月担任内务部长。1936年为了躲避无政府主义民兵的追杀而逃到法国。1953年回国。1971年死于萨拉戈萨。——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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