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劳联内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统工党的革命反对派。一批反对民兵正规化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在巴塞罗那成立了“杜鲁蒂之友”集团(Agrupación de los Amigos de Durruti),并出版报纸《人民之友》(El Amigo del Pueblo)。他们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对内战与革命做了总结:“战争与革命的八个月过去了。我们对革命的退步深感痛心。……八个月前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员会、各种地区委员会和各支治安巡逻队,八个月后它们一个都不剩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观点与统工党和伊共青相同:“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在一九三七年春天,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全劳联与伊无联许多地方组织的赞同,各地的全劳联报纸上都出现了这种意见,就连全劳联巴塞罗那组织的《晚报》(La Noche)也发表了由“杜鲁蒂之友”的领军人物巴利乌斯[34]署名的文章[35]。
这个反对派有一个重大缺点,那就是它没有一位重要的西班牙领袖。桑蒂利安依然保持沉默。意大利人贝尔耐里[36][37]便成了这种革命观点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贝尔耐里在自己主办的意大利文报纸《阶级战争》(Guerra di Classe)上撰文反对“首先打败弗朗哥”的口号:“打赢战争是必要的;但是,要想打赢战争,就不能只依靠纯军事手段,而应该同政治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贝尔耐里是一个老资格的流亡者,他拥有比西班牙同志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厚的修养,他谴责了莫斯科审判,并看出了斯大林的总体政策同西共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西共是)西班牙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外籍军团。[38]”他责备自己在全劳联—伊无联里的朋友们“政治幼稚”,他警告他们:“诺斯克[39][40]的阴影正在逼近。……君主主义—天主教—正统派法西斯主义只是反革命的一部分。……要么通过革命战争战胜弗朗哥,要么就只有失败,这是唯一的抉择。”
执政联盟中的温和派越发焦躁不安。执政联盟原先就面临着各种势力要求暂停革命的外部压力,而在革命初期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小资产阶级,经过几个月之后,终于缓过神来,恨不得彻底抹去革命的每一丝痕迹的他们,也向执政联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列万特和加泰罗尼亚,农民有时会向集体化的支持者进行激烈的报复,并向强迫他们参加集体化的工会或工人民兵宣泄自己的怒气。工总旗下有一个组织,叫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GEPCI),它集中表达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巴斯克政府向革命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它派警察占领了《北方全劳联》(CNT del Norte)设在毕尔巴鄂的印刷厂,这家印刷厂是在七月革命期间被全劳联占领的;随后,共产党报纸《红色尤斯卡迪》(Euzkadi Roja)接管了这家印刷厂。全劳联会员手持武器进行反击,然后阿吉雷政府逮捕了当地全劳联的领导层。几天后,巴斯克政府在三月二十四日宣布将在整个巴斯克地区举行盛大的复活节庆典,并在耶稣受难日[49]那一天关闭所有的电影院。被激怒的革命派制定了联合的计划。共和派、社会党普里耶托派和共产党很清楚革命派的联合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他们觉得必须先下手为强,挫败统工党、全劳联与伊无联,从而一劳永逸地巩固共和国。
首先,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开始,全劳联民兵就控制了边境关口,但是,从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开始,内格林的边防部队开始接管边境:四月十七日,边防部队控制了普奇瑟尔达的边境,随后又控制了费盖拉斯的边境,最后控制了整个共和区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地带。全劳联民兵对进占的边防部队发起反击,而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赶忙派人前往当地调停,达成妥协。四月二十五日,工总领导人、统社党党员罗尔丹·科尔塔达[53]在莫林斯·德·雷(Molins de Rei)被暗杀。统社党对此反应激烈,将其归咎于“捣乱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特务”。全劳联正式谴责了这一事件,并要求组织调查,它认为调查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但是,罗尔丹·科尔塔达之死令人想起了革命后发生的“夜间处决”与报复。统社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它给罗尔丹·科尔塔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统社党从自己控制的警察和军队中抽调人员,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示威[54]。参加葬礼的统工党代表和全劳联代表发现,情况比他们原先预料的更为严峻:统社党通过这次葬礼,向他们炫耀自己的力量。次日,自治政府的警察在莫林斯·德·雷进行了报复:警察以涉嫌谋杀罗尔丹·科尔塔达为由,给当地的无政府主义领袖铐上手铐,押送巴塞罗那。在普奇瑟尔达,边防部队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交火:八名无政府主义者身亡,其中包括当地集体化的核心人物安东尼奥·马丁[55][56]。
五月六日,星期一,秩序几乎完全恢复了。孔帕尼斯宣布这次事件中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各方都在呼吁巴塞罗那工人群众保持冷静,统工党也支持这一呼吁,它宣称:“无产阶级已经对反革命取得了局部胜利。……工人们,回去工作吧。”新成立的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由一个共和派、全劳联会员巴雷里奥·马斯[67]和工总会员比迪耶利亚组成,但没有柯莫雷拉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68]。除了请求中央政府进行干预之外,孔帕尼斯的手段似乎都是正确的。被中央政府派往巴塞罗那平息局势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蒙蔡尼(假如他们可信的话)曾向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保证:只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向中央政府求助,中央政府就不会对加泰罗尼亚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就在五月五日,普里耶托已下令舰队出发,并于当天抵达了巴塞罗那港口。几小时后,孔帕尼斯向中央政府求助,在部长们的压力下,拉尔戈·卡巴耶洛决定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公共秩序与防务。曾担任过国民警卫队司令、现在又投靠了共产党的波萨斯将军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为了保卫法律与秩序,政府从哈拉马战线抽调了五千名突击警察,组成了一个摩托化纵队,派往加泰罗尼亚。可是——这件事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的混乱情况——这支刚刚恢复了加泰罗尼亚的秩序的警察部队,原本应该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惧,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托雷斯·伊格雷西亚斯(Torres Iglesias)中校,以前却是无政府主义民兵“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纵队的领导:一些突击警察进入巴塞罗那时,甚至还高呼“伊无联万岁!”(¡Viva la FAI!)
[5] 当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勒令解散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北非之星”(L’Etoile Nord-africaine,该党后来改组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后来又改组为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时,以巴斯蒂亚尼(Bastiani)为首的该党党员正在国际纵队中战斗。——原注 1926年,在法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1898—1974)为首的一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北非之星”,该党在1929年被法国殖民当局取缔,1933年重建,1936年参加了法国人民阵线,但在1937年1月却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1937年3月11日,该党党员另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arti du Peuple Algerien,PPA)。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再次遭到法国殖民当局镇压。1946年10月,该党部分党员建立了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Mouvement pour le Triomphe des Libertes Democratiques,MTLD)。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另一批党员决定采取武装斗争,他们在1947年建立了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关系比较松散的“特殊组织”(Organisation spéciale),“特殊组织”后来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道扬镳,在1954年与其它一些组织成立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并于同年发动武装起义,经过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62年赢得了彻底独立。——中译者注
[6]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贝尔耐里发表于1936年10月24日的《阶级战争》(Guerra di Classe)上的文章。——原注
[7] 格兰迪索·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Jalones de derrota:promesa de victoria],墨西哥城,工人斗争,1948年,第329页)曾特地提到了一个被派往西班牙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一位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达维·鲁塞[David Rousset]以前的一些朋友宣称,这个代表团团长就是达维·鲁塞,果真如此吗?)——原注
[15] 列昂·海奇斯(Leon Hajkis,1898—1937),俄文名为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海奇斯(Леонид Яковлевич Гайкис),生于华沙。1916年参加波兰社会党左派(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 – Lewica),1917年参加俄共(布),1919年参加红军,1921年进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37年2月19日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6月17日被召回国内,8月21日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16]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8页)记录了这次执委会会议的情况。他本人支持两党采取统一行动,但认为组织上的统一仍然为时过早。皮耶特洛·内尼(《西班牙战争》[La Guerre d”Espagne],巴黎,弗朗索瓦·马斯佩洛出版社[François Maspéro],第67页)记录了他在1937年3月3日同普里耶托的谈话,普里耶托在谈话中要求立即同共产党合并。——原注
[24] 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在七月革命后身负重伤,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根据他的记载(《斯大林主义的背叛》[La traición del stalinismo],第70—71页),共产党曾拉拢过他,准备推举他当陆军部长;他拒绝参加这个针对卡巴耶洛的阴谋,结果使他遭到了共产党的嫉恨。——原注
[25] 弗兰西斯科·马洛托·德尔·奥霍(Francisco Maroto del Ojo,1906年3月15日——1940年7月12日),生于格拉纳达。当过家具工人。安达卢西亚全劳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内战爆发后组建了“马洛托纵队”。1937年初被捕,同年5月1日获释,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军队逮捕,1940年遇害。——中译者注
[34] 扎乌姆·巴利乌斯·米尔(Jaume Balius i Mir,1904—1980),生于巴塞罗那。起初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1922年参加加泰罗尼亚行动,并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被迫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回国,并一度与工农同盟比较接近,但后来又疏远了工农同盟。此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932年参加全劳联,并参加了1933年1月和1934年10月的两次起义。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巴塞罗那的平叛战斗,并当选为记者工会副主席。1937年1月26日加入《晚报》编辑部工作。1937年3月15日参与创建“杜鲁蒂之友”集团,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被捕,不久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2] 菲德尔·米洛·索拉内斯(Fidel Miró i Solanes,1910—1998),生于塔拉戈纳省埃尔普拉德圣马里亚镇(El Pla de Santa Maria)一个农民家庭。14岁失去父母,移民古巴,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33年返回加泰罗尼亚,1934年参加全劳联,并参加了自青联。1936年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37年2月当选为自青联书记,同年6月当选为自青联半岛委员会总书记,9月与统社青签订协议,成立全国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后期参加了重建全劳联的工作。——中译者注
[43] 维雷瓦尔多·索拉诺·阿隆索(Wilebaldo Solano Alonso,1916年7月7日——2010年9月7日),生于布尔戈斯。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的青年组织。1935年9月当选为伊共青总书记,内战爆发后,代表伊共青参加了统工党执委会,1936年11月当选为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Revolutionary Youth Organizations)总书记。1937年2月同自青联一同创建革命青年阵线。1937月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协助重建统工党执委会,1938年4月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后流亡国外。1947年当选为统工党总书记。1953年至1981年为法新社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参加了统工党的重建工作。2010年在巴塞罗那逝世。——中译者注
[53] 罗尔丹·科尔塔达·多尔塞特(Roldán Cortada i Dolcet,?—1937),工会活动家。当过石匠,曾参加全劳联。1931年8月参加“三十人集团”,反对伊无联对全劳联的控制,退出了全劳联。1933年参加工总,成为工总旗下的建筑工会书记和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书记。1936年7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后,成为统社党巴塞罗那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25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58] 政府后来采取的措施,似乎可以证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是在得到内务部长、艾斯凯拉党员艾瓜德尔(Artemi Aiguader i Miró)的同意后才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共产党报刊给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找的各种借口:保障电话交换机的正常运行(《工人日报》,5月11日);夺回前一天被统工党和捣乱分子占领的电话交换机(《国际新闻通讯》,5月29日);或只是为了护送政府代表上任(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本人对媒体的声明)。——原注
[59] 戈尔金后来解释说:“当天晚上,在统工党执委会的倡议下,安德列乌·宁、佩德洛·波内特和我,与全劳联地区委员会全体委员、伊无联与自青联举行了会议。我们坦诚地介绍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我双方都没有让群众参加这次运动。这是群众在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挑衅时的自发反应……我们认为,你们应该跟我们一样明白:无论是对于革命,还是对于战争而言,目前都是一个无比关键的时刻。我们要么去领导这个运动,赋予运动明确而重大的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消灭内部的敌人,要么就会让运动陷于失败,士气大涨的敌人就会消灭我们所有人。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然后戈尔金发现无政府主义领袖们“低头不语,犹豫不决”,他便建议:“我们应该立即派代表团去瓦伦西亚,向拉尔戈·卡巴耶洛和他的部长们解释,告诉他们这个运动针对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针对斯大林派挑拨者。但我们没有成功。”戈尔金还说,无政府主义领袖们在驳回了统工党的建议后,还宣称他们在加泰罗尼亚政府里面有人,不用极端措施也能对付得了共产党(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伦敦,雅努斯出版公司[Janus Publishing Company],1999年,第2卷,第929—930页)。——中译者注
[60]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Carlos Hernández Zancajo,1902年11月4日——1979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当过司机。1918年参加工总和社青团。1924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8年当选为马德里城市运输工人总工会(Unión General de Obreros del Transporte Urbano de Madrid)副主席,1928年至1929年任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社青团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4] 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马特奥(Juan Manuel Molina Mateo,1901年8月4日——1984年9月20日),通称胡安内尔(Juanel),生于胡梅利亚(Jumella)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中期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流亡法国。1927年在伊无联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内战爆发后作为全劳联代表,参加了供应委员会,在五月事件发生时担任加泰罗尼亚军事部副委员。五月事件后曾任第10军和第11军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在法国参加了重建全劳联的工作,并于1946年2月潜入西班牙,同年4月被捕,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953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弗朗哥独裁政权倒台后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全劳联的重建工作。——中译者注
[65] 马克西莫·弗兰科·卡维洛(Máximo Franco Cavero,1913—1939),富家出身,当过理发师,参加过《土地与自由》和《维斯卡人民》(El Pueblo de Huesca)的编辑工作。共和国成立后曾参加过几次无政府主义起义。1934年9月被捕,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曾参加过“红与黑”(Roja y Negra)纵队。民兵正规化后曾任第127混成旅旅长、第71师师长。1939年4月1日,共和国覆灭后自杀。——中译者注
[81] 埃尔南德斯写道,当共产党籍的部长退席抗议后,普里耶托也随之退席,之后他还要求政府辞职。普里耶托指出(《西班牙战争的具体经过》[Entresij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布宜诺斯艾利斯,Bases,1954年,第52页):他只是警告了想“继续坚持下去”的卡巴耶洛,向卡巴耶洛“指出,如果不向阿萨尼亚总统提交自己的解释,他就不能这么做。”普里耶托在被赶出内格林政府之后,急于撇清自己过去同共产党的联系,所以他这番话可信度不高;内阁危机的发展及其结果,实际上表明:在推翻拉尔戈·卡巴耶洛这个问题上,普里耶托与共产党籍的部长们达成了协议,至少也是默契。——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