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十章 保卫马德里:“此路不通!”


· 马德里即将陷落
· 米亚哈将军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 十一月的战斗
· 空袭的恐怖
· 转折点
· 包围圈之战
· 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意义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坚守在托莱多医院里的最后一队全劳联民兵被消灭了,托莱多的最后一丝反抗被扑灭了。内战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首都保卫战开始了。在国民军将领看来,这将是最后一战:马德里的陷落标志着共和国的覆灭。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民兵会进行认真的抵抗。大部分外国观察家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外交界正在为首都的陷落做准备,在德国和意大利看来,攻克马德里,就会改变西班牙的法律地位,并使弗朗哥政府获得正式承认。

  叛军将领原先预计他们将在十月十二日,也就是奔牛节那一天开进马德里[1]。巴莱拉将军负责指挥进攻部队:他手下有两万名正规军士兵、摩尔兵和外籍军团雇佣军,他们嗜血好战、纪律严明而又充满自信,深信自己不会遭遇任何抵抗。起初一切进展顺利:进攻部队沿着塔霍河谷行进,在十月十日与从瓜达拉马山脉出发的达维拉[2]军会合。途中他们只遭到了由乌里瓦里和巴约率领的列万特民兵的一些骚扰,而这种游击行动是无法阻止现代化军队的前进的,要想阻止它前进,除了正面进攻别无他法。叛军在三天内推进了二十七千米;在十五日占领了查皮内里亚(Chapinería),在十八日占领了纳瓦尔卡尔内洛(Navalcarnero),又在二十一日攻占了伊列斯卡斯(Illescas);叛军就像一把钳子一样,牢牢地钳住了马德里。

马德里即将陷落


  弗尔克斯[3]在九月底向柏林发去了十分乐观的报告。马德里是守不住的。它没有粮食储备,没有防空措施,没有布置防线,甚至没有挖掘一条战壕。守卫马德里的民兵装备差,训练也差,更缺乏优秀的指挥员。马德里守军的确刚刚获得了第一批现代武器,那是苏联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物资,然而,这批武器却令人震惊地暴露出了民兵缺乏训练的缺点,有了现代武器就能扭转战局的观点,似乎也随之不攻自破。九月二十八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广播讲话中宣称:“我们拥有强大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我们有坦克,还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就在同一天,四十辆苏联坦克在空中支援下,突破了叛军的防线,可是步兵却未能及时跟上,共和军的首次反击便以失败收场。此外,马德里的军方首脑被艰难的形势给压垮了,他们似乎打算放任叛军攻占马德里。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的阿森西奥将军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他在十月二十四日被波萨斯将军接替,但波萨斯将军也不相信马德里能守得住。阿森西奥和波萨斯都劝政府尽快撤离首都。


  十一月初,莫拉将军重组了部队,着手为总攻进行准备;叛军总参谋部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沿着田园之家[4]和大学城进攻马德里,这样就能避开工人区,避免巴莱拉等人最担心的巷战。叛军将领在得知苏联正在给马德里提供支援的情报后,决定先发制人,趁马德里保卫者军心未定之时进攻。十一月四日,赫塔菲机场落入叛军之手;十一月六日,雅古埃纵队占领了卡拉万切尔(Carabanchel)和天使山[5]要塞。莫拉把未来的马德里市议会议员们召集到他的司令部,准备带着这些议员一起进入首都。布尔戈斯电台在十一月四日开办了一个叫《马德里的最后时刻》的节目。弗朗哥在十一月七日宣称:他将于次日在马德里参加弥撒;十一月八日,叛军抵达了曼萨纳雷斯河(Manzanares)上的塞戈维亚大桥和托莱多大桥。

  马德里眼看就要在数小时内陷落:在内阁会议上,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要求政府留在马德里,但拉尔戈·卡巴耶洛力排众议,决定将政府撤往瓦伦西亚。虽然在公开报道中,内阁是一致同意撤往瓦伦西亚的,但许多战士却把这种预防措施当作临阵脱逃[6]。在塔兰孔发生的冲突[7]令人哭笑不得,虽然无政府主义者缺乏纪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它仅是导致这次冲突的原因之一:全劳联民兵拦下政府车队,反映了马德里工人的普遍情绪:马德里工人比其它地方的工人更信任政府,更愿意接受政府的纪律,然而,在十一月九日,政府却当着他们的面溜走了,政府的军事专家消极地等待首都陷落,而没有全面发动群众保卫首都。在九月初,有两万多人自愿参加构筑防御工事,然而政府只录用了不到两千人。在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看来,首都保卫战仍未失败。枪毙全部部长的强烈愿望,与奋战至死的强烈意志共存。全劳联马德里分会提出的“没有政府的马德里万岁!”(“¡Viva Madrid sin gobierno!”)的口号,将这种非常普遍的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

米亚哈将军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撤离时,将保卫马德里的重任交给了米亚哈将军。从那时起,无数作家和目击者就在反复争论:政府为什么会把如此重任交给这个即将退役的将军,让他成了保卫马德里的英雄呢?米亚哈将军是正规军军官,在西蒙娜·泰里笔下,他“年约六十,体格肥胖,但充满活力”;他向来都不是积极的共和派:内战爆发前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军事同盟。马丁内斯·巴里奥在组建那届短命的妥协政府时,将他任命为陆军部长——这个选择意味深长——等到希拉尔政府成立时,没有继续让他担任陆军部长,反而让他自谋出路。他曾率领共和军收复了阿尔瓦塞特。然后又被贬到瓦伦西亚,忍受着何塞·贝内迪托中尉的轻慢;后来被调去指挥安达卢西亚战线,在那里又被自己的部下指控“怠工”,拉尔戈·卡巴耶洛便在十月二十四日把他调到了马德里[8]。有人声称政府之所以把保卫马德里的重任交给他,是因为受到了共产党的“威逼”或“怂恿”,然而无论政府的真实动机如何,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当时与共产党并无特殊关系。

  内阁在十一月六日决定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负责组织和管理守卫首都的部队,并下令由米亚哈将军担任守军的司令官[9],同时授权他作为政府代表,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是根据政府的命令成立的,它的主席是政府代表,它的委员是所有支持政府的政党与工会的代表,但它却不是单纯的顾问委员会,也不是政府的附庸。政府撤离后,首都事实上已经被那些一心求战的人掌握,在这个时候领导首都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自然就成为了真正的革命政府,它的言论和行动名副其实。

  它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它的人选上。米亚哈将军起初似乎想找总政治委员部的人帮忙,毕竟所有政党都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但是最著名的人已经跟着政府撤出了马德里。因此,他没有人可以依靠。他身为职业军人的气质和眼光,他对组织性、纪律性与效率的信任,自然使他寻求第五团的支持,而米赫也马上把第五团交给他使用,并让共产党书记切卡[10]担任联络员。十一月七日晚上,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立了:它的委员都很年轻,几乎全都不满三十岁,因此被戏称为“米亚哈的娃娃兵”。共产党通过自己以及工总和统社青的代表控制着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最重要的职位都被他们占了[11]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了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与苏联的事务。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在马德里保卫战之后,就再也没有表现出如此高涨的战斗激情,苏联的援助力度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达到了顶点,此后就再也没有如此大力地支援共和国。

  由苏联提供的、或是由苏联的代理人购买的物资早在十月就运抵了马德里,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一批又一批的物资不断运来。马德里的保卫者很快就有了步枪、手榴弹、机枪、坦克、野战炮和弹药。一支现代军队就这样在实战中建立 、在首都周边成长起来了。它的军事领袖熟知一切现代技术,远胜于忠于共和国的少数军官。罗森贝格上任之初,就带来了一批军官,协助创建第五团。十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批苏联军官也抵达了西班牙,他们的人数要比第一批多得多;虽然人们只知道他们的化名,但他们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米亚哈和罗霍,这点是众所公认的。“桑乔”[12]负责总参谋部,并成为了保卫战的实际组织者。“帕布洛”[13]负责指挥装甲部队,“道格拉斯”[14]负责指挥空军,他指挥的这支空军就跟安德列·马尔罗笔下的英雄中队一样厉害[15]。最后还有米哈伊尔·科尔佐夫,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军事人才,同时又是一位真正的政治领袖,他在西班牙的正式身份是《真理报》特约记者,这使他能够直接联系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16]。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外国共产党员也担任了重要的军事职务: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之外,还应该专门介绍一下米盖尔·马丁内斯(Miguel Martínez),他是马德里集团军政治委员部主任[17]

  当马德里保卫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国际纵队抵达了前线:据科洛德尼[18]的记载,国际纵队第XI(十一)旅[19]的三千五百名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格兰大道(Gran Vía)开进了马德里,一路上群众向他们欢呼“俄国人万岁!”(¡Vivan los Rusos!);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国际纵队第XI旅和第XII(十二)旅的八千五百名战士参加了首都周边的战斗。一批优秀的将领也随国际纵队来到了西班牙,其中最出名的是克雷贝尔将军[20],他的名气盖过了米亚哈、卢卡奇[21]和汉斯[22]。这批部队是先头部队,到了十一月八日晚上,他们已经按照一个国际纵队战士对五个西班牙人的比例,部署到了田园之家的阵地上:他们以身作则,教西班牙人如何操作武器和利用掩体。更重要的是,国际纵队的外国志愿者往往经历过多年的艰苦斗争,经历过罢工、街头武斗、地下工作、坐牢、酷刑、苦役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科洛德尼认为台尔曼[23]旅和埃德加·安德列[24][25]的德国人都是坚不可摧的人[26]。总之,革命热情、献身精神与铁一般的纪律,把他们锻造成了一支无可替代、名声显赫的突击队,他们光荣的战斗,不仅对他们自己意义重大,也给西班牙同志树立了榜样。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当苏联军事顾问与欧洲各国革命者抵达马德里时,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使全城沉浸在史诗般的气氛中。共产党贴出的大幅海报宣称:“要像保卫彼得格勒一样保卫马德里”。罗森贝格带来了《喀良施塔德的水兵》、《恰巴耶夫》、《战舰“波将金”号》等电影,在马德里所有电影院上映,引得马德里市民蜂拥观看,看了这些电影后,他们觉得自己与俄国革命的传统紧密相连,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复活这种传统。“热情之花”穿着黑衣,宛如工人革命的化身,组织马德里妇女进行了盛大的游行,令在场的所有观察者无不为之动容,她不断地用西班牙语呼喊着简短而英勇的口号:“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宁做英雄的寡妇,不当懦夫的老婆”。为了守住马德里,必须激励它的保卫者踊跃行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它才根本不谈共和国的法制,或遵守法律与秩序、保护财产。它立刻向马德里工人呼吁:要给他们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增添光彩[27]

  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全劳联与统工党的活动家在其它地方、在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所提倡的方法,被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采纳了:把人民武装起来;让各委员会掌握大权;让群众自由行动;实行简化的革命审判。十一月九日,各工会组织的工人纵队开赴前线,他们没有武装,等到了前线后再领取阵亡者和负伤者的武器。人民俱乐部和自由派的文艺社[28]成了征兵站;在可能遭到叛军进攻的街区,每一条街道上都筑起了街垒。科洛德尼写道:“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链,源源不绝地把马德里的砖石递给建筑工人,他们用这些材料筑起了象征性的城墙,虽然这在军事上毫无用处,却在心理上产生了坚不可摧的感觉,他们用这些城墙来迎击……巴莱拉的进攻。”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社区委员会、房屋委员会和街区委员会立即接管了组织防御、防空观测、监视可疑人物的任务。第五团亲自号召市民成立这些委员会,西共马德里组织没有一个人敢批评这些委员会是非法组织[29]。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倡议下,各种专门的委员会也自发地成立了:有粮食供应委员会、通讯委员会与弹药委员会;有负责做饭洗衣的妇女委员会。如果有人遭到共和国警察之外的其他人的搜查和逮捕,也没人会抱怨这是非法的或未经授权的。突击警察与国民卫队遭到了迅速而严厉的整肃;在几天里就有一百多名国民卫队队员遭到逮捕。前几个月里成立的警察部队大多已被调往瓦伦西亚。加西亚·阿塔德利和他的助手已经潜逃出国[30]。由佩德洛·切卡领导的第五团治安卫队和由爱德华多·巴尔的同志、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加多[31]领导的陆军部特别处负责搜查、逮捕和处决。据科尔佐夫记载,米盖尔·马丁内斯在十一月六日下令,将关押在模范监狱里的最重要的叛军俘虏疏散到其它地方。就在同一天,本应被疏散的六百名俘虏却在阿格兰达(Agranda)大道上被枪毙了。据加林德斯[32]记载,两天后又有四百名俘虏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在桑蒂亚戈·卡里略和他的副手卡索尔拉[33]的许可下,不经审判的处决多次发生。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虽然顾忌外交上的影响,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它到外国使馆里逮捕支持弗朗哥的难民和为弗朗哥工作的特务[34]。无论这些措施会招来什么样的看法,它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第五纵队[35]未能发挥叛军头目期待的作用。

十一月的战斗


  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米亚哈的军队获得了幸运的眷顾。十一月九日,在一辆叛军坦克上,民兵从一具军官的尸体上搜出了一份文件,经鉴定,这份文件就是《第十五号作战命令》的副本——也就是说,这是巴莱拉为十一月七日的总攻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罗霍中校把胜利赌在这份文件上,他赌赢了。他推测十一月七日的总攻因故推迟了,而缴获的这份文件表明国民军刚刚发动进攻。共和军领导人原先预计叛军的主攻方向是巴列卡斯(Vallecas),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调整好了部署,准备在田园之家和大学城两个方向上迎击叛军的主攻。十一月八日,两个摩洛哥营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向模范监狱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口被堵上了。当天晚上,国际纵队第XI旅进入了阵地:东布洛夫斯基[36]营驻守在比利亚维尔德(Villaverde);埃德加·安德列营驻守在大学城;巴黎公社营驻守在田园之家。最关键的田园之家—大学城地带由克雷贝尔将军指挥。巴莱拉的攻势未能取得突破。当天夜里,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召开大会,纪念十月革命:群众齐声高呼由“热情之花”推广的口号:“此路不通!”(¡No pasarán!)援军在当天夜里开始向马德里进发。但在十一月九日早上,只有从瓜达拉马山脉出发的“农夫”营[37]抵达了马德里。巴莱拉的部队在托莱多大桥和公主桥(El puente de la Princesa)加强了攻势。苏联飞机摧毁了一个意大利装甲车队。埃德加·安德列营损失惨重,虽然它守住了大学城,但是,已经攻入田园之家的摩洛哥部队正向北面推进,对它构成了威胁。克雷贝尔大胆地把部署在前线的国际纵队第XI旅全部撤回,让他们装上刺刀,在田园之家向巴莱拉的摩尔兵发起决死的反击,经过彻夜奋战,击退了摩尔兵。国际纵队歼灭了田园之家的敌军,但他们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战斗的中心现已转移到了下卡拉万切尔(Carabanchel Bajo),那里由“农夫”的游击队员防守,他们正在同摩尔兵争夺每一栋房屋。米亚哈和罗霍利用这一时机,将来自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的四万援军派上前线,部署在尚未被突破的十六千米长的防线上,并构筑了一个由工事和堑壕组成的复杂的防御网。十一月十二日,共和军总参谋部向天使山发动反攻。这次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前线的压力。

  十一月十四日,由三千五百人组成的杜鲁蒂纵队从阿拉贡战线赶赴马德里,赢得了马德里市民的热烈欢迎。杜鲁蒂要求把自己的纵队派到最危险的地段。他的纵队被调到了大学城对面的田园之家。总参谋部把一位化名“桑蒂”(Santi)的苏联军官派给他,担任顾问。马德里的战斗与加泰罗尼亚的战斗完全不同,起初这让加泰罗尼亚民兵非常吃惊,但他们打得很英勇,但他们的领袖却觉得还不够英勇,他曾多次斥责他们不够大胆。

  十一月十五日,叛军向他据守的地段发起了主攻:叛军用野战炮和迫击炮压制了曼萨纳雷斯河岸上的共和军阵地,雅古埃纵队趁机向共和军阵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进攻;与此同时,秃鹰军团[38]的德国轰炸机正在对大学城和城西公园(Parque del Oeste)狂轰滥炸。下午晚些时分,阿森西奥[39]纵队设法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在大学城内占领了一处阵地,国际纵队第XI旅立刻发起了反击。每一栋楼房、每一层楼层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路易·德拉普雷写道:“他们在几乎伸手可及的距离上互相射击,在每一层楼梯上厮杀……在一些房子里,叛军占领了一楼,而政府军在二楼据守……他们通过烟囱相互叫骂。[40]

  在临床医院,民兵在货运电梯里塞满手榴弹,再用电梯把手榴弹送往一楼,轰炸那里的摩尔兵。阿斯图里亚斯爆破手四处投掷他们那种致命的小炸弹,所到之处人仰马翻,尸横遍野。从十七日到二十日,叛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取得了一点进展。十一月二十一日,杜鲁蒂在大学城牺牲了[41],在他的纵队里,有一些人对他深怀不满,因为他不断驱使他们投入危险的战斗,并在这种极端危险的环境中要求他们服从纪律,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些人之一枪杀的。杜鲁蒂的葬礼,成了展现各反法西斯组织团结一致的盛大示威。大学城的防线几乎巍然不动;就在杜鲁蒂牺牲的那一天,国际纵队第XI旅在克雷贝尔和汉斯率领下,在大学城发动了反攻,并赢得了胜利。次日,国际纵队第XII旅在边防部队的支援下,在赛马场北边发起反攻,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地夺回失地。十一月月底,当它终于完成这个任务后,它从前线撤下休整:它已经损失了一半兵力。

  但是,奇迹发生了。马德里没有陷落。狂热分子和宣传家一再宣称,马德里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场”,现在看来,这似乎要成真了。

空袭的恐怖


  叛军将领根本没有料到马德里的抵抗会如此顽强,他们失去了耐心。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迅速赢得胜利。弗朗哥曾宣称不会轰炸平民,但他最终决定,用他的空军司令的话来说,“试图通过空袭瓦解平民的士气”[42]。据他估计,战乱和物资短缺(无论领取什么食物,都要排上很长的队),已经严重挫伤了马德里的士气,只要再丢下一点炸弹,就能彻底打垮马德里的斗志。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和三十日,叛军的空军进行了首批空袭。不过,真正的空袭直到十一月四日才开始。仅在十一月八日晚上至九日早上,就有三百五十人被炸死。在十一月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多处房屋被烧毁;十一月十五日,库瓦特洛·卡米诺斯医院遭到轰炸。十一月十六日,叛军的空军开始“有计划地屠杀平民”[43]。据科洛德尼记载,有五千名平民在夜间空袭中丧生。在空袭警报结束时,全城似乎都陷入了火海:德拉普雷在十一月十七日写道:“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我们每一脚都踏着血泊,每一次呼吸都能闻到火焰的味道。[44]”整个十一月里,空袭都在不断进行。马德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燃烧。国民军的飞机在完成轰炸任务后,又飞下来用机枪扫射消防员。第五纵队的特务趁乱枪杀民兵、投掷手榴弹,企图以此协助轰炸。在马德里的废墟上,在布满弹坑的街道上,三十万人四处奔逃,寻找避难所。马德里平时有一百万居民,现在又增加了五十万难民。几百栋楼房被炸毁,无数人无家可归,这些憔悴、绝望的可怜人在街头游荡;母亲在呼唤自己的孩子;筋疲力尽的老人带着一点可怜的家当,在街头徘徊。全城的避难所仅能容纳十万人,只藏得下马德里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谣传弗朗哥曾声称不会轰炸萨拉曼卡区。尽管最多只能容纳二万人的萨拉曼卡区早已人满为患,市民却还是纷纷涌入那里,在小巷里住了下来。《巴黎晚报》记者路易·德拉普雷不露声色地表达了二十世纪的人类在目睹如此惨剧时产生的强烈憎恶,这在当时是空前的:

  死亡以堑壕里的士兵为食。
  我得说,我不过是个小人物;
  然而,请让我说出自己的想法。
  耶稣基督说过:“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45]”在目睹了马德里的无辜平民惨遭屠杀后,我认为,我们应该这么说:“不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46]

  日复一日的屠杀折磨着马德里市民的神经,却打不垮他们的斗志。国民军的战略家蔑视群众,导致他们犯下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滔天大罪,巴斯克天主教徒加林德斯对他们的误算做出了庄严的判决,他在判决结尾写道:“敌人没能进城。他们唯一的成果,就是激起了那些此前一直无动于衷的人的仇恨,犯下了远超契卡的屠杀的恶行,跟他们相比,就连契卡都算是好的。[47]

转折点


  九月末,马德里处于一种热烈的混沌状态,而到了十月,德拉普雷发现这座城市“冷静下来了,几乎是沉默的,坚定的决心使它变得紧张起来。”在恐怖的十一月里,马德里只要没有遭到空袭,就变成了一座梦魇般的都市:日落之后完全看不到一丝光线,灰色的人影彼此交叠,汽车不开车灯,在布满弹坑的街道上行驶,唯一的生命迹象是汽车的喇叭声,它听起来既像炮声,又像有人在很近的距离开枪的声音。死亡时刻萦绕在市民心头,他们紧绷着神经,无时无刻不在焦急地注视着天空,准备在第一声警报响起时躲进避难所,并毫无哀悼之情地埋葬空袭的受害者;只要街区委员会或房屋委员会向他们请求,他们就会站出来站岗放哨,跟踪间谍,或乘着地铁前往前线。叛军重重包围了马德里,准备把它扼死,在这黑暗的时期,英雄时期的火焰逐渐熄灭了。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美国作家科洛德尼的话,他对十二月以后的形势做出了非凡的分析:“在红军将领的指挥下,马德里的战争改变了形式,它原先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战争,现在变成了由总参谋部的技术专家领导的战争。在头几个星期里,马德里是一座欢腾雀跃的城市,它在包围中变得阴郁、单调了,寒冷与饥饿仍没有放过它,楼房在空袭中化为废墟,平民在空袭中被炸死,已经成为再熟悉不过的平凡景象。英雄时期已经变成了传说与历史:在致命的危险面前,所有人万众一心,共同奋战,然而当敌人正在挖掘防御工事时,这种危险似乎就消失了。[48]

  在十一月里,各工人政党暂时停止了相互攻击。在街区委员会和房屋委员会里,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毫无保留地进行合作。无政府主义者向国际纵队的共产主义者欢呼致敬,共产党人也以同样的热情向杜鲁蒂纵队欢呼致敬。在战斗中,所有的民兵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统工党的纵队跟其它纵队一样,获得了武器和弹药,守住了分给它的阵地。到了十一月月底,这种良好的关系开始变质。在关键时期成立的各种人民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曾得到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承认,然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现在却不再承认它们了。共产党的各个支部、小组、区委会的书记开始致力于解散各类委员会,迫使它们放弃自己的革命主动性,让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掌握一切事务。全劳联的部队又同共产党的武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十二月十二日[49],米亚哈和共产党委员促使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做出决定,立即将所有民兵部队正规化。十二月二十四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颁布法令,命令后方民兵将它们从马德里保卫战开始时接管的一切治安、保卫和监督职能转交其它部门。这道法令禁止了在首都携带步枪。治安职能转交给了由总参谋部和保安警察总监领导的保安警察与突击警察的专门机构。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劳联民兵借口检查粮食供应委员帕布洛·雅古埃[50]的车子,把他打成重伤。共产党、社会党与共和派的报刊对此发表了愤怒的声明。全劳联的报纸《全劳联报》(CNT)想对此发表解释,却因新闻审查而不能出版,但行凶者在被捕后,却被人民法庭宣判无罪。全劳联的报纸又指责共产党,说共产党为了报复,在马德里郊区枪杀了三名全劳联会员。

  但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主要目标,却是在马德里力量较弱的统工党。在正规化之后,统工党的民兵就得不到薪饷、武器和弹药;巴尔德里斯和他的战士没有办法,只能参加了全劳联的民兵。统工党的报纸连遭打击:它的周报《统工党》(POUM)和日报《红色战士》(El Combatiente Rojo)先后被停刊。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不许马德里伊共青(统工党的青年组织)出版它的周报《火炬》(La Antorcha);而在前线担任连长的马德里伊共青书记赫苏斯·布兰科(Jesús Blanco)刚刚牺牲,年仅二十一岁。统工党的办公室、广播电台、总部以及它的红十字会的总部都被查封了,统工党和伊共青实际上已被禁止活动。眼前的危险刚刚过去,报复就马上开始了:《真理报》的威胁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形势已经到了转折点。

  军事形势也已经到了转折点。诚然,叛乱头目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弗尔克斯认为,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叛军的高层仍在低估攻占马德里的困难。弗朗哥依然在全力进攻这个至关重要的地方,然而,如果说共和军在当时只在一个地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那这个地方非马德里莫属。他这么做的原因,肯定是因为马德里保卫战已经成了举世皆知的共和国的抵抗的象征。这是一场豪赌:用弗朗哥的话来说,粉碎了马德里的抵抗,整个西班牙就会跪地乞降。

  然而,直到此时,叛军的方法和兵力都不足以突破马德里的防线。十一月的失败表明叛军几乎无法从正面粉碎马德里的抵抗。在巷战中,在士气高昂、积极主动的工人民兵面前,国民军的物质优势与战略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因此,国民军改变了目标,把战斗转移到了对自己更有利的开阔地上:在开阔的乡村,它能够重新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足够宽广的战线可以使它部署坦克,并进行大范围的战略机动。

包围圈之战


  于是,叛军改变了思路,不再强攻马德里,转而从侧翼包围它,企图迫使它投降。意大利和德国提供的物资,足以使它完成这个作战。此时,马德里战线上的叛军拥有六万名装备齐全的士兵。

  叛军把西北地带选作首次进攻的目标,十一月二十九日,叛军在波苏埃洛(Pozuelo)发动了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消除北方突出部,切断马德里守军同瓜达拉马山脉的联系,断绝首都的水电供应。第一天,由弗兰西斯科·加兰指挥的第十三旅防守的共和军防线被叛军突破了,但是,共和军先是投入了苏联坦克,然后又用飞机赶走了斯图卡轰炸机,恢复了防线。随后,奥尔加斯接管了国民军的指挥权,并大批投入了预备队,国民军在喘息之后又发起了进攻:国际纵队第XII旅在波苏埃洛顶住了摩洛哥部队的进攻;罗霍指挥共和军向加拉维塔斯山(Cerro Garabitas)发动反攻,却遭到了伪装巧妙的重型火炮的炮击,因而未能成功。战局暂时平静下来。由于严寒导致的通讯不畅,战局到了十二月十六日才重新活跃起来:巴尔塞洛上校的部队遭到一万七千名叛军的进攻,被击溃后不得不撤至波亚迪利亚·德尔·蒙特(Boadilla del Monte)。此时,又是苏联坦克和国际纵队第XI旅的东布洛夫斯基营阻止了叛军的攻势。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国际纵队损失惨重,但他们也让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迫使奥尔加斯取消了进攻。

  一月的战斗仍然发生在同一地段,但天气条件更加恶劣,以至于科洛德尼称其为“雾中之战”。德国将军为叛军调拨的援军抵达后,叛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再次发起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推进至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Villanueva del Pardillo)、拉斯·罗萨斯(Las Rozas)和马哈达翁达(Majadahonda)一线。跟前两次进攻一样,这次进攻起初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叛军攻占了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不过,国际纵队把守着最关键的阵地:巴黎公社营守在波苏埃拉,正对着叛军的右翼;埃德加·安德列营与台尔曼营守在拉斯·罗萨斯东面。一月五日,奥尔加斯的大部队突破了曼萨纳雷斯河西岸的防线,沿着这个突破口,叛军的飞机、坦克、轻型火炮和步兵以及第二批坦克大举向东推进。共和军总参谋部把生力军集中在艾尔·帕尔多(El Pardo),由利斯特尔少校指挥,并派出了国际纵队第XIII(十三)[51]旅和第XIV(十四)旅。在四十八小时里,共和军被叛军逼得步步后撤。一月十日,国际纵队第XIII 旅和第XIV旅向马哈达翁达与拉斯·罗萨斯发动反攻。米盖尔·马丁内斯和帕夫洛夫接管了这一地段的指挥权: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奥尔加斯放弃了:他推进了二十千米,却损失了一万五千人。米亚哈的损失大致相当,其中三分之一是国际纵队的战士。由于兵力消耗殆尽,加上缺乏预备队,叛军不得不再次停止进攻。

  哈拉马(Jarama)战役持续了整个二月。叛军的短期作战目标是抵达并渡过哈拉马河,长期目标是在马德里东南部建立一条宽广的战线,切断马德里同瓦伦西亚的联系。由于连降暴雨,叛军迟至二月六日才发动进攻。国民军攻占了拉·马拉尼奥萨(La Marañosa)的小城堡,从那里可以用野战炮封锁通往瓦伦西亚的铁路。共和军的防线岌岌可危。连日的大雨拖慢了国民军的推进速度,安德列·马尔蒂[52]营也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他们遭到了来自拉·马拉尼奥萨的猛烈炮击,以及摩洛哥骑兵的多次冲锋,几乎全军覆没;但国民军还是在二月十日渡过了哈拉马河。二月十一日,国民军攻抵阿尔甘达·德尔·雷(Arganda del Rey),截断了通往瓦伦西亚的道路。国际纵队损失惨重,而原定的西班牙援军却迟迟不来。但是,二月十四日成了叛军的“哈拉马惨剧”:就在这一天,国际纵队第XI旅、第XII旅[53],第XV(十五)旅的残部,刚刚抵达的第XIV旅,利斯特尔的第十一师和由帕夫洛夫指挥的一个坦克营发动了反击。二月十五日,米亚哈和罗霍重组了部队,把国际纵队各旅,利斯特尔、古埃梅斯[54]和鲁维尔特[55]的部队,同瓦尔特[56]师和加尔[57]师一同整编为第三军;二月十七日,他们发动了进攻,但遭到了秃鹰军团的猛烈轰炸,被迫撤退[58]。二月二十七日,加尔将军在既无火炮也无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贸然向平加隆(Pingarrón)发动进攻,结果亚伯拉罕·林肯营的美国人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七旅[59]的无政府主义者暴露在机枪火力下,损失惨重。前线再次陷入了僵局。双方都开始掘壕固守。

  马德里和瓦伦西亚之间的道路守住了,但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在这次战役中丧生。马德里守军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却未能消灭哈拉马河上的叛军桥头堡,而南方战线和东南战线延伸过长,兵力严重不足。迄今为止,马德里北部一直都比较平静,弗朗哥打算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包围马德里的尝试。他打算依靠刚刚攻占马拉加的意大利干涉军来实现这个计划,而“领袖”[60]也希望自己的手下能赢得一场辉煌的胜利。

  意大利干涉军在二月底抵达,此前他们只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墨索里尼肯定向弗朗哥施加了压力,要求他让意大利干涉军参加一场关键战役。二月后,国民军总参谋部为了向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一线发动进攻,集结了五万人的兵力。国民军战线的左翼由罗亚塔[61]将军指挥,目标是瓜达拉哈拉,他手下有四个意大利师,每师有五千二百人;两个意大利—德国混合轻步兵旅;四个摩托化机枪连;二百五十辆坦克、一百八十门野战炮与数量可观的各类装备。三月三日,曼奇尼[62]将军向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宣读了命令: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63]对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这次胜利将会“终结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的一切计划,并为西班牙人民开创一个力量与社会公正的新时代。[64]

  三月八日早上,在三小时的炮火准备后,柯皮[65]将军的坦克带头发起了进攻。三月九日,他们攻占了距离瓜达拉哈拉四十千米的阿尔马德洛内斯(Almadrones)。形势万分危急。罗霍将军调集守军,将利斯特尔师、梅拉师、卡雷的国际纵队第XI旅、卢卡奇的国际纵队第XII旅、加里巴尔迪[66]营和“农夫”旅集中在瓜达拉哈拉。战役沿着两条道路,即马德里—托里哈(Torija)—萨拉戈萨公路和托里哈—布里维加(Brihuega)公路进行。三月九日晚,柯皮将军攻占了布里维加。三月十日至十三日,他继续推进,并投入了所有的意大利师。加里巴尔迪营向布里维加进发,并在途中遭遇了柯皮的部队。在政治委员部里,加洛[67]、内尼[68]、尼科雷蒂[69]、维达利少校,以及国际纵队意大利营的政治领导人已经针对意大利志愿军[70]的同胞,制定了一整套宣传方案。在整条战线上,飞机撒下的传单和扩音器里的喊话,打击着曼奇尼的士兵的斗志:“兄弟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到异国的土地上屠杀工人呢?墨索里尼许诺给你们土地,可你们在这里只能得到坟墓。他许诺给你们光荣,可你们只能得到死亡。[71]”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在成长过程中饱受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毒害,又受到了国民运动的口号的进一步毒害,他们本是作为趾高气昂的征服者来到西班牙的,但加里巴尔迪营的革命者却用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和国际团结来教育他们,于是他们便纷纷开小差、参加共和军,甚至还向自己的军官——意大利工人与西班牙工人共同的敌人——造反。恶劣的天气妨碍了军事行动。降雪开始了。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开始跌落:意大利战俘和逃兵正在劝说自己的战友,告诉他们自己获得的热情款待,号召他们过来投诚。加里巴尔迪营的巡逻队悄悄穿过树丛,他们向自己的同胞扔去的不是手榴弹,而是包在石头上的传单。曼奇尼将军越发焦躁不安,他把前线的一些部队撤了回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利斯特尔攻占了特里惠克(Trijueque):意大利干涉军的后卫部队纷纷投降。加里巴尔迪营在卢卡奇指挥下,包围了伊瓦拉(Ibarra)要塞。他们一边用扩音器播放意大利共产主义歌曲《红旗》(Bandiera Rossa),一边向守军示好,劝说守军投降;与此同时,四辆坦克和一批爆破手发动了进攻。城堡守军投降了,通往布里维加的道路打通了。从三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帕夫洛夫的坦克和共和军的步兵打得曼奇尼难以招架。他十分担心自己的士兵的士气,并给自己的军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提醒士兵:企图阻挡法西斯党在意大利夺权的敌人都被粉碎了,他们今天面对的敌人也一样会被消灭。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六十六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上校率领八十架飞机对叛军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随后第五军发动了进攻。曼奇尼要求派出摩洛哥部队增援自己。利斯特尔和梅拉随即在两翼发动了进攻:在西边的是梅拉师和国际纵队第XII旅;在东边的是利斯特尔师,打头阵的是卡雷指挥的埃德加·安德列营和台尔曼营;他们同时突破了意军防线。“农夫”旅开进了布里维加。“黑衫队”[72]闻讯惊慌失措,向西古恩萨蜂拥逃窜,丢下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共和军拼命追击,直到他们极为有限的储备用完才停止。加里巴尔迪营的战士围着几千名意大利战俘,对他们进行教育,政治委员也向他们发表了演讲。三月十八日,在法西斯统治下长大的这几千名意大利青年惊讶地发现,以前被他们视如洪水猛兽的“赤匪”,居然把自己所剩无几的口粮分给他们,并对他们说:“请听我们说:我们不会为了自己所遭到的侵略而报复你们,而要向你们展示天下大同的兄弟情谊。[73]”意大利俘虏们的征服梦破灭了,一种新的情感在他们心中萌生了。

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意义


  美国记者赫伯特·马修斯[74]写道:“在我看来,自从欧洲大战之后,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意军在瓜达拉哈拉战线上的失败。无论内战的结局如何,布里维加之于法西斯主义,就如白伦[75]之于拿破仑帝国主义。[76]

  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人民军既能像现代军队一样作战,又能利用革命的方法,在敌人中间传播失败主义,最后战胜了训练和装备都比自己强的敌军,这一胜利,证明了几个月之前就有人提出的大胆预测:“马德里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场。”这是无产阶级首次战胜法西斯军队。在国际纵队与西班牙的战士们看来,黑衫队的溃逃与意大利干涉军的溃退,预示着所有法西斯政权的下场。自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上台以来,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首次复仇。

  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但也是一次政治性的胜利——阶级敌人的军队被打败了。科尔佐夫在报道中,称赞这是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看来也确实如此。然而,这却是最后一次胜利。西班牙发生了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然后革命战争就被内战吞没了:为了赢得内战,革命献出了全部的热情,然而,内战却终结了革命。



[1] 奔牛节是为了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而设立的节日。——原注
[2] 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Fidel Dávila Arrondo,1878年4月24日——1962年3月22日),生于巴塞罗那。189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曾参加美西战争和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退役,并开始参加右翼军人的阴谋。1936年7月18日在布尔戈斯发动叛乱。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任国家技术委员会(Junta Técnica del Estado)主席,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国防部长,1945年7月至1951年7月任陆军部长。——中译者注

[3] 汉斯·赫尔曼·弗尔克斯(Hans Hermann Voelckers),时任纳粹德国驻国统区临时代办。——中译者注

[4] 田园之家(Casa de Campo)位于马德里市中心以西,以前曾是皇家狩猎场。——中译者注

[5] 天使山(Cerro de Los Angeles)是赫塔菲的一座著名山丘,在马德里以南约10千米的地方,这里被认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何中心,也是当地著名景点之一。——中译者注

[6] 卡巴耶洛的理由是:政府有遭到突袭的危险:一旦政府被叛军俘获,会造成巨大的危机;部长们应当领导全国,而在被包围的首都里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注

[7]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九章。——原注

[8] 卡巴耶洛在10月24日还做出了下列任命:阿森西奥将军担任陆军部副部长;波萨斯将军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米亚哈将军担任马德里集团军司令。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我的回忆》(Mis recuerdos,墨西哥城,联合出版社[Ediciones Alianza],1954年)一书中指出,为了避免米亚哈遭到私刑处决,他才把米亚哈调来马德里,让他担任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但是,他为什么要把保卫马德里的任务交给一个他并不信任的高级军官,其原因依然是个谜。——原注

[9] 米亚哈的传记作者洛佩斯·费尔南德斯(López Fernández)、科尔佐夫以及后来的科洛德尼(Colodny)均声称,阿森西奥将军犯的一个错误,意外地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阿森西奥给米亚哈和波萨斯两人留下了几封信,里面装有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命令,让他们到最后一刻方能拆阅;但是阿森西奥却装错了信封。根据这几位传记作者的记载,米亚哈未到指定时间就拆开了信封,及时发现并纠正了错误,避免了一场灾难。——原注

[10] 佩德洛·费尔南德斯·切卡(Pedro Fernández Checa,1910—1942),生于瓦伦西亚,当过绘图员。1931年参加西共,1932年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1935年担任西共组织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11]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书记弗拉德名义上是社会党人,但被巴雷亚与科尔佐夫当成共产党人。在11月9日,委员会里有三名共产党人:米赫代表共产党,卡里略代表统社青,雅古埃代表工总。共产党人占据了一切重要职位。第五团以米赫为首,建立了参谋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担任参谋长,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负责作战,何塞·卡索尔拉负责组织,达尼埃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负责后勤,普拉内利耶斯医生(Dr.Planelles)负责卫生。以卡里略为首的统社青执委会负责内政:卡巴耶洛管理广播电台,克劳丁(Claudin)管理报刊,塞拉诺·彭塞拉负责治安,费德里科·梅尔乔尔(Federico Melchor)负责指挥国民卫队与突击警察。共产党人米盖尔·马丁内斯(Miguel Martínez)和弗兰西斯科·安东(Francisco Antón)——据埃尔南德斯、卡斯特罗与坎佩西诺所述,他是“热情之花”的恋人——管理政治委员部。12月4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由共产党人迪耶格斯接替了已被提升为总政治委员的米赫。卡索尔拉成为了卡里略的副手,卡里略由于需要专心应对统社青的工作,便在1937年1月1日让卡索尔拉接替自己。雅古埃负伤后,被统社青领导人、共产党员路易斯·涅托接替。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共和派卡雷尼奥、恩里克·希梅内斯和冈萨雷斯·马林(Gonzáles Marín);全劳联的阿莫尔·努尼奥;自青联的恩里克·加西亚;工团主义党的卡米内洛,以及社会党人马克西莫·德·迪奥斯,他在12月4日接替了弗拉德。——原注

[12]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Горев,1900—1938),生于维利日(Велиж),高中毕业后入读彼得格勒铁路工程学院(поступил 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нженеров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未及毕业便于1918年参加了红军,曾担任第51旅旅长、第17步兵师师长。内战结束后继续留在红军工作。1925年至1927年曾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8月,化名“桑乔”(Sancho)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10月回国。1938年1月被捕,同年6月20日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3] 德米特里·格里高利耶维奇·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生于科斯特罗马(Кострома)。曾参加一战。1919年参加红军,曾担任骑兵连长、副团长。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 М. В. Фрунзе)后,曾任骑兵团长、机械化团团长。1934年至1936年任机械化旅旅长。1936年至1937年,化名“帕布洛”,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担任红军汽车坦克装甲兵总监。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年6月担任西部特别军区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因遭遇惨重失败,在1941年7月22日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4] 雅科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斯穆什凯维奇(Яко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мушкевич,1902年4月14日——1941年10月28日),生于立陶宛罗基什基斯(Rokiškis)。1918年年底参加俄共(布),在1918年至1920年间曾在西方战线作战。内战结束后,于1928年担任第2航空旅第43中队政委,1930年担任第2航空旅政治部副主任。1931年担任第2航空旅旅长兼政委。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化名“道格拉斯”(Douglas),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后担任空军副司令。1939年参加了哈勒欣河冲突。1939年至1940年担任空军司令。1941年6月8日被捕,同年10月28日被判处死刑。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15] 关于这支空军,以及前往西班牙参战的苏联军官的真实身份,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五章。——原注

[16]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17] 罗伯特·科洛德尼认为(《保卫马德里之战》[The Struggle for Madrid],纽约,佩因—惠特曼出版社[Paine-Whitman],1958年,第33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苏联军官,并指出他的消息来源是科尔佐夫。科尔佐夫则认为(《西班牙日记》,第18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墨西哥共产党人。马尔罗笔下的恩里克“参加过六次革命”并“自称是墨西哥人”,这个“恩里克”会不会就是米盖尔·马丁内斯呢?最后,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指出(《我在莫斯科感到幻灭》[J'ai perdu la foi a Moscou],巴黎,加伊马尔出版社[Gallimard],1950年,第33页;西班牙文版:Mi fe se perdío en Moscú,巴塞罗那,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社[Luis de Caralt],1964年):“米盖尔是保加利亚人,曾在马德里当过政委,后来在列宁主义学院当过教务主任。”不管他到底是谁,当维达利(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等外国共产党人成为媒体的宠儿时,米盖尔·马丁内斯却像苏联技术顾问一样,继续躲在阴影之中。——原注

[18] 罗伯特·加兰德·科洛德尼(Robert Garland Colodny,1915—1997),生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37年2月前往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曾在布鲁内特战役中身负重伤。伤愈后归队,继续战斗。1938年2月返回美国。1941年至1945年参加美国陆军,被派驻阿留申群岛。1959年至1984年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中译者注

[19] 由于共和军当时已经有了十个旅,所以国际纵队下属的各个旅的番号从第十一旅开始。为了与共和军的旅区分,国际纵队的旅的番号一般使用罗马数字,而不使用阿拉伯数字,比如第十一旅就写成“第XI旅”,而不写成“第11旅”。本文在翻译国际纵队的番号时一律使用罗马数字。——中译者注

[20] 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1896—1954),曾用化名埃米利奥·克雷贝尔(Emilio Kléber)、拉扎尔·施特恩(Lazar Stern)、莫伊舍·施特恩(Moishe Stern)、马克·齐尔伯特(Mark Zilbert)等。出身于奥匈帝国的布科维纳(Bukovina,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在西伯利亚率领红军游击队同高尔察克白军作战。内战结束后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就读。1923年被派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24年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美国工作,1932年前往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总顾问。1935年返回莫斯科。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十五年苦役,1954年病逝于流放地。——中译者注

[21] 佐尔卡·马泰(Zalka Máté,1896年4月23日——1937年6月11日),本名弗兰克尔·贝拉(Frankl Béla),18岁时志愿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7年在俄国作战时被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1918年2月率领由匈牙利战俘组成的赤卫队在远东作战。1936年11月,化名“卢卡奇”(Lukács),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第十二旅作战。1937年6月11日在维斯卡附近牺牲。——中译者注

[22] 汉斯·卡雷(Hans Kahle,1899年4月22日——1947年9月1日),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1917年参军,1918年在法国被俘,1921年—1926年在墨西哥工作,1927年返回德国,1928年参加德共,并参加了军事机关的工作,1933年流亡瑞士,1936年11月,化名“汉斯上校”,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1938年撤往法国,后流亡英国。二战期间参加自由德国运动。1946年回国,担任梅克伦堡人民警察首长与统一社会党梅克伦堡党组织主席,1947年因病逝世。——中译者注

[23]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24] 埃德加·约瑟夫·安德列(Edgar Josef 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于亚琛(Achen)一个手工艺人家庭,自幼丧父,少年时前往比利时投奔亲戚,1911年参加比利时工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8年被法军俘虏,返回德国后参加了德国社民党,1922年移居汉堡,组织了失业工人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参加德共,与台尔曼关系密切。在汉堡组建和领导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绰号“红色将军”,纳粹对他恨之入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了毒刑拷打。纳粹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将他判处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中译者注

[25] 实际上应为台尔曼营与埃德加·安德列营。——中译者注

[26] 政治委员汉斯·拜姆勒(Hans Beimler),德国志愿兵的精神领袖,就是这类人的完美化身:他生于1895年,曾参加社会党,在一战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巴达克集团,后来被征召入海军。他参加了1918年革命,担任了库克斯港(Cuxhaven)水兵苏维埃委员,又参加了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在革命水兵赤卫队中工作。因参加1921年的三月行动,坐了两年牢,他在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被关押在达豪(Dachau)集中营,几周后逃脱。逃到莫斯科后,他发表了小册子《在达豪死亡营里》(Au camp des assasins de Dachau,莫斯科,1933年),这是第一篇谴责希特勒的集中营的文章。他在1936年7月下旬抵达巴塞罗那,并组建了台尔曼营。我们将在第二部第十五章讲到他发挥的作用,以及他是如何牺牲的。安东尼娅·施特恩(Antonia Stern)曾就这个课题写了一本书:《当代革命战士汉斯·拜姆勒的生平:从达豪到马德里》(Das Leben eines revolutionären Kämpfers unserer Zeit:Hans Beimler,Dachau-Madrid),可惜此书尚未出版。——原注

[27] 1936年11月13日,特里丰·梅德拉诺(Trifón Medrano),第五团的一位指挥员、统社青组织书记、西共中央委员通过广播电台呼吁:“要想让西班牙成为一个进步的国家,一个保障人民的福祉、并坚定地捍卫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的国家,我们就必须为自由与未来而战,我们必须仿效苏联人民的光辉榜样,有了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对胜利便充满了信心。人民军与民兵的战士们!武装起来的青年们!未来掌握在我们手里。要让烈士死得其所!让我们用胜利,去鼓舞全世界的被压迫者!“(《ABC》,11月14日,根据第五团电台的广播抄录。)
  在我们看来,这篇演讲在以下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范例:(1)它利用了苏联的革命威望以及十月革命的传奇;(2)当时,革命情绪是最能激发工人阶级的能量的兴奋剂,它在这个时候唤起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共产党仅在非常短的时期里使用了它。——原注

[28] 人民文艺社(ateneo popular)或工人文艺社(ateneo obrero)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开展文化教育的社团,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西班牙语国家广泛成立。——中译者注

[29] 房屋委员会与街区委员会的普遍成立,实际上是马德里的第二次革命,它们是一个真正的公社的基础。这种组织是唯一一种能够发动所有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以及它背后的共产党虽然支持这种组织,却又企图控制它们。所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才会(通过11月12日的通知)宣布,街区委员会要想得到它的承认,就必须有至少三个政党或工会的代表参加;并且还要求街区委员会必须接受各区人民阵线委员会的领导。街区委员会与房屋委员会联盟的一切自发行动,都遭到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反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为了彻底控制各个街区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房屋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然而这个中央委员会只存在于纸面上。最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还(通过11月12日的公报表示,由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人选,是经过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同合法政府协商后决定的”,所以它反对“由街区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提出的、让街区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要求”。因此,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边鼓动各街区委员会发动革命,并从中汲取力量,一边又在想方设法不让自己被各街区委员会抛在身后,并且绕开各街区委员会,竭力保留一个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源于各街区委员会,而是源于政府),从而维持自己对各街区委员会的控制。由于它采用了这些预防措施,才阻止了第二次马德里革命变成一个公社。——原注

[30] 加西亚·阿塔德利和他的两个助手侵吞了一部分没收来的珠宝,然后潜入了法国。他们打算乘船前往南美,倒霉的是,当那艘船途中停靠在圣克鲁斯·德·拉·帕尔马(Santa Cruz de la Palma)时,他们被反动政权逮捕了,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塞维利亚,在那里被判处死刑。——原注

[31] 曼努埃尔·萨尔加多·莫雷拉(Manuel Salgado Moreira,1899—1967),生于拉科鲁尼亚。少年时参加全劳联。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重建全劳联与伊无联的工作。内战爆发后,与爱德华多·巴尔一同领导全劳联中部地区保卫委员会。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担任陆军部内卫情报处(Servicios de Inteligencia del Estado Mayor de la Defensa,通称“特别处”[Servicios Especiales])处长。
  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2] 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苏亚雷斯(Jesús de Galíndez Suárez,1915年10月12日——1956年?月?日),西班牙记者,诗人。少年时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批判独裁者特鲁希略,于1946年逃往纽约。1956年3月12日失踪,可能是被特鲁希略的特务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3] 何塞·卡索尔拉·毛雷(José Cazorla Maure,1906—1940),1932年2月当选为社青团执委会委员,1936年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同年12月接替卡里略担任公共秩序委员。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担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1939年3月5日,被卡萨多军政府逮捕,3月28日越狱。共和国覆灭后继续留在马德里,重建西共组织,同年8月被反动政府逮捕,1940年4月8日遇害。——中译者注

[34] 因此,萨尔加多的特别处在处死为比利时大使馆工作的波尔什格拉夫男爵(Baron de Borchgrave)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政府还要帮他们“掩饰”,加林德斯甚至认为这是弗朗哥干的。芬兰大使馆内有1100名西班牙“法西斯分子”避难,米盖尔·马丁内斯和马德里保安警察的领导人、青年共产党员塞拉诺·彭塞拉率领部队便率领部队攻打大使馆,科尔佐夫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为陆军部特别处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贝拉尔迪尼(Verardini)甚至还布置了一个圈套,开设了一家假的泰国大使馆。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在莫斯科塑造的人》一书中数次提及隶属于西共马德里组织的一个特殊机关ITA及其领导人托马斯(Tomás)。

[35] 这个词的来历已经很清楚了:它是莫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提出的。叛军起初计划用四个纵队围攻马德里,在城内还有一个纵队接应,这便是“第五纵队”这个词的来历。——原注

[36] 雅洛斯瓦夫·东布洛夫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1836年11月13日——1871年5月23日),波兰革命家,生于日托米尔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六十年代开始参加波兰革命运动,1862年参与策划华沙起义,1863年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五年苦役,1864年年底越狱后流亡巴黎。巴黎公社成立后,积极参加了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并在1871年4月6日担任巴黎城防司令。5月23日在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37] 原文如此,应为“农夫”巴伦丁·冈萨雷斯指挥的第10混成旅。——中译者注

[38] 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1936年10月,德国空军为了支援弗朗哥叛军,派出部队组成“秃鹰军团”赴西班牙参战。秃鹰军团人数最多时约有55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航空联队的规模。——中译者注

[39] 卡洛斯·阿森西奥·卡瓦尼利亚斯(Carlos Asensio Cabanillas,1896—1969),1911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派驻非洲军,参加过里夫战争。1936年7月在特图安参加叛乱。内战后被提升为中将,曾担任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陆军部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40]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71页。——原注

[41] 全劳联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没有发表官方结论。杜鲁蒂的同志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请参阅费德丽卡·蒙蔡尼发表在1961年7月15日的《全劳联报》上的文章),但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328页)也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然而必须指出,杜鲁蒂是被从正面飞来的子弹打死的。——原注

[42] 阿尔弗雷多·金德兰(Alfredo Kindelán),《我的战时笔记》(Mis cuadernos de guerra,马德里,Plus Ultra,未注明出版日期),第33页。——原注

[43]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87页。——原注

[44] 同上,第155页。——原注

[45] 出自《路加福音》23:34,这一节的全文为:
  那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士兵们抽签分了他的衣服。——中译者注

[46]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95页。——原注

[47] 赫苏斯·德·加林德斯,《住在被包围的马德里的巴斯克人》(Los vascos en el Madrid sitiado,布宜诺斯艾利斯,Vasca Ekin,1945年),第70页。——原注

[48] 科洛德尼,《保卫马德里之战》,第93页。——原注

[49]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还在这一天决定,有轨电车重新开始收费。房租也在不久后恢复了。从这一天开始,革命的保卫手段被逐渐抛弃了。——原注

[50] 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Pablo Yagüe Estebaranz,1909—1943),1925年参加工总旗下的面包师工会,1930年参加西共。1936年11月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担任供应委员。1936年12月23日被无政府主义者枪击,身负重伤。伤愈后回到面包师工会工作。1939年卡萨多发动政变后被捕。1941年9月获释,不久后再次被捕,1943年5月19日被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杀害。——中译者注

[51] 原文如此,但经查证,国际纵队第XIII旅没有参加这次战役,应为国际纵队第XII旅。下一句“一月十日,……”里的“国际纵队第XIII旅”也应为第XII旅。——中译者注

[52] 安德列·马尔蒂(André Marty,1886年11月6日——1956年11月23日),生于佩皮尼昂(Perpignan),当过锅炉工人,1908参加法国海军。1919年,法国把“让·巴尔”号(Jean Bart)战列舰和“法兰西”号战列舰派往黑海,协助白军作战,安德列·马尔蒂当时在“让·巴尔”号上工作,参加了1919年4月19日的水兵起义。起义失败后判处二十年苦役,1923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43年5月前往阿尔及尔,代表法共参加戴高乐临时政府。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2年12月7日被法共开除出党,1956年在图卢兹因肺癌逝世。——中译者注

[53] 此处法文版为“第十三旅”,但英文版为“第十二旅”,经查证,确认国际纵队第XIII旅并未参加1937年2月14日的哈拉马河战役,故按照英文版译为“第XII旅”。——中译者注

[54] 埃内斯托·古埃梅斯·拉莫斯(Ernesto Güemes Ramos,1902—1970),西班牙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前已退役,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共和军,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此后曾担任第24混成旅旅长、第3师师长和第16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政权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数年后获释。1970年逝世。——中译者注

[55] 安东尼奥·鲁维尔特·德·拉·伊格雷西亚(Antonio Rúbert de la Iglesia,生卒日期不详),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后站在共和军一边作战。曾参加托莱多战役和马德里保卫战,1936年12月月底担任第45混成旅旅长,并参加了哈拉马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任第9师师长,1938年3月至7月任第7军军长。此后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56] 卡洛尔·瓦茨瓦夫·施维尔切夫斯基(Karol Wacław Świerczewski,1897年2月22日——1947年3月28日),生于华沙,因家境贫寒,12岁就开始进工厂做工。1918年参加俄共(布),并参加红军作战。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在红军总参谋部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瓦尔特”(Walter),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XIV旅旅长,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1938年返回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1943年8月担任波兰人民军第1军副军长,1944年担任波兰工人党(Polska Partia Robotnicza)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波兰全境解放后,于1946年2月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47月3月遭到乌克兰反共组织袭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57] 加利奇·雅诺什(Gálicz János,1890—1939),匈牙利人,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时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俄共(布)和红军。1936年化名“加尔”(Gal),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曾任国际纵队第XV旅旅长、人民军第15师师长。返回苏联后,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58] 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援引布里利奥的证词,指责共产党的“英雄”利斯特尔与莫德斯托根本不称职。——原注

[59] 原文如此,应为第70旅,该旅当时隶属于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的第14师。——中译者注

[60] “领袖”(Il Duce)是墨索里尼独享的尊号,相当于希特勒的“元首”(Der Führer)。——中译者注

[61] 马里奥·罗亚塔(Mario Roatta,1887年2月2日——1968年1月7日),生于意大利摩德纳(Modena)。1906年参加意大利陆军,一战期间担任参谋军官,此后曾担任步兵团长和意大利驻华沙使馆武官。1934年至1936年任意大利军事情报局(Servizio Informazioni Militari)局长。1936年9月至1938年12月在西班牙指挥意大利干涉军。1939年担任意大利驻柏林使馆武官。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担任意大利陆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1月担任意大利第2集团军司令,曾在南斯拉夫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1945年3月,为了躲避审判,逃往西班牙。1966年回国。——中译者注

[62] “曼奇尼”(Mancini)是罗亚塔在西班牙的化名。——中译者注

[63] 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Gran Consiglio del Fascismo)是法西斯意大利的最高权力机关与立法机关。——中译者注

[64] 转引自科洛德尼,《保卫马德里之战》,第130页。——原注

[65] 圭多·阿梅里戈·柯皮(Guido Amerigo Coppi,1884—?),时任黑衫队第2师师长。——中译者注

[66] 朱塞佩·加里巴尔迪(Giuseppe Garibaldi,1807年7月4日——1882年6月2日),意大利政治家、军事家,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被誉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中译者注

[67] 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1900年3月15日——1980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阿列桑德里亚省(Alessandria)富比内镇(Fubine)。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加洛”(Gallo),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后改任国际纵队总监察员。1939年2月撤回法国。二战爆发后被关押在法国集中营,1941年被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后,于1943年7月25日获释,负责组建意大利共产党的武装。1964年,帕尔米洛·托里亚蒂逝世后,隆戈继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72年退休,改任意大利共产党荣誉主席。1980年在罗马逝世。——中译者注

[68] 皮耶特洛·桑德洛·内尼(Pietro Sandro Nenni,1891年2月9日——1980年1月1日),生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Emilia-Romagna)法恩扎镇(Faenza)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15年自愿参军。192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3年担任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编辑。1926年流亡法国。1936年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加里巴尔迪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回法国。1943年8月返回意大利,参加了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的工作。1944年当选意大利社会党全国书记。二战结束后曾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69] 朱塞佩·迪·维托里奥(Giuseppe Di Vittorio,1892年8月11日——1957年11月3日),生于意大利普利亚大区(Puglia)切里尼奥拉镇(Cerignola)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当选为众议员。1925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1925年越狱,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尼科雷蒂”(Nicoletti),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往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1943年获释后参加了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译者注

[70] 意大利志愿军(Corpo Truppe Volontaire)是墨索里尼派往西班牙的干涉军的正式名称。——中译者注

[71] 《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马德里,战士之声出版社[Ediciones La Voz del Combatiente,1937年),第18页(政府发行的小册子)。——原注

[72] “黑衫队”(Camicie Nere,CCNN)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武装力量的俗称,正式名称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黑衫队的士兵通称squadrista。——中译者注

[73] 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国际纵队在西班牙》(Le Brigate Internazionali in Spagna,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Editori Riuniti],1956年),第306页。当时向意大利战俘发表演说的是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但隆戈没有点出他的名字。——原注

[74] 赫伯特·莱昂内尔·马修斯(Herbert Lionel Matthews,1900年1月10日——1977年7月30日),美国记者、报纸编辑。生于纽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曾前往西班牙,报道西班牙内战。五十年代末曾前往古巴,报道古巴革命。——中译者注

[75] 白伦(Bailén)是安达卢西亚东部的一个城镇,1808年7月16日至19日,西军在此与法军激战,最后击败了法军,扭转了半岛战争的局势。——中译者注

[76] 《两场战争与即将到来的战争》(Two Wars and More to Come,纽约,卡里克与埃文斯公司[Carrick & Evans],1938年),第26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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