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眼看就要在数小时内陷落:在内阁会议上,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要求政府留在马德里,但拉尔戈·卡巴耶洛力排众议,决定将政府撤往瓦伦西亚。虽然在公开报道中,内阁是一致同意撤往瓦伦西亚的,但许多战士却把这种预防措施当作临阵脱逃[6]。在塔兰孔发生的冲突[7]令人哭笑不得,虽然无政府主义者缺乏纪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它仅是导致这次冲突的原因之一:全劳联民兵拦下政府车队,反映了马德里工人的普遍情绪:马德里工人比其它地方的工人更信任政府,更愿意接受政府的纪律,然而,在十一月九日,政府却当着他们的面溜走了,政府的军事专家消极地等待首都陷落,而没有全面发动群众保卫首都。在九月初,有两万多人自愿参加构筑防御工事,然而政府只录用了不到两千人。在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看来,首都保卫战仍未失败。枪毙全部部长的强烈愿望,与奋战至死的强烈意志共存。全劳联马德里分会提出的“没有政府的马德里万岁!”(“¡Viva Madrid sin gobierno!”)的口号,将这种非常普遍的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马德里保卫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国际纵队抵达了前线:据科洛德尼[18]的记载,国际纵队第XI(十一)旅[19]的三千五百名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格兰大道(Gran Vía)开进了马德里,一路上群众向他们欢呼“俄国人万岁!”(¡Vivan los Rusos!);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国际纵队第XI旅和第XII(十二)旅的八千五百名战士参加了首都周边的战斗。一批优秀的将领也随国际纵队来到了西班牙,其中最出名的是克雷贝尔将军[20],他的名气盖过了米亚哈、卢卡奇[21]和汉斯[22]。这批部队是先头部队,到了十一月八日晚上,他们已经按照一个国际纵队战士对五个西班牙人的比例,部署到了田园之家的阵地上:他们以身作则,教西班牙人如何操作武器和利用掩体。更重要的是,国际纵队的外国志愿者往往经历过多年的艰苦斗争,经历过罢工、街头武斗、地下工作、坐牢、酷刑、苦役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科洛德尼认为台尔曼[23]旅和埃德加·安德列[24]旅[25]的德国人都是坚不可摧的人[26]。总之,革命热情、献身精神与铁一般的纪律,把他们锻造成了一支无可替代、名声显赫的突击队,他们光荣的战斗,不仅对他们自己意义重大,也给西班牙同志树立了榜样。
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米亚哈的军队获得了幸运的眷顾。十一月九日,在一辆叛军坦克上,民兵从一具军官的尸体上搜出了一份文件,经鉴定,这份文件就是《第十五号作战命令》的副本——也就是说,这是巴莱拉为十一月七日的总攻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罗霍中校把胜利赌在这份文件上,他赌赢了。他推测十一月七日的总攻因故推迟了,而缴获的这份文件表明国民军刚刚发动进攻。共和军领导人原先预计叛军的主攻方向是巴列卡斯(Vallecas),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调整好了部署,准备在田园之家和大学城两个方向上迎击叛军的主攻。十一月八日,两个摩洛哥营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向模范监狱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口被堵上了。当天晚上,国际纵队第XI旅进入了阵地:东布洛夫斯基[36]营驻守在比利亚维尔德(Villaverde);埃德加·安德列营驻守在大学城;巴黎公社营驻守在田园之家。最关键的田园之家—大学城地带由克雷贝尔将军指挥。巴莱拉的攻势未能取得突破。当天夜里,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召开大会,纪念十月革命:群众齐声高呼由“热情之花”推广的口号:“此路不通!”(¡No pasarán!)援军在当天夜里开始向马德里进发。但在十一月九日早上,只有从瓜达拉马山脉出发的“农夫”营[37]抵达了马德里。巴莱拉的部队在托莱多大桥和公主桥(El puente de la Princesa)加强了攻势。苏联飞机摧毁了一个意大利装甲车队。埃德加·安德列营损失惨重,虽然它守住了大学城,但是,已经攻入田园之家的摩洛哥部队正向北面推进,对它构成了威胁。克雷贝尔大胆地把部署在前线的国际纵队第XI旅全部撤回,让他们装上刺刀,在田园之家向巴莱拉的摩尔兵发起决死的反击,经过彻夜奋战,击退了摩尔兵。国际纵队歼灭了田园之家的敌军,但他们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战斗的中心现已转移到了下卡拉万切尔(Carabanchel Bajo),那里由“农夫”的游击队员防守,他们正在同摩尔兵争夺每一栋房屋。米亚哈和罗霍利用这一时机,将来自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的四万援军派上前线,部署在尚未被突破的十六千米长的防线上,并构筑了一个由工事和堑壕组成的复杂的防御网。十一月十二日,共和军总参谋部向天使山发动反攻。这次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前线的压力。
十一月十五日,叛军向他据守的地段发起了主攻:叛军用野战炮和迫击炮压制了曼萨纳雷斯河岸上的共和军阵地,雅古埃纵队趁机向共和军阵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进攻;与此同时,秃鹰军团[38]的德国轰炸机正在对大学城和城西公园(Parque del Oeste)狂轰滥炸。下午晚些时分,阿森西奥[39]纵队设法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在大学城内占领了一处阵地,国际纵队第XI旅立刻发起了反击。每一栋楼房、每一层楼层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路易·德拉普雷写道:“他们在几乎伸手可及的距离上互相射击,在每一层楼梯上厮杀……在一些房子里,叛军占领了一楼,而政府军在二楼据守……他们通过烟囱相互叫骂。[40]”
叛军把西北地带选作首次进攻的目标,十一月二十九日,叛军在波苏埃洛(Pozuelo)发动了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消除北方突出部,切断马德里守军同瓜达拉马山脉的联系,断绝首都的水电供应。第一天,由弗兰西斯科·加兰指挥的第十三旅防守的共和军防线被叛军突破了,但是,共和军先是投入了苏联坦克,然后又用飞机赶走了斯图卡轰炸机,恢复了防线。随后,奥尔加斯接管了国民军的指挥权,并大批投入了预备队,国民军在喘息之后又发起了进攻:国际纵队第XII旅在波苏埃洛顶住了摩洛哥部队的进攻;罗霍指挥共和军向加拉维塔斯山(Cerro Garabitas)发动反攻,却遭到了伪装巧妙的重型火炮的炮击,因而未能成功。战局暂时平静下来。由于严寒导致的通讯不畅,战局到了十二月十六日才重新活跃起来:巴尔塞洛上校的部队遭到一万七千名叛军的进攻,被击溃后不得不撤至波亚迪利亚·德尔·蒙特(Boadilla del Monte)。此时,又是苏联坦克和国际纵队第XI旅的东布洛夫斯基营阻止了叛军的攻势。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国际纵队损失惨重,但他们也让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迫使奥尔加斯取消了进攻。
一月的战斗仍然发生在同一地段,但天气条件更加恶劣,以至于科洛德尼称其为“雾中之战”。德国将军为叛军调拨的援军抵达后,叛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再次发起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推进至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Villanueva del Pardillo)、拉斯·罗萨斯(Las Rozas)和马哈达翁达(Majadahonda)一线。跟前两次进攻一样,这次进攻起初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叛军攻占了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不过,国际纵队把守着最关键的阵地:巴黎公社营守在波苏埃拉,正对着叛军的右翼;埃德加·安德列营与台尔曼营守在拉斯·罗萨斯东面。一月五日,奥尔加斯的大部队突破了曼萨纳雷斯河西岸的防线,沿着这个突破口,叛军的飞机、坦克、轻型火炮和步兵以及第二批坦克大举向东推进。共和军总参谋部把生力军集中在艾尔·帕尔多(El Pardo),由利斯特尔少校指挥,并派出了国际纵队第XIII(十三)[51]旅和第XIV(十四)旅。在四十八小时里,共和军被叛军逼得步步后撤。一月十日,国际纵队第XIII 旅和第XIV旅向马哈达翁达与拉斯·罗萨斯发动反攻。米盖尔·马丁内斯和帕夫洛夫接管了这一地段的指挥权: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奥尔加斯放弃了:他推进了二十千米,却损失了一万五千人。米亚哈的损失大致相当,其中三分之一是国际纵队的战士。由于兵力消耗殆尽,加上缺乏预备队,叛军不得不再次停止进攻。
哈拉马(Jarama)战役持续了整个二月。叛军的短期作战目标是抵达并渡过哈拉马河,长期目标是在马德里东南部建立一条宽广的战线,切断马德里同瓦伦西亚的联系。由于连降暴雨,叛军迟至二月六日才发动进攻。国民军攻占了拉·马拉尼奥萨(La Marañosa)的小城堡,从那里可以用野战炮封锁通往瓦伦西亚的铁路。共和军的防线岌岌可危。连日的大雨拖慢了国民军的推进速度,安德列·马尔蒂[52]营也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他们遭到了来自拉·马拉尼奥萨的猛烈炮击,以及摩洛哥骑兵的多次冲锋,几乎全军覆没;但国民军还是在二月十日渡过了哈拉马河。二月十一日,国民军攻抵阿尔甘达·德尔·雷(Arganda del Rey),截断了通往瓦伦西亚的道路。国际纵队损失惨重,而原定的西班牙援军却迟迟不来。但是,二月十四日成了叛军的“哈拉马惨剧”:就在这一天,国际纵队第XI旅、第XII旅[53],第XV(十五)旅的残部,刚刚抵达的第XIV旅,利斯特尔的第十一师和由帕夫洛夫指挥的一个坦克营发动了反击。二月十五日,米亚哈和罗霍重组了部队,把国际纵队各旅,利斯特尔、古埃梅斯[54]和鲁维尔特[55]的部队,同瓦尔特[56]师和加尔[57]师一同整编为第三军;二月十七日,他们发动了进攻,但遭到了秃鹰军团的猛烈轰炸,被迫撤退[58]。二月二十七日,加尔将军在既无火炮也无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贸然向平加隆(Pingarrón)发动进攻,结果亚伯拉罕·林肯营的美国人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七旅[59]的无政府主义者暴露在机枪火力下,损失惨重。前线再次陷入了僵局。双方都开始掘壕固守。
[12]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Горев,1900—1938),生于维利日(Велиж),高中毕业后入读彼得格勒铁路工程学院(поступил 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нженеров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未及毕业便于1918年参加了红军,曾担任第51旅旅长、第17步兵师师长。内战结束后继续留在红军工作。1925年至1927年曾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8月,化名“桑乔”(Sancho)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10月回国。1938年1月被捕,同年6月20日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3] 德米特里·格里高利耶维奇·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生于科斯特罗马(Кострома)。曾参加一战。1919年参加红军,曾担任骑兵连长、副团长。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 М. В. Фрунзе)后,曾任骑兵团长、机械化团团长。1934年至1936年任机械化旅旅长。1936年至1937年,化名“帕布洛”,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担任红军汽车坦克装甲兵总监。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年6月担任西部特别军区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因遭遇惨重失败,在1941年7月22日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7] 罗伯特·科洛德尼认为(《保卫马德里之战》[The Struggle for Madrid],纽约,佩因—惠特曼出版社[Paine-Whitman],1958年,第33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苏联军官,并指出他的消息来源是科尔佐夫。科尔佐夫则认为(《西班牙日记》,第18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墨西哥共产党人。马尔罗笔下的恩里克“参加过六次革命”并“自称是墨西哥人”,这个“恩里克”会不会就是米盖尔·马丁内斯呢?最后,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指出(《我在莫斯科感到幻灭》[J'ai perdu la foi a Moscou],巴黎,加伊马尔出版社[Gallimard],1950年,第33页;西班牙文版:Mi fe se perdío en Moscú,巴塞罗那,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社[Luis de Caralt],1964年):“米盖尔是保加利亚人,曾在马德里当过政委,后来在列宁主义学院当过教务主任。”不管他到底是谁,当维达利(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等外国共产党人成为媒体的宠儿时,米盖尔·马丁内斯却像苏联技术顾问一样,继续躲在阴影之中。——原注
[24] 埃德加·约瑟夫·安德列(Edgar Josef 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于亚琛(Achen)一个手工艺人家庭,自幼丧父,少年时前往比利时投奔亲戚,1911年参加比利时工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8年被法军俘虏,返回德国后参加了德国社民党,1922年移居汉堡,组织了失业工人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参加德共,与台尔曼关系密切。在汉堡组建和领导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绰号“红色将军”,纳粹对他恨之入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了毒刑拷打。纳粹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将他判处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中译者注
[26] 政治委员汉斯·拜姆勒(Hans Beimler),德国志愿兵的精神领袖,就是这类人的完美化身:他生于1895年,曾参加社会党,在一战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巴达克集团,后来被征召入海军。他参加了1918年革命,担任了库克斯港(Cuxhaven)水兵苏维埃委员,又参加了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在革命水兵赤卫队中工作。因参加1921年的三月行动,坐了两年牢,他在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被关押在达豪(Dachau)集中营,几周后逃脱。逃到莫斯科后,他发表了小册子《在达豪死亡营里》(Au camp des assasins de Dachau,莫斯科,1933年),这是第一篇谴责希特勒的集中营的文章。他在1936年7月下旬抵达巴塞罗那,并组建了台尔曼营。我们将在第二部第十五章讲到他发挥的作用,以及他是如何牺牲的。安东尼娅·施特恩(Antonia Stern)曾就这个课题写了一本书:《当代革命战士汉斯·拜姆勒的生平:从达豪到马德里》(Das Leben eines revolutionären Kämpfers unserer Zeit:Hans Beimler,Dachau-Madrid),可惜此书尚未出版。——原注
[30] 加西亚·阿塔德利和他的两个助手侵吞了一部分没收来的珠宝,然后潜入了法国。他们打算乘船前往南美,倒霉的是,当那艘船途中停靠在圣克鲁斯·德·拉·帕尔马(Santa Cruz de la Palma)时,他们被反动政权逮捕了,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塞维利亚,在那里被判处死刑。——原注
[31] 曼努埃尔·萨尔加多·莫雷拉(Manuel Salgado Moreira,1899—1967),生于拉科鲁尼亚。少年时参加全劳联。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重建全劳联与伊无联的工作。内战爆发后,与爱德华多·巴尔一同领导全劳联中部地区保卫委员会。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担任陆军部内卫情报处(Servicios de Inteligencia del Estado Mayor de la Defensa,通称“特别处”[Servicios Especiales])处长。 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2] 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苏亚雷斯(Jesús de Galíndez Suárez,1915年10月12日——1956年?月?日),西班牙记者,诗人。少年时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批判独裁者特鲁希略,于1946年逃往纽约。1956年3月12日失踪,可能是被特鲁希略的特务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4] 因此,萨尔加多的特别处在处死为比利时大使馆工作的波尔什格拉夫男爵(Baron de Borchgrave)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政府还要帮他们“掩饰”,加林德斯甚至认为这是弗朗哥干的。芬兰大使馆内有1100名西班牙“法西斯分子”避难,米盖尔·马丁内斯和马德里保安警察的领导人、青年共产党员塞拉诺·彭塞拉率领部队便率领部队攻打大使馆,科尔佐夫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为陆军部特别处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贝拉尔迪尼(Verardini)甚至还布置了一个圈套,开设了一家假的泰国大使馆。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在莫斯科塑造的人》一书中数次提及隶属于西共马德里组织的一个特殊机关ITA及其领导人托马斯(Tomás)。
[55] 安东尼奥·鲁维尔特·德·拉·伊格雷西亚(Antonio Rúbert de la Iglesia,生卒日期不详),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后站在共和军一边作战。曾参加托莱多战役和马德里保卫战,1936年12月月底担任第45混成旅旅长,并参加了哈拉马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任第9师师长,1938年3月至7月任第7军军长。此后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56] 卡洛尔·瓦茨瓦夫·施维尔切夫斯基(Karol Wacław Świerczewski,1897年2月22日——1947年3月28日),生于华沙,因家境贫寒,12岁就开始进工厂做工。1918年参加俄共(布),并参加红军作战。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在红军总参谋部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瓦尔特”(Walter),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XIV旅旅长,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1938年返回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1943年8月担任波兰人民军第1军副军长,1944年担任波兰工人党(Polska Partia Robotnicza)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波兰全境解放后,于1946年2月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47月3月遭到乌克兰反共组织袭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68] 皮耶特洛·桑德洛·内尼(Pietro Sandro Nenni,1891年2月9日——1980年1月1日),生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Emilia-Romagna)法恩扎镇(Faenza)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15年自愿参军。192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3年担任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编辑。1926年流亡法国。1936年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加里巴尔迪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回法国。1943年8月返回意大利,参加了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的工作。1944年当选意大利社会党全国书记。二战结束后曾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69] 朱塞佩·迪·维托里奥(Giuseppe Di Vittorio,1892年8月11日——1957年11月3日),生于意大利普利亚大区(Puglia)切里尼奥拉镇(Cerignola)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当选为众议员。1925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1925年越狱,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尼科雷蒂”(Nicoletti),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往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1943年获释后参加了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译者注
[70] 意大利志愿军(Corpo Truppe Volontaire)是墨索里尼派往西班牙的干涉军的正式名称。——中译者注
[71] 《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马德里,战士之声出版社[Ediciones La Voz del Combatiente,1937年),第18页(政府发行的小册子)。——原注
[72] “黑衫队”(Camicie Nere,CCNN)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武装力量的俗称,正式名称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黑衫队的士兵通称squadrista。——中译者注
[73] 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国际纵队在西班牙》(Le Brigate Internazionali in Spagna,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Editori Riuniti],1956年),第306页。当时向意大利战俘发表演说的是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但隆戈没有点出他的名字。——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