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九章 卡巴耶洛政府与共和国政权的重建


· 政府与委员会的对抗
· 法律改革
· 警察部队的重建
· 民兵的正规化
· 革命成果的“合法化”
· 无政府主义者一再退让
· 共产党的势力大涨
· 关于重建国家政权的得失


  在社会党内饱受批评的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就成了天选之人,成了普里耶托口中的最后一张牌[1],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倒戈,对他的个人地位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他能够成为“最后的救世主”,全是因为共和派的软弱无能与声名狼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夺取政权的意愿与能力。党的领导人大都讨厌他,但他作为一个老战士,享有巨大的声望,这使他成为了唯一一个能够利用自己的威信慑服各政党、工会和各委员会,把温和派和革命派联合起来,诱使工人支持正规政府的领袖。

  他做成了希拉尔和普里耶托没能做成的事情:把一些革命成果合法化,并把掌握革命权力的机关和个人纳入国家机关,从而使国家政权起死回生,拯救了国家政权,并进行了一场豪赌,让共和国政权重新控制了一切武装组织,并建立了一支军队和治安部队;简单来说,建立了一个统一、强势的共和国政权。然而,大部分革命工人仍然以为这个政权还是他们的政权,“人民政权”。他的成就,便是制造了拥护工人的胜利的假象,借此消灭了“第二政权”:在他身边,有加泰罗尼亚革命政权的象征人物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列万特革命政权的的象征人物胡安·洛佩斯,这似乎就能保证他会坚持走革命的道路。对于各地的地区性革命政权,他不是简单地消除它们,而是在表面上将它们并入了国家政权。巴斯克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负责各自的战线,全劳联负责特鲁埃尔和阿拉贡战线,而不久后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2]就负责中部战线。但军事组织的任务被交给了由所有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民兵委员会”。在拉尔戈·卡巴耶洛主持下,最高军事委员会每周召开两次会议,汇集与讨论各政党与工会关于如何处理各方面的任务的意见[3]

  所有人都认为,由于军事上连遭失败,必须把权力集中起来,卡巴耶洛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

  卡巴耶洛对科尔佐夫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统一的政权和指挥体系。现在,包括加泰罗尼亚在内,全西班牙的作战部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陆军部长手中。”话虽如此,但他其实是出于政治目的才如此强调军事指挥权的。十月三十日,他在接受《每日快报》采访时解释说:“就其定义而言,内战是有社会性质的,在内战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先完成一个任务:打赢战争。[4]

政府与委员会的对抗


  为了实现这个政纲,政府首先要拿各种委员会来开刀。这个任务理论上并不难完成:这些委员会都是由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而这些政党和工会又都参加了政府,支持政府的政纲与活动。然而,各政党和工会的活动家们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委员会更加忠诚,他们违抗自己组织的领袖的指示,坚决捍卫委员会。不过,没有一个委员会是被强行解散的。各政党和工会开始向自己的活动家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他们承认:尽管各种委员会在革命时期非常有用,但现在已经过时了。比如《明晰》就写道:“我们可以认为,所有这些机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们无法应对以后的任务,只会碍手碍脚;而这些任务只能交给人民阵线政府解决,因为全国所有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都全心全意地参加了这个政府。”

  在加泰罗尼亚,统社党领袖柯莫雷拉把解散各种委员会作为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第一项任务,他指出:“针对恣意妄为的各种委员会,必须树立起合法的权威。”我们前面讲过,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解散后,在全劳联和统工党的主动配合下,各种委员会逐渐消失了。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坚持得久一些,因为它得到了统工党与部分全劳联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七日,茹安·佩洛在阿波罗剧场发表演讲:“在瓦伦西亚,委员会总是阻挠政府下达的各项命令。政府和委员会到底谁说了算?!”尽管他一再被群众的倒彩和嘘声打断,他还是坚持认为:“肯定不能让委员会说了算。各种委员会都必须服从政府。[5]

  卡巴耶洛巧妙地避免了冲突。他把各地的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任命为当地的省长和市长,并把革命政权机关换成正规政权机关,有时候连人员都没变,表面上看来,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基层群众对政权机关的控制力减弱了,而卡巴耶洛对政权机关的控制力加强了。他在“复制”了某些组织,剥夺了这些组织的权力后,有时又会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阿林上校和胡安·洛佩斯退出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深孚众望的社会党议员、工总领导人里卡尔多·萨瓦尔萨[6]也被任命为省长后,人民执行委员会就名存实亡了。胡安·鲁伊斯、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和华金·阿斯卡索分别被任命为桑坦德、希洪和阿拉贡的“政府代表”。马拉加公安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现省长罗德里格斯被调走了,换上了一个与革命组织联系不那么密切的人,这样就足以捆住它的手脚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卡巴耶洛政府颁布了市政改革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各市镇成立了由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市镇评议会(Ayuntamientos),地方上的管理委员会就只能退居末座了。两者看似几乎没有区别,实际却相差甚远。比方说,由于实行对等代表制,让主流派共产党在几个组织里占了不少便宜:西共、统社党和工总在各地的政权机关中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而统社青则到处都是[7]。更重要的是,群众不再起到带头作用了:在委员会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掌握着武装的群众,所以他们可以用一切方式来施压,然而在市政改革后,无政府主义者即使能得到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市镇评议会里却还是处于少数。最后,市长(alcalde)是由省长任命的:他直接听命于政府,而不是委员会。而且,政府谨慎地处理敏感问题,并巧妙地掺沙子,避免了许多纷争[8]。瓦伦西亚再也没有了人民执行委员会,换上了一个左翼社会党人省长和一个全劳联市长。只有少数几个全劳联或工总的活动家警觉到,卡巴耶洛下台后,政府就会用这些市政机关来对付他们。尽管市政改革法案是由一个自称民主的政权颁布的,它却取消了一切选举,然而这个自相矛盾之处却没有多少人发现[9]

法律改革


  无政府主义者加西亚·奥利维尔、统工党的共产主义者安德列乌·宁遵照同样的原则,分别在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进行了法律改革。七月的革命果实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但是,它们又被根据旧的法制和过时的资产阶级法律而设立的新机关所取代了。政府宣布大赦天下,所有在七月十九日以前被判刑的人,包括几位仍然背着死刑判决的革命领袖,都获得了赦免。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权利,特别是法律承认了她们跟男人一样具有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而此前的法律不承认她们拥有这样的能力。法律承认了民兵的同居关系,结婚仪式也得到了简化。法律税被废除了,法律手续全部免费,办理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在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一切法庭上,每一个被告人都能自由地为自己辩护,或是聘请专业或非专业的律师为自己辩护。加西亚·奥利维尔保留了希拉尔政府在七月二十三日设立的人民法庭制度:人民法庭由一名审判长、三名审判员、一名公诉人(此五人均为职业法官)和十四名由政党和工会指派的陪审员组成。加泰罗尼亚的人民法庭(它的创始人安德列乌·宁称其为“阶级法庭”)仅由一名审判长、两名审判员和一名公诉人组成,另有八名由各政党和工会指派的陪审员。在革命时期,两地的司法机关都经受了群众恐怖的严峻考验,遭到了彻底的肃清,现在它们又重建起来了:从此以后,这些法官就作为“司法技术顾问”,在新的司法体系中工作,确保法律与形式得以延续。

  新的司法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与旧的司法机关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做了一番现代化的打扮,吸收了所有得到参政政党与工会的支持的人参加罢了。

警察部队的重建


  双重政权实际上导致了镇压机关的剧增:政府控制着保安警察、边防部队、突击警察、国民警卫队(它的部队散落在前线和后方,希拉尔政府将其逐渐收拢起来,改名为“共和国国民卫队”[10]),各委员会控制着各类后方民兵、治安巡逻队、警戒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九月二十日的一项法令将所有这些治安部队合并为统一的“后方警备民兵”( Milicia de Vigilancia de Retaguardia):革命的治安部队得到了承认,同时又要接受内务部长的领导;十二月十五日,由政治领导人组成的最高安全委员会成立了[11]。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家安全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Seguridad)成立了,它由下列人员组成:全劳联代表二人、工总代表二人,以及分别代表五个政党的五名代表;由各政党和工会代表选出的内卫部队司令、总监与联络员;主席由内务部长任命的保安警察总监担任[12]。各省都成立了省安全委员会,由省长担任主席。治安机关的转变要比由政权机关的转变顺利得多,因为治安机关的联邦性质会妨碍治安工作有效开展。各级安全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局面。拉尔戈·卡巴耶洛准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任命自己的老朋友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为保安警察总监[13]

  同时,一支新的、真正的警察部队开始谨慎地建立起来。当时,边境上根本没有走私现象,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却大力扩充了战前本就规模不大的边防部队[14]。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记者发回电报,称“一支可靠的警察部队已经成立”:此时边防部队已经招募了四万多人,其中一半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

  革命初期,为了防止长枪党的渗透,每一个新的共和国国民卫队队员、突击警察或警察都要得到政党或工会的担保才能上任。但没过多久,大官们就觉得,各政党和工会妨碍了政府掌握自己的镇压力量。于是,政府便勒令边防部队、突击警察和共和国国民卫队的军人不得参加政党或工会,这个关键的决定使治安部队摆脱了工人组织的控制[15]。于是,警察在理论上又成了每一个政府都需要的盲从而又自觉的工具。

民兵的正规化


  八月与九月的军事失败,沉重打击了那些坚持要求保留民兵的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比如杜鲁蒂、加西亚·奥利维尔和梅拉,要求建立统一的组织与指挥。每个人都很清楚,要想避免失败,就必须在部队里、在战斗中建立铁的纪律;必须组织好供应、装备和通讯;必须制定和执行一个全局性的战略计划。然而,围绕着这个问题,产生了许多分歧。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保留民兵的框架内进行这些改革,保留选举指挥员、所有人领取相同薪饷的做法,并废除军衔标志。统工党则要求仿效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俄国红军,用政治委员和士兵代表会来监督军官,还为此印发了托洛茨基的《红军手册》。没有人胆敢宣扬重建旧式军队,许多人觉得,共产党提出的“人民军”的口号,可以把革命的雄心与对纪律的要求结合起来。政府一面小心翼翼地避免同民兵的独特斗志发生直接冲突,一面逐步将民兵改编为军队。

  九月二十九日,政府下令征召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健康男性入伍,开始了民兵正规化的进程:民兵委员会(不久改为民兵司令部)控制了这个组织下辖的所有民兵部队的薪饷、粮食和军需[16]。政府成立了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和集中智慧。政府利用从民兵纵队中动员和征集来的军官和士官,再加上刚征召的新兵,按照正规的军事编制——营、团、旅、师、军——建立了新的部队。正规化遭到了某些某些民兵部队的抗拒。全劳联民兵的机关报《自由战线》(Frente Libertario)在十月二十七日发表了题为《打倒军队》的文章,强烈抨击正规化。铁纵队(Columna de Hierro)用暴动来答复政府的强行正规化。但这些反抗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希拉尔没能重建军队,既是因为他毫无威望,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必需的现代武器。而卡巴耶洛政府既能得到要求建立统一指挥的各政党和工会的支持,又有苏联提供的军火。就连武器的发放都是为正规化服务的:只有接受重组的部队才能获得武器。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部队所赢得的胜利,也促使其它纵队接受了正规化。正规化得到了全劳联部长们的支持,全劳联和伊无联全国委员会还派出代表,到前线去劝说各纵队的领导和民兵。为了获得武器,最执拗的纵队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正规化”。工人与士兵代表会被废除了,《工人团结报》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理由为它们辩护,便对它们的废除大唱赞歌。民兵首先失去了原来的名字。根据原有的兵力,百人队改成了连或营,纵队改成了团或旅。各纵队的名字原先都与工人组织有关,正规化之后就改成了冷冰冰的数字。在阿拉贡战线上,杜鲁蒂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师,卡洛斯·马克思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八师,列宁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九师,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改编为第三十师。然后又设立了军衔:十人队代表成了下士或中士,百人队代表成了上尉,纵队领导成了少校。军衔标志悄悄地重新出现在了外套和大衣上。接受整编后,在新的军事法典拟好之前,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民兵不得不重新接受旧式军事法典。

  干部的训练问题依然难以解决。我们前面讲过,民兵只有为数极少的正规军官:阿吉雷主席认为,全西班牙的民兵大概只有二百来个正规军官,整个北方只有十二个。而且,他们也不可靠,拉巴塞尔认为,一大部分正规军官只“忠于某些地区”。瓦尔什(Walch)将军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的《时报》上提到,某些军官正在“蓄意怠工”。安德列·马尔罗讲过炮手朝己方民兵开炮的事情,波克瑙也举出了几个军官蓄意怠工的例子。尽管政府为他们的忠诚一再担保,但他们的出身,以及他们暴露出的各种不可靠的迹象,都让他们身边的战友对他们充满疑虑。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梅嫩德斯和马丁·布拉斯克斯都曾险些遭到私刑处决。里克尔梅[17]和米亚哈都曾遭到过威胁,政府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不得不把他们转移到别处。桑蒂利安的副手埃斯科瓦尔和马丁内斯被暗杀了[18]。因此,首要任务之一是训练军官。加西亚·奥利维尔曾接受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委任,在巴塞罗那组织过人民战争学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拉尔戈·卡巴耶洛也指派他负责人民战争学校。经过两个月的速成课程,五所人民战争学校培养了三千名军官,他们都是由某个政党、工会或纵队推荐的[19]。军官团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尽管起用了旧式的纪律条令,恢复了在不执勤时也要敬礼的做法,但所有军官都领相同的薪饷,避免了他们成为一个特权群体。而且,民兵在正规化时,在革命初期临时充任领导职务的工人和活动家几乎都获得了相应的军衔,所以民兵的平等精神就能更容易地保持下去。

  人民军的领袖,反映了这支军队的干部来源的多样化。其中有些人是革命前的中高级军官:米亚哈和波萨斯[20]原本就是将军;罗霍本是少校,后来晋升为将军;阿森西奥原是中校,在九月被晋升为将军;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和梅嫩德斯曾是阿萨尼亚的副官;卡萨多[21]和佩雷亚[22]原是少校。其他人要么原先是民兵指挥员,要么是在组建总参谋部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弗兰西斯科·加兰[23]、科尔顿、巴尔塞洛[24]、休塔特、海军参谋长普拉多(Prado)少校和空军参谋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少校。也有一些出身工人阶级、在革命初期的战斗中脱颖而出的人,他们主要是共产党员,比如石匠利斯特尔和木匠莫德斯托[25][26],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当过中士、绰号“农夫”( El Campesino)的巴伦丁·冈萨雷斯[27],以及排字工人杜兰[28][29];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乔维尔、比万科斯[30]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甚至还有统工党的干部,比如金属工人巴尔德里斯(Baldris)和职员罗维拉。当时他们的军衔都不高于少校。但他们占据着重要的指挥职位:利斯特尔在一九三六年当上了旅长,一九三七年一月当上了师长;莫德斯托、杜兰和梅拉很快都当上了师长。这些领袖都很年轻:杜兰只有二十九岁,而第五团的阿尔维托·桑切斯[31]在当上旅长时年仅二十一岁。

  人民军不但在军旗上采用了红星图案,还设立了政治委员,后者在国外对“共产主义革命”传奇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最大的作用。只要一提起“政治委员”,人们依然会马上想起俄国革命,和托洛茨基组建的红军。

  不过,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政委就出现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也必须用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组建正规军,还需要有人来监督正规军官,并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民兵的“政治代表”不仅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政委”,还能追溯到一七九四年的“特派代表”[32]。戈尔金认为这项制度“由卡诺[33]提出,由托洛茨基加以完善”,卡巴耶洛政府在相同的情况下,也采用和发展了这项制度。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政府颁布法令,成立了总政治委员部(Comisariado de Guerra),并规定政委的任务是“在军队中代表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在不干预军事指挥员的情况下,使军队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个定义非常模糊暧昧:根据具体情况,政委既能大权独揽,也可能无足轻重。其实,政委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十一月五日通过的条令指出,政委是“指挥员的左膀右臂,他最优秀的第一号助手”,是“哨兵与警惕的眼睛(ojo avizor)”,是所有人的“同志与榜样”。他是战士和军官的政治指导员,是与平民沟通的联络员,是工作、休息与娱乐的组织者。由共产党制定的这个条令指出:“政治委员首先要关心的是人。”

  敌人把政治委员叫做“红色随军牧师”,共产党把政治委员当做“人民军的心脏与灵魂”。在训练民兵、把民兵转变为军队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最多的心血,他们常常是军队中的灵魂人物,有时还会成为实际上的领袖[34]

革命成果的“合法化”


  加西亚·奥利维尔在向全劳联活动家做述职报告时说:“我在司法部长任上,把事实上的成果转变成了合法的事实。”然而这不过是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的缓兵之计,它的目的是通过对革命成果的合法化,阻止革命进一步扩大战果。

  教会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宗教崇拜已经遭到禁止,然而这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的认可。这一事实十分明显。据加布里埃尔·佩里[35]报道[36]: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曾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要求政府开放教堂并承认信仰自由,这在共产党的纲领中是很重要的一项要求[37]。不管怎么样,总之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也向内阁提出了这个提议,但遭到了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强烈反对,最后被拉尔戈·卡巴耶洛否决。教育方面的任务也很繁重:国家试图保障宗教学校的存续。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签发了一项法令,准许向由人民阵线各政党和工会推荐的候选人颁发“简化学位证书”。他还组织了由民兵教导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在民兵和农村进行突击扫盲。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虽然承认了“新教育标准学校”,但它的教学原则,以及在工会与教师的双重监督下进行的实际操作方法,都没有推广到全国范围,因为全国的教育体系仍未改变。

  全劳联代表在担任工业部长后,人们本来希望他会采取措施,使革命后自发开展的集体化运动得以巩固与深化发展。希拉尔政府曾在八月二日颁布一道法令,允许工人占领参加军事叛乱的老板的企业。然而,如果企业是由于其它原因(比如缺乏资本或纯属恶意)而被抛弃的,工人对其的占领仍是不合法的。茹安·佩洛在就任工业部长时指出: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部分工业企业已经成了“工人监督企业”,而“监督”实际上就是“工人管理”,其它的企业已被集体化,剩下的企业虽然改成了工人监督企业,但仍由老板管理,可老板唯一关心的就是挽救自己的资本。所有这些企业都已处于崩溃边缘:部长办公室被一万一千多份贷款申请书堆得满满的,可是他连一份都不能批。佩洛向卡巴耶洛建议,颁布集体化的法令,但卡巴耶洛没有同意,因为这样会对工业所有制造成沉重打击,并有可能会引发西方国家的报复,导致“武器禁运”进一步恶化。最后,佩洛的计划缩减为允许对事关战争胜败的重要工业企业进行政府干预。

  在加泰罗尼亚,由于全劳联和统工党提出要求:要解散革命政权,就得必须将集体化“合法化”,所以,在它们的推动下,自治政府评议会走得更远。十月二十四日,自治政府颁布法令,将所有雇员人数超过二百人的企业集体化,并在其余的企业建立工人监督委员会。考虑到外交影响,全劳联与统工党代表同意给予外国股东一定的补偿。但是,西班牙股东也可以获得补偿,不过补偿的总数并未确定;这样一来,当共和国恢复法制后,集体化的企业就有可能要向以前的股东交付股息。全劳联和统工党曾极力主张垄断外贸,它们认为这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最重要的是,它是实行计划生产的前提,而没有计划生产,集体化就只会陷入混乱。它们在这一点上也遭到了失败,外贸依然没有被垄断。

  信贷问题是集体化真正的瓶颈,这个问题并没能按照革命派的主张来加以解决。我们前面讲过,信贷危机甚至威胁到了集体化企业的正常运转。全劳联与统工党要求成立工业信贷银行,却遭到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的拒绝。工总在马德里对银行实行监督,虽然阻止了资本外逃,但银行只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甚至还向政府的转账业务收取高昂的手续费。工业部长茹安·佩洛曾建议设立工业银行,给集体化的工厂提供资金,使它们能够运转。但财政部长内格林拒绝了这个建议;茹安·佩洛还曾要求内格林提供三千万比塞塔的贷款,这笔贷款对于集体化工业至关重要,然而内格林就是不批[38]。因此,集体化运动便举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了,政府依然通过银行控制着这些企业。政府还通过自己任命的监督员和经理,逐步恢复了对工人监督企业和工人管理企业的控制。政府出于对效率的考虑,以及它自己的政治偏见,往往会让老板或管理人员重新掌握他们原来的企业,只不过让他们换了个头衔而已。

  政府也在农村推行了同样的政策。“土地改革”与“保卫共和国”相脱节的危险已经出现,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乌里维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案,已经大大落后于农村的实际形势。地租与地契已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地租与地契实际上已被废除,但这种做法却完全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然而这个法案却对此不置一词,只提到将叛乱地主的一切田产“无偿收归国有”,农民可以自行决定在被没收的土地上集体或单独耕作。因此,这项法案没有完全将没收土地合法化:只有上了官方名单的地主,才会被没收土地。一些重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地主也被没收了土地。所以,以前被当作叛乱分子的地主,也有可能被法律认为没有参加叛乱。结果,某些地主的继承人就能继续享受他们的权利。结果,成千上万的农民仍在担心: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夺来的土地,会不会有一天还得交回去?

无政府主义者一再退让


  如果没有全劳联—伊无联最受欢迎的领袖的配合,没有他们控制的各级机关的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就不可能重建国家政权。但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家们看来,自己的领袖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解释,就突然彻底扭转了自己的政策。我们前面讲过,某些领导人(比如桑蒂利安)怀着沉重的心情,勉强交出了革命政权,但其他人很快就做出了更过分的事,甚至幸灾乐祸地践踏起了此前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无政府主义信条[39]。全劳联领袖告诉大家,杜鲁蒂为了胜利愿意献出一切,在许多人看来,这个“一切”就等于革命的成果[40]。入阁的无政府主义拿出了真正的部长派头[41],宣传部长给加西亚·奥利维尔安的正式头衔叫“最尊贵的司法部长阁下,加西亚·奥利维尔同志”(El excelentissimo señor ministro de Justicia, camarada Garcia Oliver)。无政府主义者当上军官和警察后,他们的言行都变得更像军官和警察,而不像无政府主义者了:治安委员艾洛雷斯[42]宣称他“最热切的希望”就是建立一支统一的警察部队,而梅拉则无视自己的“同志”,宣称他从此以后只认上尉和中士。

  许多领导人都深感不安:他们还没有忘记,就在不久之前,法官、军官和部长还是阶级敌人的化身。他们并没有质疑同政府合作的策略,但他们对某些狂热地推行这个策略的人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于是,桑蒂利安在失去了职权之后,最终站了出来,对他自己的组织的机关进行了愤愤不平、疑虑重重然而又毫无用处的批评。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们并不怎么觉得于心不安。地方组织、地区组织甚至个人不考虑全国组织的政策,自作主张的情况空前增多。大部分反对派(“宗派主义者”)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争论和解释理论上。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从脱离战线到武装示威)的直接行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十月一日,铁纵队(这支纵队是在瓦伦西亚组建的,骨干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脱离了特鲁埃尔战线,在瓦伦西亚推行“革命秩序”。它袭击了国民警卫队,缴了他们的枪,攻打法院,烧毁了法院的档案,然后又搜查夜总会和歌舞厅,帮助客人摆脱了珠宝与钱包的重担。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铁纵队鸣金收兵;社会党领袖何塞·帕尔多·阿拉西尔(José Pardo Aracil)也死于这次暴动。十月底,铁纵队的一位领导人阿里萨·冈萨雷斯(Ariza González)被暗杀了,很可能是有人蓄意报复,十月三十日,铁纵队在瓦伦西亚为阿里萨·冈萨雷斯举行了葬礼,结果这次葬礼又变成了武装暴动。当送葬队伍经过特图安广场(Plaza de Tetuán)时,遭到共产党武装用机枪扫射,造成五十多人死亡。这样的冲突随处可见,天天都有,而且几乎全都如出一辙:对一切都极不信任、也没有具体目标的无政府主义者,盲目地用暴力发泄他们的不满,然后警察和共产党武装就会对他们进行粗暴的镇压,并趁机夺占他们的阵地。在昆卡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波克瑙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还说昆卡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堡垒,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把昆卡称作工总的重镇了。

  叛军刚开始向马德里发动进攻,政府就撤往了瓦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对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思想上陷入彻底混乱的一个典型例子。无政府主义者部长起初反对撤退,最后改变了主意,跟着卡巴耶洛一起撤走了。《工人团结报》迅速指出,政府迁往瓦伦西亚,可以重建和加强它的道义威信。而全劳联—伊无联马德里分会则向摆脱了部长们的首都致敬,瓦伦西亚分会则指责政府成员都是懦夫和逃兵。一百多名来自西古恩萨战线的无政府主义民兵在塔兰孔(Tarancón)拦下了政府车队,扣留和恐吓政府成员与各国使节(包括苏联大使罗森贝格);全劳联马德里分会领导人爱德华多·巴尔使出浑身解数,总算说服民兵释放了他们,让他们毫发无损地离去[43]

  这些冲突损害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声誉,并让它的敌人获得了指责它的队伍中的“捣乱分子”的借口。最重要的是,它们加剧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孤立处境,并使敌视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坚持己见,公开表露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敌意。

  在前几个月里,城镇里的小资产阶级被吓得东躲西藏。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造成了恐怖气氛,他们却没有赢得胜利,没有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是没有消灭敌人。他们看不到革命有完成的可能,便听任革命被葬送:半途而废的革命开始反噬自己的创造者了。

  农村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革命初期欢天喜地地接受了集体化的农民,现在也开始为自己前途未卜的处境而忧心不已。民兵的征收,给农民造成了很重的负担,他们不再把集体化当成民兵曾向他们许诺的乐土了。官方关于秩序、法制和财产的声明,鼓舞了集体化的敌人,加强了他们的自信。他们知道新的警察部队是靠得住的:塔拉戈纳省有一个叫法塔雷利亚(Fatarella)的村子,村民六百人,一九三七年一月, 无政府主义者来到这里推行集体化,遭到小农的武装反抗,造成多人死伤。农村各地的革命形势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倒退。

  事实就是:在革命达到高潮时,无政府主义者没能推翻软弱的希拉尔政府,并巩固胜利;而现在,他们的队伍已经四分五裂,他们没有领导也没有政策,却奋起反抗一个强势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但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甚至还得到了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支持。更有甚者,力量不断壮大的西共与统社党在各地向无政府主义者发起了挑战,他们拥有纪律严明的干部,拥有物质手段,还拥有一个政策:从上到下,共产党都在挖无政府主义者的墙角,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的衰落中获利最大的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势力大涨


  我们前面讲过,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西班牙共产党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就成了西班牙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内战爆发时,它们共有大约三万名党员,几个月后就达到了数十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人。不过,由于苏联政府亲自干预战争,西共和统社党的领袖便不再是党内唯一的主角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底,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便接管了党的领导层与组织。派往马德里的共产国际代表有化名“梅迪纳”(Medina)的阿根廷人柯多维拉[44],保加利亚人斯捷潘诺夫[45] ,来头最大的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éminences grise)、化名“艾尔科利”(Ercoli)和“阿尔弗雷多”(Alfredo)的意大利人托里亚蒂[46][47]。派往巴塞罗那的是化名“佩德洛”(Pedro)的匈牙利人格洛[48]。在这些共产国际代表身边还有一批拥有宝贵经验的技术专家和顾问,他们可能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很长时间。西班牙共产党的整个军事政策全都由意大利人维托里奥·维达利[49]一手掌控,他是苏联情报机关最重要的外国特工之一,西蒙娜·泰里[50]说他身材矮小,“长着一张喜剧演员的脸,脸色白里透红,还有一头金发”。他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更常用的化名是“卡洛斯少校”(Comandante Carlos)[51]。他们全都拥有充足的资金,可以使他们建立庞大的行动与宣传机关。

  全世界反动报刊利用“莫斯科黄金”(Oro de Moscu)[52],大肆渲染“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在毁灭西班牙;而共产党却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坚决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保卫财产与法制。共产党的所有领袖都在演讲中一再重申:在西班牙还谈不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进行的斗争,既是反抗半封建制的西班牙与外国法西斯分子的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也是世界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斗争的一部分。一切有可能破坏工人阶级与“人民中的其它阶层”之间的统一战线的东西,都会遭到共产党的强烈谴责。共产党特别注意维护它与共和派领袖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知疲倦地重复这句口号:“保护农民、小工厂主和小商人”。何塞·迪亚斯宣称:“我们在为新式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而战。”这种制度,意味着摧毁西班牙半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剥夺大地主、消灭教会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消除军国主义、粉碎大金融寡头集团。何塞·迪亚斯认为,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了。因此,当前唯一的任务就是打赢内战:“首先打败弗朗哥”成了共产党的主要口号。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巩固民族与人民的联盟,加强人民阵线政府的权威:共产党支持孔帕尼斯政府对抗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支持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抗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支持合法政权对抗“不负责任的委员会”。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建立正规军,支持希拉尔,并按照这条路线,帮助拉尔戈·卡巴耶洛上台。何塞·迪亚斯曾多次指出:“强行进行社会化和集体化……是荒谬的,这等于帮了敌人的忙。”此外,共产党还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痛骂所有要求继续革命的人。“在打赢战争之前,我们不能推动革命。”他据此向共和国阵营中的左派,也就是革命派发起了全面进攻。在同一篇讲话中,何塞·迪亚斯宣称:“人民的敌人是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捣乱分子”,共产党的宣传员根据莫斯科审判的结果,无休止地重复批托的谎言:“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反革命匪帮。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捣乱分子是人民的三大敌人,必须在西班牙、乃至所有文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灭它们。”弗兰茨·波克瑙指出了这条政治路线造成的后果:它超出了反弗朗哥斗争的范围,把斯大林派共产党的组织拖入了一场以效率为名,全面反对革命的斗争:“共产党不仅反对社会化的大潮,他们还反对几乎一切形式的社会化。他们不仅反对将农民的小块田地集体化,还成功地阻挠了一切试图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他们不仅反对在局部地区废除货币的幼稚想法——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有理——他们还反对由国家控制市场……他们不仅试图建立一支活跃的警察部队,还特别青睐那些遭到群众痛恨的旧政权的警察部队。他们不仅破坏了委员会的权力,还敌视一切自发的、不受他们控制的群众运动。简单来说,他们不是去引导群众,把群众自发的、纷乱的积极性,变成有序的积极性,而是企图用刻板划一的行政性的、军事化的行动,来代替群众的行动,彻底消除群众的主动行动。[53]

  这种保守的政策,使西共与统社党迅速壮大,并加强了它们的影响力。由统社党控制的工总加泰罗尼亚组织原本比较弱小,但由于政府通过了强制工会化的法令,使工总在当地的势力大增。在工总旗下成立的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是一个以维护商人、技术员和小实业家为借口,帮助中小资产阶级同革命成果作斗争的组织。另一方面,工总在列万特的小农中间拥有较强的基础,共产党便在这里成立了以马特乌(Mateu)为首的独立农会,集体化的所有敌人,包括地方豪强在内,都支持这个农会。

  总的来说,凡是拥护共和区的法律与秩序以及财产关系的人,都投靠了捍卫这些东西的西共与统社党。法官、高级公务员、军官、警察都把共产党当作是实现他们喜欢的政策的工具,以及在关键时刻保护他们的安全的手段[54]。同时,共产党也不再是一个由无产者组成的党了:根据它自己提供的数字,在一九三八年,它在马德里拥有六万三千四百二十六名党员,其中只有一万〇一百六十人是工会会员,不难推算出工人仅占党员比例的一小部分[55]。此外,在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下,一些名人也参加了共产党,可是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对工人的事业远远谈不上百分之百的忠诚[56]

  不过,共产党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原因不仅仅在于它实行了温和的政策并坚决效忠共和国。其实,在革命初期的混乱中,共产党证明了自己是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是一件非常有效的武器。它的一大成就,便是号召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团结起来,赢得了所有一心想同弗朗哥斗争的人的广泛响应,无论他们是共和派、社会党、工会会员还是无党派人士。无论是埃尔南德斯、“热情之花”、甚至柯莫雷拉,都只有在他们痛斥各委员会与捣乱分子的时候,在要求实行严格的纪律、遵守法制的时候,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因为他们的党证明了自己具有出色的作战能力,因为他们的党知道如何树立榜样。

  保卫马德里的传奇,也证明了共产党在一定条件下,不仅可以借助十月革命与红军的革命传统,也能利用具体的革命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能在群众面前装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在许多参加了革命史诗一般的首都保卫战的西班牙籍和外国籍战士看来,不久之后,这次战役将不仅仅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在同德国和意大利雇佣军战斗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战。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相信,暂停革命只是短暂的战略撤退,反法西斯斗争最后一定会变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从这个观点来看,第五团成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马德里共产党员占领了库瓦特洛·卡米诺斯(Quatro Caminos)的慈幼会修道院,在修道院里成立了第五团,到了月底,第五团的兵力就达到了八千人。“第五团”这个番号大有深意:共产党领导层选择这个番号,是因为在叛乱爆发前,在马德里只有四个团。政治局任命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57]为第五团团长,卡洛斯少校为副团长,让他们把第五团建立起来。他们在每一个营里都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钢铁连”,并有条不紊地吸收预备役和现役军官、士官参加。在苏联帮助下,第五团迅速壮大。它拥有充足的装备,获得了良好的训练,并拥有优秀的骨干。政府器重第五团,因为它是纪律的楷模:它重新采用了正规军的编制,设立了军衔与军衔标志,并恢复了敬礼的礼节。

  在其它纵队中工作的正规军军官不断要求调到第五团,他们觉得第五团跟他们习惯的工作环境一模一样。第五团有自己的乐队和合唱团,还有一份日报《人民民兵》(Milicia Popular)。它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传奇。九月底,它的兵力已达三万人。它后来扩编为第五军,兵力超过了十万人,拥有中央集团军的绝大部分兵力。

  第五团是第一个设立“政治委员”的部队:其实,在共产党领袖看来,不能让不断壮大的第五团脱离党机关的控制。政治委员负责在正规部队中维持党的政治纪律、监督技术专家、并维持士气。共产党还能通过总政治委员部扩大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只有这个组织才真正明白,军中的大批政治委员,能给一个活跃的政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在总政治委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庇护下,在总政治委员部成立后的第一年里,共产党逐渐掌控了整个总政治委员部[58]。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口号灌输到部队中去,向士兵宣传自己的主旋律:民主、爱国、纪律。红军的政治委员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宣传员,而西班牙政委的词汇表中却没有这两个词,按照西共的设想,设立政委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军队中彻底消灭那些认为革命与战争同等重要、必须立即推进革命的思想。

  为了继续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所有人都不敢批评斯大林派共产党,因此,共产党成了恢复国家政权、重建军队的反法西斯政纲的捍卫者,成了执政联盟当中最为活跃的因素。阿萨尼亚、孔帕尼斯、普里耶托、乃至拉尔戈·卡巴耶洛都曾衷心信任并大力支持共产党,然而后来他们却责备同样信任和支持共产党的德尔·巴约。共产党的地位日益提高,它不但广受舆论好评,更在国家机关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人民军的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它还控制了审查与密码部门。它的人在新建的警察部队里高踞要职,比如马德里的布里利奥[59]和巴塞罗那的罗德里格斯·萨拉斯[60]。它的凝聚力和纪律性,使人们产生了这个疑问:它就没有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吗?

  从共产党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表现来看,它动用自己的职权的目的,并不像它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为了共同利益和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它是在苏联政府的指示下采取这种方针的。在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时,尽管已经决定所有党派都要参加,但共产党却坚决不让被它斥为“托洛茨基派”和“苏联之敌”的统工党参加[61]。十一月十五日的《战斗报》对此提出抗议,并将矛盾公开化:“斯大林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西班牙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而是根据他与某些国家结成的、反对另一些国家的盟约的政策,来保护苏联政府。”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向报刊发布照会,干预西班牙共和国内政,谴责《战斗报》“卖身投靠国际法西斯主义”。这次事件在加泰罗尼亚引发了政府危机,最后导致统工党被赶出了自治政府评议会。十二月十七日,正值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结束后,《真理报》对此作出评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威胁:“加泰罗尼亚已经开始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必须拿出跟苏联一样的劲头来完成这项工作。”

关于重建国家政权的得失


  地平线上仍有不少令人担忧的乌云。双重政权状态已经消失了,但职权不明、交叉管辖、政策彼此矛盾的情况依然不少。马拉加的情况并非孤例。马拉加的省长阿莱斯(Arraiz)和委员会都没有掌握实权,实权落在军人手里,但他们又无法理解或掌控手下的工农部队。警察部队重建后,几百个村庄各自拥有治安力量的缺点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波克瑙正确地指出,农民对内战的热情也随之冷却了。意大利自由派贝尔托尼[62]在维斯卡战线上写道:“西班牙的战争失去了一切新的信念,没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伟大的革命性已经丝毫不剩……只剩下了非生即死的可怕问题,但这已经不再是建立新制度、锻造新人的战争。[63]

  然而,就在此时,马德里保卫战开始了:它既是现代战争:两支有组织的军队正面交锋,双方都动用了飞机、火炮和坦克;又是革命战争:战士的士气突破了技术条件的限制,武装起来的人民奋勇抵抗欧洲两大军事强国。马德里保卫战和瓜达拉哈拉战役,是共和军在内战中仅有的重大胜利,它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组织性与纪律性尚未扼杀激情与信念,而激情与信念还能依靠纪律性与组织性——还得依靠武器:任何事业,无论它能激励多少人为它献身,如果没有武器,它就不可能胜利。




[1] 根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转述(《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第216页)。——原注

[2] 1936年11月6日,弗朗哥率领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撤往瓦伦西亚,11月7日,留守在马德里的各政党和工会成立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在它解散前,它实际上接管了马德里地区的防御工作和一切市政业务,成了事实上的马德里政府。1937年4月23日解散。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1936年11月7日):
  主席:何塞·米亚哈·梅南特将军;
  书记:费尔南多·弗拉德(Fernando Frade)(社会党);
  副书记:马克西莫·德·迪奥斯(Máximo de Dios)(社会党);
  军事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加西亚(西共);
  副军事委员:伊西多洛·迪耶格斯·杜维尼亚斯(Isidoro Diéguez Dueñas)(西共);
  公共秩序委员:桑蒂亚戈·卡里略·索拉雷斯(统社青);
  副公共秩序委员:何塞·卡索尔拉·毛雷(José Cazorla Maure)(统社青);
  军事工业委员:阿莫尔·努尼奥·佩雷斯(Amor Nuño Pérez)(全劳联);
  副军事工业委员:恩里克·加西亚·佩雷斯(Enrique García Pérez)(全劳联);
  供应委员: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Pablo Yagüe Estebaranz)(人民俱乐部);
  副供应委员:路易斯·涅托·德·拉·弗恩特(Luis Nieto de la Fuente)(人民俱乐部);
  通讯委员:何塞·卡雷尼奥·艾斯帕尼亚(José Carreño España)(左派共和党);
  副通讯委员:赫拉尔多·萨乌拉·梅里(Gerardo Saura Mery)(左派共和党);
  财政委员:恩里克·希梅内斯·冈萨雷斯(Enrique Jiménez González)(共和同盟);
  副财政委员:路易斯·鲁伊斯·维多夫洛(Luis Ruiz Huidobro)(共和同盟);
  信息与联络委员:马里亚诺·加西亚·卡斯卡雷斯(Mariano García Cascales)(自青联);
  副信息与联络委员:安东尼奥·奥尼亚特(Antonio Oñate)(自青联);
  疏散委员:弗兰西斯科·卡米内洛·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Caminero Rodríguez)(工团主义党);
  副疏散委员:安东尼奥·普雷克塞斯·科斯塔(Antonio Prexés Costa)(工团主义党)。

  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和路易斯·涅托·德·拉·弗恩特虽然代表马德里人民俱乐部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但他们都是西共党员。

  1936年12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增设了负责宣传、民兵、运输和勤务等业务的委员,其他委员也有一些变动。——中译者注

[3] 最高军事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 de Guerra,成立于1936年11月9日)的委员有:拉尔戈·卡巴耶洛、普里耶托(军工生产)、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军队政治工作)、加西亚·奥利维尔(训练军事干部)和乌里维(粮食供应与军需)。——原注

[4]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得到了当时的各反法西斯组织的一致赞成。孔帕尼斯号召“成立一个强势的、拥有全权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吸收了所有包括各政党和工会在内的反法西斯力量的代表参加,得到了它们的完全授权。”阿萨尼亚在拥护一项战争政策时,要求“为共和国成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严明、认真负责的政府”。共产党人米赫指出:“当前的口号必须是一切通过政府,一切为了政府,加强政府的威信与权力。”当上了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茹安·佩洛断言:“我们认为战争第一,革命第二。现在要听政府的指挥。”——原注

[5] 摘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53—254页。——原注

[6] 里卡尔多·萨瓦尔萨·埃洛尔加(Ricardo Zabalza Elorga,1898年1月29日——1940年2月24日),生于纳瓦拉的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曾在阿根廷求学和工作。1930年返回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社会党,1933年3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纳瓦拉省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总书记。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叛乱爆发时在马德里参加平叛战斗。1936年10月底接替埃内斯托·阿林,出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被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任命为瓦伦西亚省长。不久后调到中央农业合作社协会(Unión Central de Cooperativas Agrícolas)工作。共和国覆灭后被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7] 这个比例有时会变得完全不同。比方说,卡斯蒂利昂的委员会原有35名委员,其中全劳联14人、统工党7人、工总7人、共和派7人。市政改革之后,全劳联、工总、统工党、西共、统社青、社会党和共和派政党都拥有相同的代表数量。——原注

[8] 许多活动家借此在行政机关当上了官,这或许就是他们倒戈的原因。达维德·安托纳在1936年还是是建筑工人,到了1939年就已经当上了王城省(Provincia de Ciudad Real)省长。只有少数几个人,比如胡安·洛佩斯,在当过部长或高官之后又回到了工厂。——原注

[9] 在各个组织一致同政府合作的情况下,各委员会进行的反抗可能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1937年2月8日,市政改革法案颁布一个多月后,何塞·迪亚斯在瓦伦西亚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一大半都在强调必须摆脱“微型政府”、必须用市镇评议会来代替各委员会。1937年4月27日,已在1936年7月被共和派占领的《ABC》报道称,在卡斯蒂利昂某地,为了用市镇委员会来取代委员会,卡斯蒂利昂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殊情况,由于史料记载得不多,在这里必须提一下。在阿斯图里亚斯,由于没有出现替代它们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社会党国会议员、阿斯图里亚斯与希洪省际委员会委员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对媒体指出(《ABC》,1937年2月 12日):“应该承认,这里没有人患有委员会恐惧症。”1937年1月8日,全劳联和工总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地区组织签署了一份协议,在该地区全面成立全劳联—工总联合监督委员会(在各地的监督委员会中,双方各占一半席位,委员会主席由当地人数较多的组织的人担任)。1937年4月13日,工总阿斯图里亚斯组织召开代表大会,哈维尔·布埃诺在《明晰》上指出这是“第一次革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批准了这条路线。在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党提出的候选人反对委员会,主张“统一”,结果只得了12000票,而现任领导层得了87000票。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组织(请参阅第本书第一部第十一章)违抗共产党的命令,与自青联组成了“革命阵线”。

  在被叛军攻陷之前,阿斯图里亚斯一直是一个被围攻的公社。即使在弗朗哥攻占该地后,游击队依然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抵抗,可见该地的革命精神之强烈——在该地小心谨慎地进行的恢复共和国政权的工作,并未将革命精神扑灭。——原注

[10] 共和国国民卫队(Guardia Nacional Republicana)成立于1936年8月29日,由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改编而成。1936年12月27日并入新成立的内卫部队(Cuerpo de Seguridad Interior),但部分共和国国民卫队的整编工作直到1937年才完成。——中译者注

[11] 最高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有内务部长加拉尔萨(工总)、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艾斯普拉和加西亚·奥利维尔。——原注

[12] 这一句的法文版和英文版都讲得不清不楚,所以译者参照其它资料重新编写。——中译者注

[13] 卡里略的前任是革命前上任的曼努埃尔·穆尼奥斯(Manuel Muñoz)。内格林担任总理后,由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接替卡里略出任保安警察总监。——原注

[14] 边防部队的传统任务是巡逻边境,检查出入境的人员与货物。由于内格林大力扩充边防部队,人们便给边防部队起了个外号叫“内格林之子”(hijos de Negrín)。——原注

[15] 这项措施似乎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执行,至少它涉及到的几个政党没有完全遵守它。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一章注释[21],由玛尔加丽塔·内尔肯(Margarita Nelken)劝诱突击警察“皈依”共产党而引发的争端。——原注

[16] 1936年8月6日成立的民兵监察局(Inspección General de Milicias),在10月20日划归中央战区作战主任何塞·阿森西奥上校管理,改称民兵司令部(Comandancia de Milicias),负责管理民兵。——中译者注

[17] 何塞·里克尔梅·洛佩斯—巴戈(José Riquelme y López-Bago,1880年8月31日——1972年1月28日),西班牙将军,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1936年9月初曾率领共和军进攻叛军,遭到失败后被调离前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8] 埃斯科瓦尔(Escobar)和马丁内斯(Martínez)在11月21日被杀。官方调查未能查明凶手。桑蒂利安认为,“另一个反法西斯组织”教唆杀害了他们,这个组织无耻地指责自己的盟友玩弄两面派手段。马丁·布拉斯克斯指责某些伊无联民兵企图暗杀他和他的朋友。——原注

[19] 加西亚·奥利维尔以巴塞罗那人民战争学校为模板,组建了这些学校。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军官被证明无法掌握现代战争的技术:没有人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学会指挥一个连。——原注

[20]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Sebastián Pozas Perea,1876—1946),生于一个保守派家庭,1892年入读萨拉戈萨军事学院(Academia Militar de Zaragoza),毕业后担任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出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36年7月19日至9月6日出任内务部长,10月5日担任第一师师长。曾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哈拉马战役、维斯卡战役、萨拉戈萨战役和阿拉贡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1] 塞希斯蒙多·卡萨多·洛佩斯(Segismundo Casado López,1893—1968),生于军人家庭,1908年入读巴利亚多利德骑兵学校(Academia de Caballería de Valladolid),参加过里夫战争。1935年担任共和国总统卫队长。1936年下半年负责训练和组建混成旅,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哈拉马战役和布鲁内特战役。1938年3月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司令,1938年5月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1939年3月5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同弗朗哥谈判投降条件,遭到弗朗哥拒绝。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1年回国。——中译者注

[22] 胡安·佩雷亚·卡普利诺(Juan Perea Capulino,1890—1967),1906年参加陆军,曾参加里夫战争。1926年曾参加反对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密谋,事败后被判处六年徒刑,1932年退役。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共和军,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1936年12月31日出任第5师师长,1937年4月至10月担任第4军军长,1937年10月担任第21军军长,1938年3月担任东部集团军司令。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反弗朗哥的密谋活动。1967年在阿尔及利亚策划密谋时死于心脏病。——中译者注

[23] 弗兰西斯科·加兰·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Galán Rodríguez,1902—1971),生于军人家庭,在内战爆发前担任国民警卫队军官,并曾为西共的反法西斯工农民兵(Milicias Antifascistas Obreras y Campesinas)担任教官。内战爆发后曾担任第五团团长,1936年11月担任第22混成旅旅长,1937年改任第39师师长,1937年7月担任第51师师长,1938年2月担任第10军军长,1938年12月担任第12军军长,1939年3月改任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4] 路易斯·巴尔塞洛·霍维尔(Luis Barceló Jover,1896年8月31日——1939年3月15日),内战前即参加了西共,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1935年当选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8月6日担任民兵监察局局长。10月20日改任中央战区作战主任。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担任第2师师长,1938年4月担任第1军军长。卡萨多发动政变后,巴尔塞洛率领第1军杀回马德里,试图镇压政变,失败后被政变军队杀害。——中译者注

[25] 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1906年9月24日——1969年4月19日),本名胡安·吉利奥托·雷昂(Juan Guilloto León),生于加迪斯省圣玛丽亚港(El Puerto de Santa María)的一个工人家庭,当过木工。曾参加西班牙外籍军团,在摩洛哥服役。1930年参加西共,共和国成立后曾前往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4年回国后开始参加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组织工作。内战期间曾担任第五团团长、第4师师长、第5军军长和埃布罗集团军司令,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二战中随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战后移居布拉格,1969年去世。——中译者注

[26]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五章注释[66]。——原注

[27] 巴伦丁·冈萨雷斯·冈萨雷斯(Valentín González González,1904年11月4日——1983年10月20日),绰号“农夫”(El Campesino),生于巴达霍斯省马尔科西纳多镇(Malcocinado)。8岁开始当矿工。曾参加西班牙外籍军团。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西共。内战爆发后,先后担任第五团团长、第10混成旅旅长、第46师师长,参加了瓜达拉哈拉战役、布鲁内特战役和贝尔奇特战役等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本已进入军事学院就读,却被赶到沃尔库塔服苦役,1949年逃离苏联,定居法国。1977年回国,1983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28] 古斯塔沃·杜兰·马丁内斯(Gustavo Durán Martínez,1906—1969),生于巴塞罗那,少年时期曾学习音乐,与加西亚·洛尔卡、萨尔瓦多·达利等人是好友。内战爆发后参加第五团,并在国际纵队第11旅担任克雷贝尔(Kleber)将军的参谋长。此后曾担任过第69混成旅旅长、第47师师长、第10军军长,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塞戈维亚战役、布鲁内特战役、特鲁埃尔战役等多次重大战役。1937年曾担任军情局马德里分局局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9] 安德列·马尔罗的小说《希望》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共产党员曼努埃尔的原型可能就是杜兰。杜兰曾向西蒙娜·泰里(Simone Téry)介绍过自己的身世(《自由战线,西班牙1937—1938》[Front de la Liberté,Espagne 1937-1938],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1938年,第147页),而《希望》里曼努埃尔的身世跟他很像。第五团根据马尔罗的建议,成立了一支摩托化冲锋枪连,叫“钢铁连”,而这个连队的指挥员就是杜兰。——原注

[30] 米盖尔·加西亚·比万科斯(Miguel García Vivancos,1895年4月19日——1972年1月23日),生于穆尔西亚地区马萨隆镇(Mazarrón)。曾在卡塔赫纳兵工厂当过工人。参加过全劳联。内战期间曾担任第126混成旅旅长和第25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在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改当画家,曾多次举办画展。——中译者注

[31] 阿尔维托·桑切斯·梅嫩德斯(Alberto Sánchez Menéndez,1915年2月26日——1937年7月2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193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到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第五团,并参加了西共。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不久便担任第9混成旅旅长。1937年7月25日在布鲁内特战役中牺牲。——中译者注

[32] 从一七九二年开始,国民公会向各地革命军派遣特派代表(représentant en mission),监督部队作战。特派代表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并可处决抗命的指挥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维克托·雨果的名著《九三年》。——中译者注

[33] 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年5月13日——1823年8月2日),法国数学家,政治家,军事将领。1773年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1791年10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793年8月至1794年10月当选为公安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重组了革命军,为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L'Organisateur de la Victoire)。1794年5月至6月任国民公会议长。1795年11月至1797年11月任督政府督政官。1800年4月至10月任陆军部长。1807年退出政界。1814年在百日王朝时期,于3月20日至6月22日任内务大臣。波旁王朝复辟后流亡国外,1823年在马格德堡逝世。——中译者注

[34] 1936年10月17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Comisario general)。他任命的几位副总政治委员分别是米赫(西共)、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Crescenciano Bilbao)(社会党)、希尔·罗尔丹(Gil Roldán)(全劳联)和佩斯塔尼亚(工团主义党)。12月9日米赫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这一时期,工总的普雷特尔(Pretel)担任总政治委员部秘书长。——原注

[35] 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 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生于土伦。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1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人道报》编辑部工作。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18日被捕,同年12月15日就义。——中译者注

[36] 《人道报》,1937年4月19日。——原注

[37] 洛沃(Lobo)神父,一位天主教教士,曾通过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向马德里市民发表讲话,呼吁他们加入人民的行列。——原注

[38] 据茹安·佩洛所述,内阁经过漫长的讨论后,最后还是把这笔贷款批给了他,不过贷款数额减为2400万比塞塔,工业部还得偿付6%的利息。——原注

[39] 《工人团结报》曾向法国人民请求;在这场同“德国鬼子”(Boches)的战斗中,请支持西班牙。菲德丽卡·蒙蔡尼说过,这场战争是一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原注

[40] 杜鲁蒂死后遭到了所有派别的利用。针对这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我们要引用他对皮埃尔·范·帕森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现在就要在西班牙闹革命,而不是等到不知哪天才来的下一次欧洲大战之后。”(转引自菲利克斯·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原注

[41] 加西亚·奥利维尔曾对军校学员说过:“你们的士兵……不再是你们的同志了,必须把他们当成是军事机器上的齿轮。”——原注

[42] 迪奥尼斯·艾洛雷斯·巴特利耶(Dionís Eroles i Batlle,1900—1940或1941?),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早年参加全劳联。1920年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1936年7月在巴塞罗那参加治安巡逻队的工作,1936年10月22日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治安委员。1937年五月事件后被免职并遭到逮捕。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从此下落不明。——中译者注

[43] 大部分作者都认为,在塔兰孔拦截政府车队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是铁纵队的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可能是从马德里来的。请参阅古斯曼(Guzmán)在《马德里的红与黑》(Madrid rojo y negro,n.p.,Talleres Socializados del SUIPAG-CNT,1938年)一书中对他们的领导人比利亚努埃瓦(Villanueva)的描写。——原注

[44] 维克托里奥·柯多维拉(Victorio Codovilla,1894年2月8日——1970年4月15日),生于意大利,191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1912年移民阿根廷,后参加阿根廷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Argentino),1924年在阿根廷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前往马德里,代表共产国际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整肃,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41年返回阿根廷,1941年至1963年任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1963年至1970年任阿根廷共产党主席。1970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45] 斯托扬·米涅耶维奇·米涅夫(Стоян Минеевич Минев,1890年8月21日——1959年5月5日),1907年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流亡瑞士,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至1943年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6年至1938年化名“鲍里斯·斯捷潘诺夫”(Boris Stepanov),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西班牙协助西共与统社党开展工作。——中译者注

[46] 帕尔米洛·托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Genoa),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7]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指出:托里亚蒂是在叛乱爆发后的头几天抵达西班牙的,也就是说在1936年夏天就到了,托里亚蒂还担任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但托里亚蒂的官方传记作者费拉拉夫妇却认为,托里亚蒂是在1937年7月才抵达西班牙的(第280页),他“尽量保持低调”(第288页),并证实了托里亚蒂“一心扑在西班牙问题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与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人民运动相关的各种问题。”请参阅玛尔切拉·费拉拉(Marcella Ferrara)与毛里奇奥·费拉拉(Maurizio Ferrara)合著的《帕尔米洛·托里亚蒂传》(Palmiro Togliatti),法文版由让·诺阿洛(Jaean Noaro)翻译,巴黎,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1954年。——原注

[48] 格洛·埃诺(Gerő Ernő,1898年7月8日——1980年3月12日),匈牙利共产党(Kommunisták Magyarországi Pártja)建党成员之一,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Kommunista Ifjúmunkások Magyarországi Szövetsége)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1945年返回匈牙利。1956年7月18日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 Dolgozók Pártja)总书记,10月25日辞职,流亡苏联。1960年回国,但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198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中译者注

[49] 维托里奥·维达利(Vittorio Vidali,1900年9月27日——1983年11月9日),生于穆吉亚(Muggia),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Federazione Giovanile Comunista d'Italia),此后曾被共产国际派往古巴和墨西哥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军事工作,曾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的化名担任第五团团长。共和国覆灭后返回墨西哥,曾参与刺杀托洛茨基的阴谋。1947年返回意大利。——中译者注

[50] 西蒙娜·泰里(Simone Téry,1897年1月28日——1967年12月12日),法国记者、小说家。193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人道报》记者。

[51] 他和共产党的几位军事领袖的名字被编入了著名的《第五团之歌》(El Quinto Regimiento),这首歌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跟着利斯特尔和“农夫”,
   跟着加兰和莫德斯托,
   跟着卡洛斯少校,
   民兵心中就充满了勇气。
   (Con Líster y Campesino,
   Con Galán y con Modesto,
  Con el Commandante Carlos,
  No hay miliciano con miedo.)——中译者注

[52] 1936年9月14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动用510吨黄金储备,向苏联购买军备物资,资产阶级舆论便借此大做文章,攻击苏联骗取了共和国的黄金。——中译者注

[53] 波克瑙,《西班牙战场》(The Spanish Cockpit,伦敦,1937年),第292页。——原注

[54] 当然,也有右派分子为了寻求庇护而混入全劳联的情况。但只有共产党既能提供庇护,又能提供为保卫法律与秩序而战的机会。——原注

[55] 波克瑙认为,在西共的党员中间,军队和行政人员占的比例最多,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富农与职员,最后才是产业工人。多列安斯(Dolléans)介绍了瓦伦西亚的前自联成员参加共产党的情况,并得出结论:共产党的党员“来自共和国阵营中最保守的分子”。大部分正规军军官(其中一些人在战前只是共和派)只要不是右派,都参加了共产党。比方说,米亚哈和波萨斯,还有年轻一些的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加兰、休塔特、科尔顿和巴尔塞洛都是共产党员。——原注

  据西共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报告,在1937年5月,西共的党员人数为26万人,加上拥有45000名党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拥有22000名党员的巴斯克共产党,西班牙的共产党约有30万党员,超过了社会党和所有共和派政党之和。西共的党员成分如下:

  产业工人(包括工程师与技术员):87660人;
  农业工人: 62250人;
  拥有土地的农民: 76700人;
  中间阶级: 15485人;
  知识分子: 7045人;
  妇女: 19300人;

  合计:268440人。

  出自:茹安·埃斯特鲁奇(Joan Estruch),《西班牙共产党史》(Historia oculta de PCE),马德里,2000年,第132—135页。——中译者注

[56] 1937年1月1日,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的儿子何塞·阿尔卡拉·卡斯蒂利奥(José Alcalá Castillo)刚刚结束流亡生活,就参加了共产党:1月6日,在巴尔冯丁(Balbontín)的协助下,共产党通过广播电台,向“为敌人阵营而战的富裕资产阶级子弟”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一起投靠西班牙人民”。何塞·阿尔卡拉·卡斯蒂利奥随“工人”代表团一同前往苏联,参加了五一节庆典。他在五月六日的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感谢“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这篇文章被西班牙多家报刊转载。
  西共党员中的这个新阶层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康丝坦西娅·德·拉·摩拉(Constancia de la Mora),她出身于西班牙寡头集团中最显赫的大家族之一,外祖父是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 Maura),她从不掩饰自己对外祖父的崇敬之情。她与马拉加的一位乡绅结了婚,这场婚姻以灾难收场,导致她与家庭发生了矛盾(另据凯斯特勒[Koestler]和查尔默斯·米切尔[Chalmers Mitchell]记载,她的前夫姓波林[Bolín])。她离婚后,又和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结了婚,并在马德里管理书报检查办公室,她总是遵照党的命令,批评政府的决策。她的自传《双倍的显赫》(Doble splendor,墨西哥城,大西洋出版社[Atlante],1944年;英文版标题为《In Place of Splendor》,纽约,Harcourt,Brace,1939年)是一部有趣的目击证词:这个聪明、活泼、勇敢的女人依然说着她那个阶级的语言,并像她的外祖父仇视社会党人一样,仇视极端革命派。——原注

[57] 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Enrique Castro Delgado,1907—1965),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担任反法西斯工农民兵领导人。内战爆发后参与创建第五团,并担任第五团首任团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担任西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4年被开除出党。后移居墨西哥。——中译者注

[58] 在1937年3月19日的《工人世界》上,“热情之花”引用了一份政委的伤亡报告,可能在无意间披露了共产党在政委中的绝对统治地位:阵亡的32名政委中,有21人是共产党员,7人是统社青团员;负伤的55名政委中,有35人是共产党员,1人是统社青团员。她还承认,由于共产党员表现得比其他人更英勇,负伤和牺牲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即使考虑到这个原因,仍能看出共产党在政治委员中间占有绝对优势。卡巴耶洛曾坦率地指责德尔·巴约,说他放任共产党渗透总政治委员部。普里耶托曾指责马德里战线政治委员部主任、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Antón)。必须承认,共产党最了解政委的重要性,共产党提出的政委候选人也远远多于其他组织。——原注

[59] 里卡尔多·布里利奥·斯托利耶(Ricardo Burillo Stholle,1891—1940),曾参加陆军,晋升为步兵少校。共和国成立后调入突击警察。1936年参加西共和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参与镇压马德里的叛军,此后曾担任第9师师长、埃斯特雷马杜拉军军长和加泰罗尼亚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被维希法国政权逮捕后移交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60] 尤塞维·罗德里格斯·萨拉斯(Eusebi Rodríguez Salas,1885—1952?),一战期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曾在抢劫塔拉戈纳银行时失去一支手臂。1920年参加塔拉戈纳省全劳联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1921年担任全劳联海运工会(Sindicato de Transporte Marítimo)书记。1930年参加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脱党后参加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6年参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936年12月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公共秩序委员。在1937年五月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2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61] 这个消息是社会党人阿尔瓦尔(Albar)告诉给统工党马德里组织的领导人恩里克·罗德里格斯的:“罗森贝格大使不让你们参加。这当然很不公平,但请理解我们:苏联太强大了;我们要么放弃提名统工党,要么就得失去苏联援助。我们只能让步,放弃了统工党。”安德拉德和戈尔金随后赶往马德里,但他们也遭到了拒绝。统工党没能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原注

[62] 路易吉·贝尔托尼(Luigi Bertoni,1872年2月6日——1947年1月19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作家。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率领无政府主义者支援共和国。——中译者注

[63] 转引自卡米洛·贝尔耐里(Camillo Berneri),《西班牙的阶级战争》(Guerre de classes en Espagne,巴黎,工人印刷厂[Imprimerie Ouvrière],1938年),第4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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