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劳联参加中央政府,是我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全劳联以前一直坚持反对国家的原则和信念,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但客观形势……已经改变了西班牙政府与国家的性质。……政府已经不再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力量,国家也不再是维持社会中的阶级界限的机关。全劳联参加政府和国家的机关之后,就能进一步确保它们不再压迫人民。
[43]”于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严峻考验面前,无政府主义的领袖讲出了最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说的话。“三个火枪手”之一加西亚·奥利维尔曾是一个逃犯,现在成了司法部长,为了在同志们面前给自己辩白,他后来写道:“国际资产阶级拒绝向我们提供我们急需的军火。……我们必须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掌权的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合法政府,否则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当时的形势就是这么无情,我们不得不低头,也就是要同政府合作。”桑蒂利安在一九三六年是最先为这个政策辩护的人,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又是第一个在失败之后猛烈批判这个政策的人:“我们当时以为,必须先赢得战争,革命才有可能胜利。我们牺牲了革命,却没有料到这就等于葬送了战争的目标。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