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五章 共和国控制区的双重政权状态
在叛乱被粉碎的地方，失败的不只是叛军。叛乱军队与武装的人民群众的冲突，把夹在中间的国家政权给碾碎了。原有的政权机关已经彻底失去了权力，掌握权力的是街头的各种武装组织，它们在打退叛军后，马上就着手进行最迫切的任务：肃清残余叛军、巩固后方，以及维持生存。诚然，共和国政府依然存在，在左翼记者所谓的“忠诚区”[1]，也没有出现一个公开同共和国政府对抗的革命政权。但希拉尔内阁只能控制马德里周围一带，它还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它采取了什么行动，也不是因为它还享有什么威信，而是因为各个工人组织：政府必须通过工总的联络与通信系统，才能同其它的忠诚区保持联系；社会党执委会已经把海军部设为自己的长期办公地点，不管部长普里耶托就坐镇在那里。
但是，在街头和政府之间，逐渐出现了各种新的权力机关，它们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且往往自称与街头和政府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就是遍布各地的无数委员会，实际上它们已经取代了原先的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它们构成了新的政权，并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把革命的力量组织起来，处理最重大的任务：一个是短期任务，即继续战争；另一个是长期任务，即在社会革命的高潮中恢复生产。
西班牙的危机吸引了不少外国记者和激进分子前往西班牙，在他们眼中，西班牙呈现出了一派非凡的景象，对立双方既让人困惑不解，又显得光怪陆离，但都令人眼花缭乱。它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将军们发动叛乱，本来是为了阻止革命，反倒激起了革命。革命在刚开始时处于守势，现在它开始转入反攻了。成千上万的人，对它做出了千差万别的自发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肤浅的、对革命不怀好意的观察家只会看见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深意：既然工人主动承担起了保卫自己的责任，他们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新的政权也就随之诞生了。
巴塞罗那就是这种革命形势的象征。弗兰茨·波克瑙是一个专业的观察家，他认为巴塞罗那是“苏维埃西班牙的堡垒”——按照“苏维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巴塞罗那就是工人代表会的西班牙。其实，巴塞罗那不仅是一个几乎全部居民都是工人的城市，它现在还是一个由工人掌权的城市：工人在城里随处可见，在街头，在建筑物门口，在兰布拉大道[2]上，到处都是肩扛步枪、腰挎手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3]。国民警卫队的三角帽不见了，几乎没有人穿制服，资产阶级和乡绅都不见了：据说，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鼓励”戴帽子。工人组织接管了夜店、酒店与豪华旅馆，把它们改成了人民食堂。以往常见的乞丐也都不见了，工会办的福利设施正在照料他们。所有的汽车都插上了旗子，画上了各种各样的标志，涂上了各个工人组织的缩写。无论在哪里，都能看见楼房、咖啡馆、商店、工厂、有轨电车和卡车上贴着告示，表明该建筑或该物“已被人民收归集体”或“已收归全劳联”。各政党和工会纷纷占据了大型现代建筑、旅馆或右翼组织的总部，把它们改成了自己的办公楼。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日报和广播电台。除了已被封闭的大教堂之外，所有的教堂都被付之一炬。内战仍在继续，它每晚都在吞噬新的牺牲者。布洛什写道：“兰布拉大道过着双重的生活。白天，这里随处可见鲜花，随处可闻鸟声，游人络绎不绝，咖啡香飘四溢，汽车和有轨电车来来往往。到了黄昏，卖花的小摊贩就不见了，卖鸟人也消失了，咖啡馆打烊了。天黑以后，兰布拉大道就陷入了可怕的死寂之中，只有墙边偶尔会冒出几个鬼影。[4]”
几天后，马德里向法国客人呈现出了另一派景象。当然，马德里的各个工会和政党也占据了漂亮的楼房，并组建了自己的民兵，但街道上很少能见到武装的工人，几乎所有的武装工人都穿着新的制服，这是一种叫做“mono”的蓝色连身衣。旧的制服并没有消失：七月二十七日，官方警察重新开始执行日常勤务。所有的教堂都被封闭了，但都没有被纵火。马德里的各种委员会没有巴塞罗那那么多，征收的告示也没有巴塞罗那多。乞丐仍在街角伸手乞讨。豪华旅馆和夜店仍在照常营业。迫在眉睫的战争阻止了革命的进程。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是共和区的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没有两个相邻的城镇或省份是完全一样的。要想更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就得进行一番细致的分析。
各种武装组织的权力
当时有一种现象，虽然各地程度不等，但在整个共和区普遍存在，外国观察家对这种现象特别关注。外国的大报把这种现象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或“红色恐怖”。从战胜叛乱那一刻起，工人武装就开始了血腥的肃清。
而且，在之前的半年里，暴力冲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最后的爆发。既让人畏惧、又让人渴望的斗争，使长久积压下来的仇恨与恐怖获得了发泄的出口。每一个人都清楚，斗争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要想赢得胜利，首先就得跨过敌人的尸首。
在共和区，实际上已不存在任何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力量，警察部队已经消失了。警察要么投靠了叛军，要么与工人民兵合并了。从十八日、十九日两天开始，各地都爆发了总罢工，并持续了至少一个星期：工人拿着武器，从早到晚都在街上游行。起初只有积极分子才有枪，在攻占兵营、分发武器后，愿意拿枪的人都分到了枪：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圣塞瓦斯蒂安和马拉加等地总共发了几万支步枪。监狱里的政治犯都被释放了，但不少刑事犯也被放走了。没有了警察，带着武器招摇过市也不会引人注目，于是各种人渣败类便趁机大肆作乱。
所以，观察家笔下的“恐怖”，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他们分不清这种现象中的各种因素，而且往往还故意把不同的因素混淆起来。在“恐怖”刚开始的时候，执行者和受害者的数量大体相当，所以此时的“恐怖”无疑是一种自发的运动，是真正的群众性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是由恐惧而激发的本能反应，是面临危险时做出的自卫性应激动作，法国大革命中的九月屠杀[5]就是由此引发的；这种“恐怖”既是革命战争的要求，也是革命战争中无法避免的现象。
在抓获军官、国民警卫队员、长枪党徒和乡绅的时候，如果在场的积极分子名声不够响，镇不住场面，或是在场的警察部队的忠诚度还不够让人信服，保护不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就地处决。
其它一些“恐怖”事件是由危言耸听的谣言和集体恐惧心理而诱发的：马德里群众在得知叛军在巴达霍斯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后[6]，又听信了监狱中发生俘虏暴动的谣言，便攻占了模范监狱[7]。凯波·德·利亚诺通过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使群众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疑神疑鬼的心理，他们又被七月二十七日的轰炸所激怒，便攻占了马拉加监狱，处决了里面的叛军俘虏。这种“恐怖”既是一种预防手段，又是对革命行动的鞭策。民兵在击败叛军、夺回村镇后，急于继续推进，没有多少时间来巩固后方，所以他们只能用一种方法，那就是系统地肃清后方，把所有阶级敌人统统当作“法西斯分子”，不经审判就立即消灭。杜鲁蒂纵队在抵达弗拉加（Fraga）后，就处决了三十八个所谓的“法西斯分子”：一个神父、一个大地主、一个律师和他的儿子，以及所有的富农。在某些人看来，把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的每一个人，都从肉体上消灭，就能为真正的革命创造条件。这种“恐怖”也是与内战和革命密不可分的。
在叛乱后的几周里，城镇遭到了类似的行为的威胁，但这种行为更有组织性，它叫做“夜间处决”[8]。它总是按照相同的套路进行的：保卫委员会或警戒委员会选好目标后，就在晚上派武装人员把目标绑走，架出城外，在某个偏远的地方杀掉。在这种政治报复中被杀的有教士、大老板和小老板、政客、资本家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以前曾跟工人组织作对的法官、警察、狱警、奸细、雇佣杀手；也有人纯粹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名声或社会地位而被选为目标的。而且，“阶级界线”也不等于工人就能获得充分的保护：在巴塞罗那就有一些工人活动家遇害了，比如工总旗下的码头工会的总书记、被全劳联斥为“码头恶霸”的共产党人德西德里奥·特里利亚斯[9]；以及工总西班牙—瑞士（Hispano-Suiza）工厂分会的主席。
这种氛围自然会助长个人报复、乃至单纯的盗窃、抢劫和谋杀等罪行。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此前曾策划过夜间处决的各个政党和工会，才会转而反对这种行为，并开始“组织”镇压。由于此类罪行在传统上往往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公正起见，有必要指出：一位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茹安·佩洛一直在《自由报》（Libertad）上谴责犯下此类罪行的人“躲在革命运动背后……借助这种形势来逃脱惩罚”，他还呼吁，“为了革命的荣誉”，“必须制止夜间处决的行为”，“严惩那些为杀而杀的人[10]”。在此期间，全劳联巴塞罗那分会的一位干部、餐饮工会总书记费尔南德斯（Fernández）出于私怨而报复杀人，被全劳联就地处决，以儆效尤[11]。
针对天主教会的恐怖
火烧、劫掠修道院与教堂，以及逮捕并处决教士，是早期的一种突出现象，对此必须从另外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据说，人们通常是为了报复教会才这么干的，而且有不少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巴塞罗那，许多叛乱分子躲在教堂里负隅顽抗；在费盖拉斯（Figueras），教士躲在大教堂里，向工人射击；到处都有狙击手躲在宗教建筑里面，向外面打冷枪。
但是，反对天主教会的运动，绝不仅仅是混乱时期的应激反应。当然，有少数教堂遭到了窃贼的洗劫。但在大多数案例中，从教堂中搜出来的财宝，被用于资助初期的革命活动：赫洛纳（Gerona）的民兵从比克（Vic）的大主教官邸里搜出了价值一千六百万比塞塔的珠宝，并把这批珠宝交给了中央委员会。
革命者经常把死人的尸体和遗骨挖出来，举行骇人的展览，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报复，其实，这种可怕的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死人生前就被革命者当成最坏的敌人，就算他们已经死了，革命者也要让他们不得安宁。西班牙工农枪毙教士、烧毁教堂，不光是为了消灭他们的敌人，消灭敌人权力的象征，也是为了一劳永逸地使西班牙摆脱愚昧与压迫——在他们看来，教士和教堂就是愚昧与压迫的全部象征。当过部长的巴斯克人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的话可作为佐证：“人们烧毁教堂，并不是要表达反宗教的情绪；他们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反对国家，我大胆地说一句：人们燃起冲天的黑烟，不过是在祈求上帝关注人间的不公。[12]”
各种委员会的权力
法国工会活动家罗贝尔·卢松曾在八月初访问西班牙，他描写了自己在越过国界之后的经历[13]：
“您刚刚走过国界，就被一队武装人员拦住了。他们是什么人？工人。他们是民兵——也就是穿着日常服装，却拿着步枪或手枪的工人，胳膊上的标志表示他们的职务，或是表示他们代表着哪一个政权……他们能够决定……是否放您进去，还是带您去见‘委员会’。
“管事的委员会设在邻村，他们在这里行使一切权力。委员会负责行使日常的市政职能，并组建当地民兵，给民兵提供武器、食物和住房，费用由全体居民分担。进出城镇都需要他们批准；他们还能关闭法西斯分子的商店，征收生活必需品。他们毁坏了所有教堂的内饰，还在教堂门口贴出告示：教堂已经‘收归自治政府所有’，可用作人民设施。”
在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的所有城镇与大部分乡村，都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它们各有各的名字：人民委员会、战争与保卫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或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它们全都是在指导人民抗击军事政变的行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成立的。这些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五花八门。在乡村、工厂和工地，人们有时会举行全体大会，选出委员会，不过有的选举进行得比较草率。尽管这些委员会是在革命后才成立的，但它们都很注意吸收所有政党和工会参加，这是因为委员会既代表着全体工人，又代表着所有工人组织的总和——有许多地方在选举委员会时，都要“达成共识”：某个工会由谁来代表，谁来代表“共和派”，谁来代表“社会党”。在不少城镇里，当地最积极的分子马上就自己组成了委员会。有的时候，全体选民会从每个组织中各挑选一人，再由被挑中的人组成委员会；更常见的做法是：各个组织先进行内部投票，选出本组织的代表，或是由各政党和工会的当地委员会任命本组织的代表，再由各个组织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委员会在成立之后，很少会举行更大范围的投票，让自己的人选获得承认；不过，雷里达的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后，倒是搞了一个由城里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并向立宪会议负责，使自己得到了立宪会议的承认。但是，“基层”委员会只能控制到村庄委员会或行业委员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各个组织的意志就压倒了基层委员会的意志。
各地的委员会的人选都不一样。不少地方只是简单地给原先的人民阵线委员会增加了几个工会的代表。在一些社会党执政的城镇，委员会是由原先的市议会再加上全劳联领导人而构成的。在加泰罗尼亚，以及从叛军手中夺回的部分阿拉贡地区，有许多委员会的委员全部是全劳联—伊无联或自青联的活动家，不过，城镇里的委员会往往由工总、艾斯凯拉、统社党、统工党、全劳联和伊无联的代表组成。但在雷里达，统工党把所有曾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反对工会的共和派都赶出了委员会，这样一来，委员会就只限工人组织参加了。有的委员会是按照比例来分配各个组织的席位的，有的委员会则给每个组织都分配相同数量的席位。不过，更常见的做法，是按照各个组织在工业中的实际力量对比来分配席位。社会党在桑坦德、米耶雷斯和萨马·德·兰格雷奥的委员会中占据多数，但每个矿区的政治面貌都不一样。北方所有的委员会都被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控制着，只有毕尔巴鄂委员会例外，它由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和社会党组成。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了希洪和昆卡。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工总的名义参加了马拉加的委员会，并逐渐把委员会的控制权从全劳联手中夺了过来。在瓦伦西亚，每个工会有两名代表，而每个政党只有一名代表。在卡斯蒂利昂（Castellón）的委员会里，有十七名全劳联代表、七名工总代表，没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但共和派与统工党各有七名代表。在加泰罗尼亚，除了萨瓦德伊（Sabadell）和雷里达之外，所有的大城镇的委员会都被全劳联—伊无联控制了[14]。
尽管各种委员会有着不同的名字、来历和构成，但它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特征。在叛乱之后的几天里，它们全都掌握了地方上的一切权力，接管了立法和行政职能，它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说一不二的决定权，不仅可以处理眼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维持法律和秩序，控制物价等，还能处理当时的各种革命任务：将工业社会化或收归工会管理；剥夺教会、“叛乱分子”或大地主的财产；把土地分给金属工人或集体开发土地；没收银行；将住宅收归市政府管理；组织发布各种书面或口头的消息；组织教育；组织福利工作。格兰迪索·穆尼斯[15]给这种委员会起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管理委员会”（Government Committee），不管在哪里，只要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它就会以工人武装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并迫使旧政权的专业机关的残余人员——有时候是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还有大小官员——服从它的命令，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西班牙共产党领袖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是当时最坚决地反对委员会的人之一，但是，他却对委员会的权力作出了最高的评价：“委员会是一种恼人的、隐蔽的、无形的政权，它没有明确的职能，也没有公开的权力，但它却像真正的政府一样，通过无情的专政，行使着无可争议的权力。[16]”
尽管委员会是地方上的真正政权，但在地区一级，却有多个权力机关，它们各有各的来历，有的能够与其它权力机关和平相处，也有的与其它权力机关相互对抗。
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
诞生
七月二十一日，巴塞罗那的战斗结束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把控制了街头的革命派找去开会。无政府主义领袖桑蒂利安描写了这一事件：“我们几天没睡觉、没刮过胡子，样子就跟那些有关我们的传奇故事里讲的一样，我们就这样带着武器，去了加泰罗尼亚政府。自治政府的几个成员脸色苍白，不停地发抖，会谈时阿斯卡索不见了。陪同我们前来的战士们涌进了政府。[17]”孔帕尼斯主席向他们道贺：“你们自己打退了法西斯军队，所以你们已经成了本市和加泰罗尼亚的主人……你们胜利了，你们已经控制了一切。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不要我这个主席，只要一句话，我就很乐意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小兵。而在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只有死亡才会使我让出这个职位，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这番话，那么我本人、或许还有我党的同志、我的名声和我的威望，都任你们使用……[18]”
孔帕尼斯主席显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正如他的副手米拉维特列斯[19]在几周后写的一样：“叛乱之后的两三天里，任何正规的公共力量都已不复存在，而在巴塞罗那也没有了军队，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的消失是它能成立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与人民武装并肩作战，打得非常凶猛，他们已经成了群众的一部分，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
工人武装、巴塞罗那街头成立的委员会与城乡的管理委员会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据柯莫雷拉所述，社会党和共产党曾向孔帕尼斯主席建议，组建“自治政府民兵”，同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民兵争夺街头的控制权[21]。孔帕尼斯没有同意：他认为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而且，在这一时期，就像他说过的那样，共和国政权在加泰罗尼亚就剩下他本人以及他的“名声和威望”了。共和国政权的命运，共和国政权能不能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得到恢复，完全取决于群众是否需要他的服务。结果，全劳联的领袖同意继续合作。全劳联地区委员会在前一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No hay comunismo libertario,primero aplastamos a la facción.（现在还不是建立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粉碎叛乱。）他们同意了孔帕尼斯的建议。桑蒂利安对他们的决定做了这样的评论[22]：
“我们本来可以保持独立，我们本来可以废除自治政府，代之以真正的人民权力，而无人敢违抗我们，但是，在有人对我们实行专政时，我们不相信专政；而在我们能够实行自己的专政时，必然会损害别人，所以我们也不想要专政。以孔帕尼斯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依然存在，而各种人民的力量，将会在民兵中自我组织起来，把解放西班牙的斗争进行到底。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就这样诞生了，我们使它代表了政治、自由与工人的方方面面。”
组成与作用
在主席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各个组织的代表召开了会议，并立即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de Milicias Antifascistas de Cataluña），其中温和派的代表有：艾斯凯拉三人、拉巴塞雷协会[23]一人、加泰罗尼亚行动[24]一人。建党过程尚未正式完成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一名代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也有一名代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代表是桑蒂利安和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25]，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是加西亚·奥利维尔、阿森斯[26]和杜鲁蒂，杜鲁蒂在几天后被马尔科斯·阿尔孔[27]代替。尽管加泰罗尼亚的工总会员只有全劳联的十分之一，但它也有三名代表[28]。
这个委员会的初步组成有点奇怪。全劳联在加泰罗尼亚拥有非常雄厚的力量，孔帕尼斯也刚刚承认了它的全面胜利；而工总在加泰罗尼亚的力量则薄弱得多，但全劳联却给了工总同样多的代表席位。加西亚·奥利维尔认为，全劳联纯粹是出于慷慨才这么做的[29]，果真如此吗？桑蒂利安则认为，全劳联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做出一个政治姿态，在它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以此换取同样的对待[30]，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件事上，这两个因素确实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在革命初期，统工党与全劳联的竞争开始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给加泰罗尼亚共和派四个代表席位、给工总三个代表席位、给统社党一个代表席位，可以使全劳联获得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正是无政府主义领袖所乐见的。统工党在中央委员会里处于绝对少数，而在加泰罗尼亚其它重要的权力中心，它的处境要好得多。还有，正如桑蒂利安指出的，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方式，是由全劳联—伊无联决定的。
中央委员会是各政党与工会的领袖协商与妥协的结果，政府也通过法令，正式承认了它，既然它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它也就成为了一个混合式的组织。在中央委员会的例会上，有四名政府代表参加，他们以政府的名义行动，这使中央委员会在某些方面，显得像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一个得到授权的临时合作委员会。实际上，它在巴塞罗那同各个政党与工会的领导层保持着联系，但在巴塞罗那城外，它的基础是由各级管理委员会（即地方上的革命政权）组成的，同时它也是地方革命政权的最高表现形式。桑蒂利安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描写[31]：
“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是唯一的、众所公认的实际权力。自治政府依然存在，我们也尊重自治政府，但是，由胜利与革命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权力，是人民现在唯一服从的权力，因为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就是人民的胜利。”
实际上，中央委员会无所不管，桑蒂利安对此做了解释：“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既是在后方实行革命秩序的机关，又是一个负责战备、培养指挥员的武装组织，还是通信与通讯、粮食与服装、经济组织、立法行动与司法行动的学校，它包罗万象，管理一切：将工业转入战时状态、宣传、与马德里政府的关系、帮助一切战斗中心、与摩洛哥的关系、在可用的土地上耕作、卫生、监视海岸与国境，方方面面，不分大小，全都要管。我们要给民兵和他们的家属发津贴，给战士的遗属发抚恤金；简单来说，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却得完成政府需要用一个昂贵的官僚机构才能完成的任务。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既是陆军部，又是内务部，还是外交部，它还要指导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同类机关的工作。[32]”
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兼具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政治机关，它下面的各种工作委员会和专项执行委员会马上就干起了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总书记处负责行政工作，兼管宣传，这个部门的领导人是年轻的艾斯凯拉领导人、前极左派活动家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总书记处下设：民兵组织委员会，由桑蒂利安领导；负责军事行动的作战委员会，由加西亚·奥利维尔领导；运输委员会，由工总的杜兰·罗塞利（Durán Rosell）和全劳联的阿尔孔领导；粮食委员会，由拉巴塞雷协会的茹塞普·托伦茨[33]负责；调查委员会，由伊无联的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负责，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内务部；军事工业委员会，由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的茹塞普·塔拉德利亚斯[34]负责。在这些委员会下面又设立了其它部门，比如由统工党的工会活动家艾尔瓦斯（Hervas）担任书记的教育标准委员会，以及负责统计、军需、审查、报纸与广播、地图测绘和专业学校等技术事务的各个部门。中央委员会是在工人革命中诞生的工人政府，它采用了必要的组织结构。
瓦伦西亚的权力冲突
此时，瓦伦西亚的形势仍不明朗。驻军与罢工工人仍在对峙，而由马丁内斯·巴里奥领导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试图用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权力，来压服罢工工人的权力，它想尽快让工人解除对军营的包围，回去工作，使一切回归正常。七月二十一日，它试图劝说人民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驻军是忠诚的，请停止罢工吧。但是，此举却造成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丁内斯·巴里奥、莫拉将军和瓦伦西亚驻军指挥官蒙赫将军都是共济会会员。人们怀疑马丁内斯·巴里奥曾在七月十九日的最后几个小时——也就是他的总理任期的最后时刻——企图同叛军达成妥协。瓦伦西亚已经进入起义状态，军官和教士不敢上街，人民执行委员会把工人巡逻队和正规警察混合起来，在街上巡逻，到处都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七月二十三日，艾斯普拉以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名义，下令解散人民执行委员会，并接管省长的职权，又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邀请每个政党和工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人民执行委员会发生了分歧：全劳联、社会党、工总和统工党不愿接受政府的最后通牒。左派共和党与共产党认为：既然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是合法政府在瓦伦西亚的代表，人民执行委员会就应该树立一个遵守纪律、服从合法政府的榜样。
最后，人民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最后通牒。人民执行委员会的主导力量——全劳联—工总联合罢工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份叫《全劳联—工总》的日报，在与粮食有关的行业实行复工，并由工会组织保障粮食的供应，但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已把粮食供应的工作转交给了市政府。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仍在同驻军进行谈判，而工人每天都在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驻军出发，同叛军交战。
在马德里，内务部长向全劳联总书记安托纳保证，瓦伦西亚驻军是可靠的，最起码是中立的。但他却没有把此前承诺的武器交给全劳联。全劳联马德里分会便把自己的机枪和步枪运往瓦伦西亚，并把巴塞罗那送来的武器发给了新组建的民兵。瓦伦西亚驻军仍然守在各个兵营里面，封锁了兵营入口，并保持沉默。人民执行委员会扬言要进攻兵营，但最后还是没有下达命令。此时，叛军进犯特鲁埃尔（Teruel）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民执行委员会便建议，把工人民兵与国民警卫队按三比一的比例混合起来，前去增援特鲁埃尔，这引发了新的争端：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坚决要求，混合部队中工人民兵与国民警卫队的比例应为一比三。在增援特鲁埃尔的路上，国民警卫队在拉·普维夫拉·德·巴尔维尔德（La Puebla de Valverde）伏击了民兵，然后投靠了叛军。
此后，各种事件接连发生。兵营中发生了起义：在罢工的第二周，帕特尔纳（Paterna）的工兵团在法夫拉[35]中士带领下，举行了起义，粉碎了军官的叛乱阴谋。每天都有士兵携带武器逃出兵营，参加民兵，使民兵的队伍日益壮大。但在七月二十七日，全劳联—工总联合罢工委员会还是下达了在运输业之外的一切行业复工的命令，。但是它失算了：工人不愿服从这个命令，反而继续罢工。全劳联和工总坚持己见。人民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由全劳联的洛佩斯（López）、工总的特洪（Tejón）和青年中尉贝内迪托（Benedito）组成，准备在八月一日进攻军营。七月三十一日，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宣称瓦伦西亚驻军已发动叛乱，控制了瓦伦西亚。其实，瓦伦西亚驻军有三个团确实发动了叛乱，但这三个团的士兵在民兵的帮助下，举行了起义，制止了叛乱。驻军被解除了武装，涉嫌叛乱的军官被逮捕和审判，士兵被遣散；民兵接收了驻军的武器。政府让步了：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被解散了，人民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获得了承认，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林[36]上校出任省长，不过这只是对现状的追认罢了。
此后，人民执行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全省，它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都与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相同。安德列乌·宁在瓦伦西亚的一次集会上，称赞它是“列万特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府”。它设立了一个拥有全权的经济委员会，并组建了几个民兵纵队，把这些纵队派往各条战线作战。它的公共秩序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被人们当作“政府部门”。在马丁内斯·巴里奥手下当过陆军部长的米亚哈将军，后来被希拉尔任命为瓦伦西亚督军[37]，他曾向马丁·布拉斯克斯（Martín Blázquez）少校坦白：在人民执行委员会的军事负责人贝内迪托中尉面前，他就像“年轻中尉的傀儡”一样软弱无力：米亚哈将军代表的是虚幻的共和国政权，而贝内迪托中尉代表的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38]。
其它的革命政府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政权由其它的机关接管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区城镇和乡村被工农委员会控制了。阿斯图里亚斯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省级权力机关，一个是由全劳联的塞贡多·布兰科领导的希洪战争委员会（Comité de Guerra de Gijón），另一个是设在萨马·德·兰格雷奥的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Comité del Frente Popular de Asturias），由社会党人冈萨雷斯·佩尼亚和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39]领导。两个委员会都设有军事委员会、运输委员会、粮食供应委员会与卫生委员会：按照阿斯纳尔[40]的说法，在九月里，萨马·德·兰格雷奥的委员会只用六天时间就能发动二万人。两个委员会在九月合并为战争委员会[41]，这个委员会设在希洪，但由社会党人贝拉尔米诺·托马斯领导。
桑坦德成立了一个享有全部权力的战争委员会，它设立的各种委员会起到了政府部门的作用，社会党控制了这个战争委员会。但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候不愿服从战争委员会主席胡安·鲁伊斯[42]的命令。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d Pública）逐渐控制了整个马拉加地区。警卫委员会负责镇压，工人委员会负责卫生与粮食供应，妇女委员会负责难民问题。公安委员会的武装巡逻队逐步吸收了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它有足够的权力，可以阻止屠杀监狱里的囚犯。八月十八日，德拉普雷写道：“工人与民兵委员会掌握着这里的一切权力。省长不过是橡皮图章，他就像一个无力的吉伦特派，在雅各宾派面前瑟瑟发抖，而跟西班牙的雅各宾派相比，我们法国的雅各宾派简直就像小孩一样。[43]”公安委员会在九月正式成立，它跟真正的政府一样，拥有陆军部、内务部、司法部和征收部。公安委员会主席、社会党人、教师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44]被任命为省长：事实上的政权获得了法律上的追认。
阿拉贡地区的革命政权最有独创性。我们前面讲过，阿拉贡地区的全部共和军军官都参加了武装叛乱。加泰罗尼亚民兵收复了大片的阿拉贡乡村，并在每个村庄都推行了激进的革命措施。政府和国民警卫队要么已经逃走，要么已被消灭，村民就召开全体大会，审判“法西斯”俘虏，并选出委员会，管理全村的事务，委员会得到了武装民兵的支持。因此，大部分的村委员会基本上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甚至还有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与已被彻底消灭的共和国政权合作的。十月初，各城镇与乡村的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布哈拉洛斯（Bujaraloz），在杜鲁蒂的司令部召开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保卫委员会[45]，全部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主席为华金·阿斯卡索[46]，他把委员会设在弗拉加。这个委员会得到了各支无政府主义纵队的领袖的同意，在阿拉贡拥有最高权力：它代表着阿拉贡地区所有的委员会，因此，它是西班牙唯一一个由地方委员会联合组成、并由地方委员会授权的地区政权机关。在它成立后，共产党马上猛烈抨击它是一个叛乱分子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机关，过了几个月，它才得到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它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革命政权机关。
巴斯克地区的特殊现象
巴斯克地区的情况，与西班牙其它地区大不一样。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这里拥有绝对优势，它反对七月十九日的武装叛乱，并在几天后参加了人民阵线。
但是，各个工人政党与工会的活动家正在全西班牙发动革命，而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目标与它们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这给它们的合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狂热地拥护天主教会与财产制度，它很快就与人民阵线中的大部分“盟友”及工会发生了直接冲突。为了反击叛乱，整个巴斯克地区都成立了保卫委员会，而这些保卫委员会同时又是抵挡革命的堡垒。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领袖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的《民族报》（La Nación，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日报）发表文章，准确地指出了他的党当时面临的困难：“资本主义专政的极端政党组建了‘呼啸兵’，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政党组建了民兵，我们从一开始就落后了。”而且，由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所有的委员会中都拥有多数席位，所以它要求得到“公共秩序专员”这一职位，以便“在后方维持纪律与尊重”[47]。于是，吉普斯科亚委员会的公共秩序委员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停止夜间处决，并在银行面前设置警卫，保护财产。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为了维持法律与秩序，保护财产，成立了自己的部队——巴斯克民兵；这支部队由萨塞塔[48]少校指挥，士兵都是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积极分子当中招募的，随军牧师在这支民兵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挥舞着巴斯克旗，说巴斯克语。在几周的时间里，工人在攻占洛约拉兵营后缴获的武器，几乎都被他们要走了。
共和国政权在巴斯克地区瓦解了，但取代它的并不是革命政权，新政权是一个捍卫财产与教会、极具巴斯克民族特色的资产阶级政权，它一面保卫巴斯克的自由，组织防御，抵挡叛军；另一面又成功地镇压了内部的革命运动[49]。九月中旬，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领导层决定迈出关键的一步：成立一个由它控制的巴斯克地区政府[50]。
新的国家机关的轮廓
起初，大部分委员会都兼管一切事务，并不专管某一方面的业务。委员会或村民大会同时身兼审议机关、法庭、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工农武装负责警戒、巡逻、监视、征收、逮捕与处决。但是，专业的机关很快就出现了，大一点的城镇都有了专业化的机关。
首先出现的是执行治安职能的部队——革命的法律与秩序必须得到维护，一方面要同革命的敌人斗争，另一方面也要阻止那些利用革命趁火打劫的人，制止盲目的恐怖。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与突击警察受到了严格的整顿；但人们还是不太相信他们，大型城镇的委员会都成立了专门负责监督旧警察、组建新警察的部门。在巴塞罗那，由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拥有审理控诉、调查取证、组织搜查与逮捕嫌犯的权力。它逐渐控制了各个工会与政党手下的治安部队。马拉加的警戒委员会负责在后方组织恐怖，而在其它地方，这个工作是由公共秩序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各地叫法都不一样）负责的。
专门承担治安职能的民兵部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了，这种民兵很快就被叫做“后方民兵”。
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阿森斯领导着著名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 de Control），这支部队是由中央委员会组建的，起初有七百名工人积极分子，后来扩大为一千人，其中一半由全劳联—伊无联选派，另一半由其它组织推荐，它拥有最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同样的部队还有希洪的治安巡逻队、雷里达的社会工人旅（Brigada Obrera Social）、卡斯蒂利昂的反法西斯人民近卫军（Guardia Popular Antifascista）。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极为推崇桑蒂利安所谓的“统一的革命权力”，并对权力的分割深恶痛绝，但专业化的过程依然在司法领域发生了。各地的法院都已被关闭，法官不是被杀就逃走了，于是一大堆“审判员”便冒了出来，而各个委员会全都已经不堪重负。在巴塞罗那，律师桑布兰卡特[51]带着全劳联的一队民兵，搜查了法院，并把文件和十字架丢出了窗外。他们成立了一个由职业律师组成的司法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是左翼律师，这个委员会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遣散法院的全体官吏，第二道命令是成立革命法庭。八月上旬，瓦伦西亚、卡斯蒂利昂、雷里达等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革命法庭：审判员、公诉人与审判长均由各政党与工会推荐的积极分子担任[52]。革命法庭的判决是严厉的，审理程序是简略的，但辩护权基本上都能得到尊重。革命法庭有时甚至会做出无罪的判决，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它总比“夜间处决”要好得多。
民兵
不过，由于内战仍在进行，新军队的建设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总之，新的政权机关就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
民兵是各政党与工会奋战的成果，它首先是各政党与工会的武装组织。每一支民兵的名字都表明了它的出身：有的是行会的名字（Artes Graficas〔绘图〕、Madera〔木头〕），有的是政治标志（工总有“卡巴耶洛”纵队与“明晰”纵队，统社党有“卡洛斯·马克思”[53]纵队，统工党有“列宁”纵队与“毛林”纵队，艾斯凯拉有“马西亚”[54]—孔帕尼斯”纵队）。
七月二十四日，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在巴塞罗那组建了第一个纵队，它有三千名战士，指挥员是杜鲁蒂，副指挥员是佩雷斯·法拉斯少校。这个纵队唯一有组织的战斗力，是由一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枪的士兵组成的。在此之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组建的各个纵队，实际都处于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影响之下。代表中央委员会主持民兵工作的桑蒂利安，竭力同民兵中的派性作斗争，但他似乎落了下风，而派性往往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各派为了武器和人员争夺不休，有时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带头成立了几支民兵部队：“铁纵队”、“决死队”（Desperada）、“钢纵队”和“幽灵纵队”，但在瓦伦西亚的民兵当中，政治影响同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幽灵纵队”由社会党人领导，而“铁纵队”是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纵队。而在马德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民兵部队，唯一能把这些民兵联系起来的是政府：它只能尽量给民兵提供最好的补给，民兵的武器和津贴都是由它提供的。各政党与工会的全国委员会以及全劳联的中央保卫委员会承担了组织民兵的工作。左派共和党组织了“钢铁团”，而共产党组织了后来名声大噪的“第五团”（Quinto Regimiento），不过当时它还只是一支民兵部队，与其它民兵没有多少区别。
民兵的具体兵力是很难估算的。拉巴塞尔估计民兵的战斗人员共有十万人：全劳联五万人、工总三万人、共产党一万人、统工党五千人，此外还有一万二千名突击警察、几百名国民警卫队、陆军的约一千名士兵和区区二百名军官。九月初出版的《全劳联—伊无联公报》（Boletín CNT-FAI）指出：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共有二万二千名民兵，其中统社党与工总共二千人、统工党三千人、全劳联一万三千人，剩下的四千人是前国民警卫队队员。与此同时，瓦伦西亚向各条战线派遣了九千名民兵，仅特鲁埃尔一地就派遣了四千人。马德里的民兵刚武装起来，很快就赶赴前线了，不过，桑蒂利安估计加泰罗尼亚后方民兵仍然拥有六千支步枪，他还承认中央委员会无法进一步加强作战民兵的力量：统社党曾把十挺机枪扣在萨瓦德伊，杜鲁蒂不得不带上自己的人马，去把它们“要”过来；正当阿拉贡战线吃紧的时候，全劳联—伊无联的民兵却把四十挺机枪和几辆坦克长时间扣在巴塞罗那，不肯把这些武器交给急需它们的阿拉贡战线。
第一批民兵纵队的领导人既是政治活动家又是工会活动家。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接受过军事训练。巴塞罗那的首批民兵领袖都是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杜鲁蒂、乔维尔和奥尔蒂斯[55]；统工党的活动家罗维拉[56]、阿克尔和格洛西[57][58]；统社党的活动家特鲁埃瓦[59]和德尔·巴里奥[60]。他们中间夹杂着几个正规军人：佩雷斯·法拉斯少校；指挥艾斯凯拉民兵纵队的佩雷斯·萨拉斯[61]少校；桑蒂利安的技术助理马丁内斯（Martinez）少校和埃斯科瓦尔（Escobar）上尉，他们是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62]巴塞罗那分会的领导人。
陆军航空兵的巴约[63]上尉指挥了马略卡远征军，而炮兵则由纳瓦拉人希梅内斯·德·拉·贝拉萨（Jimenez de La Beraza）上校指挥。在民兵的组织工作中，士官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佩雷斯·法拉斯调走后，前中士曼萨纳（Manzana）担任了杜鲁蒂纵队的军事顾问。少数几个前来担任技术顾问的外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自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瓦伦西亚的第一批民兵是由两位低级军官指挥的，他们就是国民警卫队军官、社会党人乌里瓦里上尉和贝内迪托中尉；帕特尔纳士兵起义的英雄法夫拉中士也和他们一起参加了民兵的组织工作。戈麦斯·卡米内洛将军负责指挥雷昂的矿工，但他却被扣押了起来。在阿斯图里亚斯，冈萨雷斯·佩尼亚手下只有几个军官，民兵纵队是由两位工人活动家指挥的：米耶雷斯矿工、社会党人奥特洛（Otero）和金属工人、全劳联会员卡洛塞拉[64]。在马德里，社会党的第一批民兵是由退役军官指挥的，这些人当中属曼加达[65]中校最出名，但连吃几次败仗后，他的名声就一落千丈了。第五团起初只有少数军官和士官[66]。全劳联录用了一些正规军官：全劳联的首批民兵纵队中，有两个纵队是由德尔·罗萨尔[67]中校与军医少校帕拉西奥斯[68]指挥的。但是，新的军事领导人也开始出现：建筑工人摩拉和西普里亚诺·梅拉当时只有几周的军事经验，但他们也当上了民兵指挥员。马拉加也出了一位优秀的军官：阿森西奥·托拉多[69]中校；马拉加还是民兵赢取声名的好地方：根据作战公报，“潘乔·比利亚[70]”支队曾同“铁屑”支队争夺荣誉。
大部分民兵都不会操作武器，也不知道最基础的自卫原则。当然，他们也缺少武器和指挥员，所以发动工人参加民兵的工作只能暂时停止：新来的民兵既得不到装备，也接受不到训练，更没有人去指挥他们。此外，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建立起来的民兵，性质也都不一样：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纵队的指挥员是“政治代表”，由“军事技术顾问”辅佐他；而社会党、工总、统工党和统社党建立的纵队，以及共产党的第五团，是由军官指挥的，但军官要受“政治委员”的监督。在加泰罗尼亚，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整编民兵：十个民兵组成一个“小队”，小队的领导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delegado）；十个小队组成一个“百人队”（centuria），百人队的领导是“总代表”（delegado general），总代表直接受“纵队司令”领导。在马德里，全劳联的民兵是按照小队（一小队二十人）、百人队、营的编制组建的，纵队的领导层由各营的代表、保卫委员会的代表与总代表组成。而第五团的军官和政委理论上是由领导任命的，但利斯特尔[71]声称自己是“被选出来的”。所有的纵队里，士官和战士的津贴都是一天十比塞塔。民兵不用通过礼节表示敬意，也不佩戴任何军衔标志。不过第五团复活了敬礼的礼节，并引以为豪，而且第五团跟统工党的民兵一样，喜欢以整齐的队列行军，全劳联的民兵却故意把队列走得非常糟糕。
在马德里，第五团先从组织部队的骨干开始着手：它最初的一批士官是通过“红色救济会”的领导人招募的。在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命令加西亚·奥利维尔组织“人民战争学校”[72]，这个学校每学期招收二千名志愿者，他们要在巴库宁军营接受速成军事训练课程。
一支武装力量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了，它拥有高涨的士气和优秀的巷战能力，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它真正实现了“武装人民”的传统口号，而在当时，这几乎是在完全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国家政权
政府实际上依然存在。希拉尔总理虽然勉强签发了武装工人的命令，但是，只要在他还有一点点权威的地方，他就会力争维护对形式与合法性的尊重，并力图保存国家机关——如果国家机关已经严重受损，无法恢复的话，至少也要保存他个人的合法性。当他往东部省份派出由马丁内斯·巴里奥、鲁伊斯·弗内斯和卡洛斯·艾斯普拉组成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他似乎已经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给马德里提供给养、在列万特协助组建民兵、并帮助民兵收复阿尔瓦塞特（Albacete）、进军安达卢西亚等方面，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政治斗争中，它在瓦伦西亚、穆尔西亚、阿利坎特和卡塔赫纳屡战屡败。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解散后，政府几乎可以说是陷入了一段——用波克瑙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作为的时期”，它只有小心翼翼地满足各个政党、工会、各支民兵和各种委员会的要求，才能活下去。
不过，政府依然存在，它首先存在于外国人的观察中，它竭力向外国人表示：自己仍然是法制的化身。希拉尔博士曾在八月向瓦伦西亚人民保证：共和国海军绝不会让非洲的叛军登上西班牙本土，增援本土的叛军；但仅过了四十八小时，他就不得不屈从于外国的压力，下令舰队撤离丹吉尔海岸。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在海上的存在，它似乎还对叛乱将军存有幻想，以为还能同他们达成妥协。七月二十九日，马丁内斯·巴里奥以共和国的名义郑重呼吁：“让那些本不该拿起武器的人放下武器，然后让我国恢复正常的生活。”次日，普里耶托代表官方发出暗示，政府并未彻底放弃妥协的希望：“为了抵御国外的敌人，政府军至今仍未部署到他们应该被部署到的地方。”
在革命后的头几天里，共和国政府企图把马德里街道的控制权从工人民兵手中要回来，再把街道交给警察控制：政府设计了自己的通行证，想用它来取代工会会员卡和委员会颁发的通行证。政府还试图重建已遭到重创的警察部队。在曼努埃尔·穆尼奥斯[73]领导下，保安警察招募了一批可靠的社会党活动家：它在突击警察中成立了“黎明巡逻队”（Escuadrilla del Amanecer），还成立了一支由突击警察和社会党活动家组成的“共和国山猫”（Los Linces de la República），这两支部队在镇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刷工人、社会党员加西亚·阿塔德利[74]被任命为“罪案调查旅”（ Brigada de Investigación Criminal）指挥员，这支部队很快就出了名，并把名字改成了时髦的“人民侦查民兵”（ Milicias Populares de Investigación）。左派共和党人萨亚古埃斯（Sayagües）在陆军部组织了“特别勤务局”（Departamento de Servicios Especiales）。当然，所有这些治安机关，与八月初由各政党的代表组成的省调查委员会（Comité Provincial de Investigación），还有各党自己组建的镇压机关（这些机关已经开始被叫做“契卡”[checa]了），都是同时共存的，不过它们仍然是政府手中的利器。
军事方面的形势则更加困难。政府已经没有了军队。它用一批手枪跟马德里民兵换回了千余支步枪。七月三十一日，政府发布法令，规定民兵可以凭政党或工会颁发的证明领取国家津贴，这个法令清楚地表明了政府的脆弱，但它也是政府开始恢复过来的第一个信号。组织民兵与粮食供应的工作，是由各政党和工会进行的，但它们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这些工作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得到国家的授权。陆军部长卡斯蒂利奥[75]将军在八月七日因住院就医而辞职；一批共和派军官、总统卫队卫兵、各部部长的军事副官——萨拉维亚[76]中校、梅嫩德斯[77]少校、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78]少校、马丁·布拉斯克斯少校、迪亚斯—腾德洛[79]少校、科尔顿[80]上尉与休塔特[81]上尉——成立了民兵监察局（Inspección General de Milicias），招募指挥员，并分发装备；与此同时，他们又构成了一个总参谋部的雏形，各个纵队的领导越来越频繁地向它求助。八月四日，“志愿营”（batallones de voluntarios）成立了。八月二十日，马丁内斯·巴里奥再次同鲁伊斯·弗内斯共事，这次他们的任务是为志愿营征募兵员。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方法，重建武装力量，更加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权力。
当然，此时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马德里城外几十里的地方陷入了苦战，首都郊区没有任何兵力可以保护正在工作的部长不受逮捕。不过，某种连贯性还是得到了维持：政府无奈之下，承认了各种代表会与革命委员会，但它总想把这些机构纳入共和国政权的框架内，哪怕只是在纸面上。政府任命阿林为瓦伦西亚省长、任命罗德里格斯为马拉加省长，这并不会给阿林和罗德里格斯增加一丝权力，也不会给它自己增加一毫权力，但这样做可以维持某种原则。政府花了一番力气，任命可悲的米亚哈将军为瓦伦西亚督军，然而在代表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的“新兵蛋子”贝内迪托面前，米亚哈将军只能俯首听命；可是，尽管米亚哈将军连一辆车子都没有，但他以督军的身份驻扎在都督府里，这件事至少可以传达出一种信息：共和国政府预感到自己的处境会得到改善，所以它要继续忍耐下去。在加泰罗尼亚，尽管孔帕尼斯主席的党无疑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但自治政府的实际权力仍然比不上中央委员会。可是，自治政府仍在继续“下令”组织民兵保卫政府办公楼，“下令”组织中央委员会（尽管它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纯粹的“联络”委员会），并把中央委员会推荐的人选“任命”为国防部的委员。所有这些法令，无非是对革命权力机关已经做出的决定予以追认，那么，它们就只是毫无意义的过场吗？不，这些法令，维持了共和国的合法性的原则。政府管不了事，但它依然存在。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是最早恢复活动的旧政权机关。八月二日，艾斯凯拉的卡萨诺瓦斯[82]成立了内阁，统社党有三人入阁：经济部长柯莫雷拉、粮食部长鲁伊斯[83]、通讯部长比迪耶利亚[84]。但是，此举明显是在针对中央委员会，全劳联与统工党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统社党担心自己会在工人阶级面前名声扫地，遭到工人阶级的孤立，便让三位部长在八月八日辞职了。
在这段时间里，在马德里一带，只有马德里政府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它下令征召前三年的预备役士兵[85]，企图以这些新兵为肌肉，以忠诚的军官和士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的工人组织和民兵都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卡巴耶洛纵队声称：为了阻止重建正规军，他们要进军马德里。八月二十日的《明晰》直率地声明：“想用另一种军队来取代正在战斗的军队，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们自己的革命行动，这就是反革命的想法。”全劳联在巴塞罗那召开了有一万名应征入伍的新兵参加的大会，他们表决通过了一个决议：“我们想成为自由的民兵，而不是穿军服的士兵。军队早已证明了它是西班牙的心腹大患，只有人民民兵才能保卫公共自由：要当民兵！不当士兵！”
军营里的士兵烧掉了花名册和动员令。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同意将新兵编入民兵。各地的政党和工会纷纷要求在军营和新成立的部队中选出“工人士兵代表会”；正规军的重建过程刚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
两个政权的首次公开冲突的结果，彻底暴露了希拉尔政府的软弱。正如胡安·洛佩斯在叛乱爆发后一个半月时写的那样：“政权的一切关节都已损坏，没有一个政治机关还能继续运转”；无论是希拉尔，还是孔帕尼斯，都无法“将损坏的部件重新拼好，使政权机关恢复正常，或重建一个新的、集中的国家政权。[86]”
[1] 下文中，Republican Spain（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一律译为“共和区”，Nationalist Spain（国民运动统治区）一律译为“国统区”。——中译者注
[2] 兰布拉（La Rambla）大道是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一条步行林荫道，全长1.2千米。它是巴塞罗那著名旅游景点之一。——中译者注
[3] 所有的工人，不论男女，都和枪支难舍难分，这一情景令所有观察家大为惊讶。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21页）就描写了这样一位妇女：她从市场回家，一手拿着菜篮子，一手挽着孩子，还背着一支枪。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17页）发现，尽管旅馆和娱乐场所都贴有告示，建议大家把枪放在衣帽间，却没有一个人把枪放下来。8月8日，他写道：“工人已经夺到了枪，他们绝不会轻易把枪交出去。”——原注
[4] 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第45页。——原注
[5]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彻底结束了君主制，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9月2日，普鲁士军队攻抵凡尔赛的消息传来，巴黎城内立刻流传起了狱中的保王党分子准备举行暴动的流言。巴黎群众在义愤之下，从9月2日到7日处决了大批监狱里的囚犯。——中译者注
[6] 1936年8月14日，叛军在占领巴达霍斯后，屠杀了四千名俘虏与平民，制造了内战中最大的大屠杀。——中译者注
[7] 1936年8月22日至23日的晚上，巴达霍斯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马德里后，有人谣传模范监狱里的长枪党俘虏准备暴动，愤怒的民兵与市民便前往模范监狱，处决了三十名俘虏，他们大多是著名的右翼组织头目。——中译者注
[8] 原文为paseos，本意为“闲逛、散步、兜风”。——中译者注
[9] 德西德里奥·特里利亚斯·马里内（Desiderio Trillas Mariné，？—1936），早年曾积极参加全劳联的活动，1924年7月代表加泰罗尼亚工人出席了红色工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末期开始参加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活动，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工总。1934年10月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起义，1935年当选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7月30日被无政府主义者枪杀。全劳联—伊无联谴责了这起谋杀案，并保证他们会处决任何出于个人动机而杀人的全劳联会员。——中译者注
[10] 转引自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323页。——原注
[11] 费尔南德斯枪杀了曾向警方控告过他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原注
[12] 胡贝尔图斯·弗里德里希·冯·勒文施泰因（Hubertus Friedrich von Loewenstein）的报告，《西班牙共和国的一个天主教徒》（A Catholic in Republican Spain），伦敦，维克托·戈兰奇（Victor Gollancz）出版社，1937年，第98页。——原注
[13] 《巴塞罗那笔记》（Notes sur Barcelone），《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1936年8月10日。——原注
[14] 萨瓦德伊的委员会主席是何塞·莫伊什（Jose Moix），他曾是“三十人集团”的成员，后来参加了统社党与工总。雷里达的委员会主席是统工党的何塞·罗德斯（Jose Roddes），他还兼任公共秩序委员。——原注
[15] 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 Fernández-Grandizo 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中译者注
[16] 《黑与红》（Negro y Rojo），墨西哥城，当代西班牙（Espana Conteporanea），1946年，第233页。——原注
[17] 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8页。——原注
[18] 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Le Comite Central des milices antifascistes），引自《混乱之中》，第251页。——原注
[19] 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纳瓦拉（Jaume Miravitlles i Navarra，1906—1988），生于费盖拉斯，1922年前往巴塞罗那学习工程学，1924年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被捕。出狱后流亡法国。1930年返回加泰罗尼亚，再次被捕，共和国成立后获释。1929年参加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并随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加入工农同盟，1934年退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内战期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宣传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2年返回加泰罗尼亚。——中译者注
[20] 《马德里先驱报》（Heraldo de Madrid），1936年9月4日。——原注
[21] 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Manuel Benavides），《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Guerra y Revolucion en Cataluna），《Luz sobra España》丛书，第3册，墨西哥城，Ediciones Tenochtitlan，1946年，第190页。——原注
[22] 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9页。——原注
[23] 拉巴塞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全称“加泰罗尼亚拉巴塞雷与其他种植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 i Altres Cultivadors del Camp de Catalunya），成立于1922年，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主要的农民组织。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反动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24] 加泰罗尼亚行动（Acción Catalana）已在1931年同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 de Cataluña）合并为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Acción Catalana Republicana），作者这里指的应该是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中译者注
[25] 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桑切斯（Aurelio Fernández Sánchez，1897—1974），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922年参加“团结”小组，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多次入狱。1936年7月担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至5月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6] 茹塞普·阿森斯·吉奥尔（Josep Asens Giol，？—1985），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936年7月担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巡逻队的组织工作，并兼任巴塞罗那工会联合会（Federació Local de Sindicats de Barcelona）书记、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7] 马尔科斯·阿尔孔·塞尔马（Marcos Alcón Selma，1902年4月10日——1997年7月6日），生于巴塞罗那，1917年参加全劳联旗下的玻璃工会，二十年代曾参加多次袭击行动，并因此入狱。1929年至1932年当选为玻璃工会主席，1931年至1933年当选为全劳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接替杜鲁蒂出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积极参加了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中译者注
[28] 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为：全劳联的阿森斯、杜鲁蒂与加西亚·奥利维尔；伊无联的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与阿巴德·德·桑蒂利安；工总的何塞·德尔·巴里奥（José del Barrio）、萨尔瓦多·冈萨雷斯·阿尔瓦拉德霍（Salvador González Albaladejo）与安东尼奥·洛佩斯·莱蒙多（Antonio López Raimundo）；艾斯凯拉的阿尔特米·艾瓜德尔（Artemi Aiguader）、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与茹安·彭斯（Joan Pons）；统社党的茹塞普·米雷特·穆斯蒂（Josep Miret i Musté）；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的托马斯·法布雷盖斯（Tomás Fabrègues）；拉巴塞雷协会的茹塞普·托伦茨（Josep Torrents）；统工党的茹塞普·罗维拉（Josep Rovira）。——中译者注
[29] 加西亚·奥利维尔，《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引自《混乱之中》，第255页。他说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模仿贪婪吞噬小鱼的大鱼，那样只会让他们不得安宁”。——原注
[30] 他认为：“通过这一表态，我们就可以向世人表明自己同各方进行兄弟般的合作的诚意，而且在西班牙其它地方，以及我们的力量始终不够强大的地区，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表态，来向其他组织表明：只要是曾与我们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合作、协助我们赢得胜利的组织，都会得到我们的谦让与尊重，我们希望它们也能投桃报李，给予我们同样的谦让与尊重。”（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9页。）——原注
[31] 同上，第170页及其后。——原注
[32] 同上。——原注
[33] 茹塞普·托伦茨·罗塞利（Josep Torrents i Rossell，1899—1943），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1931年参加工农同盟，随后又参加了拉巴塞雷协会，1936年7月代表拉巴塞雷协会参加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1937年当选为统社党执委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古巴。——中译者注
[34] 茹塞普·塔拉德利亚斯·茹安（Josep Tarradellas i Joan，1899年2月19日——1988年6月10日），青年时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并当选为总书记。曾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过多个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担任加泰罗尼亚流亡自治政府主席，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于1977年回国，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1980年卸任。——中译者注
[35] 卡洛斯·法夫拉·马林（Carlos Fabra Marín，1904—1970），生于切利亚（Chella），16岁参军。1936年7月任职于第3工兵营。7月29日凌晨，他发现军官正在密谋投靠叛军，便率领士官和士兵发动起义，击毙了企图叛乱的军官，控制了军营。内战期间曾随第17混成旅和第26混成旅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70年逝世于圣丹尼。1986年瓦伦西亚的社会党政府决定将他的遗骸迁回切利亚。——中译者注
[36] 埃内斯托·阿林·普拉多（Ernesto Arín Prado，1875—1937），步兵上校，曾参加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1936年7月担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并担任省长。——中译者注
[37] 督军（Gobernador Militar）负责管理和指挥一省的驻军，并兼管该省的治安。米亚哈曾在1936年8月底出任瓦伦西亚督军。——中译者注
[38]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José Martín Blázquez），《全面内战》（Guerre civile totale），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Les Éditions Denoël），1938年，第201页。——原注
[39] 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蒙特斯（Amador Fernández Montes，1894—1960），1909年参加社青团，曾担任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 de los Obreros Mineros de Asturias）主席，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936年回国。内战爆发后，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负责内务与司法。随后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1937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沦陷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0] 曼努埃尔·阿斯纳尔·苏比加莱（Manuel Aznar Zubigaray，1893年11月18日——1975年11月10日），西班牙记者、历史学家。1916年曾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一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并当上了《太阳报》主编。内战爆发后投靠弗朗哥反动派。曾担任弗朗哥独裁政权驻联合国、摩洛哥、阿根廷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中译者注
[41] 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为“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Consejo Interprovincial de Asturias y León），于1936年9月6日由希洪战争委员会与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合并而成，1937年8月24日改组为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最高委员会（Consejo Soberano de Asturias y León）。——中译者注
[42] 胡安·鲁伊斯·奥拉萨兰（Juan Ruiz Olazarán，1901年2月3日——1999年3月23日），生于桑坦德，当过侍者。他是社会党在坎塔布里亚（Cantabria）地区的主要活动家之一。内战爆发后担任桑坦德战争委员会主席，1937年2月8日创立桑坦德、帕伦西亚与布尔戈斯省际委员会（Consejo Interprovincial de Santander, Palencia y Burgos），并出任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3]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70页》——原注
[44] 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íguez Rodríguez，生卒日期不详），教师、社会党员，1936年10月11日至12月13日任马拉加省长。——中译者注
[45] 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叫“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Consejo Regional de Defensa de Aragón），1936年10月6日正式成立。委员会最初设在弗拉加，1936年12月起迁往卡斯佩（Caspe）。它在1936年12月23日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正式承认。1937年8月11日解散。——中译者注
[46] 华金·阿斯卡索·布德里亚（Joaquín Ascaso Budria，1906或1907—1977），生于萨拉戈萨，当过建筑工人，青年时参加全劳联。他是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的堂弟。内战爆发的时候，他在巴塞罗那，后随杜鲁蒂纵队在阿拉贡战线作战。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成立后担任主席。委员会被共和国政府下令解散后，于8月19日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7] 圣塞瓦斯蒂安的兵营被攻占后，全劳联的战士控制了街头。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写道：“我们实际上已经沦为这些洛约拉的劫掠者的俘虏……都被全劳联控制了。”（转引自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53页。）——原注
[48] 坎迪多·萨塞塔·埃切维里亚（Kandido Saseta Etxeberria，1904年12月13日——1937年2月23日），陆军军官，内战爆发后担任巴斯克民兵指挥官，1937年2月23日在指挥共和军进攻叛军阵地时阵亡。——中译者注
[49] 伊鲁霍本人提出了“两线作战”的概念（利萨尔萨，同上，第95页）：不仅要同“叛军”交战，还要同“后方的极端分子”战斗。——原注。
[50] 拉尔戈·卡巴耶洛出任总理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建议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参加政府，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对此写道：“正当我们以革命的方式筹建尤斯卡迪自治政府的时候，我接到了入阁的邀请，读者不难想象我当时有多么惊讶。”（同上，第81页。）——原注
[51] 安赫尔·桑布兰卡特·萨拉诺瓦（Ángel Samblancat y Salanova，1885年5月1日——1963年2月24日），生于格劳斯（Graus），曾为多家共和派、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报纸当过编辑。内战爆发后担任巴塞罗那革命法庭审判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2] 雷里达的革命法庭完全由工人组成，其中三分之一由统工党推荐、三分之一由工总—统社党推荐、三分之一由全劳联—伊无联推荐。审判长是全劳联会员拉洛卡（Larrocca），公诉人是统工党党员佩雷格林（Pelegrin），两人都是铁路工人。——原注
[53] 西班牙语人名“卡洛斯”（Carlos）与德语人名“卡尔”（Karl）是同源词。——中译者注
[54] 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柳萨（Francesc Macià i 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袖，1932年12月至1933年12月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中译者注
[55] 安东尼奥·奥尔蒂斯·拉米雷斯（Antonio Ortiz Ramírez，1907年4月13日——1996年4月2日），14岁参加全劳联木工工会，1932年担任木工工会主席。1936年叛乱爆发后曾参与镇压巴塞罗那叛乱，并率领民兵四处征战。1937年4月至9月任第25师师长。1938年7月逃往法国。1939年2月被法国政府拘留，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遣送至阿尔及利亚，盟军进攻北非后获释，志愿参加法军，曾随法军参加过多次战役。二战结束后移居拉丁美洲。1987年返回巴塞罗那。——中译者注
[56] 茹塞普·罗维拉·卡纳尔斯（Josep Rovira Canals，1902—1968），生于工人阶级家庭，13岁开始当泥瓦工。曾因拒绝参加里夫战争而流亡法国。1933年参加工农同盟，1934年当选为工农同盟执委会委员。工农同盟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统工党后担任统工党执委会委员。1936年7月18率领统工党的民兵镇压了叛乱。7月21日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8月率领民兵在阿拉贡作战。后来担任第29师师长。1937年6月16日被共和国政府逮捕，7月初获释后担任统工党地下执委会委员。1938年10月再次被捕，弗朗哥反动军队攻占巴塞罗那时趁乱逃出监狱。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试图重建统工党。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1944年11月，在图卢兹召开的统工党大会上，带领部分党员脱党，建立了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运动（Moviment Socialista de Catalunya）。——中译者注
[57] 曼努埃尔·格洛西·米耶尔（Manuel Grossi Mier，1905—1984），生于奥维耶多，14岁开始当矿工。1929年参加共产党。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曾因参加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而被判处死刑。1936年7月领导统工党的民兵镇压叛乱，并曾在阿拉贡战线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8] 格洛西是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也是军事领导人，德拉普雷曾对这位“勇士之中最勇敢者”作了一番动人的描写（《西班牙的死亡》，第55页）。——原注
[59] 曼努埃尔·特鲁埃瓦·米洛内斯（Manuel Trueba Mirones，1908年5月20日——1981年1月13日），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活动家，1932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6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叛乱爆发后，率领民兵作战，并曾担任第27师、第24师和第31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0] 何塞·德尔·巴里奥·纳瓦洛（José del Barrio Navarro，1907—1989），生于巴利亚多利德，当过金属工人，1922年参加全劳联，后参加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32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3年被全劳联开除后参加了工总。1936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年6月担任工总加泰罗尼亚分会书记。内战爆发后组织“卡洛斯·马克思”民兵纵队，前往阿拉贡战线作战。此后曾担任第124混成旅旅长、第4师与第27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3年因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而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61]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Jesús Pérez Salas，生卒日期不祥），1930年曾参加反君主制的起义。内战爆发后，协助镇压巴塞罗那的叛乱。此后负责指挥艾斯凯拉的民兵“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1937年初该纵队整编为第30师后，继续担任师长。1938年2月被撤换。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2] 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西班牙军事同盟成立后，以埃内斯托·卡拉塔拉·塞尔努达（Ernesto Carratalá Cernuda，1887—1936）中校为首的部分左派军官为了与之抗衡，成立了反法西斯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Antifascista），该组织在1934年同共和国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合并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中译者注
[63] 阿尔维托·巴约·希洛德（Alberto Bayo Giroud，1892年3月27日——1967年8月4日），生于古巴，1916年参加西班牙陆军航空兵，成为飞行员。曾参加里夫战争。1925年因伤退役。共和国成立后重返航空兵，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后曾率领共和军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在瓜达拉哈拉的航空学校任教。五十年代曾协助训练“七·二六运动”的游击队，并在古巴革命战争期间担任游击队的顾问。古巴革命胜利后，获将军军衔，1967年8月4日在哈瓦那逝世。——中译者注
[64] 伊希尼奥·卡洛塞拉·莫尔特拉（Higinio Carrocera Mortera，1908—1938），当过金属工人，青年时参加全劳联。曾因参加1934年10月起义而被捕，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期间曾指挥阿斯图里亚斯围攻希洪，后来担任过第192机动旅旅长。阿斯图里亚斯沦陷后，不幸被反动军队被俘，1938年5月8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65] 胡利奥·曼加达·罗森诺恩（Julio Mangada Rosenörn，1877年6月30日——1946年4月14日），生于古巴，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00年毕业后获中尉军衔，被派驻圣塞瓦斯蒂安。思想倾向进步，曾因发表同情工人的言论而被捕。1906年晋升为上尉，1918年晋升为少校，1929年晋升为中校。内战爆发后，指挥“曼加达纵队”，在马德里周边打赢了几次战斗，晋升为上校。但在连遭败绩之后被调任。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6] 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Enrique Castro Delgado）是第五团的首任团长。他有两位副手：一位是曾当过士官的共产党活动家巴尔瓦多（Barbado），另一位是葡萄牙政治流亡者、也是全团唯一一名正规军官马尔克斯（Márquez）（请参阅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Hombres made in Moscú]，巴塞罗那，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社[Luis de Caralt]，1965年，第281—293页）。1936年10月，卡斯特罗被石匠恩里克·利斯特尔（Enrique Líster）替换，从那时起，工人领袖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些著名的工人领袖当中，木匠莫德斯托（Modesto）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当过下士（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人与政治》[Men and Politics]，纽约，杜艾尔、斯隆与皮尔斯出版社[Duell, Sloan and Pearce]，1941年，第543页）；恩里克·利斯特尔曾在内战爆发前，因参加罢工而被迫流亡苏联，在莫斯科地铁工作，然后接受了军事训练（路德维希·伦[Ludwig Renn]，《西班牙战争》[Der spanische Krieg]，柏林，Aufbau Verlag，1956年，第192页）。——原注
[67] 弗兰西斯科·德尔·罗萨尔·里科（Francisco del Rosal y Rico，1883—1945），生于格拉纳达，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将军。曾参加反对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密谋。1936年内战爆发后，曾指挥全劳联的“德尔·罗萨尔”纵队同叛军战斗。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8] 米盖尔·帕拉西奥斯·马丁内斯（Miguel Palacios Martínez，1895年4月30日——1979年5月16日），生于德萨（Deza），早年参军，曾参加里夫战争。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参与反对独裁政权的密谋活动，在密谋活动期间接触了无政府主义者。内战爆发后，曾指挥“帕拉西奥斯纵队”，1936年年底这个纵队被改编为第39混成旅后，继续担任该旅旅长。1937年3月担任第5师师长。1938年春任第16军军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9] 何塞·阿森西奥·托拉多（José Asensio Torrado，1892—1961），生于拉科鲁尼亚，内战初期曾在马德里、马拉加、瓜达拉马一带指挥共和军同叛军战斗。1936年10月担任陆军部副部长，任上极力推动民兵的正规化。1937年2月马拉加战役失败后被撤职。后出任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共和国覆灭后定居纽约。——中译者注
[70] 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年6月5日——1923年7月20日），本名何塞·多洛特奥·阿兰戈·阿兰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1910年至1917年墨西哥革命期间的农民起义领袖。——中译者注
[71] 恩里克·利斯特尔·弗尔汉（Enrique Líster Forján，1907年4月21日——1994年12月8日），生于拉科鲁尼亚，当过石匠。1918年移居古巴，1925年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共产党，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苏联，在莫斯科地铁当过工人，1932年至1935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36年组建了第五团，并率领第五团四处征战。此后还担任过第1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第5军军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并随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1973年脱离西共，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Partido Comunista Obrero Español）。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于1977年回国。1985年重新参加西共。1994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72] 人民战争学校（Escuela popular de Guerra）的入学条件为：会读写，具有基本的算术能力，而且还要有某个民兵部队的推荐书；从第二期学员开始，入学条件又增加了一项：必须要有两个月的前线战斗经验。学制为两个月，头两星期先教入门理论，然后是训练，接下来是专业培训。这所学校的第一期毕业学员有三分之二牺牲在前线。——原注
[73] 曼努埃尔·穆尼奥斯·马丁内斯（Manuel Muñoz Martínez，1888年3月13日——1942年12月1日），退役步兵少校，共和国成立后曾在1931年代表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当选议员，1933年退党，建立了独立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 Independiente）。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担任加迪斯临时省长。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31日至12月31日任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10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 1942年被引渡给弗朗哥独裁政权，同年12月1日遇害。——中译者注
[74] 阿加皮托·加西亚·阿塔德利（Agapito Garcia Atadell，1902年5月28日——1937年7月15日），内战爆发之后，曾指挥“罪案调查旅”，负责镇压叛乱分子。1936年10月，叛军逼近马德里后，因对前途悲观失望，侵吞大量公款后潜逃法国，途中被叛军抓获，1937年被处决。——中译者注
[75] 路易斯·卡斯蒂利奥·潘托哈（Luis Castelló Pantoja，1881—1962），内战爆发时为步兵准将，任巴达霍斯的步兵第2旅旅长。1936年7月19日被何塞·希拉尔任命为陆军部长，8月6日辞职。1937年春天逃往法国。1942年在法国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然后被引渡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1946年获释。——中译者注
[76] 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Juan Hernández Saravia，1880年7月24日——1962年5月3日），生于萨拉曼卡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897年入读塞戈维亚炮兵学校（Academia de Artillería de Segovia）。共和国成立后，曾为阿萨尼亚担任军事参谋。1933年以中校军衔退出现役。此后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重新入伍，担任阿萨尼亚的私人秘书。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8月6日至9月4日担任陆军部长，试图重建已支离破碎的共和军。此后曾任南方集团军司令、列万特集团军司令、东部集团军群司令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47年曾任共和国流亡政府陆军部长。——中译者注
[77] 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洛佩斯（Leopoldo Menéndez López，1891—1960），生于军人家庭，1907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曾在非洲和本土服役。内战期间曾担任过军长、集团军司令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8]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洛佩斯·德·蒙特内格洛（Ignacio Hidalgo de Cisneros y López de Montenegro，1896年7月11日——1966年2月9日），生于一个保守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卡洛斯派。1910年入读预备军校，1914年入读行政学院（Academia de Intendencia），秉持后前往摩洛哥服役，1919年至1920年接受了飞行员训练，并参加了陆军航空兵。参加了整个第二次里夫战争。1927年出任西属撒哈拉航空兵司令。曾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军事政变，但在二十年代立场逐步转向共和主义。并参加了1930年的反君主制密谋，事败后流亡国外。共和国成立后回国，曾于1933年出任驻罗马和柏林的武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曾任总理侍从武官。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出任西班牙共和国空军参谋长。1936年年底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当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6年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中译者注
[79] 艾雷乌特里奥·迪亚斯—腾德洛·梅尔查恩（Eleuterio Díaz-Tendero Merchán，1882年9月6日——1945年2月13日），曾上过神学校，1900年志愿参加陆军。参加过里夫战争。194年参与创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后，为工人民兵的装备和训练做了重要的工作。1937年8月参与创建军事情报局。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在达豪集中营秘密参加了共产党。1945年2月13日因长期折磨而逝世。——中译者注
[80] 安东尼奥·科尔顿·加西亚（Antonio Cordón García，1895年7月25日——1969年1月23日），生于塞维利亚，1911年入读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毕业后曾参加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退役，并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内战期间曾担任东部集团军参谋长、东部战区集团军群参谋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1] 弗兰西斯科·休塔特·德·米盖尔（Francisco Ciutat de Miguel，1909年10月28日——1986年11月30日），1925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28年至1935年驻扎在毕尔巴鄂。内战爆发时在军事学院学习，1936年8月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内战期间曾担任北部集团军作战主任和列万特集团军作战主任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参加了红军，随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二战结束后，曾在古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越南、刚果等地担任军事顾问。1977年回国。1986年在哈瓦那逝世。——中译者注
[82] 茹安·卡萨诺瓦斯·马里斯塔尼（Joan Casanovas i Maristany，1890年8月11日——1942年7月7日），生于诺亚河畔圣萨杜尔尼（Sant Sadurní d'Anoia），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1914年开始担任律师，主要为工会辩护。二十年代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多次被捕。共和国成立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并曾担任加泰罗尼亚议会议长、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理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83] 艾斯塔尼斯拉乌·鲁伊斯·彭塞蒂（Estanislau Ruiz Ponsetti，1889—1967），生于巴利亚里群岛的马翁市（Mahón），曾就读巴塞罗那大学，1911年获学士学位，1912年至1915年在巴塞罗那大学教授几何学。1915年毕业后当了工程师。1920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技术员总工会（Sindicato General de Técnicos de Cataluña）。1923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2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议员和西班牙议员。内战爆发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于1936年7月31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任供应部长。8月6日辞职。8月13日担任统社党驻加泰罗尼亚经济委员会代表。1937年6月担任柯莫雷拉的顾问，7月当选为统社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至1939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副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4] 拉法埃尔·比迪耶利亚·弗兰奇（Rafael Vidiella Franch，1890—1982），生于托尔托萨（Tortosa）。当过印刷工人，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1923年至1930年曾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30年退出全劳联，参加了工总。1931年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党主要领袖之一。1935年参加了整合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左翼政党的工作。1936年5月退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并在7月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战爆发后，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工作。1936年7月31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担任通讯部长。8月6日辞职。同年12月17日再次参加自治政府，担任司法委员。1937年4月16日改任劳工与公共事业委员。同年5月改任公共秩序、司法与劳工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6年回国，1982年在巴塞罗那逝世。——中译者注
[85] 1936年8月初，共和国政府下令动员1933年、1934年、1935年的预备役士兵入伍。——中译者注
[86] 转引自《加泰罗尼亚1936—1937》（Catalogne 36-37），第59—6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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